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学科方向和孔孟心术学的联系点

                         ----以芬兰符号学会议论文为例 

      李幼蒸

（一）一般问题

今日学术心术学意义重大。但其中有三类不同的相关现象首应区分。第一类是通常所谓学术腐败问题，人人皆知其义，只不过因为心迹隐蔽，未必容易判断具体事例而 已。当代学术腐败的起点是七、八十年代。从那时起个人才有机会做较多自由选择，而当时教条主义退却，学术思想一时“真空”，不少以66年 前为基础者，立即出来企图填补此真空，而其中不乏有人采用文革时期习得的经验和伎俩，于是弄虚作假者有之、藉势欺人者有之。他们成为日后学术腐败现象的直 接根源，当时他们的行径如发生在今日，怕都成了学术打假的典型靶子。对于经济腐败，人人必会义愤填鹰。腐败份子会说：你因妒我有钱，故愤而攻我。学术腐 败，道理同然。搞学术腐败或弄虚作假者，亦会说：你对我有愤，非因我之弄虚作假本身，而因你妒我声名。这是那类靠不正之风起家者自卫的惯技。孔孟对伪善者 之憎恶，憎其行迹虽不端而因“暴得大名”卒可影响后世青年，并妨碍仁学之展开也。孔孟对乡愿之怒，义利之怒是也。嫉恶如仇何事？善恶分明，乃孔门之深教， 非因学者在万千要藉研读之余，还会有兴趣纠缠那些本无学术价值之物。你亦孔孟，他亦孔孟，何者为“真”乎？须有以辨之在此。

这 类学术腐败现象当然是心术问题，但因已趋极端，本应归为道德乃至法律类别。我倒觉得不必将其纳入学术心术学范畴。我所观察和分析的是有关跨学科和心术学的 关系这样一个普遍性的学术心术学问题。一般来说，跨学科和专科本位之间的治学方向冲突中，往往含有学者心术因素方面。但并非都是如此。在近代学科分划而趋 专门以来的几百年中，恰恰是专家型学者的“心术”（求真理的正心）可能更完善，而“跨学科”的系传统哲学体系可能更欠实在。在专业性科学实践中，正因立出 明确学术运作边界，反而能在限定运作区内实现重大科学突破。现代以来我们仅举胡塞尔和弗洛伊德两人例即可。他们两人几乎达到了本学科“空前绝后”水平的地 步，而两人的成功端在于他们“心无旁鹜”。对于这类学术思想史现象，我们唯恐其不专门，而人类都须仰仗他们的专家型智慧和意志，来扩大共同知识积累。目 前，在相对的意义上，也应对专家型学者持同样的尊敬态度。例如，今日每个哲学家，更是须以其他专家的专科学术成就，作为自身知识汲取来源。所以，心术学并 非简单地只与强调跨学科或只与强调专业学术联系在一起的。

现在，我们之所以须把跨学科研究方向和学术心术学联系起来，并抬出孔孟仁学作为伦理学根据，并非故意离题牵扯，而是确有充分实证观察根据的。但这又为什么开始发生于新世纪呢？原因如下：

A。人类学术活动空前市场化和制度化，此二者对于人文科学未来发展含有一定的负面效果。

B。人文科学本身的发展导致学理上比战前更加需要科际交流

C。A与B 之间现在发生了根本矛盾；学者“利益”倾向于强调学科本位；而人文科学理论发展倾向于跨学科方向

D。学术全球化发展导致上述态势遍及世界各学术文化地区

以 上有关人文学术新局势，促成了今日学术发展中有提出强化主体人格学之必要。为了推动人文科学有成效地前进，就须要求学术实践主体，有智慧、有勇气地，逆商 业化潮流而动。学术心术学由此而生。再者，如果心术学以往主要是中国思想传统内的事，现在则是西方学术制度下的人文学者也须考虑了。

