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用主义人生观和学术市场化的合力后果

         李幼蒸

【补言】仁学的‘学为己’和‘学为人’的对立原则，所指为学人为学动机上的区别，而二者均相关于和体现于为学的环境和对象，此处不及深論，二者虽均相关于本文之旨。学为己直接相关于致良知和自诚明，也就是在为学动机上首先须诚实对己。“对己实践”却又属于最艰难的实践类型之一，因直接相关于自身的“弱点”故人多自避之，怯于正视。如持‘学为己’原则，就须首先对自身的学养知识现状予以正确认知，此认知不限于查验直接的自我感觉（如对于某学术持有的真实兴趣如何），而须亦间接地审思其‘性质’（含其本身的学术质量以及在自身治学规划中的适切性两方面）。对于后者，除直接判断外，进而须考察其在相关领域内之‘地位’以及在诸相关领域共同体内的‘地位’，以此来进一步查验其学术思想价值本身以及与自身规划的相关性。（其目的也是双面的：该学术本身的质量以及个人原规划的确当性，二者均对学人提出了强化自身努力的新压力）就本领域言，对于自身对其持有兴趣的学术之判断须参照领域内其他相关学术进行比较考察（这就相关于学人对本领域整体的了解程度）；就跨领域言，须参照该学术在扩大的领域内之相对性学术关联及其价值的判断（这就涉及到学人的相应“跨学科”知识的范围）。两种增附的考察都涉及到对学人现有学术基础和准备的考验以及为了实行此考验所需花费的时间精力问题，自然凭空增加了甚多压力。那么，如果要避免承担此额外负担呢？如是，此时就至少要增加一项自知之明：“我对持有兴趣的某学术之当下判断是未经充分考核的”。这样，学人至少可以因此“自诚明”态度而可避免“意必固我”之累。正是在学人处境“两难”之时，“学为人”的压力和诱惑可容易地“乘虚而入”；乘学人内在意志力疲软之际予以控制之，使其改采循势趋利方向，如此，“内心两难的压力”顿释，在学人的人生轨道上，“利”（集体以学谋利方向）遂可压倒“义”（独立科学求真方向）。（2014,2,7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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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不久之前发布的文章“人文科学危机15题”，主要论及现代人文学术史的客观背景及形成条件。本论则拟指出，今日学人如欲克服危机，必需首先识别身陷于其中的两大障碍的存在：一是主观的“庸俗实用主义”人生观，一是客观的“学术市场化导向”机制。我们目前生存于全球化的、不可逆转的、唯物质主义的、商业化的人文学术大趋势中，商业化的“成功人士”业已直接间接成为学界人士的实践学楷模，此一时代普适的人生观，一言以毕之即是“逐利有理”。此“利”字今可泛指“名利权”，即任何一种“获利结果”，也即职场内、市场内达至的各种类型的“成功”。尽管学者受到古往今来各种不同人生观的影响，拥有各种知识思想资源，各自的“学术成功”之验证必归结于“利得”之存在与否。而此“逐利”动机及目的的判定和衡量，在高科技商业化新世纪，也已进入了全面“机械化时代”，即市场制度化时代：一切广义文化（文艺，学术，传媒，文教）生产今已被直接间接纳入市场制度化了。本论仅就人文学术而论。此一学术市场化与纯商业市场化自然有所不同，而其涵括范围则更加广阔，表现于机构身份等级化、学人身份等级化、级别评定垄断化、产品流通传媒化、产品价值市场化等等，还不必谈及在以上泛学术市场制度化内各区域、各环节间隐蔽存在的附加潜规则 ‘润滑剂’之存在。在此主客观双侧上前在的制约框架内形成的商业化学术生态，业已导至人文学术理论结构性地与传统学术思想真理问题脱节了；取而代之的是学术商品化大方向的确立。中华文明唯一固有的人文精神价值传统，随着此一学术思想身份商业化的大转换，而有永远消失之虞。

