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发者（李幼蒸）按语：2006年10月山东大学和《文史哲》编辑部等单位，趁《古史辨》第一册出版80周年之际，筹办了有关顾颉刚古史考辨学派的研讨会。这是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历史科学界的一次重要学术活动，具有多方面的意义。首先，会议的筹办，牵扯到顾颉刚学术思想的错综复杂地位问题。在大陆，顾颉刚既是“进步的学者”（在五四时代意识形态史的意义上），又是不宜于全面肯定的学者（因其疑古史观似有损中华民族文化形象）；在海外，顾颉刚既是“附共人士”，又是“破坏”中华传统文化思想认同的“五四精神”始作俑者之一。这一复杂背景引致7卷本的《古史辨》巨著几十年来在两岸四地史学界均未发挥应有的学术作用。对于围绕着顾颉刚现象形成的两岸四地学界的这种“排顾趋同效果”，实堪玩味。新时期以来，顾颉刚学术在大陆的地位又增加了新的复杂性，这就是大陆学界开始系统地减少了原来政治取向的“封建主义批判”兴趣，而越来越热衷于引进港台美华“泛汉学系统”学术，因此“疏远”顾颉刚的现象，竞然增加了双倍份量。不无戏剧性的是，顾颉刚现象又因一具体学术事件而不期然再次成为史学界焦点，这就是“夏商周断代工程”所引起的海内外争论。自《文史哲》杂志发表了齐鲁大学杨春梅女士的长文“去向堪忧的中国古典学” 后，中国大陆古史学界的偏疑古派和偏信古派之间的学术分歧明显化。杨文并提出中国史学界正在“召唤着新的史学理论”。因此，顾颉刚史学理论，“夏商周断代工程”研究计划等，就进而扩大为中国古史学界的理论化发展问题。关于史学理论，新时期三十年来，大陆史学理论界引进现代的西方历史理论知识，可谓不遗余力。但是如何使一般史学理论和中国古代历史研究“挂钩”，以及如何使几十年来成就卓著的中国考古学实践与现代历史理论“挂钩”，就成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界的时代新课题了。这样的重大学术议题，当然无法在一向忽略历史理论建设的海外“史语学”和“中国学”内进行。山东大学是次会议，遂亦不期然成为从有关顾颉刚学派定位的局部研讨会，扩大为展望中国历史科学理论化发展的学界聚会。是次会议之所以有此效果，乃因筹办者邀集了多学科学者、特别是关心理论建设的中青年学者与会。由此可证，史学理论本身就是跨学科思考和合作的产物。中国古史学的学术发展当然也须各相关学科的介入和合作，因此也就不再是史学专业内部的问题了，甚至于成为一个涉及到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前沿理论的问题。所谓“召唤新的史学理论”，自然就是召唤着不同学科理论工作者的积极合作。

本人作为前《史学理论》编委和《新史学沙龙丛书》编委，以及作为多年来提倡历史符号学研究的海外独立学者，有幸受邀参与了会议，受益颇多。关于顾颉刚现象的大陆相关部分，因为含有各种非学术性因素，而其论辨话语的意涵却不难理解。而顾颉刚现象的49年前的大陆相关部分和49年后的港台美华相关部分，反而特别值得注意。我们知道顾颉刚的一位弟子当年曾受托编辑《古史辨》第8卷而未果，后来到了海外，理论兴趣日趋淡薄，更以偏重资料业为史学正宗。此一现象竞有人引为顾颉刚学术不足取之证，海内外是非颠倒如是，以为不论什么学问，都是海外的高于海内的。岂知，海外学界对顾颉刚学术的轻忽根本上源于其学术理论知识的不足。山大是次跨学科古史学会议进一步表明，无论是现代史还是古代史的理论问题，都将是各科关心理论学者共同思考和讨论的公共性议题，虽然彼此因所长不同而可贡献于讨论的方面有所不同，其中专长和通识二者之间更须相互取长补短。会议结束已经半年了，关于会议的几篇报导刊于各专业媒体，未得广泛流传。现将几篇角度不同的报导汇集于此，同时刊布网上，以方便有兴趣的读者了解参考。计有：

1。《文史哲》的报导

2。《中华读书报》的报导

3。《学灯》（网刊）的报导

4。《山东大学报》（网刊）的报导

 

～～～～～～～～～～～～～～～～～～～～～

1。“疑古”与“走出疑古”的第一次正面交锋

——《古史辨》第一册出版八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刘 秀 俊

（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山东 济南 250100）

     中图分类号：K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11-4721（2007）01-0164-03

   1923年，顾颉刚先生发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一文，质疑“三皇五帝”的旧古史系统，掀起了现代学术史上著名的古史辨运动，引发了学界对古史、古书真伪的激烈讨论。到近70年后的1992年，李学勤先生提出“走出疑古时代”的主张，遂燃起了“疑古”与“走出疑古”的激辩烽烟。时至今日，对疑古学说的评价及应否走出“疑古”，仍是学术界面临的重大问题。2006年10月21至22日，由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中华书局、历史研究编辑部及文史哲编辑部联合主办的“上古史重建的新路向暨《古史辨》第一册出版八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山东济南召开。来自海内外众多学科领域的五十余位学者以文与会，并在会议期间同台论辩，就“疑古”学说的认识和评价、出土文献的意义和价值、上古史重建的新路向等一系列学界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交流和探讨。

一、反 思 “疑 古”

   王和先生（历史研究编辑部）在大会开幕式致词中首先指出，今天我们对于古史辨派及其疑古学说的影响、意义及现实定位，可以从本体论、方法论及认识论等几个层面做出一些新的评价。特别应注意其在认识论层面的意义，如“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说”，实际上为中国学者开启了一扇门，即从对历史本身的思考发展到对于历史认识的思考，注意到历史研究中的主客体关系问题，其意义怎么样评价也不为过。刘俐娜女士（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中国古史讨论与〈古史辨〉》及张越先生（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的《〈古史辨〉、“古史辨派”与顾颉刚疑古学说的理论价值》正是从这个角度高度评价了顾颉刚先生著名的“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说”，主张应从历史观、认识论和方法论等层面，多角度、全方位地阐释顾颉刚疑古学说的理论内涵。

   廖名春先生（清华大学历史系）则重点强调了在本体上考察疑古学派。因为虽然疑古学派也有思想史、社会史等多层面的意义，然而比较起来其核心恐怕还是文献学方面的意义。廖先生同时提示人们“疑古”学说里面有科学的精神，但不等于是科学精神，更不能将疑古等同于史料审查。“疑古”是史观的改变，不是史料的改变，是以史观改造史料的结果，不是从客观的史料审查中得出结论。

   谢维扬先生（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系）的《古书成书和流传情况研究的进展与古史史料学概念》一文也着重在史料学层面展开论述。在肯定了顾颉刚先生的古史辨伪工作是为建立近代意义的中国古史研究寻求合格的史料学基础的同时，谢先生也指出，关于古书成书和流传问题的复杂性，由于客观的原因，显然是超出了古史辨时代学者所能了解和意识到的范围，这势必会影响到他们对一系列相关问题探讨的方法的完整性以及其结论的正确性。谢先生进一步得出结论，新出土文献的研究之所以跟史料学的问题有密切的关系，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它揭示了以前从不为我们所知的古书成书和流传情况的复杂性，因此，我们不能急于认定某部古书为“伪书”，对有些古书的真伪问题要有比较复杂的认定。

