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理析真系列-10： 阳明心学-人文科学-文明危机 （阳明心学的时代意义论笔记） 李幼蒸 （0）前言及补记数则 （一）阳明学现代实践问题10论 （二）阳明心学：思考主题重要性选择之判准 （三）阳明心学作为人文学理实践基础 （四）阳明心学与40年来的学理实践回顾 （五）后记：基因改造与新人类时代的仁学反思
（0）前言及补记数则
【前言：本文为九、十月间几次随想之联接，主题一贯，但非整体论述，且与此前上贴之类似诸文难免有局部重复处，不过因语境和牵连方面各不相同，故也可反映今日阳明学的多方面意涵，故不避琐细而论列如次。“学理析真系列”诸文的目的是，在国际人文科学理论前沿基础上，提供创建性、批评性的人文科学治学观之基础、方向、步骤诸观点，但此讨论目的实际上是朝向人类于未来而不是针对当下现实的。这也是为什么目前读者难以从中发生共鸣的根本原因：当下国际人文学术理论主流仍然是学科本位的和文明传统本位的，而我们所说的创建性和批评性立场，却是朝向于跨学科和跨文化的。尽管如此，人类的思想必须高瞻远瞩，而不是迎合国际时潮以谋求功利的。作者希望，尽管如此，读者的任何一种程度上的体悟仍然是有所助益的。对于作者本身，如前所述，此类笔记式写作主要起着一种自我推进和重组个人认知的实践。正如文学家是靠“文学式写作”为生存方式的，学者也是靠“理论式写作”为生存方式的。2018-9-30】
【2018-10-15前言补记：本人的“学理析真系列文”所讨论的问题，实为国际人文学界主流支流均未曾、或不可能讨论者。因为，国际人文学界为人类人文学术职场系统的组成部分之一，其思考讨论的问题，都必然属于职场制度和学术制度框架内设立的“合乎制度化规定的”问题。我们所设立和讨论的问题，则是既在职场制度与学术内又在职场与学术制度外，因此是不属于现行国际人文学术制度性规范与规则的，因此不可能在任何职场制度内提出和讨论的。此一背景正是“严格意义上的”（因而不是当前随意流行意义上的）跨学科-跨文化视界内独立组织和重新设定的。人所共知，人文学术的科学性、知识性进步，完全是在社会和学术上长期制度性发展的条件下；科学性知识，不同于古代“泛文学性知识”，必然是在绝对制度化的自然科学影响和引导下产生的。没有近现代专业分科内形成的知识总体的发展，就谈不到任何“人文科学”的问题；就没有人的科学，而只有人的文学。这也是我们推进新人文科学革新发展的前提所在；新人文科学理念是绝对产生于社会与知识的现代制度化发展环境内的。奥妙在于，我们所提出的人文科学现代化革新的问题虽然是基于人文学术专科分划制度化发展的基础上，基于各科专业制度化知识的条件之上的，如今却要超越现行制度化分科框架（兼含其硬体制度化和软体制度化）来重新全面综合地，也就是“整合性地”设定新的“跨制度性学术区域”，并在其中以及旁及社会历史文化各域，也就是在一更高的认识论-实践论层级上，提出我们的“设问系列”。这样的治学态度、方向和步骤，虽然是基于（必须基于）现行职场制度性框架的，却也同时是超越该现行框架的。因此，前一部分是与现行学界制度化规定一致的，后一部分却是不与其一致的。此种认识论与实践论上的张力关系，主要源于职场学界治学方向必须朝向于就业规划，因此是必然须受功利主义原则规定的，而我们的治学态度与方向则必然是非功利主义的和纯理想主义的。虽然如此，人文科学理想主义与人文科学功利主义，有理由达成一种临时性妥协，此即共同认识到：职场学界应该划分出一小部分区域供“泛跨制度性科学理想主义者们”的实验性实践。因为职场功利主义主要完成的是“以学术支撑就业”的目标，而科学理想主义才是朝向纯粹人文科学理论建设的。后者的真实前进必然取决于其合理地部分摆脱职场功利主义制度的限制的可能性。我们提出的新仁学和新阳明心学，都是后一类努力的组成部分之一，理论上它们并不属于儒学或国学或汉学“诸职场”或“诸学科”，原因在此。同时，此一分类学模式，反而呼吁诸专业学科内的“职业人”，能够各自在不同的程度上、比例上划分自己的学术实践过程，即在职场任务之外，或献身于或（哪怕）关注于此种跨学科-跨文化学术发展事业。因为，这也正是在高端领域重新调节“古今中外态度”的问题，有如我们以学术史上的简单事例所说明的：制度化的儒学学者（兼指其学术方式和社会政治实践方式）和理想化的仁学信仰者间的关系。二者往往是可以合于一人而分头予以实践的。】
【2018-10-12补记：今晨听本地广播介绍即将上市的折叠版手机及其将引生的市场变化。本地是世界科技工商中心，研发，设计，生产，销售，消费一条龙般的“新人类生存链”之具体呈现地；日复一日，辐射全球，从而成为全球化物化世界之典范。另一方面，今日世界各地有关地球危机，环保危机，生存危机的讨论层出不穷。我总是立即感觉到此类议论争辩中显露的一种明显的人类自我矛盾，却被普遍忽略不计或视而不见。试看，此类一切环保危机，包括只有几十年剩余期的怂世听闻等等，其总根源难道不正是今日新人类奉行的“不断科技生产革命论”世界观-人生观之产物吗？不断的科技革新“硬道理”，岂非正是地球安全危机的“硬逻辑”之直接因吗？怎么这些伟大的科技工商人士们就看不到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呢？因此，目前的世界环保主义岂非色厉内荏之最：不敢直攻本源，而在外围晃悠以博眼球。人类的生存问题，地球的前途，岂非都是价值观、信仰观的问题？（而世界精英们都仅满足于治标不治本：只从技术性层面着眼以拖沓岁月，听任人类文明在“全盘物化[物质性异化]”轨道上走向自毁之途）难道今日的外太空事业，确实是为了未来“机械化人类”“弃地球而去”的“高瞻远瞩”之准备乎？人类不是“向内”追求人类精神之不断提升（仁学），而是“向外”追逐物利权势与生物性享乐之无限扩张（法家）？须知，“身体”属于“人本体”之“外”，而非其“内”！在竞争文化之利益欲望驱动下产生的折叠式手机一类科技商品的追求，岂非象征着一种新世纪对“奇技淫巧”之无穷无尽爱好？“科技人”与“机械人”在其生命性向上是否正在日趋一体呢?人类拜科技工商文明之赐，似乎已深陷“物化其本性”之泥沼而难以复原（人之本质）了。这正是我们所说的现代人文科学革新事业之明义与开拓的历史背景！“国学”作为从中性技术性角度设立之学，或可不必上升至此高端理性思考层次（如所谓训诂考据家可以根本上不涉义理与伦理层次上的问题），而“儒学”内涵价值观因素故必应自强不息，与时俱进，反而首应超克自身“泥古托古”之宿疾，在新世纪全球化今日，努力升扬至此“按新知新学新理”所重新规定的“新高度”，来改造自身之“思维结构”，故不可满足于重复旧知旧言或固守于旧历史经验而“自愚自残”！如无此“自我革命”雄心，可谓即非今日之“真儒者”！今日所谓“真儒者”，必应指“真实的”仁学信仰者。“国学”指史料技术性研究，“儒学”兼指技术性与信仰性研究，且须特指“新伦理信仰之践行者”。所以，简言之，“新儒学= 仁学+ 国学”。——本段补文前后论题貌似相异，实际上具有着深刻的内在关联性。】
【2018-10-13补记1：学理析真系列的目的，简言之即意图有助于改进读者心理之“轻重缓急结构”。此结构遂动机、目标、视界、认知之不同而互异。我们主张从“向外”转至“向内”的治学态度学，就是在促进学人“轻重缓急结构”的自改进实践。按时下国内外惯习规定自身之“轻重缓急格式”为一事，按照新理念调整此“轻重缓急格式”为另一事。因此，本系列文不是为了提供系统的知识，而是为了激发读书人的“良知”，此良知的“动态表现”即其在高端理性引导下形成的一种新“轻重缓急格式”。俗语“轻重缓急”就包含着价值观、方法论、实践论、策术论的诸因子：你究竟把什么看作自己的：最重要，最迫切，最切当，如此等等。这样的治学观思考比单纯获取知识理论要更为重要，因为它恰恰是判断、吸收、组织、运用诸知识的“指挥台”。无此指挥台，知识者不过是杂乱之信息堆积，可用于眩人耳目，却无助于自我思想力之提升。学人如果不依据“良知意志”来统领知识储积，学人就仅是书呆子或教书匠（职场人）而已。】
