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理析真系列-8：为何新阳明学对峙于世界哲学基本主义？

                                                李幼蒸

【注：作者去年曾以“ 阳明“良知论”解释学之世界学术意义”（此文网上另发）一文参加江西崇义县阳明学大会。现趁此文正式发表之际，结合作者近来对世界哲学商业化发展的观察，另撰此短文，以续申论。】

所谓“新阳明学”，正如作者提出的“新仁学”，其含义有三。一是须完全符合于古典学理核心之义，二是重新认识该古典之学与现代内外新环境的互动关系，三是今日主体如何对前者持积极践行态度。为此，首先，新阳明学就完全不能等同于复述古典学理之能力养成，其次也不能将其学与古代环境的关系当成是今日理解该学的根据，最后，最重要的是，当前主体该如何在该学激发下而在主客观两域上进行主动性、创造性的学理实践。所谓阳明学之“心学”的现代涵义，也就当然是指主体如何激发自身的（而还不是，或根本不是，他人的）伦理向真意识与意志问题。如果没有这最后一步，就根本谈不上在实践阳明学。在此最深的意义上，今日之“良知学”也就并不是指阳明一代人士体践该学的古代言谈举止，而应是指透过当时人体践良知的具体节目（古人心言行）抵达其背后心灵深处的（必然是“抽象的”）动机结构本身（古人与此部分之关系是下意识成立的）。简言之，这也就是指“善恶真伪”感悟力本身，也即“‘伦理心’本身”，而非特指由其导出的具体心言行（后者属于心学之应用与外实践部分）。这也就是一种“心学还原论”。只有越过了在历史环境中发生的各种体践“良知”的心言行，达到一般性的、抽象的“心本身”，我们现代人才可能考虑如何将此不染具体历史环境因素的“良知本身”，结合到现代世界的方方面面去。顺便指出，本人其他相关论述多次指出，这个相关性的现代理解和践行内容，不可能再指古代环境下所发生的社会性、政治性行为。（这是理解本人提出的历史1与历史2解释学模式的例示之一）而是改为专门指现代人文科学理论领域。读者是否理解：也不可能、不必要相关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等经验科学事物。当然，最大的阳明学实践学的历史性转换表现在：从古代的社会政治领域转换到现代人文科学领域。如果泥古者以为这样的解释是在弱化阳明学的现代意义，则必然属于“前解释学阶段”的理解方式。海外新儒家运动的方向和态度正是失败于此。不是说，他们的“道德操守”不够真实，而是指他们的时代理论知识的吸收收到了严重的限制（此局限性，一是来自二战前国学现代化初起时期的初等西学理论程度，而是来自长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而弱于人文理论基础的文科留学地。）

