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罗兰巴尔特的实证虚无主义美学观

      作者网刊前记

作者曾应邀为当时正在更名和改制的《中文自学指导》刊物撰写“漫谈中文系和符号学”一文，以为符号学方法“鼓吹”。不久后知更名后的《现代中文学刊》成立， 并愿刊载本人为将出版的罗兰巴尔特最后遗著《小说的准备》所写的译后论文：“论罗兰巴尔特的实证虚无主义美学观”。本人特此增加“按语”，以提示符号学和 中国文学的可能关系，也有联系于前刊该文之意。如果《现代中文学刊》是《中文自学指导》的扩大和深化，应该对符号学文艺理论继续保持兴趣。非常遗憾，新编 辑部和前编辑部的学术趣味似乎发生了变化，不料竟然把我的“按语”取消未刊。如此短短按语，多少有助于读者了解来龙去脉，却被删除了。我当虽不必认为其中 有什么特殊原因，却可以由此“小节”（读者切记：琐细往往隐藏着重要的解释学信息）显示新编辑部对符号学的态度与前编辑部颇有不同。同一个系内，同仁之间 见解的不同倒也自然。但是，新编辑部的意思倒像是要特别排除读者对符号学的注意似的，这就和前编辑部在刊物头条发我文以突显符号学的重要性的态度不大一样 了。同时，我惊奇地发现，新编辑部采取“国际路线”，似乎有意把一份中国文学刊物办成国际性的，也就是汉学性的。而众所周知，国际汉学对于新知新学兴趣素 来不大。作为符号学的推动者，我对此不免遗憾。上月在西班牙国际符号学大会上刚刚通过：将下届第11届 国际符号学大会安排在中国南京举办。（本人将撰文分析此重大学术事件的意义）现在，在网上刊发此文时，我把《现代中文学刊》删除的“按语”也发表于此，希 望读者参照“漫谈中文系和符号学”一文，以关注符号学和中国文学理论研究之间的重要联系潜力。当然也再次推荐文学研究读者关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罗兰巴尔特文集》翻译系列。（2009，10，31）

                                     作者按语

                     (为《现代中文学刊》创刊号刊载本文所写)

本文是作者在翻译已故法国文学理论家罗兰·巴尔特遗著《小说的准备》（收入《罗兰·巴尔特文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将 出）一书后撰写的一篇评论，作为该书的“附论”将随译著发表。现在承蒙编辑部同意，先行发表于首期《现代中文学刊》，我这位（原著）译者和（评论）作者， 感谢刊载之余，也觉得别有一番意义。因为，这可被视为中国文学研究和当代西方文学理论之间开展深入对话的一个契机。作为一向促进学际、族际学术交流、以及 长期推介罗兰·巴 尔特学术的我本人来说，本文的发表本来也属自然之事。而其特殊性在于：在本文中，作为文学典型形态的“小说”，同为原著和本人译评的主题，因此特别值得中 国小说文学研究者的关注。也许，由于此一中外古今主题的交叉，可以为现代中国文学研究提供某种较新的理论分析视角。现代国外文学和小说理论的引进，首先会 有助于我们更清晰地设定所思考和研究的课题，特别是对“小说”这样的至关重要的现代中国文化现象来说，合理研究课题的设定，才是首要的任务。首先，在建设 新时期中国文学科学过程中，我们要先区分文学研究的两大类型：文学现象整体的客观研究（回答“文学”是什么，如何运作，及其社会文化意义效果是什么等一般 性课题），以及借助文学表达手段传达特定思想的实用学（如何将既定思想与对其进行表达的文学工具有效结合的“策略性、技术性”问题）。简言之，不妨说，前 者是文学的“科学学”，后者是文学的“应用学”，二者的性质和功用完全不同。新时期30年 是中国文学科学知识扩大和深化的时期。与此同时，小说写作仍然是中国社会文化和文学艺术生活中的主导形态。但是，对于“小说文学”研究门类而言，它也可以 成为前述两类不同文学研究的某种“交汇场”：也就是，小说形态功能研究和小说表达思想之间的互动关系领域。这样我们就有了三类文学研究：文学科学分析，创 作实践分析，以及作为“第三研究形态”的前二者之间的互动研究。本文涉及的原著主题，恰恰正是当代西方社会内出现的这类综合性文学研究：文学结构和文学思 想的互动关系研究。“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希望有兴趣的读者，在该书出版后可以从比较文学理论角度，对此课题进一步加以读解和分析。关于原著作者的背 景，本文作者和许多国内研究者已有不少介绍。我也推荐读者参考我为该文集撰写的“总序”和“附论”。对于我们此处提到的文学研究类别来说，罗兰·巴尔特兼具的文学理论家和文论作家的双重身份，使其特别适于处理“科学”和“创作”之间互动关系的课题，包括其中所涉及的各种错综复杂问题和内外矛盾。中国百年来的现代小说史，也就可以成为从上述三个角度重新加以研究和分析的对象了。

                      《小说的准备》译者序论：罗兰·巴尔特的虚无论美学观

 无论从作者 的 全 部 作 品 来 看 还 是 从 三 卷 讲 演 集 整体来 看 ， 本书都 具 有 其 多 方 面 的 “ 特 色 ”。 首 先 ， 本 讲 演 集表 现 出一种 客 观 分析 和 主 观表 现  交 织 融 合 的特殊 写 作 风 格 ： 他 人 文学 作 品 （ 小 说， 诗 歌 ）  的 分 析  和 自 身 的 文 学 观 念  之 间的互动与 交 融 ； 对他 人 写 作 准 备 过 程 的 分 析 和 自 身 写 作 意 向的 表 现 之 间的叠 合。 最后岁月里， 特 别 是 母 亲 去 逝 后，   作 者 在 本 讲 和 其 他 场 合 一 再 表 达 的 小 说 写 作 意 愿 和 准 备 ， 与 本 讲 结 束 时 以 半 抱 歉、 半 幽 默 方 式 宣 告 的 “ 帽 子 里 拿 不 出 作 品 来 ” 的“ 结 束 语 ”， 何 者 为 实 何 者 为 虚 ， 似乎留 下 了 难解 之 谜 。 此 一 “ 结 束 语 ”中 的 “ 结 束 ” ， 不 仅 是指  本 讲 演的 结 束 ， 法 兰 西 学 院 讲 演 任 务 的 结 束 ， 毕 生 写 作 生涯 的 结 束 ， 甚 至 于 也 是 自 身 生 命 的 结 束 。 《小说的准备》讲演结束后两 天  ， 罗 兰·巴 尔 特 即跨 进 了 死 亡 之 门 。      