   在对疑古学说中具体问题的考察中，辛德勇先生（北京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的《四岳、五岳的演变与古史地域扩张》、吴锐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禹是一条虫”再研究》、李扬眉女士的（文史哲编辑部）《“疑古”学说破坏意义的再估量——“东周以上无史”论评议》及彭国良先生（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的《一个流行了八十余年的伪命题——对张荫麟的“默证”说的重新审视》分别就古史地域扩张学说、“禹是一条虫”、“东周以上无史”论及“默证”说等古史辨运动中备受争议的热点问题进行了新的诠释，廓清了人们对古史辨派的某些误解。如李扬眉女士指出，胡适和顾颉刚提出的“东周以上无史”论是一个历史知识论而非本体论范畴内的命题。由于东周之前的历史记载天然地缺乏切实的原始资料，因此“东周以上无史”实际上是一个被“证据”法则逼出来的结论。在此基础上，张富祥（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张越等先生都指出，今天仍没有实质性的东西能够动摇古史辨派提出的核心观点，而对古史、古书真伪的某些具体认定所造成的“冤假错案”，只是些细节问题，无关乎大局，学者们应着意于在同一个层面开展学术讨论。

二、论争 聚 焦

   在来自海内外不同学科领域的50多位有代表性的学者齐聚一堂，特别是具有“疑古”倾向与“走出疑古”倾向的两派学人共同与会的情况下，会议不断掀起讨论热潮，与会学者就共同关心的话题进行了坦率而真诚的探讨。

   对“走出疑古”学说及其学术活动的初步总结和反思便是其中一个颇为引人注目的论题。张富祥先生在《“走出疑古”的困惑——从“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失误谈起》一文中指出，由于夏商周断代工程将主要精力放在非文字史料的调查和取证上，所得结果大都不可据，其所提倡的多学科方法也带有泛科学化的倾向，导致年代学论证上的一系列失误。这表明，作为工程的指导理念，“走出疑古时代”的提法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不妥当的。杨春梅女士（曲阜师范大学齐鲁学刊编辑部）的《去向堪忧的中国古典学——“走出疑古时代”述评》一文也在系统解说“走出疑古”学说的理论基础、产生背景及发展进程的基础上，指出了“走出疑古”影响下的中国古典学去向堪忧的问题。对此，廖名春先生在发言中指出目前中国的古典学研究是有史以来最繁荣、成绩最显著的时期，并质疑了杨春梅女士提出的“堪忧”问题。对此，杨女士在发言中也从古典学研究的“去向”问题、对“古史辨”派进行的伐罪式批判及学术丧失严肃性和独立性三个方面进行了正面回应，表达了忧虑之情。

   与“走出疑古”说密切相关的二重证据法也成为了会议的讨论热点。廖名春先生在区分了信古、疑古、重建、新证（互证）等几种观念之后，指出此四派中最有活力的还是以王国维为代表的新证派，其倡导的二重证据法是研究上古最有效的方法。对此，李若晖先生（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在题为《从“二重证据法”到“存异校勘学”》的发言中针锋相对地指出，二重证据法的核心在于求真近古，然而其作为方法本身只能针对微观事实，无法从中衍生出宏观问题，其在思想史问题的研究上也显得无能为力。谢维扬先生在随后的评论中则指出，二重证据法主要是处理史料学方面问题的一个方法和概念，如果认为它不能满足我们对于大的、宏观问题的解释，恐怕不是二重证据法本身的问题，而是研究者工作计划的问题。曹峰先生（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则认为“二重证据法”其实是一个不言自明的前提，其中并没有多少可以指导具体研究的方法论成分，尤其是现在已经没有一个学者愿意抱残守缺，无视日益增加的出土资料，而仅仅依据传世文献作为研究对象了。宁镇疆先生（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系）在对曹峰先生的评论中指出，“二重证据法”从证据学的角度来讲，其理想形态应该是各自独立来源的材料指向同一个事物,基于此的“二重证据法”还是比较坚实的。而李幼蒸先生认为从历史符号学角度看，所谓“二重证据法”显然不是一个严格科学性的概念，因为它简单化了两个不同学科——考古学和古史学运作程序之间的关系问题。

   另外，对于信古、疑古、释古、证古等的划分也引起了与会学者的热烈讨论。如廖名春先生指出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上古史研究主要有信古、疑古（顾颉刚先生为代表）、重建（傅斯年先生为代表）及互证（王国维先生为代表）等几派观点。童教英先生（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则在《顾颉刚·童书业·古史辨派》的发言中指出，之所以会出现如此分派的局面主要是由于学术界对考据和理论的切割，对疑古和释古的切割。因为童书业先生本人于《“疑古”、“考古”与“释古”》一文中早有论述：“疑古、考古和释古都是研究古史的三个阶段，是一件工作的三个方面，并不是三个学派。”顾潮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在评论中指出此种观点也一直为顾颉刚先生所坚持。

   然而李锐先生（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及竹元规人先生（日本振兴学会）也提醒人们注意顾颉刚、傅斯年及王国维等人在学术路向方面存在的差异。如竹元先生指出，虽然顾傅二人都注重史料，但顾颉刚先生把历史的世界分为史实的世界和历史观念的世界两个层面，研究第一层历史之前要研究第二层历史，而傅斯年则希望对历史作原原本本的还原工作，反对史观的介入，二者的张力也由此显现。这里我们可以看出由于历史认识论的不同而导致的学术路向的分野。其实这不仅体现在顾颉刚、傅斯年、王国维等学者的身上，用来分析近十几年来的“疑古”与“走出疑古”的学术纷争也是适用的。正像杨春梅女士在《去向堪忧的中国古典学——“走出疑古时代”述评》中通过对比李学勤先生与顾颉刚先生对古书形成及流传过程的看法，指出虽然二者都认可古书流变的复杂过程，但接下来却走向了“疑古”和“走出疑古”两个方向。特别是在考察了谢维扬先生的“现代古史史料学基本概念”之后，杨女士认为，谢先生提出的证伪标准和举证责任问题将“疑古”和“走出疑古”推到狭路相逢、短兵相接的境地，二者的根本分歧也正在于此。

三、未来 路 向

   在对“疑古”学说进行细致深入地反思的同时，与会学者也对上古史重建的路向问题广泛交流了意见。张富祥先生强调指出最基本的工作仍是这样两项：一是继续清理研究史料，另一项则是继续清理和研究传说史料当中的历史事实。

   杨春梅女士在指出谢维扬先生提出的证伪标准和举证责任问题将“疑古”和“走出疑古”推到狭路相逢、短兵相接的境地之后，热切地提出，“不管愿意不愿意，举证责任问题已经把大家逼到不能不关注理论的境地”，而且这是关系古史重建、也是涉及整个中国学术界未来走向的大问题。李扬眉女士也指出上古史重建工作必须冲破材料及证据的局限，建立在相关理论的基础之上。

   与会学者也对跨学科研究在上古史重建中的作用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如陈启能（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研究所）、谢保成（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林小安（故宫博物院）等诸位先生都对此进行了充分肯定。特别是李幼蒸先生的《顾颉刚史学与历史符号学——兼论中国古史学的理论发展问题》一文即试图从跨学科认识论和方法论角度来评估顾颉刚史学成就及其对古代史理论和一般历史理论所具有的意义，指出顾颉刚史学实践的方式和目标，与今日体现在历史符号学领域内的诸多要求颇多契合。李先生也坚持认为跨学科方法论，不是指不同学科材料的随意搭配，而是指相关学科间在理论逻辑上的有效沟通和有机配合。

