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翻译”和人文科学前途

---论“以译代研”*趋向的长期后果

本文简目

提要

仁学前导

小引：对自己过去主张的反思

0）前言

1）从专业编校工作看名实不符

2）从理论译作的“重译”现象看名实不符

3）从理论名著翻译现象看名实不符

4）翻译原著与学术创新关系上的名实不符

5）上述“名实不符”现象源自80年代的特殊历史背景

6）西学理论的三个不同层次：翻译，研究，创造

附录：一位青年哲学学者的来信

尾注：1，2

【提要】

新时期最重要的人文学术工作就是西学理论翻译，30年 来理论翻译的成绩是显著的，但也表现出一种严重的负面倾向，这就是：以“翻译家”当作“科学家”的普遍倾向。中国学界研究西学必然起始于翻译，并将不断发 展翻译事业。这不仅是出于研习西学的必要，也是中西人文理论汇通的表现。而今日“以译代研”倾向则反映着两个问题：一个是翻译质量的问题，另一个是翻译是 否可以“顶替”研究的问题。这两个问题都相关于学人的心态和作风，而其客观原因为80年代过渡时期特有的教育背景：七、八十年代之交（那时无书可读）大批外语系青年迅速转化为研究人员过程中所引生的学术效果。当然，扩大而言，外语能力的“方便性”所引生的“学术副作用”也并不限于80年 代。作者本人及其亲友多与此外语背景有关，其中利弊得失极为复杂，本人深有体会和思虑（例如，一个人是否应学那么多外语？如将学外语的时间用来学某种实 学，是否对其人更有益？），而本文特就其少为人知的负面效果而言。批评，和举贤一样，都应不避己、亲、友、人、尊、卑、外、中，如此才能达至真相。如无客 观理由而有所避，即已不与诚学矣，遑论其他。（顺告：西人并无此学术伦理学立场，故学术批评话语多有所避，以免“惹麻烦”也！）本文结合当代西学研究界、 特别是翻译界出现的一些问题，论述中国学人必须超过“翻译家”阶段以达到“科学家”阶段的必要性。否则中国人文科学学术将陷入长期亦步亦趋、人云亦云状态 而难以积极发展。为了克服此一学界偏误，必须回归仁学心术学，以达“正本清源”之效。（写于6月中旬，增补于6月29日）

【仁学前导】

在西方，所谓“公共知识分子”，是很难出现于法制严密的美国社会的；但近几十年来其“形象”偶尔也显现于各地校园里，特别是大学文学院，其中不乏“法国风”的反响，但（除“68年” 时期外）却绝无社会影响。二十世纪西方最典型的“知识分子”，人所共知，乃法国文化的特产。在人类社会趋于高度制度化时代，溯源于“启蒙时代”的“知识分 子”名称，具有一种特殊伦理学意涵：“知识分子”被认为是人类“真理和正义”的代言人。他们的文化功能超出教育和研究等学术性活动，而秉具着个人自由选择 的社会投入之“良知”。客观上，他们发出“公共道德话语”，主观上，他们本良知而非本私利而行动。百年来当法国知识分子不断辩论何为“知识分子”以及“知 识分子”应当如何实践之时，其辩论话语中已蕴含着如下自识：他们本人已秉具了道德卓识和个人良知（以与商业社会大多数人的公开私利行为划清界限）。问题也 就“转化”为实践论问题：如何进行策略性选择。而按照我们所说的仁学心术学，百年来的法国知识分子的社会投入史本身，正也应该成为新世纪的一种科学研究和 分析的对象。其公共话语的合宜性判准为一事，其私人良知之构成为另一事。按照仁学动机学，这内外两个方面的“构成”是不一样的。我们的古老仁学智慧中有 “察其言，观其行”（外在表现）和“人焉瘐哉”（内在真实）之教。这个古老智慧提出于2500年前，它一定是在先（没有记录的）2500年 来的经验积累。这个智慧应该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即其适用性不分古今中外。如确，就应该存在有一种海内外知识分子的“言行合一学”或“名实相符学”。 此类仁学研究既相关于人类的认知，也相关于人类的实践。所以，西方人说的和做的每件事，也都应当是我们客观独立研究的对象。因此，我们不能亦步亦趋，也就 是不能照本宣科。所宣之“科”，当然具有其（基于既定制度规范的）国际“权威性”，因此，我们就不能在人文思想方面随意于“国际接轨”（趋炎附势），而要 有在仁学指导下更上层楼的一种民族意志。在全球化时代，是谁给了我们这样的“特立独行”的勇气？回答是：以孔子为标识的民族伦理精神之遗产。这个“遗产” 因为是人本经验主义的，也就是普适于人类历史的。人类正面临着两种“学术全球化”趋向：为促进人类学术思想全面沟通而为不同思想传统建立公平对话平台；以 及利用特殊权势制度将诸个别学术思想方式强行贯彻于各地区。新仁学当然是借助于前一种全球化趋向以期推展自己的伦理学和人文科学抱负。

本 文讨论的“理论翻译”，主要是指现代西学理论。一方面，这表明现代西学理论是人类理论探讨最前沿，应该成为人类共同的知识财富和工作根据；而另一方面，这 也表明现代西方理论只是人类历史长河中的阶段性成就，其性质具有高度尝试性和偶然性，它产生于两千多年的西方文明史，并非俱为确定无疑之学。我们于是面临 着关键的知识论和实践论方面的选择：视之为继续探索的对象材料，还是视之为顶礼膜拜的“经典”？因为我们同样处身于两种“实践论的限制”之内：客观上，全 球化时代人类社会的制度化发展越来越严密，知识成就容易被纳入其职业制度化运作轨道，以作为规范性操作的固定内容；主观上，商业化时代学者个人日益朝向于 名利追求而倾向于知识论上的趋炎附势。此主客两种时代倾向，都导致人们易于把现代西学理论当作“膜拜”和“使用”的对象，而非当作分析和探讨的对象。克服 之道，当然不在于客观的制度化规范，而在于主观的仁学心术学。结果，我们因重视西学而须大力研究之；我们因重视西学而须批评地研究之；也就是，我们因重视 西学而决不能“人云亦云”之。

【小引：对自己过去主张的反思】

80年代初起，在与西方及海外学界初步接触之后，我曾有过两项独立的观察和主张。这就是：中文学界应该加强现代西方理论经典的翻译工作；西方汉学界应该加强从理论角度进行中西思想汇通的工作。90年代末以来我发现，上述两项主张都在实现之中，却各自出现了另类偏差。1988年 在赴瑞士弗莱堡大学哲学系讲演时，系主任孔恩曾对我说，他们特别欢迎像耿宁那样的懂中文的哲学家来教授中国哲学。对此一问题，（我的思考无关于耿宁个 人），却马上想到其主张本身到底是否合宜。如果连中文比耿宁好的多的汉学界华裔哲学家们，其在海外进行的中国哲学教学，离主流学界论题还有很大的差距，耿 宁仅因其汉学家程度的中文能力就可以改善海外的中国哲学教学质量么？（还不谈我当时颇为耿宁未曾继续深化其胡塞尔研究而感觉可惜，因为他的《康德与胡塞 尔》一书表现出的深邃现代哲学史观，是远远超过美国人的类似著作的）当然，如果耿宁能够超出思想史论述兴趣，而设法在理论上沟通现象学和唯识论，情况就大 不一样了（后来他仅以思想史论述方式研究了这个问题）。我当时认为，汉学家的中文怎么学也难以达到中国人的程度，而另一方面中国学者又弱于理论化思维，因 此有现代西学理论训练的汉学家应该尝试在理论层面上求中西学术的汇通，而不追求成为汉语的语史学家。我曾继后在访问耿宁时当面向他表示过此意。一年之后在 访问巴黎时，我又曾与法国汉学家于连交谈，并继续阐述我的同一观点。10年后发现于连走的“路子”果然就类似于我当初极力主张的理论化的汉学方向，而我此时对该方向带来的另一偏向却正在深刻反省之中。2002年再次访问巴黎时，我曾通过法国国际哲学院的安排，打算与于连一晤，以讨论我对同一问题不同的看法。不料68年巴黎学运出身和受过“文革”洗礼的于连君，（果然如一些法国中外学人所谈，那时已基本上不见中国人，除非与其有业务关系者），对我约而未见，使我失去与他交流的机会。*那 么，于连今日从事的中西哲理汇通工作意义到底如何呢？其实，汉学家试图将中学材料塞入西方理论框架，就如同新儒家企图将西方哲学概念塞入中学系统中去一 样。两种中西汇通的方式与其在特定听众群中的受欢迎程度无关，我们须据更深广的思想环境对此思想倾向加以评估。符号学的“路子”就是打算摆脱中西哲学各自 原有的理论史框架，而另建“中性”的理论对话基础。而在这个本身亦极为纷乱的国际符号学界如何推进中西学术汇通则是另一个实际的问题。