 巴尔特在 当 代 西 方 文 学 界和文学 理 论  界  ，  不 仅 提 出 了 一 种 “ 中 性 理论观 ”， 而且 提出了一种 最 具 彻 底 性 、 一 贯 性 、 “ 逻 辑 性 ”的 中 性 伦理观 。 除 了 读 者 从 其 大 量 作 品 和 讲 演 集 中 了解 的 巴 尔 特 中 性 观的 种 种 内 涵  外 ， 还 可 感 受 到 其 毕 生 “中 性实践 立场 ”中 潜存的 一 种 “ 中 性 人生观 ” 意 志 。 从 其 个 人 角度 看 ， 中 性 观 固 然 基 于 其 一贯回 避 各 种 人 世立场 选 择 的立 场 和 策 略 ； 从 现 代 西 方 精 神 世 界 整 体 来 看， 巴 尔 特 中 性 观 也 映 射 出 人 类一般 生 存 情 境 中 包 含 的 基 本 意 义 学 和 价 值 学 的内在矛盾和危机。 因 此 ， 巴尔 特 的 精 神 追 求 个 例，  从 一 个 角 度 反 映 着当 代 和 未 来 人 类 精 神 整 体中 的一个普遍性问 题，这就是价值学危机的问题 。 此 一  “ 反 映 学”本 身  ， 也即为  巴 尔 特 选 择 的 “ 文 学 符 号 学 ”路 径，其 幅 度 、 深 度 和影响力等 ， 都 表现出了不同于 传 统文学理论 的 特色。

 关 于 巴 尔 特 文 学 符 号 学 和 小 说 的 关 系 ， 相关的问题首 先 是：为 什 么 他 特 别 重 视 小 说写作 类 别 ？ 其 次： 他 为 什 么 在 人 生 最 后 阶 段 要想 到  亲 自 写一部 小 说 ？ 又 为 什 么 法国学界 会对 他 的 这 一 一相情愿的愿 望 表 白 予以 重视？以及，为什么今日法国文人仍然这么重视想象类作品的写作 ？ 如此设问乃因  ， 巴 尔 特 不 仅 从 来 没 有  写 过 小 说 ， 也 从 来 没 有 表 现 出 任何 小 说 写 作 的 才 能 。 而 此 一 自写 小 说 志 向 的 宣 表 , 还 包 含 着一种 明 显的 自 我 矛 盾 ： 一 方 面 表 明 他 认 为 今 日 小 说 在 文 学 世 界 仍 然 具 有无 上 重 要 性 ， 而 另 一 方 面 他 几 十年 来 所 不 断宣 告 的 “ 文 学 死 亡” 首 先 就 是 指 小 说 的 死 亡（ “ 今 日 已 无 两 次 大 战 之 间 的 大 作 家 ”！）  。 结 果 ， 他 却 在此 人 生 最 后 一 讲 中 选 择 了 “ 小 说 ”作 为 毕 生 文 学 思 想 的 完 结 篇 。 正 如 巴 尔 特 执 友 、 “塞 里 榭 中心 巴 尔 特 研 讨 会 ”（ 1977） 主 持 人孔帕尼翁 于 三 卷 讲 演 集 出 版 后 所指 出的 ：《 小 说 的 准 备 》本 来 要 谈 小 说 ， 到 头 来 竟 归 结 为他一向少谈或对其不甚敏感 的 诗 歌之理念 ！也 就 是 ， “   小 说 实 已 死 亡 ， 拯 救 之 道 在 诗 歌！”  这 是 什 么 样 的 文学 逻 辑 呢 ？ 以 至 于 孔帕尼翁推测说 ： “‘ 小 说 ’名 称 是 一 个 计 谋 ， 对 小 说 的 思 考 渐 渐 证 明 为 一 种 对 诗歌 的 研 究 ： 诗 歌 等 于 是 在 一 野 蛮 世 界 内 的 一 种 优 雅 实 践 。   ”（ “ 罗 兰· 巴 尔 特 的 小 说 ”，法文期刊 《 批 评 》， 11， 2003  ）当 然 这 是 一 种 充 满 自我 矛 盾 的 思 想 转 变 和 立 场 的 游 移 。 一 方 面 ， 他 抱 歉 地 说 （ 1979年底 ）： 两 年 来 的 悲 伤 深 刻 改 变 了 他 对 世 界 的 感情 ， 而 “ 小 说 家 要 求 宽 宏 、 热 爱 世 界 和 拥 抱 世 界的 欲 望 ”，小 说写 作  计划 的 失 败 ，  似 乎 源于  个 人的 无 能 为 力（作家丧失了方向、灵感和创造力量）。 而 另 一 方 面 ， 他 又 在 “ 一 般 性 ”层 次 上 宣 告 文 学 世 界 内 先 锋 派 和 一 切 现 代 小 说 努 力 的 失 败 。理 由 竟 然 是 出 于 另 一 次理 论 性 的 躲 闪 ： 语 言 本 身 的 危 机 ！ 我 们 在 其 “ 就 职 讲 演 ”中 已 经 读 到 他的 语 言 学 本 位 主 义 的 文 学 批 评 观。 孔帕尼翁不 得 不 惊 讶 地 说 ： “ 多 奇 怪 的 感 叹！ ”  “ 他 这 个先 锋 派 的 同 志 ， 文 本 性 的拥 护 者 ， 索 莱 尔 斯 作 家 身 份 的 辩 护 者 ！ ”到 头 来 ， 巴 尔 特 肯 定 地 说 ： 现 代 派 作 家 因 其 语 言 远 逊于 福 楼 拜 时 代 的 “ 纯 正 法 语 ”而 不 可 能 拯 救 文 学 的 死 亡 。这 样 ， 他 就 在 一 个 本 来 要 亲 身 探 索“ 新型 小 说 ”的 最 后 讲 演 中， 高 唱 “ 反 小 说 ”的 “ 微 言 大 义 ”：选择了东 方  俳 句 和 西 方  随 笔 共 同 采用的 “ 短 格 式 ”作为讲演的主题！在译者 看 来 ， 巴 尔 特所 要  强 调 的是 ：  此 类 文 本 的 特 殊 优  点 不 仅 在 其 简 短， 而 且 在 其  “ 反 小 说 ”的特 点 ： 即其 反 故 事 性 。 巴 尔 特 于 是 在 其 “ 小 说 的 准 备 ”思考 中 ， 最终完 成 了 对 小 说 “本 质” （叙事性  ） 的 “ 瓦 解 ”（他已承认自己根本欠缺写小说的“生理性条件”：强记忆力）。 那 么 ， 这 是 他 有 意 安 排 的 一 种 以身相殉的“ 行 为 艺 术 ”呢， 还 是 一 种 心 意 的 自 然 变 迁 呢 ？ 孔帕尼翁 在 巴 尔 特 死 后 二 十 多 年 时 说 ： 在 讲 演 集 出 版后 重 读 时 ， 他 对 《小 说 的 准 备  》的 感 动 弱 于 他 当 初 在 作 者 甫 去 逝 后 翻 阅 手 稿 时 产生的 感 动 。他 甚 至 于 发 现 写 作 中 一些技术 性 缺 欠 ， 如 其 有 关 分 类 学 论 述的 处 理 部分（作家写作准备过程中的所谓“三 次 试 炼  ”阶段等 说法 ）不免牵强 。 这位当前法国重要的文学理论家认为，比较而言， 三 部 讲 演 集 中 要 属 《 中 性 》最 好 ， 最 完 整 。 （顺便指出， 这 也 是 迄 今 为 止 英文、德文出版物中均翻译出版了的一部巴尔特讲演集  ） 如 果 我 们 从 学 术 研 究 角 度 看 待 讲演 集 系 列 和 《 小 说 的 准 备 》， 自 然 可 以 发 现 不 少 的 问 题 和 缺 点 。 这 是 人 们 在 阅 读 了 他 的 “ 就 职讲 演 ”后 已 会 产 生 的 怀 疑 ： 巴 尔 特 的 法 兰 西 学 院 讲 演 系 列 究 竟 要 讲 什 么 ？ 当 他 的 思 想 已 渐 渐 脱离 理 论 化 追 求 而 偏 向 于 美 学 性 追 求 之 时 （所谓后结构主义时期的巴尔特）？ 但 是 ， 我 们 当 然 不 应 该 只 从 这 样 的纯 学 术 研究的角 度 来看 待 其 人 生 最 后 几 年 思 想 的 性 质 和 讲 演 系 列 的 实践 。《 小 说 的 准 备 》并 非 对 小 说本 身 进 行 的 客 观 研 究 ， 而 是 在 此 “客观话语 ” 之上建构的“主观话语”，是客观和主观的叠合，是通过客观表达的主观，以及在此叠合话语系统中所表达的主客话语互动形式。可以说，《小说的准备》的学术特 点和理论价值正在于此别具一格的“美学---伦理学”互动性话语表现中。结果，巴尔特在《小说的准 备》中为我们留下了一份在理论话语掩饰下的、最值得细细品味的唯美主义“辞世书”。其文体的混杂性和论点的跳动性，恰恰能够客观地反映出一位当代文学思想 家所陷入的错综复杂的内外危机情境之真迹。结果我们看到，以“小说写作”实现的“晚年新生” 导致了： “新生”=朝向死亡的积极意念=积极朝向死亡的欲望表达。“小说的准备”成为一种主体的美学---伦 理学实践的写作框架。小说的“准备”（“制作”）过程，包括环境、条件、心理、行为等多个方面的步骤描述；这是通过“制备过程”陈述所呈现的小说作品之动 态结构；从意图、计划、准备、制作到“作品”完成的全过程，都浸透和贯穿着“作者”特殊的身心特质：生死之虑，俗世厌倦，价值空虚，心力交悴，文字解脱和 文学乌托邦等。《小说的准备》也不妨视之为一次借研究写作为名进行的一次“准诗体”的文学伦理学自白。

