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中海上忆孤山，同甘共苦五十年

     （忆往叙实）      

李幼蒸

【前言】和父亲性格不一样，我是愿意将自己的公私生活披露于人的。只因学术工作繁忙，几无终结之日，一直无暇及此。但另一方面，我们已届高龄，任何不测均有发生的可能，如最终连两人一生故事的基本方面都来不及描叙，多少要算是遗憾了。我们均诞生于抗战前夕，亲身经历了此一充满跌荡起伏的七十余年；我们又是结识于国家历史巨变的前夕，其后同时经历了65年来中国的旧时期和新时期。不知不觉地，原来我文可能的读者群中今日绝大多数人都会是比我们年轻很多的、未亲身经历我们先前所经历过时代的后来者。因此本忆往叙实文会提供一些大家所不熟悉的场景和故事。适巧近日到来了一个促使我不得不完成此一宿愿的机会：女儿邀请和安排我们前往德国度假，以纪念我们结缡50周年。对50年来的共同生活做一稍微系统的回顾，岂非正是恰当其时？于是现在大体完成了此一家庭“忆往叙实”之作（不是两人的合作，而是我一人的片面之作，而且按照常例，我写的东西她是从来没兴趣过目的，所以我行文时也假定着她的不在场。也许很久以后她才有机会看到我是如何写她的），需要读者见谅的是，由于准备和写作时间有限，匆匆结稿时首先关注的是纳入较多记实与相关议论文字，体例修辞方面只好任其疏略了。（截稿于2013年9月6号赴德及赴地中海游之前）

简目

1．2013：重返德国

2．1962：重返杭州及孤山之约

3．1963：刀茅巷76号成婚

4．1963：骆驼桥小镇的“蜜月时光”

5．1959-1968：我的北京大杂院生活环境：友善的邻居们

6．1966-1972：东钱湖的文革岁月

7．1963-1976：与岳父母如何相处

8．我们的爱情、婚姻、两性观

9．安度晚年还是移居他乡

10．回顾和总结

11．相关图片

1．2013：重返德国

在大陆度过了四周学术之旅、回来后又度过了忙于结尾工作（符号学论坛事，仁学中心事，胡塞尔译稿事，网站建立事，文章整理事）的四周后，我们即将要开始另一次完全休闲的欧洲四周度假行了。在德国的女儿要为我们在其柏林新居和尼海姆农庄家里庆祝“金婚”50年。为了这可能是平生最后一次的欧洲共同行，我们决定同时参加一次为期10天的地中海游轮之旅。好友警告我：值此共同生活中唯一一次重要纪念日，我应该在旅途中彻底放下书本，在大西洋彼岸共同投入一次精神上的怀旧之旅：重温50年来的共同风雨历程。岂只50年，而是足足65年。我们之间的“因缘”是结于1948年夏秋之交的杭州刀茅巷的，至今整整65年。现在我们要去的柏林，则是25年前第一次同时踏入的西方土地。1988年春，我们乘西伯利亚大铁路火车，经莫斯科（对那次“解体”前的莫斯科之行，竟至今怀有一种特殊的历史性的美好怀念，包括在地铁入口处倒卖掉一条洋烟以及在西行火车站餐厅内品尝到价廉物美的红菜汤）、基辅、华沙等“反西方阵营地区”，最终抵达了资本主义世界中心之一的“西柏林”。那时的西柏林之行仍然会使我对之产生人们难以体会的一种特殊感觉（虽然我已于此前经受过两年的“资本主义洗礼”，此时却相当于重新演示了一遍“由东向西之路”的穿越）。我永远忘记不了我们在东柏林先办理过境手续再乘电车穿越边境后抵达西柏林地下车站时那一刻：顿时产生一种习惯性的“心理解脱感”。这是我自60年代通过北京外文书店公开售卖的东德《新柏林》杂志学德文时就潜存着的感觉：从当时“合法”的东柏林眺望“非法”的西柏林。当我们俩提着大小行李乘电梯到达地面出站后，迎入眼帘的即是熙熙攘攘的西柏林街道。竟然片刻间有似伪而实真的感觉：我们真地到达了西柏林吗？其实这是我在心里代替妻子而想像的“感觉”。对于她，那不仅是第一次到达西柏林，而且是第一次到达了“西方”的土地。为什么我会“替妻子感觉”？因为旧时期以来她都和我一同“梦想着”遥不可及的西方，而“西柏林”正是“西方”的首要标志。如今真地看见后，会是什么感觉呢？我兴奋地引导她马上环视一下西柏林的繁华街道，并马上为其拍下了她一生第一张在西方土地上的照片。那时是1988年5月，苏东还未解体，两岸还未正式交流，中国物质条件还很落后，“西方”对我们还很“新鲜”。何况是西柏林！因为冷战时期的“西柏林”，由于直接对峙于东柏林，一直是一个重要的冷战时代的“西方世界象征”。以前我们通过“内部放映”看到过多少部美国人拍摄的以东西柏林为舞台的间谍片！我当然也没有忘记1983年初夏波斯纳第一次驱车带我来看柏林墙时的感觉，因为以往所习惯的是从东柏林眺望西柏林，现在则是要从西柏林眺望东柏林了。其后居西柏林的一年中我们真地多次“冒险”越境去东柏林，因为我们带着在西柏林黑市兑换的东柏林钞票去做廉价消费（购物，看电影，下饭馆。一次过年前去采购时回程被海关抓住搜身，结果被全数没收。但如此类事犯在美国海关手里，就是几十倍的罚款了）

2013年9月，现在，我们又要旧地重游了。1988-1989年间我们在“苏东”界域包围着的西柏林住过一年。那时从被圈围的西柏林去其他西欧地区时都要先经过一段东德地区，我们望着窗外（此时对我们来说已相当于）“另一世界”充满着好奇感。今日再也不会“享受”到东德边警上车察护照时那种特殊有趣的、颇富刺激性的感觉了。虽然我们自己就是来自共产主义国家，但它已经进入了历史的新时期。今次女儿会驱车带我们重温那一年居住过和常去过的地方吗？（施波丽河边，柏林大公园，通往自由大学的自行车道〔为了节约车资，我们有时骑自行车远赴自由大学东亚系图书馆阅读海外中文报刊；而更多时候是骑车到附近的大公园去漫游〕，当然还有波斯纳为我们安排的柏林工大“工作”地点：TU大楼）在西柏林那一年我只对“老柏林”的遗迹感兴趣，现在要去领略的则是今日将成为欧洲潜在的“第一都”之大柏林的新面貌了，这对于现已失去早年旅游兴致的我来说，其实并无多少期待。毕竟我们的日子不多了。和常人相反：对于我，重要的不是抓住“最后的时刻”来“享受生活”，而是要加速完成自行规定的“未竟之业”。不过，好友的提醒是对的。此次欧洲行毕竟应该用作“怀旧之旅”，“回忆之旅”。不是怀旧于本非“吾土”的欧洲和德国土地上的旅居生活，而是从欧洲，从欧洲文明始源地地中海的游轮上，“回首”我们在中国的特殊历史岁月。不想人生匆匆，一直习惯于以“晚辈”自识的我们，现在已经“升等”为暮年中的“长辈”了（还真有些不习惯）。我们两人是从完全记事时起就经历了自抗战军兴以来的当代史全过程的“伴侣”。此次地中海海上游，将是我们回顾往岁一波三折人生的恰当时刻，而回忆的起始点则应该是50年前确定了彼此终身之约的那日西湖孤山游。

2．1962：重返杭州及孤山之约

大约于1962年下半年，在我一生情绪最动荡的一年里，不知不觉地跨进一生历程中一个转戾点：在“走投无路”中决定重返我的少年梦都---杭州。在暌别13年后终于踏上重返沪杭旧地的旅程。我曾多次回忆，那时交通不便，从北方进入江南竟有进入另一世界之感。这种“真实的”空间气氛异变感，却是建立在“想象的”历史时间异变之内的。匆匆路过上海时，我不忘重回1949年我家借住过的霞飞路中南新村和附近的国泰电影院，正是在上海历史巨变前夕，休学在家的我在电影院里不知看过多少部好莱坞电影。重见国泰电影院时，泰伦保华，亨弗利包嘉，英格丽褒曼等都重新恢复于记忆中。十几年前靠替家里到四马路兑换大洋后的零钱去国泰影院看泰伦保华影片的童年往事尚依稀仿弗，此时的自己却已经不可能再退回到少年梦幻世界。实则，也不得不意识到自己并非处于什么十字路口上，而是根本无路可通了。可巧在如此无助之时，却仍有一人正在杭州城站等著迎接我，她就是我后来的妻子方谦。

在城站，她正等着我。然而14年一别重返杭城后的第一道印象是昏暗路灯下的街景。此种暗淡的氛围却有助于我在感觉上像是到了另一个世界似的，动荡不安的心灵随之安宁下来。我们沿昏暗灯光下的马路步行到庆春街刀茅巷，街巷都还是我记得的1948-49年的老样子，包括右侧浙大建德村宿舍，以及次日见到的已改为红会医院的旧日海星小学。当我随她一同迈入刀茅巷76号那扇当初对我紧闭的大门时，对于我，那相当于一次“旧愿完成仪式”：我的少年梦幻（进入76号大门的欲望）成真了。江南院落的格局，对我那么新鲜，我观察着屋室、天井、后院的池塘。“解放前夕”那半年多时间里，我曾多少次地在途经池塘对岸时遥望过76号屋的背影。这一切的一切如今都突然涌聚心头，让我感觉到：我又回到了那半年多来专心一意于那位六年级女孩的少年时光。

虽然自我1959年退学后她已在通信中了解了我的处境，现在在当面对谈时我则可以更具体地细述原委了。自1960年杭大中文系毕业后时已在宁波任教两年的方谦，在面对时已一无所有、前途无着的这位当初被自己拒于千里之外的小学同学时，竟然没有丝毫犹豫地、并毫未受到时潮影响地，对我之“未来不定命运”全部承接过来！次日引领我游西湖时，在此生活读书十几年（海星小学，杭女中，杭州师范，后来更名为杭州大学的浙江师范学院）的她，俨然作为杭州主人让我在杭州有了“返家”之感（“杭州”对我的重要性，不只是因为方谦，而且因为那是在历史巨变期间我的一段少年时光的总背景）。那日游湖永远会记住的一幕是我们在宁静的孤山细谈时，我再次袒露真实心迹：不论外界如何演变都不会改变自己决意毕生独立治学的志向。即自己追求哲学的志向，不管环境多么不顺，前途多么艰难，我都不会因之而少变。即决以我之不变应世界之万变：择善固执，穷且益坚。其实早在1957年夏反右初起时我已在故宫护城河边的夜谈中向其表白过此一朝向现代西方哲学的志趣，只不过几年之后其志愈坚而已。而那又是一个什么“学”呢？今日我们看到，在各种即使是右派回忆录中经常读到的他们当初对子女所严肃告诫者【直到今日他们在回顾这一段日子时还流露出对当时此种“明智态度”之肯定，知识分子大众之实惠主义无时无处不在。自然不要忘记，早从五四时代起流行的生活智慧口号就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数理化相当于古代的“手艺”，即“一技之长”】：千万不要学文科！当然，在此告诫中并不会特意包括连想都不要去想的“哲学”了！如果是“西方哲学”呢？哪有明智之士会朝向此一“危险学科”的呢？那么如果再是“危险中之危险学科：现代西方哲学”呢？”（列宁法定为世纪思想之“首恶”：西方反动腐朽之学。颇似中世纪后期欧洲教会对待“异端或巫术”的敌视态度）这就是我在孤山游那日对她进一步“明志”时要她“想明白”的问题！也就是：我的选择是注定没有“前途”的。岂只是没有前途，而且是只能秘密进行的（谁叫我那时从现代欧洲哲学中的罗素、维特根施坦、阿万纳留斯、马赫等的“巫术”中瞥见了吾辈东方读书人今日不可不首先大加关注的重要理论思维呢？否则今日何以为“中国读书人”呢？对于我，自幼以来，天经地义的是必须首先关注于“任何重要思想”，而绝不是什么“数典不忘宗”！）。稍一不慎，后果自是不言而喻。对于哲学虽不感兴趣但爱好文学的她，自然理解此一志向的深刻含义；而她毫无一丝犹豫地表示，她将尽其一切可能帮助我实行此一“高尚”之志愿。此志愿当然可归类为我们当初共同亲向的十九世纪俄国理想主义：那是一种朝向全人类的普世价值及人生观探索的理想！于是，孤山成为了方谦对我表达终生许诺的舞台背景，我称此许诺为“孤山之约”。50年过去了，我们相互信守了约定。不管大环境如何改变，不管个人生活如何动荡，我的志向从来不变，她对我的支持态度也从来未变。在旧时期、新时期、在国内、在国外，人人随波逐流之际，我们的人生观总是自己决定和独立实现的。特殊吗？那么，1948年夏的刀茅巷似假实真的“初恋单相思”故事就不只应归类为初中时所迷恋的歌德《少年维特之烦恼》、高中时所迷恋的屠格涅夫的《初恋》、海涅《哈尔茨山游记》等文学性浪漫情怀了；我已从文学过渡到哲学！即成为在追求“何者为真”、“如何求真”、“如何有意义的生存”的严肃过程中如何寻找“终生伴侣”这样的问题了。与五四以来学界流行不同，为此目的，不可能满足于仅读柏拉图等古代之经典，我们必须朝向今日最有活力的古今中外一切知识理论，尤其应该朝向思想史上最前端的真理探索活动。因此，和自幼读古书长大的学人不同，我的思维方向是沿着先治“现代”后趋“古代”的顺序展开的，这是人生思考的一种“合理顺序”，而那时偏偏此类思维方向成为了时代禁忌。从中学时的俄国文学，自然而然地走到大学时的现代哲学的我，此时何去何从呢？生活的严重考验发生了，而今日回顾往昔，始知“德不孤必有邻”者，或非虚言也。

3．1963：刀茅巷76号成婚

1963年春节前夕，我从北京动身去杭州刀茅巷“成亲”去了。1948年时也住在刀茅巷的少年我，如今成长为青年，却也成为了社会边缘人。但自己对此“等外人”的事实却毫无特殊意识。因为与当时因“不当心”而误入陷阱者不同，我则是百分之百地自动从社会撤离者。