   基于此，考古学在古史研究中的作用，特别是其与历史学的关系、及其学科独立性等问题也成为会议讨论的焦点。在对历史学与考古学结合作出的成绩进行充分肯定的基础上，也有不少学者侧重从学科独立性方面谈到了考古学的学科建设及其在古史重建过程中的作用。陈淳（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及方辉（山东大学东方考古研究中心）两位先生都对中国考古学长期以来的证史取向表示忧心。陈淳先生指出现代考古学已不再仅是考古与文字记载结合的“二重证据法”，应注意吸收西方自下而上的社会考古学方法，通过对考古学材料量化和质化的分析，重建古代人类的生活和社会发展史。

   与此相关的出土文献研究也引起了与会学者的高度重视，特别是在近些年出土文献大量增加的情况下，对出土文献本身的认识，及其在古史研究中的价值的评判也在学界备受关注，近十几年来对于古史辨派及其研究成果的评价的转向也与此密切相关。廖名春、谢维扬等先生均对在此背景下的中国古典学研究持较为乐观的态度。曹峰先生则提醒人们注意出土文献本身的复杂性问题。特别是对于近年频见报端及学术界的“出土文献将改写中国思想史”的说法，他认为，虽然在某些意义上出土文献为改写中国思想史提供了可能性，然而利用出土文献改写中国思想史要注意其自身在客观上、主观上的复杂性及局限性。他还特别指出不能将“疑古”学派的研究方法与出土文献的研究方法对立起来。

   正像王学典先生（文史哲编辑部）在会议总结中指出的，会议的成功不仅体现在学者们提交的高质量的学术论文及遍布于发言讨论过程中“散金碎玉”，而且体现在来自古史学、思想史、考古学、文献学、民俗学、神话学、符号学等各学科领域的学者齐聚一堂，就一个共同的话题展开的跨学科的对话。这一方面增加了我们对于学术本身的敬畏，另一方面更提升了我们在中国的古史研究中进一步开展跨学科合作的信心。尤其是在将如何重建上古史上意见不一致的两派学人共置于同一个交流平台的情况下，事实证明，所谓的学派之间的对立更多的是由于面对面的直接的交流方式的缺失,对话的结果必能促进大家的互相理解。

                                                     [责任编辑 李扬眉]

             2。为“顾颉刚年”做个标点

                 杨春梅

（2007-01-10 中华读书报）

从某种程度讲，2006年可以称为“顾颉刚年”。而当年先人之后人的这次同堂对话和
深情互动，抑或可以为“顾颉刚年”划了一个令人欣慰的阶段性的分号？
“层累说”的可贵之处就在它是从历史认识的角度讲问题，是中国学者从自己的研究
实践中独立提出的一个理论命题。

刚刚过去的2006年对于中国史学界而言，是平淡而又别有意味的。有一件事，使学界
关注，足资后人记录。首先，2006年是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出版八十周年。而久负盛
名的老牌学术
期刊《文史哲》杂志从2006年第一期开始，连续刊登讨论、质疑“走出疑古”的长篇论文
。还有，就是《顾颉刚全集》即将由中华书局编辑出版，消息一经发布，即引起学界关注
。《中华读书报》曾于2006年早些时候对这一大规模学术讨论给予大篇幅报道。围绕这些
，山东大学与中华书局在今年召开了一系列学术会议。所以，从某种程度讲，2006年可以
称为“顾颉刚年”。

而当年先人之后人的这次同堂对话和深情互动，抑或可以为“顾颉刚年”划了一个令
人欣慰的阶段性的分号？

顾潮与童教英同堂对话

顾潮女士是顾颉刚教授的女儿，童教英女士是童书业教授的女儿。作为“古史辨”派
主角的后人，两位女士不仅各自是她们父亲遗著的主要整理人，而且早已是这方面研究的
专家。童教英针对长久以来将“疑古”与“释古”割裂对立的思维定式，重提童书业教授
1946年发表的《“疑古”、“考古”与“释古”》一文中的观点，强调“释古”并不与“
疑古”、“考古”相冲突，而是“相需而成的工作”，“乃是研究古史的三个阶段，是一
件工作的三个方面，并不是三个学派”。童教英还深情回忆起顾颉刚、童书业师生间令人
感动的深情厚意，对顾颉刚先生的学问、胸襟、人品敬仰不已，赞扬顾颉刚先生提携后进
不遗余力，对不同意见不是容忍，而是喜欢，其人格魅力是吸引当时许多各持己见的学者
集结在其周围持续研讨古史的重要原因。担任评论的顾潮女士对不能割裂“疑古”和“释
古”、考据和理论的意见深表赞同，认为顾、童两位前辈在这一点上的见解是同样的，他
们都相信和追求真古，而且在这个意义上做了大量“释古”的工作。当顾女士追忆起两位
前辈的深厚交谊之时，——顾先生在一次手术前的遗嘱之中将身后文稿托付给小他15岁的
童先生，不料想童先生在1968年竟先他谢世，而童先生的《春秋左传研究》最后却由顾先
生整理出版。说到这里，她哽咽不已，台上的童女士更是潸然泪下。此情此景，令在场的
人无不为之动容，这让人深刻感受到浸润在“古史辨”派中的某种特有的精神力量和人格
内涵。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东西可能远比一些具体的学术成就具有更为永久的价值和魅
力。

秋末初冬的这次会议，是由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中华书局、历史研究编辑部及文
史哲编辑部联合举办的“上古史重建的新路向暨《古史辨》第一册出版80周年国际学术研
讨会”。在山东大学召开的这次会议，论规模并不算大，但却具有广泛的代表性。海内外
五十几位学者来自各个不同的学科领域，古史学、文献学、考古学之外，还有历史地理学
、民俗学、符号学、哲学、史学理论和史学史等众多领域。值得一提的是，与会学者以中
青年居多，甚至还有在读的博士生，这让人们的眼睛不禁为之一亮，看到了古典学以及与
之相关的诸多学科未来发展的希望。全面详细的综述，将在《文史哲》刊出。

两派学人交锋辩难

不过，这次会议最为引人注目的特点是“两派学人聚集在一起，同堂对话，交锋辩难
”。努力为分歧各方搭建起一个坚实的平台，以推动学术交流，促进学术发展，这是会议
主办者既定的宗旨。会议的结果表明，这一初衷得到了较好的实现，会议没有像一些人曾
经担心的那样成为只是“摆好”的庸俗纪念。将对纪念对象持不同评价的两派学者请到一
起交流对话，这在当今中国学界实属罕见，值得大书而特书。不同学科及分歧双方学者间
的交流对话不仅赋予这次会议很高的学术含量，而且收获颇为丰厚。以“上古史重建的新
路向”、“‘疑古’学说论衡”、“文献研究与疑古学说”、“‘古史辨’与20世纪中国
史学”等几个专题分类汇辑的27篇与会论文就是收获的成果之一。论文集内在的质量品位
和外观的素朴精美可谓相得益彰，成为会议上的抢手货。眼下学术界的会议也和市场上充
斥的商品一样多而滥，不少会议论文集过后即弃，甚至刚拿到手就已不打算让它成为归途
的累赘。可这本论文集，我想得到它的人大概没有一个愿意轻易放手。不管同意还是不同
意其中的观点，这种多方位、多层面、多学科深入的探讨本身已令人叹为观止，加上其中
新见迭出，自然就让人爱不释手了。

