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文科学重建的动力和伦理方向

                                        （刊于甘肃省社会科学院《龍》期刊，2016，第二期）

                                                李幼蒸

【作者按语】作者于2016年5月初赴兰州参加西北师范大学“经典诠释研究中心研讨会”期间，曾获甘肃社科院《龍》编辑部邀稿，遂将

几年前的一篇网文寄呈，不想很快刊出于本期。现将该稿原文重新贴出。因同一文字发于网上与刊于印刷本上意义有所不同（该刊读者不限于学界），加以本文论题具有长期性，故仍有供学界再读价值，并可视之为狭义人文学术理论与社会文化界读者之间的一次“对话”。顺告，因本人治学方向及撰写风格的特点，本人的文章今日在海外“左中右”各种中文报刊及网刊上均遭拒斥（此所以只能在英文刊物上发表文章），可见本人学术思考方向与海外中文媒体主流相距多么遥远。原因无他：主流学刊和媒体主要关切“眼前”，本人放眼“长远”，故被视为“无关时要”也。他们一定认为自己因在海外故最高明，我却正好判断相反：关于中华文明的文化学术前途问题，他们根本欠缺基本“科学知识”进行思考；此种基本人文理论知识的欠缺遂导致他们也根本欠缺“现代理论思维”能力。最可悲者，他们自己对此还真地没有自知之明。容我在此坦言，借以质证那些极力鼓吹人文学术“与国际接轨论”者。此辈之相应操作规程则自然导致国内学界封建主义等级分化意识的滋蔓。中华文明的现代“读书种子”潜存于城乡各处，正像今日正在扯平城乡户口制差异的趋向一样，人文学术的发展，也必须“扯平”地域与等级上的差异，绝对不能发生这样的“认知误解”：以为谁的资金充裕谁就越可有效发展人文学术（学术奖评制度最易流于争名夺利与弄虚作假）。科技工商教育的确如此，离不开金钱的支持。人文科学特别是其理论，完全不是这样。一个不容反驳的例子是：马克思是如何在其生存赤贫中进行其“资本主义金钱至上论”批判研究的！是的，他那时有大英博物馆可资利用，但我们今日有互联网系统。因此中华民族的人文精英必将从各地一切采取健全治学观的学人中产生，而绝对不必只从金钱多和势力大的、人为运作而生的学术权威中产生。“人能弘道”非“道能弘人”，此之谓也。

。此文的原先的网文名为： 阳明心学的现代意义：中国人文科学重建的动力和伦理方向（参加2011年秋“余姚国际阳明学研讨会”前有感）。今日先收到《龍》刊本期目录，亦随即将此文上网。2016-9-27于旧金山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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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总结百年现代化经验并思考新世纪中国人文科学重建任务时，我们必须首先着眼于有效地处理东方和西方、理论与实践、科技与人文、精神与物质、个人与社会、利益与真理等多方面的张力关系问题，而不是简单化地直接复述古典文献话语。新时期以来中国人文科学重建过程中最重要的两大任务是：研习和重估现代西方理论以及分析和重组中国传统学术。这两大任务的完成均依存于今日中国人文知识分子如何真实地理解、掌握和贯彻求真态度和正确把握“科学理性”概念。传统学术思想的现代化研究和吸收西方现代人文社会科学成果，二者都以学者们在治学生涯中如何深切秉承传统伦理实践态度和贯彻科学理性方法为其首要条件，否则中国人文学术现代化事业难免陷于为或崇古或慕洋偏向并满足于追求眼前实用主义的功利成就。我们认为，人文学术的学者学人必须具有朝向科学理性学术实践的观念、志向和能力。于是，新世纪的今日，我们突然发现了古今中西思想关系中一个貌似突兀实乃贴切无比的中西思想之间的关联性：此即在「古典仁学精神复归」和「现代人文科学重建」之间存在的一种辨证依存关系。就仁学传统而言，我们又进而看到作为仁学思想史上心学传统集大成者王阳明之思想，与我们当前人文科学建设之间存在的一种实践学的逻辑性关联。人文科学的重建与自然科学的发展不同。自然科学的实践，既具有客观科学标准的指导，又在商业化时代自然地符合学者个人的利得要求，其中不存在学术科学实践中的内在障碍。人文科学或人文学术则相反，既乏客观科学标准依据，又难以满足学者个人的利得需要。这两个不利特点足以阻碍学者朝向人文学术的科学目标前进。科技工商知识与今日全球化商业化潮流在方向上完全一致，而人文科学知识则与商业化原则格格不入，从而进一步增加了人文学术朝向科学化发展的困难，并向人文知识分子提出了更艰巨的认识论和实践论方面的挑战。因此，与科技工商人士不同，人文科学者要求具有更为坚强的自我意志和伦理志向，才可能在心态与行为两方面的学术实践中朝向有意义的、富于成果的科学发展方向；民族文化和学术的现代化发展才能获得保障。而一国文化之核心或灵魂今日实为人文科学及其理论，而不再可能是以往的小说诗歌了，把中国现代思想生活的形态长期限制于小说诗歌层面必然严重影响人文科学理论的建设事业。人文科学理论一方面处境堪虞，另一方面又为民族文化发展之基石；既有自身生存问题，又有方向调整问题，可谓举步唯艰。然而，在全球商业化和唯物质主义生产成为主导方向的新世纪，我们却从民族自身的精神传统中找到了应对之道：我们发现，在古典阳明心学与现代人文科学重建事业之间，原来存在着一种实践逻辑性的适切性关系。所以，今日阳明学，并非是什么提倡“再读经”之学，而是人文学者乃至文化人在治学规划中培养伦理心态之学。中国人文学者如能以阳明心学态度控导自身各种学术实践，中国人文科学的现代化事业才可朝向正确方向发展。不言而喻，学者的动机学造诣，决定着学者的学术成果的质量和水准。否则，人文学术最易成为模仿抄袭（慕古崇洋）的职业化游戏，成为华而不实的文化装饰品。