【引申：天大工民建三班为我和同时去北京党校学习的调干生姚同学开了欢送会。我一直想找回这张对我来说有纪念意义的照片而未果。姚同学曾是班上、也许是年级内的反右运动负责人之一。在北京时还曾专门到北京图书馆阅览室探望过正在埋头读书的我。记得在反右运动末期为我作总结后，他还很诚恳地说过这样的让我一直不明白其真实用意的话：“你要认识自己运动中立场不稳的问题，不要口头承认了心里想着另外一套”。我当时心里不解的是：你怎么知道我心里想着另外一套的？当他在阅览室看见我终于自由地坐在北图古典式的椅子上读书时，当然就明白了自己当初对我的告诫是对的：“他想着另外一套！他终于离开了天大学校系统”。不过我猜想他那时已经不那么思想过激了，因为天下大饥荒正铺天盖地而来】。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命运眷顾，当时如此严竣的北京城，竟然为我留下了一隅存身之地。我即以一无所有的（绝对零度的）“身家”，前往我中学时代曾经朝思梦想的杭州刀茅巷“成亲”去了。那时社会上虽然已经发生过各种运动，各种社会性规范好像都对我没有什么内在的约束力。我从来没有在学校好好读过书（我倒真庆幸我没有晚生于今日物质丰富的时代。像今天那样的成为“读书机器人”，对我是完全不可想像之事），学生时代也没怎么在家里正常上过餐桌（大概家里也根本没有什么餐桌，当然主要是母亲长年生病之故家中根本就没有什么正常餐饮），也不懂得任何社会性仪节，所以，什么叫“结婚”呢？我当时根本就没有什么关于结婚的“社会性观念”：无非是两个人想住在一起就住在一起罢了。那时一个人的生活已经是家徒四壁、捉襟见肘的境况，两个人的生活不过叠加之后，一切照旧而已！自然，同是读俄国小说长大的方谦，对此也没有过任何“要求”，但与我不同，她在刀茅巷家中有一处可寄居的老宅，在宁波骆驼桥老式学校大院里也有一间宿舍。

火车过了艮山门就到了梦之都杭州的“城站”（如今仍然这样称呼）。她已经又在车站栏栅外等后候着了。我们沿着河边马路走回庆春门（那时没有手拉箱，我们如何能如此轻松地走路回去呢？一定是我随身根本就没有什么“行李”）。上海再次给我这个匆匆过客留下的怅罔心绪遂一扫而空。我于是再次走进了刀茅巷76号大门，我们就这样结婚了。结婚那日与我们在一起晚餐的有独身姨母，妹妹，妹妹的女友，没有“家长”（如果有家长在，那将多么尴尬？怎么和这样一种身份的女婿相处呢？我们从方家家长对此婚姻并无一字阻止之言来看，可见其足够开明的程度），气氛却极其温馨。我们遂实现了没有“任何身外之物”的两人结合。

这次赴杭“成婚”，我获得了父亲、兄、姐各人25元的资助。我用其中26元在旧货行（那是我多年来每月都要光顾几次的熟悉地方）买了一件8成新驼绒里布面短大衣（见当年西湖边合影时的穿着）；其中30元作为路费。方谦为我做了一条粗呢长裤（不到10元）算是礼物。她自己的“新娘衣”则是一件“的确良”棉袄罩衫（均见西湖边照片）。这样我们就结婚了。没有仪式，没有宣告，没有祝辞，更没有誓言承诺，就像平常度日一样。几天后姨母终于忍不住偷偷问方谦：怎么连他的绵毛衣裤都是破的？在她的观念里，竟然连最起码的里外“焕然一新”都做不到如何能够想像呢？（大家大概都没好意思提的是：他也没有送妻子任何礼物吗？）的确，所能做到的只能是敷衍一下表面了，幸好是冬季，杭州室内寒冷，我遂出出进进都穿着那件8成新的短大衣。

忠厚单纯，正是方谦可验之于一生的天赋性格。五十年来始终如一。无论当初对我，还是日后在校对陌生人，表面上都曾给人以过于骄傲的印象。其实那只是她天性不事屈顺的一种自持心态之流露。于是，这个“人民教师”就在我走投无路之时“收留”了我（用舍妹的话说）。正像家父曾在最不合时宜的时间点上“收留”了我一样，而我那时只觉得一切都自当如是似的，因此当时处境之“现实意义”完全是后来才对我逐渐显露出来的。由于忠厚单纯，不追逐“时髦”（今日追求金钱和昔日的追求“跟上时代”，都属于“时髦”之总类，即“大流”），那时外界的行为标准和规范就对她没有产生过任何实质性的约束作用；她根本就不管自己所嫁之人是何种“社会身份”，也根本没有财务观念。至于“他人”会怎么看？连一丝一毫都影响不了她的想法，这是过于单纯，还是特立独行呢？（今日青年自然会有另一番解读。）这样，根源于中学时代共同喜爱的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契柯夫等文学精神背景（对于那时的我们，“精神”是百分之百地高于“物质”的。对于一般人，文学是消谴，对于那时的我们，文学就成了生活方式及生命选择的理论根据），我们就结合在一起了。而那时的我，其实正处于青年时代激烈的灵魂躁动期，完全不知道什么是人生的下一步！结果，我1948年时单相思的小姑娘，其后“改变了当初不理睬的态度”，最终接纳了我，就在我正走投无路之时。此前几年的“反右”期间我们曾在北海、护城河岸重逢，其后“大跃进”、“三年灾害”正是“天翻地覆慨而慷”时期，也是我在退出社会后在北图“上下而求索”时期。但是此一或公或私无论哪方面的时代动荡都不曾改变过她的态度。与1948年时被无端骚扰而心生烦厌的小姑娘不同，1963年的她已经完全是一位独立成熟的、坚定倾心于早先那位少年骚扰者的妇人了。

今日回首，五十年前的“孤山之约”，应该说她已完满地履践，正合了“久要不忘平生之言”的古义。从此之后，直到我1978年进入单位，每年她都在我赴甬探亲期间使我过上几个月的正常家庭生活。不妨幽默地说，她还因为这段奇特婚姻而在宁波文教界“小有名气”了。大家都奇怪方谦为什么嫁了一个无业游民呢？每次都为我来甬度假期间准备了继续读书的条件，为我到湖埠头洗衣，为我到图书馆借书，到食堂打饭。我们那时在乡下都使用小煤油炉做一些简单的小菜，更是经常于傍晚到东钱湖边买新捞起的鱼虾做下酒菜。每次到了她那里我就过上一段舒服日子，因此颇遭到一些教师不满（特别在文革期间）。她本人当然更是被看成为“自由主义”作风严重。但因教学成绩较好以及与大多数来自农村的同学们关系甚好（所以文革运动初起被冲击和隔离期间，同学们不少人都能暗中相助，包括退伍军人学生），即使“不爱政治学习”，领导也无话可说。至于同事们怎么看待我，她照旧一概不管。也就是说，我们的“价值观”完全一样，和别人怎么说，怎么看完全没关系。而且，对于方谦的性格来说，越是打压，她越不买账。这样的绝不趋炎附势性格，遂使得当时气氛下的人事与人情压力，都可不成其为压力。一般而言，社会性压力比物质性压力其实更严重，它会影响一个人的生存态度和生活方式，使你不得不屈服于社会性方向。但如从精神上摆脱了此种人际关系压力，就可获得极大的心灵解放。此理中外皆然。谁叫人是社会性动物呢？但是《论语》教给你的首先就是如何摆脱此种社会性生存压力，以便能在任何环境下维持人格的独立性（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虽然在结婚时我还没有系统地读过《论语》。所以，基本上我的青少年信仰只是“暗合于”《论语》意旨，而非是先研读了《论语》才信奉了仁学价值观。何况，我所谓的仁学原旨是必须与现代西学理论汇通后才可准确把握其现代性意义的，而不是泥古者以为通过“记诵经文”就可自动获得理解的。至于历代“假仁假义”者，即借孔孟行各式“乡愿”者，则比比皆是。积极于宣传《论语》者，可能正是实质上在败坏《论语》精神者。

这样，纵观五十年来的婚姻生涯，今日社会上这些习气，在我们之间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必须指出一件“小事”，在我们婚后一年多有了孩子后，十几年来我的基本生活虽靠父亲的20元月费，孩子的养育费用则直到1978年前全是她一人负担的。尽管我们之间不时也会因各种事端有所磨擦和争执，但五十年来在彼此之间发生任何冲突时，她都从来没有一次“不当心地流露出什么平时或许掩盖着的”有关钱财方面的埋怨话，更别说什么“冷言冷语”的讽刺话了。她始终能够尊重我的研习志向，把我这种私人治学的生活方式甚至于看作比他人的“正式工作”更为重要。不过，除了思想的理解外，这种态度也反映出她本人“厚道”的一面：绝不计较金钱事物，虽然长期以来早就养成了节俭习惯，但她只是自己力行节约，节省下来有限的工资，以充作家用。再举一例以见其品格：90年代我们在德生活时，我前后邀请过兄妹三人来德作客，各3个月，并一一陪伴他们参加经济旅游团去巴黎、阿姆斯特丹等地，她除了作为主人照料陪伴外，没有一句“钱”上的怨言。因为我们是非常节俭度日的（我大概是自1991年拿到第二个项目的基金会资助后才敢第一次在国外去买一件新布裤的）。但我那时认为他们没有机会出国就决定了安排私人邀请，对于我们不过是继续节约一下，而对于他们可能就是一生中的唯一机会了（那时哪里能猜到今日大陆对世界旅游的全面开放呢？）。

方谦的“谦”字也体现在我们两人之间，她竟然会觉得钱是我得自基金会的，“属于我的”，她不应干涉或分享（他并不像其他人多半会这样算账：从前你花我多少呢？）。以至于我提出邀请她的妹妹也来作客时竟屡次为其拒绝。回想到我们当初的宁波生活呢，那时她则从未流露出过钱是她一人挣来的意识。后来养育孩子也是她一人负担，对此从来没有分过“你我”。等到我有了钱，她竟然会有区分“你我”的意识。因此，观其一生，更不会在人己之间占别人一分“便宜”。人们都知道，财务问题，不仅是一个物质上消费多少的问题，而主要是一个社会性攀比问题：绝大多数人都难免以各种方式进行“攀比”，金钱和地位为人们主要互比标准。我们从头到尾都免除了此种心理，所以真是因此而终生受益无穷（可因此不受制于舆论或习尚的无形约束）。这样我们就容易处于自我满意状态，也就是只要基本生活能够维持就不再关注其他了。因为从来不会和他人比（同事、同学、亲友），所以不会受到社会上嫌贫爱富风气的影响。这样的心态自然在旧时期也有助于方谦一直容受因我的长期“无收入”而造成的各种生活不便。在日常生活习惯上，应该说，彼此非常一致，都是重视言诺和遵守信用的，都是借了东西用毕后一定第一时间归还原主的，都是轻易不借钱的。（方大概一生从来没有借过钱，我自己因“月入”甚低，偶尔缓急之间会与邻居胡家老保姆借些小钱，并预先告知归还时间，因为我们之间相互借钱，但都是小钱，不会超过一、两元。但我从来不向家里人借钱，更不能让他们感觉到我的经济实态，虽然他们抽象地当然也都知道。）

4．1963：骆驼桥小镇的“蜜月时光”

假期结束后我们一起回到宁波骆驼桥的宁波师范学校。骆驼桥是离宁波市不远的一处小镇，小镇依河而立，那时还完全保存着旧时的风貌。对于来自北京大城市的我来说，由于与当地人语言不通，60年代宁波的小镇，使我格外有了再次进入另一“江南世界”之感。那是一座有几进院落的旧式地主大宅院，课室和宿舍都在大院内。方谦的住处在后院楼上。楼下即为课室。她白天去其他教室上课，我则在楼上读书。那时我常听见楼下来校进修的小学老师们课间动情地齐唱着“十送红军”，这个曲调，这就和1957年在天津大学经常听见的“九九艳阳天”一样，成为我那时生活处境和心理之“指号”：每一聆听，当时的情境气氛立时涌现（1956年时反右前的天津大学校园内轮流放送着怀旧老歌周璇“天涯涯”和革命新歌“九九艳阳天”，还真有些自由自在气氛。谁也意料不到几个月后就天下气氛为之又一变）【我喜欢听过去的老歌，无论左的还是右的，甚至于文革歌曲，因为那些旋律均出自真实激情；而今日两岸三地流行歌曲，鲜有佳作。我常惊讶嗓音亮丽的歌手们自己会喜欢那些几乎没有任何“美感”的造作之音。至于今日“舞蹈”，就更不敢恭维了。这么多“舞蹈家”的“感觉”到哪里去了？可怕的是，艺术家和创作家自己对此并无自识或感觉！商业技术化时代对文艺的影响力是根深蒂固的，虽然今日舞蹈音乐家拥有着历来最多的自由！】。晚间则常常随方谦和其他要好老师们一起去小镇河边吃点心。是的，我以前何曾过过这么悠哉悠哉的闲居生活。此时当然再也不必操心一天三餐的问题了。那时“三年灾害”刚过不久，社会气氛稍微宽松，教师之间来往谈吐也较随便了些。加上学校在骆驼桥小镇上，老师们的平常“政治意识”没有那么强烈，几位与方谦一向接近的老师都没有表现出大城市“干部”会随时流露出来的“敏感性”，大家也因为方谦的关系而友好地接待着我。

【引申：这些当初一律贫穷的老师们如今退休后均在宁波市定居，其物质条件都较从前大幅度地显著提高，对此方谦每次重回宁波后都感叹道大家物质生活方面与前相比真可谓天壤之别了。作为我们那时的邻居们，多年来因孩子多、父母家负担重而接近赤贫的老师们，如今生活环境都是一家比一家更好。女儿小时保姆的儿子，即照片上与骑在牛背上的女儿在田间合影的小男孩，如今在地区纪委任上退休后还继续保持着专用办公室，今年上半年方再访宁波时曾亲自驾车接送宴请】

