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贵阳：阳明学·新仁学·符号学

2.宁波：浙东学术传统（宗羲史学&阳明心学）与现代理论

3.    兰州：哲学-人文理论-符号学

【补叙】新仁学和人文知识分子的责任

中华精神文明（在地区历史纵向及全球空间横向上）发展的“理想目标”，与当前区域内学界的“现实需要”不是一回事，因为二者的背景和标准完全不一样。新仁学伦理学和中国符号学方法论首先都是相对于中华精神文明发展理念而设定的，其次才是考虑如何弥合长程理想和短程现实之间的差距。换言之，此一学术实践组合的实际目的则在于探讨如何促使历史中形成的现实治学态度及知识结构向学术理想标准靠拢之途径。而只有当学界首先在主观认知和意志力养成上获得合理提升，才可能进而考虑如何推进此一现实与理想之间调节的进程。尽管现实的惯力永远大于理想的吸引力，但因中华精神文明理想的意义如此深远重大，我们也别无选择，而只能义无反顾地勉力为之。对于中华文明区来说，中华文明理念和现实学界实惠需求之间的这种差异性之所以比较突出，乃缘于人人皆应知晓却未必有勇气加以正视的特殊历史原因。其大端有二：首先，中华文明具有的漫长独特历史形态，经历了百年来现代化的冲击，作为其精神史主体的传统人文学术思想，在与西方现代人文社会科学互动时正处于全面现代化调节的复杂艰难过程中，即使百年播迁不过历史一瞬而已；其次，自上世纪三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末这四十年间，两岸四地华裔人文学界，各因不同的原因，均曾处于各自人文学术理论现代化的“停滞期”（相较于此前三十年的学术理论“黄金期”而言）。以至于自八十年代初各自不约而同开始人文理论现代化进程以来，两岸四地在“国学现代化”和“西学理论”研究两方面仍遭受着此前 “停滞期”导致的新时期内理论学术提升迟缓的结构性阻碍。新时期三十多年来的中华文明的“文史哲”事业的确正在努力于复苏和发展，而且由于传统文化精神的潜移默化影响，人文知识分子群体正以极大的热情投入此一人文学术复兴运动。然而与此同时，当中华物质文明已融入全球化过程并达于世界领先地位之时，急功近利风气和唯名利是求态度也已普遍渗入人文知识分子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惯习之内。此种全球商业化时代引生的唯利是求的社会风气，加上历史上的各种负面经历的后遗症之影响，致使人文学术现代化革新事业首先增加了主观实践学方面的障碍。这样，学人一方面多以个人偶然获得的现有知识条件投入职场竞争，不复关注和反思自身学术真实进取所需的必要水准和基础为何的问题，另一方面朝向市场化的人文学术世界内已形成了类似于“集体自瞒”的、实用保护主义的“学术共识”。此一在具体史地条件下人为形成的“学术共识”也就成为助长学人继续忽视自身知识条件不足的一种“逃避策略”。结果，学人不仅不肯正视自身真实学养，而且出于职场内功利主义进取的需要而集体地刻意掩饰此一学术条件真相问题。不言而喻，学人主观上特意忽略自身真实知识状况的集体性格，不仅成为学人自我知识革新的阻力，而且今已成为中国人文科学现代化前进的结构性、本质性的内在障碍。如果人文学者不能像科技人员那样“玩真的”（这样才有了卫星上天和诺贝尔奖），而是集体地满足于表面上的（个人的以及集体的）“政绩”，那么，如我屡次（实非危言耸听地）指出的，未来中华文明区的“文史哲”现代化事业，将“结构性地”永远（不只是“长期”）居于世界二流的（甚至于“以下”的）地位。

何况，相关问题的复杂性还缘于那些（早已丧失民族精神自信心而）一心“走向国际、希求被外国权威认可”的两岸四地人文学者们所鲜能体察的国际事实：世界人文科学理论本身正处于停滞不前时期。此一国际人文学术理论危机问题，更非尚纠结于如何克服“后文革时代”学术后遗症的中国人文学界所有能力加以应对。单靠祖宗的“遗产”（别忘了，那些是祖先的遗产，不是我们自己的创造物！）炫耀于世，只具有营造民族文化虚荣的效果，根本无关于中华文明学术理论发展的民族使命。二十年前我就开始指出，如不思认真自我革新而又一味希图以“假大空”方式靠祖先业绩敷衍局面的话，中国人文学界将只能成为世界人文科学的“历史资料供给国”，如同今日文化商人靠到国际市场上变卖祖先遗产发财并顺便“赢得世界面子”一样。