【2018-10-13补记2：今日报载哥大19岁中国留学生，本来样样优秀，仅因期中考试不合理想，觉得对不起爸妈，决定自杀了。同学齐感惊愕。哥大自杀同学今年已有多起。今日留学生之处境，与家父二十年代留学哥大时的处境，怎么如此不同？只因今日为全球化时代，也即人人“打拼才会赢”的相互竞争时代，从孩童起父母就怕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时代。多么可怕的时代！82岁的我多么庆幸我幸未赶上这个全球一体化的教育机械化时代！我还庆幸自己怎么就从来没有一个在学校和同学竞争的兴趣和意念。因为那一切外在环境对我纯粹为“身外之物”，应付即可，何须认真。以至于从小学起，我们那时就可以毫无压力地应付课业，而且听任大字课、珠算课、英语课等吃鸭蛋，家里也从来不闻不问。今日这个“不要输在起跑线上”的时代，是一种纯然为了未来科技工商英材训练的教育制度，却同时也是一种阻碍未来文史哲理论家成长的制度。我断言，凡如此认真陷入此竞争化、机械化、标准化教育制度中的“尖子学生”，直到他拿到博士学位，都非本人今日宣扬的新人文科学理论革新发展的适合人选；也就是都非（在长期格式化训练后）还有剩余潜能来在制度压力外萌生其特立独行的良知意志。按照制度化、程序化的国际规则亦步亦趋，还谈什么人文学理的创造性想象和研发？因为这样的“成功学子”必然成为“标准化产品”，必然继续按照标准化轨道合法行事（符合国际“标准”——“标准”这个词是只可用来准确形容科技工商人士素质！），以期在职场上毕生“荣华富贵”、“扬眉吐气”！此一人生观、治学观，岂非与古代“读书做官论”百分之百地一致？“头悬梁锥刺股”的所谓个人奋斗精神，岂非正是同构于今日的“爱拼才会赢”？“赢”字人生观，岂非正是今日各地华人人文知识分子理论思维能力全面降低的一种总心理根源？此外，经此数代人的标准化“养成制作”程序，此类学人的心志结构必然已经经受了根本性准基因变异，其性向可能已经根本上区隔于传统人性的精神部分，而趋向于准机械人类型。其中改变最大的就是人本主义价值观的变异。】
【2018-10-14补记：前述“轻重缓急”之主体自动调节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其实都相关于主体自主性、能动性或独立性的潜力。在全球化的今日，个体的行为动因已然全面定式化、被动化、群体化和制度化；在此过程中个体之独立性、能动性、自主性都已降低至近乎零，即已成为全面程序化行为动物，其典型可以日本人为代表。此一人类倾向，恰恰适合于科技工商文明的整体化发展，却非常逆反于人性独立精神创发的本能，后者正是人文科学理论革新发展的前提条件。我们提出的“自外于”全球化、科技工商化的人文学理发展观，因此只能建立在中华传统文明的仁学伦理学和阳明心学的基础上。在此意义上，我们会令人不解地宣称：仁学和阳明学的核心或本质（而非其在封建专制主义历史条件下的“外射”或“应用”），其实是一种具有高度个体主义或主体主义的伦理实践学，其强主体性的特点使其难以被吸附进现代制度化轨道成为其被动性组成单元。正是这样的东方文明“辩证般具有的”主体伦理精神，才使其戏剧性地承担了新世纪历史性重任：引导学人理论家具有主动调节自身“轻重缓急策略”的自主性和能动性。反之，一切职场主义中的亦步亦趋者，在无远弗届的全球化制度性压力下，将必然失去了自我革新、自我解脱的独立意志力。】
【2018-10-15补记：前文用引号表达的“真儒者”，其“真”字有两义：或指最符合儒教教义者，或转义指“儒家综合性总义中偏重‘仁学’者”。本文当然用其指后者。此前所谈的学者和学术的制度化经历背景，当然应包括自古迄今中外学术史全域内不同的类型，只不过全球化今日此一学术制度化趋于极端化或超严格化而已。“学术”之身份已经内涵着一定的“制度化特点”，否则无以为“学术”。儒之学术，起源于汉初字义训诂阐释所形成的经验规则及其传承经历，此即早期的“学术化”，也即“学术制度化雏形”。（自汉代起才有“学术”，先秦时期则称之为“思想”）而先秦时代的诸思想类别则显为前学术化或前制度化时期。在此意义上，我们所说的“原始仁学”及“阳明心学”，都是某种“去制度化的还原论产物”，即“心学”，“心志学”或“心术学”，其具有的原始性、本能性、主体性，均属某种“前于系统知识”、“前于学术”、“前于学术制度化”的“心言行”思想，其内核即“心言行关系本身”。在此意义上，仁者因素为儒家整体的组成部分或“被心学还原部分”，即特指其“去制度化”性质而言。儒家如指儒学者（而非特指其“性格特征”），则已为制度化存在者。即其学养历程、学术过程、学术方向等均已受到各种外在制度化轨则之制约。反之，我们所说的表现在《论语孟子》中的仁学，则属于前制度化的思想类型，故最具有主体伦理学特色。】
（一）阳明学现代实践问题10论 现代阳明心学研究的目的，不是为了重塑历史伟人形象或圣化古人以鼓吹盲目崇拜，而是为了探索和体悟其古典学理思想的现代有效意涵及其精神力量价值之普适性。如果没有这样的现代性和普适性，我们倡导的阳明学国际研究岂非无的放矢？ 准此，我们不可泥执古人心言行历史踪迹，并对此过往已逝行迹顶礼膜拜。时至今日，如还要通过面对所谓“孔庙塑像”而扮古装、行古礼，以至于不折不扣地“泥古自重”，岂非自爆迂腐和虚伪？我在海外处处时时看到海外各地华裔此等“做作”表现往往感叹道：半个多世纪来人们把来自西方的科技工商习练纯熟，其洋化程度及依洋自重程度早已无以复加，而另一方面却“虚饰”以与今日行事毫无关联的华夏精神遗产，逆向地彰显自身真正的“数典忘祖”之本质。今日已全面走上“科技工商西化”（今日大中小学课本的主要部分已然同构于世界各地可为明证：所学知识已然是主要来自西方文明传统！）的华夏文明，如果以为可以抛弃华夏文明之精神核心而只承接历代帝王将相享乐过的物质遗产（楼台馆阁，珍玩宝器），即可争强斗胜于世界，而实质上不过是以另类方式全面趋附于西洋文明轨道而已。在此格局下，所谓倡导民族文化传统，只不过是以已被“物化”、“商化”的历史文化遗存作为“异他性文化装饰”而已。有如今日身处世界“服装秀市场”的设计师们要以其所谓“东方元素”，在西方主导的市场上，自别于西人以成就品牌效应而已。科技工商人士的人生观单维化和文化思想肤浅化的新世纪普世现象，正在控导着人类文明的整体大方向。
在全面“物化”、“商化”、“科技工商学制度化”的全球化今日，古典阳明学的时代性反而在历史上空前地突显出来；对于人类人文科学建设的任务而言，在此现代物化方向的文化世界中，与现代“物学”对峙的仍然是古典“心学”。如果没有相应于时代特征的古典“伦理心学”的复兴，也就没有现代人文科学的真实发展，因为全球化的物化加商化时代，人文科学建设事业面对着前后两个方向上的压力、阻力和诱力。在社会性层面，人文科学已在全世界被推至边缘地带苟存着；在个人层面，人文学者由于物质性生存压力不得不顺应全球化加予他们的寄生性生存方式和学术方式，难以再进行独立自主的、创造性的科学实践。物质条件上的丰腴化恰恰与精神上的因应化并存；学人的心志状态疲软化如不加以纠正，进行人文科学实践的必要主观条件即不复存在。正是在此意义上，在“治心”的意义上，我们才认识到阳明心学今日加以解释学地再提出之深意所在。我们期待学界少数有识之士能够如宗教信仰者般勇决地悟解和参与阳明心学实践。
我们今日提出的“重读阳明心学”策略，乃是针对上述人类文明发展的根本性问题而言的，绝对不是为了国学职业家增加其学术市场竞争资本之用的。让我们首先概括“新阳明学”（根据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的新认知方法对于古典学理之固有本质及其现代衍伸意义进行的时代性新悟解和新实践：因认知方法之革新反可更忠实地还原出古典思想之“固有深意”；而绝对不是要“偏离或利用”古典话语以图今日之功利目的）。然而，这样的“逆向复古思考”，如前所屡述，不是出于任何不可能推行的实际目的，而是本仁学精神践行的另一次“知不可为而为之”，即客观呈现人文学术生态之深层现实，以促使学人“体认”（不敢奢求其践行）两套价值观、两套“应为标准”之张力性存在。至于学人对于此身处的张力情境的反应方式，则自然依个人禀性而互有异同。换言之，本文企图更明确地在中华古典阳明心学和现代世界人文科学之间建立一种跨学科、跨文化的“实践逻辑”，以供有识之士自我反思时之参照。如此而已。
以下简列10条现代阳明心学之真实表现方面及特征：
【2018-10-7】
现代新阳明学的目的如上，形式如上，绝非仅指一些“以教授阳明文本为业者”；如真“读通”了《传习录》，人文学者即应可不同程度上表现于以上诸方面。反之，如无以上学术实践，即是将传习录倒背如流，也和阳明学之真实体悟没有关系。“记诵”之学害人处，不仅在于“不通义解”，而且尤其在于其“以假乱真”：单纯记诵礼拜实为“假”，悟解实践方为“真”。概言之，凡读了孔孟朱王后不能联系于现代世界人文学术主流现象者，即不能称之为孔孟朱王信徒。本人正是从此高度出发几十年来一贯批评海外新儒家的泥古治学大方向的。