我们再次简单列举若干相关现代学理类型，如：哲学，符号学，现象学，儒学。其相关性是指，我们的新阳明学的正确运用，原则上（当然仅只是原则上，甚至于实际上不可能）可以对上述诸重大理论重建事业产生直接的方向性影响力。有关问题，本人已有不少论述，这也不是本文可能处理的大题目。本文专就新阳明心学与当代世界哲学主流的关系简论一二，以作为一种例示。本人在符号学理论研究实践中最重要结论之一为在2014 苏菲亚国际符号学大会上宣读的论文，其主题是“跨学科理论方向vs哲学基本主义方向”的根本对立问题。此文有幸由《semiotica》和大会论文集先后两次发表。两位编辑者对此文的开通态度表现为：本文的立场是直接逆反于学会多数主要理论家的，或者说是基本上否定了当前“国际符号学学会”的主要理论大方向的：此方向即将一般符号学理论挂靠到某哲学学派上。该文内容此处不容赘叙，但由该文立场产生的重要衍伸推论相关于更具有实际意义的当前世界哲学学术生态的本质问题。记得在以前的网文中我曾谈到过我对5年前希腊世界哲学大会论文摘要文集的评价：如今人文学会，特别是全方位哲学聚会，基本上是当今人文学术全面商业化发展的产物，其动力之基础不再是科学真理，而是拉帮结派、并购组合（效法商业界方式进行“强强联合”，即组织跨国学术势力集团间的“并合”，以增大彼此共同控导的学界话语权）、宣传造势的功利主义心态。哲学之各色“学术内容”反而蜕化为纯粹加以利用的“材料”和“工具”。大会的所谓“成绩”主要体现在会场人众之规模，支持者的权势背景（如历届国际符号学大会都极力安排地方官员前来“开局”），文集的厚薄与装帧的讲究程度，以及各界参会的学术名流的“知名度总和”等等（以作为向“上峰”邀功领赏的手段）。而此类学术活动并非孤立现象，而是学术文教系统内的职业化组成部分之一。归根结底，今日人文学术大会的具体收益须体现在参与者作为职场人可据其在本单位获得相应“积分”的可能性。因此，处处都挂靠到、联系到个人及集团的职业利益。至于论文的质量如何，在今日互联网时代和学界科研标准由权威规定的条件下，利用电脑转录转贴方式和大量抄引名家引语来凑集合格论文，在技术上已经比十几年前大大提升了方便性。（一个可怕的，希望属于“不伦的”比喻是：社会上素有“笑贫不笑娼”积习，那么学界是否也有与之对称的“讥无势不惧无学”之事态？）

那么，上述现象说明了什么呢？须知今日人文科学的基本理论不少仍然是各色哲学思想，从古到今，包括几千年，凡属历史上认定的名家文本均可作为权威性根据而加以利用，并起着任何人文学科（包括技术性甚强的法学和经验性特强的史学，如所谓“法律哲学”和“历史哲学”）的“理论根据”之功能。我们发现，在今日构成混杂的人文学界，哲学话语真地成为了理论性装饰，即凡与历史大师学术挂钩者可示人以其论述深刻或具高理论性。作为几十年来的符号学理论研究者，我发现，正是这一习惯才是今日世界符号学理论停滞不前的根本原因之一。如举例言之，本人在以往多篇文章中都指出意大利的已故符号学大家艾柯的“符号学哲学”理论，正是阻碍未来符号学理论的科学化发展的主要绊脚石之一。其以语言哲学作为符号学的基本“理论”的提法之肤浅，与其在具体文艺作品解析中的真知灼见，形成了鲜明对比（长于具体作品分析者未必胜任于高层理论建构。艾柯毕竟是媒体人出身，其一般哲学理论素养是颇有局限的）。如果艾柯的符号学理论尚且如此，其他名气次于他的符号学理论家就更不须多论了。正是本着西方人不懂的“诤友”之义，我在离别参与了数十年之久（自1982起）的国际符号学学会之际，决定向诸位理论家“大进一言”：你们的毕生努力方向可能都是毫无意义的（当然有用于职业生存，人人可据以获得职场位置与相应职业收益，即借助于“施行学术实践程序”而达至了职场目标。再一次证明：学术是手段，职业是目的！），多半属于对“他人哲学的转述与组编”工作。不是指他们的学术活动没有任何技术性层面上的贡献，而是指他们的大方向错了。当然，本人的“儻言”对大家不可能产生什么影响。因为他们无不是将个人学术活动看作是职业性运作过程，只要在业界“行得通”有何不可？对于教授大学生们（特别是今日越来越少读书的大学生们）有什么问题？此一推测结果再次证明，在今日人文学术全面职业化系统内，哲学学术活动主要担负着在哲学专业职场内进行有效职业化“运转”的任务。而该运转方式的合法性，乃取决于权威集体们的决定，并不取决于相关学理的客观辨析。（真正的科学探讨必须是非功利性的，公平的，诚实的，而“大家”们无不是要在讨论中取胜于对手方。）

