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虽爱书，但文革期间既无钱也无处购书。况且文革以来到处都在“灭书”，书已成了违禁品。1966年“破四旧”时，为避免在可能有红卫兵抄家时直撄其锋，也不得 不销 毁一些旧物。可是我自己十来年间积攒的各种社科类中外书籍，虽犯忌讳，却决不销毁。我采取了一种很幼稚的办法来保卫这些“精神食粮”，即将从内部书店购得的许多中文社科书的封皮撕掉，换贴上牛皮纸书皮，以使得红卫兵不至于“一眼”瞥见书名而动粗。当然我的紧要书一向也是藏在床底下的。摆在书架上的多是外文工具书一类。

文革开始以后，人所尽知，中国进入了一个恨书、毁书、无书的时代，遂成为人类漫长历史中的一大景观。秦始皇时代固然也有灭书之举，但那时并不存在多少民间藏书。文革灭书运动则是发生在两千年爱书、读书、藏书的书香世代之后，其意义自然又与暴秦时期不同了。不想在此文化荒芜期间我竟于70年代初意外地从张东荪夫人手中获赠了几十本英文哲学书，那晚从海淀张宅用自行车将书运回我的小屋时，一定自认为我乃世界上最幸福之人了。故事是怎样发生的呢？因时间所限，恕我只能在此略记梗概。

1961年秋初，当时热衷逻辑实证主义的我，为了增强数理基础，再次考入北京师范学院数学系一年级。我比同班同学都要大上四五岁，只有几位侨生和我年纪相仿。在班上我一眼就注意到了张东荪之孙张鹤慈。当时他正翩翩美少年，以唯美主义诗人自居，并多少有些奇装异服，一双时髦的皮鞋大概是继承自其父张宗炳的。鹤慈诗人气质，不吝自我流露，乃有课间在走廊信步诵读谭嗣同诗篇之事。得悉其祖父为张东荪后，我遂肃然起敬。因为两年来的北图阅读之后，49年前的哲学家中张氏最为我所重。不想其孙竟有违逆时潮、继承家学之志，亲切之感遂油然而生。和刚从101“贵族中学”毕业的鹤慈相比，从年资和“阅历”两方面来说，我当然自认为比他识见深广许多，既然同为有志于西方哲学文学者，颇有一吐肺腑之愿。我们遂相约同游颐和园，记得那天两人曾沿昆明湖绕行一周，畅所欲言。作为“反右”过来人和北图客，我遂剀剀而谈社会和思想大势，并谆谆指陈利害和用功方向。这次长谈，也涉及我在北图初步反省过去40年之后、对其祖父一代思想和行事的重新评估，兼涉哲学和政治两方面。从此我们就成了好朋友。但是我不忘叮嘱，彼此在学校时不可来往过密，必须严防同学中的告密者。

但是来往一段时间后，我发现他的性格与我不同，很喜欢交友聚谈，特别是和101中学老同学们。我本想把他从那个我并不欣赏的“高干子弟”圈子里拉出来，让他象我一样，笃志力学。在我看来，那个圈子里“自由主义”活动，只是高干特殊家庭学校环境内的特殊产物；是“特权子弟”不识社会深浅的“青年叛逆期”行为，其中并无坚实根底。他们都应当立志读书，而不是高谈阔论。我一定反反复复告诫过鹤慈我的意见，包括“小圈子”活动所可引生的及时危险。结果发现他并未采纳我的意见，他需要朋友甚于需要安全的读书环境。后来我自己“重归社会”的尝试也再次失败，并决定再次退学。这个选择令我必须面对更多的“险滩”，也就是今后必须更加谨慎。我于是给鹤慈去信，告诉他以后不必再来找我了。一年多后，在度过了我平生情绪波动最剧烈的时期之后，南下完婚，从此转入了人生下一个比较稳定的阶段。与鹤慈也就断绝了联系。

大约十年后某天夜晚，鹤慈突然又出现在我的斗室，问我知不知道这些年他在哪里？原来他因所谓“X社”事件，入狱十年。并告我家中诸人悲惨遭遇。当时祖父在狱中，父亲已然神智不清，伯父则已逝。鹤慈早年聪敏过人，为祖父最爱，而十年最好的岁月和锐志均消磨于劳改营之中了。

不久有一次鹤慈告我他们打算将家中残存的英文书籍捐献给学校。我于是请他问一下家里，是否可以在捐出前让我挑选一些。张东荪夫人欣然同意。我于是借了一部自行车到海淀张宅，会见了张东荪夫人。张夫人态度慈详，知我有志于哲学，似有赞许之意。但在当时气氛下，彼此仅能会意于无言之中。我遂挑选了几十本哲学书，大部分是其父张宗炳年青时购读的科学哲学一类。少部分则属于张东荪藏书，包括有罗素的[西方哲学史]。后来在美国时周礼全先生告我，五十年代初，张东荪出事后不久，就决定把个人藏书卖给学校。周则代表哲学系前去交涉。因此，张东荪的主要藏书那时已经不存在了。不过张鹤慈六十年代初时告我，其祖父當時仍在读国外友人寄来的逻辑实证主义一类新书，让我了解到张氏文革入狱前仍在坚持其哲学研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