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庆幸1949年时留在中国大陆了

                李幼蒸

▲这才使我最终有主观的条件对全球化时代发源于西方的人文学术商业化、制度化、职业化的僵化格局，从认识论上予以较彻底的认识，并能够从理论上为东方的人本主义新仁学理念的诠释进行奠基的工作

▲究竟职业是为了支持学术，还是学术是为了维持职业？

       仁学==“真vs利”：在动机与目标上的永恒对立

             ****************

在回顾自己一生学术思想发展时，我突然想到了一个个人生存史上偶然发生的、却是关键性的“转折点”：我庆幸自己于1949年时随家庭留在了大陆，而非（本来也极其可能地）随家庭到了台湾。其实十年前我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但是，却是这一两年间，也即自己的学术思想方向进一步成熟后，我才更为具体地体认到此一偶然遭际之意义。简言之，这一结论的主要根据是：我的家庭如果于1949年到了台湾，如果大体生活顺利，我就有可能像众多当时大陆赴台的青年那样留学美国（这对于我这个最早“启蒙读物”为《汤姆莎耶历险记》、《小妇人》的小美国电影迷来说，岂非是自然而然之事？）；如果我还选择哲学（我肯定会选择文科），就会像许多海外华裔哲学家一样会接受“专门哲学训练”，并也有可能（如果际遇最佳的话）任教于国外大学；因此就须理所当然地接受和参与海外学界的既定“游戏规则”，就会把逐阶升等和受到学术社会“认可或赞誉”自然地当作是人生最高理想。这一合乎情理的推想的结论是：如果那样，我还会产生后来直到今日自己所拥有的独立学术思想吗？我的个性有可能坚强到在那样的客观环境里还产生出今日这样的独立学术“理念”吗？如果这个“独立性”恰恰表现为这样的主张：必须在学术社会公认的“游戏规则”之外去经营人文科学理论方向的探索！所谓“探索”而非“照章办事”，就是指不能因循守旧，而须勇于越出制度性藩篱！今日说的“跨学科”和“跨文化”岂非就是要摆脱学科藩篱之意？这个传统上延续下来的学科分划框架本身能否也成为我们研究、批评、分析的对象呢？这不正是我们今天在西方人文学术界看到的最大的“学科学障碍”吗？哪个正牌教授能够或敢于真地“越雷池一步”？哪个学者不是最后要等著在此“游戏规则”之内（而不是“之外”）获得一系列“个人利得”：从升等到“荣休”、到“院士”、到“勋章”、到身后靠“著作等身”而在学术思想史上永远占据一席之地吗？这就是“学者梦”。这个所谓“梦想”却并不那么“浪漫”，不仅因为此种“梦”实属洋式的“光宗耀祖”之梦，还因梦之实现方式已经是预先“编过程序”的了。你只须规规矩矩地“按部就班”行进（如古代中国的科举程序般）就可达成。当然其绝对前提是：必须尊奉学界既定“价值标准”和“行为规范”。想想看：如果我们要把此职场内的“绝对前提”当作“研究对象”或“批评对象”，岂非要与此学术系统和制度发生直接“冲突”？了解了这一背景，我们可以推测，早已彻底个人主义化和功利主义化的西方学者和人文理论家们怎么“敢”、怎么“能”真地彻底搞“跨学科”？更不要说“跨文化”了。什么样的“跨越”设想最终都得回归到“既定学术框架”之内。前提，价值，标准，程序，都是预先被设定的。我在南京国际符号学大会上为“符号学”提出的新定义（广义学术制度化分析），当然是绝对个人自由独创的结果，此无他，只因为“我无官守”，故我可畅所欲言也！只因为我从来没有接受过这个“梦观念”；也就是，我从来没有被“训练”过接受这个“既定的园梦程序”。当多伦多大学王阳明学者秦家懿教授于90年代通信中善意提醒我在西方学界“行事”也需要通过全套“西方教育学程序”考核时，当然是把该文科教育系统当作“理所当然”了，却并不清楚我不仅不打算接受那个既定程序，而且我还必须摆脱那个既定程序，特别是当我对“中西学术互动方向”有了全新体悟后。今日我们必须检讨这个既定程序本身（这正是我不断批评“制度化崇洋媚外”的真实理由）才能从根本上重新思考这个有关中华精神文明前途乃至人类人文精神前途的特大问题。而如果我从中学起就开始正常参加各级教育训练并最后成功踏上同一通往“西方教授梦”的轨道时，我还能够自动发展出上述独立学术思想吗？