我也曾长期批评港台学界不重视西方现代理论经典研究和翻译工作。30年 来我正是主张中国人的西学研究应该超越战前仅以介绍性西学为主的学界风气，认为国人应该直攻原典。新儒家几代学人最欠缺的也正是这方面的工作。对于中国人 而言，研究应该和翻译并重，翻译不仅是译者个人进学的有益方式，而且是学术社会整体的需要。应当说，我今日仍然坚持这一一贯主张。但是同时却越来越发现此 一主张引发的另一偏差：学界“以译代研”趋向。翻译不是研究的自然结果和前进的阶段，而成为（或将永远成为）学术活动的“主体”。此一现象正因为“理论翻 译”本身包含着“水份”和“模糊地带”，这使其并非仅是研究西学的一个初始阶段，而可能成为一种持久的西学研究的主要形式：西学理论翻译就等于西学理论研 究。

然 而上述这两个问题的意义完全不一样。西方学术有着自身稳固基础，汉学或“中国哲学”对于该学术社会不发生任何实质性影响。中国学术界的“问题构成”就很不 一样了，其西学研究方式可直接影响到学术整体的发展前途。尽管今日提倡“国学复兴”，在今日全球化时代，西学，特别是现代西学理论，对于中国社会、文化、 学术的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此情况下，如果中国的西学研究演变为“舶来学术”，即将大失“中西汇通”之旨。本文主题即针对此一现象拟定。*

0。前言

在 中国人文科学领域，无论从什么角度看，西学，特别是现代西学，尤其是其中的西学理论，对于中国的西学研究，以及对于中国的一般人文科学研究，今日都具有着 举足轻重的作用。西学理论的研究方式和程度，关系到整个中国人文科学的发展前途。而西学理论研究又似乎首先与西学理论翻译有关，因为今日西学研究者的主要 工作似乎就是翻译。当然，人人都知道中国的西学研究进展，某种程度上，取决于理论翻译的水平，对此人们已耳熟能详，但并不是人们对于二者之间的实际联系都 有清楚的了解；更少人对于二者与中国人文科学整体的发展关系有明确的认识。本文指出其中一个重要现象：以理论翻译代替理论研究的倾向，固然一方面有助于国 人对西学的了解，而另一方面却也会（在深层上）妨碍中国人文科学理论的积极发展。之所以可能如此，乃因人们不同程度上往往用字面上大体合格的翻译（甲）来 代替深入的西学学术研究（乙），并进而以此容易获得的名著翻译成绩作为自身西学研究程度的“物证”。更重要的是，“以译代研”的学界大方向，又进而成为译 者“学兼中西”、“东西汇通”的“伪证”，从而产生了大量（因其舶来文化背景）学术与文化的肤浅之论。世人难知真伪，如轻信此类“由甲及乙”的证明方式而 盲目跟随其学术、文化议论，即会造成中国文化、学术发展的结构性限制。因为，此类以译代研的方式，其实践方向和风格最终必定落实在制度面，形成制度性的团 体势力，从而可对社会与文化产生持久性影响，甚至于有朝一日成积重难返之势。本来引介西学理论为民族学术文化发展的必要步骤，而竟然可能同时引发此类潜在 的“副作用”。当然，此中既有主观因素也有客观因素。

首先，这一急功近利学术倾向，当然是中国的特殊历史条件造成的，也就是80年代“新时期最初10年” 的前因后果所形成的。新时期开始的最大特点之一就是对西方学术文化意识形态的全面开放，“实用外语”于是成为时代的最大需要。实际上，自文革后期起，各地 出现了外语教育事业，其特点是偏于实用外语学习，却较少涉及文学理论和语言学理论等知识性内容，自然更少接触其他人文科学知识内容。这种与学外语是为了学 外国文学或外国语言学的正规外语系不同的教育制度，倒也使得毕业生个人面临着向各种专业前途开放的人生选择。恰当此时，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界各学科急需外语 人才，于是外语系毕业生突然大批进入他们在校期间对其知识了解甚少的社会科学界。后者的时代特点则是，“导师们”不仅普遍欠缺或荒疏了外语能力，同时也因 长期耽误而松弛了“专业”能力。这样一种“师生际遇”形势，也就产生了80年代特有的“学术启蒙”风格，其结果是：无专深知识背景的外语青年在新西化风潮的鼓动下（半自学地）“速成”为各种新知新学的专家。这一历史精神特点自然影响到中国人文科学的发展的方向和素质，在今日进入新时期第二个30年之初，对此颇有必要加以客观检讨，以期改进未来中国人文学术的走向。

其实，在新时期引进西方新知新学的最初30年中，最主要的成绩就是西学翻译，特别是现代西学理论翻译的成绩（称作“甲”）。问题则发生在因甲而引生的学术思想研究（称作“乙”）方面的负面影响部分。“正面甲”和“负面乙”的因果联系，正是源于上述历史条件（由“文革”向“80年 代”的过渡）和在此条件下产生的学者主观性向。结果，一方面我们有甲，另一方面却又有乙；问题在于：甲不仅成为乙的运作“基地”，而且成为乙的实情之“替 代物”。简言之，翻译成了研究的学术资格证明，并成为文化学术趋于舶来化的直接原因之一：人们反会以为甲的存在证明了乙的正当性，甚至于用同一人发出的 “甲言论”（实为外国原著的言论）之质量来“支持”其“乙言论”的质量。本文题旨就在于说明一种“甲乙关系”的存在，或甲“如何”造就了乙，以期能为今日 关心“中国学术深层社会学分析”者参考。一种学术历史辩证法表现在：一币两面，一事两效。同一现象在不同层面上的不同效果，两种效果之间又发生了因果关 系。结果：翻译促进了专业知识的相对进步，也同时导致整体学术思想发展方向的偏误。

本 文并非对理论翻译现象进行的全面分析，而是通过编校、重译、翻译、翻译与研究的关系等现象中出现的各种具体问题，来分析“以译代研”风气的负面后果；并指 出其中可能同时存在着“小得与大失”之结果。百年来中国人的西学研究比起日本人的西学研究，在主观努力和客观成绩两方面都甚有差距。我们于是面对着两个问 题：如何提升理论翻译水平，使其达到日本学人的程度；以及如何超越日本人，以走向独立的学术思想创新之路。在此，新仁学所关注的为两大战略层面：技术上强 化西学研究，思想上面向人文科学重构之全局。

1。从专业编校工作看名实不符

有 些理论翻译不合格，需要他人校对。译者的缺欠可能源于专业知识、外语或翻译经验不足，但校对者也未必在三个方面均强于译者，而可能仅因翻译经验较多或善于 编辑加工而最终使译品提高了质量。此时一般印象是，因为校对者专业水平或外语水平高于译者，所以才会有此质量改善的结果。实际上却不尽然。情况可能是：校 者的专业、外语真实水平未必高于译者，而却因有译者在先译出的方便，校者作为“二遍”加工者才得以改善了译文。此种改善效果虽然部分来自校者（编校之 功），但并不证明校者的“学术水平”（专业，外语）高于译者，他所完成的不过是一次特殊“编辑加工”工作。当然，特约校者可能比一般专职编辑更熟悉本专 业，这是他可能比编辑部的文字性处理更有效的原因之一。但是，情况往往可能是，校者的专业化发挥也许基于如下前提：原译者已经将大部分原著专业难点处理完 毕，校者可以更容易地在原中译文稿上“锦上添花”，即在已完成的译文上改善修辞和改动专名，以致最终使译品获得了改善。就此情况而言，对于译事的贡献，译 者仍然大于校者；甚至于译者的专业水平可能也大于校者。“校对”、“校改”或“编校”一词的伸缩性可以很大。从普通文字编辑，到专业处理等可区分为好几 等。但是，也有一些编者，利用编与校之间的含混性，希图将编辑关系“升格”为校对关系，于是通过一些“无伤大雅”的任意文字改动，以增加“改动”纪录（包 括：他从原译文处读懂了意思，然后再更改一些“同义词”，以造成译文经其改动的明显效果。此处还不谈更离谱的情况，如本人的“电影符号学译文集”曾经被台 湾“校者”仅因更换了两岸不同人名译法而硬将自己的大名放在书面作为“校者”了），以达到目的。于是，由“编”升“校”的企图是，通过文字性操作导致的参 与者名义的变动机会，以获得使自己学誉“高于”译者的效果。