本人经常提醒当代中国人文学者关注自身知识养成的历史背景问题，此一提醒往往引致学者不快，以为学术环境艰难状况下还要“挫人心志”，弱化学人的自信心。其实本人如此提醒的意图正相反，而是完全出于期待学人能够更有效、更真实地自我知识提升的动机。因为后一目的必须建立在对自身知识状态的真实认识上。由于要求学人着重学术基础和“补课”，看似反而要减缓学人前进速度或因纠缠于各种“补课”而陷入知识海洋，而难以“靠岸”。具体来说，这样的治学要求当然是相关于一整套相互配合的认知和步骤的。治学的步骤、方法与方向、态度也须相互一致。按此，自我认知真实性的要求自然是与自我治学态度的正确性相联系的。这就是：治学的原则主要相关于方向和态度的正确，而非主要相关于知识量的机械式增加；所以衡量方向与态度正确与否的判准并不是知识量的大小。这样就首先排除了前述顾虑：被知识海洋所吞没（所要求者仅是“尽其在我”，而时人不肯践行乃因处处与人争比，怯于“落后”他人。此种心理正因不识“学为己”之意）。此外，这样的“要求”，其本质为“哲学性的”，治学要求即人生观要求，即价值观信仰观的要求，也即传统理性主义信仰观的养成，以作为（今日伪儒忽悠的）所谓“终极关怀”！真君子所首应关怀的是自我不断的伦理精神之提升（朝闻道[理性至真]）及其践行步骤之实现，既非对外之假大空的“天下妄语”，也非对内之“生死关怀”。仁者（人者），“未知生焉知死”，其“切实性”正在于认真关心于自身此生之“理性认知提升”（学的哲学），而非（本质上）自私自利地妄求“永生”。【前述《高僧传》中千篇一律地只颂扬一件事：贬低此生，向往“西方极乐世界”。一位一位“大智慧者”均以“趋死之技艺”来傲视于人，而全部忽略生界之固有精神事业本分，甚至以日诵万句“四字言”来占据此生大好光阴，以达至使其无时间来进行“现世思考”的迷障。此类行为为古代真儒所不取，却反被现代新儒家所吸纳。可见文人之理性能力绝非一定随时代而长进也。】
【2018-10-09补注：为什么一个今日新人类必定视作“迂腐至极”的阳明学问题，我这个长年研究西学理论者，要对其反反复复、喋喋不休呢？只有有识之士才可对其深意准确意会。绝对不是出于迷古主义，而是正好相反，即：正是在最现代、最当前、最国际、最高端、最切己的精神理论层次上，可时时悟见一种“万元归一”的学术实践逻辑学义理之存在。此即：不论什么复杂深奥问题，最终都须溯源于此“实践学发端或渊薮”：心术！心术，就是动力源，就是指南针，就是导向仪，就是调节器，也就是标尺和处方。好，让我们落于实地谈：为什么当前最具完整训练、完整资历、权威职位的世界人文社会科学高端的各类“理论家”们，其思考方式与推理结论，不仅不一定属于最佳，而且多半反而易于名实不符、误导后学呢？[所以我们才说世界人文科学必须改革] 就是因为他们的制式训练与思维，相当多部分仅属于“机械积累性知识”，即未曾经过全局性、动态性、结构性的协调处置，故未能针对具体问题进行一种“思维运动战”，以求得兼顾不同层次、方面、角度的、轻重缓急合宜的最佳方案。[即可还原为仁学的“权学”。阳明学作为心学，其对象和运作域仅限于“心域”，而仁学才是相关全面伦理学框架，但心学永远是仁学之源、之核、之志向]。本人从结构主义语言学习得的最具普适性的术语即relevant[适切性]一词。因而：万千知识集合内诸单元间必须随时、随境营建其各种相关的“适切性关联”，此所谓“适切性”，不仅相关于诸单元间的静态特点关联，而且相关于诸推理片段间的多元、多维、多层次的“逻辑适切性关联”。因此，本人对于流行人文科学理论家和理论层的社会科学家的各种“理论性话语”，常常可发觉其缺失正是源于其定式化、机械化的学术思考训练背景。留学生们往往喜欢暗示或强调其受过“高等训练”。我却从那些最喜欢强调其“训练资历”者的思想方式中，看出其思考缺失正是滋生于该所谓正规训练之制度性限制，然而，反而是后者，而不是“思维能动性、生产性、创造性本身”，成为了人们在职场上比高比低的唯一根据！可惜，受过高级训练者，却最难坦承此类在职场为优越而在“适切思想方面”为呆滞的、不利于本身思维能力真实提升的根源。】
【2018-10-11补述：relevant 这个词，作为一个index，实际上可相当于提领多元、多维、多方理论思考方式的“特征性总称”。它首先强调着：认知，不就是资料之堆积，而应是资料间有序的、结构清晰的、功能可验的综合性整体；是按照现代化或超现代化“方法论图纸”进行的“资料重构”。其现代性、前瞻性正是我们所说的跨学科、跨文化、理论化的人文话语的再编织（[跨学科-跨文化-理论化的“大三论”，就是指万千资料元素之“多元多维合理再配置”。那么什么是此配置的“合理性”呢？我们强调的是：摆脱学场职场的制度性框架，重新进行“再组织、再协调实践”，而其有效的“基础和前提”则正是要求学者须充分开展其跨学科、跨文化、理论化的探索，也就是尽量合理充分地吸收现当代各门主流科学和用新方法研究中外古典。之所以所这样的学术实践要求须“超越职场学场的框架”，主因该框架使得学人根本无时间进行独立自由的研究和思考]）。资料，可能古今相同，而运作资料、建构资料的方式和目的，则古今中外间可大不同。据此，我们才提出不可将我们的现代人文科学理论化发展的目标，与此前千百年、百十年、几十年来成千上万“文科大师”们运作人文资料的方式和目标不同，因此不可以用同一套标准对彼此的学术实践进行轩轾评比。这也就是我在不久前于《龙》和《国际儒学论丛》两刊物上发表过的类似论说主题的缘由。我在该二文中以简化方式提到了传统“文学方式”和现代“人文科学方式”的历史性、时代性差异。也就是，我们一方面必然仍然要以原原本本古人的方式赏鉴“传统思想”，而另一方面，我们不应该再以古人的“方式和目的”来安排现代化的人文学术实践了。也即，一方面我们要认认真真赏读“杜甫李白原本”，但我们绝对不可能、甚至于不应该再以“吟诗作赋”技能或“背诵三字经”的古代幼学读本来“重复古人行迹”了。同理，我们对海外现当代新儒学的批评也是同一理由；我们不是看不到其治学心态的真诚，但必须进而看透其动机、方法、目标上所犯的“历史性误会”。此一立场也即：正如今日必须在科技工商领域不断提升智性层次一样，与时俱进，日求其新，在人文科学领域也须采行同样的立场，而不是像“腐儒”般反而在新世纪“倒行逆施”，处处“返古自愚”，并期以大悖理性而后快！这也就是我的如下感受之由来：对此间大批华裔科技工商人士明明是“全盘西化”着，惟恐落伍于西人，而却另一方面要穿着古戏装去拜神祈福，同时包藏着一种自身未必明了的损害中华文明健康发展的“自戕设计”：结构性地颠覆人文思想理论的现代化建构事业！为什么世界科技圣地“矽谷”的华文媒体越来越充斥着“怪力乱神”和“占卜风水”？此现象正反映了科技工商“成功人士”的“文化素养”为何？在以技谋利方面他们决不糊涂，大搞全盘西化，而在精神追求方面，他们愈趋空白，故可“逆时间地”“迷信自慰”。由于科技工商社会大面积地人口均如是，遂形成了足以支持自信的“共识”。严格说来，这岂非是另类历史性的“积非成是”！我推测，未来“机器人化”（人机融合化）时代，此一“人类人格分裂”（科学与反科学的共存）倾向将日趋严重！】
（二）阳明心学：思考主题重要性选择之判准
【补叙：今日报载大陆幼儿园的外教，多选聘老外（洋面孔）担任，不问其教育水平，而英文学养俱佳的海外abc则因“中人面孔”而难以受中土聘。此事使我想起当初我们筹办国际会议时得悉，大陆一些校方认为：只有在西方召开的会议才被认为是“国际会议”，如在国内召开，不论参加者学术水平如何均视为“非真正的国际会议”。我又记起，1992年冬访问台大哲学系时听说当时台北正在举行“国际儒学会议”，牟宗三先生莅会，据说会议宗旨是讨论儒学如何走向世界。而参会的“外宾”据说多为（或全为）牟先生的移民海外的弟子及弟子的弟子们。此类观察更加印证了我对海外新儒学的“色厉内荏”性格的体认，而他们因已在西方学界“受衔”，获得“国际加持”，故浑然不知自身学术方向之得失问题。又过20年再看大陆学界风气，哪里有和台湾两样呢？多年前一位在美已获中国学终身教职的原清华高材生向我抱怨，大陆学界高层将华人分为三六九等，硬要将“美籍华人”视为低于纯粹洋人，在接待规格上差了一大块，对此颇为不满。我们再看今日学界，不论国学、西学，均以是否获得、获得多少“国际”（洋人）认同、合作、支持作为向领导邀功、向同行炫耀的硬性根据。凡此种种，均可以显露：百年来，所谓几千年礼仪之邦，反均遂行其“崇洋媚外”姿态以为其推进现代化发展之方式。人文学者，不以此为耻，反以此为荣：即均以能够用洋文与老外流利交谈为荣。40年的人文学理经营反成为遂行“崇洋媚外”之工具。如此，置我《论语》于何地？置我《阳明学》于何地？彼等古人复生，必不行此类事，以至于矮化、降低新时代民族文化精神之抱负与前程！再如，今日会展及会议，无不宣扬参展规模和国别数量，以示展事与会议之等级及力势规模？其动机实为张大势力、争名夺利而已！---2018-9-5】
