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中国理论翻译界的最大提醒是：决不要以为“外文好”就可以处理得更好。（一些不懂内容的外文专家甚至会在理论翻译中出现大量语法错误。我在七十年代末起的编辑工作中就惊讶地发现这一事实）理论翻译的关键是：一方面大量阅读原文相关理论类书籍，在话语讀...

二十多年来中国人文学界正在不断拓宽视野，新的问题领域既超过了任何传统专科学术范围，也超越了国学和西学的固有范围。学术视界的超越性使得在单学科领域内成为权威的学者并不一定能胜任于判断一般人文理论问题上的是是非非...

在结构主义“五巨头”中最初引起我强烈兴趣的不是哲学家福科和阿尔杜塞，而是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和文学家罗兰-巴尔特。1978年初读巴尔特写于 1968年的 “历史 的话语”时，内心即产生了强烈的震撼。<野性的思维>是我翻译的第一部结构主义经典书籍(主因其关...

現將本人分別收入于《倫理學危機》（臺北唐山出版社，1997）和《歷史符號學》（廣西師大出版社，2003）中的6篇對現代新儒學進行批評的文章，重刊于互聯網上。這些文章都是10年前首次發表于臺灣報刊上的。本人學術立場與半世紀以來港臺主流學術立場有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