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富士行 ——记东瀛购书-春之旅 李幼蒸
【附旧文“七十泰山行：记符号学-秋之旅”】
1.缘起 本来今年没有回国的计划，年初西北师大经典诠释中心研讨会的一封电邮竟然促成了一次东亚四周行。在前年索菲亚大会上告别了国际符号学后，我开始专注于自己的《论语解释学》写作，打算趁既定翻译计划因故拖长的机会将此书稿一气完成，以便当余力尚存时投入另一部毕生“终结之作”——“西方伦理学史批判”。结果，尽管国内办事一贯进进停停，当最后收到机票时才意识到必须放下手边一个月的工作来规划另一次大陆行了。照例，除了参加兰州的会议和讲学及参访外，也须同时有效填满余下的时间。由于答允了陪同妻子再次去杭州访友，我遂在此行程规划内突然想到为什么不顺便去一次浙西呢？进而又想到妻子从来没有去过日本而我也从来没去过札幌，为什么不也抽出时间参加一次日本旅游团呢？妻子发现我又要把时间填塞满满，大不合其逍遥度假的习惯，因而最初曾坚决反对。然而，一旦产生了这个念头，我就非得试一下不可，后当看到一则将本州与北海道组织为一次游的广告后，意念就发展成实际的决定。在我的劝解下，妻子也就随之“屈从”，继而一同期待着成行了。
有了再次兰州行并顺带计划了日本行，这本来联想不到什么七十、八十年岁的问题，更没有联想到什么登山的问题。随着年龄迅速老化，体力明显衰减，虽然前两年的青海日月山行证明三千多米的高度还是能够适应的。不想，日本游的计划中包括着我最初没有注意到的北海道“昭和新山”行和富士山行节目。到了北海道地狱谷和昭和新山脚下，我才突然想起了两个观念间的连接：“八十岁”和“登山”！同时记起整整十年前自己写过一篇“七十泰山行”（曾蒙黄玉顺先生当即上贴于他的网站上）。年岁本身预示着事件可一而不可再；今所谓“登山”，当然不再会指体力上的健行，而仅是纯然象征式的“望远”而已；望文明之远，文化之远，学术之远，以及人类前途之远。如不登高望远，我们就会被眼前纷纷杂杂的现实包围着而随其波澜起伏，如此必难纵观生存之全景。结果，历经日本两山行后，我遂由十年前的“七十泰山行”文想到应该也写一篇“八十富士行”；的确，此时我才意识到自己竟然已达八十之限。更深的写作动机当然也不是完成一篇什么我并不擅长的“游记”，而是意在牵连出相关于现实性与学术性的诸多联想，并期之以体制外的观察角度对话于体制内的友朋。
2. 东亚四周行
——拉卜楞寺之游 大陆行的第一个节目也是向往已久的甘南拉卜楞寺行。这是我在两年前完成了青海塔尔寺行（四十年代初幼时曾随父母到此）后一直念想着的。这次趁参加兰州会议之便得偿宿愿。我和同行者乘公交车前往逗留仅两三小时，当天即须折回，自然属于走马观花。天生与宗教情感无一丝缘分的我，却一直对其怀抱着理性探索的兴趣，并极其尊重虔诚信仰者之虔诚心境本身。对于我，宗教是一个文化人类学问题，宗教的需要，一如人类对音乐美术的需要，其根源自然不同于人类对科学的需要，但也不应该将“音乐”和“伦理学”等学术式思想混为一谈吧；人类对音乐具有的本能的需要，其肌理也无需逻辑性证明吧？虽然如此，我们也不应该将科学的“道理”与“音乐”的道理混为一谈。而人类的语言，几千年来都是在用同一名词表达着极其不同的所指。如“真理”一词，我们就绝不能像罗蒂曾经简单化地倡言那样——干脆“消灭”“真理”一词本身，而是必须在读解文本语境中区分“真理”一词的不同意指。今日人类谈论信仰时的混乱，从技术上说，岂非原因正在于此？是日雨过天晴，艳阳高照，曾遇一当地藏族出租车司机兼老板，在短短几分钟行程中，非常热情地向我们谈及寺庙和喇嘛的实际状况以及他本人如何未成为喇嘛而成为了一名成功的商人的故事。他还当即邀请我们到他附近牧场家中做客以便详述汉藏民俗问题。在获此邀请后我还真地犹豫了片刻：是否能够留宿一夜来聆听这位年轻藏民的经验谈：他是如何选择不随俗成为喇嘛而宁可过俗世生活的？这样的现身说法岂非是最可贵的认知来源？可惜次日会议报到，我抵兰后未通知主人而决意自行完成此次甘南行，已属失礼在先了，遂怅怅然失去了此一直接讨教的机会。
——西北师大中心研讨会的主题发言 抗战期间故都高校成批撤退后方，战后自然也纷纷到原址复校，战时形成的临时性高校机构随之解散。家父于1945年离校赴渝转任新职，其动机之一则是希望因靠近中央而可增加北平师大复校的机会。师范教育毕竟是父亲自认为须毕生为之服务的领域。三年前我在西安西北大学访学时才进一步了解到，在“西北联大”争取其历史定位的努力背后牵扯到种种现存人事关系。而北平师大复校问题尤为其中最为复杂的一环。幸而1949年后大陆鼎革，此一源自三十年代初的“师大身份”定位的公案，也就不复存在了。其历史上的纠葛自然也就不了了之。简言之，北平师大在大部分教师战时集体西迁后，其后于沦陷区原址上出现了一个alternative教育机构。此机构在1945年后自然面临着尴尬局面。谁“代表”北平师大的问题就自然与复校问题缠结在一起。至于1949年后新组成的北京师大，其构成与战前的北平师大颇为不同，因其学术骨干部分乃为沦陷区时代的辅仁大学。家父自1949年起即实质上开始赋闲，与师范教育事业完全脱离了关系，对于战前北平师大，战时西北师院，战时留守的北平师大残余，以及1949年后的新组成的北京师大之间的“名号联系”问题等等，自然也不再关心了。记得中央文史资料馆曾经多次邀请他撰写师大校史方面的问题，他均一一婉拒，对师大往事不置一词。考虑到复杂的历史变迁和机构的重组，对于“西北联大”历史定位方面的各校努力，历史背景迥异的北京师大竟然是牵连也不好，不牵连也不好，只得淡化处之。这也许就是为什么几十年来北师大对于近在身边的家父始终抱着“敬而远之”态度的原因之一。此一态度倒也反映着一个历史事实：他们一直以来并不承认家父这个北平师大的校长与今日已根本上为新建的北京师大有任何关系。（直到世纪初师大所谓百年校庆时才不得不将家父的名号列入其“师大溯源学系列”之内，自然也只是点到为止而已）就学校实质内容言，北京师大与北平师大的确已不存在什么联系了，但是今日潮流是，各校被允许各自拉长其历史渊源，北京师大自然不能例外，家父的名号也就发挥了一定作用。
至于战时成立的西北师院，情况则大为不同。与战后诸高校纷纷复校情况不同，西北师院从建院初起就具有“身份两可”的特点：一方面，根据当时教育部的规划，相关于在大西北创建高等师范基地的事业，而另一方面，当初西迁的北平师大老师们本来仍希望可于战后再迁回故都以恢复战前的北平师大；也就是打算在协助西北地区建校后再全数返回北平，可谓两得。历史的发展最终将后者的可能性排除，于是，北平师大最后就在缩小规模上实际上“演变为”西北师院了；北平师大就因八年抗战关系而“转化成”了西北师院。1949年后，在西北师院的同一基础与校址上发展而成的（规模远较当初西北师院为大的）今日西北师大，竟然和战前的北平师大维持着某种真实的历史联系！如果仅只是一个地方的高等师范院校，也就不会有什么“特殊性”了，而其前身，特别是在原校址上成立的学校雏形，正是由当初作为国内最高师范学府的北平师大老师们组成的（包括知名教授黎锦熙先生），北京（北平）与兰州之间的这一戏剧性关联，遂被今日西北师大师生们看作是校史上不可放弃的一段事实，以及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段佳话。因此，溯本穷源，与今日扮演着中国教育事业上某种特殊领导角色的北京师大不同，西北师院得以放心地将曾为北平师大校长而后成为西北师院创校院长的家父，视为一个历史象征加以纪念（也因此link遂可再前溯至最早的京师大学堂，并不无曲折性地也横向地也须与今日北京师大牵连在一起。有鉴于此一复杂关系网的存在，今已成为庞然大物的北师大也难以“撇清联系”。“敬而远之”终归是不错的对待策略。此所以成为今日“西北联大历史溯源学”的规划难以获得权威性支持的原因之一。）。这也是我在与西北师大马克思主义学院多年合作中成立以家父命名的研究中心的背景之一。与北京师大不同（其领导来自战时辅仁系统），家父的确被西北师大视为其前身西北师院真实的“创校者”，而西北师院与西北师大的历史性联系也是真实的。这个联系正是发生于北师大脱离了故都敌占区后的抗战时期，人物都是真实的，地点则改变了，所以称之为“转变”。
在一年前海南师大政法学院在对我的讲学邀请一波三折后，终因我今成为“美籍华人” 而决定取消邀请【实因我未被纳入西方教育组织之内而成为“身份难定的”世界游离份子之故；时当全球制度化时代，人人都需“有一个组织”，哪怕是西方的组织，那也比“没有组织”要强，否则其“身份”难以被定位。这也是今日全球学界之通则；全球化就是全球组织化！今日世界，没有人关注你的学术如何，所关注你的是你在某组织内的地位如何！此一全球化倾向也恰恰对应于今日西方人说的“反智时代”的来临。这也正是大陆现象学集团们敢于对我进行排挤的背景之一。时为北大现象学研究所的张祥龙先生“事件后”曾经通过牟博向我解释：对我的拒访并非他本人的意思，因他时已退下了所长职位。而我记得2011年张先生不得不秉承新所长之意所拟就的拒绝函中确实写道：“你欠缺一张“组织介绍信”！附加之言则为：“即使你补交一张组织介绍信我们是否即可批准你的来访也未可知”（大意）。该所拒我于千里之外的姿态岂非一目了然？他们都是来自红卫兵一代，能够写出这样的反西方风格的信文，足见早先运动的训练是如何使他们如此足智多谋了！我屡次提及2011年在大陆十次密集访学中遭遇到的唯一一次来自北大现象学所的拒访，是为了提醒注意“西学理论留学生们”的作风：那究竟是他们学自西方的还是学自文革的呢？以及，他们为什么“怕我”怕到不敢见面的程度，怕我对学生谈及什么现象学的真相吗？我只能将此类行为表现解释为学界拉帮结派现象，学人以学谋利动机如此，是不可能通过转述西哲话语来漂白心迹的】。海南师大的最初推荐邀访老师以及原已答应主持讲演的院领导只得对此结局表示抱歉。有此去年的经验，西北师大的今次邀请会不会也只是老师们的一厢情愿呢？所以我竟然是在获得对方寄来的机票后还须继续观望，看看前一年海南师大的故事会不会重演？我并告知邀请人，如果会议和讲学最后取消，我会将机票钱退回。这就是说，既然旅行计划开始，此次大陆行是一定的，至于是否有兰州行还须再看缘分了。
最初，我为此次兰州研讨会的主题发言所建议的题目是“艾柯符号学思想的盖棺论定”。在曾经为麦茨、列维斯特劳斯、利科去世后撰写过纪念文之后，我也曾有意为今日西方符号学界硕果仅存的“唯一名人”再次做一批评性总结，并顺便指出自六十年代末形成的国际符号学运动的实质今已结束。但邀请人却建议我不妨选现象学为题，我当即同意，并在行前完成了讲演的详细提纲。可是后来看到印出的议程中我的讲题并未印出，邀请人则告我可以自行选择适合的主题。会议定在五月四号举行，我遂立即决定将“五四”这个符号作为开场白。“五四”大致成为两种历史现象的标志，一为政治运动开始的标志，一为学术理性现代化的标志（广义的科学化运动的标志）。就后者而言，我们已经大体成功地完成了自然科学科学化的百年努力，但是人文科学科学化或理性化的努力不过是于新时期才刚刚开始而已。此次西北师大中心的研讨会在“五四”这天举行，就可认为是象征着一种人文科学理性现代化运动的重新开始。这也是我近四十年来一直参与推动的事业。为此，我对听众们说，学人如欲有效参与繁复而重大的中外人文科学现代化改造运动，首先需要立志：立以“学术天下”为己任之大志。无此坚实的志向，其余一切免谈。此即：单靠玩赏西方理论文献和古人文学文献以自娱并非一种建设性的人生态度。在次日专门对文科同学的讲演中，我又重复着这个基本主题。因为，我发现，在全世界遵行的各种体制化教育程序内，学生所失去的首先即为坚定自主的主体性志向！全球化时代中的学人，在各种功利主义制度的促动下，纷纷以完成规定的“标准”和“程序”为其不思而动的行为方向和方式，从而不知“积极思维”为何物。而“五四”时代的所谓大师们恰恰是因为主观上先立有为学之大志，遂能其后连续奋进而有为。因为七八十年前世界的教育体制化建设尚未如此深广地完成其全覆盖。这也就是我一直所说的“思想求真”和“行为求成”之间的人生方式对立的制度化根源之一。（记得八十年代初王蒙访美时，夏志清讥称其为“组织部来人”，自然以为自己不是组织部来人，实则哪个任教于欧美的华人不以错身于西方单位机构以最终成为“被组织者”而心安呢？“组织化”是与个人利得的保障一致的！）
——寻索流逝的浙西历史精神 近来本人不断强调浙东精神遗产的可贵，由宋至清，传承脉绪依稀可辨。而伟大南宋的帝都在杭州，何以有浙东而无浙西之命脉呢？实则，南宋时期浙西甚或较浙东尤为彰显，朱子时代两“同儕”——吕祖谦与陈亮，一为婺学之开山，一为朱子之诤友。作为南宋思想事功派两大儒，“浙西”之陈亮与“浙东”之葉適，哪有界域之分（查阅地图得悉，今日金华之永康与温州之永嘉早已一线沟通，本来还真有从西向东作一历史遐思行之想，我并试图动员妻子一同前往其祖籍瑞安一游而未果）。而后永嘉遗绪长存，婺学则后继无人。我并察知于今浙师大校址附近的丽泽书院早已名存实亡。即使如此，也要到古子城旧街区一行，甚至对比一下历史之变迁：金华古人求义心志之高亢和义乌今人求利心志之激昂。何况真正让金华成为历史名都的八詠楼正因沈约和李清照而得以万古流芳。岂料，所谓古子城已然像今日各处将古人清雅变现为今日庸俗的文物商品化一样，早已旧迹不存，正像琉璃厂、前门大街一样全成了假古董。行前我曾花时间再次查阅《宋元学案》中载录的浙西旧事，国难当头之日，金华、兰溪、永康、丽水一代曾经出现过多少义薄云天的读书人。人生的价值哪里是在于高楼大厦呢？不过，毕竟金华位置较偏，应该遗存有较多未被现代化毁灭的古人遗迹吧？我与同游的两位青年学者于是打车去了八卦村，并在池塘边享用了一份“农家乐”。令我吃惊的是古村的游览须缴纳百元（老人可半价。而游历日本才知道那里一切景点都是免费参访的）。最为可心的是，我们三人在诸葛祠堂高大的正殿内，于锣鼓喧嚣声中真地畅论过一番古今，也算亲身效法了一次古人之风雅。在我的建议下，归途中并游览了读书时屡见的、地名如此优美的“古城”兰溪，并在李渔私邸内幽静的荷塘边坐谈移时，傍晚时分才返回金华。由宋至清，哲人永逝，那些激发过黄宗羲、全祖望的代代仁者精神，岂容湮没无闻？于新时代，以新方法，绍续其精神（而非泥执其认知）者，岂非应是我们这些（虽已被全球化世界加以制度化了的）人文学者身上？我们是要借古人名号以谋今人之物利呢？还是要继踵前贤以认真发扬中华精神文明之元气呢？这也曾是我几年前参加余姚浙东思想（国际）研讨会时提出过的警示。会间那些被待为贵宾并赋予国学荣誉的“国际友人”们，他们何曾懂得我们所说的“浙东”与“浙西”的意义呢？即使样样都可搞崇洋媚外，也不必将中华思想遗存本身当做国际沽名钓誉之工具吧？
