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岁末感言 ——写于《仁学和符号学》出版之际 李幼蒸
本文初稿完成后，得悉文集《仁学和符号学》（重庆大学出版社）已印制完成。遂将本文副题改写如上，以志纪念。虽然现在还不是谈论文集的时候，文集的标题仍然与本文主题相关，简言之，这就是今日海内外很少触及的人生观和学术观的关系问题，也就是学者伦理态度和其思维方向的关系问题。 为什么从前学者和思想家都喜欢反躬自省，如今海内外的学人却都觉得此一问题已不成为问题了呢？殊不知，这正是今日海内外人文科学和符号学难以顺利前进的根本原因之一。为什么？今日社会和文化均已高度制度化和商业化（制度化是为了因应商业化，以便使人际竞争更有效率），学者学生只要“照章办事”、“按部就班”即可完成“既定学术操作程序”。一切的一切都可逐一落实在外部行为规范的层次上，而无关于内心世界的操理。结果，连心学、伦理学等直接相关于内心的学术思想，也仅被作为外在运作之材料，操作者本人无须涉及自身伦理心态。 记得80年代时，我看到自己长期准备、积极引介的现代西方理论学术，被刚走出“文革”的一些青年学人热心关注和参与，但却看不到他们的内心因此产生了什么样的新伦理情怀。反之，西学理论因其新颖的强势而顿时成为大家争名夺利之“途径”，此后并继而成为学界拉帮结派、党同伐异之工具。我所参与的各个学术领域中，时代精英们陆续蜂涌而至，理论知识纯然成为个人功利主义前进之手段。甚至于文革期间练就的人际斗争技巧也转而施用于学术界（今天他们正要为那一段“启蒙时代”树碑立传，我却认为要等到那一代作风被新时代觉醒青年学人更纯洁的作风汰换后，“启蒙时代”才能真正开始）。那时对外联系渠道开通后，功利主义的学术实践也就迅即扩大到国际场域，渐渐形成了今日我们到处可见的学术思想之“与世界接轨”（到处大拉西方关系。此无他，趋炎附势而已）。在各路追逐西方哲学时髦大军中我真看不到有多少人是怀有中外古哲心志的。说来说去，所关心的不过是“如何有效增进知识以便早日在学界获得社会成功”。 为什么古人要痛斥无处不在的“腐儒”？为什么宋人要说“孟后无真儒”？为什么要把董仲舒之流以下都彻底贬抑？正因牵扯到学术成就与伦理心志的关系问题。好了，今日我们两岸四地的文化精英们不少都是经过“西方梦”熏陶者，遂以为“资历完整，身正无比”。在他们的正规训练中，同样的只有“行”的正不正（合不合各种“法规”）问题，而并无“心”的正不正问题。而前者管控的是行为的技术性和学术的制度规范性，后者才涉及到本源和根脉。现代学人不须也不再关切治学之本根，以为仅仅修剪外观的“枝叶”即可。于是在心与行的巨大空隙内存在着聪明人士大肆操作真伪虚实游戏的空间。 为什么把学术思想理论仅当作功名利禄工具的态度和言行可以行得通？人性一贯如此，于今为烈而已。今日商业化、制度化更为此等“以学求利”人生观提供了“可行性”的技术性保障。结果，学术思想理论的产品数量愈积愈多，而质量却可能是在结构性地逐渐下降。当学术成果仅成为制度性操作材料和工具时，学术实践的可行性就与其内在质量问题完全脱钩了。 新世纪的今日，正当我们应该振奋精神、规划未来之时，却发现国内外的人文学术（我指的是人文学术，不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质量普遍地不进反退。当然，大多数国内外的教授们是不会承认的，因为这会损及其继续争取利得的条件。现在，当重新提出良知学之时，正是要学人勇于自省，敢于正视内心，诚于面对真实，包括真实的学术现实和真实的价值目标。这些都相关于我们的新世纪人类人文科学改建任务的顺利开展。西方人没有心学传统，我们中国人有。我把中国的仁学心术学和西方的人文技术学结合在一起的用意正在于此。 一个月前本人在大陆的几次讲演中，我从学生听众的回应方式中，察觉到了纯真精神的律动，这就是心学传统的自然感应，我们毕竟是中国人。如果我们把此种精神传承系统地运用于现代西学理论研究和古代学术思想现代化研究，其结果又会是如何呢？我们中国读书人在此全球唯物质主义技术化时代如果能够创建一个现代化的、平行的精神文明地域，参与整理人类之丰富而尚欠缺系统改进的人文理论遗产，我们中华文明的现状就远远不止于是一个经济大国了。那么，中国还有在新世纪，在世界精神文明层次上，进行独立创造和产生成果的机会吗？别忘了，我们前有黄宗羲，近有梁启超，国士仍然“典型在宿昔”，谁曰中土必无人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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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明精神的本质是人本主义；仁学是最彻底的人本主义，而且是最彻底的理性人本主义。人的本质就是理性加意志。试看行之几千年的历史信条“人能弘道”，可谓一语中的。我们在《论语孟子传习录》中句句体认到的都是此类主体意志论。表面上这类观念似乎不合今日全球化科技工商社会之趋势（千万别盲信国外后现代主义的“花言巧语”）。然而，经过现代“解释学读解”，我们会发现其中正是深藏着中华文明在今日世界大格局中足以成就“历久弥新”大任之“密码”。对此本人已多有论述，兹不赘。 几十年来，特别是近二三十年来，有关“中华文化复兴”的话语，充斥于两岸四地。时当全球化空前发展、科技工商已成为全世界共同的认知工具、社会形态和精神方向之“共同基础”之际，正当中国社会已历史上空前地跃为世界领先经济体之时，我们却极其惊讶地发现，中国人地区的一些主流文化学术话语竟然不合时宜到这样的地步：一方面，它们完全漠视今日世界大势中人文思想之实际，仅能反古自慰，不知“今夕何夕”；另一方面，更主要的是，它们公然地、长期地违背孔孟之教到这样的程度，即冒用孔孟名义、泥解孔孟精神，用以阻碍中华文化的现代化大发展。二者（前者之无识，后者之无勇）的合力，导致一个严重压抑未来中华文化学术繁荣的口号之出现：所谓“发展汉学”（竟然不能辨识，今日“汉学”乃外国人称呼中国学的用语，此为外国学科，非中国学科。不要以为我们古代也有“汉学”名称，就以为两个“汉学”是一回事！）。（导致我在多日犹豫后决定撰写此文的“最后一根稻草”就是今日报载台湾某经济大亨要捐设的中国超级“诺贝尔奖”中含有所谓“汉学奖”一事, 该消息扬言奖金可高过诺贝尔数倍。此事件颇可体现科技工商权势以为可用金钱来“促进”〔实为“左右”〕人文学术之意图。似乎人文科学是可以用金钱来刺激其成长的，这些对高级人文学术几乎无知的经济大亨们真地在以为“有钱能使鬼推磨”了！）于是，从前阻碍中国文化学术现代化的“国学”、“新儒学”等名目，今日可发展为、汇总于“汉学”，以示国学儒学之“国际化发展”。（研究生同学们注意：对这些名目用法的一种综合符号学分析将可成为重要的研究课题）而其实质则是要： (责任编辑：李幼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