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小论大,针对当前人文理论翻译文化的得失问题及其与中国学术文化未来方向的关系，略加剖析。由于今日世界人文学者多以个人利害得失为学术实践指南，故本文只满足于供关心人文学术正误是非的学界少数有兴趣的读者参考。

 是 的，对于时下学风问题，我们似乎也应该怀有历史性的宽容态度。一些学术负面风格形成的远因在于：百年来的知识现代化导至的“学问”和“道德”的结构性分 离；近因则在于：文革后遗症。新时期三十多年来学界负面现象的直接主因是：大家，不分老中青，历史上都“来自文革时期”。那个时期，人的地位不同，作用不 同，但都“生存于”同一社会文化环境，接受着同样的客观作用力，此“社会力学影响”实无关于青少年以上人民当时所处的“地位”如何（地位相关于当事人之作 为，心态相关于当事人之动机心术，普遍受到环境影响的实乃后者）。耳濡目染，无远弗届，虽然也有正面的影响（经验锻炼之类），而毕竟负面影响为主。当中国 结束“文革”进入新时期后，以为一切仅须归罪于“涉及少数人的客观原因”，而不再想到此一时期对“大众”的负面影响方面；或仅视之为“无辜大众”的“受害 遭遇”，而未考虑“受害者”本身身心受到了可能同样严重的负面影响。而恰恰是此未受重视、未得矫正的个人性格倾向方面，反而有机会“安全地”进入到新时 期，并在更基本的层次上，即精神与文化层次上，持续发挥其（来自文革期的）负面作用和“遗风”。殊不知，该时代早已直接间接方式对一切曾经“介入环境”的 个人心态和行为方式“刻下了深刻的烙印”，此隐而未显、或显而复藏的身心因素，将在新的“社会渠道”内，以新的形态继续兹长生发，虽然其作用的目的、手段 和领域不同了，但该烙印仍然实质上影响着人们的动机和作风。重要的是，文革期存留下来的个人动机学方面的负面特点，开始以完全不同于文革期的活动方式产生 着作用，个人“前后期”的行为动机线很可能是“一脉相承”的，特别是在去文革未久的80年 代，也就是所谓的“启蒙时代”。结果，启蒙时代的中青年精英中间，不少人呈现出具中国特色的“精英”风格：此即一种不须具有时代新知新学准备的特殊精英文 化！（重要的是，精英们对此普遍没有自识；各行带头人不关心自己的真实知识状态却勇于以时代“先知先觉”自诩：即误把人人皆有的社会性个人体验常识与个人 学术知识储备混为一谈）社会视之为“精英阶层”者，却以普遍欠缺了必要教育、必要知识、更欠缺对此“知识欠缺”之觉识为特色。一方面来自此前长达三级教育 阶段的知识缺失，另一方面来自旧时期的客观条件的固有限制。然而其共同的时代优点在于：比历代同龄人大大多出了社会历练，也就是对人际关系的直接体验和人 际利害应对智慧。于是，不少精英们都表现为“少年老成”的练达人士。今日回想起来，才懂得为什么那个时间段的青年们的言谈举止风格会如此一致又如此不同于 前文革时期的人士：他们和什么人说什么话，怎么说，怎么不说，都是有高度选择性、算计性的；他们“抱团”活动，目的明确，最大的风格特点是：不让你看清他 的真相（故绝不“露短”，故精于自我宣传）。这大概就是他们战天斗地后获得的一种“防身术”。问题是：在彼时，该术用于防身，而在此时，该术开始转而用于 “攻占”了。扩大而言，当然也不限于学术界，80年 代中什么现象不沾上此文革后遗症呢？那时所发生的三教九流左中右等各种现象，哪个不是和当时的历史条件（包括主观和客观条件）相关的呢（对此情况，老外根 本不加分析，一切以如何即时运作“以有利于其本身”为观察和判断标准）？再加上改革开放后涌进的各种境外投机力量，那样一种高度不稳定状态下出现、形成的 各种“影响”，有多少是有内在的、确实的价值的呢？但是，人们似乎都知道如何进行各种“炒作”以制造对自身有利的影响，这对刚从文革中走出的一般群众来 说，对于文化和学术哪里有什么独立分辨能力呢？（历史上这类事不是屡见不鲜吗？）