学人一方面外在地生存于客观的学术市场化大环境中，另一方面内在地生存于主观的“求利人生观”中，二者的合力效果，遂导致学人学术实践及其产物的彻底身份改变。实际上，学人受到双面的制度化约制：主观上受制于后现代主义的“唯利是图”人生观，客观上通过违背各种“传统的客观真理说”而自动投入学术市场化游戏系统。读者会反问：难道不是相当多人都仍然在职场内努力“求进”吗？难道不是大家都在爱好着各种学术知识并受其鼓舞、甚至于还怀抱着“学术理想”吗？问题正存在于此一似是而非的“学术表相”中！大家忽略了一种区别：学人对某种学术对象之一定程度上的“兴趣持有”（A）和学人之后将此兴趣引至个人职场内、市场内（B）之“收益”，这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古曰：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对于当下加以积极持有的“学术兴趣”是一事，而此兴趣的“应用方向”则是另一事。学术实践在此学术市场化的大环境中受到多方面的消极性制约和积极性诱惑，而其最终“结果”（B）可能与当初个人的初始“学术选择”（A）大异其趣。而当各种“兴趣”同时存在于学界并各自有其出版表现时所形成的“欣欣向荣”表相，可能根本无关于社群“兴趣集体”的科学化发展。A是被B运作的，而此B之生产机制的功能并不一定相关于科学真理的探求（S），而是相关于职业化利得的获取。因为一只背后的“学术市场化”怪手，正在巨细无遗地控导着“兴趣共同体”之进路。由于前述实用主义人生观的决定性作用，学人对自身最终的“学术成就”之衡量不再是依据于科学性判准，而是依据于物利实惠性标准。学术“兴趣”于是实际上转化为“谋利”之手段，即可引至个人获取各种利得之手段。当学人获得了各种利得时，“学术兴趣”成为了职场功利主义的工具。对实惠收益的关切最终取代了对于学术兴趣本身的关切。原因很简单：主观上（A），后现代主义时代的庸俗实用主义先已渗透入了学人的人生观；客观上（B），学术市场化的社会性“共识”（何者为是非，何者为成败）支持着学人的自我满足感：在获得职业上的“成功”（各种实惠的获得）后，于是，对学人来说，当初采取的任何一种“学术兴趣”已履行了其对于学人学术实践中的真实“功用”：求利。

