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个人国内学术经历之回顾

                             李幼蒸

【前注】

在准备将个人未正式出版的论文及网文辑入五卷本电子文集时（《李幼蒸学术文稿》，计含：1. 新世纪学理批评，2.符号学未来方向，3.仁学伦理学，4.中西游学纪实，5. 阳明心学与现代理论），接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来信，邀请作者在庆祝该社65周年时写一篇纪念文，文章或可刊于《中华读书报》的某专栏。非常巧合，我的上述电子文集中的文章与我在人大出版社正式出版的文章都写于本世纪一二十年，颇多感想，兴之所之，信笔写下了如下文章。不过自知文风未必符合目前出版习惯，故请编辑部可通过合理删削后使用。但原稿仍可贴于个人网站，以表达我本人对本世纪以来幸遇人大出版社从而解决了二十多年来在旧金山湾区独立治学期间的困难出版问题。此一时期也恰是互联网通行全球之际。线上线下共同提供的及时发表独立学人思考与研究心得的客观条件，是直接相关于独立学术实践之顺利展开的。趁此回顾本世纪学行遭遇之际，意犹未尽，遂不免有违己言地连带撰写了另一篇相关联的评论，拟稍后另发。【202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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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我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交往14年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成立65周年庆祝之际，我作为出版社著译者，获邀撰写一篇纪念文字。欣然从命之余想到这岂非也是就此晚年学术生涯中一桩幸事抒发感念的机会。在长达14年的业务联系中，我在社里一共出版了大小28种人文理论性著译书，总共31册（已占本人四十年来全部出版物总数的大约三分之二了）。我在与国外朋友们谈及学术出版情况时，当他们了解了人大出版社的学术地位后，不免惊讶道：“依你的处境（因世界人文学术界是一个等级分明的职场社会，地位决定着学者命运）如何会有此种出版上的好运呢？”在国外，学术理论书籍的出版，如无地位名望或基金资助也会是相当困难的，此因人文学术理论书籍的出版工作是无利可图的。作者与人大出版社素无渊源，彼此竟可本“君子之交、以文会友”之义，在一个一切向钱看的时代里，结成了长久的学术合作关系。

上世纪末定居加州矽谷以来，一晃已经在此“人文沙漠”地区（此地只有二事：科技与理财）度过了闭门读书著译生涯的二十余年。所居“活动房屋”足以沿壁墙陈列近万册中外图书，颇欲效法昔贤王应麟先生，于此“百余年前牛仔故地”即以专意读写度此余生。（据传先生因矢志著述而可长达二十年间“不下楼”。文革期间探亲宁波东钱湖时读其《困学纪闻》，深为浙东学人节操所动，遂复坚“人生当如是”之志！）然而现代学术世界较中国古代复杂艰难何止千百倍。与古贤耕耘故籍、诗书自娱度日不同，今日人文学理实践概须面对古与今、中与外、欧与美、德与法、哲学与理论、科学与文史等诸认识论张力空间内的多方交汇思考，为此必因对峙于国际学界职场专业制度化的制约而举步维艰。虽有不求闻达于世之志，如无资金与机构奥援，又如何在全球制度化时代能够有效表达独立学人之所思所想呢？显而易见，学术出版条件今日实乃践行独立治学计划的必需环节。