无 论如何，上述情况下，校者对译事做出了贡献。这是确定无疑的。但此“贡献”实际上是什么以及被解释成、被暗示成什么，其中则大有学问（我常惊讶一些名气不 俗的学者喜欢花时间搞这类小动作）。我们所关心的“名实不符”在于：有些名实不符的学人，专门利用自己的地位、关系、名气，特意以上述方式担任此类专业书 籍的“校者”，以其“编校者1”（相当于专业化特约编辑）水平充当“编校者2”（专业把关）水平，企图凭借此校改类工作来抬高个人学术身价。其负面效果并不在于个人之不当名利收益方面，而在于对学界及青年的认知误导方面：人们会因其有校改名著翻译之名而“高抬”其西学学术见识，并受其影响，从而忽略了自身学术真正应该关注的方向。此类“校者1”充当“校者2” 现象，可能源于原译文不合格而仅需要文字性加工；但也可能源于一些人利用“校改”工作本身的多义性而别有用心地加以利用。如，通过与出版单位联合，声称译 名不统一，而企图通过对相关译著进行“专家校对”和强行译名统一：也就是，以整齐名词译法的名义，来制造校改者或编校者在学术上高于被校改者的印象。其 实，一些自命为现代西学理论专家者的未经长期考验的专业译名是大成问题的。在时机不成熟时勉强统一译名，或用大量错误译名强行追求统一，反将造成译界的巨 大灾害！有些80年代出身的以译代研者，仅因自己比90年代者“大10岁”而在学术上先行一步，就企图以此资格，通过各种“专家编校”名堂，来实现使自身权威地位永久化的目的。其实许多有所谓“编校审订”资格者，也许正在等着阅读被校者的译文来方便于理解原著思想呢！*

有 些老一辈学者在长期停顿学术研究之后表白，他们只不过是把学术翻译当做打发时间的生活方式而已，即用翻译活动来推动自己做些事情，因为长期耽误已使其失去 已失去系统研读专业理论书的能力。因此他们最希望由年轻人译第一遍，而由自己担任校改润色工作。因为第一遍的译者须直接面对原文理解问题，校改者只须对付 中文文字处理问题，二者在知性活动的等级上完全不同，一个是思想理解，一个是文字编辑。而结果具校名者反可落得学术水平较高的令名。我曾在其他回忆文中举 例说到一些人企图利用职权或“资格”通过编辑类工作过渡到校对类结果之例。编者打算通过稿面上多见红迹以客观上实现其充任“校对者”的目的（此所以哲学所 梁君当初曾告诫我“不必处处采纳编者的改动，否则编辑就变成了校对”）。这是什么行为呢？（此类小事一桩，为什么屡提不厌？学人有此心思〔不慎独〕，就会 “投射”到大的方面去。而在“宏观”场合，此辈谈起大道理来还真是振振有词！）有些“老专家”已无工作能力却偏偏喜欢利用等级权势窃此微名，就忘记了“戒 之在得”的古训。人们以为年老了，德高了，望重了，已故了，就可以有“多此一得”的特权了！不知此乃不自重、不尊老之表现（而孔子就是不放过此心迹之微， 因为它足以日后生发成势）。在这里，问题同样不是相关于当事人的学誉正当性问题，而是因为此类“编校”类工作可错误地暗示着其人具有实际上未必具有的学术 水平，从而导致其一般学术言论对青年人学术方向的误导作用。翻译名著，校对名著，都可以成为自身与原作者学术等级“接近”的误判，从而使译者、校者的一般 学术言论，因此类准技术性工作成绩而不当增加了其社会文化影响力。人们还以为在其译品背后存在着大量的相关劳动和成绩，所以才会有此类翻译和编校成绩，其 实可能并非如此。

2。从理论译作的“重译”现象看名实不符

文 艺书和自然科学书的重译现象，比较不构成什么“窃译”问题。文艺书翻译更多地与译者的中外文修辞学能力有关，前译和后译之间的“关系”比较清楚，因为同具 外文学历的的前后译者，对于非专业类外语的掌握能力近似，其中较少涉及“抄袭”的问题，所可能牵扯的抄袭争议，也较少涉及彼此的专业水平高低的问题。自然 科学的翻译大多为纯技术性处理，其文本的文句简单，名词固定，译者的工作比较机械，甚至于相对地无关于译者的专业能力。所以可能存在有专业性“科技翻 译”，即可对各门类科学文本进行翻译的专职翻译者。由于译者无从由此类机械性工作中获取多余的“声誉”，也就无所谓后译者对前译者进行“抄袭”的问题了。

社 会科学文献的翻译就复杂多了，特别是其中的理论文献的翻译问题。理论文本翻译的困难及其涉及到的名著译者的“学誉”问题较为显著，遂可能引生较明显的“窃 译”或“袭译”问题。今日“以重复翻译名著来实现变相学术抄袭”的现象越来越普遍。其中涉及到多方面因素：前后译者的专业和学术水平的差距（后译者如比前 译者水平高，可视作无抄袭之嫌）；前译书质量问题（如前译书质量较好，后译者即有较大抄袭嫌疑）；原著版权掌控问题 ，等等。如果重译出于学术性必要（前译不合格，版本的要求等），重译乃自然之事。但近来也出现了一些借助“重译”来争名夺利的现象。其中的主要策略是：依据前译作品作为自己“改译”的底本，将其作为顺手 “攘 夺”他人劳动果实的方便。而且，除非攘夺者中文太差，否则，新译本反而必定比旧译本有所改进，也就是因更有利于读者而会受到各方面欢迎。无庸置疑，不少理 论翻译的质量都是有待于进一步改进的，出于学术需要的改译和重译不仅不应该限制，而且应该鼓励。这种情况却与此处所说的“窃译”现象似是而非。因为，窃译 式“重译”往往是后译者的水平低于前译者，而且正是由于此一关系才发生了重译现象（如无“便宜”，怎么会生窃译之念？）。特别是近年来，出版界为了扩大翻 译事业规模，鼓励“好大喜功”，因此《文集》、《全集》等出版计划就提供了后译者“攘夺”前译者的大好机会。在此情况下，后译者或者是专业不如前译者，或 者是外语不如前译者，但均可依赖前译本的存在来弥补自己的学力不足。一个普遍的倾向甚至于是：后译者不提或不明确提出新译本与前译本的关系，或者掩蔽后译 者受益于前译者的情实。其中最好的（对读者而言）结果是，后译者在译文上对前译本的确做了明显改善（虽然他能够办到这一点可能正因为前译本的存在）。但如 果一些后译者的新译本，由于自身的水平和必须有所不同于前译本的名词改动，反有可能导致新译本的学术质量未必高于前译本。

近年版权问题突然为急功近利者提供了新的方便：谁控制了版权，谁就可以放心地，有持无恐地“窃译”前译本了。于是，首先就是如何设法控制版权问题：如破坏他人接触作者的机会；向作者进行劝诱以期获得授权；通过出版社“内线”以操控版权之持有等等。*等 到把版权弄到手，然后下一步就是安排懂外语的本派人士抢译原著，包括对质量较好的前译进行“重译”。对后者而言，自然事半功倍，并可争取重译品在质量上较 前译提高，以证后译高于前译，以及重译之必要性。不仅如此，如果原著属于版权有效期的原著，还可使得旧译从此无法继续流通，可谓一箭双雕。这又是什么行为 呢？ §

从 网上资料获悉，有两部古典哲学全集的翻译计划中都包括了几部重译书籍。两位重译者均为哲学界出身，而外语能力似乎不足。该《全集》的一些书评者发现（据网 文），二者均表现出外语水平不足。如果译者没有足够外语根底而打算独立承担经典著作的译事，其问题也就同样严重了。外语系出身的译者其可能缺失在哲学论述 细节的理解方面；而欠缺外语训练的哲学译者，首先遇到的可能是语言的问题。应当说，今日理论翻译界，两类不合格译者都有，而学界和出版界对此却难以检验。

从 近年来大规模“重译”现象中我们“感觉”到了什么呢？我们从中关心的是什么呢？从社会风气上说是“好大喜功”，从学者个人来说呢？是雄心勃勃还是急功近 利？仅只是急功近利，还是涉及人际关系的公平性问题？有那么多须待研究和翻译的未译作品挑战着中国学人的上进心，我们就偏偏非要“避难就易地”去变相“重 译”他人已出版的旧译？此类重译现象的意涵就远不限于自身而是波及到整体学术状况了。对此现象的一个更为重要的（而非并不重要的）一个“补注”是：“重 译”是合法的！我们的以译代研者也都是合法的“取利”者。正像奕棋者一样，他们都能花时间预先想出好几步来。我的问题是：为什么要花时间干这种事而不用同 一时间来干正事呢？又是急功近利！他们要抢快，抢先；他们的“意向”总是朝着市场占有率和大师知名度，而非瞄准自己的“良知”（学为己）。

