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李蒸先生的仁者精神与我的独立治学方向 （兰州西北师大《师大往事》书面采访稿原文）
李幼蒸
【作者按】本月初，本人受邀参加了西北师范大学“李蒸经典诠释研究中心”第三次研讨会（2016年5月4日）并对西北师大文科同学进行了题为“人文科学的跨学科研究方向的意义”的讲演（2016年5月5日）。期间接受了西北师大《师大往事》栏目的采访。题为“父子师大情”的该采访由直接采访（2016年5月3日下午）和书面采访组成。本文即为根据后者提出的四个问题范围所写。文稿的起因源于采访者的倡议，而文稿的完成却成为一次简述个人毕生学行的机会。文中的问题为原采访者所拟，而题下的回答内容则不免为本人之“借题发挥”。无他，意在简略的叙述中（原书面采访文设有文字限制）也纳入作者个人对今日西学理论研究性质的看法。所谈及的观察和判断，自然不同于两岸四地受过西方体制内训练的某些西学理论留学生们的看法。
【采访邀稿原文补言】本文撰成后经西北师大郑绍婷老师初步编辑后的文稿，曾试发于其他网站。后知此编辑后文稿可能刊发于《西北师大学报》，故本人网本未予贴发。后因未获进一步消息，推测发表几率不大，故现在亦上传本网，以供了解。（2016-9-9）
父亲李蒸先生于上世纪二十年代赴美留学并取得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博士回国后，本着教育救国理念，曾经长期致力于中国师范教育事业。由于历史巨变，其所献身的中国教育事业，最后于抗日战争结束前夕，突然结束于其所参与创建的兰州十里店西北师范学院。该院校址也即为今日西北师范大学校址的一部分。我于1936年11月生于北平，1942年随家庭迁至十里店时才开始上师院附小一年级，等到我随家庭又于1945年离开十里店前往重庆时，前后四年期间恰为我开始懂事和有记忆的时期，所以一直以来我均将“兰州十里店”视为我自己生命初始地的名称。由于年长关系，和现在西北师大师生相比，我也许是少数曾经“亲历过”十里店学校早期简陋原貌和荒芜周边环境者之一，虽然那时作为初小学生的我所能记忆到的只是教师土房宿舍后面的大片枣树林和宿舍前方的黄河边景象而已。我出生后半年多抗日战争爆发，其后八年间随家庭辗转四方；孰料这颠沛流离的八年，也正是父亲在艰困条件下为中国教育事业努力奉公、恪尽职守、以至达于其毕生教育事业高峰的时期，并最终在偏僻的大西北播下了这颗高等师范教育的种子——创建了西北师范学院。西北师院创建于抗战时期，此一看似平凡的事件富有多重象征性的重要意义：不仅是指将当时国内首屈一指的北平高等师范资源移植于西北，拓展了现代化高等师范教育西渐事业，而且是在国难当头之际提供了师大和师院知识分子们焕发其高昂爱国志气和在危难时代为延续民族教育事业而刻苦奋斗的历史机遇。西北师院的历史形象，也就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在民族危机年代为教育救国事业而英勇献身的形象。由于举国战略转移的需要，学校从当时的中国教育中心北平转移到了边远的兰州，因缘际会，北平师大最终蜕变成了西北师院， 学校的实际规模变小了，然而其高等师范教育理念的精神却在黄河边的新址上获得了空前的升扬。
三十年代初，在李石曾先生推荐下，父亲接掌了时当师范教育体制不稳、学潮不时频发的北平师大，不几年间将师大成功地重新加以整顿，并使其成为故都名校之一。不料好景不长，日寇全面侵华战争正是爆发于北平郊县。在不甘作亡国奴和坚持教育救国理想的信念下，作为北平师大校长的父亲与学校大多数老师和部分学生，义无反顾地离开了物质条件优越的北平，辗转到了大后方西北，并一度与其他平津迁至的学校组成了“西北联大”，后者成为与“西南联大”堪称战时双壁的另一临时高校联合体。其后，北平师大在城固基本完成了其原有的教学任务后，鉴于长期抗战局势的需要，进而实行了一次中国教育发展战略上的重大决定：以北平师大老师为主干力量，在兰州创建了一个新的高等师范教育基地。西北师院就这样于抗战时期诞生了。
