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责备海外华人视为现代大儒的新儒家诸公，只研读有限西哲经典而决不深入研究现代语言学、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文艺理论、历史理论等新知新学，这是正确的儒家态度还是缺乏治学之勇的表现呢？只有学而后思，此思才能有价值。而现代人之“学”必然应该包括古今中外一切重要之学。只有认真向学才能克服浮躁风气，只有承认自身学识的不足，才能够积极增加学识。这正是今日两岸四地人文学者均应关注的特大问题，这个特大问题却遭受到教育学术制度化的机械主义束缚和掩蔽。应该说，教育制度的改革只能解决中级以下学术文化水平提升问题，却不可能解决高层人文科学建设问题。而这个问题决不可能在学术教育制度的窠臼内加以解决。又是动机学的问题：如果以为有了国内外“学位”就有了客观学术水平准则，中国的人文学术将永无提升之望了。

        记得几年前从海外看到国内学界流行的所谓“新左派”和“自由派”间的争论，发觉二者都不过是直接地、幼稚地“抄袭西方思想”的产物，可以说没有多少“现实价值”（更别提理论价值了）。如果不在知识论上深化学术水准，就只能“照搬”国外思想以附会国内情况，用以充当“理论结合现实”之作。如果“抄袭西方”不对，那么“抄袭古人”就对吗？

        20世纪80年代以来出现过各种不同方向和立场的“关心现实”的意见，并均以为附有相应的“理论根据”。事过境迁，其中哪几个还站的住脚？百年来中国思想界内的此类“过眼烟云”岂非比比皆是？一方面，简单化地把论述随意“针对于现实”，另一方面又随意地对此论述加以“推证”，而二者之间可能根本没有什么学理性关联。此种社会现象，从根本上说均因主张者之知识准备不足而不自知，跟随者更加无从判断对错，却因各种偶然作用而一时间形成“社会性效果”。于是大家便将此不难产生的任何“效果”都当作一种“理论成就”，并记载于“历史”。回过头来看，那些曾经随意载于历史上的各种言论及其效果究竟有何学理价值和社会价值呢？事过境迁之后，人们又不再关注其中牵扯的学理根据问题而只关注此留存的“历史效果”纪录了（反正已经“历史留名”）。社会文化的内容“质量”究竟如何也不再反思了。

        须知，任何关注现实的任何类别的言论，如果不求其有科学根据（为此必须有知识准备），均可以轻易制作并可特意使其产生效果。义理言论和社会效果的廉价性和虚假性，历史上屡见不鲜。好事者往往但求“雁过留声，人过留名”，根本不关心判断正确与否。

        1986年在深圳大学“解释学研讨会”期间，刘小枫曾问我：我很奇怪，你为什么不谈论如此重要的宗教学问题？这当然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现实问题，而刘氏的潜台词则似乎是：谈此现实就代表着对此现实进行着思想理论研究，却没有想到：什么现实都是“要谈就可谈”吗？本人长期读各种宗教类书，但不轻易谈论；而那些好谈论者就代表着其谈论有据吗？特别是当80年代广大读者听众“乏知乏学”时代，还不是听什么就信什么吗？所以那时候最不需要知识准备的各种“功法”得以泛滥成灾，因为它们的对象正是广大文革期间失学之群众。

        不求深知而急于著述扬名，正是百年来人文知识分子之大病。而扬名最易方式就是将思想话语随意针对大家都会自然关切的现实问题。今日电子传媒时代，可谓为人们提供了“电子扬名”的最方便途径，而大多数科技工商人士又是不读人文社会科学文字者。论述和效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学”遂可预先设计，以产生和维持其社会知名度效果（海外中文报纸就是以此为业的）。但这也就不是在进行人文社会科学思考了。历史、社会、文化的改进，什么都需要与时俱进的新知新学，这就是：现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理论！不先深入求知，而急于对“现实”进行“指导”，这是代表着“道义关注”呢？还是代表着“自炫高明”呢？

        说到底，我们需要真正的仁者心态，即“学为己”指令所传达的正心诚意。否则，学术活动不过是相当于举办学术界的集体“嘉年华”而已。而发展仁学或真儒学，决不是指要在科技工商时代返归古人前科学时代的“旧知旧学”以行另类“标新立异”（有如在工业时代以传统手工艺制品来标新立异）。

        所谓“儒学复兴”，首先应该指仁学心术学的“弘扬”。至于学人选择何种学术实践，虽并无界域限制，但必定同样要求方法论的科学性。现代儒学如何科学化，才是儒学者应该深思者。依我之见，生活儒学，现实儒学，应该集中于仁学心术学和理学家之“诚学”；应该关注学者内心修养之历练，而不应指企图将“旧知旧学”直接应用于社会。因为现代各种“应用学”或“应世学”必然需要广泛地结合现代化的知识技能，绝不是指照搬古人制度和教条这样简单化的事。

        今日儒学家和仁学者一定要明了：所谓“现实”不仅不能单指社会性现实，而且还必须首先是指心理性现实。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重新倡导胡塞尔现象学研究的理由之一。关心现实，今日首先应指关心仁学者（人文学者，而非指作为广大准技术人员的科技工商人士）的精神现实之建设。30年来，海内外儒家中有多少人关注自身心理品质建设的？我常常指出，现代化的一百年经验中，最大的问题是知识分子心态的问题。不是问题都发生在“客观侧”！不！问题首先在知识分子自己，或者人文知识分子自己。不积极关注个人智仁勇三维品质的培育，而只朝向外在现实的弊端本身（等于以对客观存在进行牢骚抱怨来替代研究分析），这不过相当于任何出租车司机都比你我为能的常识级言谈而已。仁学者如既不关注自身仁学品格的建设也不关心自身新知新学的积累，而动辄以关注所谓“现实”为课题，不仅会因缺乏主客观知识条件而一无所成，反而会因此表面上的、无效的“现实关怀”而遮掩了仁学之关键的心术学目标。而仁学心术学并不只是什么个人品德学的问题，而是如无此品德将无法推进自身和集体的现代人文科学前进的实质性问题。这才是儒学界和仁学界今日最重要的“现实”课题。(责任编辑：李幼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