人文学者和人文思想家的特质应该根本上不同于常人，其特质的主要表现是其“关注点”或“兴奋点”不同于常人，而具有其自主选择的恒定性，也就是古人所说的“心有所主”，故其注意力和集中力由自身意志所决定，而不由外力所左右。此义看似简单而实难实行。因为人们大多数都是按照外力、外界因素刺激性强弱而被动地形成自己的集中力及其持久性选择内容的。举一个极端的例子：抗战时期，在敌机大轰炸突然来临时，某教授在逃向防空洞之前数分钟唯一想到的是如何带着自己正在撰写的书稿一同逃避轰炸。那时，客观环境是“敌机轰炸”，当下具体情境是逃难避险，这些外界因素均须关注并应对，但其真正的关注力集中于自己书稿之安危---后者乃自己长期独立选择的关注对象，其关注度不因外界条件变化而改变。一位积极于数学思考发明的数学家，也必定如是。如果上述极端例子尚且如此，更不要说心有所主者是不会受到“灯红酒绿”、“荣华富贵”、“人心浮动”、“世情动荡”等外在“气氛”影响的。记得几十年前府右街上每日上演“纠刘火线”荒唐剧目时，因家住附近，也差不多每日前去看热闹。大街上人山人海，只有一件“大事”须待关注---实为“不知所云”的此一特大国事。那些年里，小报满天飞，臂章、胸章换个不停，处处煽动着紧张社会气氛。这些就是当时周围世界的唯一大事，或唯一气氛。当此之时，人心涣散，无所事事，百业停顿，以至于除了积极参加派系争斗之唯一大事【凡当时热衷于此者今日都应反思：尽管今日变了立场，仍应想想那时的“积极参与”代表着自己那时的何种精神状态？那种关注事变的“唯一积极性”难道不是一种彻头彻尾失去“自我主意”之明证？这又如何可以用后来的另一种“应世智慧”加以遮掩而忘却自身之过去呢？对此不加反思，反以自身“彼一时此一时”各自均有理来自我忽悠，此即存在主义者自身体现最深的“自我欺瞒”！】，就是纷纷转攻于木工、烹饪、缝纫、养花等以舒展身心，因已因世态混乱而“无心于”自己的本业了。这是“自我失心”的另一类型。无论前者后者，都表示着主体对外界环境的被动应和行为，也即均因“内心无主”而遂可听任“他主”。（有些“信徒”特别宣扬要放弃“自主”而是强调信从“他主”，这又是另一种主动的放弃“自主论”的立场了。而我们的仁学和阳明学却正是要高扬“自主论”！）我由以上诸特殊例想到，今日全球商业化、追名逐利化时代，商人和准商人均如鱼得水，“下海”云者，“下商海逐己利”也。当此大潮席卷全球，无远弗届之时，其力源的“客观性”和“普遍性”又非前例可比。当此之时，人文学者是效法商人行为，将人文活动商业化，以取得准商人式收益呢，还是在彼辈形成的商海世界浪潮中感觉到自身“本业”失去了社会重要性因而消极懈怠、失去奋进兴味与意志呢？此时掩蔽自身“弱心、失心”的口实是：客观环境如是，人文学理本身顿失“重要性”，何能继续做书呆子？是学理本身失去了重要性还是自己使其失去了重要性呢？（难道不是因为没有读通“造次必于是”吗？）外界浮动浮躁气氛难道可成为自身浮躁浮动的理由吗？我还感觉一件今日绝大多数小于我一两世代者欠缺直接经验的有趣现象：今日网言形成的各种“现实关注焦点”，岂非像极当初小报每日满街飞的景象？此种作为“外力刺激下”产生的“诸焦点谈论”才被视为今日之“重要课题”，其他都是无关紧要。那时每日收到的、抢到的各个战斗队、造反派派发的相互叫骂的小报（我曾积攒过很多小报，可惜在我旅外期间被房间借助者或其朋友盗去了），岂非就是人们的“世界主要课题”？你如按照那样得来的印象来“感受世界”并从而“顺应世界”（即据此自我形成的世界假象拟定自身的“关注点”，即“当务之急，当务之要”认识？），就足证自身已然“失心”。孟子实践论的要旨就是“求放心”，阳明学的要旨就是深护、深析、深正其本心，使其不为外力左右，随波逐流。这也正是我辈人文学者今日应反复三思其宜者。否则，世界变动不已，我亦随之起舞；人文思想研究不得深入，岂非正因“失去我心”！学者的“定力”有无，正表现在其处置己心与外界的互动关系上。所谓“阳明心学”，其义在此，哪里是如一世纪前日本人那样将其改造成“武士道”的功利之学！（顺便指出，现代新阳明学的主要特点之一即从古代之社会政军领域转化至人文学术领域。如不识此，可谓错解了现代阳明学之意涵。如果以为古代儒者怎么做，我们今天就应怎么做，那就相当于“因泥古而悖古！”）顾颉刚先生之所以屡言学者要带着问题研习，就是说，学者要预先就积累着、形成着自己的稳定问题系列，此问题系列才是自己的真实永在的“关注中心”（有如前例中教授之“书稿”才是其自我的“问题中心”，而不是外在世界或环境形成的社会性、集体性问题中心，尽管后者当然客观上比自身的问题中心广大，但那不等于是你自己的问题中心，而只是你认知中的相关“客观环境”。）
此外，博闻强记与思考能力是决然不同的两件事。努力读书多识者多多，而能够合理思考者缺缺。因为，博闻强记是一个机械性积累过程，其计量随时间而递增；而思考是一种理性能力的运用，为此必须有运用理性之心志及运用理性之能力。心志维系与能力养成不是随着阅读增加而自然增加的。而喜读书不思考者，可谓比比皆是（误以为“读书自娱”即是“做学问”，固然肯定强于“钓鱼打牌”，但仅相当于被动性的精神享乐而已）。此种相关关系甚至于可能形成逆向发展之势，即可能是：被动读书越多，积极思考越缺。这样的普遍倾向，其遗害一国之文化学术发展，可不言而喻。对此，当事人往往浑然不觉，甚至于为自身“知识”的可见增长而沾沾自喜。此种心态如再加以“拉帮结派”、“党同伐异”炒作，更可因将其纳入“学邦系统”而被进一步巩固、发展，并渐成为一国思考方向之定势。我们提出的阳明学乃针对学术思想之高端建设而言，本不涉及此类俗常的“知而不思”惯习的纠正问题。（毛毯厂式的“狂学现象”，是社会性问题，不是学理性问题；或者是几千年的读书做官论的现代变态性发展。我们也可据此体会古代大多数儒生的真实精神境界为何。朱熹，王阳明辈只是百分之一儒生中的特例而已。）
上述倾向当然也“结构相同地”存在于国学和西学两大场域内。二者的运作材料不同，而运作的心术和实践方向完全一样，还不要说彼此因不同外力刺激，因不同之原因，而纷纷“玩票于”对方之学，因均欲以学贯中西而“忽悠”于学术江湖。近年来在海外真是到处弥漫着那些控制着网路的集团如何 在科学世界里制造着各种风水、八卦、阴阳、推背、易经等曾经导致两千年中华文明欠缺理性思维能力的所谓“玄学”。听众们恰是学科技工商出身的广大理工人士。我于是又体会到另外一种海外华人怪相：科技工商人士在本业和社会经验观察域虽然运用科学理性，但如欲在理性认知上更上一层时，则极易（甚至只能）堕入此类国学玄学的大忽悠里。我看到他们这些“工程师、医生、科学家、金融家”们纷纷谈玄玩虚，故弄高深，才体会到一个更可怕的现象：因为他们是知识分子的大多数，而其在其科学窄学训练之外，也是不知如何对世间万物进行理性思考时，人类历史前程又该如何乐观预期呢？（其自欺欺人表现为：以自身一隅之科学资历作为自身已能在其他领域进行同样的“科学思考”之“伪证明”！）于是，今日的实情是（我的诊断）：搞人文科学的不知如何“人文科学地”理性思考，不搞人文科学的，在其专业之外只知“反人文科学地”（非理性地）思考。
对于思维混乱，对于博闻强识与理性思维的矛盾性，存在有内外两侧的原因。前面所谈是内侧原因：学者急功近利，以学求名，因而陷入了孔子所言“是闻也非达也”之痼疾（中国读书人或知识分子的大多数所身患的民族病）；但对外侧的原因不甚了了，其中含土洋两类渠道。本人多年来与洋人理论家周旋中，主要就是辨析其“逻辑性、修辞性的文字式云山雾罩”和真实人本主义科学理性间的区别，而多年来亦面对着海外汉学、新儒家等的“玄虚性、大热昏性的文字式云山雾罩”，而越来越看出二者之间的“同构性”或“异曲同工”性，即二者均可成为阻碍、摧毁人类理性思维机能的文字利器：即如微波武器般“轰炸”理性，使人脑理性去势，却误以为因接受了如此文字式的玄奥织体而提升了精神与思维层次。实则，不过是掉入了“文字式玄虚迷魂阵”而已。而当此类文字式圈套的实施过程被纳入外在制度性程序内后，又可增加一份功利性的（职业化的）外力保护层，从而可以放心地令自身“理性沉沦下去”！于是，失去了理性思维能力而不自知的大多数中外人文理论知识分子们，遂易于被纳入各种外势运作之力场。而这一切现象却又获得了文字性“伪理论系统”之“伪理性支持”。后者又可大分为两类：一类是此伪理性阵营中的“主力军”，即若干选定的中外基本“教典”（如与胡塞尔学对立的海学，与论语对立的易经），另一类是通过此基本教典对其“理论对立面”进行的“渗透、颠覆、曲解”，以至于将后者“异化为”主力军的“武器”。后一可能性，一则源自理性思维本身的普遍片面性和时代局限性，另一则源于对其进行的“硬性歪曲”（如依靠学界造势和制度性经营以制造“指鹿为马、白马非马”的“伪解释学颠覆”效果。）