3。从理论名著翻译现象看名实不符

本 文不是分析今日理论翻译现状之作，而是分析理论翻译现象中反映的“以译代研”趋向所引发的负面影响问题。理论翻译中的语言错误、专业理解错误、名词处理错 误等，自然均有机会并必然会陆续获得改善。理论翻译的质量及其逐步提高的问题，并非本文主题。我们讨论的问题是，如果译作大体合格，却因此而被当成了学术 理论研究的主要成果，反而会“内在地”限制了中国学术理论发展的水平。也就是学者的“理论翻译工作”（甲），与学者的学术研究工作（乙），或者被混为一 谈，或者将甲作为乙的证明。由于前述西学理论研究在中国人文科学未来发展中的关键性作用，此一“甲乙关系学”就会直接影响到中国人文学术前途。

我们的分析涉及相关而分离的两个不同的问题：a。理论翻译的忠实度表现，以及b。后者与译者的“学术水平”的关系（包括专业学术水平和一般学识两方面）。我们的关心重点虽然是b，但此b也与a有关系。理论翻译者当然应该“理解”原著。但是所谓“理解”，可分好几个档次。译者的学术水平和翻译水平不是一回事。如果把学术水平分为5级，大体合格的理论翻译可能只需要较低级的学术水平（如2级） 就可应付，而学术水平级别较高译者的同一类译品虽然在译品质量上大多高于前者，但对于理论翻译成品的质量检验来说，彼此的翻译质量差别可能低于彼此的学术 水平差别。这一有关学术水平差别和翻译水平差别之间的“关系学”，也就为以译代研风气制造了其“形成学”的土壤。如果译者在学术水平上的差别不大能反映在 翻译水平方面，就会使得以译代研者产生利用此一含混地带作为夸张自身学术水平印象的“捷径”，结果就出现了到处用理论翻译工作取代理论研究工作的趋向，并 示人以自身翻译工作反映着自身学术水平的假象。可举前述科技翻译例子作为比喻性说明。如果物理学家的专业翻译和职业翻译家的专业翻译在成品质量上大体类 似，此时读者如果只从译品质量来推测译者的学术背景，就有可能把“翻译家”当成了“科学家”。尽管此例在自然科学界不会实际发生，却可能在社会科学界发 生。试想，如果学者不认真去成为“科学家”，而只想通过做“翻译家”去在社会上产生自己已成为“科学家”的效果，中国人文学术的前途会如何？社会科学的理 论翻译的确需要译者具有一定的专业知识，但达到字面上相对合格的理论翻译所需的专业知识程度，和认真研究所需的专业知识程度之间可以差别很大，此一差别却 不一定易于从译品上看出来。正是这一有关学术判准的混合性特点，鼓动了一些学者产生“走捷径”的主意（当然也是在符合社会客观需要和利用客观制度方便的前 提下）：学界的急功近利者并非仅只以成为理论翻译家为目的，而是以通过理论翻译（做“翻译家”的工作）来达到被社会视为专深学者（为“科学家”的身份）为 目的！以译代研者的智巧主要就被应用于此二者之间的模糊地段上。

这 对于一个以西学理论为学术市场“抢手货”的中国学术环境来说，一些译者或学者就会被鼓励通过理论类译事来积极营造其多方面的“收益”：主要是，理论翻译者 即可被视为具有相应学术程度的学者。也就是：大致合格的理论翻译可以成为译者具有相当学术理论程度的“准证明”；以及理论性译品会被学界进而把译者的任何 相关论述均视为具有相当学术见识的根据。当此方式（以“较易为的”翻译家级别的工作来作为“较难为的”科学家级别的工作之“准证明”）成为学者谋求多重学 誉的运作方式时，其效果就超出了翻译事业本身，而影响到了人文科学整体学术理论的发展水平。

当 然，当这类“代用品学术”无限扩充之后，也容易暴露其“代用品”之缺欠。一般来说，在译者西学本业中较不易显露其学术缺欠，因其可以通过“编译”专业性较 强的原作来直接“转达”原作者本人的意思，从而起到将个人学术程度与原作程度“伪同化”的效果。但当他将个人论述（如通过各种“比较研究”）扩大到其他领 域时就会暴露自己的真正学养程度，因为此时西学原作的掩护作用撤消了，该人的真正水平就易于暴露了。虽然在此跨学科领域，该人还可以利用他领域人士所不熟 悉的西学情况而继续发挥其“我之中学或许不足而我之西学足以补之”的口实。（有如当初罗素和杜威大谈中国哲学时受到中国学者重视的原因一般）对于西学理论 的介绍来说，不管如何，任何大体合格的理论翻译的效果总是正面的。问题在于学人以翻译作为研究方式和资历的一般学术影响方面。因为，一方面中国学界对西学 理论的客观需要性和市场需要性都会是非常大的，因此中国的西学知识和西学理论研究的进展会影响到学界文化的各个方面。其误导性的实质是，“翻译家”通过 “挂靠”到国外名著、名人而可据此以其中方“法定代表”自居，并因此完成了“二次性转换”：以西学“专家”身份进而被视为具有相应学养的、“学兼中西”的 通才。例如，通过参与中西比较研究领域而分沾了此合作关系中的“西方一侧”之法定资格，从而可通过此合作关系“合法地”发挥其作为对等“合作方”的学术参 与作用。他的真正西学学养此时就有了（因“合法”而“安全”地）发挥其“真实才干”的机会了。受其以译代研策略影响者的范围，也就可以从西学领域转移至中 学领域了。

从 技术操作上看，翻译家级别的理论翻译之所以有可能，正因为翻译到底不同于研究。即达到字面上“似是”的目的和对原著具有真知灼见是两件不同的事，对此一般 人不容易察觉（特别是当事人充分利用其各种表面的“资历”和地位以做“掩护”时）。存在有许多“为翻译而翻译”的技术捷径。避免花时间研读原著而企图通过 编译专门词汇来把握词义即为其一。这样的做法的确有一定作用，但它同时又是制造另一种“以译代研”的手段：把一种简单（一次性）编译的工作称之为（长期） 研究的结果。如果专业词典的编译者实事求是，承认自己所做的只是编译工作，原作的水平和译者的贡献，彼此易于分别。即使编译者由于研究未足而未必翻译准 确，读者仍然可以相对受益（我认识的符号学翻译者中即有持这一想法并付诸实现者。原作者学有专深，译者努力直译，谁曰不宜？但如译者将此编译工作说成是自 己的“著作”，就改变了此一类工作的性质了）*。 但如编译者把对词条的直译和编辑工作（从词汇条目原书，从诸专著背后索引部分选择相应词条加以翻译，以及从其他中译名词来源等采择词条而不予声明）说成是 自己的“研究结果”，其可能带来的一个副作用可能是：将自己一知半解的名词，利用国内不熟悉的背景，加以生搬硬套的处理（等到发现纰漏再加以“更正”，以 示好学和认真，并以此掩盖其最初的率意行事。其真正的目的其实是一箭双雕：先求快以速以得名，接着依靠可能的他译进行改善后再博取“改误求进”的好学雅 名，而其最初的轻率效果已然产生）。译者经过这样的实用性翻译技法自然也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对专业名词的理解，但在此词典编译程度上的理解尚不足以为中译名 的确当性把关。这种词义编译式工作与学术研究水平的提升关系则更少。问题在于，如果崇洋慕外的中国学界因重视此类西学理论形象的营造，而误以为此类翻译家 式的工作即可相当于科学家式的工作。因为通过这样的词典编译工作，译者所获得的只是词典编辑层次（实际上是指词典字面上选择中译名的工作）的知识，而非学 术原著的实际掌握。这样的词典知识并不能实质上提升其学理认知，也就并不能使其获得学术理论层次上的真知灼见，也就难以因“一通百通”而可在本专业以外表 现其各种独立学术见识。但是，此类工作却可以使其同时收到两方面的实效：短时间内集拢诸多名词的原文解释并将其迅速直译为中文以作为个人翻译定名（此所谓 定名仅据有限词典说明得出，故欠缺妥当性检验）之工具；然后示人以学有专精的印象（把搜集词条和直意词条等比进行原著翻译还容易得多的工作，当作是因对原 著研究深透后而完成的词语定名工作）。