不仅如此，此一有关个人1949年的命运决定的意涵，还自然地延伸至我的50年代的前期生活。自1982年到了美国后我曾大量翻阅台湾资料，对于同一时期从大陆过去的台湾青少年是如何生活的，渐渐增加了了解（台湾人文知识分子，面对着大陆历经运动的同胞时，往往流露出某种自然的优越感，却从来意识不到自身具有的精神和知识的局限性，因为他们都把最后获得了美国博士文凭当成此生成功的“证明”，而殊不知，问题正在这里！）。后来的几十年间接触到的资讯不仅来自书刊、报纸、电视，而且来自大量接触到的台湾朋友。因此，在我反思自己的同一中学时代是“应该”在大陆度过还是在台湾度过对于我“更有利”时，直到最近才更为明确地“认识到”：我确有理由庆幸，自己是在北京育英中学、25中、65中度过自己的中学时代的：恰恰是那个具体环境使我有条件、有理由成为不真正被纳入“教育程序”中的青少年。我那时不知道“用功”为何物，我不在乎因此而“低人一等”，我似乎失去了大多数人必有的靠着“观看他人眼神来调节自己行为方式”的意识（中学时代的同学们大多数都很快学会了运用此种“眼神”）。实际上，六年来我无时不是在学校实行着“应付策略”而已，而关键是，五十年代前期的环境竟然恰恰允许我以如此“应付”的方式度过了我的“青春时代”。1956年前，中学的气氛还没有细致到深入管束学生“思想”的程度，所以我才有了一段真正的“我行我素”生活。这就是：我可以任意阅读我喜爱的各种翻译小说（直到高三时我还因上课看小说被老师叫起来过），我其实主要“生存于”小说世界里。后来了解到，如果那时在台湾，可能许多俄国小说（这是那时奠定我青少年时期理性主义精神基础的最主要知识资源之一。顺便指出，俄国文学思想是适合青少年时代的最有效的精神滋养，虽然“长大”之后必须让位于英德法的学术、思想和理论）都不可能读到。那里存在着另外一种限制，台湾那时存在的文学思想限制恰恰会削弱我那个年龄段上青少年所需要的精神养份。而50 年代学校的“教条主义”气氛恰恰也可形成对我欠缺吸引力的外部环境，因此这也有助于我完全沉浸于自己的内在幻想世界！今日回想，这岂非也是一种“命运辩证法”的赐予？