 1。系列讲演和巴尔特的分类学才能

 巴尔特毕生文学研究的主要对象当然是小说，而非诗歌。他早期初入文坛时选择的主要论战方---萨特领导的“现代”派文学家，主要是小说家和小说分析家。当初所拥护的新小说流派，更是小说新形态的创造家。而从六十年代后期开始的所谓巴尔特的后结构主义时期，使“写作”和“作家”从文学世界中独立和突显出来的文学关怀，主要对象仍然是小说形态。不过从其《S/Z》 和《爱伦坡》开始，他进一步偏向了一种处理文学话语的方式：对小说文本进行细密的、形式主义的“解读”。在此过程中，主要的分析工具首先是“分解”文本的 标准或“单位”的确立。在不同的研究中他选择了不同的分析单位名称，而各种名称的共同功能是承担分解文本的单位。所谓“单位”，可以是指文本的片断，也可 以指文本的修辞学类型单元。这样，在《S/Z》中（1970），他将巴尔扎克的《萨拉辛》中篇小说，划分为用数字编号的561个片断或“文段”（lexias）。而在《爱伦波：一则故事的文本分析》（1973）中将文本分为17个片断（参见《符号学历险》中译本第276-277页）。“片断”是按文本空间顺序划分的，但文段或“片断组”可根据内容附以主题标志。另外一种分类法则则是预先选定内涵广狭不等的修辞学单位系列，这样的修辞学单位可以称作是“主题”〔themés〕、“特点”〔traits〕（主题上的特点）、或“修辞型”〔figures，或译“修辞位”，“修辞元”〕，用以作为文本内修辞学话语分类的单元。“特点”和“修辞型”的概念，实际上没有多大区别，而巴尔特均将其作为文本分解单位。在其《爱情话语片段》一书中，运用了80个修辞型作为编辑和分析爱情文本的主题，而巴尔特说此种主题分析却是特意使它们不仅作用于（《少年维特之烦恼》等）“故事”之外，而且作用于句法之外。修辞型成为考察“行动中把握身体之姿态”的修辞学实践系列本身。

 在讲演集《如何共同生活》中所使用的是“特点”概念，而在《中性》中使用的是“修辞型”概念（共23个，实际运用了20个）。此外，他还将文本中主题内容更丰富的“场景”（含丰富性、情节性、修辞性诸方面，为推动小说前进的某种想象维面上的“机制因素”）称作“幻想式”〔fantasma；或译“想象式”〕，这是他在诸讲演中，特别是在《小说的准备》中使用的大分析单元，在此单元中可展现相关主题、及其特点和结构等。但广义而言，修辞性特点和场景性特点都可泛称作“想象性〔修辞法〕的”或“幻想性的”〔fantasmatique〕单元。这是他在《就职讲演》中特别加以提出的。〔参见中译本《写作的零度》第199页。 原译“幻想”，现改为“幻想式”；“想象性的”和“幻想性的”可通用。〕特点，修辞型，幻想式等文本分析单元设定的目的，一来是强化文本的分界和分类，二 来是强调文学作品的形成来自作者主体想像力的部分，比来自外在世界的部分要更重要；也就是主体本身在推动着文本的形成。巴尔特的文本分析分类法被称作一种 形式主义的文学分析法，因为分类原则虽相关于内容思想，而以此内容思想为标志的“概念单元”，在文本分析中实际上被作为文本形式化分解之用，而非作为相关 思想本身研究的工具。结果，这种表面上形式化的文本分析实践，为读者提供了把握原作思路线索连接方式和美学表现重点的工具。

 2。本书的组成

《小 说的准备》由四个不同部分组成，包括两次课程讲演系列（“从生活到作品”；“作为意志的作品”），两次研究班系列（“谜园隐喻”；“普鲁斯特和照片”）。 四个部分之间没有主题方面的直接关联，但彼此之间存在着思想方向上的统一性。在法兰西学院就职讲演中，巴尔特既谈到了将自己的课程讲演视作但丁和米舍莱式 的个人“新生”之努力，也谈到了运用想象式、幻想式方法进行小说分析论述的意义。在最初两年的课程讲演之后和母亲故世之后提出的为期两年的第三次课程讲演 计划，包含两个部分。第一部分课程中，巴尔特一开始就把“客观研究”和“自我表现”融为一体，虽以小说写作之“新生”为宗旨，却很快转为对写作“简短形 式”（俳句和随笔）的长篇讨论。俳句的时空最小主义美学，修辞型和幻想式的现实缩约表现技法，均提供了主体欲望和客观现实之间的互动和张力关系，后者可以 作为主体进行想象性实践的领域。与此相配合的研究班部分，则是通过“谜园”隐喻来进一步讨论一般隐喻问题。后者可表现于不同的对象领域，遂安排了各领域的 专家参加研究班的报告节目。在“小说的准备”计划的第二年课程（“作为意志的作品”）里，巴尔特继续偏离计划中的主题而关注于“形式的根本选择问题”，即 所谓作家的“方法论生活”：自我主义，自律精神，时间分配法等等。从写作的技术性方面的分析，进而揭示古典文学世界的消失和“完全小说”（小说之理型，也 可称之为“绝对小说”）的不可能出现。但在两个冬季课程讲演中，虽然始终回避视为自身“新生”的小说写作问题，却不时流露拯救文学和小说的意愿，并屡申文 学的死亡导致了小说的死亡。这种看法岂非已经表明他的小说写作计划已不具有实在意义了吗？我们由此更可以认同孔帕尼翁的说法，“小说的准备”只是一种“思 考的策略”或“表达的策略”：通过小说写作的“象征性追求”〔“佯称”具有小说写作意愿〕意志之失败过程，来亲身“实现”或呈现真正小说之“不存”。所谓 要以普鲁斯特小说为范本进行写作，结果变为一个普鲁斯特亲友照片展示的研究班课程。在巴尔特的小说美学思考中，他使用了“小说式的”〔romanesque〕 形容词，用以区别名词的“小说”。于是，所谓“小说式的小说”，也就是“完美的”小说，主要指少数十九世纪具有唯美主义倾向的传统小说。巴尔特关于欧洲小 说美学的判断，应该说是高度主观选择性的，并不能起到实际“论证”的作用，只不过表达着个人的美学偏好而已。至于他说：“《追寻逝去时间》是一部关于写作 欲望的叙事”，并倾向于将此书定为现代“第一伟大小说”的美学标准，亦须参照两位作家共同的同性恋背景来相对地把握其判断。美学标准的设定，不仅相关于作 家的心理学特点，也相关于作家的生理学特点。巴尔特喜爱的多数作家和他本人一样都是同性恋者，这一生理---心理学事实和巴尔特小说美学和伦理学的关系，是不容忽略的。