几十年来在大陆和台湾我曾遇到多位西北师院校友，他们对于战时西北师院时期的艰苦奋斗生活都充满着怀念和敬重。学校物质生活的艰困恰恰与学校精神生活的昂扬形成鲜明的对照。那么，西北师院精神的伟大意义是什么呢？我在最近出版的献予家父的论文集《结构与意义》中指出：此一伟大精神的意义即是在国难当头、国将不国的危机时代，中国知识分子自觉挺身而出、不畏艰难困苦、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之延续而奋斗的一种自我牺牲精神。武装抗敌是一种民族生存斗争，延续文化教育生命同样是一种民族生存斗争。父亲与和他一同坚持奋斗的学校师生们亲身参与了这一文教兴国事业。所谓“教育救国精神”岂非正是在敌人铁蹄不停进逼下勃发的一种勇赴时艰的读书人精神！这也就是中华民族的仁学精神。父亲在美留学期间自然不曾料到其未来的教育救国理想最终竟然在如此条件下以如此方式来践行。不过，也正是在此危机的大时代才出现了这一升扬出读书人精神高度的历史条件：中华文明精神永远都是在危难艰困条件激发下发扬的！父亲去世四十年了，其一生对于中国教育事业的最重要的贡献，可以说正是在这抗战八年中完成的，而其最终的“结晶”也就是凝聚于战时建立在荒芜之地十里店上的西北师院！从现代史的宏观角度回顾，西北师院岂非正当以其当时艰苦条件为荣，西北师院岂非正当以其奋发向上精神为傲！西北师院的“遗产”当然是精神性的，是理想性的。
所谓教育救国，其中最为基本的部分就是师范教育救国。为什么？一个国家和民族的进步就是知识的进步和品德的提升，二者都是特别指向青少年的。中学时代尤其是树立人格、完成认知的人生基础阶段，其引导者岂非正是千千万万受过正规现代高等师范教育的老师们？人的成长基础形成于二十岁前，而非形成于二十岁后。中学阶段才是人生观养成的关键时期。我们由此可见高等师范教育事业的无比重要意义。抗战开始之时，现代中国刚刚成立二十几年，中国由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刚刚进入现代时期。从现代知识教育角度看，可谓一切正在开始。虽然民国最初二三十年才俊辈出，但那是就中国当时的国情而言的，其文科方面的成就大体仍属于“国故整理”范围而已。不过，传统思想虽然在现代知识领域落后多多，但在私人品德操守培育方面却留下了永恒的精神资源。我愿将此精神遗产称之为一种传统的“仁学精神”，即一种朝向仁义、爱憎分明、遇挫愈勇的传统“士精神”。抗战时期大批中国知识分子所焕发出的奋斗精神之民族性根源正在于此。在此意义上，西北师院，以及在先的西北联大，其校风所体现的这种仁者精神尤为突出，因为正是大西北的更为艰困条件下蕴育了学校师生们普遍怀有的这种智性的义勇精神。作为美国留学生，作为时在故都教育界曾经意气风发的一名大学校长，父亲于民族危机和艰困考验到来时，能够当机立断，毅然决然地面对时代艰巨的挑战，领导着北平师大师生长年“转战于”大西北地区，并最终将此种教育事业精神与实践落实于兰州西北师院。我愿将此人生际遇解释为父亲一生最高的“历史幸运”：历史为他提供了一个于民族危机时代能够以身作则、领导学校奋发图强的机会；提供了他一个为学校师生竭诚服务并在西北地区开拓师范教育前程的契机。纵观历史，并非每个人都获有于民族危机时期为国家献身的机会。作为传统的“读书人”，父亲自然从不会把个人的享乐与名利放在心上，而是在命运考验到来之时，能够立即抛弃西方教育中以为当然的个人主义而回归于中华传统仁者精神。不言而喻，在那个大时代中，千千万万知识分子都曾表现出同样的为正义事业献身的自我牺牲精神。我认为，父亲参与创发的西北师院的朴实刻苦校风与怀抱的教育兴国理想，才是西北师院留给其后在同一地址上（已十数倍扩大了的）今日西北师大的最高精神遗产。