再进一步猜想：如果我晚生几十年呢？如果我也生活在今日中小学生的生存方式中的话，那又会怎么样呢？我确信，如果那样，我必将痛苦不堪！正因为我的中小学时代既无家庭管束也乏严格学校制度压力，我才能实行自己的幻想式生存（今日的学校僵化教育制度和今日男女择偶的赤裸裸“交易”方式，都是我们青少年时不可想像的未来图景）。还不要说我们那一代还“幸运地”没有经历过今日无处不在的“电子诱惑”和“花花世界诱惑”了。那个时候几乎真正的一穷二白，这让青少年时期的我几乎什么都没有，却因此也就根本不存在什么外在诱惑源了。正是在这一年龄段上，我却有着对于那个时间段的我来说最适切的“精神营养”源（这个精神营养类型却很难在今日美国中小学看到了。到美后我才知道我们青年时的通常读物在美国是被分类为“古典类”（classic）图书的，也就是某种不无调侃意谓的“高档读品”！）原来那时的物质贫困并没有妨碍我获得青少年时期的精神生活！我的个性也遂有条件在此“内向强化的自行努力”下悄悄地孕育着，它成为我日后五十多年间进行独立思想探索所需的意志力之根源；它成为使我虽上下而求索却从不依附任何“导师权威”的独立思考者，以至于今日我虽然心中有着众多敬佩的思想家却决无“对个人进行崇拜的心理”。我倾向于谁的思想，是因为他的思想有正确方面，而不是因为他是公认的“圣人”或“神仙”，而在看重其思想的同时则反而必须对其更加认真地进行批评性检视（甚至于表现为这样的特异心理状态：如果发现了自己特别推崇者的错误和缺点时，反而会加倍地“兴奋”，只因为这样的难得发现最有助于排除对自己影响力较大的他人思想中会含有的不易发觉的错误。此一心理即可表明：我的最终目的不是朝向于对任何偶像或典范的崇敬感情，而是朝向于对价值学上或理智上的“正悟”或“真伪之理性判断能力的提升；是“真”，而不是“信”）。对于孔子和王阳明其人亦不能例外，遑论他人（简言之，没有任何历史人物的思想言行可能是完全正确的，因此对于自己最重视的人物之思想正误反而要更加认真地予以检视）。世人往往颠倒了实践论次序：在“理念”和体践理念的“个人”二者之间，更高者不是个人而应该是理念。一个民族如果有朝一日能够不再以个人（英雄）及其作品为依归而是以理念本身为依归，那个民族的理性精神才算是趋于成熟了。

从我个人的历史上看，生存于大陆使我自然地以大陆为个人学术实践的主场地。到了晚年来看，其中牵扯到的意义，主要竟然并非在于率先引介西方新知新学方面，因为新时期以来稍后很多青年人都进入了这一向西方思想大开方便之门的领域；我的更主要的任务最后竟然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个是对西方人文科学理论的大方向进行理解性、批评性、建设性的总检讨（这是我如受教育于欧美博士制度所绝对办不到的），另一个是对中国传统学术思想的现代化革新及其“走向世界”方式所进行的创造性探索。后者固不必说，当然只能在中国大陆本土才能进行（从知识论和实践论两方面说，都决不可能在海外任何地区进行），前者，对于我个人来说，竟然也只能在中国大陆学界进行。这一点，似乎有些不易理解，这就是我需要撰写此文的理由所在。不是说我们对现代西方理论的批评性、探索性研究可期待于在大陆学界产生明显的影响，而是说，此一“反传统的”探索固然决不可能在学术世界全面制度化的西方产生效果，在今日紧跟西方学术方向的中国学界自然也很难产生影响，但是：相关思想探索却有可能在中国学区保留下来，以留待后人可能的继续关注。

那么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独立思想而值得自己如此重视呢？在此，我的判断立场再一次与世人观念相反，即首先在价值学的认知上相反。不是对于面对的各种问题发现了什么灵丹妙药，而只不过是自信发现了有关“问题究竟是什么？”的深入理解。所谓自身的学术“成就”不过是发现了“问题本身”（问题1），或者更准确说，发现了“探讨正确问题的正确方向”（问题2）。也就是，如其说是发现了“问题”，不如说是发现了“设问方向”（人文学术实践中要区分方向和方法）。与此相随而确立了“自身面对前二者的应有态度之养成”（问题3：对待方向问题应有的态度）。

对！不过是明确了自身对于problematique应持有和应如何形成的正确态度。此一所谓“发现”，当然主要就是指今日西方同行们并未认识到的一种正确态度和方向。这就是人文认识论探索的恰当态度和合理方向问题。为什么我认为知识上先进的西方学者尚未对此“发现”呢？因为他们几乎百分之百地接受了或陷入了今日学术运作制度的轨道而成为了本质上“游戏棋盘上的忠实博奕者”，此棋盘是由科技工商机制和历史传统机制所共同从外部所设定的。他们都是“体制内者”，也就是自愿受此双机制规则所控导的“行为主义者”（最终目的取决于游戏棋盘内学术行为的“效果”，即学术市场的成功度）。那么为什么我们能自信有可能比那些在各门专业技术上比我们更高明者在某一方面更为“正确”呢？因为我们有一个与西方文明不同的东方文明传统的参照背景。大致来说，如果采取“仁学、分析学、符号学、解释学、现象学”等“五学”之合理的综合运用（分别相关于“价值、科学、语义、历史、心理”等“五科”），即会有助于我们进行真实深入的跨文化的“价值论、认识论、实践论”的“三论”探讨。而此“五学”在“三论”领域内，以不同方式和在不同方面，贯穿着“人本主义、理性主义、现实主义、实证主义和结构主义”等“五主义”的精神方向。

