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本主义还是“人类自恋主义” （2022新年随感数则）
李幼蒸
（1） 太空旅行时代的正式到来，将科技工商文明推至一全新层级，导致高科技唯物质主义精神发展到具有绝对支配性地位。其原有的俗世支配性已扩展跃升至宇宙之高广度了，此一俗世唯物质主义或将质变为具有准宗教绝对性真理的身份。一种高科技式“宗教形态”（科技崇拜取代其他崇拜）或已开始在形成中。加上AI、生技业内等一系列对人性自然机能改变的高科技制造，人类正在从物理、生理、心理、社会、文化诸层面全面实践着“去人本主义存在方式的”唯物质主义实践。根基于地球及在其上形成了千万年历史文化经验的人类，在观念上正在实践着去地球中心化，去历史化，去自然人性化过程。其结果是导致人类理想精神正朝向着宇宙时代“高科技动物化”方向发展。这样的无限科技开拓事业势将导致人类之自然存在、人性之自然、历史之自然等，由于人类片面开拓其纯智化机能而自我变性，其自然身份自然有或将渐趋瓦解之虞。结果，人的自然主义（人本主义）将逐渐实质上演化为物的自然主义（物本主义），宇宙浩瀚无边的物的大自然将吞噬地球狭小的人的小自然。物理存在之无限将吞噬生物存在之有限。人类不知珍爱此浩瀚宇宙中偶然出现的人类及其精神性生存价值，维护发展其合乎人之精神生命的自然存在，却在放弃此人本主义责任与使命后，将其独特人本主义精神性存在之本能动力机制加以贬损。人类不是致力于在其自然存在之基础的地球上追求其“根本”，却一心想要到太空去为人类寻找新家园。地球自然人朝向宇宙机械人演变的不自然过程，也即人类自我解构其本性的过程。在此情况下，作为可与此高科技唯物质主义对峙的人文科学理论的任务却也“辩证地”随之陡升（物质朝向的空前冲力引生了精神朝向的反作用力）。人类精神文明发展方向的问题，历史上空前地成为当前特大人类反思任务。为了更有效地具备参与此人类精神生存方向讨论的资格，人文科学及以之为基础的新伦理学，首先需要继续强化自身的理性化改造工作。后者正是“符号学精神”须加以引导的目标。符号学思想本身的合理化提升与实践战略的改造任务，遂重新禀具了人类精神文明思辨的深义。探险宇宙的高科技精英们是否意识到：由地球人本主义朝向太空物理空无主义之长远后果为何？此即：去人本主义的（不是宗教主义的）地球中心论；自然人在科技竞争环境下必将演化成“科技化新物种”；新新人类的宇宙朝向将导致人类历史的终结（不是福山所说的那种肤浅的地球历史终结论，而是因将宇宙虚空探索朝向定为高尚于地球生存朝向，所导致的人类历史失去了“地盘”）；无限宇宙崇拜或将形成一种新泛神论的去人本主义伦理观；不言而喻，以历史上文史哲宗艺为基础的精神文明形态，将被愈益贬低为“历史文物古董”（玩赏品=人文商品；一如今日世界人文学界状态本质上所是的那样）
（2） 值此千万年来首见病毒连续第三年肆虐全球之际（无缘无故地已达3亿人感染，600万人死亡），避疫之余，吾辈老朽反须于尚在幸存之时，尽其在我地不断更新自身之时代认知，并续尽此生未尽之言。恰因宇宙时代正式到来、科技工商突飞猛进之刻，人类在自然世界内的巨大成功，反与人类在精神世界内的停滞不前，形成了巨大反差。科技工商非中华文明所固有，中华文明所固有并一直以之为傲者，精神文明（高端精神文化品创造）是也。此一古代精神文明的现代价值何在？如果它们仅只沦为现代文物市场上的商品，就已失去其精神价值的现代性。比如，远古时代或原始部落的初始文明固然仍具有特殊的史学、人类学、美学等学术价值，但其本身不可能像法国当代浪漫主义文化人类学家所谬称的那样具有某种现代性。