为了弥补现代历史造成的此一严重学术理论缺欠并期通过有效汲取中华文明自身的精神力量以激发学术革新动力，我们于是提出了回归传统“仁学伦理学”的建议。仁学及其现代化运用（称之为“新仁学”）是重建、调整、发扬学人个体精神素质的一种“自我心学”。我们要靠此传统有效的“发心技术学”来重建主体学术求真信念及意志，并将此心志有效地（关键在于“有效地”而不是“自我欺瞒地”）运用于中国人文科学现代化革新的事业中去。“新仁学”就是这样一种进行探索和尝试的学术实践平台。而为了体践此一新仁学方案的“有效性”，它必须与各种相关现代方法论相结合（符号学即为其一）。因此，此一看似简单的“新心学”实践，不仅直接关系到中国人文科学现代化的整体事业，而且也（历史辩证法地，即虽云旧帮“其命维新地”）堪称属于世界人文科学界至今独一无二的认识论、方法论方面的具有历史性意义的重大学术实践范畴。这就是在中华古老仁学伦理学和世界现代科学理论之间“有机互动”之后的可能产物！中华文明学术实践中的一种辩证法特点表现在：尽管存在着上述学术条件不佳的现实条件，从深层认识论来看，迄今为止，仍然只有植根于中华文明土壤中的中国学者才具有“知识条件潜力”及其历史文化资源来承担此一人文学术革新实践。这是那些在国际场合（因其源于上世纪历史性的“四十年知识耽误”而不辨好坏真伪、今又已被国际商业化唯利是求大潮所洗脑）只知趋炎附势的“制度性全盘西化派”们所根本不懂的。我们的相关跨学科、跨文化的“新仁学-符号学”研讨会形式，就是此一学术实践理念的组成部分之一。（2014,2,23补叙）

警 言

学会或论坛是学术实践的工具或途径，而不是学术实践的目的或目标；我们永远要记住：学会或论坛是为学术实践服务的，而不是相反：学术实践（反而）是为学会或论坛服务的。我们的实际“目的地”是各个人的学术的提升，而不是聚众以形成和显示“学术权势”的团体！

                前 言：再为符号学正名

所谓“中国符号学”，未来大概可以划分为三大片：

A.应用（或部门）符号学（含古今中外各专业），约占百分之70

B.国学符号学（传统文史哲宗艺理论的现代化），约占百分之20

C.人文科学理论符号学（中西现代文史哲理论汇通），约占百分之10

这三大片，虽然都含有“符号学元素”，但各自在学科、目标与方法的构成、类型和比例方面差别很大。随着中国符号学事业的发展，此三大片学术领域的分化也就必然逐渐明显，它们彼此在同一学术共同体中的互动关系也就更趋复杂。换言之，各自的专门化与分工化也会逐渐加强。但是，三者的发展都必须是广义“符号学方法”和各专业学科领域知识间不同程度上共同结合后的产物。符号学必须存在于各常规学科及其组合体之内；符号学研究必须是各学科及学科组合内的各种“专家”实际进行的学术研究；因此，“中国符号学”是“属于”中国人文科学各个专业的，并非属于一个所谓“中国符号学界”的；而其形成和发展的前提条件则是各学科专业必须首先在专业知识上足够深化。没有专深学科专业的研究不可能是成功的符号学研究。中国的符号学研究也要随着学术整体的发展逐步超越其最初根据西学以及中西经验性比较研究所进行的“符号学泛论”阶段。