回顾40 年，我们应该如下总结：由于历史转换与耽误原因，以及由于主观态度失误原因，我们的人文科学认知本质上仍停留在“知而未思”状态，因此必须有此自知之明，对此不可自我掩饰；而另一方面，认识到由西方文明两千多年积累的人文理论知识成果，虽然是我们必须深学深研的对象，但也必须对其性质和功用有尽量客观的、批评性的认识，即应观察明了其正负两方面的特点，而相应处之。这就是，我们面对着一个“辩证性智慧”要求：虽然所知未深、未实，但却不可在为此谦虚前进过程中而失去“应对”的主动性，即必须在所知未深、未全、未实之时而要另行树立坚定自信的、对其批评性的积极思考意识。如何协调此二者看似矛盾的任务，是对中华文明理论思维现代化目标的一大挑战。历史命运迫使我们在此挑战前创立一种特殊平行而积极互动的“致学态度与方式”。按此，如实践正当，甚至于可进行一种超越性、创造性的认知“飞跃”：在此过程中提出一种适用于各文明学术思想环境的思想理论贡献。因为，正是在此全球化时代的同时，西方文明也同样面临着他们的人文科学现代化革新任务。例如，如何朝向真正的“人类全史”研究前进，如何完成人类“普遍思想史”的目标挺进？在其此类任务中，没有中国理论学者的合作是办不到的（单纯文献学者和汉学家是远远不够的；但西方汉学界因其功利主义治学观故绝无此自知之明和大公态度，特别是一些一向以“当世道义巨擘”自诩者），我们这样说并不是从双方合作的客观必要性上着眼的，而是从西方学者本身也同样存在有他们那方面的所知“未深”、“未实”、“未全”的问题进行判断的：甚至于对于西方学理方面也同样如此。（这是我们不可将洋人当做绝对楷模加以“利用”和“炫耀”的一个外在理由。如我早先说过的，他们的理论家中“知而未能思”者同样比比皆是，虽然其失误发生的“技术性层面”高于我们。结果：“技术性成就”掩蔽了“思想性弱化”；文献学者和谈玄论虚者均如此）
而更为隐蔽且更为重要的“为学不诚”状态，自然源于当代世界现实社会文化生活中的现象之混杂呈现，而实质不诚却标示其最誠者，因进入不到阳明学内里，而特意（也可能是无意识地）利用（因私利未除而“有意”倾向于“无意识地”）利用此类混杂现象来“偷梁换柱”、“混淆概念”或“视而不见”，以至于客观上参与着掩蔽学理真相的目的。此类倾向尤以海外华裔人文学者为甚。归根结底，他们首先均被自身“地理处境、外语程度、等级地位的优越性”蒙混了头脑；更为深刻的混淆现象表现在普遍将社会政治问题与人文学理问题混为一谈，以借助于“政学两栖策略”（今可扩大为“媒学两栖策略”）来沽名钓誉。此后一类之所以更为后果严重，乃因彼辈属于玩弄“复杂道德语言”以树立个人“道德制高点”的假象，并最易于以此来“以假乱真”。那么以上种种“混淆AB”的人文知识分子混世策略的实际负面效果为何？并不是在社会政治层面上【此层面内并无彼辈“文人”施展之余地，不过是沽名钓誉以自慰而已。不过，此辈人士却正因其精神特质和学理低端而会特别为权势阶层所“借用”，形成各种直接间接的“权学联合控导”关系，遂可因此类关系而增加其“利用学理材料以谋求声名权势”的根本目的，而是在学理层面（在人文科学的理论性提升层面。实际上，此类“两栖学人”不过是被各式权贵操控于掌骨之上而已）】，而是在对中国乃至世界人文科学现代化建设进行客观阻碍的层面上。因为正是在此，他们用社会政治领域内的“道德褒贬语言”取代了人文学理内的“科学真伪语言”，从而可利用绝大多数人口不识人文社会科学的现实状态，以至于客观上导致：一是使得人文科学世界不被大多数人识见，二是使得人文科学的提升不得进行。于是，正是在国际人文学术界“爆得大名”者反而可成为阻碍中国及世界（因今日之人类一切知识都必须兼含东西）人文科学进步的实质性绊脚石。某种意义上，此辈最擅长表演道义之士者，反而实际上是在最深刻意义上的最伪善者。可惜，在今日媒体世界争名夺利时代，此等伪善之作正可大行其道。为什么？很容易理解：为了取悦和俘获大多数人口以壮大己势，时代弄潮儿必选择最有效的“言语忽悠工具”，此即“道德修辞学话术”：你爱听什么，我就说什么。几千年人类历史上此类“低端智慧”处处得手，而人众之特点即是：不耐积学深思，而是习于顺应或应和一切“喜闻乐见”之词！事后有觉，又一切推责于客观。“道义性话术”遂成为人际斗争中的最简单易行手段。于今机器人时代及准机器人时代全面逼近之际，我怕此等历史技艺将更易施行于AI时代也。
（三）阳明心学作为人文学理实践基础
【警语】[ 阳明学/良知学]：根本性，普适性，践行性，方向性： 1. 根本性：溯源自身心性动机之本，以作为重建仁学心志结构之基 2. 普适性：仁学产自中土，因以心性为体认对象，故可连通于古今中外 3. 践行性：良知学兼含识与行，不仅为体认之源，亦为启动之机 4. 方向性：知行兼涉内外两域，以善恶正误，而不以业界流行，为蠡定个人行为方向之基准
以上诸项特征貌似俗常，但为阳明心学之本质表现。所谓阳明学，既非指赏读阳明字面，又非指挟古自重，乃指个人现今身体力行之指南。所谓知行合一，即心志重建之后，必投射于、验实于认知眼前新世界、新理路、新目标，而非止于重述旧言，颂扬古语。心必脱俗革新，行必坚定果决，理必真确深远，生必求仁得仁。 【2018-9-10】
我们常说，今日认真学术实践规划是朝向于未来的，我们的写作是为未来世代读者阅读的。这样说，并非是面对今日人文学风现状时的一种自慰之辞，而是具有多方面的实在意指的。毕竟我们恢复文教学术不过40年，与科技工商类知识不同，甚至于与实用性社会科学类知识不同，此二者都是几百年来语词精密或趋于精密且学理系统清晰之学，且均与自然和社会现实紧密对应，故可于短时期内获取相应真知真理，而人文学术以其数千年累计的各类语词及认知类别，可谓内容无比混乱。在其漫长历史基础上建构的近现代人文学理系统本身之驳杂，素为有识者所深切体认。40年来的“恶补”固然颇有绩效，但多属停留在或字面层次上或意思层次上之学者“熟悉度”而已。“术语和意思的熟悉度（重复记忆度）”即被广泛视为“知识之获得”，此种知识获得结果因必然可在操作上满足国内学界职场内任何规程之要求，故可行之有效，即可被视为有效知识学理之积累。但如深入细致观察及分析即会发现，此种基本停留在“记忆重复性”层次上的机械性知识，是难以带来创造性理解和创造的智慧潜力的。此一观察和结论自然是从最终效果经验层面向前逆推得来的：尽管知识量、“理论量”大增，观察、分析、推断的创造性能力，即俗称思想能力，反而每况愈下。为什么？上述机械性认知不仅表现在字面、“思面”的机械性积累上，而且进而表现在对西理普遍具有的“逻辑形态”面的盲目崇信上：并非因为把握了逻辑线路含蕴之“义理”而倾服其理性力，而是纯粹因对其“话语逻辑面”的直观性严格印象而产生的间接信仰力。（有如熊十力先生因《论语》话语链的简单性而对其价值存疑，而因《易经》话语含有多重貌似相互制约部分的“复杂性”外表而对其增加某种“准逻辑感”！）此后一种“准逻辑复杂印象”之机械性判断，反而可成为今日自以为“熟悉西理”者难以进行理性思维之直接绊脚石。加以这些字面、思面、逻辑面又都承载着有“思想大师”们遗存的“势力痕迹”，遂将理解层面的“浅尝辄止”心性与实践选择层面的“趋炎附势”心性，下意识地纽结在一起，形成了一种使自身不进行自我认真反思的现代式的“意必固我”。加上国内外职场所外加的各种制度性力势之撑托，以及职场内形成的集体性“互撑”和“共识”意识的内化作用，真实创造性思维能力的有无问题将不复呈现，甚至于被内在地加以“阉割”。以上所言的目的，是提醒读者不要将记忆与言谈之“引经据典丰富性”本身误当做了自身已然“掌握”了高深思想理论的明证。将文辞和内容之复杂性话语制作误解为学理之深奥，实为自古至今人文理论家共有的误解。
