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思想与现代性

（2021-10赣州“明史学与阳明学研讨会”论文网发前言）

                          李幼蒸

现趁网上贴发今秋江西“明史学与阳明学”大会论文稿之便，再赘数言。如今是全球思想“短平快”时代，写作可分为两类：如属“学术论文”，即须刊于职场学术性刊物，为“职业”之一部分，非供一般思想交流之用（如百年前梁启超时代报刊发文那类思想交流），非业中人亦少有阅读者；如属“思想交流”，即纳入微信、微博、脸书、推特等，短平快是也，但不仅长度需短，而且主题须自动符合已被全球市场标准化所限定的类别与主题，否则无人有兴趣过目。总之，无论严肃之作还是轻松之作，都须（按国际标准）“技术上”中规中矩（各有各的规矩，一者由职场制度规定，另一者由“市场行情”规定）。此一全球化时代几十年来形成的“写-读”机制，今已遍布地球各地。这样的时代思想方式，遂使得笔者这样的“独立学人”步履维艰，因其学术思考方式既落于职场机制之外，复落于市场行情之外（如今“独立性”为贬义词，因全球化时代学人均欲成为“被纳入组织者”或“被国际标准认定者”）。简言之，今日个人的学术与思想之产生，不再是个人与其环境对象之间“自由互动”之结果，而是成为预设“思想场域”机制内之综合作用效果。职场机制与市场机制共同组成了全球化时代的强大“集体思考行为作用场”，其中何者为“主观”、何者为“客观”已然难于分辨。表面上作为“观察与写作”之主体，其实本质上可能只是一个“广义社会力学场”内之“受力点”，思想与学术产品貌似五花八门，其实或仅相当于万花筒般摇动后之随机效应。高科技文明社会成为一部硕大无比机器，个人不过是其中微小元件，自己以为在独立进行着“创造”，实际上只是在进行着“拼凑与编辑”，所用材料与方法均来自外于自己的大千世界。今日情境比近百年前卓别林的《机器时代》已然高出、广出百倍不止；并正在朝向千倍、万倍未来规模滚动着。可以说是“卓别林机”之5.0版。因世纪初的机器时代，令人惊诧者仅为个体超体能的重复化劳作（这是十九世纪一切乌托邦者共同奋起批判之由），而如今所加倍惊诧者则为个体选择之虚拟性，此即：支配着主体选择性操作的高科技力学网，在主体下意识区与无意识区内，快速地“为主体运算”着（你是运作员，而运作代码是由“他力”完成者）。如今人类关于“主观”与“客观”概念的理解和用法已经显著地不同于古典时代了。

今日科技工商世界日新月异，并且正在全球化规模上有序的整合中。在此人类主流社会中“寄生”的人文青年之知识与思想，也必然受其虽属间接性的却是决定性的影响（你以为自己是“影响者”，其实你是“被影响者”）。如果今日与国内人文新青年已觉难以思想交流，那么与国际人文新青年之思想隔阂则更为显著。理由不是因彼此观点不同（那是当然的），而首先是知识来源大为不同，再有则是“思考逻辑”也极为不同。更具关键性的原因是：时代青年的知识与思想有如类机械化程序之产物，我们可从中“透视出”（有如X光扫描出）那些“思想产品”及其“生产方式”的在先“程序化预制性”。预制性不仅指多年来学校教育之定式化产物，而且特别指影响力尤其深重的环境本身加予的“社会行为模式化”产物。人，于是成为双重“人格形塑程序”之“社会产物”。其所谓自由思想具有浅深两道程序化生产背景。彼此的对话不再是主体对主体的自由对话，该主体心言行表层“映射”出了产生它的背景程序之预制性，貌似个人式思想其实是集体性生产机制之自动产物。更为深刻的联想是，何止其思想与思考方式，而且其人之人生观与生活智慧均已呈现“集体性程序产品”的性质。因为呈现的“思想产品”与其“生产程序”，可以推见，是来自人类文明社会结构内的相应位置的，是主体走完预制程序后的自然效果。主体相当于一个“超多元程序之综合产物”，却自以为是“制作者”，其实连“制造程序本身也是在先被制造的”。有感如此，夫复何言？对话与交流成为毫无意义（如果你察觉对话方的“发出信息”乃是预先“编程”之结果的话？）人类三百年间进入了千百万年以来突然达到的历史空前自动化阶段：高科技引导的全机械化文明时代。今日报载人工智能机器人已然“出道”，十年后其功能之数倍数十倍提升不在话下（试看“手机”发展的速度）。机器人的超高倍智能将进一步逼使自然人向其看齐，人类的片面智性标准化发展形态亦将日新月异。我们的问题于是变为：未来和这样的标准化预制“机械化思想者”的思想交流还有意义吗？为什么此类高科技化的新知新学新理会将人类文明带入与前数千年完全不同的全新时代？一个突出的特征是，这将是一个彻底“去历史化”时代。科技与历史的对立将呈现出有史以来空前的对立性。好像爱因斯坦就曾经说过历史学不再具有认知价值。如记忆无误，此断言也就可标志着人类文明史发展的分水岭了。对历史的轻忽实际上标志着人类文明之危机！在为此次阳明学会议准备论文时，我则提出一相反的意见：历史思想的意义不是在过去，而是在现代；历史与现代之间的异质性对话情境，即可呈现今日最重要的一种“现代性”：其所指者非为“现有”（现时代是什么？），而为“欠缺”（现时代排除了什么？）。