在这些老师间有一位因系傅作义旧部文职而由杭州下放来此的教语文的柯老师，与我交谈较投机。我还记得某次在夜间“偷听”中得悉肯尼迪被刺杀的消息后马上将消息告知。肯尼迪及其夫人的故事是我学英文不久翻阅海外书刊时最早感兴趣的人物之一，此一会影响世界局势的消息也就成为我们沿河岸漫步谈论日趋激烈的越战战况事的话题。（此后10年，直到南越覆灭，越战一直是我那时最感兴趣的国际时事，并视之为观察和理解历史的最好材料之一。）因为正是这位四十多岁的年轻总统在古巴事件表现出的气魄，改变了苏美冷战风格。如今强人骤逝，世界局势将如何改变呢？

【引申：2006年我独自返甬时曾打车专门重返面貌全变了的骆驼桥，河岸尚在，当年的小镇风情已经永远消失了，河边的馄饨摊当然也就无影无踪。之后也曾搭同一辆出租车去东钱湖陶公山上两座尚在的废弃大楼，看到了方谦当初被隔离及“解放”后我们同住的4楼拐角处教室。当晚又曾去城皇庙茶社和月湖公园漫步。还记得60年代时方谦当初曾带我去过好几处学生家作客，我遂有机会欣赏家家旧式亭院，特别喜欢天井里的大水缸。如今来此匆匆一日游，在我的“第二故乡”追忆今已远逝的文革前后旧时期的居甬岁月，今昔之间更替何其速也。】

在骆驼桥的婚后“蜜月”期间，生活平静，研读的效率大增（记得手边带去的就有《新柏林》刊物，上面注满我查出的德文生词）。而我的“要求”却不止此。现在我们正式生活在一起了，我于是要求她开始学习英语。也就是我要“逼”着她学习英文。这在当时是一种“奇怪”行为，因为英文是大多数学校早就废除了的学科，基本上没有什么“用”。我却把此事看作是她生活中首先应该进行的补课。（我曾后悔她在1956年考大学时没有劝她上英语系，因为那时的中文系，虽然杭大不乏名师，由于种种限制，是学不到什么扎实知识的）以后为她制定的学习计划还多着呢，甚至于回北京后也不断“遥控”我为她“规定”的各门课程的学习进度。我把自己这一套生活方式完全强加在她身上。因碍于我的“高调人生观”，她自然不得不表面上适当地顺从我的“指导”。而等到我返京后，她就以学校有额外工作的理由放弃了我规定的课程。我于是对此婉惜不止，因为这不仅是知识不得进步的问题，而是前此的努力时间浪费的问题。顺便指出，这差不多是我们之间其后多年来的一个“磨擦”根由。虽然我们在大学通信时我就开始“以导师自居”，为她制定自学计划，由于生活在两地，我到底不能具体把握她对我的“计划”实行的实况。

【引申：我那时最喜欢制定各种自学计划，一旦有了计划，似乎就预示着未来新知新学的到来有望了似的。和今日学人不同的是，本“学为己”原则，计划是完全按照学术本身的“逻辑”设计的，而无关于任何体制内的外在“规定”。今人不管多么好学，总是最终要考虑到顺从体制规范。由此可见彼此之间“志趣”的不同，而对于我来说外在因素实居第二位。彼此的区别就在此价值等级系列中的“第一”和“第二”位置选择之间，虽然对于谁都需要考虑这二者。但区别在于其中隐在的“次序观”。学人的内在品格就反映于此微妙的次序观上：学人以何者为其第一顺位？】。

现在生活在一起了，我以为可以实际督促了，而慢慢发现她只是为了让我高兴而在勉强坚持着，因为我们正在“蜜月期”，我就以这种方式度着“蜜月”。后来在离甬返京前看到她已“强记硬背”到一千多个单词时，真是为她高兴（后来看到她借助词典翻译出了一篇莫穆的短篇散文时，更是兴奋不已）。因为，这就意味着：如此下去，有朝一日她就可以也用英文读社会科学方面的专业书了（这样的期望至少沿续了30年，直到最后认识到期待已无意义了为止）。我就这样把她像女学者似的“培养”着，完全不关心她的真实兴趣和本职工作。我还按照我的人生观“强迫着”她改造自己的生活方式：一切应以自学为第一要务，一切都为了并不明确的未来之“研究”大计。我不顾现实，还想让她也不顾现实。慢慢我才觉察到她的内心不自觉间实已明确了的真实意向：她支持我的生存方式，自己却宁肯适应现实。（但并不与我讨论这个人生观问题，而只是这么做着而已）一个明显的理由是：如果两个人都像我这样“不顾现实”，我们该怎样生存呢？她虽然被领导视为自由散漫，却因为教学效果较好，竟然不久就在评级时调升了一级（从51元到59元）。其后十几年间都是享有这个比大学同学高一级的薪资，这样一点提升对于一年后到来的孩子的养育竟然颇有助益。（记得那时的保姆费仅需8元）至于自学事，应该说是我完全不顾她的兴趣而强加给她的负担，她因在我的“理论大帽子”压制下，也并不公然“反抗”，却总是到了后来都一个一个地把规定的计划给拖掉了，我也莫之奈何。记得1967年夏她来北京探亲，我那时还不肯“放过”，硬逼她坐在大杂院里念英文。（之所以记住这件小事，因为我正在一旁看着《参考消息》上的中东紧张战事报导，对于西柰“6天激战”印像殊深）她不喜欢“研究”，我却为她规划着未来的学问发展问题。而她真正喜欢做的事就是“为我”做家务。如果我们吵架拌嘴了，学习当然也就中断几天，但不管争执到什么程度，如何彼此不理睬，她总要找到我脱下的衣服洗掉（她认为我从小“失教”，连自己的脸都洗不好，别说洗衣服了）。这是她的性格的典型流露：为什么在彼此因争执而互不言语之时，对于这么要“面子”的她，还一定要坚持这个为我“服务”的习惯呢？我一直不好意思问她这个问题。

【联想：骆驼桥的“蜜月”就这样为两个人的一生共同生活方式定下了基调：以我的研习为中心来度日。从不介入任何现实活动的我本人却是对于一切现实均怀有深切的认知兴趣者。从那时起直到今日我都观察到现代中国文化界一个普遍的倾向：知识分子喜爱议论却不喜欢研究，或者严格的说，不喜欢系统地理论性研究。我们有这么多“思想家”（他们大多数出身于文学界），却很少有“系统理论家”，如西方水准的那种理论家。“议论”这种所谓思想类型还往往依托于貌似而非的“理论”，即任何稍成系统而适合大众水准的论述。而重要的是，正是这样的“理论”形式最可在中国产生“影响”，并被“大众”奉为真正的“理论”。于是，“共识，影响，理论”就三者结成一体，成为现代中国文化界的典型思想形态。几十年来出现过这么多被认为是具有独创性的思想家或理论家，究其实，不过是对于直接现实现象进行了某种经验性概括者，其所谓“理论的成就”无非是把人人均知道的“弊端”加以归纳而易于使人对其产生“集中性共鸣”或“集体形式的情绪发泄性满足”而已。为什么偏偏是这种类型？因为人文知识分子不关心、不擅长、不努力于对社会现象进行深入的“理论研究”。许多现代“大思想家”（大师）根本就不知道真正的理论研究是什么，其社会身份的基础乃源于学术思想之外的人为制作，社会获得的共识不过是此类人为制作的预期中“效果”而已。此一倾向，海外华人亦绝非可能免俗，其程度有以过之者反而比比皆是。因为海外华人不是科技工商就是语言教养类水平的低端学界人士（今日东亚系和各地华文报章主笔中不少都是英语系毕业者充任，他们恰恰是欠缺各“专业”训练者。所以国内人不要一看到“海外来电”就以为是水平高人一等，也许正相反。其实最不耐看的就是他们的“理论分析”，而其主要读者和顾客正因为是科技工商人士〔被视为海外高等华人者〕，所以彼此正好文化水平上“供需相当”。他们都是属于西方文化圈内的“亚文化”实行者和华文文化媒体的“垄断者”。如社论、评论专栏等永远由那么几个英语系毕业生掌控着）由于两岸长期共同具有的崇洋媚外风气，结果我们看见：人为地“拔高”着徒因其居地和国藉而加以特殊利用的思想学术水平。这一几十年来的文化倾向遂成为导致中国文化学术长期居于次流地位的主因之一：由于普遍欠缺现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科学理论知识（这个高端人文社科理论水平并不就等于留学生回来后在中港台校园里发表议论的水平！），人们极易混淆职业地区的“等级高低”和学术文化的“价值高低”。其共同的倾向也仍然是欠缺深刻理论化的研究，中国知识分子惧怕、躲避重要的现代理论化研究的心态，今日是最值得检讨的现象。海外新儒家的最大特点恰恰就是理论上的避难就易，偏偏这类倾向在新时期以来最易为国内心态类似的一批人加以接纳并试图将其炒作为“海外新知”，究其实，无非因“国学界”素乏理论修养又不肯真正按照孔孟教导奋力自强，所以干脆走这类“次级”崇洋媚外途径，以为任何“外”字头的论述都是比国内为高者。这样才会发生几年前“郑某”那类浮薄至极的现象。该事件的“要害”却根本不在于本来不值一提的郑某本身，而是当时那么多齐声赞扬其为中西汇通大学问家的汉学、儒学人士以及层层学界领导，包括斯坦福那位汉学系的主持人。“郑某现象”的本质不是无处不在的郑某之类人士的社会行为不端问题，也不是郑某本人的学问名实不符问题，而是学界大批上下围绕着、推重着郑某的无知乏识之学界人士，他们今日仍然位居于要津，阻碍着人文学术之真实进步。简言之，学界腐败的要害并非在于出格者的道德法律犯事层面上，而在于合格居位者的不学无术却邀名聚势有方的层面上。】

5．1959-1968：我的北京大杂院的生活环境：友善的邻居们

自从结婚后我就增加了一道保护线：民主人士之子外，又成为了女教师的男配偶。我成了两个人的“家属”：父亲的和妻子的。此一双家属身份，从社会和经济两方面，使我得以大致安然过着“我是天公度外人”的日子。虽然街道上的“监督”无时不在，但那是完全可以计虑和免受其害的常规环境。十多年来监管我片的前后两任民警都姓王。记得老王在文革前卸任后在光明胡同遇到我时还特别对我友好地打过照呼，他是北京本地人，见过世面。文革期间的小王来自农村，一板一眼，态度僵硬，几年来曾多次半夜和街道妇女干部到我的陋而又陋之室来查夜，顺便撂下两句警告的话：如“看什么书呢？”我照例回答：“看英文字典”。于是对我的墙壁上贴的关于“干稀搭配”的语录扫一眼离去。不远处就是父亲住的斗室，倒是从来没有去查过夜。但对父亲隔壁屋住的外甥女（因母亲下放而临时住在姥爷家）的住处有一次也查过夜，也许不无对父亲间接警示的意思吧。总而言之，我就在家父的“羽翼”下过起了常规的读书生活。对于我，读书就是生活，并非是为了另一种生活的“手段”，这是我所以能够长年安之若素隐居生存的心理原因。古人能如此（颜回型范几千年地存在于读书人之间），今人为什么不行呢？这是一个关键性问题：我的生活方式个例一向被看成是不当有的“个别”，而古时不是到处可见类似的事例吗？人们说：哪能不跟上时代潮流？问题于是归结为：在什么层次上“跟今”，在什么层次上“跟古”？何者是第一目标？何者是目标之各级手段？什么是古今须一致不变者，什么是必须与时俱进者？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所决定的人生观思想对此是永远不加以分辨也没有识见能力加以分辨的。

【引申：儒家文化中最可取的一种来自原始仁学的态度是：‘读书’本身就是目的，而‘科举为官’反是第二位的目的。即“独善”前于、甚至于大于“兼济”。所以读书和文学本身就是社会所尊敬的，不仅是因此有那么多书院文化流行，而且人们可以从内心尊敬“穷读书人”，这在今日美国文化中是不可想象之事。更有甚者，读书文化中还流溢出一种“贫穷美学”：因未做官所以穷，而因为穷而可显示其读书动机更纯洁！】

