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幼蒸：仁学人本主义伦理学与人文科学的符号学方向

——— 论南京“世界符号学大会”的意义

2013-02-03 来源：本站首发 分享  大 小   收藏此文   打印此文

作者：李幼蒸

【网刊作者按语】

本文是根据作者于2012年10月南京第11届国际符号学大会中7日的大会发言（作为10位大会发言者之一）、9号闭幕式上作为国际学会副会长的简短发言（作为若干参与总结发言者之一）、台湾大学外语系蔡秀枝教授7日为我的发言所做的评论员引言（部分内容纳入《江海学刊》编者按内）以及我的一篇相关待发文稿，共同编写而成。本人趁此感谢南京师大外院大会筹备会为我提供了在中国南京面对西方符号学和哲学主流学界学者们发表我的与西方理论主流一系列不一致论点和主张的机会，特别是使我有机会在此国际场合重申中国古典伦理学和西方现代理论相互汇通的新观点。由于这些观点一定是不合西方理论主流方向的因此反而必定会引起他们‘反应’的，所以我特别重视这种“文化冲突”的国际效果。我得以在此场合公开表达不同的学术意见，机会实属难得。当然，我也因此感谢《江海学刊》，特别是赵涛副主编乐于将具有独立学术观点的文章如实发表的雅量。这些独立学术观点的形成当然与我从来没有在中外教育体制内受过人文科学教育的长期自学经历有关。在转发和上贴此文的今日（2013-2-2-）适巧为家父李蒸先生（1895-1975，战前北师大校长和抗战期间西北师范学院创院院长，国共和谈期间国民政府和谈代表之一）逝世38周年忌日。仅以此文表达纪念之意。因为，本文中表达的独立学术观点与本人“文革”结束以前长达近20年的在家自学经历有关，而先父为我此一特殊治学与生存方式提供了当时极为难得的基本生活“资助”。本人六、七十年来也谨遵父教勉可称为不致趋炎附势。父亲死后仅一两年，天下骤变，邓小平的伟大历史功绩首先在于“拨乱反正”，遂开启了全新的中国“新时期”。我们的“符号学”也才有可能进入和发展于中国地区。我个人也才有可能走出国门了解真实的世界，才有可能对人类人文科学面对的共同问题获得较深入的体认，以及对于中华文明在地球村时代的新文化使命获得远远超出海外华人学界的宏观视野。顺祝读者新春愉快！

李幼蒸于旧金山湾区，2013-2-2 。

编者按：由国际符号学学会主办的“第１１届世界符号学大会”２０１２年１０月５－９日在南京师范大学隆重召开，这是世界符号学大会首次移师亚洲。本次大会筹备会顾问、国际符号学学会副会长李幼蒸先生在会上作了主题讲演并致闭幕词。众所周知，李幼蒸先生从事符号学研究凡三十余年，相关著译甚夥，对于符号学在国内及世界华文文化圈的引介与推广，对于加深汉语学界对西方哲学与中西文化的理解与研究，均扮演着不可替代的重要角色。上世纪９０年代以来，在深刻反思以哲学为中心的基本教义主义的限制性与排他性的基础上，李幼蒸先生完成了其学术思想的第一次转向———从哲学转向更为完整的、立基于机构性泛语意分析、以跨学科为导向的符号学理论。近年来，李幼蒸先生将其研究视角扩展到当代人文科学的诸多领域，从而开启了他研究思路的第二次转向：由学术体制内泛语意分析跨步迈向以人为本的伦理学。这种新人本主义伦理学强调知识分子对增进人类福祉的社会责任，试图促成一种历史上有效的主体伦理学的现代化复兴。本文即系李幼蒸先生根据会议讲演稿及闭幕词整理而成，较为全面地反映了他在符号学研究方面的最新主张，阐释了他有关符号学对于推动中国人文科学可能起到的重要作用。我们相信，刊发此文对于推动当代中国符号学研究，对于促进中西文化的对话与交流。均具有一定的借鉴与参考意义。

中国文化思想史现代化时期已历经整整一世纪，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今已达六七十年，世界冷战时期结束、全球化开始也整整二十年了。中国当代史新时期３５年来，各方面发展可谓日新月异。恰恰在此时段中国人文理论学界迎来了中国现代思想学术理论史上的重要事件：在六朝古都南京召开了世界人文理论前沿的国际聚会———第１１届国际符号学大会（ＩＡＳＳ大会）。从世界人文科学界看，大会移师东方—亚洲—中国—金陵，固然是一种西方人文理论思潮的“吾道东矣”，而从中国现代文化史来看，南京大会也成为中国人文学界检讨百年来学术理论现代化发展中的得与失的历史性契机。符号学，不是某种个别人文学科，而是涉及人文科学方方面面的认识论、方法论革新运动之总称。本人自１９７７年夏秋间在刚开放的北京图书馆接触结构主义—符号学思潮以来（参见作者所译现象学家布洛克曼所著《结构主义：莫斯科－布拉格－巴黎》，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０年版），沿此方向逐步拓展国内外学界视域，终于在３５年后，在我６５年前经常逃学进电影院看西部片的南京故地，参加了此一学界盛会。然而对于作者而言，大会并非什么“庆功之会”，而是反思和检讨之机。必须指出的一点是：已然跨入新时期、新世纪、全球化的新中国，在历经百年的学术思想现代化实验之后，已经迈入一个人文学术大方向的分水岭。全球化时代的中国人文学术，不可能、也不应该再消极被动地固守其百年来的学术旧章和千年来的学术旧轨了。新中国的人文科学，有必要，有责任在眼界上超越“黄河时代”的“天下”，而进入“宇宙时代”的“地球村”。然而，这样的与时俱进的学术革新抱负，不仅不是要抛弃历史和传统，反而是要在“更确切的”意义上，在人文学术世界内，促进“古今中外”的有机融合；反而是要大力传承中华古人“大有为于现世”的人本主义故训，以便更有效地推进中国传统学术现代化的事业。