温情的回忆震撼人心，冷静的反思和热烈的论辨则令人开悟。会上所发表的意见，无
论肯定还是否定，都蕴涵着一番严肃认真的思考。此次会议纪念《古史辨》第一册出版8
0周年的目的主要是以此为契机，重估其意义和价值，并进一步探索“上古史重建的新路
向”。“路向”问题既是80年后人们评价古史辨的出发点，也是归宿点，路向的不同直接
影响到对古史辨评价的分歧。难能可贵的是，大家彼此都没有回避分歧。在两天的发言和
讨论中，这些分歧被从不同角度表达出来。

那天晚上，会议上还召集了一个小型座谈会，参加者有廖名春、谢维扬、张富祥、陈
淳、江林昌、曹峰五位先生，很可代表各方意见。大家尽管意见不同，甚至分歧很大，但
是彼此都能直言不讳，坦诚相见，这也是贯穿整个会议的一个特点。李零在1998年北京“
二十世纪疑古思潮回顾”会上曾经主张关于“疑古”的讨论不必要掩盖分歧，像顾先生当
年那样，不妨把各种不同的意见摆到桌面上，让它们进行一次激烈的交锋，反而能够真正
的推动学术的前进。这次会议应该说是李先生所期望的局面的一个很好的开端。今天的学
界如果能重新回归到这样一个境界上去，那自然就无可“堪忧”，或纵有所忧，也终究会
在多元自由的探讨和批评中转忧为喜。这次会议最有意义的一点，就是让人看到了这种希
望。

从不同角度认识《古史辨》的意义

和廖名春对“古史辨”始终一贯的激烈批评不同，谢维扬这次对“古史辨”给予很高
的评价。他特别强调有关古史辨价值和意义的评价是以前文章中未能包含的，也就是说他
这篇论文有补阙的意思，而其所补则很不一般。文章开头即引用裘锡圭的观点，肯定中国
古典学的第一次重建是从古史辨开始的，并且把这次重建纳入到“中国学术近代化”的进
程中，肯定其“对于中国近代学术发展的历史性影响是积极的”，“是促使中国古史研究
‘近代化’的功臣”，“也是顾颉刚先生，以及众多疑古学者对于中国学术的最大贡献”
。但是，谢先生的评价有一个基本立点，就是古史研究及其史料学基础问题。他强调“《
古史辨》疑古工作的主要目标和内容，正是试图为建立近代意义的中国古史研究寻求合格
的史料学基础”，文章中无论多高的评价，都始终不出“史料学范畴”。谢先生自己也承
认这是他整篇文章的“基调”。和那些把“古史辨”疑古与晚清今文学混为一谈的人相比
，谢先生对“古史辨”的“近代化”定位是很了不起的大见识，在“走出”群体中无疑是
一个突破。但由局限于“史料学范畴”这点来看，他依然没有摆脱“走出”论者的群体眼
光。如对“古史辨”持激烈批评态度的廖名春先生之所以激烈，其学术上的主要理由正来
自“史料学范畴”，即所谓“文献学研究”。在廖先生看来，“文献学研究”是“古史辨
”的核心，既然经不住出土文献的检验，还有什么价值可言？再如从学术史角度高度肯定
“古史辨”贡献与价值的江林昌，当谈到出土文献已将古史辨所辨结论推翻时，他所说的
那些贡献和价值实际上也已无法落实，充其量是从史的角度肯定它，至于今天，地下文物
简帛出来以后，那一套观点和方法显然已经过时了。可见，如果只局限于“史料学范畴”
，“古史辨”的价值和意义即使有，也已成过去。但实际情况好像并不如此简单。有两个
问题：第一，出土文献究竟在怎样的意义和什么程度上对“古史辨”的既有观点构成冲击
和挑战？第二，只局限于“史料学范畴”评价古史辨是否合适？

其实不少与会者已经对这两个问题作出极有价值的探讨。如曹峰先生提交的论文《出
土文献可以改写思想史吗？》，着重探讨了利用出土文献和二重证据法改写思想史的局限
性，这对已成媒体炒作对象的“出土文献热”、“改写热”来说，无疑是一副及时的清凉
散。常玉芝在《由商代的“帝”看所谓的“黄帝”》一文中，通过考察甲骨文、金文中“
帝”字的用法，得出“商王都不称帝”的结论，并进一步证明顾颉刚关于“帝”是指天神
上帝、帝号作为职位和称谓始于秦、战国时期才出现的“黄帝”不是指人帝的说法，“是
极为正确的”。谢保成则在《关于认识史学起源的几个问题》中考察了“史”字的出现和
演变过程，指出殷商、西周时，“史”均非专职“记事”、“记言”的史官，东周列国之
“史”方指“史官”、“史书”。远古口述传说在口耳相传的过程中曾不断被加工整齐，
而在春秋以至战国秦汉，被人们在各种场合反复征引的情况下，又经历了一个被人为政治
化、历史化过程，并出现一些夏、商、周三代并不存在的神话传说，如崇拜黄帝为祖先神
等。这无疑为阐释古史传说经历的“层累说”提供了新的佐证。地域扩张学说是“层累说
”的重要组成部分，辛德勇在分析了与顾颉刚先生存在分歧的饶宗颐先生的文章和观点后
指出，饶的论证并不足以动摇顾颉刚的核心观点，考古发现的殷商器物和物质文化的相似
性也不能直接证明当时中原政权对这些有同样器物的地区都有像后代的政权那样实际的控
制力。甚至80年来备受误解和讥嘲的“禹是一条虫”，吴锐也顺了古人思维的神话性质来
重新审视，认为此论“精确不移”；铁案如山的“古史辨”滥用“默证”说，年轻的在读
博士生彭国良重加审查后发出80年来从未有过的惊人之论：“默证适用之限度是一个‘伪
命题’”，滥用“默证”的批评不能成立；至今备受诟病的“东周以上无史”论，李扬眉
博士在对“东周以上无史”论重新“平议”和“估量”之后，也提出许多新见，很可矫正
一些“贵耳贱目”的流俗谬见。如此等等，人们尽可不同意他们的观点，但这至少说明，
即使从“史料学范畴”来考量，考古文物和简帛文献对“疑古”的冲击程度，恐怕也不像
一些人夸张的那样是“轰然倒塌”。

“‘层累说’为中国学者开启了一扇门，使我们走入一个新的天地”

至于“史料学范畴”之外“古史辨”的意义和价值，从论文和发言中不难发现有一种
和“走出”论截然不同的评价。如王和的发言，即超越了单一的“史料学范畴”，从本体
论、方法论、认识论三个层面评价和定位“古史辨”。其中“最关键最重要的意义”，王
和认为是第三方面，即认识论意义。王和强调，“层累说”为中国学者开启了一扇门，使
我们走入一个新的天地，关于这个命题的意义也许怎么样评价都不为过。他谈到19世纪末
20世纪初西方史学经历的由思辨的历史学发展为一种分析的、批判的历史学，即从对历史
本身的思考发展到对于历史认识的思考的变化过程，认为中国学者过去在这方面相对来说
是薄弱的。而“层累说”的可贵之处就在它是从历史认识的角度讲问题，是中国学者从自
己的研究实践中独立提出的一个理论命题。王和认为，如果说近代以来的中国学者在真正
近代意义的史学理论上对世界有什么贡献的话，那么“层累说”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一笔。
旅美学者李幼蒸则从“历史符号学”的角度对顾颉刚学术话语的世界意义给予高度评价，
认为顾颉刚学术话语“不仅是现代的，并且是可与国际学术话语相沟通的，因而成为国学
领域内少数可与国际主流人文理论‘接轨’的学术之一”。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认识论意
义中的“层累地造成说”在研究理路上必然导向对“观念史”或曰“思想史”的考察，这
一点，彭国良和日本青年学者竹元规一等都在文章中明确指出来。竹元还把傅斯年和顾颉
刚的学术旨趣加以比较，认为始终以“文籍考订”的眼光看顾颉刚的傅斯年始终不能切近
顾颉刚“思想史”的理路，他对顾颉刚学问的评价因此也很难到位。竹元先生的比较让我
明白了一点，即“走出”论者何以推崇傅斯年且多引傅反顾，原因即在他们的眼光原属一
路。