——匆匆日本行 其实“富士山”从来不是我的“日本符号”，我对它没有什么感觉。我的日本符号是我其实对其一无所知的“札幌”地名。如我在《忆往叙实》中描述的，那是在隐居时代从北图画报上看到的札幌小街小巷的冬季雪景。这次真地到了札幌，才知道那也是一个大都会。不过两天来的北海道巴士游，的确也看到了洞爷湖和忍野八海地区的小街小巷。日本，什么都是小巧玲珑，而这个一度变得如此疯狂残暴的东邻国度，百年来与中国在方方面面的联系岂容视而不见。对于我来说，我所一向关注的是彼此在思想与学术上的联系。这个联系千百年来重点和内容多有不同。梁启超一代的中国思想现代化的开端为起自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此一史事固不待言，我这一代关注的则主要是战后日本进一步全面西化后带来的学术思想变迁。也同样是在梁启超当年意见的鼓动下，我曾经自学些日语，其目的与梁氏相同：通过实体文字的易识和日本学者的在先消化后的引述，以期加速对现当代西学理论精华的把握。从一开始，对日本学术的兴趣就不是对着日本本身的，而是打算透过“日本过滤镜”来多一层全面把握西方思想的机会。至今我亦深识，尽管中国的欧美留学生越来越多，尽管因此成中英先生1982年在纽约哥大附近对我颇不服气地说：“我们中国学人的西学造诣今已远超过日本了，为什么还要如此看重他们？”（大意）从表面看，的确如此，奇怪，至今日本人拙于、怯于说英文。实际上一般民众，包括酒店柜台人士，大多数仍然几乎一句英文不会说也听不懂；的确今日在欧美任教的华裔学者可能远较日本人多。但是这是不是等于说日本人的西学及其理论的认知已经不如华人了呢？当然不是。容我坦言，中国人文学者不够认真，这个“心术学”上的问题才是根本原因所在：你老想着弄虚作假，投机取巧，党同伐异，这样的话，你如何真能在软实力上与他人争强斗胜？
如我以前多次说过的，在改革开放之初，特别在1977年下半年在北图“当代西学理论恶补”期间，我的“从未真正掌握了的日语”还真是邦了我的大忙。（我根据自己的体验可断言，非科班出身的梁启超其日语的把握也大体为同一方式。如果请梁公翻译一篇理论文章，我想正如我一样，也是只能述其大意而不可能文句准确的）对于我的需要而言，正是只满足于快速掌握文字的“大意”而已（进一步的深入则必定需要通过西文进行）。此间的“一目十行”（对西文而言我就办不到，所以1982年在普林斯顿大学每周地下室抢购图书馆放出的旧书时，都要靠台湾留学生友人杨泽以快我数倍的“眼尖”来帮忙。因为美国学生们都是略扫一眼就能准确发现想要的书的，我则需要“一目一行”地来判定）有其特殊的功用。也和梁公当初阅读的日文不同的是，当代学术日文包含着越来越多的英德法外来语，而这也是我可以比较方便地应付的。我们对于把握新知新学新理，在某些方面需要细致深入，在某些方面则需要全面而快速。而就日文词典的阅读而言，则因少了口语部分准确度的要求而反更易于较完整的把握文意。此一事实曾经大大帮助了我在1977-78年时攻克种种符号学术语的努力。此外，日本和韩国一样，都是法国文化迷，对于当代法国理论语言的领悟更为快捷。这也是我当初进入“年鉴派”、“文学符号学”、“电影符号学”等全新领域（其中主题对于相当多英美和德国学者那时也都是难以进入的）的助力之一。不久就与日本符号学怪才山口昌男建立了联系，那时他正与日本的分析哲学派同行争夺日本符号学支配权。1988年当我们一同从芬兰意马特拉小镇返回赫尔辛基的火车上时，他邀请我到火车酒吧闲聊，意在通过我将其“日西比较符号学思想”引介到中国来。1994年伯克利大会上他从担任了十年的副会长任上退下，艾柯曾经专门在大会上演说，为山口昌男的卓越成就表达祝贺。而时已完成《理论符号学导论》的我则在该大会中由我主持的“符号学理论”分组会上对艾柯提出的符号学的语言哲学理论方向进行了直接批评。从那以后，我就在各种不同场合对于当代西方理论保持了批评性距离。在此理论认知的飞跃下，我对于日本的西学理论成就和潜力也就获得了更为深入的认识。如果分析一下为什么日本的法国方向的符号学（其美国方向的符号学根本不值一谈）自山口昌男以后已逐代没落，就会发现今日日本人文理论的两大软肋：一方面是其传统上的对外思想“述而难创”的民族性惯习（在波鸿时霍伦斯坦的日本妻子——社会学家还曾对我详述这一日本人文学术的痼疾），一是其今日全盘西化后在文教制度上的进一步严格化所导致的“以学谋生”社会风气的固化。另外，偏偏因为符号学是跨学科的思考，而任何制度化的限制必然基于学科本位主义的坚持，于是正像今日西方符号学界一样，大家都因此而挤存于学科制度化藩篱中而难以进行跨学科的创造性思考。（追求一种须遵从制度化限制的“个人成功”，与追求一种不受人为限制的自由真理探求，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学术追求”）此外，在居德九年中形成的对于当前西方理论方向的独立判断，已使我意识到不再需要通过日本学者的经验来增加学理判定的可信度了。1992年的日本三周行，可以说已经大致终止了我对“日本研究西学理论”的好奇心。
如果不是这样，近年来我颇有机会自行重去日本探讨其人文理论的最新发展（这是我在1978年前后翻阅每期《思想》、《理想》、《现代理想》等刊物时具有的心态）。这次短期陪妻子的日本旅游，可以说主要就是为了看一眼札幌的小街小巷。然而一旦踏上另一个外国土地，旧习难改，我又突然想到会不会在团体旅游期间仍有自由时间去逛一下书店呢？当与妻子走在熙熙攘攘的神户心斋街上时，看见一间主要卖中文古籍的小书铺，我遂突然走进去问老板附近有没有大一点的书店。本来就没有期待获得肯定回答之时，不料旁边一位日本妇女顾客听懂了英语后竟然说“有”。即虽然周末书店不开门但恰恰附近有一家不大不小的“喜久屋”书店，并告知地址。一方面我还难以判断地点远近，是否真有时间前往。另一方面妻子在旁见我“宿疾复发”忙不迭地企图阻止。由于自由时间有限，我自然也在犹豫之中。不料这位娇小的（后来才知道是一位生物学老师）女子突然萌生了一股热情，建议带我们一起去。此时妻子已经怒不可遏，但在日本女教师面前则丝毫不敢流露其怒气，场面不免十分滑稽（对女教师和对我交替着两种面部表情）。我甚至于坦率地让她知道我与妻子正在争执该不该去书店之事，不料女教师立刻点头表示对此理解，但丝毫没有放弃鼓动我前去的意思。我于是在半推半就局面下随着女教师到了街口，此时的景象是：她希望促成此事的心意甚至于超出了我自己，因为毕竟只剩下半小时左右的时间了。她赶忙用手指向百米开外的一座高楼说就在楼房的地下室！看到地点的确不远而且认为是此行中或许是唯一一次进入日本书店的机会，怎么也得买几本书作为纪念品才好。我此时才坚定了意念，并靠着女教师的执着和热情而“裹胁”着妻子快步一同朝大楼走去。等到到了大楼，女教师又主动对妻子建议：“您是否就停在一楼服装部，让我带领您先生一人去书店？”妻子否定了这个建议，于是悻悻然随着我们一同到了地下室书店。由于时间紧迫，女教师先是让店员带我们到了社会科学书籍部，当我说干脆带我到哲学部时，店员于是把我带到了“思想”类书籍部。（日本学界说的“思想类”大致相当于我习惯说的“理论类”，都是超出哲学门类而包括哲学门类的意思）是的，就在十分种内在这里挑两本书吧。女教师见我找到了自己想看的书架，于是极为满意地离去。（也许她在想：“这年头还有人来日本找哲学类书籍？怎可不加以协助？”）一方面书店的确规模不大，另一方面为了在日本女子离去后急需与妻子“缓和关系”，我匆忙中选择的两本书都是关于日本的“反智主义思潮”的。离开时我又把社会科学部的几个书架快速扫描一遍，果然没看到一本有理论激发性的书名。我说过，1995年我去巴黎参加现象学会议期间曾经前往利科家中拜会，在他开车送我回车站途中我忍不住对他说：“只有在法文书店里才会频频发生让眼睛为之一亮、心灵为之震荡的那种感觉”。他马上心领神会地肯定着我的感觉。这种感觉在美国书店里少有，前年在柏林的书店里也同样少有。我是指发现了那种对“活生生运作着的理论性思维流动”的感觉。正是在那年，囊中羞涩的我仍然下决心买下了折扣预售中的四卷本“福柯文选”。然而2009年专门在巴黎购书时，这样的感觉已在显著地弱化中：因为全世界的人文理论动能都在新世纪陡然下降着！人类进入了唯物质主义的新文明阶段！
七日游的最后两天旅游团到了东京。在自由时间里我和妻子又单独步行于银座街区上。我四周一看，不少人都像是知识分子，我遂不再犹豫立即向一位大学教师的青年问询附近是否有书店，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他的女友突然冒了出来回答了我的问题：“就在两个街区的前面就是“Book 1st”书店”。也许是神户购书一幕之效果，此时妻子的态度已经软化，她也是看出了：当旅游团诸人都四散搜罗猎物时我是不会放过这个在银座“探宝”的机会的。在妻子的配合下，我们说好，她在服装层游逛并在那里等我，我就获得了三四十分钟时间独自前往书店。首先全面浏览了一下各书架的书名，特别是在我以前最喜欢的岩波书库书架旁。没有意外，尽管是详细逐行查看，理论性的当代读物极其少见。自然也因为书店面对大众市场，本来也不会专门陈列什么理论性书籍。最后我决定将此次采购的十几本读物都限定在日本思想史方面，其中包括老一辈学者长谷川的两卷本新著《日本精神史》。与妻子汇合后，虽然极力怂恿她购买衣物，她却反讽道：“你不必因为自己买书而对我做此平衡购买的建议。”
在地导游李女士工作极其负责，知识广泛，成为我们此次知性之旅的好导师。我曾问过她几次是否知道何处有书店而不能确答。孰料最后一天在名古屋大家一起在地下商城行走时她看到了另一家喜久屋书店，于是对我说“那里是书店”。我于是请妻子随同大家闲逛，自己又走进了书店。然而发现皮夹里只剩下两千日元。但我想到也须附近可以兑换日元吧。不料不仅附近没有，而且兑换点四点关门。这下子真没有办法了。我问了柜台能否付美元，回答是否定的。这样我倒从从容容地再仔细观察了一下比神户店大很多的这家门市部的文科书籍布局，并将仅够买一本小书的钱买了岩波现代文库收入的一本1959年出生作者写的《权力论》。离开书店时正好遇到旅游团，与妻子汇合后才知道她的皮夹里还存有一万元。如果那张票子适巧在我皮夹里，自然也就都用来买几本岩波文库书了。说道日本图书和词典，早在六十年代北图读书时就听过马元德君所盛赞过的日本出版物的质量、美观和可爱。日文字典的可爱是人人皆知的。我以仅购得一册的这本岩波小书对妻子炫耀说：装帧真是太可爱了，超过德文和法文的袖珍版学术书的装帧。妻子未曾回应，而我确知她内心在想着的回答是：“你以为你才十八岁呀？”实际上，自八十年代有收入起，妻子就不得不长期纵容我的购书狂。所购之书分属近需、中需、远需三大类，购书的心态类似于武人备武的心态。书籍就是武器，因为，对于为认知真理而“战斗”的人来说，武备就是知识，惟知识才是力量，而理论书籍（而非小说诗歌）就相当于武器的储备。这样的惟智主义古典思维，却与今日世界到处弥漫的“反智主义”背道而驰了；而传统的“惟智主义”也绝不等于今日学界和文化界的艺文玩赏主义。
3. 八十富士行
十年前的齐鲁行，其“登高望远”的象征意义是牵连到“古史辨讨论会”的。一个明明是纯粹学术讨论事件，却预先搞得神神秘秘，主持人还要先宣布来自高层的“尺度”规定。“顾颉刚”三字竟然载负上如此沉重的包袱。有趣的是，在政治面，前有国民党陈立夫阻碍在先，后有今日大陆警惕于后；为什么非要把学术研究和政治需要混为一谈？而在学术面，竟然是两岸四地几十年来可不约而同地对顾先生学术持“敬而远之”态度，此已非相关于政治考虑而是反映着学术能力的问题了。如果摆脱大陆今日所持的“准崇洋媚外”（将港台美华视为仅次于欧美的高级学力）不论，海外学界表现出的“顾颉刚现象”已可足证他们的史学思想落后到了何等地步。（其主要理论思维的落后代表首推余英时；而历史的调侃是，他还被大陆一些自认为开明的学界人士视为学术先锋加以引入，一方面固然由于学人习于将政治与学术混为一谈，另一方面也表明这些所谓开明人士自身的理论思维薄弱！现代中国学术思想史上就是充斥着这些光怪陆离现象。其第一根源当然是将政治与学术混为一谈，从而造成了多方面的相互错乱！）由于顾先生女公子的临时推荐以及我所在的社科院世界文明中心的“批准”，我得以以“局外人”（就顾先生在史学界早已成为左右攻讦的“舞台”而言）身份与会，并最终以历史所吴锐称作是“对顾先生学术最全面深入的总结”之文章做出了对“顾学”的学术性总结。不能明确区分学术与政治，正是两岸四地史学科班诸公之学理难以前进的痼疾之一。2006年的齐鲁泰山行，对于我，遂成为我以符号学和跨学科新方法对国学现代化进行推动的一次机会。由于顾先生言简意赅的一句话——“中国史料如不经彻底整理是不能现成使用的”（大意），我将其称之为现代中国史学具有符号学思维倾向的第一人。有识者可以再关注一个吊诡现象：为什么大陆学界和余英时异口同声地将陈寅恪置于顾颉刚之前？为什么陈寅恪现象可以为左右两派同在“政治场域”上从不同角度加以共同肯定？其中反映的“政治问题”，其实没有任何义理的重要性，而其中反映的“学术问题”，则从两个不同角度显露出双方在学理方面的、共同分享的国学现代化方面的薄弱性。而彼此各自在不同地域占有的学界势力，则成为他们各自掩饰自身学理薄弱的盾牌！用势力垄断平等的学术论说，可谓是两岸四地无处不在的中华文明现代化期间所暴露的史学发展之“软肋”。结果，我们甚至于看到一种学界滑稽现象：左右两方面可因其共同的认知薄弱性而在国际场合“汇聚一堂”，并在散去后各自宣告取得了国际性“认可”（实为自己对自己的认可，即自己人安排的在国外地面上进行的“自我认可”！【有如不久前大陆报刊披露的：络绎不绝的大陆文艺团体自付场地费和通过赠票在维也纳金色大厅进行的“国际演出”！】以这种阿Q精神治学，我们能够产生真实的国际影响力吗？）：于是，通过华裔汉学家的在地安排【这就是他们受到国内优待的原因】，就在份属边缘学科的国际汉学地盘上，国内外双方达成了共同自封的国际“最高成就”。【俨如中研院把台湾人文学者送到西方就学、入籍、就职后再引回台湾作为中华学术取得了国际最高成就的策略！为什么两岸四地中国文人都具有如此相同的邀名智慧？中国人也太好面子了吧？】