那么为什么在漫长仁学和儒学历史上特别要推举阳明学呢？简言之：在孔、孟、朱、王的仁学思想系谱上，阳明学在两宋理学之后最彻底地创造了一种“心学还原论”，其仁学伦理学思想的“主题”，在仁学思想史上空前未有地“缩向”于心域，从而使得中国仁学的论题进一步纯粹化、心理化、自我化，从而与外界、历史、社会、乃至政治祝领域的内容间形成了科研上实属必要的“区隔”。伦理学实践域的缩小，反而导致其价值学、意志学之普适性的增扩。这就是今日阳明学能够与现代学术思想沟通的一种构成学上的原因。此种心学还原论，如经过有效的现代解释学重组，其伦理学适切性及实践学普适性，还可以进一步加强。

因此，中国人文科学重建的先决条件是伦理性的，并且是伦理心学性的。我们经过对二十世纪西方现代思想的全面检视后发现，批评性地判断和吸收现代西方理论，首先依赖中国学人和思想家本身的“心学造诣”。这个实践论心学或心术学，又已为阳明学的核心---“致良知”的诚学所加以涵括。“致良知”的本质就是内心诚学的确立，就是从“博学多能”的功利主义外实践向内心真纯化的内实践的程序性转移，后者要求学者对自己的动机世界进行严格的省察和调整。不妨设譬喻为照像之前的“对焦”条件：如果焦距不准，图像即不正确。因此心术上的“焦距正确性”决定着图片（学术成果）的准确度。换言之，实践者“动机不纯”，其人文科学理论成果就可能错误、失效或变形。因此，人文科学各领域的积极正面成果，最终也取决于学者的诚学心态。学术上单只努力是不够的，因追求名利亦需努力；盲目跟随当前古洋权威的轨辙更不能成为治学标准；只有坚定朝向科学理念本身才能获得学术永恒前进的条件。阳明虽然以个人之资质创学，而“阳明学”实已成为数百年历史上认定的一种客观治学理念。因此，提倡阳明学，绝对不能演变为对某历史名人进行的个人崇拜或非学术性利用。所应崇拜者，乃为以其学为代表的公共伦理学理念（不惟阳明学，任何人文学理均应如此。人们应该关注的是学术理念本身，而不是关注代表理念的历史个体）。此一貌似极为保守的学术伦理观，实则与今日人文科学的实际发展可能性密切相关。新时期以来人文学者间最奇特的一种表现是：绝口不谈自身的伦理建设。一切关切、检讨、批评都是“对外”的，学术是非都是朝向个人或团体之“他者”的。今日提倡阳明学，就是要学者、思想家、文化人重返本身的内心世界，率先改造本身的内心世界。内心世界结构的调整，是治学外实践方向正确的前提条件。