2000年底在去国13年后首次返京，不久后得悉自1977年底向其交付《结构主义》译稿以来维持了二十余年联系的商务印书馆进行了改组，我的几项著译合同也陆续终止。我的译作《野性的思维》被推荐给了素无联系的人大出版社。不久后人大出版社告知该社将再版我译《野性的思维》, 并将其收入计划中的《列维斯特劳斯文集》系列内。我于是趁2004年回京参加会议之便首次拜访了人大出版社。出版社领导与编辑部同仁之坦诚友好态度，令我信心陡增，甚或对出版界有了耳目一新之感。对于曾经有过国内外甚多次出版麻烦、并因于国内外提倡跨学科、跨文化学术革新而与由学科专家们主导的学术主流时生摩擦的我来说，不料就这样轻易地解决了晚年治学期间的出版问题。十几年来我在人大出版社的著译出版物大致分为三大片：1）中国伦理学原型分析和传统学术意识形态研究（大致涉及资料辨伪学，经学解释学，仁学伦理心学），2）参与了两套出版社组织的法国人类学结构主义（列维斯特劳斯）和文学符号学（罗兰巴尔特）的理论名著丛书的翻译和总序撰写工作，3）以及自行编选、翻译的前后11部胡塞尔现象学译作。后一部分值得特别提及，因为它最终圆满了我自60年代初发现了胡塞尔哲学后即视之为毕生研究和译介目标之一的心愿。

矢志向学的60年来，我始终认为中国的人文学术的现代化发展，既须继承民国期间现代化初期的学术成就，更须深研现代西方主流人文学理，以便在人类学术全体成就基础上拓广视野，规划长远。然而在旅德九年后已获有一种与欧美文科留学生们、以及与民国以来学界前辈们完全不同的人文学术观点。此即认为：在深研现代人文学理的同时，必须采取一种批评的反思态度，对人类人文理论遗产须根据新知新学新理进行独立的重估，既不能重蹈学术民族保守主义而固步自封，也不能被动沿袭西方主流学术方向而亦步亦趋。为了对于人类传统人文知识理论进行解剖、分析、重组，特别应该关注符号学-解释学的认识论革新方法论（目的在于首先辨析文史哲学术话语特有的含混语义）。这样，在努力掌握当代西方人文理论的技术性价值的同时，也应该在思想性层面上对之予以批评性检视，以便进一步蠡清其隐含的真伪善恶之涵义。然而，我对国际经典研究应采取“学理技术性”与“价值批评性”二分法的主张，自然不为当前已然全部职场制度化与市场竞争化的国际主流理论界所接受。因为这样的一种在国际主流之外独立形成的“批评认识论与独立价值观”，不免会触及主流学科、学派、名家等的学界等级地位和名利得失。在今日世界全面功利主义化的人文学界生态里，“求真原则”逻辑上必然对立于“求利原则”。长年游学于国外人文学界，渐渐清楚地意识到此两种治学观的对立是多么严重，遂意识到以学谋利的人文学术生态，早已将传统上的“以学求真”方向，大面积地变成了如何通过“运作真理话语”方式来达到“以学求利”目的（其伎俩之一即通过“党同伐异”组织来掌控学派相关学术思想的发表和流通）。人文学术话语不过成了如何在学术市场上“制作”流通价值的“手艺学”。（简言之，古人有求真之心而乏求真之术，今人有求真之术而失求真之心）在与国际同行坦率指出此一时代学术危机时，我竟会反而成为了众矢之的。（例如某国际符号学领导同行曾公开指责我对符号学的批评性观点是在“破坏”国际符号学群体的“利益”。该人敢于如此公然混淆“正当批评”与“损害利益”，足见一些西方学者们的“功利主义观”已然深入骨髓而不自知。人们以为，参加学会就是要共同宣扬学会价值，哪能就学会生态进行自我批评。）在与彼辈周旋时遂不得不常以梁任公之“献身甘作万矢的”自励，并意识到彼此的立场差异是根本无法通过“讲理”解决的，因此只能在坚守以学求真方向上自行满足于言所当言而已，根本不必再奢望在国际学术交流中有所建树。对于我来说，也就是主要在中文世界里通过个人的著述以及译作中的前言、后记、附录等附加文字，记录下个人相关学术观点与经验。这样的独立治学观之“可行性”，自然取决于出版条件之有无。不想此一基本而并非易于实现的愿望，竟得以最终在人大出版社获得了满足。了解了上述本人特殊的治学背景，读者才能理解为什么我会将此一与出版社的14年顺利合作关系视为平生一大幸事了。