我在“七十泰山行”文中所要暗示的有三点：国学现代化事业何等重要，国学现代化的方法有待彻底革新，以及学界各种古旧“权威”们必须让贤！当初青年顾颉刚如果在章太炎等将政治与学术混为一谈而冒充学术权威的势力面前畏缩不前，我们还能够有这七卷《古史辨》吗？今日甚至于将封建主义那一套端出，凭空树立学术权威，这岂非是在作茧自缚？余英时辈及其中研院弟子以及大陆崇拜者们，一方面在政治层面上貌似剑拔弩张，而在学理层面上恰可共同满足于同一落伍学术思维水准，遂可以此表面上的政治分歧所掩盖的学理水平上的共同薄弱性，来有效地为海内外学界树立不可逾越的“国学标杆”。而今日操作“思想”者多为媒体界及法律界人士，此等面向实际的经验主义者，虽然较教授们更善于思考，但因普遍欠缺高深学理准备而只能停留在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水平上（他们还普遍地对于中研院水平抱有莫测高深的“敬畏”，不知道那里的文史哲力量是如何被国际华人权势集团有意加以控导的。我们由此可以判断出媒体界本身的学理缺失。）媒体智慧是属于“社会工程学”的实用性智慧，没有能力涉入纯粹科学性研究领域，而学界科班学术又受制于体制内的教条主义约束而只能进行“准教条主义式的”引经据典。这就是今日两岸四地思想界与学术界共同面对的真实学术环境。简言之，我那年的齐鲁泰山行是企图促使国学现代化事业与现代跨学科西学理论接触的一次尝试。看起来意在遵循顾颉刚一代的脚步强化对国学保守主义的批评，实则含蕴着对于国学现代化事业革新的高度期盼，因为现代化后了的国学将与未经现代化的国学截然不同。如未经现代化的改造，所谓国学就必然仍然是封建主义意识形态的温床；只有现代化了的国学，才有有能力发挥其正当的国内外学术影响力。
“七十登山行”，象征着对国学现代化事业的一次“登高望远”，那么“八十富士行”又象征着什么呢？我已说过，自我在八十年代末与东大池上嘉彦同时担任《国际符号学会刊》评委、与成大浅召圭司共同参加麦茨国际研讨论会、以及与日本符号学先驱山口昌男相识并在芬兰相遇以来，特别是1992年在前二人邀请下访日以来，认为日本学界作为中国研究西学理论的参考架的价值认已然大为降低。此番短期日本旅游间最为触动我的是什么呢？可以说既非是北海道的诗情画意，也非战后几十年拔地而起的东京宏伟的大都会景象，而是神户“心斋街”上密密麻麻的人头攒动风景。那天周末，购物者充塞于街头与店内，均怀着统一的生活目的：购物！购物成为了新世纪的生活方式，生活方向，生活目的！全体国民成为了“购物达人”。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就只有一件大事要办：满足国民的购物欲望，而此欲望本身正是深嵌于商品研发、生产、流通、广告、需要、售卖的“社会大机器”之结构内的；购物欲望于是也成为商品生产机器系统的一环，它是被资本有意制造的结果；消费者成为机器系统的制造结果，其欲念与行为方式成为被资本机器制造的产物。行走在心斋街上不觉涌上心头的疑问是：这就是人类应有的生活方式吗？或者再进一步说：这就是那些来世永恒生存的教导者们所能想象的天国永续幸福生活形态吗？幸福，就是指顺利地参与“生产-消费机器流程”并因之获得商品化的满足吗？人怎么一下子变得如此庸俗，不，怎么变得如此庸俗而毫不自知呢？那些追求和用以炫耀的名包嗜求者们（以及那些偷偷藏在衣袖内的名表拥有者达官们），怎么真地就将此等“商品消费”当做了人生第一要义？这不正是西方人和我们中国大陆人于七八十年代嘲笑过的“日本经济动物”吗？那时我们不也同时嘲笑着香港的文化沙漠吗？而这类批评的态度尔今为何全然消失了？今天不正是我们的国人争先恐后地前往经济动物国度去成为其商品消费者吗？我们再看看今日世界电视上时时刻刻播出的商品广告：难道不是全世界的人都只生存于“商品消费地球”上了吗？随之而来的就是全民商人化发展。九十年代在德国我首次听到国内民谣说“十亿人民九亿商，还有一亿在观望”。今日则可扎扎实实地将其修改成“十亿人民十亿商，没有一人再观望”。堂堂中华文明今日已成了全民皆商的大国，难怪今日的“风流人物”非马君辈莫属了。正是他们在有效教导着人们如何成为一名“优秀商人”，如何做买卖，外加上如何寻求神秘测术功法之类以作为其求利精神的支柱（台湾年年抢头香的热闹不就是纯然将想象中的神鬼视为保佑自身不断获利的财神爷吗？）。这就是新世纪的新文化？如是，战后的日本岂非是我们东亚最成功的经济动物国？
何止是日本，放眼全球，何处不是同一追求物质性满足的社会与政治？各种历史上的“精神成果”与传统文物也都被加以商品化了；所谓 “成功人士”也已全部加以量化表达：（金钱）身价多少就是成功多少！在此全球商业化、金钱化时代，试问，人文学术的意义何在？人文学术本身难道不是同样被商品化了吗？学术文教体制岂非都是为培育适应此商品化社会成员而设？正是在此全球文化商业化大转向的新世纪，我们人文学者，如果能够超越体制化程序操作员的功能而反身自省一下几千年的文化发展历程，就会猛然觉识到自身本来应该保持的一种传统的精神价值：价值学批评。虽然意识到了这种精神性功能的存在，但是我们有能力进行这种理论批评吗？我是说，我们想过没有我们的多方被动抄袭而来的死旧知识能够成为一种价值学批评的“实力”吗？还是说这些所谓人文知识实际上都只是落伍的“博闻强记”类资料而已。难道不应该对于什么是有效的人文理论知识问题本身有一个在先的反省吗？不能意识到自身认知方式的局限和落伍一事，才是今日更为严重的生存危机：我们的人文理论认知实态，干脆就相当于无能为力！况且另外一种自我逃避的借口也一样是虚假的：我们假想着，毕竟更为有效的人文理论知识存在于西方学界！几十年来我的学术论述都在暗示一个真相：在西方学界同样需要一个彻底的、系统的知识理论革新运动。而今同样的文教商业化发展硬是鼓励着买办式学术理论实践去提供另一种假象：照抄西方即可！反过来也是一样。那些读到此论而以为被动地转到另一极端（如回归封建主义意识形态或回归反封建的鲁迅式杂文水平）才是正途者，岂非同样也是五十步笑百步。我看到那些文学界、科普界和海外媒体界的精英们纷纷以鲁迅作为他们的最高价值观标尺，才知道这些被认为批评界的精英们的“理论准备”是如何的欠缺而毫不自知！由于和广大无人文理论知识的大众间存在着广泛互动，媒体人遂以为自身指陈时弊的能力即为自身具有足够知识智慧的证据，殊不知此等经验主义能力岂非人人皆知者，媒体人不过是由于“占据地位”所以可产生言谈效果而已？于是这些如今在各个方面能够产生积极批评性作用的“现实弊端批评者们”，也正在同时传达着另一种更为误导性的观念。今日这些文学式和媒体式价值观批评者们，对于现代前沿人文科学理论可谓仅具有道听途说水平，他们却误将自身具有的“敢言能言地位”视作自身具有特殊分析能力的证明了！殊不知，即使为国外媒体人，他们哪里是什么独立批评家？他们无不属于媒体企业势力集团。今日由于技术突飞猛进而影响力日增的世界媒体界本身也已成为商业化产物，并纷纷企图争夺着其媒体商品市场上的垄断地位。
在种种思想观念误导性现象中的根本性原因为：人们远远没有意识到、领悟到学术思维话语可存在于两个根本不同的范畴上：社会实践范畴和社会研究范畴。“研究”有属于实践层次上的研究，有属于“纯粹认知层次”上的研究；人文学术也同样有其“数学物理”类别和“工程建设”类别，未能将二者在思考和实践中加以区分，正是今日泛媒体人士普遍的认识论误区；正因为此种认知功能性混乱，媒体人才领悟不到自身对于人文理论知识上的欠缺：他们以为就事论事即可分出思想程度的高低来。一方面，请看，今日台湾由媒体人和法律人支配的“思想界”的共同缺欠正是他们共同欠缺的深入人文科学理论知识；另一方面，另一个极端是，学术体制内的学者们又主要是将书本的背诵本身当做思维基础的教条主义者。请看一下今日在美任教的文科华裔教授们的现实分析话语。其肤浅性正是与其在博士进修阶段的博闻强记行为形成着一币之两面！西方博士头衔遂成为掩盖其学而无思的职场化保护主义盾牌。这也正是我前文指出的，有朝一日，在国内进行的西学理论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可能要超越华人在西方进行的西学理论研究的深广度。我们反复呼吁的“新良知学”，就是提醒不要被那些趋炎附势的洋头衔忽悠住。例如，台湾知识分子的“知识自满自足感”都是基于这种自身拥有的洋头衔的误导性意识的：他们以为自己因持有洋文凭就证明着自身“学有专攻”，却一味地只和本地人士相比，而从来也不敢和西方主流“大师”们相比。一层始终未曾被戳破的“窗户纸”是：留学生的西学理论程度仅只属于西方学界内的第七八级而已，而回国后他们几乎一律地不再积极向前。因为民族性的实用主义告诉他们，直接绍述西学比进行国内人难以接受的西学理论继续提升努力要更有助于自身的职场收益！然而另一方面，不言而喻，对于中华文明重建的需要来说，西方学界的第一二级“大师”们才是我们真正需要研究和批评的对象。在此价值衡量框架下，美籍华人学者的理论思维程度在第几级上，其中研院弟子和大陆合伙者们的学术级别又在第几级上呢？今日不是什么都要量化表达以求精细化吗？洋学历就不需要量化核实了吗？以上种种“讥讽”之言，其实目的只在于促使学人摆脱自以为是的心态和趋炎附势的积习；要面对真实的自己；不要为了参与学界商业化竞争而集体地特意拔高自身头衔的“含金量”。如果知识分子不能先自我深切批评，就不可能真实前进，而只能通过拉帮结派来求得言语过招间的“爽快感”而已。本人的“留学生论”必定招致留学生们的不满，其实他们一定是误会了我的论点：我是从“战略角度”对此进行分析的，即我们中华文明的人文科学一定要努力达至并超越现代西方学界的水平，为此则决不能仅以目前呈现的文科理论留学生的现状为足。而目前两岸的学界崇洋媚外氛围则必然造成这种现状满足感，以及造成西方功利主义-个人主义学者长驱直入的后果，从而危及本土西学理论研究的提升。目前的留学生的平均水准高于本土未留学的西学理论家的现状，当然也是事实，但我所谈及的并非此一本土与留学间的现实比较问题，而是学术文教长远发展中的大方向问题。
再来谈一下今日国内外各国唱主角的媒体类思维模式。社会的前进当然需要媒体人和法律人的观察、分析和批评，但这类思维行为属于“工程技术”类，不属于“数学物理”类。至今为止，你和我各界知识分子都意识不到社会、历史、文化、政治的“思维话语”也是需要分层次进行的。为什么自然科学大至外太空不嫌其远，小至基因、反粒子不嫌其微，一切须依理而超越实用层面进行，不能混为一谈，而社会人文科学竟可以不分界域地、单纯在直观经验功用的层次上随意谈论吗？我们今日亟言人文科学现代化、理论化的革新必要，就是为了首先致力于将人文科学的“理论物理”与“工程技术”这两个不同论域加以有效分割。只有当完成了思维工具本身的改进，才谈得到思维目的精细化、有效化的达成。所以，尽管我们人文学者都对日本经济动物现象有所观察和反省，但是我们对此现象的认知和应对，仍然“无能为力”，这还不是指社会科学上的无能为力（毕竟今日的政经法学术已经大为提升了其科学性、效能性），而是指在信仰和价值观的认知上莫衷一是，各具一偏，没有共识。结果，人类只能成为被商品化资本加以操纵而定向单维发展的“行为主义动物”吗？让我们更为简明地重申一下此一极易造成误解的问题。我们干脆说上述两大类别是：社会政治生活类别和社会政治学术类别。媒体话语则是属于前者的，而非属于后者的，其在前者类别中的作用当然极其重要且不可缺，但不会因此而在学理分析深度上自动“上升至”后一类别；即这是一个思维类别的区分问题，并非指具体参与者的能力高低问题。我甚至于可以用我早先谈述“电影文化”时的三分法来比喻上述的二分法。我将“电影文化”区分为电影制作，影片批评和电影理论三部分。尽管在话语内容上影评与理论间必有重叠，但在思维功能上二者分属不同的类别。为了澄清这一功能性区别，八十年代时我不知道对当时的国内重要“电影学者们”做过多少次解释。为什么他们难以掌握六十年代后期以来出现的电影理论，首先因为美国的电影文化不是这样组成的（至今美国电影学者们也是把两类不同的电影学术思考层次混为一谈的，所以他们是实用主义派学者者），其次他们还没有产生一种需要在“电影制作”之外建立电影学术研究类别的认知，正如今日社会政治界人们还没有产生一种在社会政治生活之外建设一种独立的相应学术理论研究的认知，从而以为媒体性批评就相等于、近似于“社会政治分析和研究”。因此他们没有意识到此一划分完全对应于数学物理科学和工程技术施作间的区别，尽管后者的实践行为中也要在其图纸中列入数理符号和公式。为什么自然科学可以有效发展而人文社会科学则大为不如？原因之一正在于文科的“科目分划”和语词定义的不严格！！！简言之，尽管我们极其看重媒体思维方式的现实作用，但同时不能以为媒体思维发展了就不再需要更专门的学术理论科学了！而后者在此指的是战略意义上的学术话语范畴，而非指的是今日社会政治科学的“现状”，此一现状当然是以其欠缺科学性素质为人诟病的。不过，我们不能因为当前人文科学效力的不彰而要废弃人文科学，而是要对之进行改进！要在认清了人文科学理论现状及其从业者的缺点后才能对其进行有效的改进。同理，尽管媒体批评能力近年来大有进步，我们仍然从中看出其身份类别本身暴露出来的分析范围与深度上的弱点，后者正是暗示着只有在合格的社会政治科学领域才能进一步提升其观察和分析的全面性和深入性。在理想上，“批评”与“理论”是相互影响、相互暴露、相互合作、相互补充的。我们的学术符号学正是要解决二者之间的关系问题。“科学类”话语如果发达，“媒体类”话语遂可有更多更可靠的理论资源加以依仗；“媒体类”话语如果精准，“科学类”话语则可有更优良的材料作为研究对象。（而实用主义一依自身利害需要进行取舍，自然不在乎此种思维类别的划分问题）