结果，由于上述人文学术兴趣（A）、商人化了的人生观和学术市场化（B）三者之间的化合作用机制的存在，学人某时段持有的所谓学术兴趣本身的存在事实，并不能“证明”其内在地含有未来“健全发展”的“势能”。这是说，如果学人的确甘愿服膺实用主义人生观（个人：实惠主义；社会：共识主义）的话，就不再有独立意志力去“走自己的为科学而科学之路”，就只能通过“趋炎附势”策略性选择在职场制度化的大环境内走“多快好省获利”之路。这样，学人当然也就不会以为存在着什么“人文科学危机”之类的“危言耸听”。因为学术市场化时代既可在学人间形成一个浓厚的“学术兴趣”集体存在之表相，又可通过任何“可操作的”学术市场化游戏机制产生文科功利主义效果。应该承认，此一现象其实自古迄今一直存在。但是不同的是，即使直到几十年前此一学术商业化-市场化现象尚未如今日般全面深入的形成；随着互联网和电子媒体时代的到来，人类固然在很多方面深受其利，而另一方面却也加速了文化学术的技术化-商业化-市场化的本质性的“物化”演变。时至新世纪的今日，此一文化大趋势不仅扩及全球每一角落，而且显示了其某种“不可逆转性”。人文科学，特别是其理论部分，已经被“商业化为”近乎纯粹的寄生性的谋利之材料、工具、渠道和领域了。如果反驳者说，西人岂非同样如此？西方人文学术岂能作为绝对正确性标准？不过，这个世界性的人文科学蜕变趋势并非其正常发展的结果，而是前述主、客观先在的精神文化生产的制约性机制之人为性“产物”。也就是，人文学术不再是人的“自由意志”的产物，而是社会性商业化功利主义的产物。这就是为什么今日人文学者中极少有学人再产生“自我伦理性反思”的冲动！人文学者成了“游戏规则棋盘”的“被动操作者”（遵行者）。同理，没有了自我反省意志，也就没有了独立判断是非善恶的意识（价值学的“麻木不仁”正笼罩着人文世界），就像社会上大多数其他各类人物一样，都成为了市场化时代的“现实主义者”，即“根据现实力势规则”而依序谋自利者（拉邦结派、结党营私、重复抄袭、哗众取宠等等，也就均属当然之理，时人却可将其归属于商业化“竟争手法”一类而见怪不怪了。今日人文学术腐败至此地步，岂非正表明了学界对此已经“习以为常”？）。所谓人文学术以及学人对其持有的兴趣，今日纯然成为追求个人职业化利得的工具。关键在于，学人往往对二者（兴趣实态与求利途径）之间的混杂性存在于一身之事，不再分辨，反而宁愿维持此含混生活态度。为什么？一个实际的操作性层次上的“异质性转换”在此发生了。学者对于自身的 “兴趣持有”具有相当的偶然性和暂时性，而对于此眼下的“兴趣持有”本身是否能够首先成为学人对其进行反省或分析的对象，遂成为学人前进方向的关键性问题。而绝大多数情况下学人并不对此“兴趣持有”（A）进行分析，而只是对其进行“享有”（喜欢，保持，推进），并同时将其投入另一实践渠道B，即泛市场制度化的机制。即，不是对于自身偶然获得的学术兴趣（A）与自身的主客观条件之间的关系进行科学性分析，并进而将其纳入科学性发展渠道（S），而是急于（实用主义地，随大流地）将其纳入体制内的、学术市场内的、社会文化媒介场的各种“可行性”渠道（B）以安排其（兴趣）逐步趋之于“成”（获得泛学术市场机制内的认定与成功）！原始的学术兴趣（A）的发展不是首先朝向学人对自身兴趣的深入判断并据以选择未来的学术性的实践方向（S），而是被转化为市场化的学术社会（B）内的准商业化渠道。如前所述，等到该兴趣最终有效地转化为业界内的成功（名利权的获得）之时，就算在个人生活轨道上完成了兴趣或目的的“落实”。A不是落实于S，而是落实于B。换言之，学术兴趣不再是落实于学术本身的纯学术性、科学性的提升上，而是最终落实于职场内、市场内的“操作性成功”上。对于后者，任何兴趣状态（知识思想状态）都可超出其本身领域而“跃向”另一异质性领域：职场领域。具有高度隐蔽性、误导性的此一“实践论转换”契机是：学术兴趣本身的展开实践转变为职场-市场内“技术操作性”实践。按照后者（市场操作性机制），前者可以视作任一“常量”而在其上施加予相应的包装性、宣传性、营销性的技术性“运作”，使之参与完成此学术市场商品生产的过程。此一最终端的学术商品的组成成分包含有两个部分：学术兴趣带来的一定知识信息（其必要信息量大小取决于其后营销性运作的水平）和学术商品市场化产生和推销的技术化水平。此类商品的检验和流通呢？仍然受制于同一学术市场化内相应的运作环节。个别性学人的志趣及其发展，遂为此学术社会市场化机制所控制。在此市场化批判机制内，标准不再是学术本身，而是市场机制对学术评定的“共识意识形态”，后者仍然是人为地被预先规定的（相当于经济界诸垄断集团之间形成的“规矩”共识）。人文学术的身份、性质、功能遂与一般商品化过程内的标准趋于一致。此一时代性人文学术观重大转变的直接表徵就是学人失去了、或严重弱化了其“自反性”（学术思想性良知），而有意无意地改以采行学术市场化标准规范自身的意识和行为。其中一个辅助性的自欺因素就是“兴趣持有”（A）的存在！“我的确对于自己的学术项目具有高度兴趣”。此一自我感觉就成了自身学术实践正当性的“伪证明”。然而暂时性的自我兴趣感觉并不就是自身学术态度正当性的可靠证明，如果你不客观诚实地先检查一下自身学术判断力的强弱、性质、来源、背景的话。而急于投入职场内有效性运作的学人，往往因其遵行的强烈的趋利动机化机制而本能地倾向于忽略“必要的态度性自省”部分。后者取决于主体性的良知，而非取决于学术社会内功利主义形成的“正当性”共识（某种朝向名利权的标准），而正是此社会性共识（今日并有后现代主义和新实用主义提供的有关商人化人生观具“正当性”之“逻辑论证”）对于大多数人乃是压倒一切的人生观制约力。于是，对于人文学者而言，最初偶然获得的学术兴趣（A）其推动力为小，而继后将其运作于学术市场化（B）以谋求“成功”之推动力为大！但前者的表面性存在可掩蔽后者的实质性存在；表面上我们关心于“学术”本身，实质上我们关注于学术之功利性后果。在此今日无远弗届的商业化功利主义学术观的泛滥下，对于产生学术产品来说，客观的市场化学术实践控导机制产生的的作用，远远大于学术本身质量发挥的作用，特别当后者也几乎完全取决于学术市场化“共识”标准之时。人文学术思想及其兴趣越来越彻底地成为被客观学术市场化系统控导的“材料对象”。于是，仁义道德话语（孔孟学等）当然也同样不能免俗。孔孟学不再是独立思想，而在此环境下成为被人为运作以达到同样的谋利（名利权）目标的工具了（言论上喜谈仁义道德，行为上专门反其道而行，此中“心言行”三者间的分离性，历史上实为文人之惯常倾向）。