 3。文学死亡和回归古典

孔 帕尼翁 发现，巴尔特在“小说的准备”两年度讲演系列里，许多文稿中的段落在讲课时均被放弃而改为临场的口头发挥。对于思想类的表达来说这固然十分自然，但也不妨 视之为巴尔特本身对自己的诸多大胆论断表现出了犹豫。巴尔特关于文学死亡的种种说法的前后不一观点，客观地反映出当代文学现状内涵的矛盾倾向。我们已经谈 过，巴尔特这位现代派文艺的长年鼓吹者，自己真正“迷恋”的作品（包括文学和音乐）却都是古典作品（他对古典文艺的爱好显然超过了喜爱现代派作品的列维-斯 特劳斯）。他不仅以希腊、罗马学术为毕生治学基础，对欧洲中世纪文史研究不懈，更深爱法国十九世纪文学，特别是十九世纪小说艺术。一个“分裂的”巴尔特话 语现象（所爱好与所提倡的东西的分离性），既是现当代西方文学世界内部张力的反映，也是巴尔特精神内部张力的表现：传统典范逝去和未来作品期盼的分离性。 结果，到头来，他竟然说：“我只理解非现代性作品”。孔帕尼翁指出，他要效法福楼拜来反对“本时代”。我们应该注意，关键在于这个“本时代”正包含着两个 部分：促使文学消失的因素和企图挽救文学的因素。二者同属于本时代。巴尔特本来支持后者反对前者，结果他的“最后失望”竟然同时包括二者；也就是颇具反讽 性地宣告了战后各种现代派文学努力的失败，甚至于通过保卫纯正法语名义来采取尼采式的“护旧抗新”态度！在共同抵制“文学衰亡”的舞台上，巴尔特竟至最后 表达了对于先锋派文艺家享有“青年特权”的抗议：认为也存在着自己一代所代表的一种具有正当性的返古式“文学边缘性”，并宣称今日文学世界内坚持边缘性和 流亡性位置的“英雄主义”，不能由当代先锋派作家所独擅！在我看来，巴尔特在其“小说的准备”的此一“美学告别式”中最重要的结论，正是表现在这一戏剧性 的文学伦理学态度的转折之中的。也就是，在辞别人世前他得勇敢地说出有关时代文学危机的“真话”来。这也是我们最应尊重的一种所谓“怀疑论英雄主义”：勇 于面对真实。

2002年夏，译者访问巴黎“人文科学之家”期间，曾与时任“法国国际哲学学会”主席的努德曼晤谈。这位萨特哲学专家当时正努力于一项调和萨特和巴尔特的学术计划，并告我晚年的巴尔特思想已经向萨特存在主义靠拢。那时我还未见到5卷 本《巴尔特全集》和讲演集的出版，对此一说法颇怀好奇。几年来，所谓“存在论符号学”的确开始流行于法国和欧洲。但是几年来通过我对巴尔特最后思想的研 究，我的看法与他们有所不同。这一套“三卷四讲”讲演系列，并没有提出什么新的文学理论系统，也沒有采用任何哲學的或其他學科的理論工具来支持自己的小说 美学。巴尔特的文学美学观---怀疑主义、虚无主义和唯美主义的三联体，仍然体现了他的一种结构主 义方向的“文本实证主义”。文本特征系列分类法和作品形成机制分析法，正反映着落实于文本“物质性实体”的一种方法论，而并未转向文本外的某种超越性哲学 本体论。巴尔特晚年始终一贯的反形上学、反本体论立场，使其永远不可能与存在主义合流。这也正是巴尔特美学具有持久性学术性价值的理由所在。反之，那些动 辄依靠某种形上学、本体论理论话语作为最后逻辑依托的美学和文学理论策略，往往相当于放弃了对文学本身危机的深入思考，而满足于追求某种廉价的外在的高层 理论妆饰。巴尔特对现代社会及其文学世界的批判，虽然充满着理性的观察和分析，但主要反映着文学家强烈的美学欲望和科技工商社会价值之间的精神冲突。巴尔 特早年对《现代》派文学哲学和文学政治学的批评立场，却不可能改变。他对1968年社会文化运动的 怀疑，不仅使他和与其来往最密切的《泰凯尔》先锋派人士拉开距离，更与“作秀不绝”、走上街头的萨特完全不同。巴尔特在文学理论方面的重要性，正表现在他 对西方社会、文化、人生的各种否定性态度之宣表中。他所提出的“诊断”和“展望”，却也只能视之为其批评性话语的另类表现而已；是主观欲望的曲折表达（纯 正法语，绝对小说，禅学诗歌等说辞）。所谓“现代的古典”，实乃对时代精神极度失望的表现。到头来当初极力鼓吹的新小说，也像苏姗·桑 塔格所说的那样只具有理念上的重要性，而欠缺持久的文学感染力。战后现代派文学与战前现代派文学在美学价值上的差异，是一个有趣的研究课题。战后的西方 “文学死亡”现象，既反映在各种现实主义小说（与十九世纪小说相比）的“无足轻重”方面，又反映在各种先锋派写作的欠缺美学吸引力方面。先锋派写作，相当 于一种对文学困境的反应和摆脱文学困境的尝试，却难以视为成熟的新文艺实践成果。先锋派文艺，如果说在较少观念性内涵的文艺类别（诗歌，绘画，音乐）中具 有较大创造性空间的话，在不可能脱离观念性内涵的“小说”类别中，则难获成功。因为正是小说形式，能够和必须多方面涉入现代社会文化层面（不可能像现代派 音乐和美术那样排除各种外在“所指者”），从而不得不直接遭受各种现代化社会文化倾向的冲击，其中不仅是有美学性冲击，而且尤其有巴尔特很少提及的思想性 冲击：为什么现代社会还需要小说呢（而且还须要对之加以拯救呢）？