容我坦言，在全球化急功近利现时代，国内外各地学校与师生们不少都陷于彼此争比优劣的风潮中。技能与学问成了个人与单位间互比高低的手段。民国最初三十年属于文教与学术现代化初起时期，从世界的角度看，那时中国学术的平均水准尚低，今人不必盲目拔高当时的学术水平并借其竟比 “高下”。这样的竟比成就的习惯反而易于使人忽略了那时体现在个人人格与学校风气方面的更为重要的精神价值。今日学人首先应该“互比”的是人格与精神，后者也正是“才艺”产生的根源和标准之所在。特别是考虑到战时艰困的物质条件，人们如何能够期盼那时会普遍出现高端的学术成果呢？然而在如今应试教育环境下，“才艺”大小不仅成为了青少年的人生目标，而且成为了人际间“争强斗胜”的工具，其负面效果恰恰表现为人们对于人格和精神培育的疏忽上。如果按此才艺标准衡量，那时的师范教育自然有其时代的局限性，因为师范教育是针对成长期的广大青少年的，所谓“教育兴国理念”自然也是针对全体国民素质提升而言的。然而此种功利主义标准岂非正是导致人们进入价值误区的原因？而在中华传统文明特有的人格教育和精神教育激发下，当物质条件具备后，什么样的“才艺”不会由之而自然产生呢？而如果缺失了人格教育和精神修养，就人文学术而言，可以断定，根本不可能产生真正杰出的“人文才艺”。我想这就是家父李蒸先生及其同仁留给西北师院的一份可贵的精神遗产吧！所谓西北师院的可贵遗产，首先应是指其朝向民族现代知识教育提升的精神理想和为此理想献身的读书人的精神气度。文明的第一价值是精神的而非物质的。
从1959年起到1975年父亲去世止，我与父亲朝夕相处十余年。父亲性格与我不同，行实而少言，其“正直”品格却成为我毕生受益无穷的一种言传身教。品格的正直，自然引生对真理探求的执着。此一人格影响遂使我能将“择善固执”的故训实实在在地贯彻于毕生学术思想追求的过程之中，而可不被国内外任何功利主义的诱因所撼动。当我被党内老干部哲学家杜任之先生于1978年拔擢于府右街旁胡同而一步踏入了当时中国最高学府中国社科院哲学所时，我即注意到一个事实：由于我比当时国内文科同仁们多读了近二十年的有关现代西方理论思想的书籍，我的课题选择与主观研究条件与当时耽误了学业几十年的学界名流们的情况可谓相当不同了。另外，由于几十年来两岸四地大多数文科留学生都来自美国，改革开放时期一般的求知倾向自然也是以美国文科理论为主要兴趣方向的。然而在我的独立研究历史中早已完成的认知是：罗素超过杜威，胡塞尔超过罗素，新康德主义超过实用主义，理性主义超过一切非理性主义，理性主义不等于哲学教条，人文科学不同于社会科学，也不同于自然科学方向的哲学，最后，西方哲学传统不再能够成为人类人文科学的“理论基础”了。由于二十年来多种外语的准备，当“北图”从毁灭文化的十年灾害中重新开放后，我遂可于半年左右的时间在北图内大致掌握到“文革十年”期间西方理论思想主流的新发展并判断出其轻重缓急的态势。这样，父亲默默间对我的长期自学支持，使我在体制外独立形成的的知识准备和求知条件，遂可不同于当时“两岸四地”任何其他华裔人文理论学者的观点和方向【他们中间的各种“权威”也就自然视我为非属科班出身的“非我族类”。结果，几十年来成为我治学生涯中阻碍的，并非是旧时期那类政治性干扰，反而是一些知识分子同行们。因为他们都曾受过“文革”洗礼，深受了文革习气之熏染，结党营私，党同伐异已成为其群体化习性】。