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号学与人文科学研究      

（思勉研究院讲演，2010年5月11日）

                                                                                        李幼蒸

作者按语：本讲的“予备提纲”、“临场演讲”和“讲后文稿”这三部分,在主题和范围上大体一致，而在内容细节上不尽相同，因为三者是先后分别完成的。彼此之间在内容上可以相互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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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讲的主题有关于人文科学、符号学和文艺理论三者之间的关系。这三个学科名称的对象范围广狭不同，却彼此密切相关。“符号学”今日应该在“人文科学”内定位，“文艺理论”今日必然与“符号学”联系在一起。为什么会这样说呢？本讲企图对此予以说明。

A。人文科学

现 代学科名称“人文科学”，是一个二十世纪以来逐渐形成的学科概念，其来源特别相关于世纪初的德国“精神科学”（新康德主义和解释学）和二次大战后法国的 “人的科学”，二者最后汇合为当前所说的“人文科学”。其“对比方”不仅是“自然科学”，而且是“社会科学”。二十世纪初乃至二次大战前，中国五四时代所 说的“科学”，基本上是指“自然科学”及其相关概念。慢慢我们知道了应该区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后者曾同时包括“政经法”和“文史哲”。改革开放以来， 我们渐渐知道了应该对此后二者也加以区分。“数理化”、“政经法”、“文史哲”这三大“科学知识”领域范围中的“精确性”和“实用性”是递减的，但彼此的 “重要性”却不能够按照此“科技标准”加以判定。我们倒不妨说，人文科学的重要性，一方面反映在其本身的学理价值和人类需求上，另一方面却正反映在其欠缺 精确性和实用性方面。正是这种“关键性的欠缺”，使其具有着须待尽先推进的迫切性。因为人类社会历史上的重大危机、冲突和解决，首先相关于不同社群之间在 价值、信仰、理解之间的分歧。后者正是人文科学研究的主要对象之一。

一 方面，对比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我们不难发现人文科学在其“科学性”上的弱点；另一方面，也正因为其欠缺有关意义和理解的一致性标准，人文科学也成为似 乎“不必具有科学性”的特殊学术领域。今日西方后现代思潮还为此立场提供“说明”，遂成为今日人文科学“科学化发展”的主要障碍之一。后现代派思想家实际 上已经成为人类“理性之敌”。于是，人文科学的固有弱点和后现代主义对此弱点的特意利用，已成为今日发展人文科学的双重阻碍。作为人文科学中主要认识论和 方法论工具的符号学，也充斥着这类理性实践和非理性实践之间的张力和冲突。后者也表现在中国人文科学领域之内。原因是：一方面，我们的当代学术思想在商业 化功利主义的世界潮流中易于对世界“流行”亦步亦趋；另一方面，新时期最初三十年内我们的新型学术社会刚刚形成，基础还不够深厚。中国传统人文学术的非现 代性，二十世纪初中国先进学人之西学知识的初步性，文革前后中国人文科学的相对停滞性，以及改革开放初期青年人文知识分子正规教育基础的普遍不足，共同成 为阻碍当代中国人文科学顺利发展的相关因素。这些负面因素，却因急功近利风气和中国西学理论中的“以译代研”方式，而没有被学术社会充份认识到。

如果不为上述历史性局限所囿，就会注意到中国人文科学事业面对着两大特殊任务：一方面，中国学界必须全面、深入研习现代西方人文科学的理论成果；另一方面， 中国学界必须体悟中国人文科学的独特潜力。中国学术的发展方向，决不可能像海外“新儒家运动”那样满足于对西方理论的浅尝辄止以及满足于学术上的“思古情 怀”。一个“吊诡”现象是：海外六十年的民族主义学术方向，竟然导致其学术运作上的“全盘西化”（或“国际化”），即“国际汉学化”。“汉学”是西方学界 的一种“少数族裔通识教育”层级的学术，其“对象”属于“中学”，而其“目标”和“任务”属于“西学”。正是符号学的学科制度分析法告诉我们必须区分学科 “身份”的不同方面。张光直先生担任“台湾中研院”文科副院长时曾说要把“中研院”办成世界的“汉学中心”，此一言论就反映了当代海外人文学术在“学科 学”方面的概念含混性，竟然把中国人文科学现代化发展的巨大任务窄化为西方汉学界的专业任务。同时，有关中国人文科学发展前途的种种误解，也与社会舆论的 唯职业层等级化、唯西方学术制度标准是问的不成熟认知盲点有关。