 此 外，巴尔特在此表达的对古典小说时代回归的意愿，也不能视之为直意上对古典文学的肯定和对现代文学的否定，而应把二者均视为作者对不同文学世界特征的分别 性的“相对反应”。古典文学的过去式有利于主体采取一种读解性距离，从而减弱了或排除了主体实践的欲望和压力。而现代文学则为主体所处真实世界的组成部 分，故必须参与主体选择实践，从而必须经受主体的实践伦理学检验，在主体和世界间呈现出更真实的冲突和裂痕。在此情况下，古典文学成为主体逃避现代文学张 力的临时“避难所”，正如反过来古典文学成为逃避现代文学危机的“乌托邦”。二者相互成为彼此的“借口”。关于小说和诗歌的关系，东方和西方文学美学的关 系，也须要摆脱文学界职业性关怀角度来加以深入思考。今日文学和艺术问题，都非可以仅按照传统“学科”纵向发展路径来孤立地考察，而应从社会、文化、历 史、学术、思想全局，从纵横两方面进行结构式的全面思考。巴尔特由于其“双重身份”（学者和文士）而在其表达话语中呈现不同的论述角度和修辞逻辑，我们应 该既分别辨析其不同路径的各自作用，也应观察二者的互动关系形式。

 4。为什么选择小说作为主要写作形式？

四次讲演系列，表达着统一的“中性”社会观和美学观。中性的多方面涵义：首先是直意上的“性别”中性化（联想到巴尔特的同性恋背景），然后是语法上的以及引申的行为上的中性化：在主动/ 被动之间，在主体 / 客 体之间；以及避免采取任何二元选择模式（包括认识和实践两方面），因此避免采取任何绝对肯定性的“教条和理论”。巴尔特对“简短形式”的欣赏与他对“长篇 形式”的追求形成对比。本来以为“随记”是小说的准备步骤，结果却成为对小说的“否定”根据。《小说的准备》的反讽性深意，不在于作者对小说写作的实行之 真实心意，而在于他将“诗歌理念”、“古典小说”和“现代小说”三者在对比中加以论述的策略。扬言准备中的小说写作，既遭受古典小说的否定，又遭受古典诗 歌的否定，却呈现了一个重要的文学思想张力场：作者与现实的冲突形态。只有小说，而不是任何其他文艺类别，才能成为现实的想象式替代模型。此想象式现实模 型，比个人之具体现实呈现出更具本质性的“特征系列”。晚年巴尔特一再提出“幻想”、“想象”、“隐喻”等概念作为方法论工具，其意图首先不是为了躲避现 实，而是为了直面现实，即直面他所认为的现实之本质性要素。这正是作为当代文学和历史的重要思想家巴尔特的价值和意义之所在。当然，存在着两个巴尔特：勇 敢面对现实（即客观和主观冲突关系全局）的巴尔特，和企图逃避现实冲突的巴尔特。对于读者而言，后者仍然可以成为前者的一种映射，从而丰富了巴尔特作为时 代文学之镜的深意。最后，巴尔特既不是以诗歌也不是以小说等传统话语形式来表达其文学思想的，而是以此种特殊文本组合方式呈现其时代感受和生存欲念的。

 巴尔特的“实践学最小主义”也是其结构实证主义的表现之一。“最小”不仅指其对文本空间单元的划分尺度：排除意义考察的片断性解读法和“叙事单元”〔lexia〕 的设定；而且指其从静态的文本结构解析过渡到文本“特性”（修辞型）运动（展现）方式（变化形态）的考察上。从文本静态分析向文本动态分析的过度，仍然是 在文本形式主义分析方向上的一种实证主义倾向。文本实证主义一方面使文本内部的结构趋于多元化和动态化，另一方面避免了文本外的内容关联性。其“中性”态 度在此体现为避免对内容进行肯定性断言或解释的主观性；对文本内在形式化因素的动态考察（文本的“生产性过程”描述导致了文本内部的“结构化”运动）取代 了文本外在意义的探索。

 我 们记得巴尔特进入文学界的最初十年，其实是以“另类”方式同样“介入”现实的。这就是通过反对作家对战后政治的直接介入来强调对文艺本身介入的必要，并以 此间接表达其现实关怀。四五十年后的今日，我们可以更清醒地解释萨特一代是如何根据其“存在哲学”不必要地“以政为文”的。巴尔特比萨特更确当、更锐利地 看出存在主义社会实践观的“逻辑性欠缺”。一方面，和萨特等文人一样，不满于科技工商资本主义对高级文化的破坏作用，另一方面他也同样不知道个人“应该” 如何进行“正确”实践。此时“科学的”巴尔特，本其青年时代的旺盛生命力，极力分析和描绘了资本主义社会文化中种种导致人性异化的问题，为后人提供了文化 和文学分析的典范作品。理解实践（批评和理论）和创作实践（批评和创作）的长期交叉和分离，表现出巴尔特长期以来满足于“以批评为实践”的实践观，而此理 智性的实践活动，并不能最终满足另一个“艺术的”巴尔特：美学欲念世界中的满足。科学的理性主义和艺术的唯美主义的互动过程，也呈现了巴尔特性格的特点： 坚持在社会现实中追求个人（理解和实行两方面）欲望满足的矛盾态度，这种与生具来的态度使其承担的历史文化压力，并不限于他与现代期的关系，并且也联系到 他对西方文化史全域的态度：于是也就涉及人类生死关系本身这样的一般伦理学问题。他在第一讲中所质讯的个人与群体共处之义问题，特别是他主张的“独修共生 体”〔idiorrhythmie〕 幻想式，已经限定了他的眼界和方向：他并无离群索居之意。（正如桑塔格指出的，巴尔特始终享受着都市生活中的各种群居乐趣。大批文学青年粉丝始终围绕着 他）因此理智的巴尔特所思考的是人类社会中自我主义伦理学和美学为何具有正当性的问题。他所说的“伦理学”当然是一种个人人生观本位的伦理学（因此属于 “道家”方向），但却始终企图相对于社会性现实来“论证”此个人生死认知和生活实践方面的选择正当性。