那么，人类命运今后只能够沿此一惟物质主义方向发展下去吗？我们对中华文明固有的仁学的最新反思正是发生于此一人类人文学术思想大方向蜕变的时代。仁学的“重读运动”正是产生于此一世界人文科学及其哲学的大危机时期（历史上没有什么时代使得哲学实践更如今日这样具有功利主义特性的了；“哲学话语”成为了职业化经营的手段，再也不是什么追求真理的手段了！）；此一仁学的新觉醒，其实是中华文明伦理精神传统在面对来自西方文明的唯物质主义大趋势压力下的一种时代性“反弹”。整整一百年前，游历考察欧洲现代文明的梁启超一代人，也提出过相似的口号和相类的目标。在仁学固有精神上，今昔完全一致；黄宗羲-梁启超等历史上体现的中华文明中的“士精神”传统，今日可显示出其某种特有的时代性和世界性。但在历史、地理、知识等客观条件今昔巨变后，在认知性、方法性、实践性三方面，一百年后也必然是今昔条件迥异。就现代知识论方面的百年差异而言，我们还不是仅须关注彼此在掌握西学理论的程度问题，而是在此特指彼此在对现代西学世界内部的关系论的认识差异性问题。重要的不仅是知识量方面的广狭深浅问题，而是不同知识部门的相互关系的问题（今日青年学人受到学科本位主义和功利主义限制往往在认知上以偏概全而不能自知）。这个人文知识世界内部的关系学问题，二次大战后变得越来越重要。如果不能准确掌握不同界域间的关系性认知，单只掌握部门性、个别性新知新学信息，反而会导致在本学科内的认知性偏误，以至于把某些孤立的知识系统当成了某种完整的“现代理论”，并因学人可能具有的“意必固我”障碍而使自身长期受其误导。这就是作为跨学科方法论的现代符号学运动产生的深层缘由（可惜今日国内外大多数专业符号学家们徒知遵循符号学的形式分析技术，反而忽略了符号学所相关的学际关系学方面的重大问题）。实际上，今日西方学人也在学术商业化竟争的压力下，普遍地放弃了对此一学科间、领域间、层次间的关系学信息应有的关注。后者则特别为新实用主义认识论所不解和忽略（理查-罗蒂因此自始至终都不能“领悟”“什么是符号学”，而且很多美国职业性符号学家们由于思维方向的偏误也同样未能理解符号学的本质所在）。

所以现在我们提出了“新仁学”这样的名号，以代表传统华夏仁学思想和全球化现代世界交遇后仁学需有的自我革新意识。在认识论、方法论和实践论三方面与时更新后的新仁学，将可在传统仁学思想和现代西方文明主导的商业技术化世界之间建立有效的相互沟通渠道。这样，今日如可“恰当地”重读孔孟，就会增加前述价值学分辨意识。不难理解，孔孟学自然也同样“生存于”上述同一主客观环境内。其实历代以来职业化的孔孟学者中多有利用“孔孟材料”谋利的违孔者。而时当现代化百年后的中华文化要想“恰当地”（而非功利主义地）读解孔孟，也必将要求在读解方法论方面首先“与时更新”。所以“新仁学”的提出，其目的之一正是要在新时代首先提升“适当的”孔孟学读解法。也就是，中国学人应通过对中华文化思想史进行与时更新的“有效重读”，揭示出中华文明固有仁学人生观中今日仍然有效的部分，用以面对新世纪商业技术化文明对人类伦理精神方向提出的巨大挑战。读者会立即对此提出一系列反驳：百年来孔孟学岂非多方面的成为了导致中国新文化不得顺利与时俱进的绊脚石？既对也不对！这取决于现代人如何有效地“重读”孔孟学。所谓“重读”的有效无效，这直接相关于现代中国学人如何在掌握新时代人类人文社会科学理论知识后形成深入全面的中西比较思维方法论。人们既不能再满足于梁启超、胡适两代人的民国时期西学理论认知程度，也不能满足于今日两岸四地仅能沿西学轨道亦步亦趋所得的西方人文教育程度。而历史的“辩证法”在于：正是为了全面深入把握来自西方的新知新学新理，我们的第一步反而正在于反归中华仁学自身的精神传统。我们可以首先以最低限度的“科学性读解”态度和方式完成对“仁学本身”的“还原”，以期实质上采行仁学的人生观（而不是出于“时代误会”地重新采取儒教封建主义对仁学的选择性“运用”策略）。这样，我们期待的可能性效果是：A可不必首先通向B，而是首先通向S。换言之，新仁学的求真人生观将有可能不使个人的学术兴趣首先转入职场化-市场化谋利渠道，而是使其朝向科学化发展。A究竟是通向S还是通向B，也就只能取决于学人的人生观态度转变了。人能弘道，非道能弘人。我等有以待之！

（2014，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