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符号学未来发展的期望：南京大会闭幕式发言

               李幼蒸

【作者补注：现将因原稿过长而未刊的《江海学刊》文章最后部分列此。因内容相关于作者对中国符号学发展的期望，故有必要重申之。顺便并将评论人台湾大学蔡秀枝教授的引言原文列此，以呈现现场实况。顺便补充，本人参加的10月7日大会发言小节中，发言者除本人外还有一位南美教授。小节另一评论员为爱尔兰大学哲学系教授Dermot Moran，他主持了两人讲后的简短问答。问答中参加大会并应邀在开幕式讲演的德国波鸿大学哲学系教授瓦登菲尔斯B Waldenfels曾对本人关于伦理学的性质观点提出质疑，指出存在有不同的伦理学类型，如法国莱维纳即以伦理学作为哲学内第一部门等。瓦氏为前德国现象学会会长，当代德国的法国哲学专家，曾为本人90年代在波鸿大学哲学所作为客座研究员长达7年的研究计划主持人。本人趁此机会先行对瓦登菲尔斯教授公开再次表达感激之意，之后正欲对他所提的这一与伦理学、现象学、符号学、中西比较伦理学均具有关键性意义的问题给予回答，但莫兰教授因知问题复杂怕时间拖长而示意我不妨终止回答，遂未曾就此展开讨论。瓦氏返国后曾来信谈大会观感，我因考虑到西方哲学家们不易对此一根据符号学、解释学重新规定的非形上学-本体论式伦理学身份认同，也就不再赘敍。此外，瓦氏本来是本人在波鸿大学完成的两卷本英文书《关于中国伦理学的解释学-符号学研究》{此书最近由香港天窗出版社再版重新发行}的序言作者，对本人观点已有所了解。本人对此回顾，意在强调符号学和伦理学之间的关系，对于哲学和符号学理论的发展均具有关键性作用，对此有兴趣的读者不妨参见本人相关论著。】

从技术上说，中国符号学研究与许多其他国家的符号学研究相比，还很薄弱。但是我们可以实事求是地预期，中国符号学在不久的将来必将成为最重要的符号学大国之一。在许多其他国家，符号学仍然相当于某单一的学科，而在中国，从理念上说，符号学将扩及和深入一切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包括古今中外学术各域。中国，除了其35年来在物质性建设方面取得的巨大成绩之外，不久之后必将也参与世界高端思想论坛交流。

符号学世界在两个运作层面上由两种思想力量组成：种种学科内的策术性程序和跨学科的策略性程序。此种学术性混合的存在一方面为符号学实践所要求的一种自然现象，另一方面也成为符号学活动内部学术性分歧的根源之一。此种符号学倾向，因为当前不断增加的职业化竟争和制度化发展，近来有进一步强化的迹象。这种新的“学术学”的社会情境，进一步地迫使我们重新考虑符号学的本质问题；也即：今日为什么要有符号学？如果，在对其主题范围加以窄化之后将符号学变成众多学科之一，这只不过相当于学科名目上的更换而已。例如，如果我们今日把认知科学当成符号学“本身”的组成部分，这正相当于我们在现代符号学历史上一向对语言学和逻辑学所做的那样；我们可能面临着某种范畴学的混乱。是的，所有这些科学学科本身都是重要的、并可成为现代符号学世界的组成部分之一；这意味着它们的专门知识在上述策术学层次上均可成为众多符号学研项目中有用的工具之一。然而这些有用的相关学科本身，本来就是常规学科世界内的独立成员，它们并不一定要求“加入”符号学大家庭内的学术项目。如果将这些自身组织完备的学科称作符号学世界的主要部分，反而有可能促成符号学内单学科中心主义的发展，也就是会倾向于以其单学科方向控导符号学内各种跨学科的研究项目。此处所谈种种并非要贬低这些符号学相关独立学科本身的学术重要性，而是关注于符号学运作中的不同策术学之间的策略性安排合理性的问题。显然，上述学术运作二分法中的策略性部分主要相关于那些本身内容特别要求跨学科处理的传统人文学领域，特别是非西方的传统人文学，因此这类学科类别含混性将会因此而造成更消极的学术后果。传统人文学术，由于其构成上较少具有科学性而特别成为今日符号学研究的主要对象。归根结蒂，符号学实践的目的正在于澄清语义学的和构成的含混性。因此，不言而喻，当前符号学实践的中心任务即在于处理与跨学科探讨有关的项目。后者特别为传统人文学术的现代化目标所要求，例如哲学，历史，文学，艺术和宗教。不同于上述现代化的科学学科（如逻辑学，语言学，认知科学等，它们肯定在各自固定的渠道内正常发展着），现代人文学术仍然包含着它们的传统上语义学的和构成性的复杂含混因素，这种古今混杂的特点使得人文学术极难对于解决人类基本精神问题和思想问题提供有效的知识性手段。因此，尽管过去几个世纪来科技工商大为发展，有关人类生存中价值和信仰的问题仍然难以获得有效的解决。我们需要一种更合理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来改进传统的人文学术系统。