不管怎样，问题已经提出来。这次会议的一大功绩就是把问题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凸现
出来，使大家认识到对一些问题的解决不能太操之过急。单就“古史辨”的评价而言，在
对“古史辨”一系列核心观点、方法及意义价值没有研究辨析清楚之前，否定和“走出”
的步子起码应该放缓，过于急切的态度，不仅无助于纠正“疑古”的错误，反倒可能把前
辈们辛苦获得的有价值的成果扔掉，并且因此导致一系列更为严重的错误。在批评上个世
纪的激进反传统之后，希望不要反过来出现一个激进的反现代。在“走出”这个那个之前
，中国学术界目前最需要“走出”的恐怕首先是种种情绪和情结纠缠下盲目翻案的思维模
式，否则，不等捡回古代的那些旧遗产，已经失落近代以来积聚的一点新家当。

 

3。上古史重建的新路向暨《古史辨》第一册出版八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侧记

李锐

   2006年10月21日至22日，由山东大学、中华书局、《历史研究》编辑部、《文史哲》编辑部共同举办的“上古史重建的新路向暨《古史辨》第一册出版八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山东大学召开。

   此次会议因为牵涉到顾颉刚先生的“疑古”与李学勤先生的“走出疑古”等诸多热点问题，加之著名的《文史哲》杂志此前已经连续数期刊登讨论“古史辨”问题的文章，而主办方为力求充分交换意见，控制了会议的规模（正式代表仅五十余人），故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主办方筹办此次会议，有许多创举。他们不仅设计了会徽；而且将顾颉刚先生的名言“不立一真，惟穷流变”，刻在小比例仿制的宝丰鼎上，赠送每位代表作纪念；会议讨论不分组，每位代表都面向所有成员阐发自己的观点，并接受评议；会议期间更有小型讲座，由陈启能、李幼蒸先生主讲，便利青年学人增强理论知识；会后有旅游，便利不同意见者增进交流。会议论文分为四大主题：上古史重建的新路向，“疑古”学说论衡，文献研究与“疑古”学说，“古史辨”与二十世纪中国史学。与会代表则上至高龄学人，下至青年学生，既有文、史、哲、考古等专业的学者，也有民俗学、符号学等领域的专家，既有顾颉刚先生的亲人、助手，也有李学勤先生的学生，还有不少独立学人和持不同见解者。几天会议下来，大家既体会了短兵相接的凝重，也亲历了世交友谊之动容，饭间有交流，会后有游历，让人闻见了学术的超越性。

   可惜会议结束之后，殆因种种原因，相关的报导并不多见，许多同仁不得其详；而《文史哲》继续刊登的一些文章和晚出的会议报导，似未能反映会议的全貌。

   李幼蒸先生在信中提议，让我“对山大会议进行一次独立的报导分析，以显示不同的角度。”李先生不以我对他文章的追问为不慧，反嘉许我的理论兴趣，令人感佩。然而笔者忝列会议，叨陪末座，意在学习，所闻所得固然甚多，却也深知有些问题尚难以解决。因为学术经历、心理情景、专业背景乃至研究方向的不同，对于有关的问题，就会有见仁见智的看法。

   不过笔者一贯对学理讨论感兴趣，而此次会议确实具有重大的意义。因此笔者决定从自己的角度，谈论对一些论文的感受，作为侧记。笔者更希望有更多的与会者及关心者，从自身的角度，深入讨论有关问题，摒弃意气与成见，为推动中国史学的发展，付出努力。

   下面的介绍，以会议论文集中各篇论文的先后次序为序，继之以散发的单篇论文。

   会议论文集和散发的论文中，复旦大学的陈淳先生提交了《疑古、考古与古史重建》和《疑古、考古与释古》两篇文章，着重探讨上古史重建和考古材料的问题。陈先生回顾了考古学史的背景，认为中国学者有把考古学作为历史学附庸的观念，在研究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上都存在问题。进而探讨了新考古学和新史学的趋势，指出中国的古史重建和文明探源工作实质上远落后于国际水准。

   陈先生的文章涉及到两个重大问题，一是考古学与历史学的关系，一是中国特色与国际潮流的关系。从中国特色出发，往往会在考古学研究中借助中国的文献材料；而若依据国际潮流来指导考古学研究，则大有使考古学与历史学相独立之势。陈先生长期在国外留学，作为中国人，他非常希望中国的考古学在世界上占据重要的地位！他的文章得到了山东大学从事考古工作的方辉先生的回应。方先生的主要意见是，年轻的学人现在对于考古学理论的兴趣越来越大，但是实际的发掘工作则存在诸多的困难，建议今后多加强交流。

   笔者以为中国特色还是有必要照顾，当然不是说以此为排斥国际潮流的籍口，而是以之作为检验国际潮流的标准。国际潮流要紧跟，但是我们要有自己的根，紧跟国际潮流是为了返本开新。此外，鄙意历史学与考古学既当有明确区分，也可以交叉合作，不能因为国际上不流行年代学讨论，就放置有关的历史、考古材料不用。至于陈淳先生所谈到的疑古的问题，笔者以为他只是以此为自己话题的引子而已。他以为疑古辨伪是一种科学思辨的方法、目的是为了求真等观点，则恐怕还需要认真讨论、论证。至少，学界对于顾先生的“不立一真”，就有不同的认识。

   山东大学张富祥先生提交了《“走出疑古”的困惑——从“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失误谈起》一文，并附有《〈竹书纪年〉与夏商周断代工程西周王年的比较研究》一文。前一篇已经刊登在《文史哲》上。张先生根据《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认定“夏商周断代工程”在研究理路上存在偏颇；“考古验证”、“天文推算”、“金文历谱”等多学科方法带有泛科学化的倾向，文献记载与考古成果、科技测年、金文材料相矛盾时，宁可相信后者而弃用前者的原则，“在学理上是不周延的”。张先生自己的方法是根据今本《竹书纪年》及鲁国纪年，推校古本《竹书纪年》原载的年代，“得出与工程年表迥乎不同的西周年代系统”。据此，张先生认为“作为工程的指导理念，‘走出疑古时代’的主张以及‘超越疑古，走出迷茫’的提法，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不妥当的。”