今日全球文化趋于媒体化时代，媒体舞台成为了最重要的人类思想舞台，但这个“思想”是仅仅贴在现实与历史经验上的知性活动，其观察、分析、研究、总结等种种针对各种“现实”的思想活动，都是属于“社会改造工程”范畴的，我们决不可以将其视为人文科学理论活动的一种活生生新形态。但是这类混淆之所以普遍发生着，从而严重影响着人文科学及其理论的大方向，正因为后者在今日全球商业化的影响下正在全面趋于以学谋利方向发展，并因而不得不看重“知名度”或“影响度”的大小，遂因此不得不和媒体话语世界纠缠在一起而彼此难解难分，以至于将两类思想话语——社会工程实践类与社会研究理解类——混为一谈。此种思想话语类别的混淆性已产生了双向的误导作用，以至于二者均趋向于将人文理论话语媒体化，以取得“知名度”的扩大。
日本作为“经济动物”的现象和日本战后成为成功经济动物族群的现象，使其已成为现代历史、政治、社会、文化的综合凝聚点。从错综复杂的现代化的日本现象，我们可以特别悟识到人类改善其人生观知识论的必要性。如今我们只是按照惯习而生存，按照求利求成的技术面操作而生存，却难以上升至价值面对其进行科学理性的思考。我在西北师大五月四日那天指出五四精神的科学观应该特别含有一种人文科学的科学观或人文科学的理性化改革的必要性启示，那也是针对于今日人类共同面对的精神文明危机而言的。（在齐鲁故地回顾的）国故学是朝向于对中华历史的正确认知目标的，（在东瀛资本主义勃发地感悟到的）商业化社会的现实，则蕴含着对人类文明未来形态的质疑。如今对二者的有效反省，均依存于人类自我认知能力与手段的有无，而此人类自我认知之术即现代人文科学理论。人文科学不彰，人类之自我认识能力低下，也就欠缺自我正确认知的条件，也就只能随波逐流，逐势浮沉。回想七十年代末，即四十年前，在北图遍览日文刊物与词典时，日本学者追逐西方思想时潮何等热情，一派大有作为的模样，此等气势而今安在哉？平心而论，其中的原委主要来自人类历史的朝向本身。正是从七十年代、八十年代起，唯物质主义精神开始席卷世界，具体来说，就是科技工商精神开始进一步独擅胜场，互联网与基因学均扬发于此时，华尔街更进一步强化其执世界命运牛耳之功能。全球商业化的副产品即全球人类的技术化、娱乐化、金钱化、商人化和媒体化。此“五化”在西方之外首先成功践行于东瀛列岛，因其力道之勇猛而获得西人所称之的经济动物绰号。日本商品横行世界大有取欧美而代之之概。如今之余绪，岂非正弥漫于心斋街购物人潮的景象中？外星人如有见时当即言道：“所谓人者，即视购买无实用之物为其唯一嗜好者！”人类文明成为自我操纵欲望、满足欲望、生产欲望、论证欲望的机械化生存场域。机器人世界不是正在准备着大批登场吗？此一人类自行瓦解、自行“改造”的潮流可能亦自日本始。人类的自我变质、自我毁灭之术，还不须包括疯狂筹备中的瞬间共同自杀的各种手段。人类在认识自然方面正在大踏步前进，而对于认识自身生存肌理方面则仍然固步自封如前。理性和非理性的对峙则是基本中的基本，此所以在西北师大的讲演中，我于该颂扬纳粹哲学家海德格尔的下一位中土讲演者之前的主题演讲中再次指出：二十世纪于美畅其非理性主义时髦的海氏，实乃人类非理性主义的第一公敌。其深刻涵义哪里是今日唯以抄录及复述西人之言为能的中土西学理论家们所能够充分测度的？对比之下，在今日社会整理上堪称最佳的日本我们可鲜明看到一种重要的、具有普遍启示性意义的反差：在其物质生产方面高扬着理性主义，而在其精神生产方面则放弃着理性主义。在此风习下人文科学理论的激情岂能不随之衰退？难怪神道教仍可大张其势而与其唯物质主义的现世人生观并驾齐驱？君知否，超越性的“精神非理性主义”，正可成为（现世唯物质主义生产方向上的）“物质理性主义”之最佳合作者呢？二者相反相成地共同决定着人类文明的方向与方式。 （作者于2016-5-31）
*** *** *** *** 【随附十年前旧文】
七十泰山行 -----记“符号学-秋之旅” 李幼蒸 （本文作为“校后记”曾载于《理论符号学导论》第三版，2007，北京）
泰山风光，作者摄于2006，10，23，下午
我于上月12日返京，适逢本书清样印出，在京期间校毕后 ，于11月7日返美前交回编辑部，返美后即续撰此文，以记校稿前后在大陆学术活动中的各种体验及感怀。
如果将跨文化符号学活动戏称作一种“历险”过程，今秋的符号学“历险记”可以两次颇具开创性的符号学论述之发表为标志。（1） 去年在芬兰大会上宣读的论文（收入本书第五编第7章）已在本期国际符号学学会会刊SEMIOTICA（162〔1/4〕）上正式发表。我在此篇中向处于 西 方 理 论 前 沿 的 西方同行宣称：符号学跨学科方向，已导致符号学理论性格的重要改变；符号学跨文化方向，则已导致以中国符号学为主的非西方符号学的正式登 场。（2） 在2006年10月21-22日山东大学召开的“上古史重建的新路向暨《古史辨》第一册出版八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我作为唯一来自美国的与会者所提交的论文“顾颉刚史学和历史符号学”，引起了会议主持者和不少国内中青年与会者的积极关注，《文史哲》编辑部并告知此文将先行在该刊发表。这样，如会议主持者所说，我已将“符号学”成功地带入了 中国古史学研究领域。西方符号学和中国古史学的“融和”，象征着跨学科和跨文化之双维符号学实践的一次重 要拓展。我的符号学论述在中西两大主流学术刊物上的发表，印证了三十年来我在“古-今、中-西、理-事” 三个对极思想维面上所进行的创造性探索（历 险）之阶段性成效。
我 借 用 了罗 兰-巴 尔 特 的 “ 符 号 学 历 险 （ L’aventure） ”一 词 ，此词在这里却 含 有 比 西 方 学术 话 语 中 更显复 杂 的 隐 喻。 除 了 学 术 界 通 常 的 “ 探 索 ”之意外，“ 历 险 ”还 包 含 有 其 直 意部 分， 因 为 符 号 学 研 究 涉 及 到 “ 闯 入 ” 他 人 领 域 而 有 触 犯 领 域 权 威 人 士 利 益 之虞 。 对 于 利 字 当 头 的 学 术 权 威 而 言 ， 这 就 意 味 着实质上的“侵 权”， 随 之 而 来 的 负面效果 可 不 言 而 喻了 。 而“历险”却也可在此学术“碰撞”过程中引生一些积极成果出来。此即谓：学术成就亦得经“历险”而产生也。
此次深秋返国行，是一次实实在在的符号学之旅。四周来的种种学术活动都与符号学相关（当然我也趁机几次重回我在府右街南红门的旧居，感怀三十年前陋室研读时的其情其境）：
～《理论符号学导论》新版出版事宜：相关于符号学和人文科学理论的密切关系 ～《罗兰-巴尔特文集》编辑事宜：涉及文学理论和符号学的内在关系问题 ～商洽《应用符号学丛书》立项、编辑事宜 ～在山东大学国际会议上宣读有关顾颉刚古史学和符号学思想关联的论文：讨论中国史学认识论方向的问题 ～会议期间讨论“历史符号学”学术的研究和出版的可能性（10月21日晚） ～在山东大学会议期间（10月22日晚8点至10点半）与中青年古史学家座谈史学和考古学的理论方向问题 ～代 表 国 际 符 号 学 学 会 执 委 会 ， 洽商2008年举办南京国际文化符号学研讨会事宜：讨论文化发展和跨文化符号学的关系问题（10月25日上午） ～在南京师大外语学院，与中青年教师讲中国符号学和国际符号学互动的意义问题（10月25日下午） ～促成2007年芬兰第9届国际符号学大会中国符号学圆桌会议组办事宜：推动中国符号学和国际符号学的对话事业 ～在上海大学人文学院对研究生讲符号学和人文科学认识论的关系（10月27日上午） ～在上海社科院哲学所与研究人员座谈哲学和符号学理论的关系（10月30日上午） ～在京与多位学者分别讨论各种符号学学术问题（10月13日—11月7日） ～ 返 美 后 就 中 外 符 号 学 学 术 交 流 问 题 ， 与 国 际 符 号 学 学 会 执 委 会 进 行 沟 通 和提出建言
以 上 跨 越 “文 史 哲”三 域 的 符 号 学 活 动 ，均 象 征性 地 体现于以“ 文 史 哲 ”为 名 目 的 研 究 院 和 杂 志 社 所 组 办 的 此 次 研 讨 会 中。 因为四周来的诸多学术活动其实均导源于参加山东大学顾颉刚学术研讨会的决定，而直到临近会期时， 才最后敲定返国计划，并匆 忙 中 订 购机票和日夜赶写出论文。此次深秋符号学之旅的最大收获是甚麽呢？也 许 还不是我所 从 事 的 符号学活动本身，而是我对与 我 交 谈 的 各地众多中青年学者的学养和睿智所获得的深刻印象。在人们广泛抱怨学术风气不佳之时，我却在特定学术对话环境内，直接体验到新一代学人探讨学术真理的热情和能力，并确信：新时期三十年来，中国已出现了不少好学深思之士，其思想能力不仅绝不弱于西方学人，甚至在某些方面有以过之。新时代学术和学人的共同倾向，使他们显然不同于旧时期学术和学人的倾向。这使我对新世纪中国人文科学的发展潜力增加了信心。
细心观察一下会发现，无论就学术还是就学人而言，都存在着两个层面：在职业轨道上组织的常规学术活动和所遵循的俗常方向，以及学人对具体学术问题具有的本能“求真”冲动和自我精神提升的愿望。在适当的对话情境下，后者可以即时勃发，显现出学者细密而执着的思辨力。如果前者受到论资排辈、职业规范的限制而只能“按部就班”进行 ，后者则可从学人的学术良知内萌发出创造性的才思来。我在一个又一个对话情境中体察到的对手方的智慧潜力，使我惊讶和兴奋不已，并为三十年来渐渐形成的民族学术精神之复苏，感到欢欣鼓舞。问题在于，一个人心中的杂多知识和思想如何加以协调贯通和联接。而面对面交谈则頗易于促成个人思想世界自我整合的效果。
一个和学术旧时期形成对比的学术新时期已隐然成形，虽然在不同的时段，新旧因素以不同的比例和搭配方式，导致不同的表现形态 。按照符号学观念，思考的单元应该是小于自然直观对象的各级组成因素。所谓学术新旧时期，不是简单地指确定的时间段、具体的个人、个别的学说或具体的流派，而是指这些学术文化现象中诸自然单元所包含的本质性、能动性、创生性、时代性等构 成性因素。“新”与“旧”是指该因素参与学术创新局势的可能性，并非 均与该因素发生的时间段相联系。于是旧时代产生的， 可能仍然具有“与时更新”的潜力（如孔子仁学），而现代期产生的（如海外新儒学）， 则可能难于参与新世纪人类学术更新事业。当然，就学人而言，时代和年龄也反映着拥有更多新时期因素的可能性，其共同特点是：对新世纪学术思想的敏锐性、渴求性、创造性；以 及 有 效 介 入 新型学术理论思维形态的可能性。于是，这个新旧学术时期的分界线，只能辨证地、相对地、分层地、动态地加 以 划定。
学术思想形态分期的意识， 无疑是人文学术跨学科和跨文化演化的结果。没有跨学科（超 出 学科本位主义）和没有跨文化（超 越 任何一种民族学术传统本位论）观念，当然不会领会此处所说的新旧时期分划说（ 重 要 的 不 再 是 学 术 社 会 学 中 的 诸 实 体， 而 是诸 实 体 中 可 发 挥 能 动 作 用 的 诸 组 成 成 分 〔 有 生 因 素 〕及 其 重 新 搭 配 的 可 能 性 ） 。换言之，学术思想形态分期观念，是与符号学认识论和方法论观念息息相关的。符号学遂成为全球化时代组织新型人文科学的普遍语义学工具。本书展现的符号学理论意涵，遂从作者此次在 中国大 陆 的 符号学之旅的体验中再次得到印证。
是次齐鲁行 ，使我有幸 于 七 十之 龄（ 乘 大 段 缆 车后 ） 登上 泰山之颠 ；俯视群山，抚今思昔，益信仁学思想，必将以其新时期的新学术形态，引领新世纪的人文科学，并以此贡献于全人类。曾 记 近 四 十 年 前 于 大 串 联 时 期 曾 首 次 徒 步 登上 泰 山 。 前 一 晚 抵 泰 安 县 城 时 ， 到 处 是 红 卫 兵 文 宣 队 的 语 录 歌 舞 秀 ， 可 谓 一 派 “ 精 神 大 解 放”气 氛，其情其景，历历在目； 之 后 转 青 岛 乘 船 赴 沪 ， 在 船 舱 群众聚 会 中 ， 亦曾 亲历 “ 大 海 航 行 靠 舵 手 ”的齐唱场面； 而踏 上 上 海 码 头 之 日 ， 恰值 工 人 革 委 会夺 权 之 时，竞也 颇 有一种“ 世 界 大 解 放 ”气 概 。 而 在 宁 波东钱湖 等 待 我 的则是 刚 刚 从 “ 牛 棚 ” 中 解 放 出 来 的（二十年 后曾参 与 本 书 原 版校 订 工 作 的） 妻子 。 而 今 泰 安 市 已 是 高 楼 林 立 ， “ 换 了 人 间 ”。 四 十 年 ， 一 瞬 间 ， 历 史 已 发 生 剧 变 。此 次 齐 鲁 历 史 学 研 讨 会的召开 ，可谓正 其 时 也 。什么是历史，什么又是史学呢？是为叙 ，以纪 此难忘的大陆“ 符号学——秋之旅” 。 李幼蒸 2006，11，11，于旧金山南湾
八十富士行 ——记东瀛购书-春之旅 李幼蒸
【附旧文“七十泰山行：记符号学-秋之旅”】