 那 个时期主体独立道德心态近于空白，环境开放后，“有心力体力者”，遂一任长期未得餍足的欲望膨胀。其人虽不曾获得道德心志熏陶，却纷纷成为“法家术士”， 故足以在开放时代“聚能逞智”，放手一博。落实在人文学术界时，西学理论遂成为“逞智夺利”的“热点”（他们美其名曰“启蒙时代”）。至今不衰。结果，历 史的“辩证法”表现在：新时期的一些文化精英们恰恰是在“前开放期”或“文革期”锻炼成其心志和本领的。“文革”有力地“模塑”了其性格，而其实际发展机 会则延伸到了新时期、新世代和新世纪才出现。今日我们说的“学术腐败”，其多种根源中的第一项，应该说就是“文革后遗症”形成的心理特质。现代中国文化史 上的一个怪现象是：文革十年的东方本位的反文化运动，为后文革时代的朝向西方的新文化运动准备了精神的和技术的运作条件。因为，文化和学术的本质，不在于 其“材料”，而在于其运作材料的心态、方向和后果！

 “入 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味”！为什么？因为个人名利追求，实依于此客观“环境气氛”，心志已不在于香臭真伪辨析，而在于得失条件辨析。但是，让我们先来看一下 人文理论翻译界这类或隐或显的行为方式究竟是什么“性质”（性质，关系于是非，而非关系于得失）的？是不是“真正正派学人”会去如此选择学术实践方式的？ 还不是说学人怕不怕别人因此遭到他人指责和批评，而是说学人自己是否真情愿把自己的珍贵光阴以这种近乎无聊的投机取巧方式施之于本人及学术社会：一切仅为 了获取此“蝇头小利”吗？更严重的是，此辈“理论先锋”正是各方期待将承担着中国文化复兴和发展的精英份子，其心、言、行如此分裂，中国文化前途能够靠着 他们来引导吗？他们“对付得了”，比如，治学态度认真得多的日本学人吗？

 本 文仅举人文学术一隅之例，以图反映当代一些人文学者心态之扭曲。试看：以下正派学者所不屑的学术行为“小节”，如何正相当普遍地存在于当前西学理论界内。 重要的是，此类“小节”大多掩盖在“合法”的表面安排中，以“合法”暗中取代“合理”的这类学术行为，实际上比“非法”学术行为（如直接抄袭）在文化精神 影响上更严重。如此造成的最大负面效果，还不是指学术上的真假不实，而是指心术上的伪善。民族读书人之心术如果浸透伪善，其含义为何，应属不言而喻了。

 1。控制版权，窃译前译本，以期排除前译本的存在，可谓一石二鸟，即既可不费力而得之，又可使被夺者的译品渐渐从坊间“蒸发”。

 2。 根据非原著文字的现有译本内容，按照原著文本进行 “重新”翻译，但不申明此种借鉴转译关系，以期制造“白纸黑字”的窃誉效果：示人以此为新译者独立研习之所得。如果后译者在文字处理上可超出前译者（此实 为编改性文字技术性工作而已），更增加了新译本从此“屹立不摇”的资本。

 3。 对无版权问题的古典书籍译本，进行“重译”，使其“文字上”超出前译本，以达成文字上“良币驱劣币”效果。此二者的文字“改进”仍属于编辑性加工工作，却 可因此文字性加工作业而达到“窃取”前译者学术理解成果的目的。新译者还可自欺欺人地说：我的译本当然比前译本好。却不问此一“确然事实”是如何形成的： 如无初译者的学术理解工夫，此后译者可能根本还达不到正确理解原著的地步。而且，有些“惯译者”，根本上不读书，不研究，或者怕读书、怕研究，故只愿意在 别人的原译稿上（因已为原译者所费力消化，转换成中文了）进行“文字修饰类”工作。