结构的和符号学的思考方式，首先要求我们更精细、更具批评性和自我批评性意识地全面检讨现代化以来世界和中国人文学术的轨迹与前景，努力完成二者“同中之异”和“异中之同”的学术辨析。让我们在本文开端对此举例说明之。

中国文化思想史现代化时期已历经整整一世纪，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今已达六七十年，世界冷战时期结束、全球化开始也整整二十年了。中国当代史新时期３５年来，各方面发展可谓日新月异。恰恰在此时段中国人文理论学界迎来了中国现代思想学术理论史上的重要事件：在六朝古都南京召开了世界人文理论前沿的国际聚会———第１１届国际符号学大会（ＩＡＳＳ大会）。从世界人文科学界看，大会移师东方—亚洲—中国—金陵，固然是一种西方人文理论思潮的“吾道东矣”，而从中国现代文化史来看，南京大会也成为中国人文学界检讨百年来学术理论现代化发展中的得与失的历史性契机。符号学，不是某种个别人文学科，而是涉及人文科学方方面面的认识论、方法论革新运动之总称。本人自１９７７年夏秋间在刚开放的北京图书馆接触结构主义—符号学思潮以来（参见作者所译现象学家布洛克曼所著《结构主义：莫斯科－布拉格－巴黎》，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０年版），沿此方向逐步拓展国内外学界视域，终于在３５年后，在我６５年前经常逃学进电影院看西部片的南京故地，参加了此一学界盛会。然而对于作者而言，大会并非什么“庆功之会”，而是反思和检讨之机。必须指出的一点是：已然跨入新时期、新世纪、全球化的新中国，在历经百年的学术思想现代化实验之后，已经迈入一个人文学术大方向的分水岭。全球化时代的中国人文学术，不可能、也不应该再消极被动地固守其百年来的学术旧章和千年来的学术旧轨了。新中国的人文科学，有必要，有责任在眼界上超越“黄河时代”的“天下”，而进入“宇宙时代”的“地球村”。然而，这样的与时俱进的学术革新抱负，不仅不是要抛弃历史和传统，反而是要在“更确切的”意义上，在人文学术世界内，促进“古今中外”的有机融合；反而是要大力传承中华古人“大有为于现世”的人本主义故训，以便更有效地推进中国传统学术现代化的事业。

结构的和符号学的思考方式，首先要求我们更精细、更具批评性和自我批评性意识地全面检讨现代化以来世界和中国人文学术的轨迹与前景，努力完成二者“同中之异”和“异中之同”的学术辨析。让我们在本文开端对此举例说明之。

区分认真研究西学和盲目追逐西学；

区分认真研究国学和以学术话语实行崇祖拜宗；

区分人本主义仁学和封建主义儒教；

区分作为认识论前沿的符号学和作为哗众取宠之时髦的符号学；

区分为科学真理而治学和为“成家立业”而治学；

区分阳明学的真实“致良知”呼吁和通过煽动阳明学名声以图今人之物利的伪阳明学

此一“似同实异”的“区分”清单当然可以继续扩展下去，而我们举例的目的在于指出，通过符号学认识论、方法论改进人文科学的旨意，非常不同于今日国内外职场上借人文学术谋个人与集体“实惠”的人文学术实践方式。我们是怀着这样的抱负参与推进符号学活动的。在此意义上，我们的理论眼界不仅远远超越了早于我们开始符号学研究的日本、韩国和印度，在某些方面也明显超越了在学术技术性层面上远高于我们的欧美学界。我想在此再次坦率指出，当前学界应该首先有勇气正视百年来中国学术现代化过程中每一阶段的得与失，不要把心思放在为前辈和今人评功摆好的功利主义层面，而应把以往一切学术经验看做是未来追求民族和人类集体学术真理之提升的“阶石”。怀此孔子所教“学为己”的态度，我们必然首先会时时检验自身学养之不足，而不是处处进行自我缺点之弥缝或优点之夸饰。不要忘记一个最近历史事实：８０年代新时期伊始，我们刚刚脱离文化上“一穷二白”的十年，那时全力补课还来不及，哪里能够自诩为“启蒙者先锋”呢？如不识此，自然也就不理解为什么会在以后诸阶段不少学术带头人都有“后继无力”之态了。

背景分析

南京大会，作为符号学历史上第一次举办的真正全球化的国际符号学大会，其主要任务应该是对百年来欧美产生的现代符号学运动的成就和缺点，在扩大的社会文化环境里，进行总结和推断。人所皆知，现代符号学运动最大的成绩是各门各类应用性符号学的丰富成果，这些丰富的符号学技术性分析已经非常具体地深入各个学科，其积累的成果，足以作为各学科新方法论的楷模。

在对符号学进行整体性、一般性、深层性思考时，我们首先面对着如何认识三套相关“研究对象”的任务：

１．百年来，特别是最近四五十年来，一切重要的或影响较大的学术成果；

２．这些重要的研究成果，百年来，在人文社会科学全体的现代化发展中所起到的积极作用是什么？也就是，符号学和人文科学理论的互动关系如何？

３．以上二者是在什么样的社会、文化、学术条件下产生的，也就是，符号学的发生学和运作学的多元制度化环境为何？

我们的研究任务不仅是大家习以为常的“１”，而且要首先将“１”放在“２”的大环境内进行相互比对评估，以确认所谓符号学到底在人类知识领域内产生了什么样的效用。值此符号学百年回顾之时，我们还得进入一个更深的层次：符号学的形成机制和符号学的运作机制。我们要认识到我们自己的“所作所为”是如何形成的，以及如今是如何运作的。换言之，符号学学术在人类社会、文化、历史、学术诸社会性层面的各种“决定性条件”是什么？这就是，不仅要“知其然”，还要进而“知其所以然”。这样的新分析性要求，是在广大非西方符号学地区参加国际符号学对话后所特别应该提出的。这样的多元化“符号学设问方式”首先意味着：我们当前的研究范围并不限制于对世界符号学活动各方面具体内容的梳理和介绍；我们并不把现在世界上“通行的”符号学学术内容当做现成的对象、基础或前提；我们要对“符号学”溯本求源。传统上所谓溯本求源，往往指追溯符号学思想史。这样的历史性溯源学是重要的，但仅相当于自然科学领域内的“科学史研究”。我们提出的两大“溯源学”则是横向的：符号学在人文社会科学大家庭内的地位和作用，以及符号学学术运作的制度性网络分析。