同样的，一切古代的物质财作为史学和美学的“学术现代性”也不是本文所说的精神现代性。后者所指当然是在几千年“文史哲宗艺”内创生的精神文化思想作品精神。此类传统文化或古典文化的现代性所指为何？一者，取其反向定义：其永恒精神价值恰恰显露于其与现代唯物财主义文明的异质性对比中；也即古所有今所无者，恰恰成为其人本主义价值的特征。再者，其人本主义伦理精神朝向性又恰恰成为提醒正在朝向西方物化主义人类文明形态，不可被高科技“裹胁”而沦为只知“一切向钱看”的物种。后者绝对不是十八、十九世纪西方启蒙时代前贤与稍前时代王阳明、黄宗羲、全祖望等中国前贤所乐见者。两百年前的中西启蒙时代前贤，无不是高唱人之价值的人本主义者。彼等绝未料到一两百年后理性主义的发展会导致人本主义观念本身会在全球发生了严重蜕变。这更非毕生贱视金钱万能的马克思本人所可能预料者。（我们都知道，马克思能使“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普遍尊敬的人格特征表现于其生平“安贫乐道”之遭际中。贫穷至此：为参加国际会议而须先到当铺赎回衣裤；一家缺衣少食生活状态下阖家去海德公园边晒太阳边读莎士比亚，精神世界之高昂不稍退缩；当然还有因无钱就医导致妻女早逝的悲剧。凡此种种都是不同立场者一致尊敬的情操：人本主义精神境界也正可体现于其毕生厌恶金钱至上并毕生无权无势的实态上！）
昨日报载一则短文，提到此地“世界文明中心”（矽谷）工程师们在讨论AI拟人化科技发展与自然人的本领孰优孰劣问题。文中提到李开复先生一句话，不知引自何处：人类应该克服其“自恋主义”。即：人类应该纠正以自然人之标准为标准的固习，而应全面拥抱科技带来的世界新生存标准。居于此人类“文明中心”矽谷，可不时闻见工程师们的共同心声。他们都是新新人类，具有相同的世界观，人生观，都是“爱拼才会赢”的职场商场竞争求胜者。所崇拜的时代英雄偶像都是在科技工商前沿引领文明演变并以金钱作为身价指标的天才们。如果对千百万年演化至今的人类之大脑进行物理和生物工程改造的科技前沿事业（改造“人性”事业，即改造人类物种事业）尚在初始实验阶段，那么对人类百十万年来进行历史实践和文化实践的“自然基底——地球”之“超越”，已然成为眼前的事实。当世人都在欢呼人类征服宇宙之时，当科技天才都在考虑将人类带往浩瀚太空，将地球糟蹋完后幻想移民至其他星球之时（当然那时的“新新新人类”的生物生理改造工程必已将人本身变性为适合于太空生存的某类新物种了），当全世界，全人类都把太空旅行，太空占领看成人类至为崇高的伟大事业时是否想到，这也正是在将自然人类千百万年来的生存舞台“去基础化”呢？必然随之产生的则是“去历史化”。道理十分简单：人类的最高目标已从地球事业移向宇宙事业。前者的内容是“人与人”关系形态之演化，即“历史”，后者的内容则是“人与物”关系形态演变，其内容则成为“人类征服自然史”。如是，何谓人本主义？人本主义还有任何意义吗？人类将从八十年代日本人带头成为的“经济动物”演化成“科技动物”，不，干脆成为“科技机器人”。由于今日科技发展日新月异，正以加速度突飞猛进，完全不必怀疑，10年后不仅机器人遍布职场家庭，“科技变异人”（由两部分构成：软件，即知识技能；硬件，即大脑与机体经AI技术和基因工程改造后的“改良物种”）多半已然出现。更不要说50年、100年后的科技全面改造自然生存状态的情况，即使是今日科学家们也是想象不出来会如何高明了。此一趋向的本质却是：从此人类将单向度地“没完没了地”干着一件事为其生存目的。于是可以绝对预言的是：