【联想：但是我越来越发现，特别是在反右之后，那时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如果不说是全部知识分子，固然外在生活有不得不受制于客观条件者，也都难以在内心超脱“大流”，可说源于两种恐惧，不仅是生存的，而尤其是心理的。心理的恐惧或懦弱，成为现代知识分子的最大心病（要害在于：此种懦弱也正是今日其学术攻坚上的致命弱点：由于普遍意志薄弱，我亲身体验到多少最初来信问学的有志青年，不久之后都纷纷“归于正途”。为什么？他们最终认识到自己必须“入流”以求“出路”，为此他们不仅痛快地忘却自己最初的志向，而且想方设法自欺欺人地对己掩盖自身的软弱！）。也许这也是为什么新时期中存在主义、后现代主义以及中国道家思想这么容易在大陆学人间得到共鸣的心理根源之一：人们急于找到一种“个人无为”的道家式的生活哲学辩护，以支持自己逃避知识分子责任的正当理由。这种在大陆养成的内在恐惧病，一旦到了国外，也会沿原策略路线在异乡寻找着“另类安全地”，也就是尽快向社会上的各种势力源“靠拢”。港台美华人士早已先大陆人如此行为了。他们于是可以躲在安全堡垒里指点江山，俨然历史智者，实际上不过是另类依傍门户的“职业家”（相当于古代官吏，即‘读书为禄者’）而已。他们是几种不同“力势”的合力产物，以制作各力势源所需求的宣传效果与起到另类粉饰作用而已。因此，他们仍然不是真正的思想家或理论家（他们从不跟世界上高端理论成就比，而只跟本领域本来即偏低的理论比，并用其任何一种“来自西方性”的身份来忽悠两岸崇洋媚外大众）。至于海外二十多年来的“西方后来者”，因不得进入社会主流而又色厉内荏如故，其表现尤差。他们都是精神上寄托于客观负面条件本身却绝少下决心先进行自身知识准备者。发牢骚遂成为海外“议论思想家”的主要生存方式，他们以此方式掩盖着自身知识与理论的软弱无力，他们的全部自信都建立在对手的“道德性弱点”上；一句话，他们将个人的精神自信寄存于他人的“错误”上。至于自己，和国内知识分子一样，就是“不学习”。孔子亟言“学之不讲是我忧也”，此“学”字今日岂能再指“诗书礼乐”？如此泥古曲解的海外新儒家辈最大悖孔处即不懂“入太庙每事问”之现代意解而不能与时俱进（新儒家读了万卷书就是不明白何者应矢志不变，何者必应与时俱进。徐复观等诸多去台学人都是这样的水准和见识，但他们都实际“寄生于”大陆的各种负面表现上！这样，他们就相当于是持有这样一种自欺欺人态度者：自己不进而‘实已进’，因为对方正好不进而给自己带来了也不必费力求进的契机！）。“不进则退”，新儒家知此义否？我们这么多海内外“观察家”、“思想家”、“理论家”乃至港台美华报纸（依据两岸四地普世性的崇洋媚外共识）一相情愿捧出的“大师们”，就这么大言不惭地指点着江山；就这么长期满足于此种靠（无人不能地）“挑剔对手弱点”的方式来自安自慰地生存着。他们共同的特点还有，只重视所寄生于体制内的地位，而根本不朝向、不努力于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理论的研习。岂止于此，大师们为了掩盖自身的理论和知识上的弱点，甚至于利用海外华人文化权势垄断势力集体，玩弄学术文化理论上的“党同伐异”策略，其隐蔽的自私动机遂有机会为有识者所察觉，并显露了其在深层次上“假仁假义”的真面目。此种倾向将严重影响中国大陆学术文化的大方向。他们的最大的共同缺点就是潜在的“势利心”极重，因此而引生出暗中“借势欺人”作为就不足为怪了。他们共同具有的民族性虚荣心的“弱点”则是：都把在西方任教当作此生最高成就，并以此自高于两岸学界。此种心态一旦与两岸崇洋媚外势力结合成利益共同体，遂成为真正危及中国人文学术前途的主要障碍。至于长年流落在外的民间思想家们，可以先问他们一下：你们在国外那么多年怎么就没见你们先学好外语来补足自身的现代学理知识然后再来品评是非呢？同理问一下国内被奉为旧时期大师者：你们被公认为学兼中西的大师，怎么或者不见你先学好基本外语工具再批判西方哲学或者不见你先研读新知新学就在立场上一批再批之？尔今又一切推之于外在原因？所可宽谅者为：此倾向实为通病，非大师们独有，只不过被奉之为大师者不得不代表学界担当责任而已：一句话，不要什么都推给外在！二十一世纪是中国人文知识分子反思二十世纪知识分子“学言行”的最佳时期：当务之急不是“吹捧前辈，而是检讨前辈”！首先是：为什么二十世纪的中国大师们大多数不认真关注于时代前沿的人文理论性问题？（为什么二十年代文科留学生比不上欧洲的日本文科留学生？到国外去搜集什么“善本”书，这叫什么“做学问”？）为什么不为此而事先准备工具基础？一切都可联系到治学的基本动机方面。这个动机现象又是相关于二十世纪现代化时期社会与民族朝向古代所无的科技工商主导的物质功利主义目标的。如果新世纪堂堂中华民族的最高文化思想家们就是靠编写故事和撰写杂文来代表中华文明的，我们“中华读书人”能够接受吗？这是在忽悠谁呢？】

我们于1955年搬进的南红门22号（原小菜园15号），这是属于机关事务管理局的两进院子的宿舍（父亲时任国务院参事），最初由5户民主人士分住。最初住北屋三间正房的是范予遂，后来当了右派后搬出，外院正南屋两间住的似为万宝邦一家，不久后也搬出，剩下的其他两户民主人士为后来住进北屋正房加右偏房及外院东屋的、前红13军军长及曾任黄埔军校卫队长并做过胡宗南教官的温州永嘉名人胡公冕一家【今日网文载，早在1921年就加入共产党的胡先生是极少数既见过列宁又见过孙中山的老革命，只因30年代被捕数年经邵力子营救出狱并刊登脱离中共声明后，才中断了组织关系。但此后继续协助党工作，并在解放战争中完成了大量策反任务，却终因此一入狱问题受累，仅被视为‘民主人士’，直到逝世后才在邓颖超的协助下恢复了党籍。新时期以来红十三军历史获得承认，永嘉地区自然将其视为老革命加以崇敬。我与胡家多位子女熟悉，却直至今日才从网文知道胡家背景】，以及住在里院西屋和偏北屋的早先无政府主义者、前少年劳动党主席安若定一家。我家最后搬入，住外院南偏房两间（父母和妹妹）和外院西屋两小间（里间为原车库房改建），最初我与哥哥分住（如今我都想像不出，一生洁身自好的、曾任北师大校长的父亲当初是如何参加大院分房子的。他会在参事室办公室上前去一起“抢好房”吗？）。之后院内陆续搬入一般职工，等到胡家搬出后，住户增至9户，大家轮流倒垃圾和冬季关院内公用的水龙头（我家的内外杂务均由我一人承担，所以每月月钱也并非“白拿”也，只不过不由单位发给，而“服务”对象也非单位）。文革后期，胡家迁出，北屋正房由一科长家庭居住，安家后来因不幸出事让出北偏房，改由国务院信访办一对青年夫妇居住，里院东屋由国务院工人家庭住。外院正南屋先是由一民警家庭住（其妻子为管理局勤务），后由国务院食堂一厨师家庭住（其妻子似为家庭妇女，后来成为街道委托监督我的来往情况的街道线民），外院东屋在胡家搬走后由一国务院工人住。后者的妻子聂大妈来自农村，为街道党小组领导成员，人极善良（我于1986年初煤气中毒后即由他们夫妇用排子车送北大医院急救的，我事后前往致谢，携带的薄礼为其坚决拒收，其人来自农村，而生性耿介，与我住的西屋面对面，确为一大“善邻”也）。

在我居家的十几年中的邻居们，大部分都是国务院的普通职工及其家属，这是我每日都会与之见面的邻居们。十几年来“赖在家里”能够安然无事，一定程度上也与我和普通群众（不知不觉间形成）的友好关系有关。文化大革命期间，院子里也组织起来，由北屋的科长任小组长，有时各家代表聚会学习，我家当然就是我参加。（文革最紧张期间街道也不时开会，我作为“居民”遂也和一群纳鞋底的妇女们坐在炕头上一起开会。不会唱歌的我也须假装动着嘴唇和妇女们一起学唱“新盖的房，雪白的墙，屋里挂着毛主席的像”。）我和院内每个工农家庭关系都很好（即使是“线民”家庭，其儿女也都很有礼貌，并未参与母亲的“任务”）。信访办的干部和作为近邻的宫姓民警还常常找我聊天。信访办干部的来自杭州的街道工厂工人妻子，一次悄悄告诉我街道和派出所曾到院内好几家调查了我的情况，但每一被问询人都说了我的好话，包括素无来往的北屋科长。我一直好奇的是，尽管大家都在单位政治学习，但院内没有一个人（除了厨师的妻子）让我感觉到他们对我不工作在家闲待着有什么“看法”。就好像我这么待着非常正常一样。为什么？首先，他们都不属于知识分子范畴，其次他们都从“基本面”看人。基本面就是衣食住行和待人接物。特别是来自农村苦出身的人。我对自己的生活状态没有感觉，但邻居们有“感觉”。因系露天做饭，我身着极少替换的旧衣，一日两餐，几乎从不买肉的餐饮内容，以及同时能够安然闭户读书的习惯，大家都看在眼里（各家之间时有磨擦争吵而均与我友善）；我也从来没有因为自己是大学生知识分子、邻居是工农出身而自以为高人一等，反之多年来我担负起院内每日抬集体垃圾箱的任务，因为自己是院内的青年人，故视之为自己的义务。而院内其他失学青年则绝对不干这种“低级”活，怕丢面子。那时的街道无业青年虽然身处社会底层，却决不肯被街道干部呵来呵去地去开会或挖防空洞。

【引申：1987年搬到电大右安门外宿舍楼后，也因一次主动和楼上司机一同清理楼门堵塞的集体垃圾而被该司机到处加以“表扬”。我才意识到此类在我属于自然的行为，一些知识分子们不少都会不乐意参与，虽然他们在单位环境下，可以按照另外一种“给大家看的”原则，是什么活都肯干的。有趣的是，今日学界与我友好并支持我的工作的几个朋友，会不时暗示我：不要事事亲为，而要让年轻人做具体工作，‘你是专家’，不应该“丢份”，因为别人教授和博导都是这样的，都是让别人做事务性工作的。而我对人的高低往往没有感觉，对事的贵贱也往往没有感觉。】。

里院、外院的两位农村家属更对我产生了我事先完全不曾觉察的“敬重”和“同情”。我曾把自己的一些破衣服袜子送给里院有好几个孩子的、言行有些痴呆的一位妇女，以为她可以集中起来去卖破烂（那时家家都会看重的一笔笔小小收入，旧报纸书刊更是“较值钱的”破烂）。不想过了两天她偷偷送回来两双替我补好的袜子，因为她一定瞥见过我自己也并无一双整齐的袜子。这位貌似呆痴整天忙于家务的农村妇女（大家都叫她是“头子她妈”）原来还有关注他人生活的心思。特别感人的是，某夜她用身着的布衫兜着几个刚蒸好的馒头偷偷送到我屋里，还解释说怕院里是非最多的胡家老保姆看见（此一平时与我没有任何接触的、没有任何知识的农村妇女，绝对不是出于我其实从来没有给与过的任何“好处”而要“回报”我。不，不止于此，我甚至于认为她是出于一种默默的“同情心”：对于一个与她没有任何关系或联系的普通邻居所产生的人与人之间的自然亲近感。我那次送给她破衣袜〔在我们那时共同的经济水平上这样的“礼物”是自然的，不会有不敬含义〕一事，似乎只不过为她后来对我的“施予”提供了实行的自然机会而已）。而外院的聂大妈作为街道党小组长在街道上对我自然只会说好话（街道上妇女们的传言是：李家老二在家里待傻了，也不知道出去做工挣件大衣、自行车什么的）。自然，外院的最近邻居民警夫妇和我更是每天寒喧，因为都在院子里做饭（他们人人都会发现我的饭是全院最简单的）。这就是我的最具体的生活环境，回想起来，却也是最安全的生存环境：你在他们正常监控之内，所以是最安全的。我就利用这个革命时代大浪淘沙洪流中的一块小小安全岛，全天候地进行着独立而有效的研习生活。院内这些淳朴的工农干部谁也不问一句：你每天在屋里干什么呢？人家都在外面战天斗地的？某种程度上，我甚至于把他们都当成了我的“保护人”。（试想，如果我周围的这些邻居都是知识分子，特别是人文知识分子，那会怎么样？“读书明理”，可说是不适用于那个时代的！如果住着一位北大哲学系毕业的“哲学工作者”的话，我就不敢保险他不会拿我当成其“立功”的一个机会：好家伙！敢拒不工作在家偷看现代西方哲学！非把你揪出来不可！此类事至少可能会发生于文革时，如果那时连父母兄弟都可加以揭发检举的话。）

【引申：宫家搬走后来的新邻居有兴趣替街道做线民，结果我们直接冲突过几次，因她一次试图偷听我与朋友的谈话而惹得我公开给与回应：大概是故意向窗外她站的地方泼了一盆水。新时期后她每见到我就低头而过。片民警小王和胡同主任王桂芬也是一样，后来也是远远地就低头装看不见。他们的名字我和妻子女儿都永远记住了，因时常彼此会问一句：“王桂芬在胡同里吗？”。他们的存在相当于周围的苍蝇蚊子，并非真是什么威胁，因均属意料之内，却很讨厌】

里院西屋政协委员安先生也与我不时闲聊，借我看过他早年所著《大侠魂》以及做无政府主义者时期写的关于社会男女关系多重组配“图式”的书。这个主张打破婚姻制度、男女自由结合的无锡才子，曾是博古同学并亲获过孙中山接见和题词。抗战开始后成立“铸魂学社”，提倡发扬民族牺牲精神。（他谈话中颇以曾经追随过孙中山为傲并告我临解放前曾在上海参加策反工作有功，似乎这些都被其视为个人“安全系数”业已足够了的自信之根据，却不想文革期间因行为不慎而遇牢狱之灾，结局凄惨）安先生似乎会看风水，一次对我说，我住的外院西屋位置很好，不要搬动。在和年轻妻子生的两个上四中的中学生儿子要上山下乡时，我曾献计说，实有不去之策，为其婉拒。他对我说：你可以脱离社会生存，这样很好，但他们属于这个新社会，必须融入社会。这位常常流露战国策士型智慧的前辈，却未能算准自己的安全系数。我每天先阅读他订阅的参考消息，然后给他送去，顺便或长或短聊一会儿。当然，因为系邻居和父亲同事，我们之间的对谈内容是有分寸的。我主要问些他从前的故事，包括他和吴稚晖的来往。这位三十年代民间哲学家“大侠魂”作者似乎比我的家人更能“领悟”我为什么要长期待在家里，并在内心同情我的生活选择。而且他对我们夫妇也是颇为关心的，还不时在方谦来京探亲时请我们在家餐叙。知道方谦是中文系毕业后遂更感亲切，因为安先生以文士自居，不时喜欢回顾当初在无锡少年得志的往事。自从在京当上政协委员“寓公”后，还长期与外地一位女崇拜者保持书信来往。安先生病危出狱后，我和方谦前往隔壁房间探视，已经是骨瘦如柴了。