这样，我遂在胡塞尔现象学，利科解释学，列维斯特劳斯和罗兰巴尔特结构主义，勒高夫新历史理论、麦茨电影理论以及广义符号学运动等诸多人文理论领域，率先推出了当时两岸四地人文学界尚不熟悉的当代西方跨学科人文理论的新思想。然而，正是由于父亲为我创造的无师自通环境，也导致我的独立思想方向大不同于西方留学生们在其西方导师引导下形成的思想方向，不幸，这种差异性（彼此研究同一对象却观点与立场不同）竟然导致各地一些文科西方留学生们对我进行了或明或暗的抵制与排挤态度。渐渐地我才明白，这样的相互对立态度实乃必然的结果：因为他们必然要以其西方导师的方向为方向，而我的独立研究方向最终却正是要针对其西方导师们进行批评的。也就是：第一，要向西方权威学者学习其所创立的新知新学，而第二，则必须对此类新知新学进行批评性解读，并进而纠正之，补充之。（这也是我在前次“西北师大中心研讨会”上发表的观点）不言而喻，今日世界哲学人文科学的主流在西方，其形成的学术精神势力实乃学界职场中的庞然大物，于是在我其后几十年的独立研究历程中，一方面要与极不友善的两岸四地文科理论留学生派系们周旋，另一方面更要与“难以撼动”的西方主流人文理论主流周旋。作为失去任何国内外组织支持的独立学人，却能长期周旋于国际符号学、现象学、解释学、汉学界，不能不说是个人经历中的一种幸运：因为不断偶然出现的客观条件，使我以独立学者身份仍可有效地直面世界人文理论势力的挑战。一个最近的“实务象征”是：在2014年索菲亚国际符号学大会的《国际杰出符号学家论集》中的28位作者中，我是被大会选入文集中的唯一一位非欧美学者。而我的该文主旨却正是直接批评国际符号学主流理论大方向的（该文并曾立即先发于《国际符号学会刊》上）。“德不孤必有邻”，即使在功利主义主导的西方学界，仍然存在着极少数有识之士和正直人士，他们往往会在阻碍重重的西方学界不时为我敞开了一扇扇逆势而进的窄门。又如我在担任国际符号学学会副会长十年间所完成的促进中西人文理论前沿交流的各种国内外活动，如我未曾参加2004年里昂国际符号学大会并当选为副会长的话，则均不可能发生了。而时当周游海外、孤立无援之际，尽管我已为国内举办国际符号学会议做出了贡献，那时竟然不可能从最高学府获得区区几千元的路费以支持我参加该里昂大会。正当我已准备放弃参加大会之际，决孤注一掷而再次“求救”于早已退居田园的列维斯特劳斯，对其说明了我参加里昂大会所可能具有的国际学术交流的效用，以及为什么我不可能获得国内学界机构的任何资助的事实，虽然我的一切独立学术活动最终都是有利于中国人文科学发展的。不想时近百岁的这位法国第一著名理论家再次为我向巴黎人文之家基金会进行了推荐，使我再次获得了访问法国一个月的资助，也就使我获得了趁机参加里昂大会的条件。顺便指出，在我于新时期率先引入的无论是现代德国派还是当代法国派理论领域中，来自“文革”时代的两国留学生集团中的一些人，均不约而同地采取了在国内外对我进行排挤和破坏的态度，甚至于视我为其“天敌”。这就是新时期学界的一种“国情”。他们本来应该是我的“同道”，结果却成为既要参照我的率先知识引介又要同时对我加以压制与排斥的、“后文革时代的”西学理论“精英”们！成长于打砸抢和惟己为尊的文革时代，这一代精英们多的是只有利害观而没有是非观，他们从不对自身言行进行反省，而是孜孜于个人名利权的争夺。如今正是他们在联合着西方功利主义国际学术势力，企图将学术理论事业当成个人及集团谋求名利权的手段。他们所积极营建的国内外西学理论山头，自然也就成为我们复兴中华仁学事业的顽固阻碍者。他们所共同嫉恨者，正是当前中国学界具有独立创新能力的学者，因为后者必然以首先摆脱西学理论权威的思想垄断为中国学术实践之目的，而此等本身有待改造的西学理论垄断势力却正是中国急功近利的西学理论集团们要加以持久依仗以拓广其国内垄断基地的势力根源！