翻 译家级别学术和科学家级别学术之间的差异，还不只限于对某专门学术本身的掌握程度上，而是进而涉及到译者在一般学术、哲学、理论等学养上的造诣方面。学者 的一般学养同样影响着译作成果所反映的专门层次上和引申层次上的学术理解力。翻译家式的工作可能相当于前述“职业科学翻译”，其工作可在字面上加以完成， 因此尽管（因积累了一定对译经验和参考他人译品）在译品“忠实度”上与科学家级的译品差距度不一定多大，但并不能因此而消除彼此在知识和学术“理解力”上 的显著差距。（如果以为“物理书”的译者就是懂得该书内容的物理学家，就会发生这样的误导。笔者从前亦译过数理科学类文字，对于自己的译品的忠实度颇有信 心，但当然明白自己根本不懂原文的学术性内容。文科翻译虽然不如是简单，却可以以此例相对地说明字面翻译处理和对内容的真正理解是两回事）。一个人的主要 学术成绩如果主要是名著翻译（哪怕是基本合格的），其人的学术程度究竟如何仍然是难以判定的。这一现象之所以值得注意，乃因如果译者的功利主义强盛，就不 大会在理论翻译工作之外认真加大个人的长期学术努力，以便继理论翻译之后进而加强学术本身的钻研，而是宁肯把精力主要放在经营国内外相关“学术市场行情” 的运作上，也就是有关西方名著出版物的市场操作术上。既然“容易得多的”翻译家工作可以产生“难得多的”科学家级的效果，何不就此，一方面，将以译代研工 作坚持下去，另一方面，增加学术宣传性和人际关系性运作，以促进急功近利的成效？这样，一些人就会特别专注于个人和团体的经典翻译事业，以便通过“掌握” 理论翻译品来巩固对原著的权威性的享有权。（为什么偏偏是经典翻译？本来强调经典研究和经典翻译是为了科研攻坚的目标，而急功近利者将此意“辩证法式”反 用之：操作经典翻译的“大名”以速成己名。你“攻坚”需花长时间，他“取利”则务求多快好省。）至于原著翻译的质量和其代表的学术“含金量”，在国内长期 落后的学术环境内，是难以检验的。如果学者其人的主要著、译只是此类翻译家级别的产物，却可因原作者的名气而分享相应的国内外学界名气；如果多翻译几本西 方名家的各类作品就可被视作西学专家，这也就成为最廉价的学术“沽名钓誉”术之一了。此类行为的客观正面效果（提供西学知识）为一事，其引发的负面效果 （以译代研）则为另一事，后者的影响问题可能更为严重；同一事件的正面效果“绝对值”可能远低于其负面效果的“绝对值”。

特 别需要提醒注意的微妙之处在于：当此类理论翻译事业逐渐规范化、系统化、专业化、国际化之后，当翻译技术水平的确日见提高之后，此种以译代研风习就会深植 于学术制度之内，并因其翻译技术性水准的提升而强化其“以译代研”趋向之多方面功能。由于此种学术实践是以急功近利动机加以组织的，由于理论翻译在技术上 可增加其可行性，又由于理论翻译事业会受到西方同业的大力支持而后者又并无能力对此翻译事业的质量加以判定，以译代研事业产生的上述学术界综合功效就会持 久延续下去，成为民族学术发展中的一种“定势”。

4。翻译原著与学术创新关系上的名实不符

随着理论翻译事业的扩展及其技术性改进，译者虽然能够逐渐较好地或大致合格地完成了翻译任务，但因为所实际完成的仅是字面上的译文“合格性”，译者对原著学术的理解可能远远未能深入*。 如果按此趋向出现许多现代抽象理论著作的系统翻译，而这些理论名著翻译都因为文中夹杂了许多“文字地雷”（明显不妥当的抽象名词中译名）而导致文本不能顺 读（本文未涉及今日学术翻译界出现的大量不合格译品的情况；即使对于大体合格的理论翻译来说，也未谈及其中包含的众多不当名词对译的问题。因为后者毕竟是 可以逐渐改进的），仓促完成许多理论著作的 “半 成品”是否值得呢？对于文学、历史类作品或许没有这个风险，对于古典类理论翻译来说，可能此类风险也不太大。但是对于现代理论翻译，这类风险可能很大。在 此情况下，究竟是不管现实水平翻译出来再说好呢，还是留待将来条件更成熟时再做为好呢？对于急功近利者来说，则没有这样的犹疑，他们只关心一时的名利及其 带来的势力扩展（学术势力是一种现实影响的历史性积累，只要造成了影响，就是学术势力积累目标上的明确“增值”），并不在乎翻译质量如何。

除 此之外，还存在着更深层的相关学术发展问题上的隐忧，这就是：以译代研治学方向相关的译事质量为一事，它所引发的中国人文科学学术发展的前途为另一事。采 取以译代研方向的学者，实际上以“客观”（在翻译界级别上）传达原著文本为目的，因此译者并不一定能够对相应西学学术有深入理解。但所引发的更重要的问题 可能是，翻译家类型的学者不能根据更广阔、更深层的知识学养来处理该学术的理解和运用的问题。因为，即使是忠实转述原著旨意，也并不相当于能够积极地或创 造性地理解和运用该学术。也就是说，研究者还存在着一个在对其初步理解之后如何加以创造性地运用的问题。而以译代研的方向和心态，既然以“挂靠”西学名家 为满足（因为此一资格已足以使其占领国内之“学市”），也就会主要以通过实现名著翻译来达到此目的为满足，从而欠缺了在更高、更深层次上思考研究对象的动 机和目标。不仅如此，有以译代研心态者，反而会对于其他不符合、不利于其治学方式和方向的国内相关学术活动采取“不合作”、“不欢迎”、甚至加以排斥的态 度（党同伐异）。例如，对于符号学和解释学所强调的那类跨学科、跨文化方向的综合研究活动，就会不愿配合。因为后者必然使坚持“西学本位主义”（以译代研 者必然采取此种西学文本“保护主义”）者所挂靠的西学“权威”因之减少了“份量”，并因此使据此以立身的译者自身减少了“份量”。坚持功利主义的西学理论 研究者，首先关注的必定是自身的功利主义权益问题。如果当事人在其以译代研的第一阶段（实现翻译资格认定和效益获得的阶段）就（通过种种人际关系操作）专 注于其个人学术名利值的获得问题，在其学术实践的第二阶段（相关西学的评价和应用问题）上会更加（因其在第一阶段上积累的资格使其更有能力）尽力维护西学 原本本身的“固有价值”（此种西学原本主义态度为其以译代研政策的合乎逻辑性之选择），也就是存在着内在动机来成为某种“新经学家”*。 也就是说，本节引申的问题源于我们对以译代研现象的更深担心：此一态度将“内在地”限制中国学术的发展。因为，以译代研者倾向于维护西学原本的“固有价 值”（即将此西学权威定值化），此价值正是以译代研者的学术实践功利主义的运作基础。如果在研究该西学过程中学者尚且不耐于深广化其实践规模（而是以名著 权威之译者身份为满足，因为此权威性译者身份可自动“转化为”对学术专深研究者的身份；也就是翻译家可自动转化为科学家），更不要说扩大研究领域了。其所 谓跨学科、跨文化实践，只能是企图以本学术资格为基础而随意地“投射”到相关扩大领域（如涉及某种中西比较研究等工作）。在此类扩大实践中，以译代研者并 非扩大了自己的学术准备，而是直接运作其本学科、本学术的制度内认定之“资格”本身。这样的“跨学科研究”是显然不会有什么积极结果的，不过是在其他领域 对本学术进行某种“宣传”而已。这正是我们今天在国内外人文学术界到处可见的倾向。