1.缘起 本来今年没有回国的计划，年初西北师大经典诠释中心研讨会的一封电邮竟然促成了一次东亚四周行。在前年索菲亚大会上告别了国际符号学后，我开始专注于自己的《论语解释学》写作，打算趁既定翻译计划因故拖长的机会将此书稿一气完成，以便当余力尚存时投入另一部毕生“终结之作”——“西方伦理学史批判”。结果，尽管国内办事一贯进进停停，当最后收到机票时才意识到必须放下手边一个月的工作来规划另一次大陆行了。照例，除了参加兰州的会议和讲学及参访外，也须同时有效填满余下的时间。由于答允了陪同妻子再次去杭州访友，我遂在此行程规划内突然想到为什么不顺便去一次浙西呢？进而又想到妻子从来没有去过日本而我也从来没去过札幌，为什么不也抽出时间参加一次日本旅游团呢？妻子发现我又要把时间填塞满满，大不合其逍遥度假的习惯，因而最初曾坚决反对。然而，一旦产生了这个念头，我就非得试一下不可，后当看到一则将本州与北海道组织为一次游的广告后，意念就发展成实际的决定。在我的劝解下，妻子也就随之“屈从”，继而一同期待着成行了。
有了再次兰州行并顺带计划了日本行，这本来联想不到什么七十、八十年岁的问题，更没有联想到什么登山的问题。随着年龄迅速老化，体力明显衰减，虽然前两年的青海日月山行证明三千多米的高度还是能够适应的。不想，日本游的计划中包括着我最初没有注意到的北海道“昭和新山”行和富士山行节目。到了北海道地狱谷和昭和新山脚下，我才突然想起了两个观念间的连接：“八十岁”和“登山”！同时记起整整十年前自己写过一篇“七十泰山行”（曾蒙黄玉顺先生当即上贴于他的网站上）。年岁本身预示着事件可一而不可再；今所谓“登山”，当然不再会指体力上的健行，而仅是纯然象征式的“望远”而已；望文明之远，文化之远，学术之远，以及人类前途之远。如不登高望远，我们就会被眼前纷纷杂杂的现实包围着而随其波澜起伏，如此必难纵观生存之全景。结果，历经日本两山行后，我遂由十年前的“七十泰山行”文想到应该也写一篇“八十富士行”；的确，此时我才意识到自己竟然已达八十之限。更深的写作动机当然也不是完成一篇什么我并不擅长的“游记”，而是意在牵连出相关于现实性与学术性的诸多联想，并期之以体制外的观察角度对话于体制内的友朋。
2. 东亚四周行
——拉卜楞寺之游 大陆行的第一个节目也是向往已久的甘南拉卜楞寺行。这是我在两年前完成了青海塔尔寺行（四十年代初幼时曾随父母到此）后一直念想着的。这次趁参加兰州会议之便得偿宿愿。我和同行者乘公交车前往逗留仅两三小时，当天即须折回，自然属于走马观花。天生与宗教情感无一丝缘分的我，却一直对其怀抱着理性探索的兴趣，并极其尊重虔诚信仰者之虔诚心境本身。对于我，宗教是一个文化人类学问题，宗教的需要，一如人类对音乐美术的需要，其根源自然不同于人类对科学的需要，但也不应该将“音乐”和“伦理学”等学术式思想混为一谈吧；人类对音乐具有的本能的需要，其肌理也无需逻辑性证明吧？虽然如此，我们也不应该将科学的“道理”与“音乐”的道理混为一谈。而人类的语言，几千年来都是在用同一名词表达着极其不同的所指。如“真理”一词，我们就绝不能像罗蒂曾经简单化地倡言那样——干脆“消灭”“真理”一词本身，而是必须在读解文本语境中区分“真理”一词的不同意指。今日人类谈论信仰时的混乱，从技术上说，岂非原因正在于此？是日雨过天晴，艳阳高照，曾遇一当地藏族出租车司机兼老板，在短短几分钟行程中，非常热情地向我们谈及寺庙和喇嘛的实际状况以及他本人如何未成为喇嘛而成为了一名成功的商人的故事。他还当即邀请我们到他附近牧场家中做客以便详述汉藏民俗问题。在获此邀请后我还真地犹豫了片刻：是否能够留宿一夜来聆听这位年轻藏民的经验谈：他是如何选择不随俗成为喇嘛而宁可过俗世生活的？这样的现身说法岂非是最可贵的认知来源？可惜次日会议报到，我抵兰后未通知主人而决意自行完成此次甘南行，已属失礼在先了，遂怅怅然失去了此一直接讨教的机会。
——西北师大中心研讨会的主题发言 抗战期间故都高校成批撤退后方，战后自然也纷纷到原址复校，战时形成的临时性高校机构随之解散。家父于1945年离校赴渝转任新职，其动机之一则是希望因靠近中央而可增加北平师大复校的机会。师范教育毕竟是父亲自认为须毕生为之服务的领域。三年前我在西安西北大学访学时才进一步了解到，在“西北联大”争取其历史定位的努力背后牵扯到种种现存人事关系。而北平师大复校问题尤为其中最为复杂的一环。幸而1949年后大陆鼎革，此一源自三十年代初的“师大身份”定位的公案，也就不复存在了。其历史上的纠葛自然也就不了了之。简言之，北平师大在大部分教师战时集体西迁后，其后于沦陷区原址上出现了一个alternative教育机构。此机构在1945年后自然面临着尴尬局面。谁“代表”北平师大的问题就自然与复校问题缠结在一起。至于1949年后新组成的北京师大，其构成与战前的北平师大颇为不同，因其学术骨干部分乃为沦陷区时代的辅仁大学。家父自1949年起即实质上开始赋闲，与师范教育事业完全脱离了关系，对于战前北平师大，战时西北师院，战时留守的北平师大残余，以及1949年后的新组成的北京师大之间的“名号联系”问题等等，自然也不再关心了。记得中央文史资料馆曾经多次邀请他撰写师大校史方面的问题，他均一一婉拒，对师大往事不置一词。考虑到复杂的历史变迁和机构的重组，对于“西北联大”历史定位方面的各校努力，历史背景迥异的北京师大竟然是牵连也不好，不牵连也不好，只得淡化处之。这也许就是为什么几十年来北师大对于近在身边的家父始终抱着“敬而远之”态度的原因之一。此一态度倒也反映着一个历史事实：他们一直以来并不承认家父这个北平师大的校长与今日已根本上为新建的北京师大有任何关系。（直到世纪初师大所谓百年校庆时才不得不将家父的名号列入其“师大溯源学系列”之内，自然也只是点到为止而已）就学校实质内容言，北京师大与北平师大的确已不存在什么联系了，但是今日潮流是，各校被允许各自拉长其历史渊源，北京师大自然不能例外，家父的名号也就发挥了一定作用。
至于战时成立的西北师院，情况则大为不同。与战后诸高校纷纷复校情况不同，西北师院从建院初起就具有“身份两可”的特点：一方面，根据当时教育部的规划，相关于在大西北创建高等师范基地的事业，而另一方面，当初西迁的北平师大老师们本来仍希望可于战后再迁回故都以恢复战前的北平师大；也就是打算在协助西北地区建校后再全数返回北平，可谓两得。历史的发展最终将后者的可能性排除，于是，北平师大最后就在缩小规模上实际上“演变为”西北师院了；北平师大就因八年抗战关系而“转化成”了西北师院。1949年后，在西北师院的同一基础与校址上发展而成的（规模远较当初西北师院为大的）今日西北师大，竟然和战前的北平师大维持着某种真实的历史联系！如果仅只是一个地方的高等师范院校，也就不会有什么“特殊性”了，而其前身，特别是在原校址上成立的学校雏形，正是由当初作为国内最高师范学府的北平师大老师们组成的（包括知名教授黎锦熙先生），北京（北平）与兰州之间的这一戏剧性关联，遂被今日西北师大师生们看作是校史上不可放弃的一段事实，以及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段佳话。因此，溯本穷源，与今日扮演着中国教育事业上某种特殊领导角色的北京师大不同，西北师院得以放心地将曾为北平师大校长而后成为西北师院创校院长的家父，视为一个历史象征加以纪念（也因此link遂可再前溯至最早的京师大学堂，并不无曲折性地也横向地也须与今日北京师大牵连在一起。有鉴于此一复杂关系网的存在，今已成为庞然大物的北师大也难以“撇清联系”。“敬而远之”终归是不错的对待策略。此所以成为今日“西北联大历史溯源学”的规划难以获得权威性支持的原因之一。）。这也是我在与西北师大马克思主义学院多年合作中成立以家父命名的研究中心的背景之一。与北京师大不同（其领导来自战时辅仁系统），家父的确被西北师大视为其前身西北师院真实的“创校者”，而西北师院与西北师大的历史性联系也是真实的。这个联系正是发生于北师大脱离了故都敌占区后的抗战时期，人物都是真实的，地点则改变了，所以称之为“转变”。
在一年前海南师大政法学院在对我的讲学邀请一波三折后，终因我今成为“美籍华人” 而决定取消邀请【实因我未被纳入西方教育组织之内而成为“身份难定的”世界游离份子之故；时当全球制度化时代，人人都需“有一个组织”，哪怕是西方的组织，那也比“没有组织”要强，否则其“身份”难以被定位。这也是今日全球学界之通则；全球化就是全球组织化！今日世界，没有人关注你的学术如何，所关注你的是你在某组织内的地位如何！此一全球化倾向也恰恰对应于今日西方人说的“反智时代”的来临。这也正是大陆现象学集团们敢于对我进行排挤的背景之一。时为北大现象学研究所的张祥龙先生“事件后”曾经通过牟博向我解释：对我的拒访并非他本人的意思，因他时已退下了所长职位。而我记得2011年张先生不得不秉承新所长之意所拟就的拒绝函中确实写道：“你欠缺一张“组织介绍信”！附加之言则为：“即使你补交一张组织介绍信我们是否即可批准你的来访也未可知”（大意）。该所拒我于千里之外的姿态岂非一目了然？他们都是来自红卫兵一代，能够写出这样的反西方风格的信文，足见早先运动的训练是如何使他们如此足智多谋了！我屡次提及2011年在大陆十次密集访学中遭遇到的唯一一次来自北大现象学所的拒访，是为了提醒注意“西学理论留学生们”的作风：那究竟是他们学自西方的还是学自文革的呢？以及，他们为什么“怕我”怕到不敢见面的程度，怕我对学生谈及什么现象学的真相吗？我只能将此类行为表现解释为学界拉帮结派现象，学人以学谋利动机如此，是不可能通过转述西哲话语来漂白心迹的】。海南师大的最初推荐邀访老师以及原已答应主持讲演的院领导只得对此结局表示抱歉。有此去年的经验，西北师大的今次邀请会不会也只是老师们的一厢情愿呢？所以我竟然是在获得对方寄来的机票后还须继续观望，看看前一年海南师大的故事会不会重演？我并告知邀请人，如果会议和讲学最后取消，我会将机票钱退回。这就是说，既然旅行计划开始，此次大陆行是一定的，至于是否有兰州行还须再看缘分了。
最初，我为此次兰州研讨会的主题发言所建议的题目是“艾柯符号学思想的盖棺论定”。在曾经为麦茨、列维斯特劳斯、利科去世后撰写过纪念文之后，我也曾有意为今日西方符号学界硕果仅存的“唯一名人”再次做一批评性总结，并顺便指出自六十年代末形成的国际符号学运动的实质今已结束。但邀请人却建议我不妨选现象学为题，我当即同意，并在行前完成了讲演的详细提纲。可是后来看到印出的议程中我的讲题并未印出，邀请人则告我可以自行选择适合的主题。会议定在五月四号举行，我遂立即决定将“五四”这个符号作为开场白。“五四”大致成为两种历史现象的标志，一为政治运动开始的标志，一为学术理性现代化的标志（广义的科学化运动的标志）。就后者而言，我们已经大体成功地完成了自然科学科学化的百年努力，但是人文科学科学化或理性化的努力不过是于新时期才刚刚开始而已。此次西北师大中心的研讨会在“五四”这天举行，就可认为是象征着一种人文科学理性现代化运动的重新开始。这也是我近四十年来一直参与推动的事业。为此，我对听众们说，学人如欲有效参与繁复而重大的中外人文科学现代化改造运动，首先需要立志：立以“学术天下”为己任之大志。无此坚实的志向，其余一切免谈。此即：单靠玩赏西方理论文献和古人文学文献以自娱并非一种建设性的人生态度。在次日专门对文科同学的讲演中，我又重复着这个基本主题。因为，我发现，在全世界遵行的各种体制化教育程序内，学生所失去的首先即为坚定自主的主体性志向！全球化时代中的学人，在各种功利主义制度的促动下，纷纷以完成规定的“标准”和“程序”为其不思而动的行为方向和方式，从而不知“积极思维”为何物。而“五四”时代的所谓大师们恰恰是因为主观上先立有为学之大志，遂能其后连续奋进而有为。因为七八十年前世界的教育体制化建设尚未如此深广地完成其全覆盖。这也就是我一直所说的“思想求真”和“行为求成”之间的人生方式对立的制度化根源之一。（记得八十年代初王蒙访美时，夏志清讥称其为“组织部来人”，自然以为自己不是组织部来人，实则哪个任教于欧美的华人不以错身于西方单位机构以最终成为“被组织者”而心安呢？“组织化”是与个人利得的保障一致的！）
——寻索流逝的浙西历史精神 近来本人不断强调浙东精神遗产的可贵，由宋至清，传承脉绪依稀可辨。而伟大南宋的帝都在杭州，何以有浙东而无浙西之命脉呢？实则，南宋时期浙西甚或较浙东尤为彰显，朱子时代两“同儕”——吕祖谦与陈亮，一为婺学之开山，一为朱子之诤友。作为南宋思想事功派两大儒，“浙西”之陈亮与“浙东”之葉適，哪有界域之分（查阅地图得悉，今日金华之永康与温州之永嘉早已一线沟通，本来还真有从西向东作一历史遐思行之想，我并试图动员妻子一同前往其祖籍瑞安一游而未果）。而后永嘉遗绪长存，婺学则后继无人。我并察知于今浙师大校址附近的丽泽书院早已名存实亡。即使如此，也要到古子城旧街区一行，甚至对比一下历史之变迁：金华古人求义心志之高亢和义乌今人求利心志之激昂。何况真正让金华成为历史名都的八詠楼正因沈约和李清照而得以万古流芳。岂料，所谓古子城已然像今日各处将古人清雅变现为今日庸俗的文物商品化一样，早已旧迹不存，正像琉璃厂、前门大街一样全成了假古董。行前我曾花时间再次查阅《宋元学案》中载录的浙西旧事，国难当头之日，金华、兰溪、永康、丽水一代曾经出现过多少义薄云天的读书人。人生的价值哪里是在于高楼大厦呢？不过，毕竟金华位置较偏，应该遗存有较多未被现代化毁灭的古人遗迹吧？我与同游的两位青年学者于是打车去了八卦村，并在池塘边享用了一份“农家乐”。令我吃惊的是古村的游览须缴纳百元（老人可半价。而游历日本才知道那里一切景点都是免费参访的）。最为可心的是，我们三人在诸葛祠堂高大的正殿内，于锣鼓喧嚣声中真地畅论过一番古今，也算亲身效法了一次古人之风雅。在我的建议下，归途中并游览了读书时屡见的、地名如此优美的“古城”兰溪，并在李渔私邸内幽静的荷塘边坐谈移时，傍晚时分才返回金华。由宋至清，哲人永逝，那些激发过黄宗羲、全祖望的代代仁者精神，岂容湮没无闻？于新时代，以新方法，绍续其精神（而非泥执其认知）者，岂非应是我们这些（虽已被全球化世界加以制度化了的）人文学者身上？我们是要借古人名号以谋今人之物利呢？还是要继踵前贤以认真发扬中华精神文明之元气呢？这也曾是我几年前参加余姚浙东思想（国际）研讨会时提出过的警示。会间那些被待为贵宾并赋予国学荣誉的“国际友人”们，他们何曾懂得我们所说的“浙东”与“浙西”的意义呢？即使样样都可搞崇洋媚外，也不必将中华思想遗存本身当做国际沽名钓誉之工具吧？