 这 样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在巴尔特毕生的、特别是最后阶段的文学思考中，“小说形态”占据着重要位置。因为“小说”是现实或生活的“缩影”，与现实之间具有 相对同态性关系，故宜于作为“现实”的可变替代物或随意设定的“准现实模型”。所谓关注主观性、心灵性小说，表明他在小说准现实情境中关注的是主体对现实 进行反应和选择的方式及根据的问题。这种关切和作者在现实中所参与的实践情境类似，而真实现实或历史现实，不仅是实现了的现实，而且是固定了的现实。而小 说式的准现实则可提供众多可能的“虚拟世界”，以作为主体对其进行想象中的实践“实验”之环境或舞台。（试看本书中关于“三个试炼”段落，其意义在于以此 简约列举方式来概括反映主体和现实的互动关系类型。巴尔特屡次强调他的各种“项目列举法”并非求其列举完全，而是用以表达思想方式之“大意”而已）文学家 的根本问题是“解决”（进行选择）主体和环境的互动关系中的选择根据和方法的问题。文学家巴尔特关心的不是社会文化的学术研究本身，而是主体文学实践的条 件和理念的探索。其中的相关部分则不必是某种社会文化实体，而是某种选择性的“适切性因素”之组合。这就是为什么他一直设法将此准社会对象先转化为“特 点”或“修辞型”系列的缘故。只有“适切性特点”才是美学和伦理学相关的对象因素。然而更深层次的问题是：在此分析过程中，巴尔特的“适切性特点”选择 学，自然导致其从较复杂的小说式现实形态推进到诗歌式现实形态：瞬间、局部、随兴的“摄影式”镜头图景。表面上这样化约的“现实精华”似乎更易于作为主体 选择学的对象，而实际上此简约化现实已因失去其本质因素---连贯情节性---而 不成其为真实社会现实了。也就是，俳句式和摄影式画面，已不足以提供真实人生选择试炼的模拟条件。这是巴尔特由追求小说叙事性而达致回避任何叙事性现实的 悲剧性过程。这个基于伦理虚无主义的回避或退避过程，遂因其个人具体感情支柱的丧失（母丧）而加速发展。顺便指出，生存于西方文明传统中的文人特有的生理---心理性向，自然为其精神和理智活动的方式变迁提供了“物质性”外缘。巴尔特极其深刻的恋母情结和其同性恋癖好之间的关联，以及二者对其特殊伦理学---美 学性向的构成的关联性，将是文学心理学课题的重要对象。认识论理性怀疑主义的发展（摆脱了神学支配作用），（导致）某种“性人本主义”的自觉，使主体进一 步介入社会性现实（对小说的特殊关切原因在此）。于是出现了对现实的自然主义关切和此关切的欠缺理性支持之间的持久矛盾。后者的具体效力又与所处社会环境 形态有关。巴尔特和他那时代文人战后共同享有的安逸生活环境，使其根本失去了他所欣赏的古典文人的真正艰难的社会环境，失去了真正的生活艰难条件加予的刺 激和挑战，从而使其怀疑主义减少了一个有力刺激源，使其设定的环境挑战，欠缺了实在丰富性。而在巴尔特的文学认识论思考中几乎完全没有想到这个方面（当代 西方人文知识分子几乎均生存于抽象的伦理是非场合之中）。古典文学世界和现代文学世界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而巴尔特只考虑到古今文学世界共同的方面，而 忽略了彼此本质区别方面。“文学死亡”问题有两个侧面：主观和客观。后者必须纳入一门文学科学来思考。至少从文学社会学角度看，比较文化研究的必要性非常 明显，文学和社会的关系研究，当然须包括历史上一切社会和文学形态。考虑到战后法国思想史的错综复杂，观点歧异，考虑到许多重要的学者、思想家前后判断和 立场呈现出明显机会主义式的变动性，法国思想研究也须要在学术、社会、文化、历史等方面不同的扩大环境内，予以认识论和价值学的重估。因此，我们应该认识 到，现代欧美各种文学形式主义流派，绝对不能称为有关文学认识论的唯一正确思考方向。《小说的准备》遂包含着两种异质性的否定行为：通过用古典小说贬低现 代小说来在一般理念层面上宣告“小说”（“小说式”小说）的死亡；通过承认自身小说写作计划的失败在个人实际层面上来体践“小说”之终结（一种行为艺 术？）。结果“小说准备”的隐喻，成为“小说否定”的隐喻。

 5。本书的伦理学意涵

译 者在国际会议中曾多次主张，法国结构主义代表着上世纪一次范围缩小〔人文科学〕而深度加大〔理论基础〕的“新启蒙主义”，此一思潮也是后尼采时代非宗教的 “怀疑理性主义”之最高发展。其人生观方面的相应结果，与古典启蒙主义不同，则呈现为一种更彻底的虚无主义。“上帝死了”导致价值和个人信仰基础的流失。 本书是以客观分析形式表达的文学家主体心绪的一部“诗学”作品。母亲死后两年来的“小说的准备”，也就是这位都会诗人因彻底的虚无主义而告别人生的“精神 准备”。巴尔特通过对文学死亡的“论证”表达了个人“生存意志”的消失。一种普鲁斯特“幻想式”观念，遂被用来支撑他最后的文学岁月和留给巴黎人的一份 “小说解释学”遗产。由于回到人生主题，一些法国研究者遂认为他靠拢了存在主义。这是肤表之见。“小说的准备”话语方式本身再次证明了他的“结构主义”思 路。“准备”就是“制作过程”的另称。作者在此书中展现了小说制作的“机制”和“条件”，正如同一时期电影结构主义者展示的“电影机制”（参见李幼蒸编译 《电影与方法：符号学文选》）。所不同的是，这部半客观半主观（以客观表达主观）的文学资料处理，具有着相当强烈的主观表现倾向：非诗人、非小说家的巴尔 特，通过对他人的诗篇、小说资料的“机制”和“系统”的客观分析，来表达他所理解的高级文学价值的消失。巴尔特思想作为文学危机情境的一幅镜像，其学术性 价值又何在呢？他是一位文学、美学、伦理学三连域内的极其重要的提问者，其文学设问本身的解释学价值，因其结构实证主义的运作立场以及因其理性的、具可读 性的分析程序，而大大超过了种种“文学外”的相关文学理论，特别是各种哲学式美学的解释学价值。

 作 者在有关“小说生产机制和过程”的各种相关“准备”的“扫描清单”中，却有意不免随俗地漏掉了最重要的一个侧面：主体的“性侧面”。这个侧面与他的价值观 呈现的形态有着直接关联。他的同性恋倾向与他的“恋母情结”也许是一币之两面。“母爱”可以在精神上定其生死，足见在其人格中潜存的“胎迹”之顽固。而此 种母恋式自我主义形态的发展是与其退离西方文明信仰传统有关的。因为，精神分析学根本上就是对立于宗教的一种狭义“人本主义”，而陷入了此“性人本主义决 定论”之后，主体自然趋向某种人生观的极端“实证主义”：踏入价值学的虚空世界。对此时代性精神趋向，作者一方面本其一向模拟的英雄主义企图与其坚定对 峙，而另一方面则在最后结束时刻突然全面崩溃，像他在书中描述的演奏家一样，“一鞠躬”而“优雅地”辞别了人生舞台。

 作 为仁学信仰者的译者通过译事而重历巴尔特最后两年的精神世界时，一方面作为译者要努力客观表达原文字意，另一方面，可以说，设法（以某种尽量“适切的”方 式）处处和作者展开单方面的“对话”：自然主义的仁学正面价值与怀疑主义的“道家”负面价值在现代认识论技术层面上的“争辩”。盖棺论定，我发现，与其他 法国结构主义者相比，作者的最大优点就是克守理性主义的分际，其所谓认识论中性主义中的某种“最小主义实践观”，使其“言谈举止”限于一种理性怀疑主义范 围。结果，他只是呈现着本人基本价值观，而并不做任何夸张式的扩展（不跟随德里达和先锋派好友的极端主义实践）。一方面，我们不必轻信巴尔特的一些来自二 手资料的科学性的（在尚未成熟的政治学、社会学、精神分析学、乃至文艺学等层面上的）断言，另一方面要看到这类科学性“引证”不少只是作为其表达个人文学 价值观和伦理观的“修辞学工具”而已。