 4。 不进行相关研习，凭着一般外语能力上手就进行“直译”，往往使译文的关键性部分不易读通；组织这类人士进行系列翻译，以期“占据”译品市场，乃为翻译界拉 邦聚势的惯常现象。所谓“主编”者（在国外不过是策划、组织、安排者，纯属事务性工作），不仅可坐收学术上高人一等的虚名，而且可“捷足先登”地阅读艰难 内容的中文译本，以通过此捷径取得新知新学常识。此常识级知识却已足以作为发表媒体评论文章的材料了。（结果，媒体上的通俗性学术评论反可使借取真正研究 者成果的媒体作者独家获取学誉：等于形成“你研究，我收获”的文化界怪现象）。

 5。 将“编译”工作说成是本人“著作”；如果直接将外国他人文字的中文翻译说成是自己的著作，此谓明目张胆的盗名窃誉，而非为“聪明人”所愿为；于是出现了变 相的“窃译为著”手法，如把一小部分注有出处的译文承认为译文，而将大部分其他译文的出处隐蔽，或稍加编改，遂将全书说成是“自著”（虽然仅将含小部分译 文的书籍说成是自著已经不妥，而此辈处心积虑求做学问“多快好省”的后文革青年才俊对此已可不顾忌了）。而且为了让读者不易发现作伪的漏洞，还在不少地方 施以“手脚”，以多方掩盖该书大部分为翻译的实情。此类浮薄作风的真正危害在于：翻译他人思想而示人以自著印象，目的是不诚实地抬高自己的学术水平。问题 于是已不在于“盗名窃誉”方面，而在于误导读者真以为他学有专深的认知方面，从而对其言论信之不疑（另外如再辅以洋学历、洋关系的掩护作用，更可强化此做 法之效果）。其读者误导性才是社会学术理论提升的最大危害。

 6。 掩饰自己知识汲取之真正来源，并推出并不相关的（只要具外国国籍的）关系人作为“借洋自高”的手段，并以此对读者暗示自己具有独立之学术基础。如曾向“他 人”学习，则此“他人”必被说成是公认“德高望重”者，借以增加个人颜面光彩，或表示自己并非排挤贤能者（因此所选择的个人学术“统战对象”往往是不足与 自己竟争学术者，如此则不吝经常在自己掌握的媒体上“拔高之”！其“挤、拉”人选均在有意设计中）；或者是洋人（不论什么洋人，反正洋人就好），因为以洋 人“为师”不丢面子。不，哪里是丢不丢面子的问题，而是要“凭空”制造个人学养印象。其本质还涉及到来自文革的“势利心”。（其各种做伪伎俩专门针对欠缺 “势力”者）为此必须首先掩饰自己知识的真正来源。改革开放以来，人文学界突然都不几年就成了当代西学理论熟知家，但极少人会让世人了解其知识真正的来源 为何，而是纷纷利用个人的等级、地位、学历、关系、网络操作，以作多方面的饰伪和掩盖。无非是示人以“知从己出”的印象，以自抬身价。所以个人学术实践往 往里外两套：家里偷学的是一套，外面告知他人的又是一套。以便“声东击西”，掩蔽个人多快好省获知之真实渠道。有此心态者，却附外国哲人名家之羽翼以“乘 风破浪”，充分显示了其“后文革”时代的聪明智慧。中国学术理论的未来能够靠具这种心态者来完成吗？（有人告我此辈其中一些人实已成为“人精”，故招数过 人）

