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强调，不深入研究当代人文科学的方方面面，也就不了解任何哲学的时代问题。中西哲学的“核心”都是所谓形上学和本体论问题，此种哲学传统核心却是被自然科学所完全排除者。社会人文科学又如何呢？自然科学如此成功，正是因为排除了各种“玄学”，而社会人文科学却偏偏要保留这个传统玄学部分，以使得自身难以充分“科学化”或“理智化”，这究竟是不是正确的现代学术理论态度呢？这正是全球化符号学理论要集中探讨的特大问题（西方符号学理论家对此并无应对良策，我们在2012年第11届国际符号学大会上要突显这个问题）。

        孔子强调的学与思的互动关系，儒学者如能深切体察，就不会成为“原教旨主义者”了。因为这个“学”必然“与时俱进地”包括一切古今中外相关之学，怎么会是专指古代儒家经典？不能对此进行“解释学的”区分，不过是泥古而已。首先，今日儒学和仁学都应指“生存态度”，而不是指对经典的背诵。没有仁学、儒学信仰，攻读经典不过是获得职业技能而已。其次，作为研究对象，仁学儒学也不能只限于熟悉经典，而是应在全面的人文社会科学语境内对儒家经典进行现代化解读（这就是“解释学”），并在全新条件下提出和处理各种现实的问题。如果只能背诵经典文本，复述古人言辞，至多不过是一种懒惰的文人精神自慰方式，其实质却不免是“违孔”。依我观察，今日儒学界颇多“读孔悖孔”之士。而真正的“儒者”和“仁者”要体现在他的各种言行举止中（可涉及各个职业表现：搞西学的可以是真仁者，搞中学的也可以是伪仁者；不是看你挂什么招牌，而是看你怎么立身行事），而决非仅体现在其如何熟悉经典文本上。不求新知新学，一味膜拜古文古人，正是反仁学的功利主义的表现。这关系到今日海内外儒学界大方向的问题。“比较哲学”和“比较文学”一样，今日往往沦为一种“职业”，一种在多元文化语境中的跨文化资料堆积。而跨学科、跨文化的符号学将对此提出更有效的研究方向和课题。

 问：这是否意味着您的思想学术的某种“转向”，即转向中国哲学的研究？您为什么如此重视中国哲学的研究呢？这里面有着怎样的机缘、动机？

答：去年在清华国学院演讲时，刘东教授即曾指出我似亦属于早先治西学而成熟后转治国学之一例。但这是外表的看法。依我之见，无论按照马克思主义、仁学主义还是人本主义，学术不分古今中外，均应纳入人类文化全系统内加以统一处理。可以说，今日不懂西学理论，也不可能“懂”儒学理论；反过来说，不懂中国思想，也难以推进新世纪人文思想理论的发展。

        要点在于：不应当将古今中外学术遗产看作诸固定的“文本类文物”，予以堆积搭配，然后“乱点鸳鸯谱”。要点还在于：促使人类一切知识思想遗产相互对话，存精去芜，分解分析，重新组合，而一切学术实践只应验证于人类生存事实（历史的、社会的、文化的、政治的、学术的各类事实）以及与事实相关的有效实践。

        但是，学者必须先知道存在着多少事实和应当有多少实践。这就要求人文学者以学为先。可是新儒家派的本位主义者只强调民族历史上的古代遗产，不重视今日世界的新知新学，这就从一开始就捆住了现代儒家的智能触角，局限了学者的志向，并导引现代学者远离时代重大事实，仅以躲进故纸堆中“自拉自唱”为足。这就从根本上瓦解了现代儒家应有的的思想斗志和尝试胆略，使其回避艰难的西学西理问题，而满足于成为文物鉴赏类的“玩家”。本人关注中学决非此类“避西逃中”选择。简言之，本人看到历久弥新的仁学为人类伦理学提出了全新的人本主义伦理学解释学，而此中人本主义伦理学恰恰成为足以引领人文学者克服来自西方商业化文明的功利主义，返归古典的真正仁学精神（这是古往今来大多数所谓儒学家所根本未曾达到的境界）：即求真精神。无此求真精神，人类人文科学将难以积极发展。而现代仁学实践学却又受到西学的重要启发：这就是西学在知识论和科学论方面提供的远比古代中国儒学、儒教更有效的思维技术性工具。

        现在，让我在此概略地界定一下名词：仁学是信仰之教，是中国乃至世界人文学者均可、甚至均应信奉的人本主义的、理性主义的、现世主义的“求真态度”（因此就不是那种个人避死求安态度或妄冀永生的幻想）。儒学习惯上虽也可指仁学本身（因此二者在特定语境中可以通用），但主要指两千年传统社会文化学术遗产，即历史资料，它当然是无比重要的人文科学研究对象。但是不能将其简单化地当作今日信仰对象。符号学对此的分析法在于：二者的内容构成不一样。

        仁学是指《论语》《孟子》中关于个人价值信仰与实践智慧的“思想”。儒学则指一种“综合性实体”：包括帝王政治、社会制度及其意识形态经典，相关学术实践及其社会功能，相关文化文艺惯习，传统类型的知识系统等等。凡此种种都是产生于中国特定历史过程中的综合性“历史产物”，不可能“复制于”该历史已经一去不复返的今日社会中。仁学作为一种动机层的价值态度学，因基于人性本然（西方学者否认此“固有人性”的存在，可谓睁着眼睛说瞎话。试问：食色名利等是否为千古不变的“人性”？《论语》《孟子》二书完全是对治此负面人性之学），故可连接于现代社会的方方面面。而儒学因所依赖的皇帝制度和前科学时代的知识系统故已失去其学理根据和社会基础，因此与现代化社会必然格格不入，如今人欲把《易经》纳入现代人文社会科学，岂非自嘲于地球村世界？(责任编辑：李幼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