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所谓“儒学复兴运动”只应健全地解释为，运用新知新学来开发传统学术文化资源，以使其获得现代化意义和价值，而决不能将其幻想为可使古代儒学教条成为今日世界之“显学”。但就个人信仰和信仰学之提倡而言，则《仁学解释学》确为我的信仰学核心。而海内外时人对此未能关注，一则因欠缺我对西方伦理哲学史的批评性解读功夫，二则因欠缺我对社会人生的“伦理实在主义的”体察经验。他们是“说孔孟”，我是“行孔孟”。那么为什么“你的偏偏比我的正确？”这就是要通过解释学、符号学的“理解力转化”功夫来加以辨析了。而海外的西洋留学博士们距离此种理论水平还相当遥远，正如傅斯年、胡适等当初的海外学术生涯不过是“最初阶”而已，难怪他们在中研院做出了那么多误导时论的建言。而80年后的新世纪，竟然还有人以为他们的陈旧之学还能代表中华学术之新方向，并将其系统地灌输于国内学界，这又是多么可怕的认知误区！

问：我们注意到，您在一封公开发表的致黄玉顺教授的信中提出：用“仁学”代替“儒学”。这是一种很独特的提法。您最近在四川大学的报告谈的也是这个问题。那么，您是基于怎样的考虑？

答：对此问题，上述诸条其实已经做出回答。简言之，正是为了弘扬中华思想史上的伟大仁学思想，所以才需要辨析“真孔学”和“伪孔学”（或辨析：作为伦理思想家的真孔子和作为帝王国师和儒教教主的、神化了的伪孔子）。因为伪孔学正足以破坏真孔学的发扬。孔孟朱王无不以仁学之“真伪辨析”为首要之务，正因为乱真者，“伪”也。“伪”是什么：貌似而实非。因貌似故可发挥破坏真孔学的大用。

        从实际面说，本人30年来与西方各国各域领先理论家们多所交往，故深切认识到“伪儒学”对于中国人文学术走向世界将成为严重障碍。1983年我参加蒙特利尔世界哲学大会之后在耶鲁曾与余英时先生谈及见闻，身为海外新儒家史学派的余氏即曾对我言，他也不相信美国华裔哲学派新儒家们有可能将儒学推向世界的夸诞言论。1996年在台北与刘述先君会晤时，适逢中研院新院士选举完毕，杜维明再次落选，刘氏告我，主因另一美籍华人院士反对之，而其言辞犀利，同样对以儒家哲学名义在美行夸诞之言不以为然。

        然而，另一方面，余氏又将西方汉学视为“中国学术研究”最高水准的言论，岂非亦完全背离事实（余氏故意为此，表现出了其人其学颇为“世故”的一面）？刘氏在谈到其师牟宗三被一些现代理论家所轻忽时辩称（在美中文报刊著文谈）：“你可以批评牟宗三但不能绕过牟宗三”（大意），显示出刘氏虽受教于美国哲学系却坚守着民族主义哲学本位。和所有海外新儒家一样，仍然未了解二十世纪的中国哲学已经应该成为世界哲学的有机部分，而世界哲学则应当是世界新人文科学的有机部分。如是，如何还能坚持一种分离于人类共同思想世界的中国本位哲学呢？这究竟是反映着新儒家的民族主义情操呢（所谓“以情代理”），还是反映着新儒家们怯于新知新学的探索而企图“依古自重”呢？我按照《论语》的规条析之，认为是后者，他们自己当然不承认，甚至于对此并不意识。

        我在此愿再对海外所谓第三代、第四代新儒家指出两点（不是期待他们能够自我反省，因为那是不可能之事，因为他们已经深陷商业化时代功利主义治学制度之内，而是期待大陆青年一代借此有以警惕）：

        1．你们在欧美拿到的博士学位，只代表着初级的西学知识程度，但你们却动辄以此资历作为“掌握高端西学理论”的证据。请问：这一言行对不对？（容我补充一句：如果中国人文科学要进步，不为海外哲学博士“正名”的话，就将永无希望了：因为这就在结构上使得中国学术永远处于西方学术之“下方”而无他。在西方的学阶仅为第七第八级，回国以后不久就“当然地”变成第一第二级。那么算算看：这岂非内在地要使中国学术永远低于西学学术？！

        2．你们的国学程度又如何呢？面对洋人（汉学家）时只要能用洋文将任何一种中国资料作为论题就将永远处于“高于洋人”的位置，如果将此事实作为“中国儒学走向世界并高于世界”的证据，你们心安吗？你们一方面只跟汉学家“走向世界”，另一方面又只在资料学上面与汉学家比高比低，这是不是孔孟精神的时代体现？我再问一句：你们中间有多少人确有孔孟信仰及实践？ 1982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与台湾朱君对谈，他作为儒学专家惊讶发现我竟将孔孟学研究真地看作立身行事之信仰。1996年我们在台北符号学会议上又见，他是否知道我的符号学实践也是我的仁学实践的一部分呢？这当然是他从西方汉学界所永远学不到的伦理精神。

问：古语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您的儒学研究的方法论，是否可以概括为：以西方符号学、解释学之石，攻中国儒学之玉？

答：当然可以这样说！但我们还应对仁学或儒学的身份做一解释学的“再理解”：仁学作为人本主义伦理学，内涵着世界普适性。即虽然其发端于“中学”，却正因为其人本主义的特质而本质上蕴含着世界性或人类性，因此自然可以和各种世界学术思想相结合，以产生具普适性的学术思想成果来（包括在西学主流领域内）。试想：这是什么样的思想力量？这是“五经学”能够办到的吗？五经学是封建时代的“王言圣言”的权力话语汇集，不可能有效应用于今日民主与科学时代。仁学人本主义伦理学却因其超越时空的普适性而有可能有朝一日“无远弗届”。我们不关注那些真正能给中华文明带来地球村上巨大影响的“真思想”，却只关注那些在地球村上不可能带来实效的“旧思想”，这不是自己要和自己过不去吗？为什么会这样？因为认知不够；因为我们的学业耽误太久了。但我们的各级“导师”何敢自屈于人（谁也不想承认自己的知识不足，否则如何维持其业界的地位）？又是“学为己”和“学为人”之别。(责任编辑：李幼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