仁学解释学——李幼蒸先生访谈录

（按：此文原定刊于山东大学《当代儒学》2011年下半年第二辑，后因故该辑拟延至2012年上半年出版，因此本文反而先刊于本来估计将后于《当代儒学》第二辑的、刚刚出版的文集《仁学与符号学》〔重庆大学出版社〕了。特此说明----李幼蒸）

受访者：李幼蒸

问：李先生，您好！作为著名的翻译家、哲学史家、哲学家，您的身份是“旅美学人”，现任国际符号学学会（IASS）副会长、国际中西哲学比较研究学会（ISCWP）顾问。但我们知道，您最初的任职单位是中国社科院哲学所。您后来为什么长期旅居西方呢？我的意思是：除了我们已经知道的一些具体的人事因素之外，有没有学术方面的考虑？另外，您有没有近期或将来回国定居的打算？

答：自从1959年初退出天津大学而矢志哲学研究以来，我更加明确了职业和志业为截然不同之两事。职业只是一种实现志业的途径，其性质和地点自然为个人偶然之“际遇”。我个人生涯的“辩证法”则表现在：当时并不存在哲学职业机会的事实，也使我彻底摆脱了追求某种“哲学职业”的条件和意识，并因此免除了个人在职业和志业间进行协调时易于发生的苦恼和障碍。我遂“极其幸运地”在表面上看来最不利于哲学志业的时期，获得了在精神上“全力以赴”朝向哲学的境界。现在我可以毫不夸张地回顾说：我庆幸于早年未曾进入国内外任何正规哲学科班的环境（当时如果有这样的机会我当然会努力争取进入的，而那样一来，我也就不可能达到今日获得的独立精神境界了）。

        1977年上半年我路过南京时曾独自徜徉于燕子矶头，眺望大江东去，益加坚定以向学终老之志意。没有想到，仅一年之后，命运竟然完全翻转过来：遂以42岁之年进入了哲学单位。然而我那时所珍惜的是哲学所所提供的研究条件，而非它为我带来的社会身份的改变。我之所以能够进入哲学所，完全因为3个人：杜老，孙所长和曲处长，即三位“老干部”。后来，在文革“滚过一身泥巴”，精于权术之辈掌权，我的处境日渐困难，竟至于发生出国申请资料被科研处“丢失”半年而不通告之事。尽管我的知识结构水平超出他们20-30年，他们中的一些人对我的态度却是：一只手要“袭取”你的知识，另一只手则要对你排挤打压。

        到国外去当然因为那里具有更有利的研究条件。对我来说，这就是两点：和国外主流理论家面谈，以及自由利用图书馆。在德国大学哲学系的9年经历（其中7年半由德国基金会资助），使我不知不觉间完成了毕生有关中西哲学关系的“最终认知”：人类哲学事业必须统一处置，哲学史和伦理学是两回事，因此，哲学不等于伦理学。在对西方哲学和伦理学的本质有了进一步认识后（参见《形上逻辑和本体虚无》，商务印务馆）我遂对仁学和儒学的“现代意涵”获得了空前明确的认知（甚至于是“独一无二的”认知）。其结果是：原来仁学内涵着世界性、人类性的巨大意义。出国之后，哲学所对于我在国外的学术活动及成就照例绝不报导，而我的“对立面”则转向了海外华人学界。10年接触下来我才发现我与海外文科华裔精英的认知和志行竟然会是“南辕北辙”。一种有趣的现象不妨在此提一下：新时期30年来，我以往20年矢志向学的经历曾不断受到国内老中青学人的关注和肯定，却不曾受到过海外华人的任何注意。此虽小事一桩却相关于海外华人学界的心理问题，特别是那些以“新儒家”志节自诩者。似乎是：他们更愿标榜自家人在大度山上的豪言壮语，而不愿意看到大陆闭关时期有人能够隐居求志，特立独行。“志节”方面的嫉妒心是更深刻的嫉妒心，充分暴露了海外一些人以志节话语求个人功利的真实心态。为什么要在此提及此事？因为我们必须从方方面面剖析海外所谓新儒家学派的里里外外，其表里不一的本质使其最终演变为一种学术商业化的现象，即以道义话语求功利之实，自封道统则为其明证，变相地追求精神上的“权势”而已。

        大约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哲学所通知我：如不马上放弃德国计划返国将按照“自动离职”处理。请想想看：前方我要面对在德国所从事的重大课题研究的挑战，后方却要应对国内给予我的巨大职业与复杂人际压力。由于我个人在1978年前20年的连续自学积累，在哲学所的10年里我得以在若干理论领域率先（亦相较于港台及海外华裔学界）将当时西方前沿理论引入中国，即：将现象学、解释学、符号学、结构主义等思想理论（这是在西方受过正规训练的港台及海外华裔学人未曾在同一深度上有能力掌握的，虽然他们不愿承认）“一步到位地”展现在中国学人面前。为什么？因为我是仁学者，以求真求知为人生观，不以职场利害选择为人生观。大家会发现，我自1978年发表译著以来，我还一直以优先介绍现当代欧陆思想理论，来对峙于我此前其实很熟悉的，两岸四地学界几十年来所偏好的英美思维方向。(责任编辑：李幼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