学界理论思维方式流于人云亦云、亦步亦趋之“肌理”，亦可类比于今日广被批评的中学应试教育体系，其教育法本质正是背诵和记忆。同样的，正如此类教学法足以符合中学结业和升等的“业界合格”要求一样，大学阶段中集体性的硬记、硬译、硬性发表通过转录他人话语（古今中外）堆积而成的“论文”，再通过全部审核系统和过程中集体性认可的“知识获得”标准与“职场共识”，此类习得的学理知识必然足以承担职场进行的规划目标。这就是本人反复说的，足以完成其“职场求成”目标。但这样的结果并不等于“科学求真”的结果，二者之间虽然分享着共同的词文话语载体，其实彼此的学术实践实属南辕北辙。本学理析真系列的撰述，正是为了指出二者之别，并期待于未来有识之士对此勇于自反，当客观条件更加成熟有利时，得以萌发自身研学上改弦易辙的意愿。在此意义上，今日每件学术实践项目其实都是朝向于未来的，因为单纯的“记诵式和因袭式知识”是难以形成思想理论真实重建的基础的。而时当学人以学谋生意识根深蒂固之际，职场人因“畏惧”被指为学养欠缺，自然更谈不到在真实自知的基础上按部就班地补课进学。于是， “惧识自身真相心理”岂非是全球商业竞争化时代中外人文理论界普遍存在的逻辑性后果？其实，重要的不是知识量的机械性积累，而是学人态度的端正性。可惜西方同行难以悟解此东方伦理学深意，我们所能期待者仅只是通过逻辑性陈述 “逼使”他们“正视”仁学治学理念与他们今日在商业化大潮中流行的人文学理间存在着一种“张力关系”。他们在自然与社会科学职场内的积极成就为一事，他们在人文学理方向上的大幅偏差为另一事。之所以国人须在知识不备之际仍须对国际专家“吹毛求疵”，实因他们们已成为非西方学界之当然楷模，后者并甘愿成为国际学界的二流追随者，甚至于包括“国学”【否则为什么此学老是强调要走向一个读不懂古典中文及现代理论中文的西学世界呢？为什么非要将国学修养不如自己的汉学视为“高级导师”呢？此一集体性的机会主义倾向中又何来 学术之“民族自信心”呢？今日凡以为因不能“架接”到洋学制度上及纳入洋人学界中就是低人一等之意识，仍然还可称之为一种“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吗？】。
在完全相同的时代环境下，我们又不得不看到另一种相反的倾向：正因为同一“揠苗助长”和“不如荑稗”原因，却可相反地产生相当顽固的自信态度，其思维的“狂悖”风格恰于前者的“卑顺”风格形成对照。而二者却基于同样的外部原因：面对强于己者之消极性反应。记得文革刚结束时曾经陡然冒出不少失学时代产生的独立思想家和学者们。这些人都曾因时代资讯荒芜遂可因针对时弊的一思之得而名噪一时，其因乏学而片面积成的理论性认知，却随着社会上国际知识渐增而逐一被消解。这些独立思想家和学者于无书时代产生的独立思想和自信，虽源于个人性格使然（自然也包括特异天赋）但和一切时代的媒体式思想家一样：他们都将直接经验着的社会现实观察视为个人真实思想的可靠来源，故以为所论言之有物，并仅因扣紧其实人人皆知的现实经验分析而产生学理性自信。这类自我思想的自信之误区在于未能深识对象的不同类别、方面、时段、因素、关联上的各种差异性。这也就是俗常说的“经验主义”偏误。而当此类思想之对立方为外界庞大舆论而具有巨大威势时（如文革时期处处弥漫着的铺天盖地“大气势”），反可激发其自雄自壮的抗反意识，从而加强了个人认知和判断上的情感上的自信，却不知是自己犯了认知范畴上的差误。今日海外华裔媒体世界的认知水平其实亦属此一类型，“经验现实”遂成为其唯一认知正误判准。但当其思考判断的主题稍涉意义性、价值性、概括性、信仰根据性等“上层理论层次”时，就会立刻流露其认知逻辑的混乱：结果，媒体式认知毕竟不能等同于学术性认知。在此意义上我们才说海外所谓华裔知识分子大多为科技工商类知识分子，一涉及价值信仰层次问题彼辈言论之空疏遂可立见（但他们人多势众，自然实用主义地以其群体共识为其认知之权威性根据！）。不过，此一现象也并不能为那些国外职场人文学理界科班出身者之 “博学多识”的品质加以背书。因为后者涉及到另一更为严重的当代国际人文学术博士培养制度之结构性缺失问题。对此本文不拟讨论。
在各种认知偏误倾向中均可看到各派共同的如下特点：欠缺自誠明冲动。古人确有此冲动，所以说今人人格不如古人，虽然古人因各种客观局限性而难以或不可能实现其“天下梦”，但在其动机层面上的思想感情却是真诚的。如果将古人之真诚与今人之客观知识相结合，其综合效果将大为可观。然而今日又逢人人趋商习技的功利主义大时代，其时代精神特点正是要以法家之“术学”取代孔家之“誠学”。此所以天下人文学界今日均呈以学求成之治学大方向（竟至于“以学弃真”地步）！另一方面，坚持“以学求真”者，其“学”与其“真”彼此间也可能并不搭配。其所谓“真”乃指其直接经验到的社会现实，其“学”乃指其随意研读后积累的杂乱之知，而正因“不如荑稗”之故，其无序知识之杂多性加上性格的“意必固我”性而采取了另类机会主义的“自圆其说”自欺策略，并遂行其“六经注我”之功。如此，学理话语徒徒成为装饰自身经验观察的“话术”，以为带上“康德、黑格尔、胡塞尔、海德格尔”等名号即可使自身思想自动高人一等。如此轻巧习气与文革派斗期间各逞口舌之快的习气，可谓殊途同归。“学”与“实”的关系不容如此实用主义地、功利主义地简单化处理，学是分层分界分方面的，实也是分层分界分方面的，二者之间的关联更是分层分界分方面的。对此种种不加分辨，而是“意必固我”地力申己意，此并非具有独立思想之谓。一界一事有真识见者，不等于在无数多的它界它事中及其相关关系上均可有真知灼见。而读书人如自誠明不足往往自动关闭大千世界诸门而宁肯据一孔而观天，以方便于成就职场内有效用的“独家创见”，并借助于拉帮结派、趋炎附势、设计用术等集体争利伎俩于职场内，以巩固自身之职场生存地位。以上种种指陈均可佐证为何我们要说，今日有志者之积学用思，其实只能是为了供给未来世代学界条件大为改善后的学人参考之用。即使我们客观地猜测到，由于全球化科技工商势力日盛一日，人文科学理论的现代化重建可能永无成功之日了。（对此，仁者应对之策仍然是“知不可为而为之”！）
以上各类检讨都是据学术思想肌理内部所存在的问题而相应提出的。当然，实际上，来自外部的误导因素才是国内外人文学界更为严重的进学阻力。如果学人企图完全按照国内外学界等级制度的层级来判断学术水平，虽属等而下之之见，却广泛流行于海内外学界。不过，凡对己、对人、对世的文科学理衰退现状视而不见者，岂非皆因欠缺基本的自我反省之誠？试看，远比文科的科学严格性为高的自然科技界今日亦大量出现欠缺创新能力之抱怨，相比之下，我们文科学理的问题难道不会更值得关注和忧虑吗？
（四）阳明心学与40年来的学理实践回顾
本人自1977新时期起持守至今的治学原则为：企图以更准确拟定的人本伦理理性主义进行人文学理重建之“启蒙工作”（而非世人所说的社会政治领域的“启蒙工作”），以期于“三中全会”所言的“灾难边缘”之后，积极于民族学理生命之复兴事业，并以建设性态度于人文学界参与推进、提升、煽扬理性之光。然而笔者未识文革后遗症如此深广顽执，文革期间蕴育的自利主义人生态度在新时期开始后反呈另类发扬光大之势。“诸事求利”意识最终彻底取代了“学术求真”意识。其实，对历史客观之“真”的认识何其浅显，而时人无意先补充自身学识以便达其深刻目标，而是颇多人士通过“集体操弄”此“历史真伪之辨”，以期先声夺人，求其快捷之实用主义利得。学界遂将二事混为一谈：社会现状实际改进事业与社会科学理性认知提升事业。后者岂是不学而能者？难怪那时社科院一位负责同事承认：他们尚未理解或分清“政策设计”与“政治科学”之别，即承担了开展相应革新之设计任务。那时我曾多方建议：大家须首先亟补专业英语阅读能力，以获得新知新学为目的。这是因为文革前已然将正常社会科学教育加以废弃，所以人们才会出现这样幼稚的认识。但文革后自以为“胜任于启蒙重任”的知识分子均因将其文革武斗文斗期间积累的社会经验视为其未来“社会政治认知”的可靠基础，根本不理会“经验与理论”、“学理和政策”之间的异同所在，结果多急于“用世”而缓于“进学”，甚至于根本分不清所谓“真实进学”为何意！当后来学界恢复等级评定制度后，人人可依资历升等。于是，其后此等级名号遂成为学人继续自欺自慰之自我掩蔽工具。至于其后更深层的自我掩蔽方式则是用所谓“获取信仰”取代了“理性研学”，因后者须花费无数倍的时间，而前者却可“一蹴而就”（不是自古以来就有“立地成佛”这样的欺世盗名、聚众成势之术吗？其本质为：追求“精神控导之力势”）。这样，“快餐文化”也就广泛渗入到此高端领域内；“高端”名号可以为“低端”求利之用，此实为历史上屡见不鲜之故伎。
谈到后文革时代之痛定思痛后的反思，我们应补习的不只是“十年之失”, 而是自抗日战争开始以来的“四十年之失”，还要加上百年以来出现的各种由于“中西文明史”上自然差异性而产生的不同文明间学理互补认知之失。中华士君子岂非正应趁此“新时期”提供的难能可贵机会，远近兼及地全面补充人文社会科学的现代化知识？这样的关系到文明与人类发展的宏伟深远之构想怎能听其蜕化为职场追求个人蝇头小利之手段、途径、口实呢？这就是后文革开始的新时期我所观察到的并深感遗憾的问题，（而所谓文革反思一类问题，对我则根本不成其为“问题”！那不过是一清二楚的社会经验事实。），那时我已本能地（虽然还未曾在认知意识上）区分出两大历史实践区域：社会政治区域与学术理论区域。二者的目标、任务、方法不能混同；不能让民族学术理论现代化复兴任务再耽误40年下去。