《小 说的准备》，正像前两卷讲演集一样，当然提供了众多文学作品分析的实例，有助于我们了解当代西方文学思想。但是本书虽然未曾通向作者的小说写作，却仍可理 解为一种“小说的准备”，即对把握理想小说理念的“准备”，虽然此未来理想小说理念仅只是一种对往昔文学世界的怀念，或者对人类现实生存的厌倦；历史怀念 成为现实厌倦的手表达手段。作者在“作为意志的作品”中突出了主体意指性概念，正是直指一个基本个人伦理学问题：为何生存？如何对治生存意志的衰颓？《小 说的准备》等于以此特殊的拚合文体呈现了两年来作者人生观和美学观的最后精神波动历程。其中许多断定性话语实际上仅为表现性话语的替代性表达。判断和预期 相当于欲望本身的表现。但是，此书也为我们提供了深入把握文学伦理学的重要资料：西方文学伦理学的构成基础是什么？表面上，我们看到一个彻底怀疑和悲观的 唯美虚无主义者的情绪性迸发（并以真实“殉身”为完结篇），但是我们可以从此“怀疑主义---虚无主义---唯 美主义”的“三连体”中瞥见西方思想方式的传统特点：唯逻辑主义。此唯逻辑主义精神造成了现代科学世界，也造成了现代文化世界，并因此表现出西方精神传统 的一种内在矛盾之根源：泛逻辑主义。法律和宗教固然都是此泛逻辑主义的结果（一者为社会秩序提供了“一贯性”强制系统，另一者为宇宙世界设定了各种“第一 因”），其价值学亦饱受此逻辑一元论之支配。西方文史哲遂亦企图为其通行价值观寻索“逻辑基础”，而非逻辑性的价值学和逻辑学的混合存在，遂导致了西方思 想家的永恒困扰；才会因此产生哈姆莱特的“生死选择问题”，也才会产生尼采的“上帝已死”的问题。所谓当代法国怀疑主义思想主要来源于尼采思想，其中主因 即在于此“逻辑性基础”的丧失感。而根据于同一唯逻辑主义又无法从逻辑上“填补”此“上帝位置”的空缺，法国思想家们遂均漂浮在因无上帝而出现的存在性 “真空”之中。然而他们的“逻辑主义”并不真正彻底，他们应该以符号学方式问一下逻辑性运作的恰当“边界”问题。而非随意地发挥此传统性思维性向。因此必 须指出西方现代派思想的一个根本的“逻辑性失误”：从“上帝已死”不应“推导”出“人生空虚”的“结论”来。实际上，这是一种幼稚性推导，其原因正在于早 期中世纪以来的神学一元论教化传统！于是，巴尔特所呈现的文学危机观或文学死亡观，从根本上说并非仅限于文学的问题，而是涉及人类全体价值学和伦理学问 题，文学只不过是其文化表现之一而已。巴尔特的死亡观表现出其精神痛苦的内在性：一方面放弃了作为一切宗教成立之根源的来世观，另一方面却坚守一切宗教成 立之根源的死亡畏惧观。理性上抛弃了宗教信仰，感性上却与宗教共同颠倒了生与死的选择学次序。在摆脱了宗教死亡慰藉策略后，巴尔特只有“赤裸裸”面对死亡 的实证性压力。而当抵御此致命压力的人际爱“实证地”失去后，遂陷入了彻底的虚空。他曾试图通过东方诗学智慧把生死问题与诗学性空灵观联系起来以作解脱， 而当亲爱之人去逝后，竟然顿时无以自解。

 孔 帕尼翁在其论文集《普鲁斯特：两个世纪之间》中说，尼采认为欧洲虚无主义实为一种理想主义的最后形式，它相当于一种怀乡情结，后者注意到价值的衰颓，但仍 然坚守着价值理念，此怀乡情结拒绝任何信念但又不能放弃一切理想。“上帝死了，但上帝的位置仍空悬着。”巴尔特的“中性”观即是从实践学上排除上帝信仰思 考的工具。也是各种“存在主义者”们企图用哲学性（本体论）逻辑来填补此空缺的手段。而理性更发达的巴尔特怀疑主义则不可能采取此简单化的本体论哲学观， 于是宁肯选择亲身承受此价值学虚无主义的压力。不过，唯逻辑主义对巴尔特思想的影响只是间接的，他并未采取任何此一方向上的现成理论教条，而是始终固守着 文学文本本身的实证性运作基地。长期以来对于政治性和哲学性思考和实践的保持距离，是他能够坚持结构实证主义立场的原因。此外，本身不是理论原创家的事实 以及采取“二手理论资源”的习惯，使其易于不受其他形上学理论系统的制约，而是使其止于在中度理论思考层次上组配自己的理论前提和方法论策略。因此，尽管 在哲学和社会政治学等方面巴尔特的分析能力十分有限，却因此中度性的理论运用风格而避免了超越实证性前提的不当引申。在巴尔特思想中“中性”这一越来越被 普遍应用的折衷性概念，固然成为其理论与实践的逃避主义的工具，却也成为不在推演上过于越轨的实践学“守则”。同时，“中性”也是使任何教条主义“范式” 瓦解的工具，包括二元选择范式。后者是任何积极社会实践所必须履行的方法。他在母亲10月份去逝的最悲痛时刻开始的以“中性”为标题的这第二讲系列，也是成为通过逃避选择实践来对抗生死之痛的医疗手段。

 巴 尔特毕生的符号学实证主义倾向，与其特别强烈的法兰西民族主义精神有关。十九世纪以来德国的泛形上学传统和法国的泛实证主义传统的对立，体现在萨特和巴尔 特思想和性格的对立上。巴尔特虽然也偶尔援引黑格尔和海德格的词语，但基本上拒绝了德国的僵化逻辑主义传统，而坚守着法国小品文传统和经验实证主义精神。 这种理论思考的“法国式修辞学洁癖”，使其也不致为德里达和克莉斯特娃的黑格尔式修辞学所惑。此一法国实证主义思想传统，是法国理性精神传统的具体体现， 也是今日法国思想得以继续承担人类理性主义思考主力之一角色的历史性根据。

 巴 尔特对文学衰亡及其克服的思考，只反映了现代社会文化现象的一个侧面。至于文学伦理学本身的问题，更是必然相关于人类生存的各种伦理学经验全体。在此方 面，东西方文明均应成为观察和思考的对象。巴尔特采取了“道家”的虚无主义价值观，却没有透过比较史学解释学的读解来领悟“仁学”价值观问题。顺便指出， 仁学的人本经验自然主义使其能够摆脱唯逻辑主义的框架和前提，并从个人的社会性实践（另外一种“独修共生体”形态）角度提供了一种历史伦理学指南。这样， 作为西方文学“本质”的价值虚无主义，将可从东方解释学化的仁学传统中获得重要的另类启迪。巴尔特现象，由于触及人类生存诸多真实层面，其危机性和悲剧性 体验，可成为人类理性精神进一步积极探索的重要经验资源之一。因此，我们研究和体会巴尔特及其文学思想，不是为了参与任何一种媒体宣传性的“偶像崇拜”， 而是将其作为自身认知和实践提升的良阶；以及将其视作人类人文科学全面改进目标的激发力之一。这一期待当然是与巴尔特的公开意见相反的。正是他在提醒人们 警惕科学观和真理观的“傲慢”（在《罗兰巴尔特自述》内的“傲慢”节中，他提到了三种傲慢：科学，公共意见和激进者）。我们却不得不得出相反的结论来，因 为正是他所采取的理性论述方式，有助于我们把握此虚无主义的结构。