事情的复杂性尚不止此。由于德国和法国基金会九十年代为我提供的长期独立研究资助，这使我有机会对于当前西方主流理论进行了深入认知和批评。此一朝向批评西方主流理论的过程，也恰是发生于我的学术规划的另一半——中华文明传统人本主义伦理学重建（即新仁学伦理学重建）——课题开始的时期。我对当代西方主流人文理论的批评态度其实是与我对中国传统思想现代化解释工作同时形成的：对西方主流思想理论（以与在国际学界根本不占地位的西方汉学理论相比）的批评性理解，正是对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现代化解释的一币之两面。不要忘记: 什么叫“全球化”？“全球化”不仅涉及科技工商事业，也必然涉及文史哲宗艺事业。即二十一世纪人类文明发展到了必须从全体人类角度同时处理物质建设和精神建设的时候；也就是，人文科学也到了必须从全体人类文明角度加以统一处理的时代。我并惊异地发现：这样的现代化学术观竟然既与两千年前孔子创建的人本主义伦理学精神一致，也与一百多年前马克思提出的人类整体伦理价值观一致。当今日自然科学、工商技术已然全球一体化时代，人类的智慧可能听任各国不同的伦理价值信仰各行其是以致于导致彼此长期冲突直至最终相互毁灭吗？（这是我在六十年代初在北图学德文期间试读雅斯贝尔斯关于核武时代人类共同命运的巨著时即深切体会到的人类生存之危机：时当核武恐怖平衡时代，稍有不慎，人类可能毁灭自身！）更为令我这位开始专注于现代西方理论的独立学者后来吃惊的是：原来克服今日人类文明冲突的危机之密钥正是存在于中华文明中潜存了几千年的仁学人本主义伦理学思想中。然而要想掌握这个“密钥”又必须首先完成两个学术现代化任务：对于当代西方理论进行的现代化改造任务和对于中国传统思想进行的现代化改造任务。这样将西方理论的改造和中国传统思想的改造冶为一炉的设想，正是我几十年来参与推动国际符号学运动“全球化”（实为克服西方学术中心主义）的动机所在。最终象征性地体现在2012南京国际符号学大会的思想主旨，即在于陈示以下三种学术改造的必要性：1）西方符号学主流必须深化其现代西方哲学修养，而不能流于仅由语言文学界主导的那种理论话语形式化游戏；2）西方哲学人文科学界必须克服几千年来的哲学中心主义而朝向跨学科的人文理论方向探索；3）西方人文科学理论主流必须关注中华伦理精神文明（而非儒教帝王专制意识形态）中潜存的伟大思想资源——中华现世人本主义伦理学方向，并将其有机融入以西方人文科学理论为主的人类人文科学整体重建的世纪性伟大任务之中（西方汉学既无语言条件也无理论知识条件为此）。简言之，中华精神文明提供的现世人本主义伦理学的价值学方向性与西方精神文明提供的科学逻辑知识性，二者应该密切结合以作为二十一世纪人类文明推进这一首要精神建设任务的实践学框架。此一全球化时代第一重要的人类文明建设任务，其实正是今日唯物质主义时代人类普遍忽略了的一种精神性任务：关于人类精神生命真实形态和方向的理性主义探讨；其具体实践应成为人类人文科学理论理性化重建的一项最伟大的文明世界之使命。人类文明的最高价值是精神而非物质！这正是孔子和马克思所共同持有的一种基本价值观。