（3） 科技工商文明大方向转折带来的诸多方面的挑战为一事，此高科技时代带来的人文科学自我反省的契机则为另一事。可惜，今日国际人文科学界全面制度性固化，只知顺势而为，绝无自反意愿和独立选择意志。此一精神文明面的弱化，却或许为非西方文明传统的潜在精神资源提供了独立复苏的机会。
两三百年前的各地启蒙时代理性主义都是兼及物质与精神两侧的，由此才有了现代化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而今前者一枝独秀，因与技术，商业，工程结合，而一举成为人类文明的火车头。最应成为人类精神文明实践主力的人文科学，反倒对于人类文明及将来发展等重大生存问题毫无影响力（话语权）。其显著证明即今日西方人文思想界最具文教界影响力的后现代主义大师们普遍表现出来的的非理性主义、去伦理学立场，虚无主义，逃避主义，虚荣主义，个人主义等等，不仅“其令不出校园”，而且其实都具有受制于科技工商社会决定论之背景，一如今日的文艺世界无不依赖大老板兴趣而幸获其荣辱升降一般。他们都只是科技工商时代的勉强寄生者，成为“艺术化商品”的“制作者”，还以为自己才是弥补科技工商物化文明的精神补偿者！（这正是大亨们要他们如此自我幻想的）（我们对百年来的现代派文艺的整体生态今日也必须彻底反省；我不知今日好莱坞大片还有什么深刻的精神价值？艺术早已成为纯粹娱乐品和商品！“娱乐”为今日世界大众文化之内容和目的，在中国古代将称之为“玩物丧志”者，今日被美化为“精神世界”的代表者）
只有从中华文明的仁学人本主义，我们才能够看清世情的表里。也只有几千年坚守俗世人本主义伦理学的仁学智慧，今日才有条件客观地洞察事态之本末。就人文科学现代化革新任务而言，要想避免堕入或古或西的因袭主义窠臼，首先就须将上述宇航时代，AI时代，基因时代种种人类惟物质主义文明现状及前景，作为自己认知世界与人生的第一“现实”，使之成为人文思想家观察、思考、评价的对象与背景。否则即会像海外新儒家一样不知“今夕何夕”，不识“逃古乌托邦”比十九世纪法国“浪漫主义乌托邦”在认识论上要更为落后。“学问”不是指博闻强记，不是谁“知道的多”就算多有学问。要学会真思考，为此先须认清人类大现实为何。要面对着正在展开的宇宙开发时代来回顾和反思来自古代的仁学人本主义今日何以可保存其衡量是非、古为今用的内在价值。作为中华精神文明基石的仁学，反而是在高科技去精神化时代突然觉醒并重获其现代性的。正是在高科技生态否认精神价值的时代，重新反思人类生存的本质的。李开复的“人类自恋主义”观，颇可代表今日高科技精英的普遍人生观，他们都是去历史观的一代，去地球生存本位的一代，去文明传统价值的一代，以及“唯物性智慧至上”一代。正是他们向我们现代人文主义者提出了最有分量的认识论与人生观挑战。而唯有不墨守成规、勇于革新的人文学者，才有条件检视和评价他们呈现于我们人类面前的文明前景之价值。当然，毫无疑问，此一高科技引领文明的大势不仅是不可逆转的，而且也是符合绝大多数技术化人类的物欲需求的。当此之际，如何根据有效的现代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以及中华伦理精神（应该区分民族伦理精神[体现于文史哲宗艺作品中]和帝王将相的道德意识形态[封建时代的制度法规]；二者不是一回事！），以在中华学区构思人类新精神文明之蓝图，以与人类泛物财主义的文明发展取得生态平衡。国学家们会以为在痴人说梦吗？你们挂在嘴边的古人之“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大抱负，今日不正因如此“转化跑道”吗？你们要从古人的“政治语言”中读出其伦理精神的内涵，并将其转化为现代学术思想之转义（此即解释学），岂可如海外新儒家那样“读古泥古”般地（像梁漱溟、钱穆那样地以为可以直接诉诸帝王将相的古制古法）在幻想中度日呢？