和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相对比，今日世界人文科学呈现出既发展又纷乱的状况。其中最严重的情形出现在现代西方哲学界之内。三十年来，中国学界在研习和认识现代西方理论和哲学的过程中面临着空前的混乱和困惑，对于流派纷呈的哲学思想，或者不知取舍，或者盲目跟风。原因之一正在于现代西方哲学和人文科学理论本身的混杂性。传统上哲学作为万学之王的地位早已一去不复返。正如今日诺贝尔文学奖下的文学还（时代误会地）自以为仍然担任着时代精神代表的角色一样，许多现当代西方哲学家或理论家们，也还以为自己作为“哲学家”即表明具备了为人类文明及认知指明方向的能力。岂不知，百年来混乱的现代西方哲学世界正是现代西方人文科学理性化重建事业中的认识论阻力之总根源。如果中国学者只能够对现代西方哲学理论亦步亦趋，必然结构性地导致中国未来人文科学理论永远只能随波逐流，一如今日媒体文化和娱乐文化成为跟风文化一样。更不要说盲目跟随自身仅为西方边缘性、教养学程度上的汉学思想了。甚至于可以断定：中国当前人文科学以及中国传统人文学术的现代化发展，如不摆脱自身仅为西方学术世界之边缘性学科的汉学之落伍学术框架的限制，是根本不可能进行的。文化和学术一旦纳入某种“世界流行”（美其名曰“与世界接轨”），不论是追随西方主流哲学理论还是因语言交流方便而易于追随西方汉学潮流，均会导致中国学术思想能动性和创造力的畏缩。没有独立的人文科学理论的民族，将永远不可能提出有世界影响力的思想和文化。一国的人文科学就是一国的文化和思想的实体性基础，而这个人文科学必须一方面可有效涵括自身传统的成就，另一方面必须勇于根据人类新知新学新理进行其现代化的更新。二者的实现均须依赖中国人文学者自身治学品德的提升，而阳明学的良知学正是保证学人自身品德提升的不二法门。

时当商业化文化学术潮流全球蔓延之际，中国国学也正忙于“走向世界”，但却走向着作为西学一个边缘分支的汉学之小国际。结果，即使连国学学术也有蜕化为对此一“另类低层西学”（汉学）亦步亦趋的“与国际接轨”之虞。因为，所谓“科学”之“学”，非指其材料，而指其方法。不少现代西方理论的缺失和现代汉学的缺失一样，都是在商业化时代人文学术放弃了真理意识和实践而转为孜孜于追名夺利目标的结果（后现代主义遂成为商业化时代的一种典型哲学）。和自然科学不一样，人文科学没有客观的守护者和“法官”（经验验证和逻辑推理），以至于成为“怎么搞都成”之“学术”，此种“自由性”遂为其堕落为文人追名夺利目的大畅方便之门。其“学术成败”或将像商品一样取决于“市场决定论”，或者美其名曰：“社会承认”（中国学界还加上一条：“国际承认”，实则为取得“国际学术市场上的使用价值”）。于是，作为商业化时代代表性哲学的“后现代主义”更“从哲学上”论证了“反对客观真理有理”。唯一的正误标准就是“社会承认”（学术市场承认）。而社会承认是完全可以人为操纵和制造的！此种职业性“共识”如果成为指导标准并予以制度化推进，中国人文科学势将朝向商业化跟风目标而致“制度性地”大踏步前进。如此还能有真正的中国人文科学发展吗？