把中国人文科学窄化为西方汉学，不仅大大局限了中国人文科学的全球视野，而且局限了中国传统人文学术现代化提升的机会。因为中国学界的西学理论深化和中国传 统学术的现代化发展是密切相关的：没有深入的西学理论知识，也就没有中国传统学术的现代化发展。这样重大的学术战略性认知，今日还未被海内外学界充份理解 或遵行，因为学科分隔导致许多专业学者欠缺“现代学术的宏通视野”。这也是我们提倡跨学科理论对话的理由之一。

反过来，今日我们对中国人文学术发展方向的认知，首先也与我们对人类三大科学世界全局的理解息息相通。这又是我们提倡“跨文化理论对话”的理由之一。正是现 代中西理论对话的发展，得以让我们也认识到“中国人文学术”的巨大潜力和世界责任。二十一世纪的人类人文科学必须成为真正全球性的事业，因此不可能仅根据 西方文明历史经验进行学术与思想总结。如果要在理论层次上促进东西和中西文明之间的对话，除了需要充份掌握西方理论知识外，也需要以现代科学方式深入掌握 东方和中国的历史资源。对此而言，掌握东方和中国语言是必需的条件。然而中文比任何西文都要艰难，很难想象多数西方汉学家能够像中国学者那样掌握中文的古 今典籍，更难设想汉学家能够用现代中文进行理论讨论。这一偶然的人类语言史上的事实，从“技术上”决定了中国人文科学的“世界任务”：在人文科学全球化的 事业中担负无可替代的“历史上、理论上”双创新的任务。所以，中国人文科学的对象范围和目标，不仅不可能局限于对中国传统思想史料的重复性、资料性劳作上 面，而且还必需努力于掌握西方人文科学的理论前沿。对此而言，“汉学”范畴能够对其胜任么？中国人文科学能够把自己“套进”如此狭窄的学科范畴内而心安理 得么？未来的中国人文科学必然需要在世界“中文学区”内独立发展，中国必将成为世界上另一个“人文科学理论”中心，其学术应用语言则应当是中文。中文或汉 语，百年来表现出令人惊诧的“与时俱进”、“推陈出新”的潜能。这是西方语言所绝对不能够取代的。那种以为用西方语言表达的中国研究就自然“提升”了思维 层级的说法，是极其幼稚和可笑的！为什么本节所谈道理难以被接受？除了学理上的学科区隔原因外，职业性的功利追求才是更根本的原因：一些学科“权威”满足 于通过现成有效的国内外学科渠道以追求和维持个人的职业利益。表面上海外新儒家强调传统思想价值，实际上他们避难就易地将传统价值材料纳入国际职业渠道以 达成职业竟争目的。“新儒家运动”的本质其实正是违背了孔孟人本主义的伦理学精神（求真而非求成）。对此，本人已有大量论证文字发表，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见。