我岂不知，这是一种多么不合时宜的学术呼吁呢？当全世界各地都在消减人文科学及文教的预算和规模时，当人文学术日益变成商业化时代之“文化附庸”并蜕化为无所事事的玩赏化职业时！如果我也是在西方文教体制培育下的众多中国留学生之一的话，我可能产生这类批评性的独立思想观念吗？正是家父自“反右运动”以来为我提供的独一无二独立治学条件，使我得以成为真实体践先秦故训“学为己”之教者，此即终生为之不倦的“学所当学，求所当求，言所当言”。这就是我于改革开放新时期起以及其后长期居留西方时得以免除“时代痼疾”——崇洋媚外——的根本原因。如果按照通常的“学术成就”标准来看，我其实一无所“成”，因为我没有获得过国内外体制内加予的荣誉封号，自然也没有达到过（根本未曾追求过）学界等级化制度内的学术标准（通常所说的“学术成就”是指在准西方职场制度规范内加以认可的标准化作品，而我的人文科学认识论和实践论探索正是要对此职场制度本身进行批评性检讨的）。正是在彻底摆脱了国内外体制内的各种“利诱”后，我才得以完成独立的宏观认知：对于人类人文科学跨学科、跨文化、理论化革新改造大方向的认知。既然持“学为己”治学观，学界社会加予的“公认成就”自然也非我所看重的成就。（这也是我最瞧不起黑格尔庸俗人生观和西方实用主义名利人生观之处：“学为己”是与今日“社会承认”与“国际认可”在根据与方向上根本不同的一种仁学人生观。）
这个问题有两个不同的回应角度。如果按照现行体制内标准，我本人不在体制内自然没有资格在此“说三道四”；如果可以超越现行体制内规范扩大讨论，我则可将相关意见简述如下。由于物质条件的限制，我们可以理解今日学界将学校和机构分为三六九等的做法是为了集中有限资源以进行重点支持。在此情况下，对于依存于物质资源的科技工商教育而言，自然会导致不同的教育成果和学术水平，在此情况下，师范院校的相应学术的发展也就不免受到结构性限制。但是，对于人文科学的教育而言，情况则大不一样，因为文科教育的过程百分之90基于个人对中外经典读物的研读和对之进行的积极思考。在全球化和互联网的今日，读物来源已经基本上可以解决。从技术上说，几十年前的文科留学的意义和今日文科留学的意义已经发生了本质性的改变。我可以断言：关于西方人文科学理论的研习，国内环境与西方环境之间的差异不仅已经大为缩小，而且甚至于可以预测：在国内环境下的西学理论研究成绩可绝不低于（甚至于实质上高于）在西方学界进行的研究。因为人的人文理论知识的获得，百分之九十靠的是个人的主观努力，而绝非什么“名师指导”！后者往往是急功近利者用来忽悠学界的工具！那些动辄说什么“师从xxx大师”的人，往往是借该西方名号进行国内忽悠之辈！我们切不可为其糊弄。与自然科学的学习不同，人文理论的学习基本上来自个人志向的确立与勤奋习惯的养成。
至于余下的问题，一是师生治学人生观树立的问题，一是处理治学和职业规划关系的问题。人文学界存在着以成为合格教师为目标的大多数人和以成为专深学者和理论家为其志向的少数人，二者均可在现有体制内条件下达成各自的目标。为此，首先必须克服来自封建主义传统的等级观念遗毒，学人如不体悟和遵行“学为己”之教，而是习惯于按照外在加予的等级身份和地位来被动行事和规划自身前途的话，自然无所作为。古代于穷乡僻壤间读书人尚且可以学问大有所成，何况全球化时代物质条件普遍提高的今日？因此学人当然不必自我矮化，自行听任地域、级别、职称等外在条件的限制而怯于自觉朝向于高远目标（为什么五四时代读书人可纷纷成为杰出学者呢？此因曾经读古书而自幼立有大志的他们，均能因此而自动奋发图强，怀有远大目标，故其成果亦可大于今日）。所以我在此次西北师大讲演中不时强调人文学者的第一要义即是“立志”。立志也正是孔孟仁学的第一要义。有了个人朝向真善美正向价值观的志向之确立，其余的进展就仅只是技术性智慧的选择问题了。