——匆匆日本行 其实“富士山”从来不是我的“日本符号”，我对它没有什么感觉。我的日本符号是我其实对其一无所知的“札幌”地名。如我在《忆往叙实》中描述的，那是在隐居时代从北图画报上看到的札幌小街小巷的冬季雪景。这次真地到了札幌，才知道那也是一个大都会。不过两天来的北海道巴士游，的确也看到了洞爷湖和忍野八海地区的小街小巷。日本，什么都是小巧玲珑，而这个一度变得如此疯狂残暴的东邻国度，百年来与中国在方方面面的联系岂容视而不见。对于我来说，我所一向关注的是彼此在思想与学术上的联系。这个联系千百年来重点和内容多有不同。梁启超一代的中国思想现代化的开端为起自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此一史事固不待言，我这一代关注的则主要是战后日本进一步全面西化后带来的学术思想变迁。也同样是在梁启超当年意见的鼓动下，我曾经自学些日语，其目的与梁氏相同：通过实体文字的易识和日本学者的在先消化后的引述，以期加速对现当代西学理论精华的把握。从一开始，对日本学术的兴趣就不是对着日本本身的，而是打算透过“日本过滤镜”来多一层全面把握西方思想的机会。至今我亦深识，尽管中国的欧美留学生越来越多，尽管因此成中英先生1982年在纽约哥大附近对我颇不服气地说：“我们中国学人的西学造诣今已远超过日本了，为什么还要如此看重他们？”（大意）从表面看，的确如此，奇怪，至今日本人拙于、怯于说英文。实际上一般民众，包括酒店柜台人士，大多数仍然几乎一句英文不会说也听不懂；的确今日在欧美任教的华裔学者可能远较日本人多。但是这是不是等于说日本人的西学及其理论的认知已经不如华人了呢？当然不是。容我坦言，中国人文学者不够认真，这个“心术学”上的问题才是根本原因所在：你老想着弄虚作假，投机取巧，党同伐异，这样的话，你如何真能在软实力上与他人争强斗胜？
如我以前多次说过的，在改革开放之初，特别在1977年下半年在北图“当代西学理论恶补”期间，我的“从未真正掌握了的日语”还真是邦了我的大忙。（我根据自己的体验可断言，非科班出身的梁启超其日语的把握也大体为同一方式。如果请梁公翻译一篇理论文章，我想正如我一样，也是只能述其大意而不可能文句准确的）对于我的需要而言，正是只满足于快速掌握文字的“大意”而已（进一步的深入则必定需要通过西文进行）。此间的“一目十行”（对西文而言我就办不到，所以1982年在普林斯顿大学每周地下室抢购图书馆放出的旧书时，都要靠台湾留学生友人杨泽以快我数倍的“眼尖”来帮忙。因为美国学生们都是略扫一眼就能准确发现想要的书的，我则需要“一目一行”地来判定）有其特殊的功用。也和梁公当初阅读的日文不同的是，当代学术日文包含着越来越多的英德法外来语，而这也是我可以比较方便地应付的。我们对于把握新知新学新理，在某些方面需要细致深入，在某些方面则需要全面而快速。而就日文词典的阅读而言，则因少了口语部分准确度的要求而反更易于较完整的把握文意。此一事实曾经大大帮助了我在1977-78年时攻克种种符号学术语的努力。此外，日本和韩国一样，都是法国文化迷，对于当代法国理论语言的领悟更为快捷。这也是我当初进入“年鉴派”、“文学符号学”、“电影符号学”等全新领域（其中主题对于相当多英美和德国学者那时也都是难以进入的）的助力之一。不久就与日本符号学怪才山口昌男建立了联系，那时他正与日本的分析哲学派同行争夺日本符号学支配权。1988年当我们一同从芬兰意马特拉小镇返回赫尔辛基的火车上时，他邀请我到火车酒吧闲聊，意在通过我将其“日西比较符号学思想”引介到中国来。1994年伯克利大会上他从担任了十年的副会长任上退下，艾柯曾经专门在大会上演说，为山口昌男的卓越成就表达祝贺。而时已完成《理论符号学导论》的我则在该大会中由我主持的“符号学理论”分组会上对艾柯提出的符号学的语言哲学理论方向进行了直接批评。从那以后，我就在各种不同场合对于当代西方理论保持了批评性距离。在此理论认知的飞跃下，我对于日本的西学理论成就和潜力也就获得了更为深入的认识。如果分析一下为什么日本的法国方向的符号学（其美国方向的符号学根本不值一谈）自山口昌男以后已逐代没落，就会发现今日日本人文理论的两大软肋：一方面是其传统上的对外思想“述而难创”的民族性惯习（在波鸿时霍伦斯坦的日本妻子——社会学家还曾对我详述这一日本人文学术的痼疾），一是其今日全盘西化后在文教制度上的进一步严格化所导致的“以学谋生”社会风气的固化。另外，偏偏因为符号学是跨学科的思考，而任何制度化的限制必然基于学科本位主义的坚持，于是正像今日西方符号学界一样，大家都因此而挤存于学科制度化藩篱中而难以进行跨学科的创造性思考。（追求一种须遵从制度化限制的“个人成功”，与追求一种不受人为限制的自由真理探求，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学术追求”）此外，在居德九年中形成的对于当前西方理论方向的独立判断，已使我意识到不再需要通过日本学者的经验来增加学理判定的可信度了。1992年的日本三周行，可以说已经大致终止了我对“日本研究西学理论”的好奇心。
如果不是这样，近年来我颇有机会自行重去日本探讨其人文理论的最新发展（这是我在1978年前后翻阅每期《思想》、《理想》、《现代理想》等刊物时具有的心态）。这次短期陪妻子的日本旅游，可以说主要就是为了看一眼札幌的小街小巷。然而一旦踏上另一个外国土地，旧习难改，我又突然想到会不会在团体旅游期间仍有自由时间去逛一下书店呢？当与妻子走在熙熙攘攘的神户心斋街上时，看见一间主要卖中文古籍的小书铺，我遂突然走进去问老板附近有没有大一点的书店。本来就没有期待获得肯定回答之时，不料旁边一位日本妇女顾客听懂了英语后竟然说“有”。即虽然周末书店不开门但恰恰附近有一家不大不小的“喜久屋”书店，并告知地址。一方面我还难以判断地点远近，是否真有时间前往。另一方面妻子在旁见我“宿疾复发”忙不迭地企图阻止。由于自由时间有限，我自然也在犹豫之中。不料这位娇小的（后来才知道是一位生物学老师）女子突然萌生了一股热情，建议带我们一起去。此时妻子已经怒不可遏，但在日本女教师面前则丝毫不敢流露其怒气，场面不免十分滑稽（对女教师和对我交替着两种面部表情）。我甚至于坦率地让她知道我与妻子正在争执该不该去书店之事，不料女教师立刻点头表示对此理解，但丝毫没有放弃鼓动我前去的意思。我于是在半推半就局面下随着女教师到了街口，此时的景象是：她希望促成此事的心意甚至于超出了我自己，因为毕竟只剩下半小时左右的时间了。她赶忙用手指向百米开外的一座高楼说就在楼房的地下室！看到地点的确不远而且认为是此行中或许是唯一一次进入日本书店的机会，怎么也得买几本书作为纪念品才好。我此时才坚定了意念，并靠着女教师的执着和热情而“裹胁”着妻子快步一同朝大楼走去。等到到了大楼，女教师又主动对妻子建议：“您是否就停在一楼服装部，让我带领您先生一人去书店？”妻子否定了这个建议，于是悻悻然随着我们一同到了地下室书店。由于时间紧迫，女教师先是让店员带我们到了社会科学书籍部，当我说干脆带我到哲学部时，店员于是把我带到了“思想”类书籍部。（日本学界说的“思想类”大致相当于我习惯说的“理论类”，都是超出哲学门类而包括哲学门类的意思）是的，就在十分种内在这里挑两本书吧。女教师见我找到了自己想看的书架，于是极为满意地离去。（也许她在想：“这年头还有人来日本找哲学类书籍？怎可不加以协助？”）一方面书店的确规模不大，另一方面为了在日本女子离去后急需与妻子“缓和关系”，我匆忙中选择的两本书都是关于日本的“反智主义思潮”的。离开时我又把社会科学部的几个书架快速扫描一遍，果然没看到一本有理论激发性的书名。我说过，1995年我去巴黎参加现象学会议期间曾经前往利科家中拜会，在他开车送我回车站途中我忍不住对他说：“只有在法文书店里才会频频发生让眼睛为之一亮、心灵为之震荡的那种感觉”。他马上心领神会地肯定着我的感觉。这种感觉在美国书店里少有，前年在柏林的书店里也同样少有。我是指发现了那种对“活生生运作着的理论性思维流动”的感觉。正是在那年，囊中羞涩的我仍然下决心买下了折扣预售中的四卷本“福柯文选”。然而2009年专门在巴黎购书时，这样的感觉已在显著地弱化中：因为全世界的人文理论动能都在新世纪陡然下降着！人类进入了唯物质主义的新文明阶段！
七日游的最后两天旅游团到了东京。在自由时间里我和妻子又单独步行于银座街区上。我四周一看，不少人都像是知识分子，我遂不再犹豫立即向一位大学教师的青年问询附近是否有书店，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他的女友突然冒了出来回答了我的问题：“就在两个街区的前面就是“Book 1st”书店”。也许是神户购书一幕之效果，此时妻子的态度已经软化，她也是看出了：当旅游团诸人都四散搜罗猎物时我是不会放过这个在银座“探宝”的机会的。在妻子的配合下，我们说好，她在服装层游逛并在那里等我，我就获得了三四十分钟时间独自前往书店。首先全面浏览了一下各书架的书名，特别是在我以前最喜欢的岩波书库书架旁。没有意外，尽管是详细逐行查看，理论性的当代读物极其少见。自然也因为书店面对大众市场，本来也不会专门陈列什么理论性书籍。最后我决定将此次采购的十几本读物都限定在日本思想史方面，其中包括老一辈学者长谷川的两卷本新著《日本精神史》。与妻子汇合后，虽然极力怂恿她购买衣物，她却反讽道：“你不必因为自己买书而对我做此平衡购买的建议。”
在地导游李女士工作极其负责，知识广泛，成为我们此次知性之旅的好导师。我曾问过她几次是否知道何处有书店而不能确答。孰料最后一天在名古屋大家一起在地下商城行走时她看到了另一家喜久屋书店，于是对我说“那里是书店”。我于是请妻子随同大家闲逛，自己又走进了书店。然而发现皮夹里只剩下两千日元。但我想到也须附近可以兑换日元吧。不料不仅附近没有，而且兑换点四点关门。这下子真没有办法了。我问了柜台能否付美元，回答是否定的。这样我倒从从容容地再仔细观察了一下比神户店大很多的这家门市部的文科书籍布局，并将仅够买一本小书的钱买了岩波现代文库收入的一本1959年出生作者写的《权力论》。离开书店时正好遇到旅游团，与妻子汇合后才知道她的皮夹里还存有一万元。如果那张票子适巧在我皮夹里，自然也就都用来买几本岩波文库书了。说道日本图书和词典，早在六十年代北图读书时就听过马元德君所盛赞过的日本出版物的质量、美观和可爱。日文字典的可爱是人人皆知的。我以仅购得一册的这本岩波小书对妻子炫耀说：装帧真是太可爱了，超过德文和法文的袖珍版学术书的装帧。妻子未曾回应，而我确知她内心在想着的回答是：“你以为你才十八岁呀？”实际上，自八十年代有收入起，妻子就不得不长期纵容我的购书狂。所购之书分属近需、中需、远需三大类，购书的心态类似于武人备武的心态。书籍就是武器，因为，对于为认知真理而“战斗”的人来说，武备就是知识，惟知识才是力量，而理论书籍（而非小说诗歌）就相当于武器的储备。这样的惟智主义古典思维，却与今日世界到处弥漫的“反智主义”背道而驰了；而传统的“惟智主义”也绝不等于今日学界和文化界的艺文玩赏主义。
3. 八十富士行
十年前的齐鲁行，其“登高望远”的象征意义是牵连到“古史辨讨论会”的。一个明明是纯粹学术讨论事件，却预先搞得神神秘秘，主持人还要先宣布来自高层的“尺度”规定。“顾颉刚”三字竟然载负上如此沉重的包袱。有趣的是，在政治面，前有国民党陈立夫阻碍在先，后有今日大陆警惕于后；为什么非要把学术研究和政治需要混为一谈？而在学术面，竟然是两岸四地几十年来可不约而同地对顾先生学术持“敬而远之”态度，此已非相关于政治考虑而是反映着学术能力的问题了。如果摆脱大陆今日所持的“准崇洋媚外”（将港台美华视为仅次于欧美的高级学力）不论，海外学界表现出的“顾颉刚现象”已可足证他们的史学思想落后到了何等地步。（其主要理论思维的落后代表首推余英时；而历史的调侃是，他还被大陆一些自认为开明的学界人士视为学术先锋加以引入，一方面固然由于学人习于将政治与学术混为一谈，另一方面也表明这些所谓开明人士自身的理论思维薄弱！现代中国学术思想史上就是充斥着这些光怪陆离现象。其第一根源当然是将政治与学术混为一谈，从而造成了多方面的相互错乱！）由于顾先生女公子的临时推荐以及我所在的社科院世界文明中心的“批准”，我得以以“局外人”（就顾先生在史学界早已成为左右攻讦的“舞台”而言）身份与会，并最终以历史所吴锐称作是“对顾先生学术最全面深入的总结”之文章做出了对“顾学”的学术性总结。不能明确区分学术与政治，正是两岸四地史学科班诸公之学理难以前进的痼疾之一。2006年的齐鲁泰山行，对于我，遂成为我以符号学和跨学科新方法对国学现代化进行推动的一次机会。由于顾先生言简意赅的一句话——“中国史料如不经彻底整理是不能现成使用的”（大意），我将其称之为现代中国史学具有符号学思维倾向的第一人。有识者可以再关注一个吊诡现象：为什么大陆学界和余英时异口同声地将陈寅恪置于顾颉刚之前？为什么陈寅恪现象可以为左右两派同在“政治场域”上从不同角度加以共同肯定？其中反映的“政治问题”，其实没有任何义理的重要性，而其中反映的“学术问题”，则从两个不同角度显露出双方在学理方面的、共同分享的国学现代化方面的薄弱性。而彼此各自在不同地域占有的学界势力，则成为他们各自掩饰自身学理薄弱的盾牌！用势力垄断平等的学术论说，可谓是两岸四地无处不在的中华文明现代化期间所暴露的史学发展之“软肋”。结果，我们甚至于看到一种学界滑稽现象：左右两方面可因其共同的认知薄弱性而在国际场合“汇聚一堂”，并在散去后各自宣告取得了国际性“认可”（实为自己对自己的认可，即自己人安排的在国外地面上进行的“自我认可”！【有如不久前大陆报刊披露的：络绎不绝的大陆文艺团体自付场地费和通过赠票在维也纳金色大厅进行的“国际演出”！】以这种阿Q精神治学，我们能够产生真实的国际影响力吗？）：于是，通过华裔汉学家的在地安排【这就是他们受到国内优待的原因】，就在份属边缘学科的国际汉学地盘上，国内外双方达成了共同自封的国际“最高成就”。【俨如中研院把台湾人文学者送到西方就学、入籍、就职后再引回台湾作为中华学术取得了国际最高成就的策略！为什么两岸四地中国文人都具有如此相同的邀名智慧？中国人也太好面子了吧？】