现在，我可以更准确地认识到自己个人外部偶然经历与自己个性互动后所带来的后果之意义所在了。由于没有受过“专业训练”却可专注于学术思想真理本身的探索，这就使我得以自然地摆脱职场内的任何功利主义动机而更加关注于价值、意义、方向等根本性课题，以及为此目的必须具备充分认知的基础，这就促使我始终（自幼迄今）维持着向一切思想理论上“相关的”专家们学习的强烈内在需要。于是，日积月累也就自然形成了我个人的知识结构的特点：对原典的理解兴趣和程度，超过对该原典在职业圈内被具体运作的固定方式（专业化研究程序）的兴趣和程度。简言之，重视原典的理解，远大于重视对相关知识的职场内应用。尽管自己的相关专业知识必然比专业理论人员为低，但对于相关理论的理解和运用却有可能并必须优化于掌握西方原典的西方专家们。在全面专业深化时代，此种特殊认知实践方式会具有一种特殊独到的“积极”作用，这就是说，今日人文学界“跨学科、跨文化”的通贯学术全局新方向，正要求具有一种补充性、配合性的新学术实践方式：即横向沟通需要的广泛专业覆盖面，要求着对于各专业理论化层面的“结构选择性策略”。学者不可能无所不知，因此要首先进行轻重缓急的选择。为了要维持理念性层面的轻重缓急选择意识和意志，就需要坚定的主体存在；就需要不被卷入商业市场竟争化环境和态势。而对于我来说，不过是个人早年外部偶然的际遇有助于自己形成和坚持了这样一种治学态度而已。同理可以解释，为什么是非专业型学者的我本人，可率先将前述诸前沿学术思想引入中国学区，以及为什么今日会由我这个没有受过任何西方教育的人在率先处理中西学术理论前沿交流的问题。我之所以在此“为己澄清”，只是为了指出今日人文科学理论实践结构本身的各种新要求究竟是什么。为了摆脱学术功利主义的阻碍，我们首须摆脱学术界的“个人崇拜”，因为人为制造的学术权威正是学术功利主义利用的手段。检视和批评“学术权威论”，不是为了与其争夺“学术贡献大小的知名度”，而是为学术的目标和方向“正名”。为此我们必须直接诉诸科学理性标准，而非诉诸个人学术权威标准。

让我把本文的意思再归总一下。

1.今日西方人文科学理论主流的根本危机在于其受到职场商业化、制度化控制，而转以学术文教市场上的“成功”，而非以学术本身的“真理”，作为学术活动之最终目的。此种功利主义倾向自冷战后愈益强化和普遍化，因而人文科学理论实践的环境受到普遍的非科学倾向的控制。

2。制度上属于西方人文科学世界的海外华裔汉学，以其学术材料的中国性和教育目标及学术方式的西方性，一方面体现着上述同一学术制度性缺欠，另一方面以其学术实践的“二元性”（份属西学偏流文教制度而材料则沟通于中国学术）对新时期大陆的人文科学发展产生着双重负面作用：制度上秉承着上述同一缺点，其较低科学性位阶又将次级中国学材料全面输入大陆，造成了双重学术混淆性：以其较低西方学术位阶的“西方性”（利用两岸崇洋媚外积习）掩盖其较低学术理论性事实，从而（利用大陆学术国际联谊政策所获得的特权）在大陆人文科学界“以低充高”，严重影响着中国人文科学现代化的提升。