6．1966-1972：东钱湖的文革岁月

在北京的个人生活方式如果只能用“凑活度日”（这个词最可恰当描绘我的隐居生活的物质方面），到南方探亲时才有了实质的家庭生活。1964年夏女儿出生后，学校刚搬迁至东钱湖东大楼。此后每年探亲都去东钱湖，前后有十年左右吧。王安石当年治下的东钱湖遂成为我生活中一个重要场景。每次探亲都是我在得到每月月钱后，连同预先的一些积蓄（我现在完全不能回忆起自己当初怎么总是在动身前能够凑足30元车资？而且文革期间旧货寄卖行停业，我也无处可卖衣物〔还不说我那时哪里能有什么可卖的衣物〕）。上路总需近30元路费（好像是京沪段24元，沪甬段仅数元）。而一到了东钱湖，我就立即衣食无忧了。妻子持家有方，善于节俭而体面地度日，因为比别人少一两个孩子，所以少一份开销，这也是她能够有余力维持一家三口生活的原因之一。那时地方上学校领导还有其朴素一面（好几位都是四明山打游击的老革命），虽然方谦在文革运动一开始就因为说话不慎被同事告发而成为学校头一批被纠斗的老师（另外两位是由于历史问题：一位是前述傅作义旧部的柯老师，另一位是西南联大心理学系毕业的李老师），但大家心里都知道方心直口快，比较单纯。另外，方谦和我结婚一事表面上成为批判的理由之一（爱人思想有问题，拒绝为社会主义工作），但心底里都觉得方能够不在乎爱人没工作和舆论压力而甘心承担一切，对此还是有所佩服的。方和领导关系并不坏的另一个原因是，她没有像其他老师那样“投机”，当看到领导被整时趁机出来报复。所以当领导复出后都对方反而有了好感。其中也不无我的“功劳”在。方被认为是口才辩给、学生最爱戴的老师之一。在她被冤屈地“关牛棚”半年释放后，学校造反派曾前来“招募出山”。我当时探亲就住在她临时住的东钱湖东大楼教室里。我从北京来，郑重告诫妻子：绝对不能卷入这场大闹剧！我们只能作为观察者，却绝对不能介入。

【引申：因我当时深信“众人皆醉我独醒”，知道各种“说辞”和“论理”都是完全制造出来而另有背景和用意的。读史书时最信服的一句格言是：“愚民易动”，而这个“愚”字今日应该首先意指知识分子的、而不是工农大众的性格和见识。我们到了新时期最遭亲友同学不快的原因之一是：如果谈到那时知识分子的愚蠢和疯狂表现就会自然惹动众怒，好像“你们反而成了当时行为正确者了？”。我们虽然从来没有当面对他们这样说过，但如谈到自己当初的正确选择时，就相当于〔道义和智慧两方面〕在间接“贬低”同学亲友，而大家到了晚年谁不希图为自己一生“正面总结”一下呢？知识分子决不愿正视自身缺点和错误，只惦着如何弥缝过失和夸耀正面成绩！此一虚荣心的根源正是性格软弱】。

妻子听信了我的分析和劝告，从此坚决不参加任何造反行动。宁波师院造反派趁全国普查户口之机把我这个拖住方谦后腿不参加造反革命的无业游民扭送至莫枝堰派出所拘留处，以示报复。因为拘留过夜未归，方作为我的“保护人”意识立即“脱颖而出”：她要营救我！经过次日多方奔走才把我从拘留所领回。事件虽琐细，却给与方一个流露性情的机会。不久之后，她又有了再一次流露“护佑心理”的“机会”，这就是我在余姚访古错过火车而被民兵抓获之事。后来电话中证明了我是教师家属才予放行。我给她在学校造成的印像是：爱人因无业而屡遇麻烦，幸因方谦家属身份才得以解脱。我不仅是在北京的家中的“问题儿童”，难道也成了宁波家中的“负担”吗？别人会这样替我们担心。但是，平心静气说，我从来没有感觉过她视我为负担（似乎自孤山之约后，她就再没有过关于我该如何选择生活道路的“问题”了：我应该一直呆在家里似乎已是一锤定音之事。北京家里出于另外一种背景当然也是这样看待我的，所以父亲才会一次闲谈中告诉妹妹，等他故去后由兄弟姐妹四人每人每月赠我5元即可继续维持我的居家生存方式）。而每次来甬探亲也都是她最感快乐的日子，想方设法让我在东钱湖既享受到家庭温暖又能够安稳读书。宁波师范和宁波师院合并后，尚未正式开放的图书馆藏书增多了。图书馆管理员右派桂老师则成为我的阅读古籍的供应者，我遂在革命高潮中系统完整地读了一遍资治通鉴和续资治通鉴，看了一大批太平天国史料。也借出过时为禁书的《金瓶梅》。（要好学生知道后还埋怨我们为什么看完还要送回去，为什么不留下来给大家看。）

那一段时期的东钱湖陶公山堪称文革中的“世外桃源”，方没有参加造反派，无事一身轻，每日用煤油炉烧小菜，到湖畔洗衣服，我则每日下晚去东钱湖游泳，回来后吃油爆虾（一元一斤刚打捞上来的，今日国内外都难再吃到那种天然的湖虾了）。自然每日都有我在北京从来没有的老酒和茶水。那时“天下大乱”，造反后感觉无聊的老师们倒也渐渐回到每天过小日子的心态（文革中间那几年“消停”时期，很多城市知识分子都学会了各种手艺，最多的是做木工和裁衣，我到处惊叹那些城里人，怎么都是不学而能，上手就能把活计做的有模有样），我这样的闲人大家也就见怪不怪了。等到离甬返京时，方谦照例送我乘摆渡到对岸的莫枝堰，从那里我再乘公车去宁波火车站。在莫枝堰我们每次都到一家小饭铺吃一餐饭（无非是喜爱的炒腰花、炒肝尖，以至于到了国外一有机会仍然要这两样医生禁吃的菜肴，却从来没有一次觉得味道可以与前相比的了），然后她再摆渡回校，我则经上海转车回京。我又回来了。家里人怎么看我？我其实没想过，也是日久天长见怪不怪罢了。

【联想：1990年前后社科院世界史所朋友来波鸿我处作客，我对他说：如果我1989年在京，我一定是社科院少数不参加游行者之一。正如在巴黎时我也不会参加任何游行一样。有的造反派把大字报贴到宿舍门口：不革命就是反革命。我看后对方说，这是纯粹恫吓，绝不至如此。柯老师则从另一角度来鼓动方谦“出山”，利用她对同学的影响力，“应该好好整整领导干部”。记得我和柯老师边喝着老酒边辩论着利害是非，后来竟然彼此面红耳赤。柯以有社会政治经验的前辈自居，对我们说：“此时不出来，更待何时？”我心里遂更加明白为什么这些旧知识分子老是判断错误的原因：根本没有判断力！没有判断力的岂只老师们，那时成千上万的知识分子们，一本正经地、煞有介事地投入一场场莫名其妙的战天斗地的“大革命”中，连一些平时畏怯退缩者，都突然翅膀硬了似地投身于“革命”，并肯于为之生生死死！（平生懦弱者在群体洪流中会因易于丧失意志和判断力而反可轻生轻死）更重要的是，当文革闹剧消散后，这些当年为了些许所谓革命观点分歧（谁保卫主席更坚决之类）的勇士们对于往事大多讳莫如深，绝口不提。新时期我们读到最多的是右派的苦难史自述，却鲜有大多数普通知识分子的自我反省。是的，他们也反省，不无抱怨当初上当受骗而耽误了自己青春之类的弱者呻吟。但都是埋怨别人，从来不批评自己。我指的不是那些当初整过人后来心理不安而自我悔恨道歉这类明显的错行。我特别指的是千千万万普通随大流的知识分子们，我指的是他们失去了基本的判断力！为什么？因为他们放弃了或丧失了基本的独立意志，所以也就随之失去了理智力。对于大多数知识人，随波逐流、跟上主流、趋炎附势、人云亦云，就成了唯一的人生哲学！在整个文革期间我最为惊讶的不是那些在幕后煽风点火者（这是当然的存在），而是任凭别人煽起的风浪而欣然“赴汤蹈火”者。今日的文革研究者会怪我主次不分，因为应该区分谁为煽发者，谁为跟随者。不，我看重的恰恰是倒过来的次序。因为后者才是大多数，才是中国历史、社会、文化走向的力源。我多次重申，二十世纪最根本的问题就是知识分子问题，特别是人文知识分子问题，而这个群体最成问题，至今依然如此。过去在文革中暴露的知识分子弱点，今日新时期就以另一种方式再次暴露。试看：他们不是一个一个地在盲目跟随着另一种“大流”吗？他们照旧趋炎附势或畏惧舆论，虽然今日的目的改为追求名利了（为了超过别人或者怕被别人瞧不起）（别以为当初他们在追求革命牺牲，实际上，自几次运动后，他们因深刻畏惧而放弃了自我，所真实期待的是个人最大安全系数的不断增加。但是在此惯习下，因为必须随波逐流，也就因欠缺独立判断力和自持力而被“大流”轻易席卷而去，被卷入各种事端制造的风暴里，直至正好与最初的安全计虑目的相反，甚至于为之而自毁）。简言之，知识分子的性格从前和现在没有多大区别，此种性格倾向就决定了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潜能之大小：今日人文科学和文化革新能依靠这种现代读书人之性格吗？

也别以为海外人士就有另一套情操和能力！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我是说整个二十世纪知识分子的一致性表现，他们到了国外，其基本性格没有变，但因依附于它力而制造了复杂的表象而已。海外华人知识分子的“思想”就是靠得住的吗？如果不说是比内陆更糟糕的话！如果说他们善于“国际忽悠”，那只是因为两岸有力量安排这些本质上的文化寄生者们进行忽悠！哪里是来源于他们自己的智慧和力量？他们自己还真以为因为具有了外国“名分”可受到两岸优待就真成了华人中的翘楚了，并企图以此示范于国人。如令其得逞，中国文化危矣。因为他们都只不过是海外寄生型华裔亚文化内的成员而已。整个二十世纪存在着一种“国民党文化风格”，此种风格一直蔓延于其台湾阶段，其最大的缺点就是虚骄之气和不重理论。前者使其只能虚托于传统思想之表面而不能深入真实义理，后者使其无能触及现代西方高端人文社会科学。于是，无论是国学还是西学，总归都是浅尝辄止。加以其政治上、社会上、文化上秉持的全面寄生性现实，人文知识分子在台湾社会，自老蒋去世后开始全面商业化转化以来，更加失去了1949年前部分知识分子曾经拥有过的精神气度。具体到实际层面，知识分子层显著地欠缺自反态度、识力和勇气，更不具备参加对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总检讨的意愿和能力。弥缝过往缺失和安于寄生生态，更已成社会之常规。正如一位资深台湾学者在去年南京大会上所说，所谓台湾保存着较多传统文化风俗之说，乃指其普通民众生活层面而言，非指其文化高层之现象。我们只要看看台湾电视报纸新闻的走向，就可知他们所说的“文化”和世界主流说的不是一回事。如果今后将此等“鸡毛蒜皮”式的文化趣味看作是未来大陆文化的楷模，就是文化官僚们对于中华文化复兴大计的最大损害了。因为乐于追随此种低端文化的大陆备选者，当然是成千上万地存在着，不仅是广大工农群众，而且是广大科技工商知识分子。因为二者在文化要求上是大体一致的。但这不应该是中华文化发展的标尺，广大“高低群众”只是各种物质生产的各级技术人员，他们均不研究、不关心、无能力关注高端中华文化学术发展的问题。台湾文化已不再具有胡适、傅斯年可代表的大陆战前的人文文化朝向性，况且胡适、傅斯年等现代化初级阶段的水平，也远远不能再代表全球化时代今日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所要求的中、高级阶段人文文化水平。这个全球化时代所要求的水平，自然也不能以留学文化固有的较低西学水平来取代。不是下一代台湾人文学人本身的资质有什么问题，而是其社会彻底商业化走向结构性地限制着他们的主动创造能力。他们都是“格子”内的制度依附者，随着社会上科技工商势力而随波逐流。商业化的‘体制内’就成了他们难以获得“个人思想自由”的强大‘社会存在’。不可能发展高端人文文化的新加坡文化即为其前车之鉴。那么中国大陆母体的文化非得也这样按照“全面商业技术化”大方向来发展吗？中国文化就非得也成为一种彻底的“物化”文化不可吗？而正是中国仁学才有可能使得中国文化不须必然走向“物质-商业-技术化”的全球化大方向上去。仁学的普世价值观有朝一日还可进而作用于全世界学术思想界，以有助于人类对自身文化前途进行彻底的大反思！】

7．1963-1976：与岳父母如何相处

现在来看看方谦的家庭。岳父方兆镐，也是温州瑞安名人（今日网上曾见有关“瑞安双杰”之传言说：“北有周予同，南有方兆镐”。当然今日无处不在的是地方上纷纷搜罗本地历史名人以作为地方自我宣传的材料），因五四运动时期在杭州读书时曾与夏衍等积极参加游行，并被选为杭州市学生会会长，曾因冒险带头上街抗议而闻名一时。但是，岳父60年代初虽然与我多次详谈年轻时的个人宏伟抱负，却从来没有提到过今日网上关于他的主要讯息：杭州五四运动领导游行一事。后赴日本留学，学机械工程。回国后曾长期追随俞大维在兵工系统工作。60年代初他与父亲在中山公园来今雨轩的唯一一次餐叙中对父亲说，自己不到30岁已经在做局处级首长了，而那时在呼和浩特工作的电机工程师儿子到现在还未成家云云。岳父长期在国民政府兵工系统工作，抗战时期还曾被政府军事委员会派驻印度负责美国军火鸵峰转运事务。（对此，网上讯息很少，而岳父早已作古，子女们无人知晓详情）49年鼎革时期，岳父在公路总局局长位置上，随同昔日兵工系统同事陈修和（陈毅堂兄，因以国民政府东北兵工厂系统总负责人地位倒戈而立大功，这位参加过越南受降仪式的国民党中将级沈阳兵工厂厂长于开国初期参加过一段西南建设工作后，即转为国务院参事，与曾也担任过一段参事的父亲同事过），一起留在大陆，后来长期在钢铁学院任教。唐山大地震逃宁后，在南京因不适应当地无取暖条件的冬季气候而病逝于任教于华东水利学院的长女家中，大家庭中只有作为（无业）“四女婿”的我一人留在宁波三官堂宿舍未前往参加追悼会。岳父本来与我很谈得来，天南地北也颇健谈。他在会晤父亲的路上曾先带我去陈修和家，意在请老友陈先生开导我一下。记得这位曾经深受蒋介石信任的陈先生，因系岳父执友而对我说，天下大势已定，任何人不可能在“格局”外生存（大意），希望我早日有一工作，可过正常日子云云。（时在1964年左右）

