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根本违背孔子人能弘道之教，使中国的人文思想目标定位在“谋小不谋大”；即全面窄化、弱化中国文化学术的未来，使得中国几千年伟大人文传统不得与时俱进，臻于新境，从而使其失去在世界上发挥精神方向引导的能力和机会（那些声言要用“汉学”来影响世界者，不只是睁着眼睛说瞎话，而且是直接在对中华文明“下软刀子”：即使中国人文学术成为没有分析能力和解决能力的玩赏物）；

        2．使堂堂大国中国的高级人文学术思想失去自主生命力，使其成为低理论水准的、作为国际“少数族裔教养学类别”之“汉学”的附庸；（台湾“中央研究院”的文科院士多以国际华裔汉学家充之，明确反映了其“中华国学”依附“国际汉学”之事实，并曾由前副院长张光直代表国际汉学“接管”之〔注意：任命此“接管”的正是科技工商界另一高级代表者，此即：“科技支配人文”之实据〕，并誓言欲将台湾打造成世界另一汉学中心，此即为其“复兴国学”之目标乎？（即把〔中国〕“国学”“现代化为”〔国际〕“汉学”）。这就是他们“中华文化复兴”之具体步骤！今天他们正打算把这一套，通过特殊渠道运作，全面移植到大陆人文学界来！）

        3．在全世界成为全面技术商业化时代，使得中国人文科学不得朝向高端现代化发展，从而使其失去以有效思想理论来平衡人类文明全面物化趋向的能力，其结果如前所述：使得人文学术徒徒成为历史文物和文化妆饰，以至于不得不使文化和学术全面屈从于技术和金钱的势力。（港台是彻底的商业社会和商人社会，因其幅员窄小，如同新加坡一般，其人文学术事业只能如此聊备一格而已，“赚钱”乃其社会之唯一人生哲学，在此人生哲学控导下，人文学术想不成为装饰品也难！现在海外商人们又想代表科技工商势力，通过“金钱”〔如设置奖项〕来控导伟大中华人文传统的精神方向，中国读书人能够听之任之吗？其挑战的严重性，比起“文革”来，我怕要有过之无不及了。“文革”是“明枪”，它们是“暗箭”！）不要以为以上所谈在危言耸听。意图以国际汉学统御国学、儒学的计划，早已水到渠成。这是科技工商时代一切向钱看、一切向名利看的自然后果。这样的信仰和行事原则，对于经济生活的发展来说，其实合乎其生存逻辑，无可厚非；而对于人文学术或人文科学的发展来说，则无异于服用慢性“毒药”。本人多次指出，不能分辨“国学”、“儒学”、“汉学”和“中国人文科学”诸名称的涵义和用法，不仅是源于学术民族主义者的低端字义学辨识障碍，而且根本上源于今日学人不能坚守孔孟“义利之辨”的商人人生观。商人们去奔钱，学者就去奔名，岂非殊途同归？ 

        以上提出的问题可再归结为两条：

        1．今日中国面对的世界人文学术文化的“总量”比起中国古代传统学术文化的“总量”，要大上不知多少倍，其中的理论化方面更是要大上多少倍的多少倍。在此情况下，学人不能正视新知新学而一厢情愿地倡导“避新、避理以返古、返艺”，这是在爱中华文明还是在害中华文明呢？海外新儒家运动的“避新趋旧”精神是在坚守孔孟吗？对古文字意义泥解如此，而又大言不惭，是不是反映了现代人文知识分子的最大毛病：色厉内荏？（孔学实践学的要义正在一“刚”字，所严诫者在一“懦”字）由于无真意志力，他们只能“趋炎附势”。（趋古人之势和趋洋人之势，同为趋炎附势；同理，趋洋汉学之势和趋洋理论之势，也同为趋炎附势。） 

        2．中华文明区的物质化硬体大发展后，文化性的软实力（让我们也用这个功利主义时代的用语）何在？中国有能力以经济生产影响世界之后，还应该关注什么样的世界影响呢？就靠不断展示祖先的文物遗留吗？堂堂大国中国就没有一个在精神上积极影响世界的抱负吗？就非得这样地要在精神上自我矮化吗？中国要想不像七八十年代日本那样仅被视作“经济动物”，能够仅仅依附国际汉学这样一个狭小渠道来在极小舞台上“自拉自唱”吗？具有伟大人文传统的中国就不知道只有精神上、思想上、理论上的影响才是真正的“软实力”吗？而此文化软实力的主要内容能够仅只是故事、文物和歌舞吗？再者，如果认识到人文学术理论思想才是软实力应有的核心，这个学术思想应该是按照今日世界标准来衡量呢，还是自说自话地按照古代标准来衡量呢？中国的软实力建设是否应该朝向：谋大、谋强、谋高、谋远、谋实？如果是，学术眼光要往哪里放呢？或者更明确地说：为什么百年来自然科学能够完全按照此世界高标准实施，人文科学就一直只能按照本国以往的低标准来规划呢？中华文明就这么不相信自己的人文学术与时俱进的创新能力吗？就只敢跟随在如此狭小的国际汉学后面亦步亦趋以至于宁肯贪图小利而置一国治学之大业于不顾吗？（换一个角度说：一些国际汉学就这么好意思不懂装懂，利用中国特殊历史情境和“思想空窗期”来图谋其直接间接的“新国师”待遇吗？） 

        我们实际上有两个确信：1.中国必须有认知和有决心参与世界人文科学理论重建的事业，即中国不能够在人类现代文明最关键的精神领域“缺席”；2.中国有能力或者至少有潜力积极参与世界高级人文科学理论发展事业，中国的自然科学家和数学家今日能够在完全来自西方的学术领域达至世界一流水准，中国的人文学者在自古以来读书人就喜爱的人文学术领域内反而就这么不堪造就吗？（这是我1983年在美西哲学大会分组会上所谈论点之一，时当国内“清除精神污染”运动，我亦出于谨慎而未同意夏威夷大学成中英将该文立即刊于英文《中国哲学》上的建议，此文多年后才刊于本人文集内。从此一微不足道的小事中倒也体会到时代确实在进步着）。 (责任编辑：李幼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