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初，我终于成功地以“专业不合”名义办好了从天津大学土建系退学的手续，自行返回北京家中。父亲虽不满意，但并未说一句责备或抱怨的话，只是决定将我的月费从25元减为20元。 这就是说父亲接受了我的生活选择。我自反右以来朝思暮想的避世自修计划可以实行了。对于二十出头的我来说，并没有想到也许还有另一种可能：在当时社会氛围 下父亲完全有理由拒绝接受我的自行其事。在当时“反右”、“大跃进”和随后到来的“三年自然灾害”的社会巨变过程中，不久前因香港报纸刊登其“右派言论” 而颇感压力的父亲，完全有正当理由阻止我的“不识时务”和一意孤行。父亲是一个不好争辩、不喜解释、性情温和的人。在由津返京的火车上我准备好一整套理由 来说服父亲同情和同意我的决定，不想如此重大的人生抉择问题，到头来就这样容易地解决了。于是，回京后的第二天我即去附近文津街北图办好了普通市民阅览 证。对我来说，天下虽无边，人生虽久远，当下生存中却只有一事急办：进入北京图书馆。 其实，1958年 春假返京时我已萌生退学之念，并试探了父亲的意见。父亲不表赞同，却邀我单独去颐和园一游，显有慰抚之意。因父子之间不便直言，我曾打算借此机会和曾获美 国哥大教育学博士的父亲共同分析一下反右后的局势，以及虽极不合时宜却对我来说重要无比的个人哲学志向问题。那天父亲请我吃了饭，并主动约我在万寿山前留 影纪念。而一天下来，却什么严肃话题也未谈及，似乎一切均宜在不言之中。父子之间存在着对时局的共识：我们已处于极度异常时期。但这并不等于 一个人就 有 理 由“脱离组织”。在当时，即使是“自动退学”，也意味着前途顿时一片灰暗。我本来正是要在此较轻松的气氛中向父亲“汇报”反右后我的观察和我的新人生哲 理。社会压力剧增之际，我的向学意欲却空前高涨，不可遏止。结果，颐和园之游，导致我在其后半年中敢于积极安排退出大学和社会的行动计划。当父亲看见我拖 着破旧的铁箱自行退学返家后，也就接受了既成事实。但是，无论如何，他也不会料到随之而来的竟是长达十八、九年之久的家居生涯。尽管对我不无同情，我的处 境和前途毕竟成为父亲长期以来的一块心病。然而直到他1975年去世止，十多来年他从未因此事对我有过任何疾言厉色。很久以后我才感悟到，在那特殊年代里，父亲对我的生存选择所给予的谅解、慷慨和护佑，含蕴着何等深情厚意，而那时的我仅只将此幸运结果视为自然而已 当时毫无社会经验的我，仅只设想了两个“逃离”步骤：从学校逃回家中，和从社会逃进图书馆。文津街北图曾是我中学时代流连忘返之地，19世纪俄罗斯小说和文学批评已是我当时下意识地躲避学校集体生活的一种方式：通过沉浸于内心世界来疏离于外在世界。反右开始不久，我的大学研读计划全面受阻，于是自然地想到如何从时已成为兵营的大学避入北图。返京次日我即开始了其后长达七八年之久的北图自修时代，直到1966年夏初文革前夕北图长期闭馆为止。无论从实际上，还是从心理上，60年代的北图为我提供了积极精神生存的条件：充实自身和观察世界。从此必须严格量入为出，每日三餐 不能超过5角钱，中午必定是在府右街北口小 店里吃两角钱一 盘的 素炒饼(此事须记，因4两一盘的白菜炒饼是多年来永远不会吃饱、也永远不会吃腻的美食)。每月仍然可有几元钱购书。其它一切开销均从“预算”中断然删除。靠此基本“经费”，我才得以“在社会之外”度过了十八，九个年头；才得以在北海旁边的古雅楼宇里为我自己的精神追求奠定了知识的和信仰的根基。初中时的罗曼-罗兰，高 中时的托尔斯泰，大学时的康德、黑格尔，于此生存危机时刻均涌集心头，启示我方向，坚固我抉择，最终成全了我长期避世读书之志。 “脱 离组织”之后，大跃进运动以来的革命气氛不再笼罩于我的生存，在一个压制知识的时代，追求知识遂成为我的唯一心念。北图为我提供了生存的精神食粮，外界的 强大压力反过来坚定了我“面壁十年”的决心。那时张申府先生主持外文图书采购，西方和日本的文科新书得以源源不断收入书库。在北图读书这七八年里，阅读范 围大致分三类：外语，哲学和社科。现代西方哲学是首要科目。为了深化哲学研究，必须掌握西方语言，因此学习外语和阅读相关中文着译是配合进行的。首先我系 统地阅读了49年前出版的重要中文社科类书籍，以探求半个世纪来中国的政治、社会、历史和学术之真相。那时的我，还不能从历史和思想史的角度看待现代中国学术著作的意义，因此正象我从小学到中学极少看现代中国文学作品一样，在北图读书年代对[饮冰室文集]以来现代学人名著并不觉有任何理论吸引力，认为五四以来的学术作品明显属于过度时期，我自然须以研读西方理论原本为目标。在对49年前的社会和思想状况及其利弊得失有了较清楚地了解后，知其不仅不足以作为我的求知范围，也不足以作为我的治学典范。因此从一开始，我的精神世界就是“在理论上”与现实历史维持着相当距离的，就是朝向于世界和人类全体的。 为什么一开始就如此“好高务远”，非要制定五种外语学习目标？俄语是唯一在学校学过的外语，当代俄语固无书籍可读，俄国思想从赫尔岑到普列汉诺夫仍然是我当时的思想史兴趣所在。英语自不待言。德语是通向现代哲学源头的“要道”。至于法语，从孔德到 柏格森是另一重要精神资源。至于日语，纯粹由于 相信了梁启超 所说 “敏者一周可略读，不敏者半月亦可粗通”(大意)， 结果后来连为了记住字母就不知花了多少时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我的“器”首先就是外语。如今回顾起来，当初之选择，从技术上说颇有可议之处。首 先，我非外语长才，记忆力很平常。几十年下来，应该承认没有一种外语是“过了关”的。但从一开始，我的外语学习计划就是高度“实用性的”，目的仅在于迅速 阅读学术类书籍。此外，我的外语抱负的确产生过一种心理安定作用：外语是朝向精神世界的通道；学习外语向我自己证明我已在艰困中“上路了”。五种外语于是 成了我正在通向五大主流思想世界的“能指”。外语学习实践可被自己视为已经在有效地踏上了朝向最高精神目标的征途。其意义不仅是实用的，而且有心理激励作用。为了自学外语，我想 方设法 买到英德法三套 内 部销售的“灵格风教程”，而每天每种语言的听力练习只能花上半小时而已。因以阅读学术类书籍为目的，遂特别着重于词汇量的积累，为此我曾长期默记英法德俄小字典，外语单词卡片常不离身，强力增加词汇，以期能够尽早开始阅读原著。我还记得60年代最初勉强读下每种外语读物时的兴奋和幸福心情。第一本通阅过的明治时代日文书，是大部分实词均为汉字的[康熙大帝传]；第一本浏览过的德文书，是雅斯贝尔斯厚厚的[原子弹和人类未来]；罗素的[自由与组织]，是学了英语一年左右之后对照着中译本边看边学的；而首次比较顺利读毕的英文书，记得是[第三帝国兴衰史]。 如此躐等突进的外语学习法缺点是明显的，而其对我的重要性在于：证明我自学外语是有意义的；证明我的自修生活是有成效的；因为当时几乎没有人会认为我的生 活方式是正当的和可行的。我必须自我检验和自我评价个人行为选择的得与失，并在如此困窘条件下，设法通过不断取得明确知识成绩来实行“自我信心充电”。每 逢周一，总要在目录室多花一些时间浏览每周入藏的新书目。不用说，英德法日哲学类新书的到来，对我有着最强烈的刺激和鞭策作用，等于是预告着北图“为我” 储积的精神食粮正在增加之中。每逢周六闭馆时，我则照例去西单旧书店翻阅中外旧书，此时也是检验每周外语长进程度的机会。当我发觉识认的单字的确每周有所 增加之时，自信心也就随之增强。 