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符号学的分析技术可以有助于我们辨析“大师”是怎样被制造的，从而可准确了解其功能和意义，不至于对其盲目跟随。学界“大师制度”，即科别权威制度，实为学术商业化时代的特产，古代所谓拉帮结派、党同伐异，今日已制度化为职业竞争中的组织化伎俩和步骤（本人现正应约为比利时列日大学符号学中心刊物撰写一命题文章“论符号学的制度化发展”。因为中外学术文化差异，曾担心本人信奉之“容许异见发表”原则会与西人今日学术刊物“党同伐异”原则相背，以致交稿后彼此出现争执，故又在动笔前再次徵讯约稿人意见，希编辑部不致干涉本人之批评性观点。结果再次获得对方应诺方才动笔。为什么？因为本人正要指出，今日西方符号学以及人文科学整体的制度化发展导致了人文思想理论发展的迟滞，此正是社会高度技术化、商业化之衍生结果。结果学者放弃求真目标而以追求学术市场之“成”作为最后目的。也就是，人文学术以求名利为根本，此与社会以谋物利为第一人生大方向的目标完全一致。此何足怪！一个制度化技术性的后果是：符号学大为削弱了其跨学科理论思考的固有方向，而改以成为人文学术市场内某单一新学科身份为目的。符号学于是有蜕化为学术求利新工具之虞，如照此发展下去，符号学将无益于人文科学建设事业，有朝一日必进而蜕化为纯智性游戏）。 

         我们不能再盲目跟随西方“大师”走，为此我们先得有能力辨析判断思想高低的根据何在。这又既不是像民国初期人那样仅通过日文汉字方便所轻易舶来的（在较小规模上颇相似于今日欧美留学生界的以译代研者）二手西方思想者可为之，也不是今日仅据西学界较低等级的文科留学生们能够有效应对的。今日国内外的教育和学术全面制度化发展，仅能保障中等以下学术水平之培养。什么精英奖掖制度，学科带头人培养，往往流为学者争名夺利之具，何能名符其实（此等名利奖掖制度徒徒增加学者间的摩擦系数和对学生产生以追逐名利为学习目标的动机。不治根本，只图便宜行事，岂非正是今日学界腐败之根源？）中国如此，西方亦然。所不同者，西方在其各自技术面的操作上远为高超而已，以至于人们仅从此角度及其社会成功效果衡量学术高低。 

        我屡屡举出的显例即是上世纪两大西方顶尖“哲学大师”：极左的萨特和极右的海德格尔。他们以其各自的“修辞学技巧”成功惑乱西方思想界长达半个世纪以上，至今影响力仍在。而人们对其各自的社会性、思想性误导的实迹或视而不见或随意宽谅。此无他，仅因学界放弃求真的科学目标，而以思想市场的运作术成功与否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仅此一例，还不足以暴露现代西方人文科学界中深埋的“反理性地雷”吗？四十年来的后现代主义潮流，更是变本加厉地要颠覆人类人文理性之基础，甚至于首先要消灭“科学性”之第一特质：“真理”一词！人文学理论家而“憎恨”理性和人性经验原则到如此地步，其思想产物会是什么呢？今日人文科学还能不能成为科学，我们岂非正处于人类人文理性能否发展的关键之时？我们的南京国际符号学大会正是组织于此时，可以说，我们让西方学界出其不意地发现，东方人也要关注由西方人率先发展的现代人文科学之前途了。不能什么都由你们西方人说了算，特别是当西方人文学术在作为“商业时代代表性哲学”的后现代主义的引导下，正在配合科技工商统治势力进一步瓦解人文科学的科学性基础之时，我们东方学者，特别是东方首屈一指的（西方人最反感此一观念，而要将中国人文学术特有的东方最强传统生命力淹没在广义“非西方文明”的大范畴内）的中华文明内之人文学者，当然要把今日西方人文科学之事也当作自身之事。如无此“国际眼光”，能称其为具有“儒家抱负”吗？如以国际汉学为眼光之边界，岂非自我矮化至极？因为国际汉学实属西学，今日有人要把“国学”挂靠到“汉学”上，岂非是在努力将中国学术全面挂靠到西方学术制度上去？其结果是，使得中国人文之学仅成为“西学偏流”之附庸？我请疏于深思的谋事者们于此深思之。 

        会议的组织过程同样须与当前西学制度化势力相对峙。由于功利主义已成为运作之原则，职业制度即为学者“拉帮结派”之手段，不同界域、单位和个人，彼此处于相互竞争状态。学术活动的方式和目的主要是追求单位和个人之学术利得，具体说，就是追求个人学术成绩之宣传和声名之积累。难怪国际业界同仁在看到我们的体现“人文科学大家庭”观念的征文启事后竟然脱口而出：这样的征文启事要损害国际符号学学会本身的“利益”！本人作为中国仁学者，以学术求真理和正义，岂能听任此等学科利己主义言论干扰在中国举行的国际会议的大公方向。我遂立即在全球符号学范围内广发电邮严辞驳斥此等西学“专家”之无识和自私，并迫使西人回归他们自己传统上也应信奉的以科学求真理的信念。自此之后，我们并进而真地违背了该学会的传统职业化利得追求积习，尽量广泛地邀集各界西方著名学者与会，特别是哲学界人士。此一做法，最初召致学会内部的“哲学家”的不满（他们正要在符号学学会内部争取在哲学界难以取得的哲学权威地位），而我们同样晓之以理，使其返归西方自己的科学运作原则：必须邀集各界能者与会，以便集思广益。他们信奉的是学术利己主义，我们宣扬的是学术集体主义。学会和大会不是成员谋私利的场合，而是为尽量广泛范围内的众多学者安排不同论点交流和增进认知的场合。 

        最初，我们的西方朋友担心的是，我们要在大会上集中上演东方历史的“博大精深”，而把他们都当成捧场的“西方朝圣者”。后来他们发现主办方并没有这么浅薄无聊，而是反而设法在此历史性的难得聚会中邀请他们西方社会中的知名学者（“竞争者”）与会，结果弄得他们真是说好也不是，说不好也不是。但有一点是他们明确看到的：主办方是在认真办会，甚至于比西方人更认真办会；而且敢于创造性地办会：此即要在中国六朝古都、历史文明胜地，展现今日全球人文学术理论的大是大非问题。我们绝不妄自以为有能力解决相关问题，却是要努力汇集问题，展示问题，让我们大家，让世界各地符号学相关学者，共同意识到人类人文科学理论面临的根本性问题之所在。答案是开放的，是诉诸全球各地学者公论的，而不是由西方符号学学界一家规定的。 (责任编辑：李幼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