 扩 大而言，巴尔特这三卷四讲系列，当然形成了一个整体，其轮廓当为进入法兰西学院之时即已确定：这就是把人生这最后精神阶段设想为一次“新生”契机，其 “新”的形式面表现在从往昔的分析性思考转化为表现性写作。巴尔特在“就职讲演”中提出的语言权势观，反映着一种最彻底的躲避主义：通过主体对言语或话语 的灵活性、艺术性运作来摆脱语言结构的客观性、历史性、社会性压制。在认知上排除了“所指者”，也就是排除了客观世界，遂宣称须返归“语言本身”，或“语 言和言语对立关系”本身。排除现实界的referent（甚至于排除了“所指”），也就是排除主体对客观世界的责任意识（巴尔特对“实践努力”最彻底的否定态度表现在这句话中：“西西弗的不幸异化，不是由于其劳作，也不是由于其虚荣，而是由于其重复行动。”除本书外，此意也出现在《全集》卷5，第466页）。 巴尔特在《中性》中讨论纪德和索莱尔斯思想时宣称：“今天我们正处于对知识分子‘使命’进行‘健全’解构的积极时期”。克莉斯特娃在其《内在的反叛》论文 集中曾指出，巴尔特的中性观导致了他终止定义、终止判断和终止现实介入，而他在躲避二元选择的同时仍然采取着另一种二元选择：在说与未说之间。按此我们可 以推断，“未说者”仍然代表着一种选择，一种介入。“未说者”代表着一种排除或躲避，正如其晚年加强了的语言权势观反映了一种对世界上其他权势力源的回 避。一方面，他盛赞一切先锋派的各种反具体权势的立场，另一方面他自己选择了最抽象的一种权势作为其“唐吉坷德风车”：语言结构的历史性权势。一方面，这 一选择表明巴尔特对世界的观察是片面的和选择性的，另一方面它反映了巴尔特一贯反现实介入的倾向所内涵的“无行动意志性”。晚年对快乐、慵懒、无为等观念 的欣赏，其“不做决定”的选择，岂非也正是彻底逃避责任（“使命”）的一种选择。“作为意志的小说”，岂非正应视为针对自身欠缺行动本能和意志的一种自警 和自叹呢？

 巴 尔特在其所谓的小说写作计划中所追求的当然不是什么外在的成就，而是主体精神的净化境界。而在此精神追求中始终挥之不去的虚无主义，是经过巴尔特理性主义 筛选的一种虚无主义，故为我们清晰地呈现了一种“理性虚无主义”形态：一种通过“对诗歌和小说的论述”，而非通过诗歌和小说本身，表达出来的虚无主义。此 虚无主义直接相关于人类价值学和信仰学的基础问题。问题的有力提出本身，岂非也可视为有利于促进我们对新世纪新人文科学诞生条件的思考？

 巴尔特的此一转化策略，如其说在写作的具体形式方面（从分析到表现），不如说在关注点的转移方面：从社会文化批评实践转移到个人生死醒悟实践。小说写作，就是以想象的方式设定一套可用的（workable） 社会现实逻辑框架，在其中试炼主体的生死选择意志。由于既摆脱了宗教的神话保护伞，又摆脱了哲学的逻辑保护伞，同时又欠缺东方的人本自然主义观，他不得不 “实证地”直面一种西方价值逻辑学的空虚境地。巴尔特的文学符号学，到头来成为他企图以理性方式来克服非理性的死亡畏惧的徒劳手段。巴尔特生命结束的美学 方式，又荒谬地表现为因畏惧死亡而提前趋死的选择。由于并未真正摆脱人际情感牵连，他或许畏惧由于“自杀”反映出来的意志薄弱传言，因为正是他几十年来不 断告诫文学青年要坚诀抵制各种权势的压力而勇敢地坚守自我的。也许“车祸”是一种可减少世人对其言行不一的荒谬性印象的“口实”？如果这样，其真诚的死亡 动机透露出多么悲凉的心境。其实这是一种源于西方精神传统的逻辑性悲剧。人们会说这证明了抛弃“信仰”者的可悲下场。但我们也可以说，这反映了唯逻辑主义 与人本经验主义之间的人生观对立。

 6。关于本书的翻译

译 者在本书翻译过程中不断产生与作者“论辨”的冲动和思考。一方面译者极为欣赏作者的各种虚无主义的唯美表达话语，另一方面却也努力把握作者的“思路”之一 般学术想、思想性意义的合理性方面。译者在本文集总序中说过此次参与《文集》译事的前后经过。而在实际开始翻译此书时，才再一次领悟到其中包含的“意外或 偶然”因素。如果当初不是对巴尔特最后一部“遗著”怀有的感情性因素，我是不会选择承担此书的译事的。不仅因为本书和其他巴尔特生前发表的书、文不同，其 中包含着由编辑者加入的太多的资料性部分，并涉及到许多文字技术性工作；而且本书的口语性、比喻性和讲演稿文体涉及到的语言性困难，也非我的法文程度所易 于克服。特别是其中涉及的大量日语人名和诗语的翻译，更非我有能力解决。本书没有英译本或德译本可资参考，其口语表达的灵活性也非我这个欠缺外语正规训练 者所能充分掌握。由于上述困难，本来我可能不得不放弃所承担的任务了。不想后来在网上发现了日译本的存在，并顺利地委托电影美学家浅召圭司先生代为购得该 书。应该承认，没有这本日译本，本书不可能完成。我愿首先在此对日译者东京大学教授石井洋二郎先生和浅召圭司先生表达诚挚的谢意。如无日译本，仅只几十位 俳句作者人名就根本无法处理了，法文的俳句翻译也非我的法文所能应付。不过，日译本的存在虽然提供了相当大的方便，却并非提供了充分的文意理解支持。因为 我的日语能力也是极其有限的。（一般说，我的“外语能力”主要适用于理论话语和学术性文字，读解时对文脉前后逻辑性的关联的依赖，远大于对句法、词法、语 感本身的判断）应该说，如果没有法文原本，我更不可能仅根据日译本对此书进行翻译。结果，正是两种文本的“配合”大大帮助我克服了许多文字上的困难，使我 得以大体完成了此书的翻译。等到全书处理完毕，我得承认，即使多花费了大量时间，对于最终完成了此书的翻译，我还是十分满意的。它使我因此对作者的思想和 意义增加了认识。译本中出现的任何错误理解和译法，尚希读者不吝指正。

 关于本讲演稿中译文的技术性处理，现简单说明如下。

原 文的标记符号，中译文有所省减。如作者将行文中大量名词写成大写，其中少数确实有突出重点强调性的，中译文加上了引号“”。但这样就与原文中本来加有此引 号的表达混淆了。也就是中译文中读者难以区分作者不同的强调意图（原文对于词和短语的）。此外，译者还就一些中文读起来不习惯的名词译名，加上了引号，以 帮助读者辨识出此为一个名词单位。书中的《罗兰·巴尔特全集》，一律简称为《文集》。译文正文中的[ ] 号内的字样，为译者所加之译意部分或简短注解（较长的译者注解则放入脚注）。本书原稿为讲义草稿，文中采用了许多连接句段和表示句段间关系的符号（如→，=，等  ），对此中译文完全照录，以保留作者行文的原始风格。但为了使符号两侧意思完整，中译文有时添加些单字以使文句通顺。这类添字就不再标注了。

（原稿致谢部分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