   张先生文章的重点，其实是在于说明自家由鲁国纪年所得西周年代系统。其实，类似的文章，以及根据古本《竹书纪年》推定年表等做法，早已有学者论及，张先生似未严肃地清理。学者们提出一种三代积年的框架相对容易，但是要照顾到尽可能多的文献材料，则存在诸多困难。至于说工程以“走出疑古时代”为指导理念，恐怕未必符合实际。张先生明确说过，“按目前的认识，大家对三代文明的基本特征和年代框架大体上已有比较确定的看法，在这方面其实用不着‘走出疑古’。”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常玉芝女士提交了《由商代的“帝”看所谓“黄帝”》一文，分析商代甲骨文、金文中“帝”字的用法，指出帝有指禘祭、天神上帝、庙号的用法，而绝不指人间的帝。由此认为“黄帝”并不是人帝，以申顾先生之说。

   常女士的文章很给人启发，但是“黄帝”也曾被称为“黄后”，这些称呼，可能只是后人根据情景所加。常先生认为作为人帝的黄帝“是根本不存在的”，这对于今人很难证伪，但同样也很难证实。

   中国国家博物馆的李维明先生提交了《汤都郑亳说的优势——附记郑州商代牛肋骨刻辞“乇土”》一文，根据牛肋骨上的刻辞“乇土”，指出汤都郑亳说更可靠，所依凭的是“二重证据法”。但是山东大学方辉先生指出这一刻辞是采集品，是否属于早商时代，还有待确定；另外，“乇土”如何释读也存在分歧。

   《齐鲁学刊》编辑部杨春梅女士的《去向堪忧的中国古典学——“走出疑古时代”述评》一文，曾经在《文史哲》上刊登过，影响较大。杨女士从“走出疑古时代”的提出入手，分析了其包含的三个领域，讨论了“释古”的内涵，介绍了“走出疑古”之后的“证古”、“正古”、“现代古史史料学”之说。杨女士指出：“李学勤先生的‘走出疑古’，一言以蔽之，就是借考古材料和新出简帛替古人鸣冤，为古书翻案，进而重新确立古书及所载古史的可靠性权威。”

   据杨女士介绍，她作此文，是因为看到流风所及，有青年学生以“疑古”为妖魔，令她颇为痛心。杨女士的真诚，让人感动。然而任何一种风行的学说，从来都有变异的末流。“疑古”风行之时，“信古”者何尝不被视作朽陋！学界所缺的，正是自由之学术与独立之精神。

   杨女士的文章，分析颇为深入。但是所说“后疑古时代”的导向中，有的导向并没有实践，而至少应该补充裘锡圭先生的“重建中国古典学”之说，以及李零先生的有关论述。此外，“走出疑古时代”是否有一定规则，似不应当以李学勤先生为唯一考查对象，而应该把它看作一个开放、发展的体系，因为这个口号的提出和流行，从一开始就不是李先生一个人的事情，正如同“疑古”也不是顾颉刚先生一个人之事一样。

   杨女士文中，对“走出疑古时代”含有批评，且认为“走出疑古”的某些观点本属于“疑古”题中应有之义。但笔者以为她也或有某些未能深究李先生本意的地方，譬如论及李先生赞同炎黄同源、三代同源的谱系，吴锐先生说李先生用“释古”代替“疑古”的“核心是恢复早被古史辨派推翻的黄帝一元、三代同源的古史体系”，杨女士认为这“看来也是合乎事实的”。

   李先生心目中的三代同源说，揆诸其原文，显然不完全是传统意义上的三代同源，不是简单地“信古”。从他推荐邵望平从考古学上论证“九州”的文章来看，李先生是基于文化区系观而提文化同源说，是认为炎黄文化的区系，不仅相当早，而且分布广，由此认为三代同源说有文化基础。

   不过，近来裘锡圭先生根据上博简《子羔》、《容成氏》等材料，指出顾颉刚先生打破三代同源的大一统帝王世系确有见地——这从侧面表明，支持“走出疑古时代”说的内部，也有不同意见。从《子羔》篇还可以读出新的内容，笔者拟另文讨论。

   可以说，“疑古”之后有“走出疑古”，“走出疑古”之后有批评，这是很正常的学术发展之路。如果大家都专心于学理讨论，真诚地发展学术，多有怀疑精神，少些意气之争，平正地对人对己，中国古典学绝非“去向堪忧”。

   《文史哲》编辑部李扬眉女士的《“疑古”学说“破坏”意义的再估量——“东周以上无史”论平议》一文，已经在《文史哲》上刊登。李女士的主要观点是认为“东周以上无史”实质上是一个历史知识论而非本体论范畴内的命题，即他们认为应予推翻的并不是东周以上实际发生的历史，只是传世文献、尤其是权位经典中有关上古史的叙述。现存有关东周、夏商甚至于更早时期的历史记载，无法“拿证据来”，失掉了成为真确的历史知识的基本条件。李女士指出：这里“史”的概念，“所指的乃是可以征信的历史记载。换言之，在他们看来，发生问题的并非是东周以前真实存在过的历史本身，而只是保存在历代文献、尤其是权威经典中的对相关时期古史面貌的描述。”

   李女士的这一观点，比较到位，可以参看下述李幼蒸先生的符号学理论。李女士的文章，对这一时期的历史，把握得比较仔细。但是，对于“东周以上无史”，她主要只谈胡适、顾颉刚先生等对于三皇五帝的打破，而其实顾先生晚年对于周初史事颇有研究，王国维先生根据甲骨证商史，更是据直接史料证某些历史记载之可信；此外，胡适先生固然有很多精彩的文章，但是其能够“暴得大名”的策略与心理学研究，以及影响，也应该关注。李女士之文极具了解之同情，却不无为贤者讳之嫌。

   上海大学朱渊清先生提交了《在变与不变之间——读〈顾颉刚读书笔记〉》一文，因故未能到会。此文分析了顾先生读书笔记中20世纪20年代中到1937年间的殷商史研究，以1928年为分界线，朱先生认为顾先生后期对殷商史研究兴趣减少，而且完全不顾甲骨卜辞，在殷墟发掘的情况下，此举是放弃了古史研究的最前沿方向。但是朱先生认为顾先生《皋兰读书记·序》中所说的“葛氏”乃指傅斯年，与会代表指出这不符合史实。

   社科院历史所吴锐先生的《“禹是一条虫”再研究》一文，批驳朱渊清先生《古史的证据及其证明力——以顾颉刚先生的大禹研究为例》一文，对于“禹”字和“鲧”字做了“说文解字”式的分析，并结合考古材料分析夏族的来源、起源地，拿竹简《容成氏》作分析，还批评了朱先生的“方法论”，最后提出要建立21世纪的“新疑古主义”。上海社科院哲学所李若晖先生指出，吴先生文中的文字分析有错误之处。在泰山之颠，听故宫博物院的林小安先生说到，除文字外，吴先生在考古材料运用上也有不妥之处。

   吴锐先生的文章中，对李学勤先生多有批评；但是在会议期间的小型研讨会上，吴先生提及他曾经准备报考李学勤先生的研究生。

   社科院文学所施爱东先生的《顾颉刚故事学范式的回顾与检讨——兼议顾颉刚之后的中国故事学学术路向》一文，是专门研究顾先生民俗学的文章。据施先生介绍，写作时他曾多次与该领域内同仁讨论，因为他是唯一的民俗学代表，很担心自己的发言是否妥当。施先生指出：“以《孟姜女故事研究》为代表的‘顾氏演进法’”作为一种学科范式，其意义众所周知，但是“传统的历时研究方法在故事学中的局限性也是非常明显的，这主要表现为故事流变的无限多样性与文献记载的偶然片面之间的矛盾。这是顾颉刚先生早已意识到了，却无力解决的大难题。”施先生提出了今后努力的方向。在会上，施先生提出顾颉刚先生的“疑古”与李学勤先生的“走出疑古”属于不同游戏的说法，博得满堂喝彩。其实，施先生文中，对于顾先生的赞扬与批评，同样精彩。笔者以为，施先生鲜明地指出了顾先生研究方法上的问题：利用有限材料，按时间顺序建立一元的演化序列，这种方法对于演进中的“突变”，缺乏解释力度——“突变”前的故事常被当作之后故事的唯一源头。施先生的研究，对于古史研究界应该也有启发意义。