关于跨学科、跨文化的学术实践的重要性，本人30年 来不断强调，而其根本目的在于关注学者的理论分析能力之提升。为了达到此目的我们其实首先需要的就是现代西学理论知识的提高。不仅是相关理论本身的知识掌 握，而且是对此理论的判断和运用的问题，后者则需要扩大学术准备的范围（创造各种“解释学的”研究条件，此时超越专业本位主义乃必有之义）。如果以译代研 者固守本学术的价值本位，拒绝或没有能力对选择的西学权威著作加以客观分析和评价，就会对此跨学科态度加以反对。这是我们对以译代研态度担心的更深刻理 由：他们并不打算通过跨学科对话来调整本学科的知识系统而是仅关心于如何在学术市场上扩增本学科的影响力。为什么以译代研者有此“能力”对跨学科分析进行 “抵制”？因为他们高树西学经典原本的权威性和自身的“法定”代表性，企图将此“权威性”资格，按跨学科、跨文化渠道，全面放射出去。此种学术势利主义当 然不是根据于外在之“势力”，而是根据于商业化的“学星机制”，即西学权威的品牌化效应。其奥妙在于：不是诉诸西学原本的自然逻辑吸引力，而是诉诸市场内 “知名度”机制之运作。读者会误以为任何一种“知名度”都可以“不分青红皂白地”插放到任何议题上去。结果，西学学星名目本身，就可以随意廉价地作为支持 其任何文化学术议题的“权威性根据”（康德说，黑格尔说，胡塞尔说，……如此等等，因为中方以译代研者已被视为这些西方权威的法定代言人了）之标志。以译 代研者先是以自己通过翻译名著获得的“代表者”资格，传达西学学星的权威性“旨意”，接着以被固定化的该学星的权威性来支持自己在任何议题上的资格性。试 想：如果各领域内都有学者以此种简便的方式（合格的理论翻译毕竟比合格的理论钻研要容易上许多倍）支持各自的议题，我们的民族思想话语就有可能机械地建立 在由学星话语本身组成的论述方式上了（当然不限于西学，也自然包括中学）。而各自的实际“心理依据 ”都是学术权威品牌及代理者资格问题了。而且，前述种种作为及其效果也可能通过制度性渠道在社会层面上产生持久性结果。以上所论种种，也就远不只是学者个人利益的问题，而成为民族精神性向的问题了。

5。上述“名实不符”现象源自80年代的特殊历史背景

80年代新知新学的出现和传播，的确主要靠兴起的新一代西学学人的工作。具体来说，其主力就是80年代的文科西学研究生一代。他们今日已成为各文科领域的骨干和基础。但是他们本身秉赋的时代性特点也使得他们兼具了时代赋予他们的明显优点和局限。在第二个30年开始之际，必须注意到他们的优点和缺点这两个方面，对于后者应该设法加以克服，而不可视之为中国人文学术继续前进的正常“基础”，否则就会因此时代性误会而使得中国学术的创造性发展受到阻碍。

一般来说，80年代文科西学研究生的优点表现在：强烈的理论思维兴趣；较前几代学人（包括其导师）为高的理论理解能力；较港台美华青年为高的理论理解力。为什么80年 代青年比二三十年代青年的理论理解力高？这是时代文化自然增进的结果，正如今日少儿的电脑操作能力比成人为高，今日儿童少年的知性领悟力比前几代为高一 样。当然，对理论话语的敏感性提高并不等于总体学术思想水平的提高。那么为什么受到文革耽误的青年一代文科学人，在理论理解力方面，反而可能比教育过程并 未中断的港台美华青年一代为高呢（虽然他们不承认）？这首先是由于几十年来港台文科学界不重视西方人文理论研究的结果（他们的文科“大师”，正如大陆的 “权威”一样，都是大多读不懂战后西方人文理论读物的）。那么留学生呢？首先，大多数留学生的知识兴趣都是科技工商方向的。其次，选择文科理论的，其方向 或者主要是古典类，或者是“科学哲学”类（也就是美式理论思维方式类）；最后，最主要的是，留学生、博士生们在国内外就业后，其理论水平普遍欠缺提升的社 会环境（国内的教育水平限制，国外就业者则大多加入了“汉学”系统，从而停止了其西学理论提高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自然，间接的，也许更深刻的原因是：新 儒家式的“准理论思维”方式，内在地限制了港台青年们深入现当代西方理论思维方式的可能性。（那些所谓的学兼中西的学者们，包括中研院外籍文科院士们，大 多受限于自身所在的汉学系统）。最后一个理由，别以为无关紧要。大陆青年那时知识上“一穷二白”，却没有受到过“新儒家”一类的定式化“准理论思维”的影 响，未曾习惯于动辄把儒道释玄学语言和和西方古典哲学语言这两套不同的语义学系统任意混同后而引生的正常思维能力的混乱，所以反可以比较自由地调整自身的 思维方式，对新知新学予以理性的因应。必须承认，80年代西学理论青年学者的“理论领悟力”是明显超出1949年前的中国哲学家和1949年后的港台美华学者的。

结 果，强烈的理论求知愿望和新时代赋予的知性领悟力的提升，共同导致新时期研究生一代对现当代西方人文理论话语的超前领悟力。当然这样的领悟力还是相当有限 的，因为他们那一代等于“平地起高楼”，可以作为依傍、基础和引导的学术条件很不成熟。他们的“先天不足”是：文革期间普遍失去常规教育训练，也就是没有 受过良好的中小学训练；新时期前后开始的大学时代也是普遍受到学术条件限制的，因为他们的老师们一来在文革期间普遍耽误了学业，二来老师们在文革前也普遍 底地隔绝于世界学术思想主流。在此情况下，出现了中国新时期特有的历史文化现象：实用性外语训练的教育背景。80 年 代文科研究生中不少都是在大学阶段的外语系毕业生。研究生的西学专业，特别是理论类专业，均热衷于招收外语系毕业生。这些外语系背景的研究生的特点是：其 外语教育是实用性的（而非文学性或语言学性的），对于研究生新选择的专业知识部分，等于从头学起，而导师们对该专业的理论前沿知识，也可能还有待于研究生 的外语资料性工作予以提供。

等 到一些研究生到国外学习之后，又遇到西方文科教育制度本身的“水份”问题。对此，政经法和文史哲并不一样，在文史哲范围内，欧陆与英美又不一样。一般而 言，文科博士生的学术水准尚在西方学界的起始阶段（这一点与成熟的“数理化”教育系统完全不同）。其水平尚不足以进行创造性科研工作（这就是为什么一些文 科博士生在学期间还可有余力进行名著翻译工作的原因所在），而国内的科研教育制度的低水准要求和文史哲的前沿探索之间，存在着极大差距，而此差距性，国内 教育制度无从加以掌握和考核。于是其他非学术性的制度性运作的机会足以延误学术理论的实质性提升。这样，国内外制度性“资历”运作程序和学术制度无关于学 术理论推动的事实，形成了中国人文科学理论实质提升方面的制度性障碍。可以推测，学术教育制度本身，不管规定如何“严格”，均难以有助于中国人文科学的学 术理论提升（等于是今日各种“竟赛大会”制度极难公平产生优秀人才一样）。反而是：此学术理论的实质性提升有赖于学术制度外的精神力量的推动。因此，我们 对于80年 代研究生出身者的上述四大“学历罩门”必须加以重视和予以反省：中学阶段的教育缺失，大学外语学习期间知识性欠缺，国内硕士研究生阶段的知识性欠缺，以及 国外博士生阶段的常规“水份”。而这四大罩门都可能掩蔽在以译代研运作产生的名著翻译成绩上了。因为名著研究和名著翻译之间存在着不易察觉的巨大差距！于 是，这四大学术背景缺失，在学术制度内部难以获得弥补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本文指出的把理论翻译或准翻译式研究作为真正研究的代用品。其实质是：把有效挂靠 于国外“名家”作为学术方向选择的根据。其严重性在于：关键不在于其西学研究挂靠于西学名家的问题，而在于其“学术思想研究”对西学“名家”的依赖性问 题。西学名家结果可能成了中学理论方向的操作性基础及“证明”：“我的探索是建立在西方大师学术之上的”。于是，在国内“崇洋用外”日胜一日的时代，中国 学术思想将在两个“主要战场”上受到根本性制约：国学的（西洋）汉学方向和国内西学的舶来品方向。本文主要讨论的是后者。

结 果，西学理论研究（其主要形式就是是翻译名著）的质量受制于许多非学术性因素的影响：国内外资历，国内外关系，以及以译代研的种种手段。翻译的水平，除了 前述的名实不符现象外，还受到外国学历的“掩护”。如我反复谈过的，国外博士水平只是一个治学的起点，而非学术已臻成熟的证明。如果此资历仅作为前述以译 代研的附加“保证”，实质上就等于是使译事的名实不符性质加倍了。国际人事关系更加成为一些译者自我宣传的手段：强调其学术水准来源于外国师友的“引 导”。与此同时，反而极力掩蔽其从国内同行类似工作中（翻译和论著的成品中）的受益之实情。由于上述名实不符性，以译代研者在超出本身领域范围时，就难免 易于暴露自身学养的缺失，但其可以通过“借势取利”的方法进行掩盖：通过西方理论话语之“势”，掩盖本身识见之薄，认为所依靠的外国“理论权威”可支持自 己的国内学术言行（这可能产生一种社会性的“自欺欺人”惯势：“我的思想是以外国名家为基础的，故可放心坚持下去”）。对原始理论话语的文字性“转换式” 工作，遂成为以译代研者的国内外立身行事的合法渠道。不是依靠独立的研究成果，而是依靠对原著话语的“变样重复性”的机械操作（翻译家级别上的技巧运 作），以应对于四面八方。此种“思想仗势”习惯，也就自然地养成学术实践中的“势利”习惯，而崇洋慕外者也就难免最易染有势利之心。此心此势并必以团体形 式为之：师生关系，学会关系，主编关系，出版关系，诸如此类人际关系的运营，均可成为其实现功利主义目标的手段。具有这样的动机的一些学人，竟然也正是 “传播”西方“爱智话语”者。他们的影响力就远不限于西学领域，而可遍及学术文化的一切领域了。因为他们树立了学界“依势求利”的典范和渠道，“大势所 趋”，后学不欲跟随也难。