中国符号学的A片，即应用符号学领域，三十多年后的今日，将越来越成为中国符号学界的“主力”，它将包括文学、电影、电视、戏剧、美术、音乐、舞蹈、雕塑、建筑、民俗、图像、IT、媒体以及文化学术的方方面面。每一大类还将细分为各小类。中国的应用符号学家将从几十个专门领域的专家内产生，成为各领域学术理论的带头人之一。一国的符号学学会组织特别适合于作为应用符号学学者的聚会场合，他们彼此也最有需要彼此沟通，相互学习。为此，这样的“符号学组织”最要注意参加者团体的身份平等性。不可能长期存在由个别学术领域内“走先一步”者对整个符号学领域进行长期控导的局面。少数人垄断学术市场的局面只能发生于新学术乍起时期。中国符号学用了35年才走到今日的规模，如今我们总算可以据以大体展望应用符号学各领域今后分头发展的图景。大家都应该爱惜此一局面。同时永远要记住，任何学科的符号学都得是在本专业知识深化后才能有效发展的。而应用符号学或部门符号学的几十个“专业”在此跨学科对话领域内，都是相互平等的对话参与者，尽管彼此在专业和理论两方面的进展程度、比例、强弱上各有不同，但学者的学术程度是需要参照个人知识总体加以衡量的，而不是仅只靠其运用的某种方法论在中国学界的一时流行性来衡量的。同时，一个值得我们关注的重要的国际性现象是，当符号学方法论开始被接受和传播时，不同学科内学人在各学科符号学方法应用方面相互沟通的需要较为明显；而当相关符号学学术提升后，即所谓“符号学元素”将一一被吸收到常规专业内部成为正常方法论组合分子之一后，就会渐渐失去这样的以符号学元素为其“代表”的学术共同体的需要。例如，就是在西方符号学运动兴盛时期，一些最重要的学科符号学方法的创发者和实践者反而都不参加符号学学会，结果留在学会里的学者们大多都是二三流学者。（例如，对于当代西方符号学运动做出首屈一指贡献的结构主义“五巨头”中，就没有一个人加入过国际符号学学会）今日当我们说国际符号学学会的质量日渐衰退时，却并非说西方的符号学方法不再有效了，而是说，符号学方法已经自然而然地被吸纳进各专业研究中了。因此大家不再需要这样一个集体性对话平台了（除了少数人出于职业竞争的需要，愿意选择留在此边缘性领域内来营建个人学术事业）。甚至于连作为现代符号学运动发展的“中间阶段”的各单学科符号学小组或学会，都会渐渐失去其“对话平台”的吸引力。因为基本的符号学方法论系统大家都已经掌握（毕竟发展了60年，西方大学相关专业师生从一开始就学习这些分析方法，而形式主义分析方法是最容易的方法论之一，并非什么高深的学术，而且只能是辅助性方法论资源之一，况且几十年来，由于自身的各种局限和缺欠，还不断经受着来自各方面的严厉批评）。中国应用符号学发展缓慢的根本原因还不是符号学知识掌握不足本身，而是源于半个世纪来专业理论性知识的普遍欠缺。例如，我们的十几个文艺理论部门在一下子接触到符号学时，连相关现代西方文艺理论的基本知识都还相当缺乏，所以一时摸不着论理脉络【百年来的相关代表学人、文化人基本上均欠缺足够现代化的理论知识条件，难怪其后历代学生们受教过程中在理论性知识方面的局限了。所以，我们的知识基础是学术理念本身，也就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具有较持久学术性价值的一些经典类著作中所表达者，而不是任何历史学界名人一时性取得的“知名度”，后者只能是作为后世学术实践前进中的参考而已，绝非前进的“基础”】。而须知，形式分析方法今日已是西方高校中的常识中的常识。这样的方法论虽然在某方面非常有用，但必须同时与传统学术和现代其他学术理论相互有机配合才能取得一定成效，而绝对不能简单化地宣称：“符号学是最先进的方法论，可以取代其他方法论”。何况在西方存在着几十种不同的符号学类型，从难的到容易的，从学术上重要的到媒体宣传上肤浅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一再指出的国际符号学中存在的应该加以区分的现象：西方“符号学界职场”今日反而正在成为“肤浅形式游戏场”的代名词。我们一方面要学习西方正面学术成就，同时也要从其负面经验中吸取教训（特别是来自那些西方学界最易制造和传播肤浅学术理论时髦的地区的“学术流行”：popular trends）。因此最怕的是，由于长期知识性的耽误，学人不能分辨高低深浅，结果只能够亦步亦趋，以至于只能被动地追逐学术时髦，其结果只能是对自身学术的真实进步带来日后不易弥补的负面结果。

