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为什么一些儒学家会对我的治学方向产生这样的误解？我的“反解释”在于：这正是因为今日海内外儒学学者普遍地未能深悟《论语》之精髓。请容我趁此难得之机指出一件有趣的区别：为什么大家都在读《论语》，而读后的悟解和选择非常不同？海外新儒家据此要强调“勿数典忘祖”，而我则要强调深研新知新学？为什么我们之间的仁学实践方向和方式如此不同？我请儒学、国学、仁学、比较哲学诸同仁不妨对此现象予以辨析，相信其涵义会是极具启发性的。简言之，海外新儒家的根本问题恰在于对自己所倡导的“王学”未能深透，不知道这个“诚”字应该贯穿于“智仁勇”三维上，特别是要深透于“智”维和“勇”维上。如果他们在智维和勇维上能够“通透锻炼”，就该知道今日仁学的工夫应该怎么下了。智上，必须面对西学之真高端；勇上，必须面对时代之真艰难，而处处都应多层次地“知行合一”，怎能停留在“读古籍以自慰”的层次上？作为“两蒋”准意识形态的新儒家如此，信奉王学的“蒋氏”亦如此。“言行泥古”代表着什么？代表着其“心学实践”的“成色”不够，也就是“意志力”成色不够。我遂以“以情代理”喻之。现在，“俱往已”，但不能让曾导致历史上多方面失败的这一套思想方式重新来影响新世纪大陆人文学术之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