我在“七十泰山行”文中所要暗示的有三点：国学现代化事业何等重要，国学现代化的方法有待彻底革新，以及学界各种古旧“权威”们必须让贤！当初青年顾颉刚如果在章太炎等将政治与学术混为一谈而冒充学术权威的势力面前畏缩不前，我们还能够有这七卷《古史辨》吗？今日甚至于将封建主义那一套端出，凭空树立学术权威，这岂非是在作茧自缚？余英时辈及其中研院弟子以及大陆崇拜者们，一方面在政治层面上貌似剑拔弩张，而在学理层面上恰可共同满足于同一落伍学术思维水准，遂可以此表面上的政治分歧所掩盖的学理水平上的共同薄弱性，来有效地为海内外学界树立不可逾越的“国学标杆”。而今日操作“思想”者多为媒体界及法律界人士，此等面向实际的经验主义者，虽然较教授们更善于思考，但因普遍欠缺高深学理准备而只能停留在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水平上（他们还普遍地对于中研院水平抱有莫测高深的“敬畏”，不知道那里的文史哲力量是如何被国际华人权势集团有意加以控导的。我们由此可以判断出媒体界本身的学理缺失。）媒体智慧是属于“社会工程学”的实用性智慧，没有能力涉入纯粹科学性研究领域，而学界科班学术又受制于体制内的教条主义约束而只能进行“准教条主义式的”引经据典。这就是今日两岸四地思想界与学术界共同面对的真实学术环境。简言之，我那年的齐鲁泰山行是企图促使国学现代化事业与现代跨学科西学理论接触的一次尝试。看起来意在遵循顾颉刚一代的脚步强化对国学保守主义的批评，实则含蕴着对于国学现代化事业革新的高度期盼，因为现代化后了的国学将与未经现代化的国学截然不同。如未经现代化的改造，所谓国学就必然仍然是封建主义意识形态的温床；只有现代化了的国学，才有有能力发挥其正当的国内外学术影响力。
“七十登山行”，象征着对国学现代化事业的一次“登高望远”，那么“八十富士行”又象征着什么呢？我已说过，自我在八十年代末与东大池上嘉彦同时担任《国际符号学会刊》评委、与成大浅召圭司共同参加麦茨国际研讨论会、以及与日本符号学先驱山口昌男相识并在芬兰相遇以来，特别是1992年在前二人邀请下访日以来，认为日本学界作为中国研究西学理论的参考架的价值认已然大为降低。此番短期日本旅游间最为触动我的是什么呢？可以说既非是北海道的诗情画意，也非战后几十年拔地而起的东京宏伟的大都会景象，而是神户“心斋街”上密密麻麻的人头攒动风景。那天周末，购物者充塞于街头与店内，均怀着统一的生活目的：购物！购物成为了新世纪的生活方式，生活方向，生活目的！全体国民成为了“购物达人”。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就只有一件大事要办：满足国民的购物欲望，而此欲望本身正是深嵌于商品研发、生产、流通、广告、需要、售卖的“社会大机器”之结构内的；购物欲望于是也成为商品生产机器系统的一环，它是被资本有意制造的结果；消费者成为机器系统的制造结果，其欲念与行为方式成为被资本机器制造的产物。行走在心斋街上不觉涌上心头的疑问是：这就是人类应有的生活方式吗？或者再进一步说：这就是那些来世永恒生存的教导者们所能想象的天国永续幸福生活形态吗？幸福，就是指顺利地参与“生产-消费机器流程”并因之获得商品化的满足吗？人怎么一下子变得如此庸俗，不，怎么变得如此庸俗而毫不自知呢？那些追求和用以炫耀的名包嗜求者们（以及那些偷偷藏在衣袖内的名表拥有者达官们），怎么真地就将此等“商品消费”当做了人生第一要义？这不正是西方人和我们中国大陆人于七八十年代嘲笑过的“日本经济动物”吗？那时我们不也同时嘲笑着香港的文化沙漠吗？而这类批评的态度尔今为何全然消失了？今天不正是我们的国人争先恐后地前往经济动物国度去成为其商品消费者吗？我们再看看今日世界电视上时时刻刻播出的商品广告：难道不是全世界的人都只生存于“商品消费地球”上了吗？随之而来的就是全民商人化发展。九十年代在德国我首次听到国内民谣说“十亿人民九亿商，还有一亿在观望”。今日则可扎扎实实地将其修改成“十亿人民十亿商，没有一人再观望”。堂堂中华文明今日已成了全民皆商的大国，难怪今日的“风流人物”非马君辈莫属了。正是他们在有效教导着人们如何成为一名“优秀商人”，如何做买卖，外加上如何寻求神秘测术功法之类以作为其求利精神的支柱（台湾年年抢头香的热闹不就是纯然将想象中的神鬼视为保佑自身不断获利的财神爷吗？）。这就是新世纪的新文化？如是，战后的日本岂非是我们东亚最成功的经济动物国？
何止是日本，放眼全球，何处不是同一追求物质性满足的社会与政治？各种历史上的“精神成果”与传统文物也都被加以商品化了；所谓 “成功人士”也已全部加以量化表达：（金钱）身价多少就是成功多少！在此全球商业化、金钱化时代，试问，人文学术的意义何在？人文学术本身难道不是同样被商品化了吗？学术文教体制岂非都是为培育适应此商品化社会成员而设？正是在此全球文化商业化大转向的新世纪，我们人文学者，如果能够超越体制化程序操作员的功能而反身自省一下几千年的文化发展历程，就会猛然觉识到自身本来应该保持的一种传统的精神价值：价值学批评。虽然意识到了这种精神性功能的存在，但是我们有能力进行这种理论批评吗？我是说，我们想过没有我们的多方被动抄袭而来的死旧知识能够成为一种价值学批评的“实力”吗？还是说这些所谓人文知识实际上都只是落伍的“博闻强记”类资料而已。难道不应该对于什么是有效的人文理论知识问题本身有一个在先的反省吗？不能意识到自身认知方式的局限和落伍一事，才是今日更为严重的生存危机：我们的人文理论认知实态，干脆就相当于无能为力！况且另外一种自我逃避的借口也一样是虚假的：我们假想着，毕竟更为有效的人文理论知识存在于西方学界！几十年来我的学术论述都在暗示一个真相：在西方学界同样需要一个彻底的、系统的知识理论革新运动。而今同样的文教商业化发展硬是鼓励着买办式学术理论实践去提供另一种假象：照抄西方即可！反过来也是一样。那些读到此论而以为被动地转到另一极端（如回归封建主义意识形态或回归反封建的鲁迅式杂文水平）才是正途者，岂非同样也是五十步笑百步。我看到那些文学界、科普界和海外媒体界的精英们纷纷以鲁迅作为他们的最高价值观标尺，才知道这些被认为批评界的精英们的“理论准备”是如何的欠缺而毫不自知！由于和广大无人文理论知识的大众间存在着广泛互动，媒体人遂以为自身指陈时弊的能力即为自身具有足够知识智慧的证据，殊不知此等经验主义能力岂非人人皆知者，媒体人不过是由于“占据地位”所以可产生言谈效果而已？于是这些如今在各个方面能够产生积极批评性作用的“现实弊端批评者们”，也正在同时传达着另一种更为误导性的观念。今日这些文学式和媒体式价值观批评者们，对于现代前沿人文科学理论可谓仅具有道听途说水平，他们却误将自身具有的“敢言能言地位”视作自身具有特殊分析能力的证明了！殊不知，即使为国外媒体人，他们哪里是什么独立批评家？他们无不属于媒体企业势力集团。今日由于技术突飞猛进而影响力日增的世界媒体界本身也已成为商业化产物，并纷纷企图争夺着其媒体商品市场上的垄断地位。
在种种思想观念误导性现象中的根本性原因为：人们远远没有意识到、领悟到学术思维话语可存在于两个根本不同的范畴上：社会实践范畴和社会研究范畴。“研究”有属于实践层次上的研究，有属于“纯粹认知层次”上的研究；人文学术也同样有其“数学物理”类别和“工程建设”类别，未能将二者在思考和实践中加以区分，正是今日泛媒体人士普遍的认识论误区；正因为此种认知功能性混乱，媒体人才领悟不到自身对于人文理论知识上的欠缺：他们以为就事论事即可分出思想程度的高低来。一方面，请看，今日台湾由媒体人和法律人支配的“思想界”的共同缺欠正是他们共同欠缺的深入人文科学理论知识；另一方面，另一个极端是，学术体制内的学者们又主要是将书本的背诵本身当做思维基础的教条主义者。请看一下今日在美任教的文科华裔教授们的现实分析话语。其肤浅性正是与其在博士进修阶段的博闻强记行为形成着一币之两面！西方博士头衔遂成为掩盖其学而无思的职场化保护主义盾牌。这也正是我前文指出的，有朝一日，在国内进行的西学理论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可能要超越华人在西方进行的西学理论研究的深广度。我们反复呼吁的“新良知学”，就是提醒不要被那些趋炎附势的洋头衔忽悠住。例如，台湾知识分子的“知识自满自足感”都是基于这种自身拥有的洋头衔的误导性意识的：他们以为自己因持有洋文凭就证明着自身“学有专攻”，却一味地只和本地人士相比，而从来也不敢和西方主流“大师”们相比。一层始终未曾被戳破的“窗户纸”是：留学生的西学理论程度仅只属于西方学界内的第七八级而已，而回国后他们几乎一律地不再积极向前。因为民族性的实用主义告诉他们，直接绍述西学比进行国内人难以接受的西学理论继续提升努力要更有助于自身的职场收益！然而另一方面，不言而喻，对于中华文明重建的需要来说，西方学界的第一二级“大师”们才是我们真正需要研究和批评的对象。在此价值衡量框架下，美籍华人学者的理论思维程度在第几级上，其中研院弟子和大陆合伙者们的学术级别又在第几级上呢？今日不是什么都要量化表达以求精细化吗？洋学历就不需要量化核实了吗？以上种种“讥讽”之言，其实目的只在于促使学人摆脱自以为是的心态和趋炎附势的积习；要面对真实的自己；不要为了参与学界商业化竞争而集体地特意拔高自身头衔的“含金量”。如果知识分子不能先自我深切批评，就不可能真实前进，而只能通过拉帮结派来求得言语过招间的“爽快感”而已。本人的“留学生论”必定招致留学生们的不满，其实他们一定是误会了我的论点：我是从“战略角度”对此进行分析的，即我们中华文明的人文科学一定要努力达至并超越现代西方学界的水平，为此则决不能仅以目前呈现的文科理论留学生的现状为足。而目前两岸的学界崇洋媚外氛围则必然造成这种现状满足感，以及造成西方功利主义-个人主义学者长驱直入的后果，从而危及本土西学理论研究的提升。目前的留学生的平均水准高于本土未留学的西学理论家的现状，当然也是事实，但我所谈及的并非此一本土与留学间的现实比较问题，而是学术文教长远发展中的大方向问题。
再来谈一下今日国内外各国唱主角的媒体类思维模式。社会的前进当然需要媒体人和法律人的观察、分析和批评，但这类思维行为属于“工程技术”类，不属于“数学物理”类。至今为止，你和我各界知识分子都意识不到社会、历史、文化、政治的“思维话语”也是需要分层次进行的。为什么自然科学大至外太空不嫌其远，小至基因、反粒子不嫌其微，一切须依理而超越实用层面进行，不能混为一谈，而社会人文科学竟可以不分界域地、单纯在直观经验功用的层次上随意谈论吗？我们今日亟言人文科学现代化、理论化的革新必要，就是为了首先致力于将人文科学的“理论物理”与“工程技术”这两个不同论域加以有效分割。只有当完成了思维工具本身的改进，才谈得到思维目的精细化、有效化的达成。所以，尽管我们人文学者都对日本经济动物现象有所观察和反省，但是我们对此现象的认知和应对，仍然“无能为力”，这还不是指社会科学上的无能为力（毕竟今日的政经法学术已经大为提升了其科学性、效能性），而是指在信仰和价值观的认知上莫衷一是，各具一偏，没有共识。结果，人类只能成为被商品化资本加以操纵而定向单维发展的“行为主义动物”吗？让我们更为简明地重申一下此一极易造成误解的问题。我们干脆说上述两大类别是：社会政治生活类别和社会政治学术类别。媒体话语则是属于前者的，而非属于后者的，其在前者类别中的作用当然极其重要且不可缺，但不会因此而在学理分析深度上自动“上升至”后一类别；即这是一个思维类别的区分问题，并非指具体参与者的能力高低问题。我甚至于可以用我早先谈述“电影文化”时的三分法来比喻上述的二分法。我将“电影文化”区分为电影制作，影片批评和电影理论三部分。尽管在话语内容上影评与理论间必有重叠，但在思维功能上二者分属不同的类别。为了澄清这一功能性区别，八十年代时我不知道对当时的国内重要“电影学者们”做过多少次解释。为什么他们难以掌握六十年代后期以来出现的电影理论，首先因为美国的电影文化不是这样组成的（至今美国电影学者们也是把两类不同的电影学术思考层次混为一谈的，所以他们是实用主义派学者者），其次他们还没有产生一种需要在“电影制作”之外建立电影学术研究类别的认知，正如今日社会政治界人们还没有产生一种在社会政治生活之外建设一种独立的相应学术理论研究的认知，从而以为媒体性批评就相等于、近似于“社会政治分析和研究”。因此他们没有意识到此一划分完全对应于数学物理科学和工程技术施作间的区别，尽管后者的实践行为中也要在其图纸中列入数理符号和公式。为什么自然科学可以有效发展而人文社会科学则大为不如？原因之一正在于文科的“科目分划”和语词定义的不严格！！！简言之，尽管我们极其看重媒体思维方式的现实作用，但同时不能以为媒体思维发展了就不再需要更专门的学术理论科学了！而后者在此指的是战略意义上的学术话语范畴，而非指的是今日社会政治科学的“现状”，此一现状当然是以其欠缺科学性素质为人诟病的。不过，我们不能因为当前人文科学效力的不彰而要废弃人文科学，而是要对之进行改进！要在认清了人文科学理论现状及其从业者的缺点后才能对其进行有效的改进。同理，尽管媒体批评能力近年来大有进步，我们仍然从中看出其身份类别本身暴露出来的分析范围与深度上的弱点，后者正是暗示着只有在合格的社会政治科学领域才能进一步提升其观察和分析的全面性和深入性。在理想上，“批评”与“理论”是相互影响、相互暴露、相互合作、相互补充的。我们的学术符号学正是要解决二者之间的关系问题。“科学类”话语如果发达，“媒体类”话语遂可有更多更可靠的理论资源加以依仗；“媒体类”话语如果精准，“科学类”话语则可有更优良的材料作为研究对象。（而实用主义一依自身利害需要进行取舍，自然不在乎此种思维类别的划分问题）