6。西学理论的三个不同层次：翻译，研究，创造

1980年 当我们首次将“现代西方哲学家”推出时，所推出的不仅是哲学家的学理，也是其人格典范。前者是真理类话语，后者是朝向真理的动机心态。各种心的哲学，均含 蕴着这两个方面：心物真理以及朝向真理的动机。但是，我们当时尚未体验到人性内一个根深蒂固的倾向：真理与动机的分离性。言行针对真理，动机基于私利。换 言之，“真理爱好”不是真理动机的标志，而是将真理话语作为追求私利手段的标志。80年 代是追求私利机会初开的时期，那一代一些青年盘算的焦点都是：“何种选择对己最有利”，而不是“何种选择使自身最合乎正义理想”。“正义”成为一个对外判 断的标准，“自利”才是对己的衡量标准。于是出现了一种时代性的人格分裂：“爱智”与“私己”的平行发展。真理话语不再能成为影响其人格成长的因素，而只 成为其自身谋利的手段。他们不是关心如何提升自己的“道德动机”（从而可以遵行“以文会友”理念），而是关心“哪种选择最能获利”（名利目标）。“现代西 方哲学”竟然是在这种社会精神背景下被“趋之若鹜”的。于是，随着理论知识活动的扩展，各种争名夺利的“智术”也都陆续出台。理论翻译则成为其中最快捷、 最行之有效的获利途径之一，而其技术上的高度可操作性，竞也可“反方向地”影响到中国人文科学的整体前途。

以 译代研倾向也是时代的特点造成的。一方面存在着前述教育史上的连续缺失，而另一方面存在着时代给予的特殊方便：实用性外语训练和社会对西学理论的迫切需 要。如果学者以“学为己”为原则，就会在外语方便的条件下逐步致力于自身学术之提升；而如果以“学为人”（与人竟争）为原则，则会倾向于采行捷径：例如以 翻译家式的工作充当科学家式的工作。80年 代开始的一些名著翻译者们，究竟有什么个人特殊条件使其可以越过诸多教育阶层而一步到位地（仅几年间就可）担任洋人要花十几年才能胜任的理论研究和翻译工 作呢？其中主要是原因是外语的“直译”方便性。（一个中学生程度的人已经可以什么中文书都“认识其字词之本义”了）我们对以译代研者的批评，绝不是要故意 贬低30年 来理论翻译工作的重要贡献。某种意义上说，译品多于创作也是源于时代的需要和可能。本文分析的目的主要在于指出不能由于此种时代学术特点和需要而形成认知 上的混淆：将翻译家等同于科学家。而是应该思考如何从翻译家上升至科学家。如果仅靠着转述西学专家话语来维持自身学术言论之“档次”，就会看到“西学艰 涩”和“中学俗浅”并列于同一人的学术话语中的时代特有现象。中人之学术思想论述靠其中夹杂西人权威话语以自壮的现象，当然绝不限于后文革时代，而是百年 来中国学界的另一普遍倾向：挂靠洋人以自重！（“挟洋自重”不仅限于政界，学界可能尤其严重！其本质为：思想上的趋炎附势！而仁学精神，就是反势利精 神！）学习洋人知识之所长为一事，借重洋势以取利为另一事；直接间接借助洋势以在国内党同伐异则更为另一事。

很久以来，我本人在检讨49年前中国和49年 后港台的西学研究时，都曾强调理论原著翻译的重要性，甚至于强调其首要性；并且认为百年来许多留学人员认为翻译不如著作重要的倾向乃源于其避难就易的功利 主义。现在我岂不是在否定自己的原先看法？因为现在我正是从当代一些大陆学人的理论经典翻译热潮中看到了另一种同属避难就易的功利主义？现在看来，仅只是 理论翻译是不够的。对于一般学者，即使大体合格的理论翻译也只能提供对原著的初步知识，难以据此有力提升自己的相关理论学术水准。对于译者或以译代研的学 者来说，由于其强烈的功利主义动机（从其自身努力方向和与同行不友善竟争的态势两方面看）和占据的重要学界地位，所导致的副作用不容小觑：这就是以译代研 政策必然导致民族人文思想能力的全面弱化，不仅对于西学研究如是，对于国学研究来说也如是。因为未来的国学和整体人文科学必然均受到中国西学理论研究方向 的根本影响。实际情况是：理论原典翻译因其相关于“西学原典”而使人以为西学研究的程度和方向的正当性已因此而自然获得了提升，其实此类翻译成果仅只是翻 译家级别的成果而已，并不足以促进学人的真知灼见和创造能力。海外有些华人不研究西学理论原典而附着于民族历史偶像是一种“避难就易”，新时期有些大陆青 年学者借助翻译西学理论以附着于西洋大师也是另一种“避难就易”。

再进一步说，即使达到了日本学人那种较高的理论翻译程度，也还有一个连日人也仍然欠缺的东亚思想创发能力的问题。* 因 此，合格的理论翻译仅只是一个种技术性成就，远不足以自动导致中国人文学术理论的提升（本文逻辑之焦点即在于：理论翻译不会自动导向理论研究的提升）。我 们必须深化自己的思考；既是方法论的思考（不能以译代研），更是心术学的思考（学为己）。如果要彻底贯彻仁学心术学实践方向，我们还有一个不仅是深化西学 理论研究本身的任务（“乙1”），还要有一个对其独立判断、全面评价和积极运用的任务（“乙2”），这就更不是仅只在翻译的层级上重复西学理论话语可以完成的了。在此我们不仅看到了长于因袭的日本学人的不足，而且可能看到了西方学人本身的不足。他们的专业本位主义同样限制着他们进行创造性思维。这一现象表明，学术思想的专深研究为一事（原理）（乙1），学术思想的解释学“搭配”（运用）为另一事（乙2）。 专学为一事，通学为另一事。虽然通学必须以专学为基础和材料，其有效运作，则必须超出专学范围而求更广泛的学术汇通和重组。但是如果理论翻译者采取西学本 位主义以巩固自身功利主义事业，他们能够有心胸和勇气来进行自身的学术方向更新吗？须知：翻译家级别的工作是技术性主导的工作，科学家级别的工作才是思想 性主导的工作。

这样，就西学理论翻译工作而言，我们就深浅不同地面对着三个阶段的任务，也可在此另行简言之为：a。理论翻译，b。理论研究，c。 理论运用（创造性运用）。其中每一个层次上的任务，都要求我们逐级强化伦理动机深度以及相应扩大知识准备。深入研究的阶段比直接翻译的阶段需要多多少倍的 时间准备，而对其创造性运用的阶段又要比专业研究阶段多多少倍的准备。如果西学学者仅只满足于在理论翻译上“成功”，就会阻塞在以后两个更高阶段研究任务 上的积极进取。这是我们关注以译代研趋向的更深原因。

我们当然承认：任何一项学术努力的成绩都是有其学术上的贡献的，以译代研者的大量译品自然也反映了译者巨大的辛劳及其在西学知识传播上的功绩，对此没有任何异议。我们甚至于应该说，30年 来对中国学术事业贡献最大的部分就是现代西学理论翻译。因为这是中国学界积累新知新学的主要渠道。但是，我们会从“一币”之另一面来提出所谓的“异议”。 而此以译代研趋向会趁社会普遍商业化大潮之势而进一步强化，这是由其原始的动机学结构决定的。某种意义上，我们讨论这个一币之两面的问题，也正是希望西学 理论研究能够摆脱社会商业化大环境带来的严重影响。学者的主观功利主义和社会的客观商业主义，如果交相为用，我们的新世纪人文科学建设大业还有可能实现 吗？