 7。 以译代研；再论此一无比重要的时代学术倾向。许多现代西学理论的研究界，现在仅变成了“理论翻译界”。大家既不谈学者的治学态度和操守，也不谈如何深入持 续研究原著，而是转而在共识中“落实”在如何“进行翻译”方面了。早先，最可笑的倾向是，一些人动辄将其他旧译人名随意改换，以图以此轻便手段制造“此人 学术研究由我开始”的假象。等到学术“进步”了，开始关注专有名词的译名准确度了。和轻易改动他人人名翻译的动机一样，努力于改动他人的名词旧译，以图通 过人多势众达到使本派本人名词成为流行的目的。其中最常见的做法和动机与上述诸端一脉相承：先通过他人译名理解了意思，然后通过文字上的“小改动”以表示 “后来居上”。而不免外行的则表现是：理论翻译界一些人急功近利，不断期待对前人“取而代之”，而不顾（不懂）翻译规律地妄图对外国理论名词追求即时永远 固定的“确译”，以图通过此种“译名定乾坤”的轻便手法，变相地一举成为域界“权威”。而此急功近利、自以为是的作为可能对读者带来极大负面影响。

 8。 理论翻译奖评制度；此辈最不可思议的争名逐利举措是设置“学术翻译奖评机构”。这就等于把严肃的人文学术理论工作同化于“歌星大赛”、“网球比赛”的层次 了，从而明显暴露出始作俑者的非正派学术心态。所谓“翻译能力”或“翻译技巧”，只能针对文学类作品，其中自然对译者有着两种文字和艺术性领悟能力的考 验，对其进行比较和评比，尚称可行。而学术翻译工作根本上是一个学术知识的问题，其中没有什么文词上的特殊要求（达意即可），有的只是译者对著作内容的正 确知识理解问题。此知识理解问题完全取决于其学术知识程度，而非什么“翻译技巧”问题。其中如果有技巧，此技巧也必定不占主要地位。如果把知识理解和翻译 问题转化为“翻译能力比较”问题，就会引生大量无关的枝节问题。而最后评比的标准为何，必定模糊不清：原作的质量（此与译者无关），译笔的流畅（此与知识 无关，属于编辑加工一类技术性处理），准确度（这可能来自其他译本的帮助，本国的和他国的）；最重要的是，同类学术译本的水平相同者可以说不计其数，根本 谈不到谁高谁低。评奖制度的宗旨不明的根本问题是：不是鼓励译者成为专深的研究者，而是鼓励译者在译品字面上用功，而是故意通过抬高关系人士以达到多重 “额外目的”，从而完全违背了推进学术的精神。于是主事者还可通过此制度的实行来实现“拉、打效果”（如将奖项颁与本派人士），以间接“贬低”相关竟争对 手。特别是利用国内人文学术不成熟环境来鱼目混珠：以此类似是而非的活动来“体现”主事者比同业他人学术水平为高的假象！（谁掌握了奖金资源就可以设法通 过此简易“行为艺术”来“证明”自己比他人的学术水平高）而实际上，竟然可能是主事者自己或者根本没有象样的学术翻译能力及成果，或者只有次要的学术翻译 能力（甚至于根本上就是学术理论“滥译”的始作俑者）；更可笑的是拉上一些“汉语与本国学术两未通的”汉学家来用洋面孔“忽悠”国人，真是把中国学界“看 扁了”。从此现象中，我们却可“瞥见”另一种隐蔽的更深问题：一些老外明知个里，却故意出钱出资插上一脚，以显示中国的该国学术研究事业实乃由“宗主国” 在通过其“代理人”（自己培养的语言精英）在进行跨国指导！在这里，此辈不加遮掩地玩弄语种、国籍、地位、外交等等各种学术非相干因素概念的含混性；在心 理深层次上甘心通过做代理人以期利用崇洋慕外环境有效地协助排挤国内业界竞争者。我们不要忘记：中国学界研习外国人文学理，目的不是为了“弘扬”外国的文 化，而是为了提升自身的文化，因此在“利害关系”上与老外之间根本不同。如前面已述，如果所研习的对象既非参与评奖游戏的老外之所长，又非主事者之所长， 相关学术研究就与该二者均无关系，何需他们插进一脚？一些老外嫉妒成性，他们既不能深入掌握中国文化学术，又不能深入掌握本国学术，却蛮横地以为自己拥有 本国“语言特权”（多容易实行的“本国至上主义”！）。一定要记住：学术为天下之公器，任何国家的学术都为公共财。一些老外把本国名人的学术成果被他国人 掌握之事，不是从弘扬人类共同学术角度出发加以认同和鼓励，反而是小肚嫉肠地妄图伸张其变相的“支配权”！本此心态，此类老外可能与彼类国人“一拍即 合”，遂结成利益共同体。难怪流利外语能力遂可能成为类似于当初洋行买办的有用资质，并为一些商人型老外所激赏了。代理人和被代理人遂成为西学界一种变形 样态。一些渐渐熟谙此道的老外，于是甚至于领悟了这一奥秘：鼓励代理人（因如有真才实学者必不屑于浪费时间玩弄此等小儿科伎俩）对真正研究者的成果加以 “窃取”，然后用自己的老外身份为其“站台，背书”：“只有我们直接训练出的人才能被承认是“真正”掌握了我国学术者！”。并可能因此而造成“他人劳作， 吾人收割”的利我态势，可谓以逸代劳。对于商人心态而言：这又有何不可？