在上述一般思考框架规定后，我们可以马上转入一个符号学界熟悉的主题：今日的和未来的符号学究竟要走单学科路线还是要走跨学科路线？本人参加国际符号学活动三十年来一直提出的一个问题是：如果把符号学经营为一个自成一体的新学科，为其设定范围、方法、理论基础和目的，这是不是在根本地违背现代符号学运动的原初的或根本的精神呢？具有这样的建立“符号学学科”意识的理论家们，还可能进而将此理论具体化为某一哲学学派，从而进一步将符号学在理论的层次上“学科化”，并使其受到传统哲学理论的“决定”或“指导”。当一般符号学理论被“还原为”某一哲学理论后，就相当于将符号学的跨学科理论方向“退回到”传统哲学的单学科方向上去了。这种理论上的“演绎主义”其实正从根本上限制着符号学的创新发展。例如，意大利符号学家艾柯所提出的以“语言哲学”为符号学之理论基础的主张，就是一种科学派的哲学还原论。在欧洲大陆，我们随处可见的将符号学理论和海德格尔哲学“挂靠”的思考方向，则是一种更成问题的“哲学本体论的还原论”。为什么我们的符号学理论家非得要援引哲学本体论或形上学才觉得自己的符号学理论“有深度”呢？至于今日北美流行的认知科学这种“准科学哲学”的符号学还原论，则是另一种理论层次上的简单化思想。但是所有这些哲学的或准哲学的、或某种科学哲学的符号学理论的还原论倾向，都分享着一个共同的思维模式：将符号学视为一自成一体的单独学科。大家却没有想到，这样一种西方思想史上习见的系统演绎论模式，基本上属于“前符号学阶段”的思想方式，此即传统的专科分划方式：理论只能存在于某“专科”内。它还固守着以传统哲学为唯一基础的“古典科学世界”框架，而符号学时代的思想方向正是要改造这个以传统哲学为基础的人文理论世界。

我请大家注意比较一个基本的事实：几百年来，自然科学是怎么进步到今天的地步的？自然科学的发生学始源，同样产生于西方哲学，而近现代自然科学的革命性发展却正是因为它逐步摆脱了、甚至于排除了哲学的“指导”或“控制”才真正成为科学的。今天在自然科学内部连任何古典哲学的影子都找不到，所以它才能日新月异、突飞猛进。

大家注意到，在这次南京国际符号学大会上，我们特别邀请了一些西方哲学专家来，目的是要进一步促进符号学家和哲学家的对话。我们对于传统哲学学科的重视，正像我们对其他传统人文学科的重视一样。哲学当然是人文科学大家庭的一员，甚至于仍然是其“首席成员”，但它不能再被认为是在为各学科提供某种“统一理论基础”的特权成员了。我们邀请专业哲学家来是希望他们对我们的符号学发展事业做出积极贡献，而不是对哲学家本身的学科变革意识怀抱期待。从符号学的跨学科理论建设目标来说，我们必须向一切传统学科的“相关性”（relevant）方面借鉴或学习，特别是向哲学学习。但所学习的是其“一定的相关的理论因素、成分或方面”，而不是学习其基础主义（原教旨主义）或打算采纳其形上学的整体理论系统。因此，从符号学角度看，我们在实践学方面的做法不免有其反讽性：一方面我们反对符号学理论化被简单化地理解为重返某种准哲学基础论，另一方面我们其实也极为担心符号学界的这类准哲学化的做法因其哲学专业深度不够而有可能“作茧自缚”。符号学理论不发达的现状，恰恰暗示着我们还应该大力向各种有用的哲学理论学习，而不可满足于在非属哲学专业的符号学领域内重复哲学界的老生常谈。

为什么百年前现代符号学运动的思维革新预示着“跨学科”方向呢？跨学科的选择，就是学者感觉到现存学科的制度性约制的不合理性，所以一些学术革新家勇于突破这些传统的、历史上积累下来的学科“规章制度”。其“革新方式”或来自其他学科的资源，或针对于本学科的弊端，而二者的努力均可冲击传统学科的固有制度。这种诸个别的思维倾向（当然不限于符号学，而是表现于２０世纪初期的许多学科内，特别是语言学、社会学、心理学、历史学、艺术学）统一地暗示着，传统人文社会学科的分划出现了问题。毫无疑问，近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完全来源于与中世纪不同的近代化学科再分划后所分别实现着的各自专业之深化实践，此一发展当然是在近代自然科学成功发展的影响下完成的。但是现当代学术是不断向前发展的，此发展的“辩证性”表现在专业内深化和专业间渗透的交叉过程。此一近代化人文社会科学新分科局面造成的各专业知识深化的历程，到了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大变动时期，表现出了各学科内部专业深化发展的局限性，而学科间渗透互动的要求普遍增长。其中特别是哲学学科和其他人文学科间的原有支配性关系（在德国古典哲学时期表现得最突出）显示出越来越多的限制性和阻碍性。现代符号学理论的出现正是摆脱西方传统哲学理论支配的后果。

跨学科倾向不断发展，直到上世纪６０年代法国结构主义时期，遂聚积成了一股新的学术思想理论运动。其主要特点就是理论的跨学科性，相对而言，人文学术大幅度地摆脱了传统形上学和本体论理论思维模式的控制。因此从认识论层次上看，法国结构主义时代要比半个世纪前德国精神科学时代包含着更多的理论建设性因素。因为德国精神科学与１９世纪前的各种解释学的努力，都仍然与德国古典哲学及中世纪神学维持着“指导性关系”，仍然拘泥于一种以为“理论化”就是“哲学化”的老观念（我们今日特别推崇的胡塞尔现象学也仍然受到此守旧理论模式的局限）。

