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西南酷暑行

        ---呼之欲出的“仁学研究中心”？

         李幼蒸

本人今年7月回国访学期间，适逢历史上难遇的各地高温天气，不想望八之年竞也顺利通过了在西部地区各地旅行之考验。四周大陆访学的丰富经验更是值得反复思考。旅行中尤堪慰藉的是，在宾馆晨间电视篇头上不时看到的孔孟朱王关于“仁学”的四段语录，所欲突显的正是一个“仁”字。这又与本人此行再次于访问诸院校时呼吁建立“仁学研究中心”的意图一致。然而，一个伟大的民族有可能将其历史上的“第一学”如此长期荒废而“不能”将其坦然树之于世界思想之林吗？正当全球疯狂于唯物质主义生产而普遍轻忽于高端精神生产之时（今日无处不在的环保主义，其实均属治标不治本之举），岂非正是我华夏数千年伟大仁学思想脱颖而出并对新世纪人类文明大方向有以匡正之时？

如果本人于2011年11月初的首次西北一周行，曾经获得多方面的收获，此次7月盛夏中的西北西南三周行，收获之丰可谓数倍于前。所经大小地方计有：西北地区的兰州，十里店，华家岭，十八里铺，定西，天水，伏羲庙，南郭寺，阳平关，汉中，南郑（南湖），城固，古路坝，秦岭，西安，以及西南地区的贵阳和黄果树。访学和参会单位有兰州西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兰州大学哲学和社会学院，西安西北大学中国思想史研究所，贵州师大文学院主办的符号学论坛，以及贵州大学的人文学院。过天水时，还通过西北师大老师介绍与天水党校和天水师院老师们餐叙，增加了对地方高校的了解。以下择要记叙观感，行文之前可先予概括的感想则是：今日人文学术革新理念，必然面对“行之唯艰”的客观张力环境，对此中外皆然：体制内的条条框框和理念上的科学原则二者之间的互不相侔，或互属不同的实践学逻辑！体制不能完全按照科学原则运作，种种非科学的因素控导着体制的结构和运作程式。其本质，表现为两种逻辑的交织：学界等级关系的营建逻辑和学术真理的追求逻辑。科技工商对此现象和问题，既不理解也不关心，而人文科学的实际命运却完全由其掌控。人文学者对此固然无可奈何，但如仅欲认识自身真实处境（而非自欺欺人），则回归致良知故训足矣。什么叫知不可为而为之？诊断而不处方是也！即：所谓尽其在我者，即为后世留下思想史上的真实记录而已。总之，我们不能无所作为，不能轻言放弃！至少一件事必须进行，这就是认清处境和真相。

1。兰州1：西北师大以创校校长家父李蒸先生命名成立“西北师大李蒸经典诠释研究中心”一事，具有多方面重要意涵。中心成立讲演会虽仅一日，学校和学院郑重加以筹备，一方面表现出对于新知新学必须与时俱进的世界眼光，另一方面，打破历来以科技工商大款命名的积习，而改以曾经确实为中国的文教事业呕心沥血的教育家先辈命名，因为教育的目的正是追求科学真理，包括人文科学真理。西北师大地处边陲而能“为天下先”，此正可昭示国人，民主时代，教育与学术，生机处处，绝非可按照人为安排，形成地域性等级限制；将学人及机构事先化为三六九等，实乃阻碍中国人文学术发展的根本因素，无怪乎近年来学界对于某些所谓顶尖学术机构的人文学术水平的每况愈下多有批评了。顶尖学术机构及其依据知名度聚集“顶尖名人”的风格并无能力理解和处理世界前沿人文学术理论的事实，如再不加以正视，却一味迷执于人际及机构间等级制度营建（趋炎附势积习之一）的旧时期思维，中国人文科学发展必将长期为其阻碍。可以确言：今日世界人文学术问题与机构的等级化评定之间没有任何关系！任何地区、任何背景的具有自由心志的学人都具有相同的资格、机会、责任介入高端人文科学发展的问题！

