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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但是，有一些学者提出：以“西学”来解释“中学”，这种研究方法是“以西释中”、“汉话胡说”。您对此有何评论？这个问题具有怎样的方法论意义？
答：此种学术民族主义说法，实际上在窄化我们的仁学目标，不知道人本主义就是人类主义，就是任何历史性宗教所难以达到的人类伦理思想普适性。不懂得马克思主义、儒学、仁学，本质上都是人类文化主义的，而不是血统论的地域主义的。 仁学的与时俱进，正表现在其有能力与世界上一切优秀学术思想相结合，如此也才能有望以其自身独一无二的卓越伦理思想发挥引导世界伦理潮流的重责大任。如果以“祖先之言不可违”而“自外于”世界优秀学术思想成果，不就等于自动放弃影响世界精神的机会吗？ 对于许多人妄分中西学术界域现象，保守的王国维先生已斥为不通。实则，妄分中西学术分际乃源于学术民族主义者的功利主义，他们害怕新知新学，怯于面对强大的西学理论，而宁肯抱残守缺，自划疆界，自营碉堡，以图避“战”。这就是学术民族主义之本质：精神怯懦！真儒家必为走在时代前端的强学之士；自锢于祖先旧学，躺在祖先的“遗产”上苟延残喘，实乃最大的背祖之士。
问：我们知道，儒学的一个重要传统乃是指向当下实践的“修齐治平”。目前大陆的儒学研究中出现了一种“生活化”或“实践化”的趋向，但您的儒学研究似乎不太重视“现实意义”，甚至是有意地拉开学术与现实的距离，这是出于怎样的考虑？
答：这个问题，不少人以不同方式，对我质询过。我这次在川大讲演时曾经再次指出我的论学立场：相关于世界和社会的研究对象，应当先分界域、分层次、分方面地加以分别研究，然后才能加以有效汇通。因为不同的界域、层次、方面各自具有不同的内容组成，所谓科学研究先得研究不同对象的“微观结构”，切实掌握对象的因果关系和价值关系。这就是，通过现代分析方法达到对象的成分细部及其关联域。 为此，我们先得由观察和分析以获得“研究工具”，这就是先得研究各种新知新学（不幸许多儒学家都因个人获得了博士学位，就以为自己的问题不再是学习新知新学，而是如何设定课题、进行创新了。职衔名义可以害人如是！）。如果不先花时间学习新知新学，而仅以传统哲学语言对复杂对象进行“粗线条”的描述和论断，就等于用传统手工艺方法采掘矿藏和制造机械一样，那是不可能有成效的。 但是，我们的新时期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那时的文科高级研究员和教授都已在文革彻底荒废了学业（还不要提文革前的学业也为半荒废状态），如何能够一朝恢复职称就都有能力进行现代化的人文学术指导呢？青年精英们呢？文革期间不同程度上失学的广大青年仅靠着个人的才智就能够与同样“失学”的教授们“教学相长”而形成所谓启蒙时代吗（如是，中国的启蒙时代也未免太廉价了）？ 最近，我不断触及这个“痛处”，正是为了促使大家认识到我们的学术现状。一方面，新时期，我们获得了百年来最好的研究人文科学的客观环境，而另一方面，在此时期，我们的人文知识分子却不同程度上受到“文革失学后遗症”的影响。结果，我们因急于求成，往往把对现实性关切话语本身的形成和传布（美其名曰“公共知识分子”，不知此与“哗众取宠”如何区分？）看作相关于现实的理想科学研究形态。20世纪80年代涌现出不少“理论结合现实”的西学思想家或学派，并均因产生了不少盲目追随者而在学界占居了位置。 问题却正在于此。其中许多所谓理论和现实的结合都属游谈无根，却正因其“无根”而适足以在广大长期失学青年面前哗众取宠，取得了“大名”，并在其后20年间不断操作此大名，此辈80年代“冲出来”的西学理论家们遂成为其后妨碍中国学界西学研究有效提升的主要障碍之一（参见笔者“以译代研”诸网文）。这正相当于今日一些媒体人以同样的“理论结合现实”的方式善于聚众取势，而其社会效力表现根本无关于其学理根据和现实改进策术。 如果中国学界和社会充满了这类学理薄弱而影响力可观的思想流派，这究竟是中国学界之福还是中国学界之“陷井”呢？学者做出此类肤浅判断，仍然因为欠缺有效学术判断的准则。而学术团体内形成之共识却给大家提供了一个可以不正视自身学术真实质量的集体主义的、维持盲目自信的口实。实质上，这种急于求成、急功近利倾向，正因为学者的仁学精神未足，遂以“学为人”取代了“学为己”。不能诚心面对自身的学业问题，却孜孜于社会之承认和影响力之经营，所谓新时期人文学术的“华而不实”风气正表现于此。 “儒学”的各种内容，牵扯到古今中外之别，其知识论和技术学方面尤其远远落后于现代知识技术，哪里能够直接应用于各种“现实”呢。我们的各级学者都应该先有一个“补课”的意识，有一个认真向学的正心诚意，然后才能进一步规划学术和生活的方方面面。应当说，今日儒学界和国学界中还是有不少人心存道义，关怀人生的，但在动机、目标、方法、反省等各个实践环节上并未能一一工夫到位，结果可能造成思想、学术、社会实践等不同层次上的“短路联接”。而我们可能同样因为欠缺现代化的检视工具而未能有效觉察问题之所在。(责任编辑：李幼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