关 于中国学术的未来发展，一定要区分三大学术世界。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可以基本上按照西方模式进行现代化的改进，而人文科学的发展则必需“一分为二”，更不 应该企图在制度上“全盘西化”。因为“西方人文科学”本身也正需要现代化的变革，我们中国人文科学应该从战略性高度上创造性地“参与”此世界人文科学总体 的现代化改进，而不是满足于在职业制度性层次上对西方人文科学亦步亦趋（所谓“与世界接轨”）。西方大学的文科教育制度也正面临着严重的危机，如何能够照 抄照搬，做茧自缚？正是符号学的思考角度可以为我们提供一种批评性的、建设性的“认识论距离”；也就是对西方人文科学制度规条保持一种认知性、实践性距 离。这却是“照搬西方学制”的功利主义所未能把握的。因为，留学生阶段的西学知识水平只是西方学界内初阶程度的，“学成”回国以后却迅速在两岸学界内被 “拔升”至高阶，从而为学者的急功近利风习提供了“功利进取的”制度性条件，如果“高阶”和“初阶”都只联系于职业功利性追求目标的话。这个学术外的社会 现象却成为百年来中国西学理论难以快速提升的根本性原因，至今仍然严重地阻碍着中国人文科学理论的进步。此外，学界如果不把青年学子未来学术水准的有效提 升当作最高任务，而把为古今中外“前辈大师”树碑立传当作学界的“大事”的话，中国人文学术就难以顺利发展了。当前中国人文科学事业，是应该百分之90地“向前看”，还是基本上在“向后看”？这是考验学界科学严肃性程度的客观指标。因为，试观自然科学界今日会不会发生这种学术大方向上的重大混淆？人文科学的“泛遗老遗少”风气根本是要把人文学术当作“古玩”，而不是当作“科学”！

B。符号学

为 什么在新时期初起时，我会义无反顾地开始了符号学研究和推广的长期工作？因为，一方面，体认到符号学是沟通不同学科理论话语的“语义学工具”，另一方面， 认识到符号学也是不同文化传统间有效沟通的“语义学工具”。广义的语义学分析，既涉及到话语的意义层次分析，也涉及到学科和文化的制度性分析。因此，所谓 符号学，绝对不限于当前国际符号学界所关心的记号表现及其历史的研究，而是直接关系到一切人文学术话语的表达和形成的“机制分析”，对此，文学和电影的符 号学研究提供了具体的范例。当代世界符号学实践其实也处于一种矛盾的张力环境中：哲学本位方向和跨学科理论方向。如果把记号现象挂接到某种哲学系统之上， 以为如此就对纷乱杂陈的意义和记号的问题进行了某种“符号学的”整理，这是一种非常浮表的看法。不幸，在符号学界正像在其他人文科学领域一样，避难就易的 职业功利导向仍然影响甚巨。一些符号学家们没有认识到符号学的“关键任务”首先在于对各种中西传统学科及其话语进行语义学的和制度学的“解剖”，为此则首 先必需掌握传统学科和符号学分析这两方面的知识技能。

五 十年来当代世界符号学的突出贡献，表现在诸传统学科内一流学者的创造性成果方面。我们可以在几乎一切人文科学学科内举出若干以符号学方法进行学术思想创新 的西方“名家”来。五十年来的西方当代符号学运动的方向就表现在跨学科的理论突破上。中国新时期提供的学术发展机会，则因缘际会地，导致世界符号学运动突 然转向东方，转向中国。三十年的中国符号学发展，使得“中国学术”突然成为世界符号学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什么？因为，“跨学科”的另一种形态就是“跨 文化”。在人类文明史上，能够与西方学术文明“相比对”的，首先就是中国文明史和思想史。一向我们只知道中国文明史与西方文明史在表层历史内容上的异质 性，却还没有体悟到二者在理论上可能有的“汇通性”。因为，只有当中国的历史话语被现代化“改述”之后，中西理论话语的“对比”才具有了可行性，也就是 说，中西思想资料之间才有可能产生在理论上可进行有意义比对的语言学条件。这是“前理论性的”汉学和“国学”所不能够提供的中西理论对话的“符号学条 件”。当然，对此重要的中西比较理论资源，不仅传统的中国学者难以领悟，现代西方理论家也难以领悟。前者欠缺西方跨学科前沿理论知识，后者欠缺中国传统历 史和语言知识。正是一种正在形成中的“中国符号学”学科，试图进行此两大学理方向上的汇通任务。“中国符号学”学科，作为跨学科、跨文化的最典型领域，将 既是“中国性的”，也是“世界性的”。这个当前世界人文科学的新兴领域，正在通过世界符号学运动的“东渐”，形成于世界中文学区（2012年南京第11届国际符号学大会的召开，将成为人类人文科学发展史上的一个转捩点象征）。我们必需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两方面突破职业性和习惯性的功利主义限制，才能够投入和参与此世界人文科学演变的大趋势。（对此课题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本人许多相关著、译作品。）