哲学中心论和跨学科理论的区别不是什么理论爱好上的问题，而是相关于两个最基本的科学性原则问题：逻辑理性主义和经验现实主义。自然科学的发展与成功完全表现在对此两个基本最高原则的尊重上。而我们的人文科学，号称科学，却不打算尊重这两个科学原则。这就是我们的认识论误区之所在。我们对符号学学术的评估不根据最高原则，于是就只能根据其学术界的“表现”，也就是功利主义地考察其学术界的影响力。结果人们最后就根据任一学术在历史上影响力的大小来评判其好坏高低。现在，按照学术制度性分析法，我们需要首先研究学术“影响力”的形成机制：即影响力是如何形成的。我们要根据对影响力形成的因果性认识再来重新评估产生过影响力的过往学术之学术价值或科学价值究竟何在。然而遗憾的是，我们的符号学界很少进行这样的研究，我们往往只是直接根据现存影响力的实情来对学术之高低进行估价，并据此来决定我们的学术方向和内容选择。我想指出，这样的实用主义学术质量判断态度，今后必须让位于真正的学术性价值标准。对于国际符号学的发展应该持此态度，对于非西方的、特别是中国的符号学发展，也必须持此态度。如果我们仅按照留学生阶段的学人在海外直接获得的有关学术“当前影响力大小”的实用性知识来进行模仿和引介，我们的符号学研究就将成为没有任何价值的肤浅语言游戏了。

为什么明明是人文科学界的活动，却不按照纯粹学术性标准（逻辑理性和客观现实）作为学术批判标准，而要按照学术职场上的影响力“效果”来加以衡量呢？为什么学者以及学术理论家们不独立地坚持科学真理标准，却要跟随学界影响力风气和风向而忽左忽右呢？具体说，为什么现代符号学史上许多开创性的符号学理论家们能够由于坚持科学的理性标准而进行了革新性的理论突破，今日我们却在西方甚少看到这样具有创造性的思考和研究方式再次发生了呢？时代变了。近二三十年来，全球商业化已经无所不及，此种文化在人文学术界落实在职业竞争的制度化层面。学者在职场高度商业制度化格局下，求职业成功的意识远大于求真理的意识。而此成功是由职业市场化机制决定的。学术的“成功”自然相当于学术市场影响力的大小。于是在成功和影响力之间就形成了“决定论关系”。为什么哲学基础主义又回到了跨学科方向的符号学界呢？因为“理论化”表现今日必须纳入学术影响力增加的机制内加以考虑。实际上，“理论”不再直接与科学性原则挂钩，而主要与其市场影响力的实用学效能挂钩，以至于理论层次往往只相当于一种宣传性装饰，其宣传力又自然地直接与所宣传的“理论”本身原有的市场影响力大小挂钩。在此情况下，传统哲学性理论于是最适合发挥这样的作用，因为按照传统的人文科学格局，哲学的多方面的理论触动力仍然最大。在２０世纪人文科学思想家中仍然以著名哲学家的名气最大。因此，不言而喻，哲学是符号学理论装饰品的最佳选项。又由于非理性主义或虚无主义的哲学的“修辞学话语”之“鼓动力”最大，自然也就最为有实用主义偏好的符号学家们所喜爱。哲学就因为它可以增加某一符号学理论的影响力，遂成为诱使符号学理论思考脱离跨学科方向的直接因素（艾柯将符号学理论最后安置在语言哲学之上，就是这类肤浅理论思维的典型表现）。另一方面，采取求成原则的当代功利主义符号学学者们，由于职业化功利主义的单学科导向，对于其他学科的相关知识理论反而缺乏深入了解和掌握，因此也难以具备识悟和掌握时代所需要的综合性多学科理论的知识论背景。相比之下，向某单一哲学思想靠拢当然比对多学科不同理论资源间进行综合性比较认知和分析要容易得多了。在此，所谓容易和不容易，已经不是一个个人勤奋与否的问题，而是直接与学者的职业竞争性条件相关了：他必须考虑“多快好省”的学术理论化实践之捷径，并期待此捷径可在职业市场上立竿见影地赢得当前影响力，以便马上将其记录到个人学术功劳簿上。结果，符号学的建设不再是根据科学理念的需要而加以改造，而是根据市场竞争求胜的需要而加以安排了。于是我们看到欧美２０年来层出不穷的“符号学学科化”的努力。但是也恰恰在这２０年里，我们的符号学理论建树比起以往几十年来，几乎乏善可陈。因为这样的相对于学术市场竞争的“应战体制”，不可能导致真正有价值的学术理论的出现。遗憾的是，西方的学界个人主义传统使得学者们极难承认自身学术的缺点，他们均以职场认可的成就夸示于人，并通过职业性宣传将其成就扩及传媒世界（此一商业化学人风格，通过留学生制度，自然也传布于非西方国家）。单学科发展战略还具有另一层本位主义的保护作用：这样就创造了一个实用主义的“符号学大家庭”。大家都在此“自足性”领域内进行集体的学术影响力宣传工作。符号学就成为了大家在职业上集体谋本身利益的工具。这个工具的效能当然以是否有助于职业上之获利为最终判准。

上述商业化功利主义已经成为今日西方人文科学领域的普遍倾向。因为西方人文学界完全以其当前职场内的效能以及现行学术成果为标准，把他们当前进行的有效工作内容当成了正当工作基础，却很少批评性地、反思性地对自己当前所作所为加以彻底性检讨，所以他们的确也不知道自己的问题究竟在哪里？２０世纪西方人文学术史，特别是２０世纪西方哲学史，已足以使我们认识到，西方哲学的各时代之“流行”是多么靠不住的东西。其中一些重要的时髦哲学后来被证明为靠不住的东西！然而，职业功利主义可能对此完全忽略，它只关注于一时性“流行”本身是什么，并将其作为“永恒性文物”加以保管和功利主义地利用。请问，在西方自然科学界有这种情况吗？为什么自然科学，作为科学，不关注“流行”，只关注真正的科学价值，而人文科学却要以“市场化流行”为依据？如此，我们人文科学还叫“科学”吗？当后现代主义蔓延后，最为流行的干脆就是非理性主义。于是“人文科学”的科学性正在遭受到最严重的反科学力量的冲击。我认为，我们中国的未来人文科学不应该同样地欢迎这种反科学的力量来压制中国新人文科学建设中的科学性发展。