作为调剂，我也常常借阅一些欧美画册、日本地理图刊和风俗大全之类的轻松读物。为此有时亦须对付馆员怀疑的目光和可能的盘问：为什么借阅这些西方资产阶级图片？当然我也有一套应付的说词。60年代初有一次一位刚从北大哲学系分配来的馆员，对我产生了好奇，询问我为什么经常借阅国外资产阶级书籍和图册。我答称为了了解社会实况“以便批判”，正如每日须看<参考消息>一 样。这位十几年后与我在现代外国哲学会议上又曾相遇的哲学系毕业生，竟认真地向我论证此二者并非一事的理由何在。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文革前几年中我以无 业人员身份在北图长期借阅中外社科类书籍时，从并未遭遇过正式盘问。馆方关注的似乎主要是图片类书籍，而令我终生难忘的是那时从画报中观赏到的冰雪覆盖中 之扎幌和西柏林之夜景。(1988年在西柏林居留一年期间却再也“找不回”当年所有的如梦如幻感觉了) 每日自学进程大致划分为早，中，晚三段，各有不同的内容。晚间读者稀少，盏盏绿色台灯下气氛柔和，一天硬性课目学习之后，往往也看些文学或传记类读物。每日开馆时进入，至晚九点闭馆铃响起离去，然后沿着府右街漫步回家。一路上回味着一天之所读所思，并检讨方法之得失。15分钟到家后还有一门睡前的“夜课”待补：阅读托父亲代定购的内部社科书籍、[文史资料]或诗词、语录之类“励志”读物。在青年期必有的苦闷消沉来袭之际，使我必定能从心绪低谷复起的主要力源即为[论语]。我虽从小喜爱欧美文学，但真正打动我的诗歌是中国古典诗词；我虽全力攻读西方哲学，但最能抚慰和激励我心者乃语孟、传习录、近思录一类古籍。实际上，从退学走向隐居读书之路起，指引着我的方向和策略的智慧之源，主要就是<论语>这部中国之圣经。 虽 然欧美古典哲学和文学一直是我的主要精神食粮来源，当时使我感觉到值得为其冒险而毅然避身北图的直接原因，乃是以罗素、柏格森等为代表的现代西方哲学。列 宁所严批的现代西方哲学，竟成为我觉得值得为其长期发奋和毕生探索的目标。当时我确信，无论是为了把握人生真理还是社会真理，现代西方哲学，而不是任何其 它学术(如中西古典哲学)，才是真理探索的真正起点。因此，我的亲友们并未洞悉，我当时脱离社会的直接动机其实是理智性的，而非情感性的。 固然我有强烈的追 求自由冲动 ，极其不喜欢集体生活，但并非对其到了不能容忍的地步。我真正的动机是为了保卫个人生存的全部时间以便有条件读书求知。现实生活中的压力、艰困、孤独和威胁，均无关紧要，把有限生命充份用于追求有关人生和社会的真切知识，才是此生唯一要物。对我来说，求知既不是为了就业，也不是为了满足什么“悲情”需要，而是为了最大限度地获得真知。因此哲学研读当然是为己之学，这也就埋下了我二十年后也不会按照西方职业方向去安顿身心的生活态度。知识的肌理是理论和方法，其最前沿的发展正是现代西方哲学理论。 在 社会压力空前高涨和善恶是非无比尖锐之际，我的心志反而全部朝向精神生存的最基本方面：诸多问题的真正理论根据问题。不仅中国古典哲理不能为我提供任何深 入的解答，前科学时代的西方古典哲学也不能够。因此，我并不是为了成为学有专精的学者而学习哲学的，而是为了在理论认知上能够“达其所安”。从一开始，励 志教养和理论认知对我来说即为二事，二者各有其不同的逻辑，必须先分治，然后求贯通。为什么要首先强调现代西方哲学的重要性？因为西方人文学术的发展已使 得西方文科知识系统的格局发生了巨变，诸如逻辑问题，价值问题，信仰问题，审美问题，在巨大的社会变革和学术变革时代，已呈现出非常不同于古典时代的设问 方式和解决方式。信仰必须以最前沿、最深入的知识系统为根据，这是我在北图8年岁月中明确无比的认识。