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年秋我们将在南京举办中国百年现代史上在中国人地区最大规模的一次国际人文科学理论大会。（自以为关注和企图“主导”中国人文学术的国际汉学人士对于我们在推进中国现代西学理论方面的工作，一向不置一词，一向故意视而未见。我请广大读者从中检验一下仁学的“人焉廋哉”的测人术，即不仅由其“言”而且由其“默”，来看穿他们内心之真际，从而更确切地估量其人言论之真伪虚实）其意义当然不在于仅通过一次国际学术交流来提高中国学界的学术水平。其最大的意义当然是象征性的，此即：中国人文学术有信心、有能力关注和参与世界主流人文科学理论建设；即不再是满足于通过汉学走向“小世界”，而是要通过符号学、哲学、人文科学理论而走向“大世界”。 

        以上所谈，只是从中国角度思考学术方向问题。符号学，作为今日世界人文科学理论前沿之一，也有一个自身如何建设的问题；也有一个中国学术如何积极参与此世界主流学术理论发展的问题；也就是，正像港台美华人文学术界战后几十年来不是没有自己的缺点和问题一样，现代西方主流人文理论界一百年来也不是没有自己的缺点和问题。因此，当前中国人文科学发展的重任，还不仅是在于如何借鉴现代西方人文科学以发展自身的问题，也还有一个如何对当代世界人文科学理论主流的健康发展予以积极因应和介入的问题。对于后一个问题，更是海外学术民族主义连想都没有能力想的问题。他们在今日西方主流学术理论的庞然大物面前，动辄以老祖宗的“博大精深”来虚应故事，而自身不思进取，一味抱残守缺，并只能到大陆来“忽悠学界满大人”（因为今日学界仍然将学人分划为三六九等，港台较大陆略高半级）。当此之时，中国人文学者则必须勇于面对现实，面对真实，知难而上，有进无退，担负起文化兴亡、匹夫有责的历史重任，在极其错综复杂的环境里，导正方向，甚至于是以我中华士者之“知不可为而为之”的传统大无畏精神面对艰巨，勇往直前。 

        实际上，就学术全局而论，前述百年来的学术民族主义偏见问题之严重性尚在其次，第一值得我们认真关切的问题其实来自世界主流理论界。我们努力于提升自己的现代理论素养，首先就是要有能力了解今日世界的人文理论问题之所在。如果像海外新儒家那样抱残守缺，我们连了解学术理论大势尚不可能，遑论进而掌握和参与？海外儒界诸公的最大违孔问题，还不是其坚持靠“贩售文化祖业”以维持其当前功利主义诉求方面，而是其以不知为已知的造作风格方面。（大言不惭，不知自反，实乃“国民党文化传统”的最大弊端。居于海外者悉知，他们从不认真检讨百年来的各种弊端和错误，以其当前一隅片面之“小成”遮蔽其以往全局全面之“大失”，而对列入“自家人”者则一味吹捧，此也大师，彼也大师，实际不过汉学系教授而已（此等崇洋慕外风习正是新儒家精神色厉内荏之明证）。对于他们无法跟进的大陆学术理论前沿则故作不知，继而妄思排挤。此类海外华裔媒体又绝对维持其长期一言堂政策，欲与其讨论学界大是大非问题，无异于与虎谋皮。他们绝然是今日中华科技工商文化之喉舌，故热衷于营造作为科技工商附庸之“伪民族主义人文学”，结果（利用大陆崇洋慕外环境）成为间接阻碍大陆人文科学现代化前进的一种势力。 