如果以上所说为事实，那就请联系到本文开端所谈的新阳明学之宗旨，看看二者是否相合？阳明心学最后要将一切学理还原至“善恶真伪”标准，而不是归结为职场上的权威认定或学术市场上的流通价值。而在此，只有阳明学的善恶真伪心术才是通向人文科学的科学化发展的“原始基础”，而不可能是职场上的各种功利主义标准。而为了向外正确投射“善恶真伪”标准就须处处“真实实践学到位”，即须为此进行相关认知能力的准备，而不是以和尚念经式的（自古以来庙宇生态就是一门大生意）复述他人文本来“混生活”。在此，良知学的能动性一面，还进而须体现在切实自我督责的活生生心态的滋养意志上。这一切都是纯然发生在主体主观性内侧的自发自主行为，而不是被外界环境条件所模塑成的行为方式。如果没有这样的“内功”，学者就只能顺着外力而随波逐流、趋炎附势、逐利而行（有如牛羊逐草而行，因动物之“草”即相当于人类之“利”。）如此，人文学术就始终只能是职业化运作之材料和工具，而不是向真正科学化发展的基础。我们几十年为之努力的符号学事业，当然也都是朝向于这样的真正科学性目标的。不想今日国际符号学活动已转化为聚众结势、集团谋利之学术工具！

以上所谈为人文学理及哲学的职业化异化的一面，当然在学场环境制度严格地区，人文学理当然是在“严格程序性检验条件下”进行的。虽然如此，我们却在此学术实践严格性生态上瞥见更高层次上的“职业化异化”：这就是用纯粹“技术性的严格性”来系统地取代“思想方向性上的正当性”，于是所谓严肃哲学家今日就相当于把握专业文本技术性细节的“匠人”。他们毕生都生存于此哲学话语的逻辑链索的技术性细节之把握上，而不再关心任何“天下事”（主要指人文科学世界的大事）。这样的哲学人格与古代哲人的人格可谓大相庭径。他们不将思想朝向于各种“实在”（真理），而是朝向于各种“文本”，遂将历史文本所意指的历史实在视为当前之实在。这样的古今混杂观也是哲学职业化的重要副作用之一。哲学文化表面上的商业化异化，为其技术性异化之第一层次，而其技术性深化之学术实践专门性，则为哲学技术性异化之第二层次，也即最根本上的异化：将哲学之思想性转化为技术性！学人不知，还以为自身专业技术之深化即代表自身哲学造诣之升扬。今日所谓哲学者，也即演化为一种另类智力游戏。

此外，正是符号学的意识形态分析法使我们认识到，必须超越英美人易于忽略事态细微结构的自然主义、行为主义、实用主义和认知科学。任何以单一名称称谓的文化学术现象，都是一个立体性综合体，而绝非单维片面体。哲学，并不就是指其所指称的诸多书籍文字和其中的“思想内容”，而是相连于其产生背景、条件、方式、动机、目的、效果等方方面面。今日哲学文化的职业化演化，使其得以利用历史上赋予它的（虽已大大过时的、今已被虚假化了的）思想理论特权名头，结合到商业全球化、文化学术技术化的社会现实，成为学界、文化界一种另类集体聚众谋利夺势工具。成为学界拉帮结派工具后的哲学，其最重要的阻碍人文学术发展的因素，就远不限于指其学术思想内容本身的稀薄化、虚空化，而是应特指其妄图占据思想界、学术界、理论界的“势力霸权地位”的企图。作为拉帮结派工具后，哲学不再以其思想内容的真实吸引力作为“吸众手段”，而是以其在学术市场占据的“名势份额”大小（可易于被人为关注和操纵的）作为实在吸引力方式，即利用全球商业化时代的普遍个人主义趋利人生观的泛滥，诉诸于人们趋炎附势、党同伐异、西瓜偎大边的惯习，以期继续据有“人文学术（文史哲）皇冠”的虚荣。自然，在如今世界上人文学术每况愈下的衰世中，这样虚假的“哲学复兴”不会产生任何这类社会文化效应，但是它却会起着另外一种“积极效用”：即阻碍人文科学的科学化发展！而“真正的符号学”（完全不同于今日国际流行的“符号学大杂烩”）的中心目的正是朝向于建设全球化时代真正人文科学的大方向的。