3。上述二者在大陆谋求（依托于学术崇洋媚外环境）的共同特权利益可以导致二者的某种“互利合作”，即西学偏流汉学和西学主流理论可以形成战略性结合，以迫使大陆人文学术朝向盲目跟随西学理论主流及西方汉学偏流的大方向前进，从而在文化战略上使得大陆人文科学理论未来可长期处于世界二流地位或依附于西方学术的地位而无以自拔。（台湾中研院史语所的国际汉学化方向可为其证：即他们认为，中国国学须待西方汉学来指导！）

4。欠缺现代知识理论训练的大陆国学界和儒学界，由于同样的功利主义学术导向，避难就易，主要以被动延袭未加整理的古典资料为业，并间接地向国际汉学靠拢，即向西方次级人文学术水准看齐，以实行其“貌似走向国际”的目的。

5。“走向国际”遂成为大陆中西学术理论走向西方二流学术水平的全面掩护，其实行机制主要由各界西学、汉学留学生集体操盘，而文科留学生在结构上逻辑性地低于西学导师的事实，将成为中国人文学术长期处于国际二流学术位阶的结构性保障。

6。上述情况的结果导致未来中国人文科学难以担负本来可能通过积极创造条件而担负起来的全面人文科学理论革新的任务。在2012南京国际符号学大会上本人提出的论文（江海学刊，2013，1）正在于指出，在世界的中国学区内，理论上应该具有参与国际人文科学理论创新的潜能和机会，如果人文学者能够采取正确的治学态度的话。这个正确的治学态度，就是现代仁学的生存态度和治学态度。

7。如果我自青年时代起就一直生活于海外，受到西学制度化训练的我，不仅没有机会对西学理论进行独立的、批评性的反思，在海外华人全面控导的理论上落后的汉学-儒学双联体的垄断下，更加没有可能获得从符号学-解释学角度通过区分儒学和仁学而完成伦理学认识论“飞跃”的机会。而如不将仁学的历史上的“潜在存在”从历史上儒学的“显在存在”中剥离出来，一则，不可能摆脱儒学封建主义意识形态的思想控制（海外历史派、哲学派新儒家无不受到此种控制），再则，不可能从独立出来的仁学伦理学获得面对中西二学权势时所必须具有的思想勇气和意志。如是，导致新时期、新世纪中国人文科学现代化革新的世界性大计，将不仅无机会实行，而且根本无机会被认识。这才是我在反思65年生涯时庆幸自己能够留在大陆的最主要理由：以便于晚年能够有条件阐述此一时代重大的人文学术真理。不要以为这是本人在接机高抬自己的可能作用，而是在“论证”一个严重的事实的存在：仁学态度直接关系到中国人文科学未来水准及其文化高度，而此态度极难在日益商业化的全球学术体制内形成。本人更不会妄想在有生之年对此学术理想能够真地加以推进，而可确信者仅是：将仁学实践学与人文科学理论现代化发展的逻辑因果关系加以阐明。只有清楚认识了中西学现状才有可能悟解新仁学的时代性意义，而这是很难在学术体制内达到的。所以跨学科、跨文化的学术努力，其首先的目的就在于超越学术体制内的眼界限制。而为了后者，又须首先瓦解学术实践中的急功近利心态和崇拜大师的趋炎附势心理。本人的希望是，体制内的中国的国学者、西学者以及文科留学生群体，都能够因中国传统仁学心志学的导引而能够超越各自受其训练的国内外体制内的规范和程序，而努力朝向于人文科学现代化革新事业。这个事业是不可能按照各自体制内的现成渠道和基础加以自然完成的。

中国人文科学，不仅不可能按照理论层级较低的国际汉学路子走，也不应该被动盲目地跟随西方理论主流的路子走，但也不能随便按照自己发明的什么“中国性”原则走（那只不过是躲避学术外强的色厉内荏策略），而应在仁学态度学指导下既全面深入掌握古今中西学术主流，又按照科学理性在大方向上勇于超越西学和传统。这是一个比任何国内外现行学术职场目标更为艰巨、更为重要的任务。我们必有可能办到的是：首先认清这个任务！（2013，春季拟就初稿，夏季末结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