跨学科方法论的一个更高的目的还在于对前述科学理性两大原则———逻辑性和现实性———进行深层次把握，进一步丰富此两原则之构成。理性的最高齐一性原则还须下辖若干次级运作性理性原则，这也是理性的多元化表现。因此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在最高的理性原则上固然应该一致，但在结合不同对象领域时其次级运作性原则当然应该不一样。这就是我们也同样不应该采取自然科学式的次级理性原则来指导人文科学高端认识论、方法论方向之理由。逻辑实证主义的错误正在于此。考虑到中国的传统文化学术的现代化研究领域时，此一次级运作性理性原则就更须加以创造性地重新规定了。正是在此领域，真正恰当重组的符号学工具，将起到任何西方理论所无法起到的作用。我们无法在此进一步讨论我所理解的符号学理论和今日国际符号学界不少人主张的符号学理论的差别究竟何在。但应该指出：符号学理论不能相当于任何具体个人、个别理论体系的现成主张内容本身，甚至于包括那些最成功的符号学理论家的思想。一切符号学相关的理论成就都相当于我们的“理论材料”，即我们借以进行理论创造的资源，但不是现成的工作模式和程序。我们应该从古今中外一切思想理论的成果中发现“符号学上有效的”“理论方面”或“理论要素”。因此“符号学”不妨看做是某种“虚态的”理论策略系列之总称。我们关于符号学是研究普遍语义学和普遍交流学的定义，应该扩大为人文科学话语内的一切“语义表达和交流的形成和运作机制网”之代称，也可以说是一种“语义生产制度学分析”之总称。这样，至少我们应该放弃符号学是关于“记号”或“符号”的研究这样的狭隘定义，因此特别要和那种简单化地要把现代符号学和传统记号史联系起来的做法。不过，我们的广义符号学定义，却是限制于人文科学大家庭之内的。符号学与人文科学根本上就是难解难分，根本上就是一回事！符号学是为了促进人文科学的全面真正科学化发展而来的，我们今后的符号学研究必须牢牢扣紧这种内在的联系性，二者不可分离。

不难看出，以上种种不同于今日西方符号学主流的观点，要求对于符号学职场制度化的一种反制态度，一种对学者扩大和提升其知识论准备的特殊要求。这样的要求直接相关于学者的治学态度，对于中国符号学的未来发展来说尤其如此。中国符号学理论界有必要面对（西方学者大概不会如此面对）三大任务：

１．对于现代西方人文科学各学科的理论知识，要有全局性的认识；

２．根据现代符号学理论的发展强化对西方人文科学各学科的跨学科理论互动关系的了解（学际关系学）；

３．根据以上知识重新组织再认识中国传统学术的知识系统，并努力促使其和西方文明与其他非西方文明的人文学术相互沟通。

１．对于现代西方人文科学各学科的理论知识，要有全局性的认识；

２．根据现代符号学理论的发展强化对西方人文科学各学科的跨学科理论互动关系的了解（学际关系学）；

３．根据以上知识重新组织再认识中国传统学术的知识系统，并努力促使其和西方文明与其他非西方文明的人文学术相互沟通。

这样繁重的任务要求学者大大提升主体的伦理意志力，首先要抵制现当代西方虚无主义哲学对伦理意志力的侵蚀。我们正在倡导的中国仁学阳明学的实践伦理意志学，就是此一要求的具体步骤之一。

（仁学）人本主义伦理学和符号学的未来

众所周知，在各种具体人文学术领域内，当代一切应用符号学已然取得了显著成就，这是我们可以毫无异议地继续加以推广的符号学工具。在符号学领域内至今仍然成为问题的是所谓“一般符号学”或“符号学理论”。为什么一般符号学对于我们始终是具有重要性的问题，至少有两个方面的原因。首先，一切现代符号学实践都或者相关于哲学理论或者相关于语言学理论；其次，当前符号学的思维方式相关于人文科学的全局。换言之，考虑到其起源和未来的发展，符号学的问题是与一种更具一般性的理论背景相联系的，后者又直接规定着其“身份”和前景。这就是何以一般符号学在过去几十年中始终是国际符号学活动中的中心议题的理由；而且，其重要性还基于这样的事实：在ＩＡＳＳ的学术经验中，也一直存在着许多不同的一般符号学理论方向，此种基本理论的分歧性要求我们对其进行不断的澄清。此外，当ＩＡＳＳ的活动扩展到非欧美地区后，特别是当其扩展到中华文明地域后，一般符号学的身份问题甚至于变得更具有重要性和挑战性，因为这些问题直接相关于中国传统人文学术的现代化发展方向，后者又直接相关于中国学界如何深入理解当前西方人文科学理论情境的问题。

我们在此节中试图根据当前中国思想学术的现状和历史背景继续讨论若干关键性问题。大致来说，包括三个部分：Ａ，对一般符号学的再定义问题；Ｂ，保卫科学理性的问题；Ｃ，面对全球商业化、职业化局势论述重建伦理学主体性的必要性问题。

Ａ．关于符号学的新概念：学术全球化时代的符号学和符号学成分

符号学的本质在于从不同的现代学科中寻索更适当的、相对独立的理论因素并令它们在诸特殊设计的研究项目中重新加以组配。这就是跨学科方法论的形式。跨学科方向的本质就是科学化的方向；它类似于我们在自然科学的发展中看到的情况。