成也萧何败萧何！今日对于人文科学革新的寄望首先是对其自我审视，自我批评的期待。所谓新仁学的时代性，主要即指此一个人与集体的自反意识，自反冲动，以及自我革新冲动。“新阳明学”之提倡，之所以为业界同仁忽略，正因强调阳明学之今意（致良知之深意）乃应视其为“激发自反、自誠、自进”之途径。阳明学聚会的目的不是将其视为圣贤，予以集体崇拜，或使其成为国内外变相文化商品传销平台，而应视之为学者相互激励向真意识，互为诤友之“讲会”。此一自反潜力为中华精神文明史所独有，绝对不是国际“专家”等可能感悟践行的。有此自反意识、自反意愿和自反冲动，再来回顾当今国际人文理论之得失，就会改换一种态度、观点和方法；就不会为今日后现代主义理论家的“逻辑式修辞术游戏”所迷惑（有如为电脑游戏所迷惑）。理论不和实际相结合（如克里斯托娃倡导的那类哗众取宠的“文本主义”）即相当于将人文推理过程视同语言游戏。（一些后现代主义者真地正是“语言游戏有理论”者，他们公然否认客观真理，否认客观真相，否认客观现实。）
（4） 人类泛物质主义文明生态的“精神文明平衡化”目标能够靠德鲁兹、福柯一代立下的“新虚无主义范式”来实行吗？1982年我刚到普林斯顿大学哲学系报到不久，即碰巧参加了系里为欢送罗尔蒂和一位德鲁兹学者的party。这位学者知我从中国来，极力向当时对德鲁兹还一无所知的我宣传德鲁兹才是今日世界主要思想家。几天后我获得机会访加，并通过参会的罗尔蒂学生、一位福柯崇拜者，访谈福柯二三十分钟，那时我对其结构主义兴趣正浓。1989年在柏林为准备参加是年夏季麦茨国际电影理论研讨会，第一次翻看了德鲁兹的“电影哲学”巨著，对其反麦茨结构主义思考方向不以为然，遂将对其电影哲学观的批评作为参会论文的主要部分之一。但也是到了本世纪在对“法国理论”作全面反省之时，才阅读了他的其他著作，自然对其思路更为否定，而同时亦知，他已成为国内学界的明星了。福柯理论则一直被我视为“最终认识论对决”之课题，也是直到最近几年才对其有一比较自信的“了断”（真正的“了断”将是我拟以仁学伦理学对峙于现当代国际虚无主义再思考计划最终结束时才可完成者）。虽然四十几年来对其的研读断断续续，但一直视之为比利科更为重要的时代理论挑战，故早早准备研读材料。1988年一到柏林工大报到后，即用购书经费在法文书店买到其三卷本《性史》；九十年代初访巴黎时恰遇刚刚出版试销的4卷本《福柯文集》，下决心自费购得；后来购书费用较为充裕，遂陆续补购了其诸多英译法兰西学院年度讲演集等。我曾对这位“新尼采”的微权力论最感兴趣，但对其和德里达一样大多在历史旧著上进行文本分析的方式不以为然。从技术角度说，这岂非正是他们“逃避”真现实的一种“技法”乎？（看看他们作为“公知”的可笑表现即可推测一二了）但无论如何，在几位最值得深研的法国理论家中，始终将福柯列为首须予以系统分析的对象。但是在最近几年密集读书后，思想渐变：法人擅长的理论化思维本身不能视为我们必须透过其提供的思维格式才能继续前进的“阶梯”。这是一个中西思想理论汇通中的技术性问题：我们必须解决一个“辩证法矛盾”：既须把握其思路之实际而又不可按其设定的程序与路径亦步亦趋。我们如果以为（如我从前以为的那样）必须首先努力穿越他们编织成的“理论话语之汪洋大海”，按其“规矩”和标准与之“对阵”，很可能落入其新诡辩论陷阱。（当然，采取此策略最极端的两位即海德格尔和德里达。后者之计策正是要以他随意编织的文辞网络先把你“绕进去，缠起来”。他的高师同学法耶即曾告我这是一种“取胜策略”；利科并直接告我“我们法国人也看不懂他在说什么”。但他们几十年来掀起了层层虚无主义思想巨浪，成功造成高深莫测、时代前锋之高大形象，并俘获了大批非西方世界内的名士派学者们。）