在中国学界特殊生态环境内，学校领导对我个人颁发的“荣誉博导”聘书，其“含义”，恐域外人士并不能充分理解。我自己也是几经琢磨才把握其中的积极意涵的。这是一次具有复式象徵性的简朴仪式：学校领导既代表着西北地区学界领导对本人五十余年来的独立治学成绩的肯定，也（解释学地）证实着创校校长家父对我长期“助学”并非空无结果。潜移默化中，父亲对自己性格形成的影响，可以归结为一点：不趋炎附势；于国内外皆然。而人文科学真理的追求岂非正是需要这样的人生态度？父亲最后二十年长居于府右街旁旧四合院外院数米大小的“下人”居室内，安之若素，绝无如其他一些“民主人士”争宠之态，透彻如斯，而又无一言及之。此种人格岂非正是当年能于西北奔走教育救国事业之精神根本？

然而，受聘仪式的更深意涵当然是超乎个人性的。家父于抗战之前复杂环境中维持北平师范大学的努力以及于家国存危之际奋力开创西北教育建设的事迹，新时期以来，一直获得西北师大师生自发的感念。家父地下如有知，亦当欣慰于九泉。而日月荏冉，今日局势已非往昔筚路篮缕时代可比。让我更感欣慰的是西北师大及其马克思主义学院能够将学术视野，既延伸至远古，又展望至全球。所谓敢于为天下先者，即敢于直面今日世界人文理论之真正“强权”而有以应之。此种应有的气度岂是今日海外商业化的、西学制度控导下的华人人文学界有能力处之者？我的讲题自然也是从超越海外华人学界的眼光和角度来开题立旨的，以期中心今后的研究工作能够首先站高望远，不为时下国际学界的功利主义潮流所惑。简言之，不摆脱海外大汉学系统的低水平学术之“国际忽悠”，中国人文科学的前途是无法乐观期待的。

本人在获聘感言和讲演中均指出，今日人文学术革新非有超越体制窠臼的心胸不可，而此种“心胸”岂非正需要学人骨子里培育不趋炎附势之仁者心态？而今日体现在方方面面的崇洋媚外倾向岂非均来自商业化时代日渐加剧的趋炎附势心态？等阶，学历，文凭，崇洋等均为此种心态之不同体现。当学术堕落为职业化工具时，奢谈学术革新不过是另类忽悠世人的手段。人文学术革新的目的不是要为现存师生在竟争激烈的职场上谋求实惠。其实历代“真儒”（今日自称“儒者”则多为急功近利之辈）对于学术之职业功利主义倾向无不加以批判。如称“世学之卑，志在科举为第一事”的明代大儒归有光曾言：“科举之学，驱一世于利禄中，而成一番人材世道，其弊已极。士方凿濡溺于其间，无复知有人生当为之事。荣辱得丧，缠绵萦系，不可解脱，以至老死而不悟。”（“与潘子实书”）此类抨击科举传统的仁者之言，曾不绝于史，其情完全遗存于今日世界，且严重性有以过之。从本质上说，学术真理的目标与学术职业的目标是背道而驰的。不能辨别二者且欲弥缝之，正是自古以来“乡愿”辈之素业：用功利取代道义。今日学术情境则较以往千年复杂上无数倍，远非前辈学人有能力解之。加以“与世界接轨”的惑乱思维，学界反更不易看清人文学术之真相。因为世界前沿学术也同样陷于类似商业化窠臼，反而正有待于我东方仁学式伦理学认识论之解救，而今日盛言留洋救国者中，岂非多缘木求鱼者乎？

因此，西北师大经典诠释中心虽然标举西方前沿方法论，而其核心却在于仁学伦理学认识论。无中国仁学伦理学，则西洋人文理论也只能在商业化大海中随波逐流，难有正确归趋了。所谓经典诠释，首先就是指中国古代经典诠释。我们首先须根据新知识、新条件、新需要来对传统思想遗存进行正本清源，以蠡清中华学术精华究竟何在。只有基础坚实之后，我们才能据以承担新世纪世界级的民族和人类精神发展的重责大任。精神事业是不可能从物质事业中自动产生的。我们正要从这样的精神高度来看待经典诠释中心成立的意义。