在几百年的学科专深化发展之后，人文学术正面临着一个要求彻底调整自身发展方向的全新时代：即强化横向的或跨学科的知识交流活动。如果这一断言正确，此一重大任务正好落在符号学的肩上。“符号学”只是一个名称，它可被用于任何内容。如果我们想要不嫌冗余地用其称呼一种已然正规存在的学科，此一定义即会使其离开上述真正“符号学的”精神；反之，如果我们用其称呼一更具综合性的学术理论认识论、方法论革新的实践集体，那么就可使其与一远为重大的人类精神目标联系起来：在全球化层次上促进人文学术的现代化。符号学作为推动传统人文学术革新的中心力量仍然处于其开始阶段；它并未太老，而是仍然年轻。让我们国际人文学者共同努力，沿着各学科深化和跨学科沟通这两个方向来追求我们的符号学理想主义。

最后，此次成功举行的南京国际符号学大会还包含着一种附加的历史性意义：它是在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文明地区之一举行的，此一地区刚于百年前告别其漫长的封建主义历史，开始了其现代化历程。它极其需要一种新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来进行民族思想的建设。可以说，我们的符号学科学发展事业，对此提供了技术上的可能性。中国符号学事业，通过此次南京国际符号学大会和中国符号学论坛的举行，或将对于新世纪中国人文科学现代化的革新目标，做出积极贡献。

（【补注】此节根据作者在南京大会闭幕式上的英文致词撰写）

【附录】蔡秀枝教授：引介李幼蒸先生的大会发言：‘人本主義倫理學和符號學的未來’

各位尊敬的貴賓：

今天這個場次的第一位演講者為國際符號學學會副會長李幼蒸教授。李幼蒸教授對於符號學在國內與世界華語文區域的引進與推廣，扮演著極其重要、而且不可取代的角色。他所翻譯的作品與著作種類甚多，而其所涵蓋的內容，包含現象學、符號學、結構主義和詮釋學等各方面，讓眾多華語文讀者對西方哲學與文化有進一步理解，同時也引發大家學習與採用符號學作為方法論研究人文科學的風潮。經由他熱誠、奉獻與持續不懈的努力，符號學在華語文地區因而得以風行、同時也豐富了許多積極尋求現代方法，以解決其各自問題的知識份子的心靈。1990年代，深刻考慮到以哲學為中心的基本教義主義的限制性與排他性，李幼蒸教授在學術與公眾閱讀領域內有了第一次的轉向——從哲學轉向更為完整的、立基於機構性泛語意分析、以跨學科為導向的符號學理論。此後，他主張以古典認識論的態度，面對現實的諸多層面，例如：歷史、文化、社會與學術現實，並重返原初符號學實踐對科學與理性的訴求。近年來，持續不斷強化研究實力與批判分析能力，並將之擴展到當代人文科學的許多項目上的李幼蒸教授，開始了他的第二次轉向：此次，是由學術體制內泛語意分析跨步邁向以人為主的倫理學。這個新主張強調知識分子必須了解，他們對增進人類福祉的社會責任，以及他們的探求與立基於以符號學和詮釋學為導向的跨文化歷史理論的新人文倫理學之間的關係。

今天李幼蒸教授將與我們分享他有關新人文倫理學的主張。他的演講題目為：〈人本主義倫理學和符號學的未來〉。歡迎李幼蒸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