【一段趣谈：抗战以来40年社会历史风云动荡，可感可思者何止千千万万，但均无关于民族与文明的学术理论发展问题，此可充分说明，两条历史路径的动力与创造机制完全不同。忘记了自己是否已经在网文中讲过，90年代中期曾与何兆武先生在德国居所闲谈时发生的一段趣事.我谈到,从理念与逻辑上说，如果抗战8年期间能够有数十位人文各界英材被政府置于大后方安全处使其全力专攻现代西方社会人文科学理论高端知识，以便为中华文明日后在精神文化现代化革新任务上发挥全面引领作用，从文明发展角度看，可谓明智之举。因所废资财有限（购置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经典书籍而已）而其后于民族精神建设上的成效则不可限量。何先生则从实际角度驳斥此一“幻想”，按照常理强调，大敌当前，读书人何能继续“独善其身”？如今回忆这段对话时，我当然知道那是绝对不可能安排之幻想，而仅只是为了将幻想作为一个文明实践中的逻辑性“说明模式”，用以说明人类文明应平衡睿智地兼含两大历史实践场域。社会救助与学术发展为什么不可能“分头并进”呢？其中自然也包含着人们轻视精神文化，重视物质得失的通习。此外，睽诸现实，我怎能不知早在民国时代即流行的世间共识：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呢！自古以来人类即视社会安适，物质享受为第一要务，所谓精神事业仅为哲人之乌托邦畅想，何能充分行之于世？】
近来作者在国内外著述中提出“历史1”（社会物质发展进程）和“历史2”（学术精神提升进程）应该在目标和功能上严格区分开来的一种“历史哲学观”，惜乎远未受到国内外体制内学人之了解。简言之，人类在其生存实践中受到两套不同价值观引导，追求着两套不同的实践目标和成就，彼此之间虽然存在着紧密的外在互动关系，却各自按照其内在“逻辑”（运作机制）分别推进，此两套推动机制的方向和“原理”则是明确分离的。在与此相关的种种引申认识中最与个人生存相关的就是实践者在其实际态度、目标、方式等层面上的适当选择问题。有识者实可在两条历史路径上分别前进，以完成更有意义和更有效率的实践策略的选择。按照传统精神文明方式有志于精神创造事业者，即可少受社会物质世界内纷扰混乱情境之约制，而一以贯之地推进个人独立精神事业之创造【述评：个人此一最近加以理论化的总结，其实源于个人早年性格之养成。此种观感更进而据文革期间以客观观察者立场所见所闻中进一步加以明确化。当时曾困惑于：为什么如此众多知识分子所全身投入和宣导之言行，竟属“完全不可合理解释！”“大家为什么会这样地思言行？”，“为什么这么多人都如此一律地思言行？”而改革开放后又通通将之抛诸脑后，大家从此不再提及自身参与其中之事端，而又一律地改行另一套心言行。如是，人们就没有想过：那轰轰烈烈的十年内如此壮观场面和个人之全身心投入的一段大历史，就这么全部成为了时间虚掷吗？难道，那时你就真没有办法读书和为读书做准备了吗？同理，今日你除了追求社会习气所鼓动的名利权目标外，就真地没办法认真读书进学了吗？发此对之不解的感慨乃因：此种现象之令人惊异的普遍性！】。古今中外，何时何地不是“无序”多于“有序”，而几千年来仍然有诸多优秀精神作品可通过智慧抉择被成功创造出来，留存并惠及后人。本人不久前出版的《论语解释学与新仁学》对此东方高端人生智慧学做了详尽阐释，其意义与此处所谈完全一致。心志真纯的现代哲学家和人文理论家，因此既不会满足于一生仅成为“职业教书匠”和“以学谋生者”，也不会甘愿于随波逐流，成就一名逐利而行之“经济动物”，而是有志于为了民族与人类的未来精神文明事业发展而献其一生。【人之所以为“人”，因其具宝贵的现世精神创造能力，而非因其有能力于不再“宝贵”的[宝贵源于稀缺，如永不稀缺，何来“宝贵”！]“吃喝玩乐”，更非因其可幻想获永生而可庸庸碌碌地永远吃喝玩乐】。古人所谓“立志”是立此类精神目标之志，非指如今日世人般多立名利权快意人生之志。其真实生命必然是通向人类遥远将来的，是为将来客观条件改善后的一代代新人类的精神集体之提升而预作准备的。故所谓立志于人文学理事业，非为异日成名成家而可留名后世之谓（如以此为志，则或者易于成为曲学阿世之徒，或者易于成为持技鸣高之辈），而首应指在治学方向与风度上之态度端正（孔子射仪之喻即为生动辨析“方向”与“技能”在本质上的区别，可惜千百年来至今儒士者流极难体悟与践行之）。今日学者正应在全新世界知识格局下勇于认知与追求治学观点与方向之正确（而非满足于仅能按照职场标准以逐阶升等目的），即能够坚持方向端正以实现“学为己”之深教（而非满足于借博学识广而成就“学为人”之虚荣）。
5）阳明学之时代意义和世界意义
以上所言，绝非仅适用于国内人文学界，而且在较高标准上同样适用于国际人文学界。因为全球化今日，无处不以个人主义追名逐利为人生筑梦之鹄的。本人前不久出版的上述新著，实为向今日世界人文学界提供一古今价值观大反差之警示，以显露科技工商时代人文义理之危机是如何之深重。今日学人痼疾均为“与人争比”，因之个人兴趣与实践之取舍均相联于学术讯息是否有助于个人利得与“身价”之提升，并据此估测以作为个人人生态度选择之依据。我们只可将此一痼疾首先归之于曾经无远弗届、无不分沾的“十年岁月”。此所以屡言学人应时时从其中诊断个人今日为学取舍偏误之根源。纠正之方甚易：检验个人治学得失均应以方向之端正与否为标准，而不可以求个人“身价”高低之术为目的，孔子“闻达之辨”正为此意。我请儒学家们（首先请最具历史盛名的已逝“老先生”们）扪心自问一下，是否曾于此修为根本处着力过？（凡于艰难处境中仅能以默读圣贤书以自安自慰者，尚非孔孟之徒也。“危行言逊”重在“危行”，我未见晚近大儒间能臻此境者。）至于大批仅因“儒学”所具之“历史权势”而行另类精神层次上的“趋炎附势”者，岂非正是逆孔反孔而有怯于自反自新者？无论是外国学界普遍信奉的个人主义还是国内学界流行的实惠主义，都属于个人职场功利主义，故难以朝向于自我真实的精神提升目标。此一适合于科技工商业者的自利主义，却逻辑地成为阻碍人文科学发展的根本原因。厌恶此一伦理性学理批评者，也必是不喜读《论语》者，也就必是个人利字当头者，岂能因其为今日世界之通势而自以为在“与时俱进”乎？（“个人主义”为今日最为含混的概念之一！）【《易经》之盛行表明其正为个人“求利之学”，一如算卦为自古以来的求利之术。《论语》精神正与此相反！本人去岁参访白鹿洞书院，颇思有朝一日能在此历史胜地雅集一新“朱陆之辨”，即汇聚新一代国学者们以深辨“《论语》vs《易经》”之别！】
功利主义的制度决定论与科学真理的主体意志力之间，遂形成了必然的结构性对立，并在新历史格局下必然导致后者的全面弱化或消失；于是学术思想话语成为了制度化运作的材料和手段，此一思想内容趋于“材料化与手段化”的大方向，遂使得学术思想话语内容本身弱化了或失去了独立价值（真理价值，真善美价值），传统上所说的“思想真伪对错”这样的价值观问题将失去其意义或效力，因为反正该内容仅只令其承担着作为追求功利目标的“材料和手段”之用。至于操作该作用的力源和方式，均可溯本于学术思想界以外之权力机构势力，在此学术思想类产品定式化生产过程中，学者思想家对“思想内容”本身的处置或创造性部分，主要成为了为配合制度决定性机制而进行的言语装饰性的修辞学技法，其“去实质性的”形式主义有如物件流行款式之纯形式面蛊惑效用。（在此意义上，后现代主义以来的文艺与学术的形式主义之艺术化发展，其背后隐蔽肌理均难免于属此作用。）
同理，外在制度化决定作用和内在思想内容之形式化方向二者，又共同成为学术思想商品设计者与生产者在市场化竞争运作过程中的环境和对象。学术帮派的形成也正是在这两个主要相关维面上（人际制度性关系和去内容实质后的学术思想之准形式化标志[名号，流派，特点标志等参量] 系统）加以综合操作的过程。由于学者群及其派系头领的共同功利主义转化，其心态与动机已然大幅接近于商人风格，遂将人文学术派系和社会文化思想流行之建构作为职场内纯竞争主义事业加以经营。加以派系集团的共识之存在，融入派系帮派的学者思想家们遂获得了附加的社会性团体意识之支持以及随之具有的个人职场物质性收益，学术思想世界遂可因此而获得更具稳定性的存在。此种学术思想生态的“稳定性存在”本身也就进而成为掩蔽学术真理意识淡化或消失的决定性根源。