2。兰州2：一年半前曾经来兰州大学文学院和外语学院讲学，今次得与该校哲学、社会、宗教诸科师生座谈，再次拓广闻见。直接的主题仍是区分儒学和仁学的问题，并怀有一实际期待：能否于大西北鼓吹再成立一仁学研究中心？座谈会开始时，首先再次注意到中国思想史和哲学史专业师生们，对于胡塞尔现象学的自发兴趣甚浓。三十年来研习中国学问的师生们普遍关注现当代西方思想理论，如今渐次将兴趣凝聚于少数二十世纪西学大家，表现出来求知的成熟度在增加。然而，非常有趣的是注意到，在其中国学问本业方面，不少学人的制式化思维依旧，并不知道该如何将西方理论和非西方学问加以汇通。此行倒获得一次个别识道者的鼓励，将我把论孟从五经中抽离另行建构独立伦理体系的想法，比作马丁-路德当初在新旧约之间加以适当区隔的理想。自然，仁学非宗教学，作为非宗教的信仰体系，固然有与宗教信仰体系之间的“可比性”，但本人的新仁学构想并非仅在信仰体系史框架内立义，而是要在人类科学文明史大框架内更全面有机地沟通于科学世界，因此相当于一种欲将中国信仰体系和西方科学体系冶于一炉的新世纪之大构思。此等将信仰与理论在理性化的大方向上加以世纪性综合的设想，自然亦非易于为徒徒熟悉古典资料学的业界人士所领悟。虽然，能够在大西北获得某个方面具有如此深切体悟者的回应，也可谓不虚此次兰大再度行了。

3。天水：本人一再获得西北师大师生及其校友的友好款待，其中果然含有一种今日极其难遇的、却又极其普通的人情因素：师大人对于抗战期间先辈艰苦创业精神的由衷怀念。那是与今日商业化时代奢侈成风截然不同的一种精神面貌。（此正为仁心不可磨灭之证明）某种意义上，我竟然成了那个时代人与事遗存的一个件小小“物证”，因为那时幼小的我作为家属，也的确参与了大人们的颠簸流离的“抗战生涯”。而且我还偏偏记住了举家从城固西迁兰州途径天水附近时翻车遇险的一幕。于是，西北师大的主人们，知我有意从兰州前往汉中、城固访旧的计划后，执意要亲自驱车送我至天水一段。地理知识甚缺的我本人，后来才知道错过了天水该是多么大的损失。作为西北“小江南”，天水的地貌与植被果然类似于江浙。天水党校老师的热心导游，让我亲历了秦始源地之山川形胜，也体认到伏羲神话如今被再次大肆宣扬的意涵。返美后我马上上网找到南郭寺“二妙轩碑”上杜甫秦州流寓诗20首的正体，以方便识读寺中购买的帖文，并顺便再次结合近几年来翻阅历代诗话所得而进一步反思“杜诗”的古今美学价值观的异同及其根据何在（并立即重读《杜诗引得》中洪业先生丰瞻无比的长序，并再次联想到前辈史学家之不可企及处，岂只在于其博闻强记，而是首先在于其识断得体。新一代海内外史学家们，记诵勤奋有余，而识断能力则不仅普遍低于五四学人，而且也低于49年前读过高中的学人。其日渐增加的西学理论知识对此竟然并无多少补益。更严重的是：他们对此“致〔职业〕命”的治学缺欠竟然并无意识。因为他们生存于职业群体的自足域内，长期生存于自己人之间的“共识”中！难怪他们既读不通《古史辨》，也弄不明白“二重证据法”了。顺便指出，今日“文史哲”三业中最成问题的就是中国古史学界！一方面，他们以为自己的学问为“实学”，即把文字记述都当成事实，另一方面又毫不相干地玩赏哲学词语，以为二者的“并列于胸”即可表明自身兼拥事实与理论！而殊不知，到头来，事实与理论恰恰两失之）。天水行记叙有不可遗漏者，此即称作“副宪第”的一处12进错落有致的地方御史之套接庭院。我竞于细雨中在西北地区再睹江浙式的座座阴凉小天井（一想到江浙旧式庭院总是在蒙蒙细雨中，我于六、七十年代曾去过那么多杭甬地区的普通庭院，尔今安在哉！），其园林建筑之古典诗画合一美学，后人如何能及？我遂对天水主人说，如果日后在天水召开国际符号学会议，参会者必为“副宪第”私居诗画合一的建筑美学倾倒。