今日西北师大不必热衷于迎合时潮，如仅以对校史资源的怀念或以提升学校历史形象的目的为足，而是应该从战时形成的特殊“西北师院精神”中汲取生存态度和治学精神上的养分。时当筚路蓝缕时期，西北师院的精神价值并非显著体现于导师们的学术成就实际方面（那样的话，我们恰在自我限制了学术眼光和进行了自我“矮化”。因为当时国内外高于师院学术水平者比比皆是），而是体现在学院师生在艰苦条件下形成的昂扬心志和伟大理想方面。当时由故都播迁兰州的老师们岂能不知，在时代物质条件的限制下其治学成就必然受到的客观的限制？而师院师生的学行努力和朝向未来的理想精神本身，才是西北师院最重要的“精神遗产”。这样的精神遗产岂非正可以与几十年后当物质条件具备后所可能朝向的全新学术实践结合起来？历史精神遗产可以作为日后学人的动力和方向，而其现实具体实践必然须结合新时期的新情况和新条件来创造性地加以发展。换言之，我们今天应该将西北师院师生们的战时奋斗精神和理想朝向，转化为在同一校址上的今日西北师大师生在学术理论实践上的一种精神促动力。作为西北师院院长之子，以及作为西北师院附小的首届学生，我自然更加期待今日西北师大师生能够延续中华精神文明的伟大传统，勇于介入今日国内外人文科学现代化改进的时代任务之中。这也正是我们成立“李蒸经典诠释研究中心”所朝向的长远目标之一。
对此问题，我已发表过大量论述，有兴趣者可参阅。自然，我所提供的认知仅只是“一家之言”。在我参加的本中心以往三次研讨会中我已经大体勾勒出本人关于人文科学发展的想法。应该承认，这些想法与国内外学术主流的想法有所差异。因为本人在体制外独特的自学历史使我首先形成了与当前西方主流学术方向不一致的看法，也就是使我首先与西方人文理论主流界、与西方汉学界、与自以为作为战前民国学术传承者的台湾中研院人文学界等，具有着相当不同的学术视野和理论立场。因此我一再提醒，我们必须首先不囿于各种现当代西方及准西方人文学术主流窠臼；因为他们具有的自以为是站在人类精神文明最前沿的意识，其实含有严重的误导性偏见。而急功近利、趋炎附势的治学态度，则最易使我们陷入其轨则而甘愿成为其被动跟随者，从而使得中华精神文明可能结构性地仅蜕化为西方精神文明的盲目效法者。那么如何打破这一复杂的学术偏见的制约呢？为此我们正可诉诸中华精神文明的真正体现者——仁学伦理学传统。今日所要面对的不仅是伦理学的认知问题，更是伦理学的践行问题。因为全球人文理论界都已陷于伦理学价值观混乱和失去主观能动力的时代！我们提倡的以“阳明心学与宗羲史学”为标榜的“新心学”，正是要把认知学和动机学（古代语言中的尊德性和道问学）结合起来，以促动学人提升及完善其立志发心的心学资质。这样的观念，在今日西方学界无疑仅被视为“水中月镜中花”，而对于中华精神传统而言，却具有着其充分可行性之明证。自然这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是一个需要几代人集体促成的历史发展过程。而正是中华仁学启示我们：所谓“尽其在我”所指者为思想与实践之“方向”，而非指其具体的“成就”；“谋事在人”所指者为学行方向之正确性，而非特指某项具体成果之完成，此也正为扩大意义上的“成仁取义”之确义所在。孔子之所以会说“君子无入而不自得”也即在于指出，此一“察其所安”者正是在于指称心志朝向之正确性而已。然而也正是非功利主义的仁学伦理学，方可提出无所不学之至大至公的学术方向，我们中华文明的读书人遂可于全球化新时代领悟到：对于人类精神文明的重新审视和人文科学的重建，都需集合人类一切文明的知识成果，对其进行全面综合的理性重建。而按照学理本身，而非按照傲慢的民族主义或血缘主义，我们又恰恰发现正是我们中华古老文明，于此人类空前复杂艰困时代，显露出了其于人类历史上唯一存在的现世人本主义伦理学智慧观。此一中华历史智慧观正足以与各种现代科学事业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有望成为解决人类历史在其当前唯物质主义方向中所面对的有关人类文明方向问题的挑战。今日人类精神文明的问题，其核心就是彻底理性化的人文科学理论现代化问题；这也是人类文明中的所谓“软实力”的核心部分。我们中华文明读书人的后代，正应当仁不让地勇于承担此一伟大的时代重任！ *** *** *** 【余论】