今日全球文化趋于媒体化时代，媒体舞台成为了最重要的人类思想舞台，但这个“思想”是仅仅贴在现实与历史经验上的知性活动，其观察、分析、研究、总结等种种针对各种“现实”的思想活动，都是属于“社会改造工程”范畴的，我们决不可以将其视为人文科学理论活动的一种活生生新形态。但是这类混淆之所以普遍发生着，从而严重影响着人文科学及其理论的大方向，正因为后者在今日全球商业化的影响下正在全面趋于以学谋利方向发展，并因而不得不看重“知名度”或“影响度”的大小，遂因此不得不和媒体话语世界纠缠在一起而彼此难解难分，以至于将两类思想话语——社会工程实践类与社会研究理解类——混为一谈。此种思想话语类别的混淆性已产生了双向的误导作用，以至于二者均趋向于将人文理论话语媒体化，以取得“知名度”的扩大。
日本作为“经济动物”的现象和日本战后成为成功经济动物族群的现象，使其已成为现代历史、政治、社会、文化的综合凝聚点。从错综复杂的现代化的日本现象，我们可以特别悟识到人类改善其人生观知识论的必要性。如今我们只是按照惯习而生存，按照求利求成的技术面操作而生存，却难以上升至价值面对其进行科学理性的思考。我在西北师大五月四日那天指出五四精神的科学观应该特别含有一种人文科学的科学观或人文科学的理性化改革的必要性启示，那也是针对于今日人类共同面对的精神文明危机而言的。（在齐鲁故地回顾的）国故学是朝向于对中华历史的正确认知目标的，（在东瀛资本主义勃发地感悟到的）商业化社会的现实，则蕴含着对人类文明未来形态的质疑。如今对二者的有效反省，均依存于人类自我认知能力与手段的有无，而此人类自我认知之术即现代人文科学理论。人文科学不彰，人类之自我认识能力低下，也就欠缺自我正确认知的条件，也就只能随波逐流，逐势浮沉。回想七十年代末，即四十年前，在北图遍览日文刊物与词典时，日本学者追逐西方思想时潮何等热情，一派大有作为的模样，此等气势而今安在哉？平心而论，其中的原委主要来自人类历史的朝向本身。正是从七十年代、八十年代起，唯物质主义精神开始席卷世界，具体来说，就是科技工商精神开始进一步独擅胜场，互联网与基因学均扬发于此时，华尔街更进一步强化其执世界命运牛耳之功能。全球商业化的副产品即全球人类的技术化、娱乐化、金钱化、商人化和媒体化。此“五化”在西方之外首先成功践行于东瀛列岛，因其力道之勇猛而获得西人所称之的经济动物绰号。日本商品横行世界大有取欧美而代之之概。如今之余绪，岂非正弥漫于心斋街购物人潮的景象中？外星人如有见时当即言道：“所谓人者，即视购买无实用之物为其唯一嗜好者！”人类文明成为自我操纵欲望、满足欲望、生产欲望、论证欲望的机械化生存场域。机器人世界不是正在准备着大批登场吗？此一人类自行瓦解、自行“改造”的潮流可能亦自日本始。人类的自我变质、自我毁灭之术，还不须包括疯狂筹备中的瞬间共同自杀的各种手段。人类在认识自然方面正在大踏步前进，而对于认识自身生存肌理方面则仍然固步自封如前。理性和非理性的对峙则是基本中的基本，此所以在西北师大的讲演中，我于该颂扬纳粹哲学家海德格尔的下一位中土讲演者之前的主题演讲中再次指出：二十世纪于美畅其非理性主义时髦的海氏，实乃人类非理性主义的第一公敌。其深刻涵义哪里是今日唯以抄录及复述西人之言为能的中土西学理论家们所能够充分测度的？对比之下，在今日社会整理上堪称最佳的日本我们可鲜明看到一种重要的、具有普遍启示性意义的反差：在其物质生产方面高扬着理性主义，而在其精神生产方面则放弃着理性主义。在此风习下人文科学理论的激情岂能不随之衰退？难怪神道教仍可大张其势而与其唯物质主义的现世人生观并驾齐驱？君知否，超越性的“精神非理性主义”，正可成为（现世唯物质主义生产方向上的）“物质理性主义”之最佳合作者呢？二者相反相成地共同决定着人类文明的方向与方式。 （作者于2016-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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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泰山行 -----记“符号学-秋之旅” 李幼蒸 （本文作为“校后记”曾载于《理论符号学导论》第三版，2007，北京）
泰山风光，作者摄于2006，10，23，下午
我于上月12日返京，适逢本书清样印出，在京期间校毕后 ，于11月7日返美前交回编辑部，返美后即续撰此文，以记校稿前后在大陆学术活动中的各种体验及感怀。
如果将跨文化符号学活动戏称作一种“历险”过程，今秋的符号学“历险记”可以两次颇具开创性的符号学论述之发表为标志。（1） 去年在芬兰大会上宣读的论文（收入本书第五编第7章）已在本期国际符号学学会会刊SEMIOTICA（162〔1/4〕）上正式发表。我在此篇中向处于 西 方 理 论 前 沿 的 西方同行宣称：符号学跨学科方向，已导致符号学理论性格的重要改变；符号学跨文化方向，则已导致以中国符号学为主的非西方符号学的正式登 场。（2） 在2006年10月21-22日山东大学召开的“上古史重建的新路向暨《古史辨》第一册出版八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我作为唯一来自美国的与会者所提交的论文“顾颉刚史学和历史符号学”，引起了会议主持者和不少国内中青年与会者的积极关注，《文史哲》编辑部并告知此文将先行在该刊发表。这样，如会议主持者所说，我已将“符号学”成功地带入了 中国古史学研究领域。西方符号学和中国古史学的“融和”，象征着跨学科和跨文化之双维符号学实践的一次重 要拓展。我的符号学论述在中西两大主流学术刊物上的发表，印证了三十年来我在“古-今、中-西、理-事” 三个对极思想维面上所进行的创造性探索（历 险）之阶段性成效。
我 借 用 了罗 兰-巴 尔 特 的 “ 符 号 学 历 险 （ L’aventure） ”一 词 ，此词在这里却 含 有 比 西 方 学术 话 语 中 更显复 杂 的 隐 喻。 除 了 学 术 界 通 常 的 “ 探 索 ”之意外，“ 历 险 ”还 包 含 有 其 直 意部 分， 因 为 符 号 学 研 究 涉 及 到 “ 闯 入 ” 他 人 领 域 而 有 触 犯 领 域 权 威 人 士 利 益 之虞 。 对 于 利 字 当 头 的 学 术 权 威 而 言 ， 这 就 意 味 着实质上的“侵 权”， 随 之 而 来 的 负面效果 可 不 言 而 喻了 。 而“历险”却也可在此学术“碰撞”过程中引生一些积极成果出来。此即谓：学术成就亦得经“历险”而产生也。
此次深秋返国行，是一次实实在在的符号学之旅。四周来的种种学术活动都与符号学相关（当然我也趁机几次重回我在府右街南红门的旧居，感怀三十年前陋室研读时的其情其境）：
～《理论符号学导论》新版出版事宜：相关于符号学和人文科学理论的密切关系 ～《罗兰-巴尔特文集》编辑事宜：涉及文学理论和符号学的内在关系问题 ～商洽《应用符号学丛书》立项、编辑事宜 ～在山东大学国际会议上宣读有关顾颉刚古史学和符号学思想关联的论文：讨论中国史学认识论方向的问题 ～会议期间讨论“历史符号学”学术的研究和出版的可能性（10月21日晚） ～在山东大学会议期间（10月22日晚8点至10点半）与中青年古史学家座谈史学和考古学的理论方向问题 ～代 表 国 际 符 号 学 学 会 执 委 会 ， 洽商2008年举办南京国际文化符号学研讨会事宜：讨论文化发展和跨文化符号学的关系问题（10月25日上午） ～在南京师大外语学院，与中青年教师讲中国符号学和国际符号学互动的意义问题（10月25日下午） ～促成2007年芬兰第9届国际符号学大会中国符号学圆桌会议组办事宜：推动中国符号学和国际符号学的对话事业 ～在上海大学人文学院对研究生讲符号学和人文科学认识论的关系（10月27日上午） ～在上海社科院哲学所与研究人员座谈哲学和符号学理论的关系（10月30日上午） ～在京与多位学者分别讨论各种符号学学术问题（10月13日—11月7日） ～ 返 美 后 就 中 外 符 号 学 学 术 交 流 问 题 ， 与 国 际 符 号 学 学 会 执 委 会 进 行 沟 通 和提出建言
以 上 跨 越 “文 史 哲”三 域 的 符 号 学 活 动 ，均 象 征性 地 体现于以“ 文 史 哲 ”为 名 目 的 研 究 院 和 杂 志 社 所 组 办 的 此 次 研 讨 会 中。 因为四周来的诸多学术活动其实均导源于参加山东大学顾颉刚学术研讨会的决定，而直到临近会期时， 才最后敲定返国计划，并匆 忙 中 订 购机票和日夜赶写出论文。此次深秋符号学之旅的最大收获是甚麽呢？也 许 还不是我所 从 事 的 符号学活动本身，而是我对与 我 交 谈 的 各地众多中青年学者的学养和睿智所获得的深刻印象。在人们广泛抱怨学术风气不佳之时，我却在特定学术对话环境内，直接体验到新一代学人探讨学术真理的热情和能力，并确信：新时期三十年来，中国已出现了不少好学深思之士，其思想能力不仅绝不弱于西方学人，甚至在某些方面有以过之。新时代学术和学人的共同倾向，使他们显然不同于旧时期学术和学人的倾向。这使我对新世纪中国人文科学的发展潜力增加了信心。
细心观察一下会发现，无论就学术还是就学人而言，都存在着两个层面：在职业轨道上组织的常规学术活动和所遵循的俗常方向，以及学人对具体学术问题具有的本能“求真”冲动和自我精神提升的愿望。在适当的对话情境下，后者可以即时勃发，显现出学者细密而执着的思辨力。如果前者受到论资排辈、职业规范的限制而只能“按部就班”进行 ，后者则可从学人的学术良知内萌发出创造性的才思来。我在一个又一个对话情境中体察到的对手方的智慧潜力，使我惊讶和兴奋不已，并为三十年来渐渐形成的民族学术精神之复苏，感到欢欣鼓舞。问题在于，一个人心中的杂多知识和思想如何加以协调贯通和联接。而面对面交谈则頗易于促成个人思想世界自我整合的效果。
一个和学术旧时期形成对比的学术新时期已隐然成形，虽然在不同的时段，新旧因素以不同的比例和搭配方式，导致不同的表现形态 。按照符号学观念，思考的单元应该是小于自然直观对象的各级组成因素。所谓学术新旧时期，不是简单地指确定的时间段、具体的个人、个别的学说或具体的流派，而是指这些学术文化现象中诸自然单元所包含的本质性、能动性、创生性、时代性等构 成性因素。“新”与“旧”是指该因素参与学术创新局势的可能性，并非 均与该因素发生的时间段相联系。于是旧时代产生的， 可能仍然具有“与时更新”的潜力（如孔子仁学），而现代期产生的（如海外新儒学）， 则可能难于参与新世纪人类学术更新事业。当然，就学人而言，时代和年龄也反映着拥有更多新时期因素的可能性，其共同特点是：对新世纪学术思想的敏锐性、渴求性、创造性；以 及 有 效 介 入 新型学术理论思维形态的可能性。于是，这个新旧学术时期的分界线，只能辨证地、相对地、分层地、动态地加 以 划定。
学术思想形态分期的意识， 无疑是人文学术跨学科和跨文化演化的结果。没有跨学科（超 出 学科本位主义）和没有跨文化（超 越 任何一种民族学术传统本位论）观念，当然不会领会此处所说的新旧时期分划说（ 重 要 的 不 再 是 学 术 社 会 学 中 的 诸 实 体， 而 是诸 实 体 中 可 发 挥 能 动 作 用 的 诸 组 成 成 分 〔 有 生 因 素 〕及 其 重 新 搭 配 的 可 能 性 ） 。换言之，学术思想形态分期观念，是与符号学认识论和方法论观念息息相关的。符号学遂成为全球化时代组织新型人文科学的普遍语义学工具。本书展现的符号学理论意涵，遂从作者此次在 中国大 陆 的 符号学之旅的体验中再次得到印证。
是次齐鲁行 ，使我有幸 于 七 十之 龄（ 乘 大 段 缆 车后 ） 登上 泰山之颠 ；俯视群山，抚今思昔，益信仁学思想，必将以其新时期的新学术形态，引领新世纪的人文科学，并以此贡献于全人类。曾 记 近 四 十 年 前 于 大 串 联 时 期 曾 首 次 徒 步 登上 泰 山 。 前 一 晚 抵 泰 安 县 城 时 ， 到 处 是 红 卫 兵 文 宣 队 的 语 录 歌 舞 秀 ， 可 谓 一 派 “ 精 神 大 解 放”气 氛，其情其景，历历在目； 之 后 转 青 岛 乘 船 赴 沪 ， 在 船 舱 群众聚 会 中 ， 亦曾 亲历 “ 大 海 航 行 靠 舵 手 ”的齐唱场面； 而踏 上 上 海 码 头 之 日 ， 恰值 工 人 革 委 会夺 权 之 时，竞也 颇 有一种“ 世 界 大 解 放 ”气 概 。 而 在 宁 波东钱湖 等 待 我 的则是 刚 刚 从 “ 牛 棚 ” 中 解 放 出 来 的（二十年 后曾参 与 本 书 原 版校 订 工 作 的） 妻子 。 而 今 泰 安 市 已 是 高 楼 林 立 ， “ 换 了 人 间 ”。 四 十 年 ， 一 瞬 间 ， 历 史 已 发 生 剧 变 。此 次 齐 鲁 历 史 学 研 讨 会的召开 ，可谓正 其 时 也 。什么是历史，什么又是史学呢？是为叙 ，以纪 此难忘的大陆“ 符号学——秋之旅” 。 李幼蒸 2006，11，11，于旧金山南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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