具体到中国符号学“界”来说，未来在几十个学科内会出于学术需要渐渐滋生出各自专门的“符号学小组或学会”。这些属于单位或领域的专门小组及分支学会，慢慢会聚集为相当于“中国符号学学会”那样的全面性学术组织，以扩大交流面。但是再往后，这样的全国性学会的积极学术功能就会开始减弱，以至于有朝一日甚至演变为仅只是职业性互动平台，因为那时大家都已相当熟悉各种符号学方法论知识并已将其运用于本专业了。所以不论规模大小，“学会”都只是临时性的方便性的“功能性平台”，其本身并非什么“学术成就”，所以不能把营建“学会”、“论坛”、“中心”等本身当成学术活动的“目标”。中国学者们应该朝向自身学术知识理论的建设本身，而不是将学术理论当做形成“新颖团体”的工具。大家应该“安于”自身的学术进步，而不是（对于会众来说）“安于”在“团体”内的“依属感” 或（对于学会组织者来说）“安于”聚集学界群体势力。只有在学术水平落后地区，学人才会只关注于如何“聚众谋势求利”的途径，而并不真正关注自身的学术进步。希望中国符号学事业今后能够沿着正确方向前进。至于具体的符号学活动的推进问题，未来当然是逐步朝向着多元化发展的。具体的符号学学术知识积累都是发生于单位内、学科内经常性的“同仁间讨论”的。所以，我们期待着未来会在几十个大小人文领域内陆续出现越来越多的专业化符号学小组、论坛、中心和学会。至于目前我们维持的“中国符号学论坛”将如何维持、重组或变革，自然是随着整体中国人文科学界以及中国的各类符号学研究活动的演变而须不断相应调整改变的，所以目前来说，它只不过是一个阶段性存在的学术实验平台而已。

              今夏论坛专题研讨会的意义

至于上述B和C类的符号学相关性研究，具有更大的探索性和理论创发性，它们属于“中国符号学”领域内的艰难领域，但也更广泛深入地相关于中国人文科学现代化革新的方向性问题。另一方面，对于这两大片参与者的本学科专业化要求也更高。它们不会属于符号学界的“主流”，却与“中国人文科学界”的主流密切相关。所以，A，B，C三大片的任务和条件要求是不一样的。各自对于“符号学资源”以及其他“理论资源”的需求也是非常不一样的。彼此不可随意等同划一，以为都属于一个共同的“符号学界”。实际上并不是这样一回事。大多数符号学学者们不必关注B、C，而只需关注应用符号学或部门符号学，但也应该理解B、C两类活动自有其自身重要的学术使命。我们不必肤浅地辩论什么“谁是符号学正统”这样的“国际笑话类”问题！（事实上，那些自以为是符号学正统的，恰恰是知识见闻最偏狭的，最具有地区性偏见的。其真正的“根据”不过是某地区、方面的“影响力或知名度”的大小强弱而已）。“中国人文科学”是一个最广括的学术范畴，“中国符号学”只是其中进行各种与符号学资源相关的学术理论部分。而我们还需认识到今日所谓“国际符号学”的内容之庞杂，其中的良莠不齐，实难予概述。所以我多年来都在强调应该区分“符号学职场”和“符号学理念”这两个不同的范畴，国内外均如此。二者绝对不可混同，尽管二者之间在材料上存在着大量相互叠合之处。无论国内外，“为符号学正名”，都属于当前重要的人文理论革新观努力之必要步骤！因为无论国内外始终存在着两大“符号学世界”：甲）作为文化市场产业化运营新工具（新技术，新方法，新包装）的符号学，和乙）作为人文科学理论认识论方法论革新新工具的（跨学科、跨文化、跨古今、跨范畴的理论化创新方向的）符号学。