符 号学作为人文科学中面对上述新局势的第一学术革新领域，必然更须关注学术心术学问题。于是，根据我对国内外符号学界及其他人文科学界的多年观察和体验，近 年来，特别是当我被选进国际符号学学会委员会后，我决定不顾国际学界功利主义压力，而觉得到了坦率表达意见的时候了。否则，国际符号学活动不过成为竞相开 展功利主义目标的学术利益交换场合，从而有违于现代符号学杰出先驱的遗愿。去年芬兰符号学会议上，我在两年来已发表过若干“得罪”国际同行的“建言”之 后，又进一步正式提出了我对当前国际符号学学会现状的判断以及工作改进的意见。我的可能直接“冒犯”各国专家的发言讲毕后，主持人匈牙利符号学学会会长沃 衣特（他是十多年前积极支持我当选理事的人士之一）没有给予听众提问的机会，而是把提问时间都用来反驳我的减低符号学史研究重要性、强调跨学科重要性的讲 话（其实他的知识背景，以及许多欧美学者的知识背景，使他们不可能对我的论点进行恰当评判）。更令我一直不安、尴尬和犹豫的乃是：能否真地可以处处“言所 当言”？我的学术观点与长期对我友好、对我支持的国际学会主席的符号学理论观点的“冲突”问题，也终于到了无法避免的时候。（同样的尴尬也出现在我与彼此 在学理上相当接近的法国朋友之间，包括早先与保罗利科的关系）在符号学和哲学的关系上，我差不多在和“全世界”（一笑！）唱反调。但是，完全没有想到，这 篇长文后来竟然被符号学专业期刊新主编完全接受、不久即可发表。对于此事，我对编辑部广开言路的敬意，远大过我对自己文章被主流期刊接受的喜悦。（毕竟我 已不再期待我的独立学术观点可在西方学界产生任何影响）在这篇我甚至于把它看作是我对国内外符号学界“告别辞”的文章中，我不仅继续倡言反对符号学内的哲 学中心论，而且主张今后符号学的战略研究方向应做根本调整：不再是以社会与文化中的“记号”为基本分析对象，而是以人文学术话语的结构分析作为主要对象。 但是，这篇长文的风格也是独特的，我在最后一部分中，离开学理问题，谈了与国际符号学学会今后运作方式改进有关的问题。现在，我把文章中的这最后一部分译 出，先行在网上发表。因为它正是与学术心术学有关的部分。读者可以据此了解我在提出学术心术学的问题时，是以时下一般（兼含中西）学术现象为谈论对象的。 虽然题旨并非“针对个人”，却必然是以大量个例体验为根据的。

（二）2005年芬兰会议提交论文的最后一节

7。在促进符号学全球化事业中的一些实际的问题

全球化符号学的令人鼓舞的目标只有在互联网时代才有可能。如何在互联网时代重新组织国际符号学学会的活动和规划，对于符号学大家庭来说是一个全新的任务。

7。1 互联网通讯

过去四十年国际符号学学会的成功经验，使其成为，在组织世界上跨学科学术交流活动中，非常有用和包罗广泛的比较研究模式。在全球化和互联网时代，IASS亦 应该与时俱进，彻底调整其运作方式，以满足新世纪符号学发展的需要。首先，它应该努力创建多地区、多领域、多学科、多课题之间广泛学术对话的有效平台。这 个对话平台应当使不同的学术兴趣和不同的研究方法之间的自由对话成为可能。但是，对于达成此目标来说，在两个层面上存在着困难。首先大多数非欧美国家的符 号学尚未建立学术组织，其次由于财物困难，大多数非欧美地区的符号学家没有条件参加IASS组织的学术活动。这两种困难成为IASS发展的长期困难所在。在此情况下，建立和推动国际朝向的互联网符号学交流平台活动，是极其必要的。

7。2 英语作为一种普遍语言

不 论世界上民族语言之间的冲突有多麽大，符号学的互联网事业面临着一个十分具体的问题；国际同行必须使用统一的交流语言，也就是唯一具有全球普遍性的英语。 这一交流语言的选择，完全应该从国际交流可行性条件角度考虑，而不应该涉及任何民族情绪性理由，否则就会形成自我行为矛盾：到国际舞台来（实际论坛和互联 网论坛），是为了对各国同行表达自己学术思想和了解国际同行的学术思想。为此目的，如无共同的语言交流工具，是不可能完成国际学术交流的目的的。但是目前 仍有很多符号学家，不只是因为英语的困障碍，而是由于把在国际符号学论坛上的发言，看成是表现民族自尊的机会，因此坚持使用本国或本地区的语言，以“维持 民族自尊心”，结果成为一种虚荣心作祟的、自相矛盾的、学术浪费的行为。

另 一方面，对于互联网国际符号学论坛的任务来说，各国学者要想有效参与网上讨论和交流，也存在着一种如何适当地运用书写英语的问题。的确，越来越多的非英语 地区学者掌握了基本书写英语的能力，但大多数人难以使自己的书写英语达到职业性规范的程度。考虑到现实的条件和需要，我认为IASS委员会需要考虑以下作法：

 a）安排国际互联网论坛的专职英语编辑，对于非英语母语学者的英文稿件给予起码的语言编辑协助，使其思想得以有效在国际论坛上获得表达；

 b）国际互联网论坛上的英文质量必然低于正常要求，在目前情况下IASS可给予英语水准上的宽容。在此，我们应该把思想的有效表达，看作高于英语写作能力的标准化要求。这样才可使得大批国际学者参加讨论。（本人认识许多优秀德、法教授，其英语阅读能力甚佳，但无时间练习英语写作以达到标准水平。对于中国学者，这样的学者更是越来越多了）

我 们充分承认，民族语言对于思想创造的必要性，但学术思想的表达是完全可以用不同语言转译的。法语人士在此问题上长期陷入自我矛盾，没有区分出创造思想所使 用的语言需要和理解此思想的语言需要是可以不同的。如若不然，岂非拒绝法国思想的世界传播么？英语的现实普遍应用性和英语作为历史特殊过程产物的正当性， 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事，不应加以混淆。对于国际符号学交流中选择可用的公共语言的问题来说，英语的历史意识形态问题，是“不相干的”。这个语言问题，今日已 成为IASS促进其国际交流活动的技术性要件之一。总而言之，一方面是IASS为成员提供英语编辑服务的需要，另一方面是学会成员同意尽量使用英语的需要。