本文之观点自然与国际主流大方向不同，此因今日全球化时代也即学术思想高组织化时代，大家极难在职场生态与科研生态之间划分界限，而是多将二者视为一体。古代思想与学术为个体自由行为，现代思想与学术则一律成为职场定式化行为。大家对人文科学发展的思考就是对人文科学职场得失的思考。人们更加难以关注人文职场对于科技工商大环境的依存关系，还以为自身与古人一样是独立思想者。从现象上看，职场成果累累，这些人文成果因均为可触者（物理实体与市场效应），均满足着全球化时代各地职场功能需要（此类职场技术性成就并不等同于创造性科研的思想成就，在完成了职场功能性要求后可能不再有研读价值）；教育、职场、学术三位一体，均有机地存立于高科技文明大机器内。因此，三者的方向完全一致，共同取代着古典时代之人文理念及学人之生存态度。教育与学术都是为职场生态服务的，共同遵行着统一的功利主义原则。学术，特别是人文学术，不再是为了求独立的“真伪之辨”，而是为了求“有用无用之辨”。在此原则下，时当现代化复兴初起之时，多快好省的无上法门自然是直接与间接的“拿来主义”。后者不仅不会有害于反而是特别有利于职场“生产力”提升的目的。于是，无论中学西学，无论古今中外，变相“拿来”即可，吸纳知识所需的基本技能为“中外古今语言”，加工知识的前提、方向、方法、标准则是由客观权威所预先设定与加予者。此一现象实为今日世界各处所见的普遍倾向，彼此的不同仅只是技术性高低的差别，而大方向基本一致。从分类学角度看，我们得透过现象看本质：今日文科领域内既定教育-就业-科研等正常渠道的性质，与我们说的人文科学革新实践的性质，已然在结构与功能上相互分离，因二者的目标并不相同：职业需要与科研需要根本不同。全球化功利主义时代决定着人文文化的构成，职场化的发展刺激了“泛抄袭化”学术实践的标准化发展，国际标准、规范、方法、程序提供了为泛抄袭性学术生产可行性的方便。不要以为这只是地区性现象，本质上为全球化现象，此因人文职场化不再需要思想的独立创造性实践（需要的是符合预制化程序的实践）。于是出现了如今如此相对统一的“国际潮流”。不得不追随潮流的各国人文职场学人们，本身即是决定者呢、还仅只是被决定者呢？职场化时代早已将学术思想的功能改造为“职场化行为工具”：国际标准就是要保证你的顺势行为必然具有职场程序可行性：学术实践成为职场事业之工具！如果这样，我们还有独立的人文社会科学吗？不，问题是“还有像自然科学一般有效的人文社会科学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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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本人越来越感觉到时代技术化文明正在导致传统人文思想处境尴尬之时，突然再次受邀参加今秋赣州另一次明史与阳明学会议。现代与传统，西方与东方，两个不同文明方向遂再次冲突于本人心际。虽因肆虐全球疫情尚无止意，今秋未必可越洋与会，此一阳明学课题（因恰为本人目前跨学科跨文化伦理学研究之分支）最后还是促使我完成了一长文，交稿之后现并将其另行发布网上，既可算作是再一次“己他对话”，也可看作是另一次“自我对话”。由于全球国际化时代学术思想对话场的全方位“被组织性”，人文学术之讨论已然古今各一世界，笔者仍然愿以如今被AI时代完全忽略的古典时期之“遗民身份”，为历史文明之现代意义问题留下独立思考之记录。文章所论对象完全是宋明人言行，而心中思考框架则决然是现代世界。我辈不忘古典者，也即仍然坚持深化“义利之辨”古训之时代性者。不过“义利之辨”的2.0版是：义利之辨与真伪之辨今应为一币之两面。古人将义利即视为真伪，而我们今所谓“真伪”乃指现代科学性意义上的真伪。“2.0”升级版比喻是说：对于正在走向没落的世界人文科学理论应该认识到：与科技工商不同（将伦理性问题视为功利主义之工具），也与古代人文思想不同（将真理性问题视为道德性工具），对于现代人文科学理论革新使命而言：伦理面与真伪面乃相异而合一之综合体，无其一即无另一！本人的阳明学研究之动机与目的在此，也认为值得促请同仁再次关注与深思此一广被忽略的人类精神文明方向的问题。