   山东大学博士生彭国良先生的《一个流行了八十余年的伪命题——对张荫麟“默证”说的重新审视》一文，已经在《文史哲》上刊出。对此文，笔者不能赞同，已经与彭先生交换过意见，但是未能得到沟通。从标题来看，彭先生的意思似乎是要说明张荫麟先生对顾颉刚运用“默证”之批评平反，认为“默证”之说是伪命题。但是彭先生的文章中，只是说明张先生所说“默证适用之限度是一个伪命题”。也就是说，彭先生不是批评张先生提出的主要问题：顾先生在使用“默证”，而是纠缠于无关大小的枝叶。进一步说，张先生认为存在“默证适用之限度”，是根据《史学原论》的说法，并且说“吾观顾氏之论证几尽用默证，而什九皆违反其适用之限度”，也就是认为个别默证或许还未超出适用限度。彭先生则根据现代哲学的进步，认为“默证适用之限度是一个伪命题”，不可能达到限度。其实他对于顾先生使用“默证”，没有异议——而这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在与彭先生交流的时候，一位大家比较敬重的先生说“默证”就是不需要证明、大家都清楚的东西，着实让人惊诧。

   日本池田知久和西山尚志先生的访谈录《出土资料研究同样需要“古史辨”派的科学精神——池田知久教授访谈录》一文，已经刊登在《文史哲》上面。池田知久先生未参加此次会议，在山东大学留学的西山尚志先生与会，但未作发言。池田和西山谈论了古史辨派的研究方法、日本的文献批判主义、当代的中国古典研究、关于出土资料的使用四个方面的问题。池田知久先生谈到疑古派的主要工作有两个方面，一是历史事实的问题，“就是对于传世文献所描述的古代历史事实并不完全相信，想要批判地加以研究”，一是文献的问题，“也就是说，那些古代的典籍果然就是文献所自称的时代完成的作品吗？对此也要进行批判的研究。”池田先生推举疑古派的疑古精神，指出“做学问的人都应该遵循疑古的精神”；同时也指出疑古派工作还不够彻底：数量上不够，方法上只有“层累说”等，太单一。池田先生认为批判疑古派的人不少“都带有心理上的倾向，即认为中国的历史非常的悠久，疑古派对这样辉煌的中国历史进行质疑是吹毛求疵”，而其实“‘疑古’与民族主义并不相抵触”，“顾颉刚先生的民族主义是与五四运动相共鸣的民族主义”。池田先生还指出白鸟库及等一批人都质疑尧舜禹，但是却从未像顾颉刚先生那样提出过系统的方法论。

   关于“‘古史辨’派的科学精神”，池田知久先生指出：“关键不在于结论本身，而在于导出结论的方法是否科学、是否实证。疑古派的工作就是想要用科学的方法确立古代历史”，而疑古派“做学问的方法、学术观点、科学态度”已经“被那些批判疑古派的人所遗忘，或者说疑古派所追求的那种精神已经消失了。”作为一位研究中国思想史的外国学者，池田先生的忧虑无疑是发人深思的。然而这里至少存在两个问题，一是是否只有疑古才具有科学精神，也就是池田先生所持的观点是否确定无疑；一是对于中国学者是否可以作出多种区分，至少池田先生所指的“批判疑古派的人”，如同池田先生模糊地使用着的“古史辨派”和“疑古派”一样，过于模糊。有一个关键问题，池田先生曾经指出过：文献（包括出土文献）的记载有时是与史实相吻合的。其实这个问题还可以继续深入下去，譬如以此“吻合”为基点，可以有多种态度，包括继续对“吻合”本身怀疑下去。

   无论如何，《古史辨》的成绩，举世公认。其实现在没有必要过多地纠缠于对“疑古”进行评判，大家可以继续做研究，尤其注意不要给后来者强加教条，要让年轻人自己提高理论素养，自由地探索，在实践中进行探讨，相信后来人自有公论。

   山东大学曹峰先生的《出土文献可以改写思想史吗？》一文，指出了利用出土文献改写中国思想史的可能性与局限性，并讨论了出土文献研究的方法论问题，因为出土文献能否改写中国思想史，与研究方法有很大的关系。曹先生区分了思想史资料与历史资料的“真实”，对于一些研究也提出了批评，很具有参考意义。

   不过，笔者有个别不同意见，也曾经与曹先生交流过，不妨在这里再提出来。曹先生引用了裘锡圭先生提到的“二重证据法”不成功的例子1，就是有学者根据甲骨卜辞常见的“弘吉”，说《周易·萃》六二爻辞的“引吉”是“弘吉”之误，但是后来有学者指出卜辞的“弘吉”，其实是“引吉”的误释。笔者以为，这并不是“二重证据法”这个方法本身出了问题，而是学者在运用时出了问题。曹先生还引李若晖先生关于“二重证据法”存在缺陷之说，“只能针对微观事实”，“在宏观把握上的无能为力”。但是笔者以为这所谓缺陷要看如何讲，要反问我们为什么要去要求一个方法在微观、宏观上都适用。曹先生、李先生文章的本意，应该是反对某些研究者对于“二重证据法”的无限夸大。

   旅美学人李幼蒸先生的《顾颉刚史学与历史符号学——兼论中国古史学的理论发展问题》一文，是本次会议上最具理论性的文章。身为国际符号学协会副会长的李先生，在文中运用符号学理论讨论了顾颉刚先生的史学思想，并讨论了“顾颉刚和王国维”，在划分中国史学的学科类别之后，指出要超越“现代中国学术思想史”学科的局限，并指明了中国古史学的世界学术意义。

   李先生指出，西方学界在晚近区分了“历史1：作为历史实在过程（史实）；和历史2：作为表达此过程的文字表现（史书）。”这一点，不少研究顾颉刚先生学术的学者已经谈到。李先生进一步指出，古史学家的“真正”对象是历史2和历史1之间的“意指关系”，也就是历史2如何“指涉”历史1、这种历史学科所需的研究原则，恰恰相关于现代符号学的思维倾向：即一般话语之“表达面”和“内容面”之间的意指关系。李先生此文，所讨论的问题还有很多，其跨学科的视角与高屋建瓴的概括，发人深思之处也有很多。

   但是根据李先生对于“意指关系”的重视，笔者以为“二重证据法”正有确立历史2和历史1之间的“意指关系”的作用，譬如王国维先生根据甲骨卜辞证商代帝王谱系，结果是表明史书所载史实大致不差，小有舛误而已。当然，“二重证据法”在使用时，需要注意所讨论问题的有效性，不能仅根据春秋铜器上出现的“禹”，否定顾颉刚先生对于西周时期“禹”的判定；但是根据甲骨卜辞分析商代帝王世系，应该比较可靠。而李先生认为，“‘二重证据法’显然不是一个严格科学性的概念”。笔者以为，李先生在实际的论说中，较多地谈论了对于历史2的研究，其评价顾颉刚先生的学说以及对于“二重证据法”的评价等，都是重视文本实体的辨析，没有贯彻他对于“意指关系”的重视。