3。城固：于天水逗留一日夜后，乘兰成夜车穿秦岭于清晨抵中转小站阳平关。由于消息不确，本以为须稍晚方有车去汉中。在小镇摊头吃早餐时，路人告知马上就有去汉中的慢车，于是马上到旅馆退房，搭上去汉中的车。本来计划先在汉中住下，次日再去城固，而性急如我见时间尚早，竟然在抵汉中午餐后即搭过路班车前往城固。仅半小时后即于酷暑中真正到达了城固，这是我幼年直接记住的第一个地名。是日炎热异常，遂挨到黄昏时分才离开宾馆，步向城固的永恒标志：锺楼。而城固行的最重要景观则是锺楼右侧的老街。我沿着这条难得保存原样的长长老街信步前行，查看着一处处低矮破损的古旧楼层，始觉终于在此地“逃过了”无处不在的水泥丛林。在与门前乘凉的老人闲聊时，告知我亦于七十年前曾住于此类街道。次日我还真地找到了幼时我家旧址盐店巷，并在那里仅存的两处旧院落前（包括盐店巷1号）流连逾时。我曾在城固的旧院落里做过平生记得的第一次“白日梦”（一次发烧后卧床时望见纸糊天花板上活灵活现的小人世界。近译胡塞尔《现象学心理学》时，作者多次举“知觉”未必真确例，因身体内外相关条件的变化会导致知觉结果的不同），或许正是在此院中乎？又注意到，短短一条巷子如今仅余下的两处古旧院落，明年此时还能存在否？

城固行的另一高潮是第二天鼓足余勇，于酷暑中前往家姐于二十年前访城固时失之交臂的古路坝西北联大和师院旧址。出租车司机十分友好，来回两次在汉江边停车让我饱览当初父母曾在此消夏赏景的旧地（本人网站上有此旧照）。前往古路坝的途中并非如当地人所言无甚可观，而是大有可观。进山后，道路岐岖，山林繁茂，而溪水流淌两侧，足称风景秀丽。抗战时期，北平师大与京津诸校师生毅然脱离沦陷的北平，千里征途，于此山城养精蓄锐，而个人奋斗意志亦曾空前高涨，偏辟的城固县城一时间充斥着（穷）读书人的勃勃朝气。我曾多次直接间接听闻一些师大校友们深情怀念那一段抗战艰苦岁月的言谈，条件无比艰苦，而精神无比振作！正是活勃勃的精神体现着人的生命，如仅朝向物质金钱，岂非行ㄕ走肉一般？师大人的抗战情怀，正是中华民族仁学情怀的一次具体化实现。

古路坝由意大利传教士南怀谦所建教堂虽已不存，但静息院今仍完整无损。稍远处有古路坝小学遗址上的断垣残壁和当初西北工学院的碑石。返城后，于离开城固前又匆匆往访张骞墓，并看到字迹模糊的当初西北联大树立的纪念碑，上面有包括家父在内的三位联大校长的名字，落款时间为1939年。墓畔驻足良久，遥想74年前国难当头时家父也正来此地！城固，对我具有生命中“始源”的意义！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对其具有直接模糊记忆之地。现在总算达成了故地重游的平生心愿。

4。汉中和南郑：历史名地汉中岂是匆匆两日游可以足尽兴者？除古汉台、饮马池、博物馆和点将台等熟知名胜外，此次汉中行的重点竟然是最后决心往访之地南郑及其南湖。地理无知如我者，因读陆游诗而记住了“南郑前线”。此南郑即彼南郑乎？总归被此“南郑”二字吸引而决定专程前往一暌究竟。不想竟然进入秀丽无比的南湖公园。所谓碧波荡漾，于此才可实证之，其水质确非西湖可比。而在湖心岛上竟然看到了陆游纪念馆，陆游时代的一段伟大心事，哪里是一些后世轻飘文人所能体悟的！（才子名士辈之所以持才潜露，只因欠缺仁者之心术）南湖游毕，随即匆匆乘班车离汉中，再越秦岭（当年联大师生徒步行地），直趋西安。