今日阳明学研究不应仅是“专业人士”之专利，而应是一切人文学者和理论思考者所共同反思的重大课题。良知学是一切人文学理求真者均应参照的历史智慧。为什么与科技人士无关呢？良知学不是“良心术”，科技人士不须“良知”之激发即可自动努力求真，因求真与求利在彼为相互促进、相辅相成者，其求私与求真可结为一体。阳明心学的今日价值，如本文所言，在其态度，不在其行迹；在其人生观方向，不在其生存方法。本次所完成的论文之所以过长，是因按其原初构想本应为另一专著之规模，经不得已而大为压缩，意在提呈一份阳明心学的“读解路线图”。就内容言，可谓一份含括若干“亚题”间相关关系的示意图，其主题远不止于复述古人言论，反而是在表达如何“古为今用”之一例。这样一来，所完成者也就不符合正常论文格式，文章毋宁也是一部书稿的轮廓图，由主干、枝叶、分叉等拼合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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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春当我访问巴黎人文之家基金会时，适逢该会正在与中国社科院合作筹办“现代性问题”的双边研讨会，基金会遂拟邀我先行对法方筹备会小组讲解一下中方相关情况。（不久因初夏事件取消了该次中法哲学会谈计划）我当时就曾想到“现代性”是一个应该相对于古典性或历史性的课题，前者不应限于西方性，后者更不应限于西方历史性，而必应是首先在全人类文明范围内重新组织古今中外对话之新平台。今日回想32年前夭折的那次现代化理论研讨会，本人作为77年起率先引介当代法国人文理论者以及于80年代末起在西德校园内酝酿下一“中国古典理论之现代性”写作计划者（那年访问西柏林工大语言所的课题之一为符号学百科撰写一篇“中国历史符号学思想资料”），适在德法两地突然面对“中西古今人文理论对话”课题，其主旨岂非正是“历史与现代性”？讨论必应相关于历史思想之现代意义与古今中外思想现代汇通之方法论。当时即曾想到的是一项技术性“困难”是：如何与根本不懂中国历史的当代法国理论家（德里达将带队前往）进行“古今中外交流”？如果他们与国际汉学家相处毫无问题，乃因国际汉学无关于理论性思考，双方不妨各说各话（在海外与国际各裔汉学家们接触的体验是：当他们知道你既“搞”现代西方理论又“搞”中国古典文史之时，或许立即视你为“敌”）。而跨文化的解释学与符号学研究恰恰要同时处理“古、今、中、外、理论、实际”方方面面；尽管国际汉学家与国际现代理论家百般不喜此综合性课题，却根本逃脱不了此一事关“现代性”的技术性前提：理论家不懂中国文史，汉学家不懂现代理论（虽然他们在两岸四地对应职场内恰可以“学贯中西”自诩，实际上最典型地混淆着“职场标准”与“科研标准”，前者或可满足一定的技术性成就，而惟后者得以进行思想创新。在此再次提及此一时代性“学术误会”，绝非如汉学界朋友以为的那样企图与之比高比低，而是确知：由于此一“职场与科研”间的范畴性误会，又由于国际汉学庞大无比的职场势力，而成为阻碍中国人文科学复兴大业的最大绊脚石。除了“职场与科研”之混淆外，另一使其言行“乱其所为”的类别性混淆则是在“职场与时政”之间。）。如今西学理论在与正在走向“百年来第二次学术现代化时期”的中方人文理论学者讨论时，就不能那样简单化地将中方古典称作“异国风情”之“他者”而予以忽略了，他们应该认识到，正是在西方创生的解释学-符号学-现象学有助于当前中西思想交流水平获得本质性提升。人类人文科学革新使命（与完全来自西方的科技工商不同），不可能仅只建基于西方学术中心主义，人类必需（超越职场功利主义需要地）共建全球化时代的人文社会科学体系。西人当然也须自我解放，克服“惟西方逻辑惯势”，注意到正是他们的符号学与解释学“唤醒”了中方古典直观话语中隐含的“理论性种子”。从此中方传统历史的现代化价值不再限于其古典“记事主义与抒情主义”，而是从中可瞥见其隐含的（合乎人类共同理性原则的）现代理论性因子：人文的“理论性”是蕴藏于历史性中的。