当然，虽然人文学术生态在全球商业化时代大体如上述，并非说优秀学者和思想家，在人文学术历代贡献自然积累的条件下，没有不时出现的求真（求真善美）冲动及相应成绩积累。而是说，这类成绩自然创发和留存因无法成为独立的能动性主导因素，而均不得不经受客观制度性结构的整体性制约及其效果导引，所以其成就之片段性存在，尚不足以形成积极的学界整体内生产性发展之势。反之，这些正向创发以及历史上形成的具有成就学术价值的文本积累，均因须纳入职场制度化统一操作和市场化检验渠道，而可纷纷在过程中“变质”。原因在于，人文学理与有序生产的自然科学学理不同，其所谓正向价值均指某一层次、某一方面、某一时段上的成就，此成就实为“半成品”意义上的真伪价值，即并非独立完整之“真理产品”。其作为半成品的局部真理性的确实存在，反而因其片面“真理价值”所具有的自然吸引力，而成为学术游戏操作者特意利用的对象，以至于产生对其加以优先歪曲的意向。今日我们具有的大量历史上留存的“大师作品”，可以说均可能遭受此类歪曲化作用。如此被集体驾驭（在派系运作下）的大师名号，反因其名号之响亮（商标之知名度）而成为派系功利主义运作的有利工具（历史名号成为现代操作工具，现代名号被加以煽发使其格外响亮）。而对于陷入现当代人文学术功利主义世界者而言，因其自身的伦理精神“去势化”，所以不会再从严辨真伪意识出发而进行独立科研，而是有意无意地按照公共“利害得失”原则进行功利主义的思考和实践（此思考方向因有学术社会的集体性共识支持而可趋于稳固）。
如我以前曾经指出过的，在现代西方人文学理世界，特别是在我最看重的符号学和现象学两个领域内，形成了最有力度的派系操作现象，即一方面此二领域是最重要的现代人文科学发展之例，而另一方面也是派系运作意识最强的两个领域。其中派系运作中不时出现着学风甚差及学术甚差的人物和风格。这是多么“吊诡的”现象：本来恰恰是在此二领域内我们看到了如此杰出的思想理论先行者的高风亮节及其理论创发，却在不少自我标榜为其后继者的学派营建者中间看到如此多不诚实、不严肃的作为“学派炒家”的派系后继者。一些重要的名词原理发明，反成为学派运作者加以利用的方便法门，而相关学术思想则成为了派系竞争之运作区域。于是，我们可在不同程度上看到这样的反差现象：建立在原创者学理基础上的后续技术性层面上的成就与其思想义理大方向上的歪曲性展开之并存。这就是为什么本人一贯强调，我们作为后来者，应该智慧地将上述正反二者加以区分。但如为了参加国际派系集团以“自壮”，则不得不对国际上“占据职位者”之主张照单全收，以证明自身学术继承的完整性，却可能因此将导致我们的相应学理发展沿着误导性方向而进行。其害处我已言之再三，此处不赘叙。简言之，当代人文学理的功利主义大方向之最坏表现，即为此种国际拉帮结派趋势之发展。“值得警惕的是”：学派原始内容中越具有学理深度者，今日反而越可能受到各式“机会主义学风”之沾染，即该重要概念理论反成了学派人物最偏爱运作的部分，而其中概念思想的原始“价值部分”和其在派系运作格局中借以运作的“方式部分”之隐蔽区分性等问题，那些只能在技术上对之亦步亦趋的后继学者们，反不易加以分别。
由于我在新时期头二十年中关于促进中西理论交流工作的重心，还是集中于直接引介国外杰出理论成果，那时国内西学理论界的国际化活动尚未显著展开，此类交流的实际效果如何，个人尚未加以深入了解。同时，个人对于国际学者的心态和动机之体察也尚不全面，总以为大部分人热心于交流是出于促进人类人文社会认知活动的想法。之后渐渐才具体体悟到，一些已被彻底个人主义化了的国际同行，其“进入中土学界”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宣扬其个人成绩及扩大其个人名声。为此，也是在积累了中外学术交流经验后，洋人们也体会到，其理想的中方“中介人”不应当是具有独立思考立场者，而应是对洋人国际权势有所希图者（包括学者和组织者）。这样，当中外国际交流趋于活跃后，遂将国际拉帮结派策略与国内拉帮结派策略加以汇通，而共同将中外人文学术交流的目的和方法凝聚到“共利双赢”的实用主义目标上来。况且，越是海外对于通过扩大中土声誉有所希图的洋人，其有求于拉帮结派策略的心态就越强烈。结果，几十年前万万不会想到，为了促进中华文明人文学术现代化的长远目标，最应加以“警惕”的竟然是一些“热衷于游走国际的人士”。早在八九十年代我已看出走国际路线的海外儒学系统与西方汉学的结合，足以阻碍中华人文理论现代化的有效提升，因为他们在骨子里都是借助于中土“国学”和西方汉学的联姻以追求派系利益者。他们根本不了解、不关心什么是“中华人文理论现代化”的目标、内容和方法。 他们具有的“半个洋背景”使其足以借两岸四地百年崇洋媚外环境来追求其学术垄断地位。（我对其批评的理由之一正是他们完全忽略了对于现当代西方主流理论的研习并进而参与打压排挤国内深研西学理论者。）现在，没有想到，当我参与进行的的中外人文理论现代化研究交流事业在有所进展后，竟然在更严重的程度上重复着同样的学术方向误导现象，而且其“误导力”系统，已由“半洋”提升到“全洋”，从而客观上加强了阻碍中华人文科学现代化发展的力度。这两大现象固然客观上均因其不同程度上具有“洋背景”，恰恰适应了中国现代化百年来的一贯“重洋风气”（其本质为心态上的趋炎附势，此所以为有从内在消弱或瓦解中华“士精神”的危险！），同时就学术实质言，均因其各自具有自身学理上的弱点，二者的合流遂加重了学理认知误导性的程度。但是，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者恰为两现象隐含的自利动机（名利权）及其运用的掩饰性道义语言（真善美）：当代人文学术实践者的最大危险并非其学养高低问题，而是其以学求利的自利动机问题。而由于他们均采取了通过操作“道义语言”并配以其他学术外广告式操弄伎俩，遂可对其本质上的个人与集体求利求成目的，起到了一种有效的自我掩饰效果。例如，仍然袭用着古希腊“哲学”之美称以自视为超越俗世者，在本质上可能仍然是借哲学话语之炫示，以达至个人“名利权”收益者。
（五）后记：基因改造与新人类时代的仁学反思 【2018-10-16补记】今日中文《世界日报》载书讯《大问小答》（霍金文集），霍金担心基因工程突破与富人DNA改良竞赛将产生“超级人类”的出现，从而彻底颠覆传统人性。霍金早曾猜想宇宙高级智慧生命如发现地球，必将一举摧毁之云云。这样，关于人性变异和文明新形态的到来，将不需依靠宗教类畅想，而是仅只按照经验理性即可加以推测了。如是，我们说的“人类本质”、“固有人性”等将彻底消失，而基于此的人文科学将随同失去存在的意义。本文及前文谈及的外太空移民和AI机器人时代问题与此一脉相承，都是自本世纪起人类及人类文明，均将发生历史上空前巨变的时代，简言之：“人将不再为人”的时代或许即将到来。这些都是尚未到来而即将到来的极端“去人性化”时代的征兆。而相对地“去人性化”时代岂非已经“悄悄”笼罩着全球？特别是最为发达地区。我们还曾定义说，所谓“固有人性”或“人的本质”，其实即为其直接间接的“历史性”，即发生于地球上的历史性。而今绝大多数人口的教育与工作经历已然越来越疏远于历史性知识和历史性抱负，也就是其“传统人性”的“成色”已然大为降低并在越来越降低之中。等到智能机器人时代到来，人机共处时代的到来，此一“去人性化”倾向将进一步发展。霍金所担心的“DNA新优种学”流行后，富人为了争取先天地具有高于常人的智商而会从下一代的DBA改造入手。在此，广义的“智能范畴”将很快使人机之间的特性进一步一体化，其共同的特点就是“去历史化”（由文学史和史学史所承载的历史经验或文明史经验），最先删除的就是历史性经验。于是，完全根基于传统历史经验并朝向于改进此历史经验的现代人文科学，将蜕化为一种纯粹的“文明考古学”，其目标仅只是朝向过往回忆的，而不再是朝向人类未来改进的。因为，科技能力的加速巨变将把人类及其社会加以彻底改变！此一可能的文明趋势，正是我们当前一再反省检讨的科技工商支配的“全球化时代”之极端版。处于此人类生存“彻底‘物化’的革命性变革”前夕，人文科学的身份、职能、理想将如何予以因应？在本文最后部分再次提出此一对人类命运的空前严峻挑战，岂非也应是我们新仁学和新阳明学和新人文科学思考者应纳入自身视界的巨大哲学问题？在此前瞻性意义上，“哲学学科”也许在此“后人类文明史时代”应重新获得其新生命？我们人类今日应该认真思索一下人与科技的关系究竟该如何“摆平”？人类是否应该甘心情愿地被无限扩张其控制幅度的科技所裹胁，而不久之后全面“进化”为“准机器人群体”呢？标榜人本主义伦理信仰的新仁学，必须当仁不让地以“传统人性方之代表”，勇于面对此人类历史经验的重大挑战。中华文明传统是人本主义传统，新仁学因此是现代人文科学的伦理认识论基础。我们必须努力将此问题以最理性、最科学（不是自然科学，而是人文科学）、最彻底的方式呈现于国际人文学界，促使历史上“最后一批独立的人文理论工作者”从此对之进行严肃的思考。霍金的问题，就是我们仁学家的问题！
【拟稿于9月初，截稿于2018-10-16.】 (责任编辑：李幼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