内部深化和诸学科间的横向沟通这两种策略的结果。人文学术中类似的科学性进步首先也是通过打破传统学术系统内的藩篱加以实现的，此系统长期以来都是通过传统哲学式理论加以控导的。不难理解，当世界上不同的人文学术传统相互交融时，此一跨学科实践的必要性即会成倍地丰富化，跨文化符号学的产生就是这一趋向的典型表现。因此我们说，当前跨文化符号学开始了现代符号学运动的新时代。此外，在现代西方社会人文科学世界内，过去几十年来，我们也看到了空前发展的跨学科学术实践趋向，其典型表现就是当代结构主义运动。这两种不同的人文学术跨学科趋向的强化，已经改变了当前全球化符号学的图景。首先，基本改变了的符号学情境迫使我们有必要重新定义符号学学术，此一事实一方面阻止着当前符号学在职业化竞争条件下倒退至单学科的发展方向，另一方面也阻止着符号学重新需求某种哲学理论作为符号学的理论基础。此两种逆反性的符号学活动的直接结果，似乎均内在地倾向于导致符号学坚守着实际上过时的、僵化的传统符号学定义：符号学是关于记号或符号的研究，对此前节已经提到。实际上，当前符号学实践的多方面演变已经使其不再能符合此一基于语言学和记号历史学的符号学定义了。今日的符号学理论的前沿发展使我们认识到：符号学是有关一般“语义学生产”和“交流学生产”的形成、运作和实行的、被制度化的（institutionalized）和使制度化的（institutionalizing）综合机制研究。此一符号学定义的更新企图，反映了本世纪全球化人文科学的一般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发展现实。换言之，符号学实践应该肯定地被看做是世界上全体人文科学事业的组成部分。正是因为二者之间具有此种内在必然的联系，符号学今日才可能具有如此重大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意义。因此，符号学实践意味着人文科学的科学现代化历程中的一个划时代的转折点。这也是我们大家不远万里来到金陵古城进行学术讨论的原因所在：我们要处理的是现代符号学运动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这样的大方向问题。

按照此一更具灵活性的符号学新定义，符号学包含着两个不同的层面：一个是更为具体性的、策术性的、方法论的、运作性的程序，这正是今日在各应用符号学内广泛使用的各种符号学分析法；而另一个是更为一般性的、抽象性的、认识论的、策略性的模式，后者相连于人文科学的全体情境，既包括西方的也包括东方的人文学术传统。

Ｂ．保卫理性：后现代主义是全球商业化时代的典型哲学观

上述符号学的新科学任务首先要求在其理论实践中维持和强化一种充分的理性精神。当前符号学运动的第一原则就是保卫理性精神，此一理性精神今日应该理解为在跨学科、跨文化学术实践方向上变化了的学术世界内所体现的一种多层次、多维度的理性系统，而不应再习惯性地理解为传统的、简单化的、自然科学式的单维理性模式。换言之，对于科学理性的不断强化的要求应该在区分高端理论层次和学术职场内应用性理论层次的框架内加以实现。就此符号学更新的任务而言，我们不应局限于当前符号学理论职业化模式内所实行的运作方式———如果后者已经表明在促进我们真正的科学研究项目方面较不具有创造性的话。我们甚至于应该认识到，当前跨学科、跨文化的符号学学术使我们有可能根据人类全部思想史资源所建立的新型理性原则来重新组织我们的符号学策略学。

在人类历史上，两千多年前出现过两次不同重大理性根源：前基督教的希腊人本理性主义和前儒教的先秦人本理性主义。希腊理性主义体现于其逻辑性思维方式，先秦理性主义体现于其人本主义的伦理学经验主义。前者后来转化为不同的阶段，包括其近代西方科技文明类型；后者尽管具有复杂的历史变形，却始终“曲线地”表现在其丰富持久的文化史中。理性的基本特点即其科学性，此科学性包含着原始理性精神的两个必要的组成部分：逻辑性思维和经验性现实。这两种因素，大致来说，一直包含在西方科学实践之中。当我们说符号学是一门科学时，也自然应该以此两种基本理性因素为基础并据之加以检验。我们在今日检验、反思、再建合乎时代发展要求的新符号学理性时，应该勇于超越百年来积累的符号学实践惯例而上溯至理性主义之原始型态，并据以重新组配我们的新符号学理性型态之前提和基础。换言之，我们不应该机械主义地、功利主义地拘束于现成流行的诸符号学学派。为此，让我在此列举四种人类理性精神的最高历史型态：

１．归纳经验主义和实践理性原则，主要体现于近现代英国思想史；

２．演绎逻辑和认知系统化原则，主要体现于近现代德国思想史；

３．社会与文化层面的实证主义，主要体现于近现代法国思想史；

４．人本经验主义伦理学精神，主要体现于中国古今文化思想史。

以上前三种理性原则均不同程度地溯源于古希腊罗马思想传统，其近现代历史表现即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第四种理性原则来自中华古老文明传统，而且它在今日显示了一种奇特的“现代性”：此东方古老的理性伦理学传统可以并必须与前三种理性原则相结合，以形成更完全的人类人文社会科学理性运作的基础。换言之，以上四种理性原则可以成为符号学和人文科学理论的现代化发展的指导原则。质言之，人本主义伦理学为人文科学理论提供了一种经验性的和真正伦理学的理性精神。此种经验主义导向的人本主义伦理学，先天地不具有任何超越论因素，足以充分地与各种科学理性运作相协调，并为各种科学理性实践提供人本主义价值学的伦理学大方向。当然，这些理性原则本身不应该与表现于其中的具体历史内容相混淆。今日我们更应该按照更适切的学术实践智慧，选择性地、辩证组配地有效运用这些相互关联的理性原则，以使其具有充分的科学实践力。例如，在哲学作为一个职业整体内，其不同的部门包含有各种有用的理性因素；哲学作为一个传统学术制度机构和其所包含的各种科学性因素二者是不同的学术性存在。如果说，符号学理论的“对立面”是“哲学理论”时，我们所说的“哲学”是指哲学学术传统整体及其各学派的制度性整体，而绝对不是指其所包含的各种重要的科学理论性因素本身。符号学理论和哲学理论的辩证关系，几乎是未来符号学理论发展的关键所在。不言而喻，符号学对于哲学传统的最大警惕性表现在哲学的形上学和形上本体论部分。我们始终需要注意一个极其重要的事实：前节已述，自然科学的顺利发展首先表现在其彻底排除了传统哲学的形上学和本体论教条的努力上。我们或者可以这样说，我们应该将包含在哲学学术中的科学理性因素和植根于传统学术框架的哲学制度化格局加以区分。按此，我们必然将今日西方人文学界内各种后现代主义的本体论修辞学从科学理性方向的符号学实践中加以排除。顺便指出，任何后现代主义的虚无主义或极端相对主义实已成为中国新时期人文科学现代化前进的主要理论性障碍。