岳父与我长聊的那段日子里，谈及他以前会扶乩，49年前曾经在刀茅巷宅内“请下来”过孙中山，孙笔下的意思是天下尚未底定，未来续有发展。他并告我，任何人掌握了口诀都可为此（此事方谦的两个那时已开始进步的姐姐后来都证实父亲确有此事，她俩正是那次做扶乩时担任乩童者）素来不迷信的我却对任何“事实”，特别是稀奇的事实，最感兴趣。我自然企图追问下去，岳父则嘎然而止，未待我发问就说：“口诀我已忘记了”。岳父最佩服俞大维，称其文武全才，哲学尤佳（90年代初我访台前曾托岳父旧属向昔日长官俞先生去信表达自己为方兆镐女婿，访台时拟前往府上问学，但未获复），并说文史馆多次请他写些关于俞的回忆录均被婉拒，他对我说：“我可不愿意批判他什么”。时在钢院教机械制图的岳父还对我说过，他昔日的部属有人在台已当了大使云云。在我与他交谈甚恰的时间里，可惜我未曾详细问过他一生的历史，以至于关于其生平大家所知甚少。也许这位国民政府公路总局局长抗战时期在印度负责鸵峰运输事务上还有一定的贡献呢？（1983年我在纽约时曾往见岳父的一位后来曾到大陆做过生意的亲属或旧友〔？〕，这位西北师院校友对于家父随团违背政府命令留在大陆一事未置一词，反而怀念其对西北建学时的贡献，而对家岳则不无微词，甚至于说过“政府待他不薄，而。。。”之类的话。）

后来岳父因见我并无“悔改”之意，态度遂转趋冷淡。我则本“避色”之义也就不再到钢院宿舍探望两老了。不久后，文革爆发，岳父遭到审查并被勒令参加劳动。知道消息后，我觉得自己应该改变原先不与方家来往的想法而又开始去探望他们。在此革命极端化时期，一家人之间也四分五裂，我常见其爱子对其父语词严厉，责其“好好改造”。等到子女不在身旁时，我就和岳母商量如何让年近70的岳父免于每日乘卡车搬砖的辛苦。岳父文革以来也完全变了一个人，平时一句话不说，一心好好改造。此时方谦的右派姐夫将随石油学院下放山东，我作为大革命外的闲人于是先帮助方谦姐夫和其老母收拾行李去山东（留给我的是其作为教育家的父亲留下的半套世纪初版的《大英百科全书》），之后不久又协助方谦姐姐和幼子收拾行李准备随单位下放去河南干校。一时间我这个“等外人”忽然也有了对方家做些贡献的机会。之后我更经常骑（借来的）车去钢院看望岳母。岳父在外劳动，我遂有机会和岳母在一起单独谈话了。

岳母出身南京金饰商人家庭，自婚后一直相夫教子，堪称贤妻良母。自从我50年代末起与其初见以来，几十年来对我始终和蔼亲切，自我退学在家并后来与方谦结婚后，对我的态度从来没有改变过。等到文革遭遇家变之后，我和她遂常有机会单独畅谈，其亲切之态益形明显。我至今不能参透，为什么她对于我的处境从来没有过丝毫不满的表示？似乎不能用她只是礼貌地“装出客气”来解释。自然，也绝不能猜测她有邻居安若定先生那样的识悟力，会暗中赞同我的生活方式。不管怎样，她每一见我都是由心里高兴，岳父参加劳动后我去看她时自然更感欣慰。而且每次都会做几样好吃的东西给我。而之后不久让我真正惊讶的是，这位看起来不问时事的家庭妇女竟然心里自有另一把尺。一次我们竟然谈起历史来，我把对太平天国历史的看法讲出来后，不想获得她的强烈认同，并以南京家中长辈的亲身经验为例证明那究竟是个什么政权。此时我会提醒她注意，竟然是两岸都把它归结为“反清复明”的大业了！（后来看了海外专家简又文的巨著，更加觉得我们的史学家的最大问题并不是史料问题，而是观点和方法问题，或者现代史学理论问题）至于谈到时下运动，我们也可“关起门来”痛斥江派的倒行逆施。原来这个家庭妇女和其子女不同，心里和明镜似的。我们岳婿俩竟然又进一步拉近了思想距离。同时，只要岳父和子女在，我们就不言语了。当然她最喜爱的是时时对其父急声厉色的那位尚未成婚的独子，而她和自己最爱的儿子却只说着家常话。岳母正因为是家庭妇女，没直接受到环境的作用，内心方可如此维持着一种明智判断力。

【联想：正是这位秀外慧中的母亲，1955年前后接到过我发给她（因同学恶作剧说方谦车祸故世）表示哀悼的信。她知道我们的故事。她也知道我们是自1948年就已经结识了，虽然不能归类为“青梅竹马”，而单恋亦属“青梅竹马类”吧。但是少年情窦初萌时的遭遇能够算是“单恋”吗？另一方面，“单恋”情致对于我来说却又是如此“重要”。此种持续性向往、受拒、期待的情绪流，可以成为我的自绘心理图画的一片淡兰底色（这是中学时的我最偏爱的颜色），画布前的图面就反而能够更加经心地予以绘制，作画者内心也会进而跳跃着生命的律动。年轻时，我甚至于多次追求着、制造着此种“淡兰色的忧郁”，不无少年式的做作，却可成为精神生活的真实驱动力：追求着、幻想着、塑造着一株不可获得的“理想树”，它成为一时间凝聚着我的热情和希望的远方灯塔，在一面朝向灯塔奔去、一面又见其不断退远的过程中，生命的情思和活力被深深激荡起来。是我自己在制作着、享受着自己想象中的一幅“作品”。而“作品”成为我的作品，岂非也有其隐在的“冥冥之中”？】

就在文革时与岳母谈话中我们共同印证了一件“家庭史实”：南京慕慈里7号大院内边角处的一栋两层小楼，竟然是我们两家抗战前后先后住过的同一小楼。如今我将文革期间小楼尚在时拍的照片放大后挂在墙壁上，不喜“怀旧”的方谦却对其很少注目。2006年我从1962-3〔？〕年“送别地”---上海东亚饭店，向时在湾区的方打电话时，她竟埋怨我不要深夜扰眠。对于她，这一切都只是过往之自然，过去就过去了，而对于我则都是个人生活路径上之相关印迹。她自然地那样生活过来，却不再回顾其轨迹，而对于我，昔日的轨迹也是今日及未来个人生存的一部分。

【引申：我的怀旧的“真实对象”是什么呢？2011年赴余姚开会前在杭州两日，我对“南山路”三个字感到如此亲切，加上街道本身确实称得上是“极其优美”；我还多方打听想找到杭师的旧址，就是因为我曾经向那个地址寄过2-3年的信。那对我来说是永远逝去的往昔，却充满了青年早期生命的热情。我的青年记忆遂被梧桐树荫下静谧的南山路所激活了。我拐进柳浪闻莺公园.，那是她当年和三两好友经常漫步之地，而此一回想也联接到自己的高中时代。所以，我是通过对她及她的青年故地的怀旧之情而联想到自己的青年理想和追求，联想到我们整个的已逝青春生命。她以及当初的爱恋过程都成为对青春本身怀恋的“reminder”。如此被一般化、虚体化之后，“怀念对象”的identity却变得轮廓模糊了，难怪她会并不积极于分享我的怀旧热情。我的生存形态是“三维多元”的，她的生存形态是“现在式单元性”的；我的性格是反思性的，她的性格是即时性的。也许她也在直觉中有其理由:我的“怀旧对象”究竟是什么呢？是现在的她、过去的她还是我自己那时主观制作的“理想树”的淡蓝色调本身？甚至于这个“她本身”也可一分为二：那时实在的“她”，还是我那时想象中刻意虚构的“她”？如是后者，我的“怀旧”岂非是在追怀着“我自己的昔日心灵”？】

8．我们的爱情、婚姻、两性观

几年前在湾区偶遇一位初中同学，他对我说，五十年代初时我这个比他高两年级的育英初中的学长，曾经和他站在灯市口街道路边“开导”着他，解释说为什么婚姻和爱情是两回事（在湾区重逢后几天，他驾车带我们去海边游览，谈到那时人们盛谈的海湾战争时，我于是在故友面前放言嘲笑时人之愚昧，将如此严重的世界大事浅释为什么“石油战争”，从不“学习”的大众们如何有基本知识条件来判断世界大事？我批评大众根本不知历史事件为何物，自然也就触及到他的从俗之见，记得他幽默地回答说：“你到了现在还在“教导”我？”我亦不觉一笑，彼此已非50年前的育英学生了）。他说，我这个初中学长的话他一直记住了。我对此已经全无记忆，但相信他说的是真话。因为那是我中学时代最经常思考的问题之一。记得五十年代在和方通信时，也谈到过我对车尔尼雪夫斯基《怎么办》中对类似问题的看法，这当然是青年人生观中第一要解决的问题。因为，那时，文学或小说诗歌，其第一主题就是爱情与婚姻问题，而青年人无不直接面对着此一人生抉择。因此，抉择的根据为何？理由为何？所谓文学青年，就是质询青年（不关心文学者只要按照社会常理照章办事即可），就是要先问一个为什么？而且大量的动人文学都是表现此一根本矛盾现象的：按照社会伦理，二者自然合二为一；而按照文学探索，二者大有理由永远冲突下去。即使只就爱情本身来说，也有一个永恒的冲突关系存在：永不变心和喜新厌旧。中国早就有一个“弱水三千说”，并且几千年来的以男子为中心的生活智慧已经从现实上解决了这个问题；婚姻和爱情可以平行存在，其要点即“对象”不必限于同一人，而是可“同时”合法地分布于若干人（妻，妾，妓，侍女等）。没有一个现代文学读者会对白居易、苏东坡的“携妓游湖”怀有哪怕一丝丝“道德失望”。我们既有“浮生六记”和“小轩窗，正梳桩”这样刻骨铭心的夫妻情爱，也有数不尽的“小红低唱我吹萧”这样觅得婚外红粉知己时的欣喜心境。在读《包法里夫人》、《复活》、《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时，作为中学生的我，哪里会对其中作者表现的对传统婚姻道德规范的违背怀有任何正统性偏见呢？同情的当然都是敢于“反道德习俗”者，必然是绝对爱情至上论者，而此与婚姻实无关系。完全“生活”在屠格涅夫制造的《初恋》、《罗亭》、《父与子》氛围中并一度以“罗亭多余人”自视的我，根本不知“婚姻神圣”为何物。在高中两三年和方通信期间，这些感受和感情思想矛盾应该是主要的内容。等到慢慢关心到社会性问题后，婚姻和爱情，或者“矢志不渝”式爱情和“唐璜”式爱情，才成为更具体的思考问题。毫无疑问，这是人类生存中的最重要的却也是最缺乏理性处理的特大问题。等到深入思考后更注意到，中国原始人生观中的“食色性也”中“食”与“色”原属并列，而在基督教文明中，“淫”为第一罪，也为第一恶。这个“淫”干脆就是“男女关系”一事本身，即“性”成了第一恶？！成了“原罪”！天性成了原罪，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为什么《论语》不这么看呢？为什么《论语》这样的中国第一圣典【在西北大学座谈中一位年轻老师公开反对我关于《论语》的这一论断，我从其绝对真诚的语气可以判断，此一看法绝对是该领域时下不少青年学人之共识，由此惋叹当前国学界一些人已经失去了基本的理性思维能力！而他们自己对此一无所知，因为他们都长期在本身封闭的领域里自拉自唱着。】并不表现此类“性禁忌观”呢？这是一个绝非不重要的民族文化意识中的小事，而是深刻地反映着民族信仰形态中的“密码”。

1959年开始北图自学生涯后首先安排外语学习。我以自己特殊方式学习外语，即一切集中于多快好省地达到看“专业书”的目的。什么是那时的专业书呢？不是小说了，而主要是两大类：哲学和性心理。为此，我排斥一切物类名词和大量动词的记忆（只记最常用的），却“多快好省”地尽先记忆哲学类和性与爱类的词语。北图阅读记录中也是这两类英文书看的最多。甚至于我的人生兴趣也集中到对这两大主题的探索上来了：哲理和性问题。质言之，这就是“人际正义和两性关系”问题。后来为了扩大外语学习范围，也开始读些外文（主要是英文的，但也有德法俄文的）小说。如果说，中学时代我也在多余人形态自恋之外锺情于“为共同理想而献身”的“终生伴侣”型的故事的话（早在初中时期我就津津有味地也读过《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但其后的苏联小说则从来不看），60年代初全面转向对当代西方文艺时，劳伦斯小说成为了取代屠格涅夫的“最爱读”（和屠格涅夫一样，劳伦斯不属于我的精神世界最上层，却是情感上最贴近者）。那时当然百分之百地欣赏《查特来夫人的情人》爱情观（情爱和婚姻是决然不同的两件事），而最让我重视的则是《虹》。因为后者比前者有着更深刻的情爱分析：夫妻，性爱，情爱的三角关系问题。现在我进一步认识到，存在的不是二元关系，而是三元关系。或者干脆说，婚姻已经不是此张力关系中的相关项了（婚姻完全是一种社会性、历史性的“社会性需要和强制”），相关项是：性与爱。或者情欲爱与心灵爱。换言之，存不存在一种“现代派的”（60年代时“现代派”对于我是一个多么正面的标示！）“性爱”形态呢？劳伦斯探讨的这个排除（他如此加以批评的）精神爱的“纯性爱”类别是不是一个文明社会应该关注的本质现象？此一张力关系中的另一对比是：性爱和性欲。古语“食色性也”，其中的“性”指其纯生物性。人本来是动物和精神的“合二而一体”，当然存在着与食同一存在论水平上的性本身，此时精神、心灵、社会等因素还未介入。那么什么理由要强说二者必须同时出现呢？凡此种种都成为那时我从爱情之古典精神型态过渡到现代派型态后思考的问题。

