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我们很可能是在世界上首次“突显”了一个今日西方人文学界最重要、最敏感、最有争议的课题：海德格哲学和符号学、和人文科学认识论的关系问题。为此我们邀请到此一领域内西方主要学者们组织相关讨论。西方学界的理论多元主义使其消极容忍此一有修辞学迷惑力的海德格思想，使其制度化为某种永久性的单一学科。另一些人则从社会政治角度抨击海德格人格本身。我在与诸相关合作者的通联中强调，不，重要的不是其政治性操守问题，重要的恰是其学术思想本身是否具有内在“合理性”的问题。（前者仅相关于海德格个人，后者则相关于千千万万大战后的人文知识分子们，相关于广大人文知识分子的良知和判断力方面。这才是我们的关注所在：我们正要展示，二十世纪人文知识分子们的智能还相当薄弱，而对自己跟错的流行思潮从不反省承认，这样的人何能率尔以人生导师自居呢？）我们提出这一不以学术追求职业性利益的立场，正是为了将其思想纳入更广泛、更深刻的语境内来多方面估量其学理价值（其人为纳粹分子，此有确证，不值得进一步考证）。否则，这样的颠覆人类理性的思想如果流行于非西方学界，特别是流行于正处于人文学术现代化、科学化发展关键期的中国人文学界，这将产生多么严重的负面影响呢？如果我们像一些习惯于对国外流行思想跟风的“以译代研者”那样，只知道对西学理论按其学者知名度的高低决定自身学术方向的取舍，并将此思想导向不熟悉国外学术实情的学生中间去，就将影响到他们的未来进取方向。因此，从西方教授，到有留学背景的中国教授，再到广大师生，再到一般读者，将形成一条（由功利主义控导的）学术方向传继之链索，并通过制度化安排使之长期固定化，学术思想定式化和僵化的态势，也就必将形成。此中学术理论质量问题，哪里是职业制度化后的学界人士能够再加以辨析和纠正的呢？理论的质量基于真理观念，职业的成功基于市场的规范。 

        整体而言，我们既要防止人文学术抱残守缺，又要防止对外一味跟风，而当二者的合流可能导致对国外学术理论的各个方面亦步亦趋，卒至中国人文科学成为在制度上（由于国际接轨）结构性地、永久性地被“塑造成”国际二流人文学术地区之时，要想纠正，恐怕已经积重难返了。（学术历史辩证法在于：表面上倡导学术民族主义者，最终反而可能会导致学术在“最坏意义上的”全盘西化）为什么在此学术现代化问题上我们反而要提倡在态度学上返归中国古典？（此为另一种学术辩证法：伦理中学和理论西学的有机化合）这正是要强调中国新一代学者应该重视自家“看家本领”，即心学和诚学，也即从根本处确立态度方向和实践意志，获得足够坚强的内力，以确保我们按照人本主义理性标准来检验学术理论之是非真伪。功利主义必将通向趋炎附势，良知心学首先的功用即在于坚定意志，防止各类趋炎附势倾向。 

        当智仁勇三达德上“仁”（价值）与“勇”（意志）确立后，方能在“智”上一一落实。就西学理论而言，我们中学者应该如何因应呢？我在此再次指出我几十年来体会到的一种“学习辩证法”：技术层面上我们在大多数问题上必须老老实实做“学生”，即虚心向国外专家学习，而在价值学层面和应用性层面上则保持尽量充分的独立性和批评性。二者不是一回事。许多专家型学者或理论家，学术实践堪称严谨，而却极其不善于灵活思维和创造性发挥。因此文献方面专深的学者中反而缺乏思想家类人物。另一方面，善于灵活发挥和追求“独创性”表现者，又往往知识欠缺，投机取巧，乃至哗众取宠。在学术的技术性层面，因为属于国外学术传统，必为彼长我短；而在价值批判和创造性应用方面，则必然有待于与新环境和新传统之“汇通”和“交流”，在此一跨学科、跨文化场域中则大有国人发挥才能之余地（“中国符号学论坛”的精神正在此，我们要强调跨学科和跨文化的学术实践战略，用以扬长避短，并用以弥补西学专科化发展中产生的横向沟通欠缺）。要点是，学者须要恰当地兼顾二者。我们须在同一学术实践过程中来回运用这两种态度：谦虚紧随和批评审定。对此我们能做到什么程度？这首先取决于学者学生的仁学实践学体认到什么程度。如果我们仍然坚持依赖制度性的方便和学术市场化的操作以追求个人及集团的名利目标，本文的各种主张都相当于“文不对题”了。其人明明摆着要矢志党同伐异、追名逐利，你却偏要好为人师地促其“克己复礼”（解释学地改称之“克己复理”）和“学为己”！彼此自然是行事南辕北辙，道不同不相为谋了。岁末再叙陈言，所特别寄予厚望者，实为能够摆脱八十年代“文革后遗症”的新一代学人。

2011年12月24日，于旧金山湾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