九十年代我在德撰写儒学、仁学解释学著作时，曾应台湾《中国论坛》月刊撰写过几期专栏，曾以“德法理论”为每期主题，在我心目中，两国理论风格完全不同，但各有千秋，必须兼修并蓄。可见我那时多么“崇拜德法理论话语”。而近几年来对此不断反思，反而对德法两国的理论话语传统心生警惕。从实际角度看，恰恰因符号学、解释学方法论之助，我们得以不被“理论话语”的逻辑严整性与思维机巧性本身迷惑，否则徒知亦步亦趋而已（更不可仅因尊奉国际标准视其为当然权威）；而从更深广的人文科学重建战略目标来看，甚至于事关思考、分析、综合、整合等人类人文理论实践的可行性问题。我们必须有勇气，有志向，从头做起，为此自然须克服当今世界无处不在的个人利得主义（此即机会主义），认识到目标的远大和迫切，却更须秉持“成功不必在我”之心态，思所当思，行所当行，不惧毁誉，不求胜负。
正是仁学、阳明学传统可使我们产生向真冲动，但二者不可能提供识（外）真方法。正是符号学为我们确立了新的观察和思考视角，其任务首先即在于促使我们有能力对于当今国际人文科学生态进行全面深刻解剖。（可惜，今日国际理论符号学界可谓全面歪曲着符号学精神。第一位歪曲者正是将“符号学运动”煽发起来的西比奥克，他本人可以说根本不懂得符号学精神为何[恕我直言，东欧地区出身者的理论思维造诣毕竟略逊一筹]；当然更为严重的误导来自当代符号学“权威”艾柯。对此我已多有讨论，不拟在此讨论。）结果，不仅符号学，什么学理，都可成为学界拉帮结派的手段或工具，而脱离是非真伪标准则为其普遍倾向。求己利取代求公义人生观，治学观，正依靠科技工商势力为其准备的职业制度化求利程序而可无限延伸下去。人文学术蜕化成为纯粹谋生工具。其成功及等级则由制度化规定，为达“以学谋利”目的，学人自然“遵规守矩”，拱卫同一学术游戏规则，于是人文学术界成为了“学术资料加工区”；学术成就完全衡量以按统一既定标准规定的“一级工”，“二级工”等等。“业务成功”被定量化后，学术实践成为准机械化操作，其结果可反映在加工成品和操作员心态两端上。在宇航时代即将日新月异飞速展开之际，当高科技明星们正在全方位重塑人类文明大方向之时，人文学者相比之下何等“苍白无力”，并必被其席卷而无所适从，卒至日益萎缩为“谋食者”而失去任何独立精神意志。近年来国际人文学界每遇事端，其集体反应之幼稚可笑难以描述，且还自以为见识高人一等，自信满满，人类何能将人文复兴事业寄托于他们呢？判断能力的逐日降低，恰可说明其所思所想的方式本身出了问题。然而他们从不会反思自身真际（其职业化身份内在地使其“不得”自称学理未足，而是人人皆须自诩“非我不可”），而是一以职场化时代规定的标准与程序论定是非成败。由此可知，现行“国际标准”并非人类人文科学革新发展的天然基础。我等只得继续勉力“上下而求索”。仁学精神所说的“不成功便成仁”，历来视为“只问其义不问其功”，今日之义解自然指：心志态度与行为方向之正确必在于我，而“成功与否”实乃“身外之物”！此一至理名言，自然与今日国际盛行的实用主义人生观南辕北辙了。（匆匆截稿于2022-1-7） (责任编辑：李幼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