【引申：今天之所以要比西方学界更认真地看待符号学的方向问题，这当然是和中国人文学界的现状有关。不久前看“锵锵三人行”中关于“澳门赌博”的话题，来宾严歌苓的文学观察值得我们关注：为什么在中国社会文化界，什么新东西一出来就被“庸俗化”？在社会文化界的“求新”大众心理可以被马上庸俗化，那么人文学界呢？岂非完全一样？（试问：有几个大腕敢说“不一样”！敢说我们这里是“净土”？）本来新学术被庸俗化就算了，人人如此，我们何必硬要清高？我们的关切却关系于另一种同样存在的传统读书人心理：毕竟中华文明圈内的一些“读书种子”仍要本其民族精神传统，在一全球化的唯物质主义时代，择善固执地硬要关心人类精神文明的发展问题，为此我们正需要借鉴各种各样的新知新学新理。因此，我们必然要关心于如何不使我们“辛苦经营”了35年的符号学被加以“市场化-庸俗化”；特别是当今日我们正处在“大众文化形态”席卷全球的文化商业化-娱乐化大潮的新世纪时！当这个大众商业化文化潮流也侵入中国人文科学世界内时，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当然没有办法抵制此一庞大文化潮流的存在，但是我们仍然存有力量来与其进行切割，正如今日数理化高端科学事业有办法不受工程商业化潮流侵袭一样。而前述严歌苓所说的“文化庸俗化”对于中国人文科学发展的最适切启示是：全国不论贫富一体追求“名包时髦”的实质动机表现为一种“集体性的求名欲望”，而当学人不分青红皂白地去追求任何提升知名度的途径时，我们的符号学事业要不跟着“沦陷”才叫怪呢！而就世界人文学术界而言，这个“庸俗化现象”还须划分为低与高两档。至于低档的学术庸俗化我们都知道，可不必谈，但未必清楚什么是“高档的学术庸俗化”，后者正是我们呼吁学界不可盲目崇洋媚外的重要原因。而我们这些以参与中华文明人文学术发展事业自期的人却正需要关注世界高档学术庸俗化现象，我们既要从其学习有用的“技术性知识”，又须参与对其批评性革新的时代任务。这一高低两档“学术名包现象”，才是中国人文学者所需面对的最艰难的时代“名利诱惑”和“精神挑战”，尽管我们不得不在几乎前后无援的条件下勇于面对此一时代性的精神文化困境。

还需再补充一点：上述这个文化商品的“市场化知名度”是可以人为设计制造出来的。六七十年代法国电影学家对于商业化电影的集体批判（带动了那时的电影理论研究）指出的主要文化意识形态就是：影片价值的设计和制作是具有着复杂隐蔽的、服务于特定权势集团利益的、人为操作机制背景的，所以那时鼓吹观众不应该听受各种动人故事情节的引诱和思想方向控制。然而今天这样的课题已经失去了学术性的恶和社会性的吸引力。因为今日的各种文化性商品的制作已经不需要复杂意识形态机制来加以掩饰了，具有商业化意识和技巧的文化人干脆对此可以公然承认并集体积极行动。因为：通过文化性商品追名逐利，已成天下之“共识”，今日正是人类有史以来首次集体认可“拜金主义”合理的时代！同理，在人文学界和符号学界我们也可以持同样的立场。最后的唯一有效的学术检验就是：市场化的“成功”！此成功带来的当然是人人低俗欲念中的名和利和权！这样一来，在身处个体物诱与“集体共识”双夹击中的人文学界内，可不被征服者几希！ 】

总体而言，我们目前维持的“中国符号学论坛”，意在努力为以上三大片学术在论坛活动内的“互利共处”，探索可行的方法。因此，我们的论坛的长远目标要比今日国际符号学学会的偏于职业化功利主义的目标高远得多【所以，如果只能靠对西方亦步亦趋和仅只通过消极展示“中国文物资源”以代替真正学术创新的比较文化活动，那么对此“中国符号学”所蕴含的超出西方符号学学术的深远目标，其实尚无对其进行准确认知的基本知识性条件。因为那是一个远远高出、广于“留学文化”所可能带给我们的认知条件】。有鉴于此，论坛除争取逐年组织人文科学跨学科理论会议外，还拟鼓励各成员按照自身条件和需要灵活机动地组织小规模的专题研讨会，并将研讨会成果上网交流。不久前宣告的“论坛专题研讨会”就是在论坛“年会”或“例会”外增设的小规模前沿学术实践的形式。为此我们就组织了这样一个所谓2014夏季专题研讨会系列。