 以译代著，以译代研的倾向，说到底是 急 功近利。重要的是，重点还不是此行为本身及其直接学术后果，而是其心术后果。当事人不老老实实独立追求学问，而是亟思利用海外理论时髦，通过手段，党同伐 异，来追名逐利。在手段上用心思和曲线治学的这种君子不为之事，却成为此辈习以为常的惯习。其实，在此，重要的仍然还不是因此带来的学界风气的败坏及其对 青年人的影响方面，而是在此心态下，其人其派的“学问”将永远难以实质提升。因为在该功利主义心态下，学人不须实质努力，只须投机取巧即可“多快好省”地 达到目的了。而作为其投机取巧策略实施之一环的，自然要辅之以拉邦结派、党同伐异、排挤同行、弄虚作假了。结果，本应是纯洁高尚的人文学术事业，在思想解 放后，反而成了人文知识分子新兴“名利场”的大舞台。在这样的行动舞台上能够期待人文学术逐步提升吗？此中的因果关系，才是上述弊端中的“重中之重”！因 为人们至少明白，中国的人文学术现代化事业要不断有真的提升，但此目的很难达到。结果可能不过是不断花样翻新地对外跟风，因为“跟风”即足以达到国内学术 市场上的成功。自然，从精神层面上说，我们还得看到更“根本性”的民族文化学术的负面后果：这就是民族文化人和学人的精神态度的问题。精神态度才是人文学 术进步的真正保障。前述各种投机取巧之术的“本质性”后果正是学人的心术问题。投机取巧之术“反映着”心术的“深广度”！内心充斥着投机取巧的学人能够有 眼光、有魄力来追求正确的学术目标吗？不仅不可能，他还自然地要对其他阻碍其前进的“非我族类”大施“嫉贤妒能”伎俩。这正是他们一些人在“文革”期间所 曾耳濡目染者。这一切之所以易于掩饰，乃因（我以前说过的）易于操弄的混淆术：把翻译来的他人思想表达出来，读者遂不辨此思想的真正主人是谁，而往往把 “中文从谁口中说出的思想就算是谁的思想”！当你欣赏该翻译思想时，因此往往“轻率地”将译者和作者的身份混同。译者也就飘飘然真以为思想从己发出了。此 事的严重性，当然远不限于理论翻译界，而是可关联到百年来中国西学实践的一切领域：精英学者之所以成为“精英”，主因其掌握了“外语”，因此便于“转输” 外国思想于国人。读者却不再深辨此“学术效果”来自何人了！结果精通外文的精英到头来都仅成了外国思想的间接“转输者”；或者进而可成为本国思想在通俗化 后的逆向“转输者”（所谓弘扬国人思想于国外者）。二者其实基本上止于“转输”工作也。