此时，随着中国的文革开始，西方的性解放运动也全面展开。我通过“地下资料”（朋友获得的对外宾馆外国人丢下的画报杂志）了解了西方的社会文化资讯。我对相关问题的兴趣，除了精神分析学和与之相关的性爱哲学一类较易接触到的理论性读物外，我特别感兴趣的是有关现代西方性学、性心理学、特别是变态性心理学方面的读物。（后来我还从内部书店买到6册二十年代W.Stekel 编著的部分“性心理大全”，后来还将其也运至湾区家中）在北图读书时已了解了H.Ellis这位曾经为潘光旦等早年介绍过的性心理学大师，后来更关注于当时在美流行的夫妻“性学大师”W.Masters  和V.Johnson，其书也成为我那时学习读英文书最早的读物之一（60年代初我开始读英文书时最有明显助益的原版书还有罗素的《自由与组织》和《第三帝国兴衰史》，那时前书已有中译本，后书的中文本尚未译出）。也特别关注这位五十年代美国“性学大师”安排妻子充当性生活治疗角色的讯息。对于战前连罗素的性学空论都被法院视作有伤风化之事，当然被我视为荒唐至极，由此可见基督教文明含有着多么深固的性禁忌传统。对于我，性是如此“自然的”人生需求，所牵扯到的方方面面问题，应该予以理性分析，何来道德的禁忌！我遂从理性认知层次上大大增加了对相关问题的理解。对于性问题的复杂、丰富、重要，我的认知和体会也就日益增加，并均与方加以讨论。【文革初起、方被批判后，我仓皇北回途中到刀茅巷家中取走了方保留在橱柜柜顶上的我的信件。这些信件此前曾经被一位从其留苏时起就靠打小报告发迹的舍亲偷阅过，从此就对一些亲戚指控我的思想如何如何。如果我1966年夏初不是在过杭时突然一念之间下车到刀茅巷家中取走了这些存信，不久后遭到抄家的刀茅巷76号内红卫兵“战利品”中就要增加一项对于那时的中学生来说最有兴趣的证物了】。从理智上，我的“逻辑”是有说服力的。至少，婚姻和性爱是两件不同的事。这是人类生存的基本事实。人类为了实际上解决现实社会中不合逻辑的法律及习惯，只好一向“便宜行事”。但是，作为理论家，我们必须诚实地、科学地将其作为研究和思考的课题。这样一个至关紧要的问题以及我的认知，也自然地成为我经常向方灌输的话题和理论，甚至于是某种程度上达到了在认知上和实践上的共同谅解。我们结婚后不断讨论这类问题，早先从文学角度，其后从社会文化及个人生活角度，再后从宗教伦理角度。在我的研究中，可以说，最后认识到，性与爱的问题，应该从其文学讨论和表现的表层转移到宗教、社会学和心理学（包括作为深层心理学的精神分析学）的学术领域加以全面研究。人类对此特大问题的认知实属刚刚开始。在性与爱的二元共存关系中，行为的主体、对象、手段、目的等诸相关性因素之间的复杂多元互动关系，是否应该作为科学课题加以研究呢？什么叫做“爱”？作为特定心理与行为过程，“互爱”这种典型的“真实爱情”中某一主体的“行为对象”是什么？是在对方还是在自身？如果在自身（对自身存在的理想之满足），那么对方就成为了手段或途径，此手段可以是十分令人满意的，此时自身的心理理想就获得了最高满足。失恋，就意味着自身理想未获满足，也即对方未成为适合的“手段”。如果这样理解，恋爱双方就在某一方面可解释为“互为满足对方自身理想的手段”。“互爱”就还原成了“自爱”。（今天美国社会一方面有着西方世界最普遍的宗教信仰，另一方面其离婚率也“合法地”达到了百分之50。老年人一半是独居的。宗教律法要求毕生忠实于另一半，社会律法又允许自由离婚，前者遂等于一纸空文）在中国文化传统里，我们有过男子本位主义的、实现于财富条件上的“性自由”，男子在外在条件允许时可以同时满足多方面爱与性的欲望。如果其中“自由性”一面今日仍属可取的话，那么是否至少此种自由也应该扩及一切女性呢？男女平等是否也应该体现于婚姻、性与爱方面呢？那么，是否只要把古代中国男子享有的性自由扩及女性即可予以实现呢？但男女生理上的“不平等”在男女关系方面造成的先天性“性关系不平等”又该如何解决呢？

【联想：等到1982年到了西方后，与同行的大批派出学人不同，我早已了解了西方社会与文化的很多方面。在本业（哲学）之外，国内长期限制的电影和性文化，自然成为主要关切对象。那时国内A片尚属严禁范畴，甚至于官方代表团里的朋友也要偷偷让我们这些在西方社会“落地”者带领去偷看。甚至于90年代初时国内代表团中的亲友也还需要这样的“在地协助”以满足好奇心。（不想几年之后祖国的“开放”已达世界前列，而“性”在美国仍然在严格的意义上属于“性禁忌”范畴，限制比国内大多了。这里毕竟是基督教文明地带）几十年来，我目睹了国内对于性话题的逐步开放，而这些正好都是我早先时时思考过的问题。对此问题的讨论，岂非相关于大量不同学科的科学知识？动物学，生理学，心理学，精神分析学，社会学，人类学，伦理学，医学，哲学，文学。。。一个纯属最广泛的跨学科领域！一门“性爱符号学”毫无疑问将会是未来最惹人关注的人文科学领域之一。

这个“性，爱，婚姻”三联体问题，其重要性甚至于达到了无远弗届的地步。恋爱自由中的“自由”是什么意思？为什么必须与相互间的“承诺”或各方的“自律”相辅相成？二者之间存在着逻辑性关联吗？性的问题，多大程度上是社会习惯问题，多大程度上是宗教“性禁忌”问题？既然是“禁忌”就属于社会学中的习惯成自然的部分，其成因复杂，却并非属于伦理和法理上可论证的问题。人类对此可不可以加以公开理性地讨论呢？不难看出，存在着以下不同而彼此相关的问题类型：

+ 夫妻亲子组成的家庭关系之社会心理需要

+社会性与生物性的传宗接代需要

+各种事业家的（具多元性紧密精神联系的）终生伴侣需要

+纯粹动物性的性需要（宗教加予此类纯粹需要的道德贬词纯出于维持社会和集团的秩序与纪律要求）；如自古以来维持着的“性交易”行业的存在

+以性为基础的爱情型态（排除被视为虚伪精神性因素的劳伦斯的性爱模式，强调生物性本能之原初纯洁性：园丁vs学人）

+具有某种精神性基础的爱情类型

+宗教对于“性禁忌”（纪律之根源）之普遍需要事实本身，可不可以加以研究？如此而触动了宗教自身维持的“神圣性”，现实生活中该怎么办？

+一切准宗教团体对于性禁忌条规的实践学需要（两宋理学所强化的反仁学的性禁忌是我将其暂时排除于“仁学三书”系统的理由之一）

+性泛滥引生的社会性、健康性后果; 此种问题不一定与道德问题相关，此种实用性社会问题应该独立加以研究

+性泛滥引生的儿童青少年的各种健康成长障碍这类教育学问题

+两性，同性，双性，角色人数搭配图式，这类自古就存在的常态和变态的性行为类型，今日已成为公开话题，复杂的性生活本身引起的合理方式问题，使得上述各种性与爱现象成倍地复杂化了。

以上各种问题中的组成因素的性质互有异同，但均缠结于两性关系的总问题中。人类文明的发展到没到了对此加以理性分析的时代？宗教，教育，道德，医学诸领域能不能够对之加以理性分析？宗教自古以来憎恨哲学，即反对人类对宗教自身存在的合理性进行讨论；儿童性生活早熟也显然带来严重负面后果，此现象虽与道德问题无直接关系，却与人生观哲理大有关系：人该怎样度过一生？唯美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的答复一定不同于科学家的答复。马尔库斯和莱希的性爱理论甚至于密切相连于政治。今日西方青年中有这么多人会视大麻与同性恋为合理，人类的性爱问题也应该纳入一门泛伦理学内加以统一处理。】

十九世纪无政府主义思潮流行后，二十世纪初也随着西化风吹到中国来，其中除了政治性主张外就是性观念的“革命化”发展了。弗洛依德也是最早就被引进中国来的思潮之一，因为中国人是世界上自古以来对于性爱最感兴趣的民族之一，实比西方人更热衷于性想像和性行为艺术之发明。【80年代初中国学界的弗洛依德热和尼采热的鼓吹者多是抄袭二三十年代大陆早就存在而后来遭到禁止而不得流行的出版物。这些出版物我在50年代末开始进北图时曾经大量存在和出借的。那时北京西单、王府井、隆福寺、灯市口等旧书店和内部书店这类中文书也还很多，只是到了文革图书馆和书店全面关闭后49年前的出版物才消声匿迹了。而文革前后有机会看过这类中文出版物及港台出版物的一些中青年们把这些早先流行过的思想拿出来，说成是自己在中国学界的创新，一时间邀名取利不绝于市，制造了不少思想史上的“假纪录”。】一向性观念最为开放的中国的“风流才子”们（才子历来均被舆论给与较多的性自由）当然最先热衷于传播和讨论。前面提到的无锡才子《大侠魂》作者安先生借给我看过的他的当年私刻的“恋爱组配图式”书（后来犯事后被单位作为早年宣扬淫乱思想的证据），看似幼稚荒唐，却涉及到人类性关系的事实和观念二者。几千年来社会公开的礼仪道德和地下秘密的越轨行为一直并存【所谓人生一乐在于“雪夜闭门读禁书”，所禁者首推“淫书”，因社会共识为“淫为万恶之首”，属于表面上大禁之列，而实乃社会私密生活中之“大爱”。历代小说故事又最喜欢揭露和描述一些出家人之隐蔽性行为，可见社会上公开的性观念和实际的性生活自古以来就是平行存在的。此一历史事实是今日人类性生活问题研究者所必须正视的】。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历史上“性纪律”和“性禁忌”都是针对百姓的，对于特权阶级则可公开解禁。时至今日，我们经常也以此类事例品评是非，却很少谈到历代帝王的“私德”问题。（理学家们怎么不对帝王的性特权加以公开批评呢？）我们经常听到颂扬帝王的文治武功的伟大，却可以完全忽略其“私德”。为什么？因为他们是特权阶级，所以人们默认其具有此特权。今日民主时代，自然不能再如此思考。那么我们是不是应该首先指出：历代帝王都是“流氓破鞋”者流？显然不能（因为历史上“性禁忌”往往被治世者用作维持社会秩序的政策工具，是定出来控制别人的，自己则根本不受其约束）。如果不能，对于普通百姓为什么就得采取另一套标准呢？

9．安度晚年还是移居他乡

虽然我们之间在婚姻和两性关系观问题上维持着颇具现代性的共识，两人的实际共同生活轨迹上却又全面地体现着“同甘共苦”的典型传统精神：夫妻作为人生伴侣。在维系两人长达50年婚姻关系的过程中，我们首先是“伴侣”。关系的主要基础是“她”认同了“他”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也许并非是在最初明了了一切之后所做的决定，而是在具体共同生活中逐渐丰富其体认和落实其实践的。她不只一次在分析自己心理时对我说过：如果不是由于她所认可的我所持的理想精神，她也是不会接受或长期容忍一个无业青年以如此方式度日的。而一旦接受了，家庭与社会的负面压力就成为不难抵御的了。而且她在我居家20年间从来也没有向我显露过任何一点“压力存在”的意识，也就是“他人”对我的观感对于她不再起任何作用了，包括父母和兄弟姐妹们的态度。幸好方家父母知书达礼，虽然岳父对我肯定不满，但也尊重女儿的决定，并未给过我难堪。每次方来京探亲去看父母时，临离开前，父亲总是塞些钱给她。而婚后南北探亲这十几年间，她总是预先储蓄好“经费”，或者到北京来时给我和两家父母亲戚准备好一些南方特产，或者待我到宁波来时准备好各种吃食来弥补我在京独自生活时的“饮食欠缺”。我们之间，50年来从来没有过任何由于经济原因产生的争执，她对于我这个“男人”、“丈夫”、“父亲”从来也没有过任何经济方面“应负责”的要求，包括女儿出生后，她也全力挑起了抚养的担子，没有要求过我改变生活目标和方式。“潜台词”当然因为认可了孤山之约：我的精神目标是不可更改的。而且50年来她在这方面的完满表现，又都是行之自然又自然，不是勉强，不是不得已，而是甘心情愿的。甚至于当感情上因各种外因事端而受到“伤害”时，也从来没有改变过对于我的生活目标的支持。至于我的工作选择方面的进进出出，她也从不干涉，认为我有自己的选择理由。

不过这样的一贯“谦让态度”终于遇到了一次考验。这就是我在结束德国访问并被单位除名后打算来美时，她终于忍不住了。因为我在国外已证明是没有任何工作和生存机会的，而如回到国内，她仍然可以像1978年前一样用自己的微薄工资负担两个人的生活（那时尚不知后来国内消费水平的巨变）。此外，我的“平生目标”是不是也可以说基本完成了呢？她向我解释到，国内同代人中间我的学术成绩也算足堪欣慰，对于独立奋斗者这似乎已算完成了最高现实目标。作为人文学者，当此全世界轻视人文学术年代【近日报载，文科领先的哈佛大学的文科学生数量，十年来减少了三分之一。各语种语言文学类科系一直在广泛删削中，文史哲现状不言而喻。但此一“假相”绝不应该成为正在兴起的中国人文科学现代化努力时的知识论“根据”，我们根本不应该以美国人文学界事态为标准。另一方面，我们也当然不能反过来看不见当前自身学术正在借不成熟的人文理论趁机哗众取宠、沽名钓誉、追逐权势的事实！今日世界人文大势真好像是一把双刃钝剑：西方学界在严格的意义上步步后退，中国学界则在表面上的“繁荣”下“崇洋媚外，胡乱炒作”！】岂非也应该适可而止了？于是，在此平生转折点上我们岂非正好可以一同回京安度晚年？（因为我们一向物质要求最低，又一向不和他人攀比）她还特别描述了回京后具体的安度晚年的方式，如每日一同去附近陶然亭散步等等。她于是第一次开始劝我认清现实，最好放弃任何“生活冒险”计划，何况我自己早有这样在国内继续“在野研习”的准备，已经采购了不少国外经典以备继续于国内家居时使用。我在充分了解了她的意图后，却在我们那间住了6年的波鸿郊区房屋的顶楼上“冷静地”回答她说：“但是，我的平生学术志业才刚要开始推进呢！”“天呀，才刚要开始！你要活几百岁呢？”那时我刚满60周岁。“完了！”花前月下、安度晚年的梦想又破灭了。原来她虽然理智上长期顺应着我，感情上却是另一种期待：以为我不仅在国外走投无路而且国内关系也暗示着我的“奋斗”应该合理的结束了？1996-7年，当她在德目睹了我的在外处境艰困而不得不计划离德返国时，以为国内单位的除名反而对她成为“我们又可回到从前”的契机，甚至于具体计划着回国后如何靠自己的工资继续维持两人的生活。她一再流露出了暮年心态：我们到了这个年龄，应该增加些“安享晚年”的节目了。但当她听到时已届满60岁的我说“我的治学生活才刚开始呢，以前都只是准备期而已”时，心绪立即失落下来；等到再知道我还有另一“远游”冒险计划后，简直不知道该如何应对。考虑到她的担心自有其道理，我和女ㄦ都一度劝她不必随我远游，而是先回国去比较妥当，等我日后能够安顿下来再说。由此可见，那次远游尝试的成功机率多么小！妻子的担心多么“合乎实际”。然而方谦于此关键时刻又做出了最后的选择：知我意已坚之后，一夜之间就将她的决定告诉了我和女ㄦ：“决定同行！”她永远使用最简单的理由：“我得照顾他的生活”。