如何促进中华文明古今优秀精神传统与新世纪世界前沿人文理论间的有效科学对话（而不仅满足于进行各种国际学术联谊性活动），是本次论坛专题研讨会探讨的宗旨之一。此次夏季专题研讨会的诸课题均相关于古今与中外、理论与实践的、具有高异质性的人文认识论问题的探讨。其举行恰安排于索菲亚国际符号学大会之前。虽然实际上二者之间并无关系，但对于“中国符号学”理念的自我创造性形成实践来说，却具有着重要的象征性意义。因为大家关注的都应该是时代人文科学认识论的重大难点。正当现代西方人文科学理论（因“制度性的跨学科沟通不利”）陷入前进瓶颈之际，中国人文科学理论工作者正应“接棒而起”（于2012南京国际符号学大会举行之后），并在（作为“扩大跨学科”的）跨文化方向上，也就是在高端中西理论交流中（也就不是在文物资料性的、商业化实用性的、“功利主义地走向国际的”）汇通方向上，知难而上，以当仁不让地体践我中华精神文明传统于新世纪参与人文学理创新的历史使命感。

本论坛专题研讨会系列，以及今年各单位、各学会举办的专业符号学学术活动，均可相当于为明年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将举办的“中国符号学论坛第三届研讨会”（将包括上述三大片中国符号学类型的分组会）进行学术思想上的准备之一。浙江大学位于浙东学术传统历史所在地杭州——伟大的“文化南宋”之故都。我们顺便在此祝愿：在基础雄厚的浙江大学人文学院筹备会的领导下，明年的论坛会议，将会显示出中国人文学术朝向新知新学新理探讨的新气象。

我们的“2014论坛夏季专题研讨会系列”即为此类相关构想的一次实践，也自然希望论坛成员们今后能够自发地以论坛名义举办各种地区性、专业性的小型研讨会，并将消息自行发布于网上，以供论坛内外同仁们交流参考之需。（2014,2,15，于马年元宵节；2月17日再修订）

              *****

以下为已基本完成的三个专题研讨会的方案，先行发布于此，以供大家了解研讨会宗旨。各研讨会具体时间以及其他会务细节，将另行通知。

(1)

阳明学·新仁学·符号学

    ——2014中国符号学论坛贵阳专题研讨会——

会议主题意向：1.新仁学的意义与价值；2.阳明学、现象学、符号学

 3.国学方法论与符号学

会议主题简介：仁学作为中华伦理学思想，为中华文明史上最伟大的精神文化成   就，此一思想传统诞生于两三千年前，存在于前科学时代的漫长中华儒教历史过程中，如今在历经百年现代化的新中国进入全球化的新世纪后，在与世界各国文明、文化、学术传统交流时，正面临着如何根据人类新的历史条件和知识条件，对其现代意义和作用进行科学的重新解释的时代任务。按照新世纪人类人文科学主流发展趋势，此一民族思想传统与时更新的任务，应该首先在推进中华经典与现代西方主流理论之间的有效对话和沟通的工作中加以完成。本研讨会准此认识，拟汇聚各界学人，就此一国际学界几乎前所未有的特殊学术发展方向问题进行讨论，以期有助于促进中国学界，能够超越以西方文教制度为基础的“国际汉学”体系的狭隘认识论框架，以便有效提升对于仁学、儒学、国学、汉学内所急需的现代化理论革新目标的认识。

会议研讨形式：若干主讲与集体讨论时间各半；讨论录音上网，书面发言等上网；

会议主办单位：中国符号学论坛(CSF) / 贵州豫章书院

开幕式主持人：罗国淮（贵州豫章书院）

会议主持人：李幼蒸（国际符号学学会）；顺  真（贵州大学哲学系）

会议召开地点：贵州省贵阳市乌当区羊昌镇贵州豫章书院

会议举行时间：2014年6-7月间两日

会议预拟参访：贵阳修文龙场王阳明纪念馆（“知行合一”悟道处遗址）——茶叙主题：“致良知”的现代意义

会议经费安排：参会者经费自理（书院提供住宿）

                           (2)

