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凡海外挂出的招牌就相当于“具有国际水准”，海外算命的也比比皆是；我在海外看了20年的所谓海外第一中文大报，其中充满了迷信庸俗信息，因其对象主要为科技工商人士，后者当然与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知识没有关系。试问：向海外各种迷信系统看齐是不是也是一种“走向世界”呢？至于妄以政治社会性的所谓“儒教”比附西方宗教时髦，以为如此一来吾文明因此可不在“形而上”层次上“输于”西人，此实乃一种不当自卑心理之体现。《论语》《孟子》正是“形而下”之伦理学，即人本主义伦理学，此正为中华文明之独一无二的、高扬人类生存固有价值的民族精神特色，何自卑之有？而近年来国内一些“儒学趋洋”人士纷纷在儒学传统内寻找“宗教轨迹”，充分暴露了现代儒家如果不认真补课向学，会最终导致什么样的“国际笑话”。

        重视“中国思想”是指重视仁学理论思想传承和儒教历史经验研究，而二者均须首先“落实在”对现代新知新学的掌握上，而新知新学不分中外，一体为中土学人所当拥有。在此知识问题上妄分中西（1992年我在台大哲学系讲演称，以传统知识取代现代西学知识相当于义合团用大刀长矛取代洋枪洋炮，有学生听众立即加以反驳。这却恰可反映当时台湾的哲学思想训练是多么落伍，而他们还想通过大陆的统战政策方便以使其落伍思想来影响大陆学界！），即相当于“避难就易”。

问：我们注意到，您的中国哲学研究主要是对儒学的研究。这又是为什么？这是否与中国大陆的“儒学复兴运动”这个背景有关？

答：从以上所言可以看出，本人今日提倡的新仁学伦理学与海内外各种“儒学复兴运动”均无任何关联。如果有所关联，这就是希望有助于，将一切儒学所含蕴的仁学因素，从属于民族本位主义的所谓儒学复兴运动中“解放”出来，促使儒学者认识到，仁学的生存态度和仁学者今日应有的现代化学术思想实践为两事：前者的态度学完全根据于仁学经典，而其现代有效实践方式则必须“与时俱进”。不如此，则反而成为悖孔、反孔。因为：抱残守缺和泥执不化正足以颠覆孔学精神。仁学信仰为一事，仁学实践为另一事，二者均不能简单化地验证于学者是否在以“操作儒学文本”为职业。

        自古以来，中国文人间即以“腐儒”为大宗，读孔孟不过为了成为合格的“官吏”（今日的“公务员”）。而大多数儒家不过成为维持封建王朝延续的“螺丝钉”而已，谈何“人能弘道”！今日所谓有志于此者则比古人多了一层缺点：虚伪。即明明知道不可行，硬要趋附眼下时髦，有如古代许多人出家是为了“谋生计”而已，哪里是出于什么个人信仰？如果在人生观和认识论上不能参照新时代、新学术、新方法而真实、诚实地确立求真治学态度，单只操作古人陈言旧语，不过是浪费个人与社会时间而已。如果把这种浪费时间的方法再一代代传承下去，其负面效果更难估量了。

        就中国思想史研究而言，我特重仁学伦理学（作为民族性和人类性信仰系统）和儒学文化史（作为史学研究对象），但不重视儒学形上学（与西学相比甚为单薄）。道家和佛学都是中国思想史的组成部分，应该成为中国符号学和解释学今后的重点研究对象（例如，我们拟在2012南京大会上安排“佛学符号学”圆桌会议），但不重视其作为信仰系统的价值。此一立场反与古代理学家一致。现代海外新儒家将儒学和佛学冶为一炉的趋向，反映了现代新儒家知识分子欠缺维持理智运作一致性的能力。正如当代史学家所知理论名词渐多，却读不懂20世纪20年代国人批评性史学论著的情况一样：思维能力和知识储积为不同之二事。

问：您的中国哲学研究，是否可以用您的一部书的书名加以概括：《仁学解释学》？

答：就研究而言，应当以两部书为代表：《仁学解释学》是为了解剖仁学的性质、构成和功能，而《儒学解释学》是对儒学和儒教历史（所谓思想史）进行更有效的现代化分析和解读，并论述历史上主观的仁学精神路线和客观的儒学历史路线二者之间冲突、互动、交叉、重叠的“样式”。前者致力于一种普适性人本主义伦理学的重建，后者指出个人本位的仁学伦理学如何潜在地活跃于中国帝王将相历史中，因此呈现为真实的历史性存在，即有历史根基的人本主义伦理的精神存在，进而揭示儒学和儒教制度实为一种帝王将相时代的准政治性的学术意识形态，今日已失去了存在或“复兴”的理由和可能。

        即：既无复活的理由也无复活的机会，而如刻意为之，必定在地球村时代大损中华文明体的国际形象。之所以出现了这样的局面，一则中国当代人文学术急功近利，不能守仁者必以学为先之教，学人不急于求新知新学（海外新儒家因此而失仁学之真精神），而仅以背诵旧章为儒学；二则受港台及海外华裔保守民族主义学术观的误导，误将此“走向小国际”当成了走向“世界学术主流的大国际”。还有一个纯然技术性原因：急于走向世界而又不肯先花时间掌握外语，所以急功近利地走向兼用中英文的港台及海外华裔“小世界”。(责任编辑：李幼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