5。西安：因班车误点，至西安时已天晚，与西北大学主人通话后始悉校院老师竟已候我多时。何以盛情如此？又是家父关系！我竞也成了半个“故人”。席间在座者并有城固老校友，话题于是马上转到西北大学正在主导的西北联大纪念活动事宜上。次日在参观了校史馆后更加深了对此纪念活动意义的认识。中国思想史研究所为候外庐先生当初另一处“基地”，我自然将此访与两年前在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的中国思想史研究室访问联系在一起，该室更是后来候先生的主要工作基地。西南联大毕业的何兆武先生和张岂之先生都曾是候老的得力助手，尔今均为中国思想史研究界硕果仅存的前辈元老。在与西北大学校院主人的一次座谈、两次餐叙中，充分感受到西北院校今日强化西北联大纪念活动的真诚企图心：如何充分认识和发扬“西北联大精神”？本人此次从兰州来到西安，在两校中完全偶然地介入了西北联大历史意义再回顾的“校史复建”活动中。当张岂之老先生提及家父当初西北建校往事时，我再次体验到作为西北联大中心之一的西北大学，对联大时期具有的深厚感情，并也从自己的认识中想到应如何将此种深厚历史情感转化为未来建设性力量的问题。我于是几次冒然提到，西北联大精神的意义不只是体现在今人对过去的人与事的怀念和颂扬方面，更无关于今人如何会因此中“记忆史”的丰富化而“与有荣焉”，而是相关于应如何在新条件下将西北联大精神，通过切实学术实践，加以发扬光大的问题。所谓发扬光大，对于文科师生来说，正是指应如何在人文科学领域内勇于承担世界前沿学术革新的任务。如果西北师大和西北大学作为西北联大历史上的两重镇，能够在新时期、新条件下，积极率领大西北人文学术资源，开拓视野，锐意创新，则西北联大精神将可积极复活于、延存于当下和未来了。为此，我自然又趁机在校院领导面前提到仁学研究所的创建可能性问题，以及这样的伦理学研究中心如何具有在中国学术史上承先启后、开创新局的重大国内外意义。然而，如可预期，西北联大精神的历史资源运用，似乎离不开其特定具体文教语境，何能随意遽尔扩大引伸？席间主人并以间接方式婉言，即使是颇多创新成绩的西北大学亦难以超越职能范围而冒然创新。诚然如是。理想能否实现为他人之事，言所当言为则自己之事。吾辈之本分只在尽言责而已。

毫无疑问，充分表现出抗战时期知识分子牺牲奉献情怀的西北联大精神，正是一种仁学精神；一种在历史危机关头读书人自觉挺身而出的良知勃发。此种现代史上的仁学精神资源，岂非正是在今日世界唯商业主义时代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遗产？同时，联大精神又是发端于大学校园之内的，正好易于将其转化为今日大学殷切急需的科学革新上的奉献精神？于是，今日的新仁学，正是人文科学发展所必需、所急需的矢志求真精神（而非商人文化所倡导的合法求利精神）？

6。贵阳1：关于贵阳中国符号学论坛会议，本人已经多所论叙。此次于一波三折之后得以顺利进行，仍然值得庆幸，并对主办方的勉为其难不无抱歉与感激之意（彼此的误会是容许发生的，事态的变迁哪能尽随人意？）。相关情况已于日前另文详述。此次西行日程表的基轴为贵阳论坛日期的确定。在论坛开幕式上我不得不指出，如无过去半年来的一波三折，今日到会人数本来应该倍之。但是，第二次论坛的举行具有的象徵性意义远大于实质性意义。论坛的目的并非仅在于为临时偶然聚集的一些学界同好本身提供各种方便，而是通过偶然聚集的符号学同好而实际地“承载起”论坛的历史生命。我们都是中国符号学理念平台的搭建者，论坛真正的目标是不断维持和丰富论坛生命本身（而非一时承载此生命的具体人群本身）。因此，论坛不在于谋求具体集团利益之工具，而是朝向学术理念的渠道。对此道理，自然并不容易为中外学界同仁理解。大家记得，去年国际学会就有人公开抨击我的此种理念说是在损害学会成员当下的利益。我本人强调，符号学必须摆脱职业化功利主义的窠臼！本次本人与外语界一些分裂主义者的分歧也正在于此。他们明确地要以自身的符号学资源来巩固和追求本团体的利益（首先是团体内“大腕”的利益），而非关注于学术理念的科学性追求本身。此种倾向事后无足深怪，国际上又何尝不如此。而中国符号学论坛的宗旨则应与此大为不同。不同时段参加论坛活动者的动机各有不同，但论坛“本身”的理念必须始终维持不变，成员来来去去，论坛的身份则由其理念代表，而非由偶然参加的具体人物来代表。