二三十年来对西学的观察和对西方学人的透视使我们看到，世界上的哲学家和理论家们，普遍失去和放弃的正是“求真心态和意志”。他们大多在“客观法制规条游戏”下参加集体的“思想游戏”（市场化竟争），以追求“社会承认”（即获得名利）为最后目标。如果西方学界仍然有其如此非理性实践的理由和“安全保障”的话，历史和社会环境不同的中国学界则没有。这是中国人文学界盲目“与国际接轨”者必须注意的。新世纪的中国人文科学界必应以加倍的科学态度和理性态度来对待西学研习和国学开发的问题。为了具备这样的态度和实践，必须首先进行心理建设。不能把任何获得学界共识认可的“学术话语编织”当作个人追名逐利的工具，特别是我们的学术教育制度不能够成为保障这类个人追名逐利生活观的职业性渠道。因此，抵制此类商业化时代反科学观的学术实践的有效力量，正是中国传统仁学中的普适伦理性部分。仁学不是今人用以追求个人职业成就的另一渠道，而是个人为求学术真理而建立的新人生观。不幸百年来不少国学从业者都把国学当成了另类追名逐利的“方便”，成为“只说不练”的现代“乡愿”。阳明学正是针对此类不正心术而发的。正心诚意和知行合一，都是首先针对学者自身的。今日学习阳明学，不是要人人成为相阳明文献学者，而是要人人自身体践阳明精神。即使将《传习录》倒背如流而不能亲身体践，并不能等于掌握了阳明学。因此，今日阳明学不是要鼓励学者大谈“阳明怎么说”，而是要深思“自身怎么做”。今日复兴阳明学，既不是指要将其“文物化”、“商品化”，以使其服务于今人追名逐利或谋求物利的工具，也不是要使其成为今人自我妆饰的职业工具。阳明学的目的只在于促使学人首先真实面对自身心态，勇于自我改进；要使学者和理论家成为真正的伦理实践主体，而不是仅只成为“复述阳明话语”的学究。因此，“与国际接轨”派要注意，阳明学根本上是与二十世纪以来世界哲学界的反主体思潮相对立的（这是我们今日重新关注胡塞尔学的动机之一）。阳明学就是主体伦理学重建之学。诚学和良知学都是最大限度地强化主体意志力之学，在此方面我们必须抵制一切虚无主义、极端相对主义（此类西方新玄学背后实隐藏着明确的个人名利之念）。阳明学正是要鼓励在中国人文科学内部建立高度民族性的伦理主体学，而此主体学必然限于心域之最内区，其相关外实践则必然通向世界的四面八方。传统的中华主体性“内学”，必然可导致现代世界之“外学”。因此，真正的现代阳明学也决不可能与抱残守缺、泥古自安、自我矮化的当代海外学术史上的狭隘学术民族主义相混淆。真正的现代阳明心学必然导致学者勇于朝向世界一切有用知识，掌握驾御人类一切知识成果，我们绝不能窄化民族文化学术目标，成为学术上的“闭关锁国”者。一种阳明学的辩证法在于：只有纯化、诚化中国学人的个人心志，才能够有效掌握西方理论，才能够真正走向世界学术主流，才能有能力与其计较短长。为此，我们需要重塑“致良知”的求真、求诚的人生观。归根结底，中华仁学的心学将可成为掌控人类人文科学理性大方向的“伦理性指南”。伦理性核心为在实践学领域最佳体现仁学的阳明学，而其学术实践场域则必须是包括今日人类一切先进知识成果的。

一次会议不可能立即导致“致良知”精神深入学者之内心。但是，至少可以有效呈现阳明学精神的真实面目；也就是为学界提供一面镜子（心镜），使其便于自视、自省、自正。中国知识分子不能只满足于生产物质产品和制造通俗娱乐文化，而是应该有决心继承三千年来那些中国优秀文人思想家追求人文高尚伦理目标的传统，并以关心“学术之天下”作为体现中国仁学现代形态之方式。对于实践此一中华文明伟大目标的构想，首先需要有足够强大的精神动力和足够准确的衡量标准。这就是由阳明学作为其最鲜明实践学代表的仁学之标准。这个人本主义的伦理学标准，为中华文明历史上之独特创造，它将被践行于今日在国内外人文科学舞台上，在世界人文学界范围内〔当其全面自真理追求目标退缩的时代里〕担负起引导人文学术朝向科学化、理性化重建目标前进的伟大任务。中国人文科学的重建不仅关系到中国文化学术的发展，也进而关系到正在彷徨中的世界人文学术理论及其哲学之科学化改进。对于科技工商“大众”来说如果仅只有法制化规范已足，那么人文学者“小众”则需要另行完成其主体伦理化心志的准备，此即为今日“致良知”的真义所在！在知识论上我们要全方位地向西方学习，在伦理实践学上我们则要深深汲取民族伦理精神养份。因此，新世纪的阳明心学，适足以指导此一现代人文科学重建之伟业。对此而当仁不让者，岂非今日中土之士君子乎！

（写于2011年10月22日凌晨，撰于本月底将参加余姚“国际阳明学研讨会”会议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