C。文艺理论

存在着两种“文艺理论”观念：对社会历史上的既定“文艺作品”提供解释和宣传，以及对广义“文艺现象”进行分析和理解。二者并不是一回事。新时期三十年里我们的文艺理论研究的进程处于这两种趋向的交叉互动之中。1977年 底当我译出了现象学家布洛克曼的《结构主义》小册子时，心目中的“文艺现象”属于后者，而二三十年来我们的“文艺理论工作者”大多数仍然关注着前者。其中 既有思想史上的自然原因，也有一个“社会学的”问题：“因人设事”。许多在旧时期被“冤枉”的学者获得“平反”后立即占据了主要工作岗位，而人们并没有一 个考察学者原有知识和时代知识发展之间差距的意识。人们习惯地根据“过去的”、“历史上公认的”资历来看待学者当前的学术资格。因此，80年 代出现了一种普遍现象：学科“带头人”不一定是能够掌握新知新学者。社会过多关心对“旧知识分子”评功摆好的需要，而轻乎对青年学子向前提升的实质性需 要。而知识分子如果一以“追补岁月”为个人学术实践目的，哪里还会自问一下自己这几十年来在知识储备上的缺失问题呢？而上述前一种文艺理论问题，不仅在知 识论上普遍脱离于世界文艺研究的主潮，而且在“学术实践性质”上广泛“纠缠于”非学术性的意识形态之“争辩”中。这些“理论争辩”大多相关于不同时期“政 策”间的人为性差异，而并非相关于文艺学的学理问题正误本身。于是，在文艺理论界，人们惯于把某种政策性的“松动”当成了文艺理论内的学术性“进步”。当 然，这一现象也反映着新旧时期的学界风格之变迁，大方向上总是朝向思想前进方向的。与此同时，三十年来，文艺理论界的纯知识论建设也在积极发展之中。时至 今日，前述两种文艺理论类型，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而二者之间的“联系”还极为松散。这就是为什么在文艺理论界新旧学者之间难以协调一致的历史性根源之 一：彼此的知识内容和学术目的非常不同。

随 着留学生大批回国和翻译作品大批出现，现当代西方文艺理论内容大量涌进中国，我们于是看到了另一种负面倾向：照抄西方时髦话语。一方面，传统的文艺思想还 局限于围绕着欠缺认知性深度的现实文艺作品打转，另一方面，西学“转述派”虽一以西方时髦为标的，却因学力的历史性限制而难以深入把握当代西方文艺理论的 脉络。由于前种研究类型的主导地位，用“西方理论名词”描述当前“文艺作品”遂成为一种实用主义的“标新立异”。目前中国文艺理论界的主要问题，当然在于 对西方理论把握不够，其深层原因仍然在于学者对作为文艺理论源泉的人文科学理论的研究还未深入。于是，我们今日面对着一个学术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转折点：今 日文艺理论是否应当从过去的“文艺作品中心论”转移到“文艺理论科学观”呢？“文艺理论”学科，已经成为人文科学的必要组成部分和应用平台。“文艺理论” 相当于一个学术实践“场地”，其材料和方法程序均广泛深植于人文社会科学全域。文艺理论成为我们拓展人文科学本身工作的一部分，它当然也是我们用来理解和 促进现实文艺创作的理论工具之一，但它首先得是一种相对独立的“科学性实践”。