从符号学角度看，今日世界哲学问题，已然不是哲学思想内容本身的问题（因今已变成并无其社会文化学术重要性了），而是“如何运作哲学的方式”所产生的各类副作用问题。随着哲学学术的“技术性异化”（我语），其传统“学术评价系统”已然转化为对应的“职场评价系统”。由于职场制度化的空前发达，其衍生产物也空前丰富化，并形成了一全面综合多面向的等级系统：如体现于以下诸方面：学校，科系，刊物，出版社，权威明星制度，市场占有率，学会规模，国际“强强联合”霸占世界哲学话语权的比重，以及通过媒体手段进行宣传造势的效果等等。这些“学术势力参量”（我语）的研判和制作，反而成为哲学职业操弄者的主要目标和工作地盘所在。简言之，哲学早已失去其古代崇高声望，而成为一种学术职业商业化运作领域。所以今日难得再见到古典意义上的“哲学家”风范。或者，古典意义上的“仁义道德话语”多已蜕化为哲学职业操弄者的“媒体式运作材料和工具”。此处所谈种种，本人在2014年索菲亚大会文中尚“出于礼貌”未曾加以申论，而言下之意则是：“哲学界如是，君等赖在符号学界意图承当准哲学家角色者，究竟有何自傲可言？”因为学界理论家们都是“博士化窄士培养制度”下的产物，其眼界、心胸、悟识力之局限性，实非想象可及。亟思奋进者均孜孜于学场等级地位和国际声望之追求，一切按照职场流行的共识及具可行性的游戏规则行事，此外别无自由想象之空间。

治学是为了职场成功，成功的直接标志是“取胜”。按此心态，如何可能有诚恳、诚实的论辩要求？按照“窄士培养计划”，博士学者天然地就是本领域“百分之一知识”具有者，按此，如何能够与其他“百分之99”同业进行公平讨论？而各持己见、各说各话（学术大会无不如此），言论发表后、刊出后就相当于成绩本身，根本无关于内容质量的验证问题。支持此行为方式的正是职业化标准（职场资格地位证书），发言者“行礼如仪”，完成规定“程序”即可，有如古代儒家实行礼仪时的程序化过程一般。国际哲学大家们何人不是如此呢？何人不是根本不思预先花时间准备相关的所不知者，以便获得真实资格进行跨学科、跨课题的学术讨论，结果无不是相互通过哲学话语的交流姿态，最终以势“取胜”（至低限度，研究生导师可通过所支配的研究生群体来营建学场声势）。从博士起的逐阶等级升迁，已成为今日学界的标准“官僚程序”，正如官员可按序届时升迁一样，学者今日又何尝不如是？于是，将个人人文学术发展与职场升等制度结合后，遂将人文学理事业彻底、系统地“职业化”，使其结构性地脱离了科学求真，目标和方法。