论坛的另一宗旨是在理念的指导下提升参加者的学术水平，相互取长补短。因此论坛主要不应视之为大家学业初成阶段的自我表现平台，而应视为相互切磋和批评的难得场合。此种意图又与时下国内外的学术职业化功利主义动机相异。但是本次讨论会的显著成就之一是，参加者多位青年学人，在无“大腕”存在的压力下（也就是在无职场利害关系场的作用下），与会者较更勇于发言。不过，人们不必仅从发言者的论述水平评价此次论坛的高低，而应从其承载论坛功能的“战略效果”衡量之。论坛终于存在下去了，其意义也非仅指“论坛”本身的存在如此重要，而是论坛“指谓”的学术意涵如此重要，即论坛的“朝向性”本身之重要！论坛的存在成为学界对人文科学理论革新必要性的一种具实体性的“提醒”。“中国符号学”是相关于中国人文科学全体未来命运走向的学术战略性大构想。如我多次所“危言耸听”者，符号学运动，如其说代表着人类学术的进步，不如视之为人类人文科学危机存在的之积极表徵！符号学因世界人文科学危机的存在而生，符号学激发着学者自我深化和为真理献身的志向。符号学不是欢乐时代的游戏之学，而是勇于面对和克服时代思想艰困之学。

会议结束后当晚，十数同仁余兴未息，在贵阳任先生引领下又有夜游阳明祠之雅。茶道进行间，本人一时兴起，于此历史圣地，再叙仁学与阳明学应如何既剥离于历史环境又结合于新知新学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同时忆及去秋深夜亦曾于此茶室展望新阳明学之可能规模，虽一切构想最终遗憾化为泡影，也并非不可以好事多磨自励之。同座诸友并非均阳明学子，听我言毕，刹时间似亦为五百年前先哲精神所动容。是夜阳明祠小聚，遂成视为此次贵阳论坛精神行之终曲。别矣阳明祠！

7。贵阳2：阳明悟道故地贵阳就此离别乎？任先生有所不甘，我亦有所不甘。遂于离黔当日上午，于学校放假前一日，由于任先生的契而不舍努力沟通和张教授的固执成全，仓促间竟然在贵州大学人文学院又安排了一次座谈会。主题干脆就是仁学和现代理论之间的关系，而讲论的目的也十分明确：修文边的贵大能有此复兴先哲伟业的雄心否？论及实际，自然处处窒碍难行，论及理念，同座间亦颇多会意之言。后来甚至于谈及成立书院的可能性。仁学研究所事曾于贵阳失之交臂，此次座谈会上再次旧议重提，虽不能行，亦差可表达在此仁学圣地“迟迟吾行矣”之心迹。

从西北地区西北联大精神中的现实仁学资源，到西南地区贵阳修文阳明悟道地的历史仁学资源，西部三周行中，我进一步体悟到仁学的博大精深，而惜非受其知识论局限的国学家、儒学家和汉学家们所能领悟。当日晚间遂告别山城，搭机飞返北京南苑机场，抵寓所时已逾午夜。这是我这个北京人第一次亲见南苑，细雨途中竞于城郊复见昔日所熟悉的老北京破旧屋舍。三周来的西部行留给了我太多的见闻，有待进一步梳理和思考。最后留京的一周，我循例又去了府右街，灵境胡同，光明胡同，北图，北海旁门，八宝山，琉璃厂书店，中山公园（来今雨轩关闭），并于离京前两日，隔二十余年后，重访了法源寺。再见了，北京！（2013，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