作 为人文科学的组成部分，文艺理论也自然面对着一切人文科学理论发展所共同面对的问题：跨学科的理论发展和哲学中心论之间的时代认识论挑战。传统上，文艺理 论的“基础”往往是哲学性的“美学”，因此受到传统学科分划的限制。六十年代首先在法国出现的结构主义和符号学文艺理论运动，就体现为现代西方文艺理论界 的“脱哲学中心论”的、跨学科方向的努力。相比之下，美国的人文科学乃至文艺理论的认识论发展要滞后许多年。一般来说，有哲学“训练”者，反而易于泥执哲 学教条而忽视了理论思维中的“有生力量”。一般孜孜于职业竟争者当然“趋炎附势”（附哲学之势），以将自身学术方向“依附”于国际上的“理论大牌”。现代 中国的外国文艺理论研究史，历经几个世代的滞后时期，当然也难以迅即达至掌握西方文艺理论前沿的深度，但我们首先应当明了自身的学术环境和改进之道。

符号学阶段的文艺理论（以文学理论和电影理论为中心）则进一步使得文艺理论成为人文科学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也就进一步促使中国的文艺理论学术事业必需进一步思考其“身份”、任务和方向的问题。早在1980年 代末本人担任《当代电影》编委时就曾强调，应该把电影理论和电影制作加以区分，这正相当于把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加以区分一样。把“文艺创作”和“文艺研 究”放在一个“学界”内，是一种源自旧时期的实用主义归类法。而如今中国的文艺理论事业已经朝向科学建设的新方向了，其功能与前已大不一样。如果把“物理 学家”和“工程学家”纳入一个“学界”，已可确知此种安排的非科学性或非可行性了。同理，文艺创作者和文艺研究者也分属不同的“行业”。此外，还要考虑到 前述文艺理论的身份问题：是独立的科学研究，还是“为文艺创作服务的”工具？物理学当然可以“服务于”工程计划，但此“服务实践”属于另一工作范围，并不 属于“物理学”本身。“文艺理论”或“文艺研究”的道理也一样。80年 代以前的老一辈文艺理论研究者对此学科分划的必要性未必能够充份理解，而新世纪、新时期的文艺理论工作者如不理解此一学科分划的必要，就既难把握文艺理论 界的新知新学，也难合理有效地解决现实文艺创作的实践学问题。（正如，史学家如不研究现代史学理论，就既难以把握历史学的理论问题，也难以跟踪史学界的现 代文献学进展一样）

必 须指出，今日西方符号学的“主体部分”，就是一套“新文艺理论”。所以，在狭义上，文艺理论与符号学，往往相当于一而二，二而一。而传统的文艺理论形态由 于拘泥于哲学美学框架，反而难以把握：文艺理论问题首先就是在“形式分析科学”的层次上处理内容和形式的关系问题。如果我们80年 代的文艺理论教师主要熟悉的是传统型文艺理论，当然就不易理解符号学的“科学形式主义”，因此也就难以充份向学生传授新知新学。这样的教育学上的“因因相 袭”所造成的学界之知识论上的“共识”（学术社群内历史上形成的学科集体认知一致性），具有一种对学界知识欠缺事实的“掩盖”作用。“留学经历”一方面可 能含有前述的内在弱点，同时，更主要的是，海外华人文艺思想基本上也是“前理论化”阶段的，因此也未能对此国内学理上的缺欠提供“补正”的机会。（人们总 是把学术理论问题和社会文化状况的实际问题混为一谈）海外华人人文学界的普遍前理论化思维趋向，又共同地“控导着”海内外华人学界的学术眼界。国内崇洋慕 外的功利主义风习则进一步强化了海外华人人文学术对国内施行“学术眼界窄化”的效果。符号学和其姐妹学科---解释学具有的理论效力，应当说，远远超出了海外华人人文学术之思维水准。因此，中国的西学理论研究的提升，首先就须摆脱“海外华裔人文学术”的框架。（如以求“成”为目的而不以求“真”为目的，则永远不会识破此有关“中外高低论”内之“谜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