因此，此文的真正主题毋宁说是一组历史与现代的“对话图谱”，以至于可将其与1989年拟议中的中法哲学会议相联系。与32年前相比，“现代性与理论”的中西理论对谈的最切要主题应该是什么呢？在可供选择的若干题目中，岂非正应该是“历史思想与现代性”？此一宽泛主题也自然蕴涵着“东方与西方”、“人文与科技”、乃至“金钱与伦理”等。尽管科技工商今日引领人类“唯利是图”，人性本质仍然须在历史事实中（而非在技术虚无中）加以定义。“现代性”也就不必限于意指现存中之所突显者，而应在深层次上意指现存中之被排斥者。“历史性，伦理性，现代性”，岂非构成了一道完整的时代“理论性课题”？（1983年在蒙特利尔国际哲学大会期间中国代表团集体接受法国电视台访问时，曾问到“未来中国哲学会对世界哲学有何贡献？”，在轮到我回答时我冲口而出“伦理学”。不想几年后本人真地开始了为期10年左右的德法伦理学之旅。而我的科研方式即强化历史性与伦理性的关系。所谓“现代性”，正与西方后现代主义者的“解构伦理性”立场相反，应该是体现于“历史性+伦理性”中。）

以下为论文之简目(全文见另贴)。（截稿于2021-6-9，旧金山湾区）

                     致良知为仁学伦理实践学之“新三纲”

   ----从历史符号学-解释学角度解析

              （2021年10月赣州第三届陇南阳明学大会论文初稿）

  （一）思想史分析工具简述

1）仁学与儒学：二者在传统“文献语言”中的通常意指与其在现代“研究语言”中作为科名与概念的意指不同

2）道德学与伦理学：本文论述中二者为不同学科之名称

3）历史1域与历史2域：历史过程与产物之功能上（而非现象上）的二分法

  （二）在道德学-伦理学两域中的阳明心学

1）解释学的历史读法

2）新仁学之“新”字再议

3）新阳明学中“新”字之义

4）古典实践论与现代实践论

  （三）阳明学与仁学还原论

1）阳明心学作为主体自由意志选择学

2）朱王异同论：道德学上同一，伦理学上相异

3）向至高价值范畴“仁”之归元

  （四）再考朱王异同论及大学改本问题

1）从大学改本看儒学学术观点演变

2）现代国学与阳明学的相关“设题”

3）朱子编写《四书》及改动“大学”的理由

4）王阳明重解“大学”字面之理由

5）阳明心学与儒教批判

6）关于大学辨及朱王学理异同的小结

  （五）心学三纲领与仁学人格学

1）仁学还原论的多种表现

2）致良知作为内实践激发力

3）心学之实与学术之实；致良知与明末士林

  （六）小结：再谈致良知的现代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