但是我从来没有过以某一流派或学说为基础来建立自己理论体系的冲动。至少在对逻辑实证主义的早期迷恋过去后，我就感觉到不同学科学派领域之间的理论关系是多元的，而非直线贯穿的。以一家一派理论为“基础”去“建构”体系，并非成熟心智表现。况且人类在各个领域中的知识积累都还刚刚开始。人类求知实践必须齐头并进；探索不应停顿，结论不可必期。此外，“成功不必在我”，更不能有争当道统传人的功利意识。因此，对我来说，现代西方哲学恰恰成为从古典哲学基础主义向现代跨学科理论方向过度的一个关键的中途性知识阶段。 ** 题外申论 回 顾当初选择现代西方哲学作为治学第一目标时的心理背景，此方向选择之本质在于探索更有效的认知理论基础。其后随着认知范围的扩大，认识到“理论基础”不再 限于哲学。此外，逐渐辨析出对知识实践的不同“层次”有加以区分的必要。即使在研究结构主义之前我已能够对“知识实践”的层次性构成有直观的领悟和实行。 正象科学技术实践一样，人文社会科学中也存在着三种不同的知识实践类型：1) 纯理论的 (纯理论)，2) 应用性理论的(工程理论)和 3) 应用性的(社会、历史、政治之 变革)。 三 者密切相关，却各有不同的运作目标和方法程序，不可混为一谈(结构主义)。有关社会、 历史、 政治等对象的思考研究亦须按此原则区分层次来安排其 学术实践方略， 不可能再象前科学时代“文士”那样去笼统议论。然而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由当代新闻式思考(过于实际)或“准诗学式思考”(过于悬空) 所代表的笼统议论方式仍 然 占 据人类社会舆论主流。其话语含混性和无效性首先即与其观察分析的“工具”之构成未朝向合理化改进有关。而且，由于多数人急功近利和感情用事，对于基本学术 层次上理论革新必要性具有真知灼见者始终不多。世人不解，实际性的“工程技术”必须最终以恰当的抽象性“物理理论”为基础，否则无法进行正确“设计和施 工”。另一方面，基础理论层次研究又并不能等同于在此层次上的任何一种个别的理论实践行为，如某派哲学成果等等。学术实践的层次区分必要性为一事，在每一 层次上运作的合理性和有效性为另一事。在营运具体学术层次实践时，对于如何作到“点、线 、面 ”上课题综合运作合理性来说，起决定性作用的正是学人动机层上的特定素质(中西哲学在此结合)。新闻式思考，表面上最贴近”现实“，但因分析工具粗糙，结果反而达不到现实的深处。未来人文社会科学期待着纯理论层次上的全面革新，而其基础部分(认识论和方法论) 仍然主要相关于现代西方哲学。我本人早先偏重 的西方哲学研 究实 践(各流派知识)和 后来偏重的符号学-解释学实践(学际关系问题)，都是出于同一种 动 机： 对学术第一层次结构合理性进行探索的兴趣。现代西方哲学实践层次属于第一学术层次，但非此层次之全部；现代西方哲学肯定为第一学术层次上对象材料之主体， 但非所达理论成果之中心。第一层次之理论内容是充分开放的，并尚在其起始阶段。现代西方哲学因此是我们进行理论思考时的最重要智慧来源和运作基地之一，但 不必视其为未来理论大厦结构的现成组成部分。不仅对于中国古典思想存在着一个研究对象和思考方法之间的区别，对于新康德主义以来的现代西方哲学和其它人文 社会科学理论系统来说，在较小的程度上(因为后科学时代的理论思维结构和前科学时代的理论思维结构之间在功能上存在着本质的区别)， 情形也是一样。遗憾的是，二十世纪新 儒 家运动，对此思考甚少。他们没有认识到需要首先为处理中西思想关系问题准备好知识论条件，竟至于以为可以直接袭用“内圣外王”、“天人合一”之类的东方古 典含混话语来处理现代社会政治问题。