        所以，我们关心真实“中华文化复兴”（等于按照今日世界标准进行的中华人文学术文化现代化提升，而不等于“恢复古代文化学术风貌及方向”，否则即为特意诱导中华软实力方向，使其不得在理论上提升，以便遂成一些科技工商人士想把人文学术“去势化”为文化点缀的隐蔽企图）的人文学者，首先要努力掌握现代世界学术理论主流之全局及核心问题，本仁者以天下为己任的胸怀，关注人类生存命运中之特大者、之根本者。作为世界现代化时期之后来者，中国人文学者必须以加倍努力关注“大局”和“基础”，以便朝向理想和久远，实无须尾随海外学术民族主义走向其一个海外“小世界”。人们往往误以为此一“海外”即彼一“海外”，殊不知海外与海外相差可十万八千里！我们今日的特大问题反而存在于国际理论主流界。因为，我们既有一个必须学习新知新学的任务，又需有一个不可对国际理论主流盲目跟风的警惕。由于急功近利风习和长期知识耽误造成的判断力不足（这是外语界出身者最须警惕处，因为他们最大的问题是讯息来的“快而不深”，因此往往会“后继乏力”。此中最明显的例子是80年代西语界出身参与电影理论研究者。为什么后来均无声无息了？因为当初不过是依靠外语条件进行表面化的“移植”而已。此一例子实际上反应了整个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舶来派”文化知识分子的通病），盲目跟风有可能使我们大幅度地歪曲前进方向，以为表面上跟从时髦就等于新知新学的提升。为此，我们应该一方面紧追新知新学，另一方面细心明智地察验其表里不一、华而不实之隐蔽处，取其长，避其短。 

        我们怎样才能完成此辨证的治学方略呢？首先在于治学态度！即仁学的态度学。正是理性的、人本主义的、非功利主义的仁学态度学，才能使我们达至“正心诚意”境界：首先对自诚实，然后对准客观真实。此一仁学态度学可最生动地体现于阳明学，因其策略正在于“摆脱支离”，直攻本心，此即“诚学”是也。我中华精神本有此人间不二法门，却妄自菲薄，不使此心朝向内心实在却希冀于背离人性、诉诸各种超越（抽象修辞学式超越和妄冀永生的神话式超越）。本此人本主义诚学，我们才能不至于被海外思想理论潮流势力本身所惑，而能在此全球化功利主义时代坚持求真、求正之精神传统，并敢于发现世界各类“大师”们的似是而非。（我们发现，有人在一个领域内意图排除他人的个人崇拜，却马上在另一个领域内重新鼓动众人对自己产生个人崇拜；以至于出现了这样的怪现象：在一个领域内大搞个人崇拜、装神弄鬼者，竟然好意思指责他人在另一个领域内曾搞个人崇拜。其实彼此的“搞法”何其相似乃尔。于是真情似乎是：狡黠者在甲领域内大肆批判旧“伪神”，自己却在乙领域里变本加厉地干脆以新“真神”自命，并可在科技工商时代受到万人膜拜。原因无他，在甲领域和乙领域内的热衷于膜拜者，实质上是一路人，所以其在甲领域进行膜拜中形成的惯性，可以立即运用于乙领域内的膜拜活动。总归，就有这么多（各层级的技术类）“知识分子”，其基本性向就是要找寻崇拜对象。他没有自己的思想，当然只能靠崇拜各路“超人”来增加自身生存的信心。重要的是，膜拜者中颇不乏高级科技工商分子，可见熟悉科技工商知识者未必能够辨别人文社会内之真伪也，而科技诸公往往又误以为一己之窄学即可自视为“博学”（“博士”实为“窄士”，业成之时，即作为某种“螺丝钉”加工完成备用之时，而“专家”之证书即相当于“不再知万千他域内知识”之证明。此类专家们自然极易为各路超凡入圣的“伪神”们所惑而纷纷成为“信徒”。结果滑稽的是：在一隅内大有知者竟然可信奉如下信条：必须“不知而能信”方为“真信”。不知他们在本业中学到的逻辑学到哪里去了？难怪：科技工商越发达，到处“拜拜”者也越多！）技术化时代之技术人，能够是无所不知者乎？未来当你们一一在大脑内安装晶片后是否就会更睿智些呢？当然那对于你们欣赏动漫、摇动歌舞萤火棒以及打电玩也许更为便捷了吧。而此即为尔等之人生观乎？ (责任编辑：李幼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