十几年下来，可以说，我的一切颇具个人风格的著述与评论文字，编辑部基本上都毫无保留地予以采纳和发表，对于著译者的学术思想表达的权利给予了充分尊重。无论是在个人著述中表述的不同于国际学科主流的观点，还是对于西方经典译著表达的不同于国际学派权威观点的批评性解释，均得以顺利发表。由于学术文化环境不同，也由于珍惜出版重要译作的难得机会，译者几乎对于每一译作均“不避‘附尾’之嫌”，表达了本人颇不同于国际主流派系的意见与评价（尤其是对于所谓“现象学运动”之虚而不实特点给予的批评，对于现象学学者来说，这是非常招学派同仁反感的，更不要说批评学派中的“大师们”了）。我对于一切学术经典研究的态度是：首应摆脱国际学术权威的控制，并将古今中外重要思想遗产作为独立实体予以客观研究，也就是使其从偶然形成国际权威之“解释权垄断”中“解放出来”。任何国际经典都是“天下公器”，不容任何后世自诩为权威者（不论拥有什么资历、头衔、封号）将其收入“派系私库”，作为其掌控学派势力之工具。

在我们东方百年来现代化过程中必然存在的崇洋重外大环境里，出版社能够不为国际学术权势意见所囿，以学为重而不以势取人，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在甚多值得提及的往事中，最值得回忆的一桩是近百万字的《儒学解释学》的最终出版。由于采取今日国际学界甚难理解或接受的跨学科、跨文化、跨理论方式写作（将古典考据学、现代辨伪学、语言符号学、“去中西形上学的”伦理学，以及中华仁学精神史等冶为一炉的独创性之作），自然难于为中外任何专业学科领域内专家们所接受。全稿完成后，（起初因“不好意思”而未敢再麻烦人大出版社，因为他们刚再版了我的一本无利可图的扩大版《理论符号学导论》）我曾在国内外好几家华人出版社“投石问路”，结果无一理睬或有兴趣审阅，于是不情愿地已打算将其交付或北京或台北的某家小出版社以自费方式出版了。就在最后一刻，决定还是再试一次人大出版社，不想竟意外地被其采纳，历经数月失败尝试后，竟生“柳暗花明又一村”之叹！对于我来说，这确实意味着出版经历中的一次突破，因我已“验证”了该书稿不可能在世界任何地区被其他学术出版社所接受，却可（唯一地）被中国一家一流学术出版社所接受。不仅如此，在本书出版后，作为与本书内容意旨类同的两卷英文版旧著，还曾经编辑部推荐也再版于新加坡。我个人的出版问题解决是一事，我因此对于具有宏通视野与公正立场的优秀出版家的学术地位进一步认识则是另一事。应该说，优秀学术出版社的存在，对于一国的人文科学发展事业来说，会起着远比专业学界更为重要的学术方向引领作用。

在十多年来的合作交往经历中，出版社同仁对于中国人文科学现代化发展事业的热忱和秉公为学的作风，令人深为感佩。在当前全世界人文学术发展趋缓、人文学术理论出版困难之时，我特别期待人大出版社能够继续担负起承前启后的学术出版重任。五千年来的中国历史是一部精神文明史，精神文明今日之“学术载体”即人文科学，也即“关于人及社会的科学研究”。中华传统精神文明的核心是仁学，是“关于人之学”，其方向与目标也充分同构于现代人文科学。毫无疑问，此一悠久人文学理传统今日必然要汇入人类整体知识系统，以便为人类精神文明建设事业做出其创造性的独特贡献，就此时代使命而言，五千年的中华伦理精神传统自有其当仁不让之义。在进入二十世纪全科学时代后，泛文学型的传统精神文化形态已然演进为现代人文科学形式。在包含物质建设与精神建设两大分支的人类文明史上，人文科学担负着人类文明发展“半边天”的重责大任。素以辉煌文化彪炳人类史册的中华文史传统，于此更不容怠慢之？值此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65周年纪念之际，谨祝贵社在推进中国人文科学发展事业中继续发挥积极建设性的作用。（李幼蒸写于2020年10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