在学术方式上，我们不妨说，他们首先正是轻忽了应对现代西方哲学理论多下功夫的认知，还不用说他们更是普遍忽略了学习 现代人文社会科学各门类知识的必要性。 现 代西方哲学虽然成为斯大林主义时期整个东方阵营意识形态严厉评判和严格限制的对象，北图并未对相关书籍的借阅予以禁制。毕竟读者甚少，而且大多数借阅者都 是政府允准的专业人士。不是在“物理的”意义上，而是在“心理的”意义上，人们似乎普遍失去了自由选择的意志。“德不孤，必有邻”，有时也希望在馆内会不 期而遇某位独立进学之士，但多年下来我几乎是“社会人士”中唯一的哲学研读者。也许正因如此，象我这样的追求西方思想的个例才未受到监督机构关注和限制。1959年进馆不久，我确实遇到了另一位哲学书籍使用者，他是由北大数学系休学的自由翻译家马元德君(当时北京上海都有少数以独立翻译为生的自由职业者)。马君亦为罗素崇拜者，时为商务印书馆翻译作为内部读物的罗素[西方哲学史] 下卷，并为马列编译局 翻 译 德文考茨基著作。结识马君后，在其影响下曾进一步坚定了我走逻辑实证主义路线的决心，为此我还曾两度短期“中断”北图生活而进入北京的师范院校数学系。但 两次都因不能适应集体环境和个人学习方向调整而几个月后就又退出学校，重回到当时中国最适于我“容身”的小角落：北图。只有走进北图，我才觉得心神有安顿 处，现实社会及其价值规范是完全外在于我的生活的 “三 年自然灾害”期间我基本上是在北图度过的。这段终生难忘的日子，我也是和马君一起在边谈哲学边忍饥饿中度过的。马君一方面热心帮助我规划进修现代数学和数 理逻辑，还协助我解决一些实际的问题。为了让我买到梦寐以求的影印韦氏三版大词典，他曾带我到他的几位北大老同学家中去兜售我的几件旧衣物和旧外语片。当 他用这笔钱和借来的购书证为我买到字典送至我家时，我真感欣喜若狂，似乎世界知识“精华”已尽在其中(因其数十万词条包括了大量名家例句，可供读赏)。夏季夜晚我们有时也在北图小花园里天南海北，马君记忆力殊强，可背诵大段贝多芬旋律。困难年头我们几乎天天见面，彼此都须严格控制主食份量。我因较年轻，往往一个月29斤定量半个月左右就已吃尽，剩下半个月只能胡乱凑活。马君则颇能自律，每餐决不超出限量。有一次到他不过6米左右的小屋去，正赶上他吃饭。(那时多好的朋友都不留饭，因彼此定量都是限定的。)蒸笼里边是切成一小块一小块的玉米面丝糕，他就着咸菜津津有味地边吃边聊。此情此景，四十多年过去了，至今仍历历在目。 反右派，大跃进， 大饥荒：这是文革以前的革命三部曲。奇怪的是，那五 六年也是 中国知识分子最“进步”的时期，即使在各个家庭内部也少有不满和牢骚。反右运动显然极为成功。大多数右派都能服罪和自责。大约从文革开始后，知识分子才稍微恢复独立思考的能力， 而不久之后又在外力挑动下轻易卷入各种无谓的 派系斗争， 不假思索地为之生生死死，总归是顺时顺势顺流而动(这一知识分子的固有倾向，在不同地区、不同环境、不同时期表现形式不同，而其性格特质并无根本不同。)。因此反右以来二十年中，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理素质和行为方式是人类历史上最值得研究的现象之一。这样，文革前也是“脱离组织”者最感社会压力的时期，因为人人视你为可疑份子(不只是落后份子，很可能是“反动份子”)。如何冷静准确地估量客观条件和主观需要之间的关系，成为维持独立精神生存的必要智术。固然我幸有家庭支柱(作为“民主人士”之子和作为“人民教师”的配偶)，但这只是极其脆弱的“最低安全线”。当时任何象我这样“脱离组织”的游离份子都有随时遭遣送“劳动教养”的可能。十多年来我也一直是街道积极份子和民警暗中监视的对象。不过，审时度势之后我形成了自己的“安保理论”，因为在公开的禁令严格性和对个人自由实际容忍度之间，存在有一个内部掌控的“差距”。