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当初哲学所能够从国家利益出发，不以（形成于以往三四十年的）所谓政治资历，来对待勤力有为的学者。即：如果他们对于我不用中国资金，能在德国完成对祖国学术事业有贡献的工作（在引述西学和弘扬中学两方面），而予以更积极、更正面的处理，我多半会在1997年完成研究项目后毅然回国的。现实是：他们有一本内部“账目”：谁是“自己人”，优先灵活安排；谁是“非自己人”，随时即以除之。至于国家学术之发展，则根本不做计虑。后来，命运对我做出了未曾预料到的安排：争取国外老年福利金，以“最低”生活来源，继续完成中西学术高端桥接理想（当然，我也由衷感谢命运成就了我的“仁者”志向：使我成为不囿于世界上任何组织、不领任何组织薪酬的“永久志愿者”）。而对于仁学者来说，此等外界际遇皆属“身外之物”，实乃“无可无不可”之选择结果。因为仁者真正的“目标”是内在的，外在途径的选择则是次要的。最后一个问题，容我反问一句：国内学界今日还有我“存身”之地吗？学界能够容忍有人在学术问题上不断“说真话”吗？本人曾经在府右街隔绝于人间社会20年，所以只会“说真话”，不会也不屑于“说假话”。自然，长居国外也有积极的作用：参与促进全球化时代人文科学、哲学、符号学的国际对话活动。网络信息时代使此工作方式成为可能。因此我也有一个要对西方人文学者“说真话”的责任。不过，对西方以及港台及海外华裔人文学者说真话，要比对中国大陆学者说真话更困难，因为他们已经相当彻底地陷入制度化窠臼了。他们不需要别人告诉他们该做什么，他们人人都是自己课堂上的“第一人”。

   问：您作为著名的翻译家，译有《野性的思维》、《哲学和自然之镜》、《纯粹现象学通论》等西方哲学重要著作，对中国哲学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您能否简要地谈谈您对现象学、解释学与符号学之间关系的基本观点？

答：承译《哲学和自然之镜》实出于偶然，而其内容，对我来说，却并无多大困难，因为自1959起，我对分析哲学曾经有过相当长时期的研读，罗素哲学曾是我青年时代的重要“兴奋点”。追求思维“清晰性”是我追求哲学的一贯动机，但是对维也纳学派物理主义理念的信奉很快被胡塞尔的“心理实证主义”所排挤。分析哲学、行为主义、实用主义、科学主义等英美式“经验主义”思想，在处理意义、价值、信仰等基本问题，以及与之相关的历史、社会、政治、文化问题方面，带有明显的片面性和简单化倾向（作为数理逻辑家的罗素本人的哲学部分，因此未能成为20世纪的重要思想成果之一）。我与罗蒂的接近，完全因为他对分析哲学持有的批评立场。但是该书也明显暴露出罗蒂本人对所谓解释学和现象学所知有限，而对符号学可谓“一窍不通”。

        《野性的思维》则是在另一种背景下产生的：作为结构主义的代表作之一，我为作者对文化现象和历史现象的“意义辨析”的细致方法所震惊。这是美国人根本不可能产生的思维方式，而特别值得中国人了解。而其中的符号学部分应当说并非属于当代法国符号学主流部分。作者是人类学领域内的符号学方法应用者，并非符号学理论本身的创发者。我在上述四个方面以及分析哲学的理论关注大致涉及不同的课题：对外在现象的科学分析（分析哲学）；心理逻辑的内省思维传统（现象学）；对文化社会的结构功能解析（结构主义）；以及一般意义理论（符号学）和历史的意义构成（解释学）。这些问题都是现当代社会人文科学相关的重要研究方面，而这些来自西方学术的理论发展（除分析哲学外）恰恰是当时两岸四地人文学者所不熟悉的。一方面因为大多数留学生来自美国，另一方面因为大多数留学生回国后未曾继续“自强不息”。概括而言，我是主张同时关注英美式和欧陆式思维方向的，但因欧陆式思想远较英美式（这却是两岸四地大多数学人百年来所最熟悉者，最易于接受者）为艰难，所以特别加以推重。而正是欧陆思想理论部分与中国传统学术思想的现代化关系最为密切。“现代儒家”如不了解现代欧陆思想，恐怕无法进行现代中西哲学对话了。而牟宗三、唐君毅、方东美一代，对此了解可谓极其有限。我曾不断对一些牟宗三弟子直言：其师往往以不知为已知之不当，实属“大言误国”之类。大陆儒学界一些人正因为在西学理论方面了解有限，反将海外新儒家的“与大陆马列话语不同的”哲学话语当作了现成的“替代物”。这是“文革学业耽误后遗症”的另一显例；大陆一些新一代儒学精英，改革开放不久就全面拥抱海外华裔新儒家思想方式，其实质是自身（中国哲学界）长期欠缺现代西学理论知识，所以欠缺哲学理论判断力。而行业分隔使他们得以在“儒学界”显示自身的、来自港台及海外华裔学界的理论化成就。

 问：这些年您也非常重视对中国哲学的研究，著有《The Structure of the Chinese Ethical Archetype（中国伦理学原型的结构）》、《The Constitution of Han-Academic Ideology（汉代学术意识形态的构成）》等著作，实际上是某种“比较哲学”的做法吧？那么，能否请您谈谈您对“比较哲学”的看法？

答：按照我的符号学观点，任何“比较哲学”都已经是一种过时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概念了。因为，首先，“哲学”本身的构成今日正在成为问题，因为出现了“人文科学”这样的新学术观（而美国哲学系留学生对此多不理解）。其次，中西比较哲学还面临着更复杂的问题：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在构成、目标、方法上均具有明显的异质性。海外新儒家哲学虽然是中国民族主义本位哲学，其实质也是一种中西比较哲学。而它恰恰对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都欠缺上述反省立场和分析研究。(责任编辑：李幼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