就以译代研趋向而言，我们当然也可以扩大说，这岂不也是百年来的学界通病？1978年 我进入社科院时，那里的西学领域内的一、二级研究员们，不少不也都是以译代研者么？能够翻译古典名著就算是著名学者了。那么以译代研岂非现代化中国的通 病？与新时期青年学人不同的是，老一辈学者的常规教育未断，他们都可以其文化通学条件在自身译事外发表任何文化论述，或达成“以译养学”目的，或参与社会 现代化教化事业。他们可以用古典类理论译品作为专深之证明，而以一般化之议论作为通学之效用。对此而言，新时期青年一代，一来是欠缺此文化教养训练*， 文化通论方面潜力有限，二来是生当中国第二个西学引进高潮期，时代的任务已朝向于理论化方向了，故亦不得不强化其理论化实践，从而易于“暴露”其理论化方 面的科研学力之不足（虽然他们的理悟力已可高于老一辈西学导师了）。从一国思想史的长程发展看，我们当然也可以说一切都是自然现象。西学化的第一期多文化 通论和古典翻译类工作，西学化第二期则多朝向现代理论经典，而其初始阶段难免偏重于翻译事业。如确，我们是否可以说，新世纪或新时期的第二纪，我们应该思 考如何有效进入西学研究的专深时代了？

本文所谈种种都相关于学者的动机构成问题。新仁学心术学问题，正是针对学术实践动机学立言的。看来新时期的中国学人到了应该和“文革遗风”彻底告别的时候了。为此我们不得不扩大我们的反省规模：将历史上起过关键作用的新时期80年代，视之为一学术史上的过渡时期，而非视之为今后历史发展的现成“基础”。既然是过渡时期，许多文化与社会层面都须实现其原有基础的逐步“更替”，以形成合乎新世纪需要的更健全、更坚实的“运作基础”§。既然是过渡时期，该时期的学术与文化活动中的成绩和经验，也都应视之为具有过渡期的性质。中国新世纪的人文科学重建任务，首先应该调整上世纪80年代以来形成的工作框架和运作基础，以有效并有力地面对新世纪全球化时代的人文学术挑战。当此中华文明现代化过程中的第二个一百年伊始，历史责成我们的任务又远不限于西学研究了。我们应该在更高的层级上，在全球化的人类新时代，朝向于开创中西人文科学全新之大局。

【附录：一位青年哲学学者的来信】

几天前我曾将此文标题简告一位出生于新时期的西哲青年学者，在本文基本大致完稿时获得了其回应。写信者并未读过此文，所谈观点却颇可反映一些学术现实问题。现将来信照录于此，并略赘数语于后，以供读者参照。

该信云：

【来 信收到。晚辈获益良多。关于“以理论翻译代替研究的风气”这个话题，怎么强调起重要性也不为过，中国学人已经在学术上变成阉人，之所以现在从读者到研究 者、译者都形成共识是：翻译的书都要比中国人写的书好，即使是质量最差的都如此。之所以造成这种现状，一方面是中国的学人极度不争气，不是下决心扎扎实实 做学问，而是以翻译名家来名世，就是著名翻译家了，自己写的著作都是为了评职称才写，连自己看了都会呕吐，更不用其他人看了。另一方面，还是觉得西方的月 亮比中国圆，在学术上中国真的是东亚病夫，没有办法赶上西方，还不如翻译别人的著作跟在别人后面跑。还有一种情况是，中国的学术极其落后，需要引进西方的 文化来造血，而要引进，就需原原本本的引进翻译，这导致大家畏首畏脚，以为原原本本介绍西方的东西就是大功劳了。所有这些方面都归结于中国学术人的跟风炒 作，不以老老实实做学问为本，而以博取社会名声为要务。比如，现在的某某某这些人说要本土化，跟李先生说的完全不是一回事。】

信中看似矛盾的说法，非常真实地反映了学界实情。其真实性表现在如下结论上： a。理论翻译确为时代所需，理论翻译的成绩是肯定的，学者热中翻译而轻忽写作，其实情有可原。b。理论翻译取代了（对西学和中学两方面的）深入研究，中国学术将因此失去创造力。c。 取代“理论翻译”的所谓本土化学术方向，可能是比以译代研更差的一种功利主义学术方向选择，也反映着一种比以译代研者更虚弱的治学心态。我想，信中包含的 这三项观察都是正确的，都是今日学界中并存的现象。最后，让我顺便提醒读者注意一个相关的更深刻问题：防止以译代研风气，不仅不是为了限制西学理论研究， 反而是为了能够更有效地加强西学理论研究，以便使未来中国人文科学成为包括世界上一切重要学术思想在内的全新学术探讨平台。而西学理论是朝向此大目标的第 一“关卡”，我们既不能像海外新儒家那样躲避现代西学理论，也不能像以译代研者一代那样功利主义地利用西学理论。二者又都相关于学者的动机问题，此动机问 题不仅相关于学术发展，也相关于学者的人际关系态度。这个学术实践的“基点”，也正是当代新仁学关注的焦点。新仁学重新强调学术运作背后的学人动机问题， 不应该被视为“小题大做”。不！正是要“小题而大做”。而且只有我们中国人的仁学传统才能使我们理解此中“以小见大”之深意。

【尾注】

1： 本文为最实在意义上之“杂文”，为了在此杂乱文化学术现象中理出一个头绪来，作者三易其稿，以期同中辨异，异中辨同，并就教于识者诸君。本人不在中西“体 制内”而“操心”体制内之事，可被一些人视为“没事找事”（或曰“不务正业”，即不务“挣钱之业”）。“学术兴亡，匹夫有责”，何者为“我”之事，何者为 “人”之事？此又为“学为己”之义的必然引申。2009年6月11日。

2：重阅全文后，仍觉议论未尽，兹再赘数语如下。本文主题实与本人在以下诸刊上今年头7个月内发表的诸文章内在相通：《太平洋学报》（3月），《中文自学指导》（2月），《文艺理论研究》（6月），《电影艺术》（7月）。 *这些文章的共同内容涉及：1。中国新时期人文理论形成的背景和现状之回顾；2。必须通过调整学人治学动机以改善西学理论研究；3。所谓深化或提高中国的西学理论研究，必须独立自主，而不能将学术实践简单地纳入国内外教育体制轨道（现代学制功名主义）之内；4。如果采取目前学界急功近利动机和方向（纳入国内学界等级制度），则必产生“跟风”和“论资排辈”的“机械运作程序”；5。（归结为本文主旨）通过外语的方便以实现前述诸不当作为遂成为可能；6。 未来中国人文科学的“最大问题”，尚不是“学术民族主义”，而是对国际理论研究潮流亦步亦趋，因为“以译代研”者并无学术和思想的实力来导引中国的理论建 设事业，他们应该给后代创造超越自己一代的条件，而不是人为安排使自身成为后辈之“师尊权威”的条件（应该承认自身学术条件的时代过渡性和关心民族集体精 神事业）；7。跨学科、跨文化的学术实践方向，实际上就是要克服专业分隔产生的学科权威主义，以朝向学术思想的真正创造性发展。此一可能性来自中国仁学精神，而非来自任何西方理论；8。 仁学学术精神将引导我们一方面认真深化西学理论研究，另一方面勇于面对今日西方理论中呈现的各种思想危机。而以译代研风习，因为根植于新功名主义，必将阻 碍实现此一重大学术发展目标：必以制度性跟风方式取得西学理论“法定代言人”资格，从而“掩盖”着深化西学理论研究的民族性需要；9。 因此，外语能力，既可能是方便，也可能是阻碍。今日世界大学排行榜评定标准内的“国际语言”一项，对于科技工商专业自然确当，因其语言要求属于工具技术性 之必要。但对于世界人文科学发展而言，则成为高度简单化的教育科研步骤，并足以导致民族人文思想潜力的弱化，因为此一教育等级评定标准将从制度技术上限制 精神和思想创造的可能性。进而言之，“国际名校等级制度”及其语言工具要求，或将是新世纪人文科学创新的最大罩门；10。 从实用学角度说，中国人文科学学者最需要的是熟练外语阅读能力，这个能力应该逐步实现于中学阶段，但不是使青年人借此外语能力追求国际功利主义的手段，而 是使其获得未来在“世界中文学区”参与国际跨学科、跨文化理论对话的工具。目前对此类人类和民族共同问题参与讨论的学者，不必从自己的特殊条件和个别需 要，而应从人类集体需要角度，来进行思考，这也就是仁学的立场。如果仅从自身利益角度立论，当然彼此易于意见分歧。我们自己尚未能的，不等于后代不可能。 我们是在为未来学术大局进行思考，而不是在为眼前个人名利方便进行思考。因此，本文也不会是期待于海外华人学者有所回应之作，因为他们已经根深蒂固地纳入 了国际功利主义学术制度系统。以上10条概要，期盼读者综合贯穿，区分近远，已达统一之读解。（作者于6月13日再补记于湾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