 如 以在中国读者那里赢得名利为目的，当然“直译过来”马上就可立竿见影！因为此类学者的实际动机是要将自己的名字和原作者的大名在书页上并列，“以附骥尾” 为荣，于是“懂到什么程度”岂非成为“不相干”的问题？这就给“以译代研”学者以巨大刺激，促使他采取各种投机取巧方法“以附骥尾”：如尽先翻译名人的容 易作品（既然作品难易无关于对同一作者名号的利用效果），偷偷收集他人名词的译法（稍加变通，以示己出），党同伐异，制造声势，再通过版权技巧排斥他人的 出版机会。试想，如果我们的新时代“哲学家”们怀有这样的性格和手段，中国的新哲学建设还有希望吗？这一现象已不是什么中外学者间常见的争名夺利问题，而 是“中国哲学家”的根本心术问题，动机问题。我们再次举出这类学风的例子，是为了在人们“熟视无睹”的西学现象背后指出：这样的学者心术将严重阻碍中国哲 学和中国人文学术的真正进步。而此一现象之所以易于避人耳目，正因为学者“躲在”外国名人名字的背后“争附骥尾”（如果再辅以不通中国国情的国外机构与权 威的“加持”，则更可放胆谋求进一步的学术垄断地位了）。这样，读者就可能误把直译来的外国名人的言论当成了相应国人学者的言论了。学界思想的构成如果如 是搭建，从此必是对外“亦步亦趋”，“人云亦云”。而“导师研究生”的功利主义、职业互利主义机制，将从制度上使此术成为逐代师生学术利益共谋者的惯习策 略。

 关于为什么这样一来学术难以提升，我已多次著文剖析。此处只须简单重复于此：

理 论翻译界的弊端，本质上是学人投机取巧，以期快速达致名利目的。只要“以译代研”实践成功，即已完成了一次“袭取”行动，即已在社会“知名度银行”帐簿上 实质地（历史现实地）增加了“储蓄额”，达到了有效增加知名度（今日还可从互联网上的点击率、奖项获得多少等方面立即掌握“成果”之数额）的目的。在此情 况下，在学界竟争激烈的环境下，此类学者自然立即转向下一战役，以继续积累“知名度储蓄额”。孔曰“察其所安”，如果他不安于学术本身，而是安于因学术带 来的“知名度”（也许还有金钱目的），结果他的“内外驱动条件”必然使他如是选择行为方式和实施项目。

 以 上我专门举了理论译界较易发现的问题。中国人文学术的现代化的目标首先应该是增加现代理论知识，所以理论译界的现象成为我们关注的中心之一。而此一具体现 象也可扩大到全体人文学术现代化领域来考察，这也就是百年来人文学术研习西学的效果之重新评估的问题。其实，并不是只有理论翻译界才有上述倾向，而是在不 同领域、不同方式上、不同程度上都会发现类似的倾向。学者如果急功近利，必然会投机取巧，其总体负面效果则必然相同。此中却存在着两大掩饰效果：出版物、 知识、话题越来越多，似乎现代学术在蒸蒸日上；中外学术交流的密切化、普遍化、制度化进一步造成了“一切正常运作中”的假象。中国学者对西学的认真研究和 对西学材料的功利主义利用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事，而从效果上不易分辨。首先，西人基本上没有能力察觉相关实情；其次西人可能根本不关心此相关实情。我曾以如 下比喻说明此中深刻而隐蔽的道理：师父带徒弟，如果是从自身现实名利动机出发，他实质上（察其所安）关注的不是徒弟掌握本领的实态（如果不是故意不希望徒 弟吸收到自己的真本领的话），而是通过“收徒”以通过拉邦结派来实现自身的利益。所谓“利益”在此究竟是指什么呢，这是一个极微妙的问题（对国人，不须费 力很快就会察觉其学术动机，而对老外，则颇不容易，因为他们自幼养成了轻易不露真相的修养！）。这个利益是指让徒弟获得自己的真本领，还是指希图徒弟为自 己在他国领域内“扬名”呢？如果既扬了师父的名又并不希望徒弟真掌握自己的本领，是不是更符合自身的“利益”呢？对此，我们的商界人士马上可得出答案：那 是无疑的，这就是“商业机密”之一。这就是糕饼店家的惯常伎俩：配方绝不能让外人掌握。如果现代学人有古典伦理素养，当然不会如此“庸俗”，但是全球商业 化大潮下何地能够幸免此种商人心态和治学动机呢？无论如何，一些西学者并不真正关心“他人”或“集体”的学术成就（因此绝对不具“仁者兼济”心态！）。这 样，中外学术交流就变成了“互利互惠”关系。此词语在商界听起来多么自然合理！但施之于学界呢？（我是不是提过个人的一桩旧事，兹再次提一下：我在理查罗 蒂去逝前与他通的最后一封电邮中谈到了我的“感叹”；今日哲学家都成了准商人！）他们和商人一样追求的是个人在领域内的名利！因此和他人之间是利害合作关 系（你来我往做到利益互换公平已是上选了）。当然他们也会考虑到个人思想的实质性影响，但那可能是分层次运作的，他“对你的利用”有着不同的规范要求。有 些关系者要求你掌握他的知识多一些，有些关系者只要求你为其跑龙套、摇旗呐喊即可。其中有多少人愿意“你因为学习我而最后可与我“并驾齐驱”或甚至超过 我”呢（或只是白白从我“得益”呢）？