以上所言，在我而言可谓如实之陈述，而在学界同仁而言，可能不仅不予采信并进而难以理解。对于这一学术认知分歧本身，我的理解是：学界同仁受教于国内外体制内，自然以国内外职场内之共识为其理解基础，此共识根深蒂固于当前西方学术主流、当前西方汉学以及当前国学职场功利主义之内，以及深嵌于当代中国人文学术的特殊历史之中。如我屡次不揣冒昧地指出的：为什么大家从来不愿意反省一个基本历史事实：当近四十年前新时期开始之时出现的所谓“精英人士”，都是刚从文化上“一穷二白”的文化大革命时期长大成人的一代。在当时的条件下，人文学界可能一蹴而就地纷纷成为各界之“精英”吗？（正是各界功利主义在有意拔高其成就以形成集体性人文学术成就之泡沫化鼓吹）而在职场制度性规范中逐渐形成的各种等级身份“头衔”能够反映其真实学术造诣吗？质言之，仅只靠着速成的外语和古文而积极大量地（哪怕是近乎忠实地）迻录古今中外“大师”言论的工作所自然取得的职场“功名”，能够看作是中国学界已然突飞猛进地具备了高端学术成就了吗？（将古今中外“他人”的言论视之为自身完成的思想成就，这岂非相当于一种集体性的阿Q行为？）重要的是，在此浮躁虚华的学术功利主义精神促导下，人们还能够、还愿意正视自身在新时期的心态、知识、学术之真际吗？（即使对于那些积极追求新知新学新理者，也大多关注于对其自身功业的提升有关的资讯上，而非关注于知识真相之本身。求利而不求真的风习，才是今日人文学者难以实质性自我提升的根本原因）在此今日只重“出版物及其内容”（何况这个“内容”主要是来自古人的或西人的，并非来自“迻录者”自身的！）的功利主义学术环境内，学人还有正确的心态和自知之明来权衡时代学术的现状和未来发展吗？文化和学术的“买办式成就”，是一国真实的学术成就吗？更可怕的是，如本人一再指出的，此一学术局面及倾向将结构性地导致中华精神文明成为世界上的“二等公民”，因为“留学生”逻辑上永远低于其西方导师；而关键还在于，由于受到功利主义驱动，他们必然要永远“拉大旗作虎皮”，借助西方导师的“思想势力”来拓广其国内学界的“亚势力”！如果正是践行着以学术求名利的功利主义人生观与治学观，人文学者不仅不能够走向健康的治学道路而且难以正视自身长短之实际，因此也就难以正视上述基本学术背景：其核心部分即为灾难性的、彻底失学的“文革十年”。无论是个人还是集体，不敢正视自身知识上的先天缺欠，也就必然欠缺朝向正确方向自我知识更新的诚意和勇气（试看八十年代那些朝向西方理论冲锋陷阵的“精英们”，他们无不以追求名利权为其唯一目标，何曾有一人对自身文革失学实况进行诚实的反省？）。而这样的负面治学倾向却不幸恰恰符合于、受到鼓励于今日全球化时代盛行的普遍急功近利人生观。最后，容我趁此再次重复多次谈及的观点：读者对于学术现实的宏观分析，应该超越与自身眼前功利主义需要相关的立场，以期客观理性地把握那些与人类学术整体命运相关的客观问题，而不是处处只能看重那些有助于自身眼前蝇头小利的言论。为什么今日人文学界难以进步？正是因为我们如此多人都失去了古人“以天下为己任”的胸怀而变得如此之“实际”、“世俗”和“功利”，以至于身为知识分子却丧失了对于学术真理大是大非问题的兴趣。此一事实自然也不可苛责，因为其原因正在于我们以往的长期失学和失教历史，而今日又纷纷陷入于全球商业化时代的那种唯利是图的商人化人生观。以至于今日的“青年导师”责任不再是由人文理论思想家来承担，而是改由科技工商界的“成功人士”来承担了。后者教导人们的正是如何有效地获取物利追求上的“成功”。如果此非“庸俗”，还有何者可谓“庸俗”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