我 的自由选择就是实现于对此差距的不断重估之中；我比别人多一些的所谓勇气也就建基在敢于在此最低安全概率估计中去安身立命，以图确保自由生存时间。对我来 说，研究安全底线问题涉及独立求知计划的有效贯彻。相比起我的重大精神目标来说，现实行为必须格外谨慎，尽量不使误判和偶然意外发生。我如认真向学，就必 须注意安全，为此所需的代价即自愿成为“等外人”和孤独者。十多年来我所受到的主要“关注”方式是，隔一段时间就会出现一次夜半“查户口”行动：其程序 是：半夜敲门，一位民警和几位街道妇女一起挤进我的小屋，制造威胁气氛。开场白之后，照例突转话题：“最近在干什么？”我照例答复：“没干什么”。民警边 问话边作翻阅书物状。有时加问一句：看什么书呢？我照例答“看韦氏大字典”。民警盯一眼后补上一句：“来人记着报户口”。这一夜倒是必可高枕无忧了。 等到文革来临北图闭馆时，我已在那里出入了七八个寒暑，并已基本形成了自己的人生观，世界观和知识观。这对于我其后十一年在南、北家中第二阶段的独立研读生活确有相当助益。1966年春，社会上大批判正在紧锣密鼓地展开，北图的读者也渐渐稀疏起来。记 得邢台地震发生时，我正在二楼大阅览室看书，慌忙随众冲出楼外。北图遇震，象征了北图已不再是我的“避风港”。其后形势日渐混乱，北图终于长期闭馆。我于 是动身去宁波探亲，没想到抵甬不久，文革运动开始，妻子学校中的大字报贴满楼墙。我于是又匆匆跑回北京。此时京城已成一夕数惊之地。不久东单广场竟然张出 了“焚书大会”横幅，显示了所谓文化大革命实乃历史上另一次全面灭书运动。我骑车路过东单时见此情景，不觉一时热血沸腾，“读书人用功岂非正在此时！”就 现实面而言，却须打起全副精神来应对此空前危难。回家后一面设法“坚壁清野”，把社科类书籍藏到红卫兵不致一眼看到的地方。同时告诫父亲，如遭红卫兵身体 侮辱，决不可意气顶撞。父亲历史问题严重，我则必被视为“不满份子”。两人都属首当其冲。不想等到抄家高潮过去后，我们父子竟均安然无恙。父亲因三十年代在北师大学潮时开除过进步学生，49年后即遭闲置。加以和大多数民主人士积极于靠拢和自表不同，父亲不事营求，一直住在破旧四合院南角原为“下人”居住的八米大小陋室内(父亲在此住了整20年，直到去世)，每日自生煤炉和上胡同公厕，与贫民居住条件无异，结果反因此免遭一劫。 十一年过去了。文革结束，1977年夏北图重新开馆。通过亲友的借书证我又重新迈进睽隔十一年的北图。十年来已大有长进的外语阅读能力使我得以迅即进入当前世界学术状况。几个月来，如饥似渴地翻阅英德法日俄文字资料，并发现了和文革同时兴起的法国结构主义和符号学。当时我所期盼的只是如何弄到借书证，以便能够继续文革前在北图读书的日子。万万没想到是“电影”(结构主义符号学电影理论)改变了我后半生的命运，成了使我重新走入社会的“媒介”。我遂在社科院仅向社会开放半年的缺口期间，意外地挤进了这所最高文科学府。是两位“老干部”(室主任杜任之和所长孙耕夫) 为我开启了绿灯(当时如为知识分子精英主事，则我决无可能获得为 中国哲学 重建事业贡献心力的机会。我并先后向杜任之先生推荐过北图旧识张金言君和张履平君。可惜掌握多种外语的履平君迟了一步，最后未能转正) 北图为我准备了“不 惑之 年”进入学界的条件。如果没有北图时期确立的方向，就没有文革时期坚持独学的定力。没有20年的国内独立探索，也就没有其后20年的国外独立追求。知为行先，任重道远，迟暮之年，固当力倡此悟成于40年前北图“向壁”时期的“学之哲学”，以待后之来者。 (1999年初稿，2005年3月16日改定) (责任编辑：李幼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