7。3 符号学家个人的双重角色：组织者和研究者

一位学者的学术荣誉可以由两种不同的标准来衡量：学术研究的成就和组织工作的成就。二者不可混淆，也就是一位组织者应当中立、公正地服务于符号学领域内不同学术方向的学者，不应采取任何歧视性的和自我利益优先的行为方式。学术组织工作的公正性，已成为IASS今后有成效地开展创新性工作的先决条件。个人如此，学派之间更应该给予不同学派同行以同等的学术表达机会，使不同思想、包括反对组织者的思想，均有顺利表达的机会。如果不是这样安排IASS的组织工作，本文所倡言的学术目标是无从进行和达成的。那样，符号学国际舞台不过成为争相标榜和自我宣传的场合，本来就欠缺条件参加IASS活动的非欧美地区学者，将更无动机费力与会了。全球化符号学规划因此包含有一种国际交流间的学术伦理态度转变的要求。学会组织者尤其不应该利用学术组织权力来图利本人和本派的学术利益，而应把学术组织工作看作服务于IASS集体事业的另一种荣誉，即服务性荣誉。全球化符号学规划，如无这种事业组织性的抱负，是不可能实现符号学的理想的。由于这一个人学术操守问题，具有极现实的操作性必要，让我将其描述如下：

每一位成员可能同时扮演两种角色：

角色A：“搭建”舞台的学术实践：角色A作为组织者

角色B：在此舞台上“表演”的学术实践；角色B作为研究者

A与B由同一个人扮演，但在内心和行为过程中应该将两个角色的目的和方式完全分开。A角色是集体性的，B角 色是个人性的。因此学者个人的学术人格是双重性的，虽然在更高的层次上二者是统一的。这一公私任务分离的要求，不只是个人学术操守的问题，而且是直接关系 到符号学集体事业建全发展合符号学伟大理想实现可能的问题。【中译文补记：作者在此反复援引“蔡元培模式”，绝非斤斤计较于不肖学者个人之“损人利己”学 术操守问题，而是指出“操守”与人类理论进步的必然关联性方面】

7。4  伦理学态度和学术的方向调整

因此，符号学对于学术语义制度的研究不仅涉及到各种学术策略学调整方面，也涉及到个人在具体社会中的伦理态度选择方面。伦理的（动机的）/   内部的（学术的） / 外部的（社会性的）三元制度性分析（triple-institutional analysis）， 将为全球化时代符号学的发展揭示一个更富学术成效性的前景。一位研究者的学术利益基于他的专业知识，后者植根于作为职业成功的学术系统。而符号学的方法则 倾向于使此社会性价值或学术专业的保护主义去中心化：对于同一课题，在现存主流专业学术方式之外，可能存在有不同的方法。专家学者可能对于此学术“异他 者”参与本人组织的学术活动中的“竞争”感到不快，因为后者的学术方法可能超出自己的知识范围，从而“损及”自己的学术“利益”。学科的形成是与众多制度 性特权联系在一起的，如：地位、头衔、收入、荣誉、出版权力、会议组织权力、以及社会影响大小（知名度）。所有这些外部因素都在支持学者的功利主义学术运 作风格和策略。这一商业化时代对于商人来说是正当的动机，如果全盘移入人文学术界，势将系统地影响人文学术理论的发展方向，这是与启蒙时代的精神理想，与 古典时代学者朝向真理追求的精神，背道而驰的，而却为后现代主义视为当然。后者把学者以学术追求个人利益当作天经地义，而不再关心学者正当动机问题【中译 文补记：孔孟学强调动机学，老庄学否定动机学；孔孟以动机不纯责人（乡愿），道家以孔孟实在通过不实之虚誉以达“丑人美己”之目的相讥。此“案”适于古今 中外，不能辨析此“是非”，不足以言孔孟】。如果这也是后现代主义反对启蒙时代理想的一个理由的话，这是一个多麽庸俗的理由！问题不再是个人操守和风格的 问题，而是一个关系到人文科学、特别是关系到符号学理论的积极发展的问题。二十年来符号学理论欠缺重大创新，不正是与此学术商业化的世界潮流息息相关的 么？符号学家一定要区别两件事：追求公共性（学术内部）真理和追求个人性（学术外部）利益。具体来说，如果没有治学的理想主义，符号学倡导的跨学科、跨文 化学术策略方向是不可能成功的，而没有后者，公正的符号学的学术活动机会也难以形成。国际学者将成为各依个人外部优越条件，拉帮结派，冲向学术商业化竞 争，而以在市场上最终得利（名，势）为直接目的。当然，法律和规范可以提供基本制约，但那是外部性制约，与动机层无涉，也就是与学者治学动机和目标无涉。 在此意义上，全球化符号学牵扯到的符号学思想历险的前途，也是与学者个人的伦理学态度直接相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