   浙东学术传统（宗羲史学&阳明心学）与现代理论

      （2014中国符号学论坛宁波专题研讨会）

会议主题意向：1.阳明心学与浙东史学传统的关系；2.现代西方理论（符号学，现象学，解释学）与浙东学术思想传统的关联；3.浙东思想伦理实践学与新仁学

会议主题简介：

  由阳明心学和宗羲史学为核心组成的浙东思想传统，在中华文明思想史、伦理思想史和仁学思想史上占据着至关重要的学术思想地位，并对于中国人文科学现代化发展方向具有着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重大启示性意义。简言之，这就是阳明良知学必成为新世纪人类人文科学理论发展所必需的伦理实践学指南，以及在阳明诚学和明清“天崩地解”历史巨变背景下形成的宗羲史学所开启的中国古典史学的实证主义方向，象征着新世纪人文科学理论朝向实证科学大方向革新发展的必要性。作为中华文明仁学伦理学在哲学和史学两方面迄今为止最高体现的浙东学术思想传统，应该在新世纪根据新知新学新理加以重新探讨和解释。本研讨会选择黄宗羲蛰伏四明二十年【于“天移地转，殭饿深山，尽发{刘宗周}藏书而读之近二十年，胸中碍滞解剥”后——《年谱》】复出后讲学故地宁波白云庄“甬上证人书院”作为会议地点，一方面借此机会对于先哲于艰困条件下百折不挠的治学精神表示敬意，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参会者可在伟大浙东学术传统思想发源地探索其现代学术、思想、精神之价值，并期可有助于“历史浙东学术思想”精神之新世纪复苏。

会议主办方：宁波大学史学史研究所/ 宁波天一阁/ 北京《学灯》网刊/ 中国符号学论坛(CSF)

会议主持人：钱茂伟（宁波大学历史系），李锐（北师大历史学院），李幼蒸（国际符号学学会）

会议地点：宁波市“白云庄”（黄宗羲“甬上证人书院”讲学故地）

会议时间：2014年6-7月内两天（具体时间待定）

会议研讨形式：参会者简要发言与自由讨论，时间各半，讨论录音上网。

参加人数：20人左右，

会务与经费：不收会务费，参会者全部费用自理；本研讨会不设宴饮款待与参观。

                      (3)

         哲学*人文理论*符号学

   ——2014中国符号学论坛兰州专题研讨会——

会议主题意向：1.哲学与符号学；2.国学与现代理论（符号学，现象学，解释学）；3.儒学与新仁学

会议主题简介：

  “符号学”作为现代跨学科理论分析工具，与中国传统人文学术的现代化革新以及与现代西方人文学术科学化改进，都具有重要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价值。但是由于战后跨学科理论知识散布于诸不同学科之间，多不为常规学科学术教育所关注，专业人士难以把握其要旨和实践方法。本研讨会企图邀集本地区不同单位、不同学科的人文学者共同探讨相关学术问题，交流学术意见。作为“深层中国元素”的中华仁学伦理学思想传统，对于上述人文学术跨学科理论探讨事业来说，具有重要的伦理实践学方向上的指导意义。本研讨会也将同时讨论此一中华古典伦理学思想和现代西方主流人文理论的内在认识论相互关联的诸课题。兰州作为西北地区主要的学术中心之一，在新世纪中国人文科学现代化发展的事业中，将担负起开创性学术探讨任务。我们也期望本研讨会可有助于与会者交换关于此一重要学术发展前景的看法。

主办方：兰州大学哲学社会科学学院；《中国思想》网刊；中国符号学论坛(CSF)

主持人：陈声柏（兰州大学哲学社会学院）

        龙博（《中国思想》网刊编辑部）

        李幼蒸（国际符号学学会）

会议地点：兰州大学哲学社会科学学院

会议时间：2014年6-7月间1-2日（具体日期待定）

会议形式：特约简要发言与自由讨论，各一半时间，讨论录音上网

会务与经费：不收取会务费，参加者全部费用自理，不设宴饮及参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