如果选择性地运用上述四种理性原则作为我们的人文科学实践基础，我们就更能够保证符号学和人文科学的现代化学术实践的理性大方向。于是，人文科学及其组成部分的符号学，即可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在理性大方向上相互一致，因为它们均采取了类似的最高理性原则，并均以世俗化世界现实和经验主义逻辑为基础。科学性实践的本质即是朝向现实和逻辑。如果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不允许任何超越性因素进入其组成内容，人文科学也应该同样采取此种态度，因为只有采取这种现实主义的理性态度，人文科学的学术实践才能够发挥效用。难道人文科学可满足于自身长期无效用而只听任自身颇有效用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势力之左右吗？当德里达反对“人文科学”概念本身时，他实际上就是在反对科学精神本身；他想通过使人文学术“艺术化”以彻底颠覆人文学术的理性主义，从而使“人文科学”永远不成其为科学，并因此而使其不具有任何思想的和实践的力量。

符号学和人文科学的理性主义现代化的主要障碍存在于两大思想根源内：存在论的虚无主义和窄化的科学主义。前者倾向于使符号学看起来像是艺术性游戏，而后者倾向于使符号学失去其真正恰当的人文理性因素。简言之，后者机械性地按照自然科学的模型来构想符号学问题。二者以不同的方式损及符号学和人文科学的真实的理性。结果，客观地说，二者所反映的思想倾向均可服务于全球化的商业技术化势力。

Ｃ．为主体性辩护：在人文科学世界重建伦理学主体性的逻辑必要性

以上Ａ段和Ｂ段的讨论都有关于重新认识符号学实践的身份和性质方面，而本段Ｃ则是关于一种符号学的实践论的，即如何组织我们的学术性努力以实现上述理性任务？全球化的技术商业化世界的当前条件是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正常发展相一致的，却与人文科学的理性化目标具有本质上的歧异性，而符号学正是人文科学自我改进的主要武器之一。在此完全商业化的世界里，一切学术性职业都不得不遵从市场化统治的规则。因此，人文科学学者和符号学家们，生存于这样的职业化世界内，自然倾向于放弃传统哲学的追求客观真理的人生观，取而代之的是追求纯粹职业性成功或物质性利得。此种在社会层面客观上固定的倾向，是在结构上违背人文科学理性化发展的科学性目标的。因为科学实践正意味着追求客观真理目标。这是我们对当前符号学运动进行认识论反思的另一个侧面。人文学者生存于不同的人生哲学之间的冲突性张力中：究竟是为追求真理而治学还是为了追求名利而治学？另一方面，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当代西方哲学潮流的共同特征是摆脱或瓦解主观性理论和主体伦理学。在当前技术性支配的社会逻辑的压力下存在的理性的和非理性的思想方式，却都采取着相同的反主体性的认识论立场。反之，按照人本主义伦理学，如无主体性自足域的存在，失去主体意志力的学者就必然失去独立的价值学选择能力。此外，同样按照人本主义伦理学认识论，主体伦理学层面和社会客观性道德层面分别属于不同的理论性和实践性领域。简言之，在伦理学中存在三种不同的范畴：个人幸福问题，人际间公平正义问题，以及对待前二者的主体个人的态度学问题。后者正是属于主体性伦理学范畴的。因此，从逻辑上说，我们不可能排除作为一种“态度伦理学”的主体伦理学。中国历史上的人本主义伦理学，在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地创生了和保持着一种主体伦理学的实践论智慧，此一东方历史性、民族精神性的智慧学，于此人类新世纪伊始，竟然突现于人类人文科学现代化改造的普适性重任之中。人文科学的现代化学术实践首先需要学者本身的一种主体态度学革新，因此需要一种主体性伦理学，以提供学者一种足以独立掌控其学术方向的主体伦理意志力。

海德格尔，作为上世纪首屈一指的人类理性之敌，毕生怀抱着摧毁胡塞尔理性主义现象学的野心。令人遗憾的是，如此众多的西方现象学的哲学家们会被其本体论修辞学所误导。更有甚者，竟连许多胡塞尔学专家们也倾向于忽略了胡塞尔学内含的主体性伦理学意义。事实上，胡塞尔在还未达到其最后伦理学阶段时曾经提前企图为伦理学提供一坚实的逻辑学基础。尽管胡塞尔对于历史现实、政治现实、甚至于社会道德现实都还欠缺有效的体察，却已准确地认识到没有坚实的主体性意志，伦理学就不可能成立。

有趣的是，在古老的中国历史上出现过一种另类的伦理学主体性“理论”，一种直观的和实践的“理论”，此即阳明心学，其基础根源于前述中国先秦人本主义孔孟伦理学。按此学说，伦理行动的真实动力，存在于人心的真实觉醒或一种伦理性意识之“触发”（Affektion），而并非来自纯理智性知识的实践。换言之，王阳明心学确实探讨着如何可以形成一种真正有效的主体性，它足以实现独立的伦理性选择；换言之，按照此心学，没有此具意志力生产性的活生生的主体性，伦理学实践是不可能发生的。顺便指出，西方学界信奉的古典理性主义伦理学信条———如康德的“绝对命令观”，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都是不可能成立的。按照中国仁学人本主义伦理学，只有少数人才可能实行真正的伦理性选择（“好仁者稀”），而多数人的道德行为都只能是通过外在政治、法律、社会等条件才能够维持的。而这些能够在人文学术领域达到伦理学理想主义的学者们，岂非正是今日我们所期待于人文科学的？主体伦理学不再能被设想为应用于社会大众层面，却是必须被设想为应该实行于人文科学理论层面。可以说，今日没有此种主体伦理学，就没有人文科学理论的真正科学化的发展。的确，在人文科学理论内部不存在客观的真理标准，但在学者主体内肯定存在有对待科学真理的态度学的客观标准。如果人文学者偏好于职业性成功而视人文学术真理的探求为可有可无，他当然也就甘愿于受到社会市场竞争化机制的控制，满足于成为一名成功的“商人化学者”。