 我 个人的交往体会中最惊诧的是这样的老外作者的反应：如果你翻译的他的作品是谈述他本人学术的，则多半欢迎，而如果所谈论的内容是另一人的，如果他未曾因此 获得某种额外利益以做“回报”，则他未必对此译事高兴（因在他的算计下，他因此获得的利益不大）。因为这样一来，你马上和他“站到一个阶次上了”：你们都 非原创者！那么这又有什么关系呢？他如果“小心眼”，可能并不高兴你“借他的研究成果”而在他的同一领域内获得了同样的知识收获！（虽然学术承袭关系均公 开表明，并非对其有任何不公，但所暴露的是：他最后的目标不是“兼济”，而是借任何一种传播而“自利”的动机；换言之，他绝对不关心“他人”的实际获知的 程度问题，而仅关心如何通过他人以谋自身利益的问题）

 让我们再谈以后在其他场合我还会详论的另一个更重要而微妙的问题：在今日中外人文学术交流中的一个更复杂的问题：原创性思想的技术性含量（A）和其“创造性应用”中的另类技术性问题（B）之间的区别和关系。A和B在构成、目标、方法上都是不一样的。对于A而言，中国学者有一个是否认真研习的问题（而不只是利用来谋求名利的工具），而对于B而 言则要求学者具有更深、更诚的“精神内力”来加以推进。前者如果主要是抄袭或模仿，后者则要求积极创造；前者如果老外能够认真给予或传授，后者则属老外 “爱莫能助”（虽然他们不会承认）。而正是后一任务才是中国未来人文科学发展最需要的“动力”。在西方专科框架内形成的“技术性产品”，只是相当于进一步 理解、应用、发展的“材料”；固然有一个材料掌握好没有的问题，但更有一个有没有能力“驾驭”和“创造性发展”的问题。如果学人持前述译界投机取巧（此辈 当然同时善于“掩盖”其伎俩，故非深悉此业者决难察觉，因投机者对其作伪之可能观感效果也早已在其计虑和防范中了）那样的心态，我们能够期待他们将来能够 臻于此境界吗？（更可怕的文革遗风是，此辈内心根本就没有一个“是非感”，而一切均挂钩于自身名利得失，而操弄道德语言又必为其强项。此辈的共同心态是： 道德是对外、对他要求的，以作为其追求自身利益的策略之一；而对己则一味地只须“天诛地灭”即可！故暌诸历史故事，善于操弄道德话语者，其目的是“秀予他 人看也”，这与其本人内心的实际道德操守可说没有任何必然关系！而时人对此“二重性”人格表现，哪里会去辨析。结果：谁说的好听，就跟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