   社科院历史所的顾潮先生，作为顾先生的女公子，所作《〈古史辨〉与新文化运动》一文，指出《古史辨》离不开新文化运动的时代背景，深入分析了有关问题，对于我们深刻理解顾颉刚先生和那个时代，有着很大帮助。

   社科院历史所的《中国古史讨论与〈古史辨〉》一文，回顾了现代学术转型期的中国古史讨论。

   北京师范大学张越先生的《〈古史辨〉、“古史辨派”与顾颉刚疑古学说的理论价值》一文，着重阐释有关《古史辨》的几个关键概念，对于今人辨析相关问题，厘清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很有价值。

   会议期间散发的论文中，上海大学谢维扬先生的《古书成书和流传情况研究的进展与古史史料学概念——为纪念〈古史辨〉第一册出版80周年而作》一文，分析了古书成书、流传的复杂性，谈论了这一问题对于古史史料学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针对裘锡圭先生根据上博简《子羔》证明顾颉刚先生三代不同源的观点，谢先生指出《子羔》篇也记载了孔子承认三代始祖禹、契、后稷均为舜之臣。

   浙江大学的童教英先生，作为童书业先生的女公子，所作《顾颉刚·童书业·古史辨派》一文，则回顾了童书业先生和顾颉刚先生的有关交往，对于我们深刻理解“古史辨派”的有关问题，具有很大价值。童先生的文章，由顾潮先生做评议。说至顾颉刚先生因童书业先生过早离世而概叹时，顾潮先生泣不成声，童教英先生亦泪流满面，在场的学者无不惋惜，会场很静，学术穿透历史的厚重感及其超越性在此凝结！

   日本东京大学博士生竹元规人先生的《论1928年左右顾颉刚和傅斯年的学术路向及其分歧》一文，主要探讨1928年顾颉刚和傅斯年分裂背后所存在的史学方法论、学术史上的问题，分析得很深入，细节也很翔实。

   山东大学陈峰先生的《古史辨的先声：1920年井田制辩论》一文，笔者是评议人。此文研究1920年的井田制有无之辩论，指出了胡汉民、廖仲恺与胡适在立论角度和研究门径上的差别，并介绍了后来的结果。笔者以为，此文通过井田辨这个小切口，进行了很深入的分析，揭示出背后所存在的大问题，指出了胡适为什么要辨，分析了两派的差异与方法高下，尤其是指出了两家相同的地方，非常有典范意义，对于考察后来的疑古派，很有参考价值。譬如，陈先生指出了胡适在井田辨中为了打赢这场战争所运用的种种方法，尤其是对于不利于自己的材料便怀疑其真实性，“釜底抽薪”。这种策略，其实也见于以后疑古派与人的辩论之中——材料的真伪判定，由他们掌握着，他们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

   与会的代表还有一些文章，不乏精彩之处，但是与本次会议主题并不完全契合，也有代表未提供论文文本（或许作者未曾获得），本文就不一一介绍了。至于拙文《疑古和重建的纠葛：以顾颉刚与傅斯年对于三代以前古史态度的差别为中心》，主要以对于三代以前古史的态度为视角，通过考察上古史研究的时间、空间两个方法，指出傅斯年与顾颉刚、王国维的不同以及所受的影响，说明顾颉刚、傅斯年二人在论证方法、对于史料的真伪、时代判定以及对于出土史料价值认识上的异同，分析顾颉刚疑古背后的建设和傅斯年重建背后的怀疑，从而揭示岀顾颉刚的疑古和傅斯年的重建之间的张力。通过学术史回顾，也指出了怀疑、证明对于重建上古史的重要作用。但是笔者以为“疑古”并非是一种很科学的怀疑精神，因为他们对于自身缺乏公正的怀疑态度。我们提倡怀疑精神，但没有必要以“疑古”当之。

   总之，此次会议第一次让有不同意见的学者们坐在了一起，围绕上古史重建的新路向，“疑古”学说论衡，文献研究与“疑古”学说，“古史辨”与二十世纪中国史学等主题，彼此交流，认真地讨论有关问题，这是非常有益的。本次会议对于今后史学的发展，必将起到有力的推动作用。


  4。 国内外学者聚会山大纪念《古史辨》80周年

                                杨春梅

             （2006-11-2   载于《山东大学报》网刊）

 

［本站讯］10月21日上午，由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中华书局、《历史研究》编辑部与《文史哲》编辑部联合举办的上古史重建的新路向暨《古史辨》第一册出版八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山东大学隆重开幕。
     开幕式由山东大学副校长王琪珑主持，校长展涛出席开幕式并致欢迎辞，《历史研究》编辑部王和、顾颉刚先生晚年助手王煦华分别代表会议主办单位和与会专家讲话。在开幕式上讲话的还有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原系主任古伟瀛。曾和顾先生有深厚交谊的日本学习院大学前校长、名誉教授小仓芳彦先生因年事已高，不能亲来赴会，特将其《顾颉刚与日本》的讲话制成DVD，在开幕式上播放。会议历时两天于22日下午闭幕。
     1923年，顾颉刚先生发表了《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一文，动摇了“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的古史框架，特别是其中提出的“大禹是一条虫”的看法，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古史大论战。1926年，顾颉刚先生将部分文章以《古史辨》为名结集出版，开创了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著名的“古史辨” 派。1992年，李学勤先生针锋相对，提出了“走出疑古时代”的主张，1996年，以这一主张为指导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启动，一场席卷海内外的古史大论战在“疑古”和“走出疑古”之间重又开启。本次会议将这两派学人聚集在一起，同堂对话，交锋辩难。
     50多位来自海内外不同学科不同领域的有代表性的学者，如谢维扬、廖名春、陈淳、张富祥、吴锐等出席了本次盛会。会议期间，专家们就顾颉刚先生的学术成就和精神人格、“古史辨”与20世纪中国史学、“疑古”学说的认识和评价、出土文献的意义和价值、古史重建的新路向等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讨论中，某些与此相关的具体问题引起了与会专家的高度关注，有的甚至成为激烈争论的焦点。如：“走出疑古”影响下的中国古典学究竟是否“堪忧”，“堪忧”的是什么？“走出疑古”的“困惑”究竟何在？疑古、考古与释古的关系如何？怎样正确理解和评价“东周以上无史”论和“禹是一条虫”等问题？流行了八十余年的张荫麟“默证”说是否伪命题？出土文献改写思想史的局限何在？备受推崇的“二重证据法”是否像一些人所坚信的那样有效，其效用有何局限？故事学方法在古史研究中有何价值？如何处理学术评论中论学和论人的关系，是论学而不及其人、还是论学而兼及其人？等等。如此众多的问题在专家们之间引起一次又一次激烈往复的交锋。期间，有严肃苛刻的批评，也有温柔敦厚的分析；有坦率尖锐的质疑，也有含蓄委婉的劝喻；有宏观抽象的纵论，也有具体而微的考据。被次本次讨论不仅有利于学术交流，而且增进了与会者之间的理解和友谊。本次会议从形式到内容都体现了“学术”二字。
     这次会议的另一个突出特点是富有朝气和潜力的少壮派学者占绝大多数，其中不乏在读的博士研究生。有这么多具有强烈的学术责任感和人文关怀的中青年学者如此积极而踏实地对中国学术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进行反思和探索，必将对今后古史研究等领域学术风气的改变产生良性推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