胡塞尔和王阳明，根据不同的思想路径，均追求着真正有效的伦理学主体性。此种主体性方向的伦理学，在今日学术职业化、商业化大潮下，似乎正辩证地恢复着其传统的精神力量。此一态势的动力不是来自西方学者们简单化的社会改进愿望中，而是相当逻辑性地来自人文科学理论科学化改进的客观必要性中。此种伦理学的必要性，由于直接相关于全球化时代人类人文科学理论重建的必要性，从而使其具有了一种实践学的科学性。此种伦理学要求今日更突出地表现于符号学运动之内。学者为什么而治学？为集体真理还是为个人名利？

按照“重读胡塞尔”的口号，我们企图强化胡塞尔学的主体性探讨，通过跨学科的符号学认识论来排除形上学、本体论的教条主义；按照“重读王阳明”的口号，我们企图通过在符号学—解释学中排除儒教主义的社会性的和学术性的封建意识形态，以促进一种历史上有效的主体伦理学的现代化复兴。有趣的是，正是当前符号学认识论迫使我们将人文科学和主体伦理学联系了起来。

对中国符号学未来发展的期望

从技术上说，中国符号学研究与许多其他国家的符号学研究相比还很薄弱。但是我们可以实事求是地预期，中国在不久的将来必将成为最重要的符号学大国之一。在其他许多国家，符号学仍然相当于某单一的学科，而在中国，从理念上说，符号学将扩及和深入一切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包括古今中外学术各领域。

符号学世界在两个运作层面上由两种思想力量组成：种种学科内的策术性程序和跨学科的策略性程序。此种学术性混合的存在一方面是符号学实践所要求的一种自然现象，另一方面也成为符号学活动内部学术性分歧的根源之一。此种符号学倾向，因为当前不断增加的职业化竞争和制度化发展，近来有进一步强化的迹象。这种新的“学术学”的社会情境，进一步迫使我们重新考虑符号学的本质问题，即：今日为什么要有符号学？如果，在对其主题范围加以窄化之后将符号学变成众多学科之一，这只不过相当于学科名目上的更换而已。例如，如果我们今日把认知科学当成符号学“本身”的组成部分，这正相当于我们在现代符号学历史上一向对语言学和逻辑学所做的那样；我们可能面临着某种范畴学的混乱。是的，所有这些科学学科本身都是重要的、并可成为现代符号学世界的组成部分之一，这意味着它们的专门知识在上述策术学层次上均可成为众多符号学研究项目中有用的工具之一。然而这些有用的相关学科本身，本来就是常规学科世界内的独立成员，它们并不一定要求“加入”符号学大家庭内的学术项目。如果将这些自身组织完备的学科称作符号学世界的主要部分，反而有可能促成符号学内单学科中心主义的发展，也就是会倾向于以其单学科方向控导符号学内各种跨学科的研究项目。此处所谈种种并非要贬低这些符号学相关独立学科本身的学术重要性，而是关注于符号学运作中的不同策术学之间的策略性安排合理性的问题。显然，上述学术运作二分法中的策略性部分主要相关于那些本身特别要求跨学科处理的传统人文学领域，特别是非西方的传统人文学，因此这类学科类别含混性将会因此而造成更消极的学术后果。传统人文学术，由于其构成上较少具有科学性而成为今日符号学研究的主要对象。归根结底，符号学实践的目的正在于澄清语义学的和构成的含混性。因此，不言而喻，当前符号学实践的中心任务即在于处理与跨学科探讨有关的项目。后者特别为传统人文学术的现代化目标所要求，例如哲学、历史、文学、艺术和宗教。不同于上述现代化的科学学科（如逻辑学、语言学、认知科学等，它们肯定在各自固定的渠道内正常发展着），现代人文学术仍然包含着它们的传统语义学的和构成性的复杂含混因素，这种古今混杂的特点使得人文学术极难对解决人类基本精神问题和思想问题提供有效的知识性手段。因此，尽管过去几个世纪以来科技工商大为发展，有关人类生存中价值和信仰的问题仍然难以获得有效的解决。我们需要一种更合理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来改进传统的人文学术系统。

在几百年的学科专深化发展之后，人文学术正面临着一个要求彻底调整自身发展方向的全新时代：即强化横向的或跨学科的知识交流活动。如果这一断言正确，此一重大任务正好落在符号学的肩上。“符号学”只是一个名称，它可被用于任何内容。如果我们不嫌冗余地用其称呼一种已然正规存在的学科，此一定义即会使其离开上述真正“符号学的”精神；反之，如果我们用其称呼一更具综合性的学术理论认识论、方法论革新的实践集体，那么就可使其与一远为重大的人类精神目标联系起来：在全球化层次上促进人文学术的现代化。符号学作为推动传统人文学术革新的中心力量仍然处于开始阶段；它并未太老，而是仍然年轻。让我们国际人文学者共同努力，沿着各学科深化和跨学科沟通这两个方向来追求我们的符号学理想主义。

最后，此次成功举行的南京国际符号学大会还包含着一种附加的历史性意义：它是在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文明地区之一举行的，此一地区刚于百年前告别漫长的封建主义历史，开始了现代化历程。它极其需要一种新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来进行民族思想的建设。可以说，我们的符号学科学发展事业，对此提供了技术上的可能性。中国符号学事业，通过此次南京国际符号学大会和中国符号学论坛的举行，或将对于新世纪中国人文科学现代化的革新目标，做出积极的贡献。

作者简介：李幼蒸，１９３６年生，旅美学者，国际符号学学会（ＩＡＳＳ）副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文明比较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责任编辑：赵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