 以上提到的世界人文学界诸领域内的时代性“学术异化”趋向，在全球技术化、商业化大发展时代，似乎是无可逆转的历史性事实。在西方学界，的确如此，而此一趋向由于完全掩蔽在人文学术职场内在学科技术性深化、标准化、制度化的常规秩序中，难以察觉。（因为今日人类所关心的不再是思想内容的科学性实质问题，而只关心其承担职业化任务的效力问题）人文学界被彻底“制度化改造后”的知识分子们，都已陷入在既定制度化渠道内设定的游戏棋盘上的得失之念，难以再感觉到、重视到传统最高价值“善恶真伪”问题；也就是人文知识分子均已全面卷入职场功利主义大潮之中，随波逐流，因此我们很难在世界学界看到人文学术复归善恶真伪正统之希望。在此人类思想理论史转折点，却突然从传统中冒出了一个看似互不相干的精神转换力量，这就是新阳明学，新心学所喻示的一线曙光。（当然不是指围裹着此一线曙光的各类似真实伪的、泥古颂圣的、另类“曲线求利”之风。）按照新阳明学（实则，新阳明学可谓经历了双重转换，除了最近的现代化转换，首先曾经历过明清之际的“刘-黄”古典转换），有识之士将有能力超越现当代由西学理论营建而成的庞大学术技术性幕帐之“烟幕作用”，也就是先从庞大无比的现代化人文学术的全面技术化成就总体中，层层还原至其方向性、价值观、科学性等最深核心，还原至实践主体的内心最深处，来检验“学术理论产品”的生产机制本身的价值观属性问题。在此过程中，为什么说是“新心学”可能介入呢？因为所谓“心学”含有两个必要维面（大多数学者至多只能实际介入一个维面）：真实认知和切实践行。无论是古典阳明学还是新阳明学（包括其最初历史性表现，如“刘-黄时代对旧阳明学的实践性反思”），其更根本的本质，还不在其“心之理的认知能力”上，而是在其“自我发心”的主动性、能动性上。今日有识者岂能不见：当前世界人文学界的最普遍特征就是学人人格的全部“技术化异化”（其特征就是在技术性实践层面上的被动应对性心态），因此彻底失去了（至少是严重弱化了）此自我发心的主动性。（都成为被动性的客观环境力的反应者）而无此主体践行的主动性，就谈不到什么阳明学或心学！

由此，读者可以进一步理解，为什么本人在提倡胡塞尔学心学还原论（参见2013年《贵州师范大学学报》文）时，反而对于当前北欧渐兴的胡塞尔学“主体论”的方向进行批评性回应；而且进而对当今国际胡塞尔主体学复兴的立场进行谨慎的观察。他们所做的成就，基本上都局限于技术性层面上，至于思想性层面，简直乏善可陈（除已故利科之外，我看不到当代胡塞尔学专家中具有独立思想性表现者。至于“法式的”借题发挥学，则不在我们的关注之列）。他们仅只满足于文本逻辑性细节的准美学性赏鉴（如同中世纪修道院的逻辑学家们的智性心态部分），而不能在当今世界全局框架内进行综合思考。原因很简单：这就是现代人文理论博士培养制度带来的“结构性思维窄化”的后果。而此教育制度完全是为了就业问题解决的可操作性而设立的，并不关心于学术理论本身的发展问题。（换言之，人们把学术方式的职业化可行性误当成了学术理论正当性的基准！）

最后，让我们再试图进行一次（未必妥当的）古今比喻。古代儒家在教养阶段的各种学术知识准备，都只能有限地运用于其实际“职业”（官吏）过程中。儒者的“学术”涉及经史子集，而其“职业”仅只是官吏（除少数人被指派专司学术事宜外，如史学编撰）。前者的“内容”与“方向”与后者的内容与方向并不一致，而名义上是“读书为了协助皇帝治国平天下”，而《语孟》的思想与方向和帝王官吏生涯的思想与方向可能南辕北辙（古代人思想力的粗略性可表现在两千年来几乎无人以“语孟”清晰陈述的原则核对一下帝王制度的反孔孟思想的本质），此可比喻为：今日学生学者研学期间一切朝向于“科学真理”，而其实际职场行为完全依从于职场游戏规则。古代做官时的目的（相当于今日学术职场的目的）是“荣华富贵”（今日的名与利），而古代读书时的目的是践行仁义（相当于今日之科学真理）。此种文人（今日所谓知识分子）和行为的分裂性，自然有其历史根源或人性根源。只不过是现时代的科技工商全球化已将此种历代文化学术分裂性苗头加以彻底制度化和当然化了。人文学者也就演变为通过人文话语运作而成为了“文式技术人员”。（君知否：研读思想家、理论家的书，并不等于就当然成为思想家、理论家！这是我们今日必须认真加以反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