在美戏剧性地申办绿卡是一个可以写出一本小册子来的复杂“文牍主义”过程。手持8位国际学者的推荐信，我将以“国际著名符号学家”名义申办“杰出人才类”绿卡？而我的主要英文“证物”是三本同年刚出版的书。我于3-4月份拿到Peter Lang出版社刚印好的第三部书后，女婿就从农庄派运货车来将我的三四十箱书装上运往Paderbon附近的农庄。我们在挂有一对德国先祖夫妇肖像的房间里又住上了两个月，有时到森林散步有时沿山路去附近小镇尼海姆闲逛，算是陪妻子过上了几周“晚年消闲生活”，之后才告别了长居9年的德国，“落荒而去”。到美后曾与我合作申办中德人文研究所未果的前德国驻中大使费舍手书来信说，他“代表”自己的国家对我表示歉意。他完全同情我对德国汉学家因职业利害考虑而不能“大公无私”处事的批评。然而这只是我深入体认世界各地学者无不持功利治学人生观的开始。现代学术机构就是为此种人生观提供实践机会的场地。

【引申：女儿曾在弗吉尼亚大学人类学系博士班学习，后因迁移德国、结婚生子而于进行田野调查和写论文阶段肄业。在美半工半读时期，十分艰苦，有时夜间要带两个小孩睡觉。后来在中餐馆打工期间（1993年我访问弗吉尼亚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时，东亚图书馆负责人、龙云亲属龙小姐曾带我到女儿当初打工的地方吃过饭，见过了老板娘），她的经济系德国同学好友每夜开车在餐馆门口等着她下班后接她回宿舍。这位同学就是日后成为其夫婿的、一处有数百年历史的德国农庄的继承人。结婚后女儿按照现在仍然存在的德国乡村习俗被称为“男爵夫人”，并以此身份参加每年举行的传统村庄纪念日。大约十年前，她曾带夫婿和儿子，在我们南红门旧居尚未拆除时，某夜前往参观。他们非常有兴趣地欣赏了北京大杂院的杂乱面貌以及我们住过的外院西屋。我们父女就这样完全平行地和德国建立了各自不同类型的关系。我作为德国大学的（在德国人看来身份仍嫌‘不明’的）访问学者，在全是德国亲友参加的农庄婚礼上，自然也觉得有些“怪怪”的，加上不会说德文和一向不懂社交礼节，自然也有另一番尴尬（在这里以及在任何party上我只有在讨论学术话题时才自然起来，但谁跟你动不动就谈严肃话题？在我年轻时喜读的十九世纪法国沙龙场合，我一定是一个完全不合格的局外人）。性格与我不同，女儿天性善于交际和处事（一向以来，她反复劝告我看清楚西方学者无不功利，故不能事事量之以道义。但她不不考虑我的问题：如果不量之以“道义”，人文学术将不成其为科学，而仅成为玩赏之具，难怪历史上乱象丛生！柏拉图早言意见与科学的对立，而支配历史的毕竟是“意见”，而“科学”呢？人类的“人文科学”呢？我们正在刚刚开始建设之中，根本不能拿历代经典类的基本上属于尝试性的作品系列充数！），从此竟然（出乎我们意外地）非常适宜地过上了传统德国农庄生活。参与组织农庄艺术节（森林装置艺术展和每年的夏季谷仓音乐会）更成为其主要文化工作。我更关心的是农庄顶楼上大批祖传德文旧籍的整理和如何有朝一日将其转化为有用资料和恢复其现代学术功能的可能性。此次重返农庄时，作为被“金婚庆生”者，我的身份该是什么呢？是虚的国际学会副会长头衔？还是我刚刚自封的、作为探索性网上虚体的“国际仁学研究中心”的“主任”呢？“既不能令，又不受命”，在古代这走得是一步“死棋”，二十一世纪互联网时代也许并非如此呢？让我在地中海游途径古希腊时再去乞求新的哲学灵感吧！】

我的移民律师在帮助我获得绿卡后曾向我表示：他对我在如此高龄，并非为追求什么“美国梦”的申请者表示“佩服”，因为对于我的独立治学目标来说，我在美并不具有任何有利条件，根本就是“没有你工作的机会！”但他看到我在困难条件下仍然完成过这么多理论前沿的著、译作品后，这位出身于马来西亚政治学的著名华裔律师脱口而出道：“惭愧，我们白活了”，而他的办公室墙上正高挂着我完全没资格具有的各种身份和获奖的证书。当然这是幽默之言，使用的不是西方社会的标准尺度，而是来自中国读书人文化传统的浪漫记忆。没想到，这样一种也许是旧金山独一无二的律师的态度，竟然成为我最终得以继续穿越此“窄门”的基础。这位律师甚至于在我拿到绿卡后还对我说过：我就是要把你这样的人文理论学者引进来！他绝对是百里挑一的美国律师，后来越来越意识到只有他才能够在美国文化圈内怀具另一把标尺。如果我说这是我1997年一切偶然际遇中的最大偶然时，也绝非夸张之言。实际上，我是在发现最初被介绍的一位与其签了约的白人美国律师并不重视我的案子后，突然感觉到不能这样被动地任其摆布。已交付的2000元预付款可能最终被白白地打了水漂尚在其次，难以忍受的是可能的长期拖延处理。我于是再次表现出在关键时刻“敢于决断”的性格：在虽无其他替代方案而感觉“气氛”不对的情况下，仍然决定立即放弃亲友介绍的这位熟人律师（也有赖于此一介绍关系，我还是拿回了定金）。接着我开始自己看报纸，研究各种广告的机会大小。在几次到湾区几家律师所问讯之后才知道虽然都可接受受理却均表示没有把握。他们不认为我的“成绩”可以证明我属于“杰出人才”类。后来我在报上突然发现了这位来自马来西亚的华裔律师的知识背景不只是“讼师”型的“技术人员”后，就再次前往旧金山办公室探访。我至今记得自己拿著报纸沿街找门牌号时心中想着不过是再次碰碰运气而已的心情，而见面谈话后我突然坚定了信心，对方的允诺是具有一定可信度的。我遂当即付出定金，决孤注一掷。于此同时，仍然马上到航空公司交款延迟了返德机票的时限，以备这次申办失败后即先返德，然后打道回国，连同运走存放在女儿家的几十箱书籍。本“无可无不可”的《论语》之教，我对每一努力都为其考虑到两种不同的结局，“岂有谋事必成之理！”在案子被该律师楼接受后，我又发现他们虽然较比认真却仍然采取着各律师楼惯常的“拖”字诀。其经营策略永远是签订合同后就将案子先放下然后积极物色新顾客。如此，案子必拖下来了，可是我的情况哪里能拖？我必须催促其哪怕“尽早失败”，以决定马上利用有效飞机票返德，实际的情况当然如妻子所预料的那样：可能性甚低。后来办理成功后愈加觉得此一经历岂非纯属幸运？在此地，人们干脆会把我这种自以为“了不起”的人文学术成绩（什么跨学科、跨文化的人文学术创新方法论探讨等），特别是什么“儒学解释学”之类的“月球语言”纯粹看作是神经病的臆语：来美国不奔钱，“你有病呵？”法国人长期以来就对这种“反智主义”文化讥讽有加，我又岂有不知之理。【今日看待此欧美文化分歧，又得深入一步。本人和西方人文学者的认知之不同是认识论层次上的：他们不把人文学当做朝向“人文科学”发展的准备！而始终是当做“人文修养”。这也是为什么“汉学”容易在此与西方人文主流在在理论层次上混为一谈之故。刻下正在美国国会辩论人文教育重要性的人文辩护方都是从“人文教养”角度立论的。（什么科技界也应该有些人文修养之类！）“哲学”也仅被看做是一种“精神教养”。正是在此根本意义上，美国的人文科学潜力是受到实用主义文化传统的全面限制的】但既然视之为“最后一博”，就得全力以赴，其后几周间我不知道主动跑了多少次律师楼，不仅为了催促，而且为了查考他们究竟是循例处理还是有“故意拖延”之嫌（一个明显的律师楼逻辑是：申办失败，他只是减少一半总收入，却可不费力气地白拿到一半定金。如果他就满足于此一半收入而不再真为你的案子费力了呢？对此我们顾客并无能力查考和判断）此时我突然想到一个摧其快办的办法：我说干脆由我本人按照申办要求用英文写出第一稿，再由律师改正和补充。没想到律师同意了（这是最关键的一步，白人律师不会允许你这样做，而一般华裔律师、特别是大陆背景的律师，其英文改稿能力又有限）。他见我着急，还对我解释说，不是不处理我的案子，而是在按次序进行。但我因有一个居留时间的限制不可能不考虑处理速度，于是我的此一建议被接受就导致申办事件的处理发生了明显变化。而且由我自己处理个人学术成绩说明当然在内容上会更全面准确，特别是关于仁学与西学的关系问题，以及这样的跨文化跨学科方向对于美国学术文化可能带来的贡献。而这会是一种什么样的“自我宣传”呢？谁都知道美国基层官员文化程度有限，多年来许多官员向我询问问题时根本不认识“符号学”三字！就像我1982年初夏刚到普林斯顿大学合住宿舍半夜里爬在厨房餐桌上向多伦多符号学夏季营申请与会减免时思考如何介绍自己的“成绩”时一样：如何“填补”个人“体制内”的弱点和“学术上”的优点之间的显著鸿沟？那时面对的是学界“自己人”，要容易得多，而此时要面对的是行政官僚们。当然，我必须不完全按照律师的经验和惯例那样地去机械地撰写申办报告，而要尽量充分想像我的报告“读者”的多方面可能反应。关键是如何让他“懂得”我的可直接“证明”能力的三本英文著作的“含金量”呢？【这些书在当初只初印了200册，并在几年后结束了版权合约。我在德最后两年“费尽心思”保卫住的、必为汉学家排斥的关于“仁学和儒学解释学”的书，因出版于德国，最初没有被收入权威性的美国图书馆总目中。我到美发现了此一问题后，（今日完全不记得细节了）想方设法联系到总目编辑部将其纳入。不想直到近日这些书在出版社私自加印后仍然在以学术书价在网路书店售卖中，甚至于出现了盗版精装本。更不想十几年后此书又在香港重印了。】我的8位国际著名学者的推荐函自然也是重要的。当初选择推荐人时是颇费思量的：必须估计谁会真地推荐，谁会表面上推荐而或者并不认真或者“反方向地认真”：明荐暗损！特别是那些最可能被电话资询查证的美国学者们。结果一些本来与我来往较密切而如今在学术思想上已南辕北辙的学者必须排除于人选之外：只要有一个人技巧地说你一句坏话就够呛了；而曾经有过冲突或磨擦而今日彼此之间不再存在相互利益冲突、甚至于恢复了合作互利关系者，则可放心纳入。申办之时必须考虑到所有这些变动性因素。

【引申：让我在此稍微补充一句：在生疏环境内，人们大多数都是习惯于‘照章办事’，然后听其自然发展；而如果为了增加成功几率就不得不在面对每人每事每情境时强化观察、分析和决断的力度，以便最大限度地减少可能失败率或最大限度地增加可能成功率。为此，你最先的关注力就是：在条件不备、不利情况下，于最短时间内“抓住”几率最大的真实度！也就是要立即努力于“透过”表面尽量瞥见内部的真相。为此，就不会轻易相信一个不了解的对方的许诺本身，你要重新自己判断情况。这样，就给对方一个不好印象：“你不信任我？”你当然也就容易让对方觉得你“讨厌”，此时你必须硬着头皮不怕“不善交际沟通”的帽子（大陆叫做“群众关系”）坚持此一认真察考态度，并等待机会做出新的判断。你必须最大限度地把握相关真相。就我的申办来说，我对由亲友夸口说关系可靠的这位律师的“美式风格”中立即感觉到某种“不安”，然后看到事务所的庞杂体系和程序，明明是一个拖拉的前景。加以我的案子本身的“优点”非常有限，必须强化申办的“文化性准备”，而这个美国律师哪里会关注这么多。我就在自己并无其他现成替代方案的关键时刻当机立断：撤出。这是一个决定了我余生的关键性步骤，虽然比喻并不确当，但某一方面可相当于我当初敢于退出天津大学的决断。如果那时我挨到1961年毕业后被分配到大西北工地上，我就“死定了”（用电视剧语言）。努力把握真相，就成为我一生在孤立无援、穿越道道窄门时的主观性特质：我重视“真相”，一切种类的真相，并敢于于孤立无援中怀疑假相和面对真相。同理，我三十年来因此才可不盲目跟随西方学术主流和盲信西方名流，而能够完全独立自主进行判断。于理于事，于学术思想于社会活动，都应统一地持“首究真相”的态度！这样在面对每一个“大师”（包括孔子、基督、康德、胡塞尔）时遂可不畏其名势而客观独立考察之。（遗憾，就是与德里达‘失之交臂’，他在受汉学家挑拨后没有給与我直接观察他的机会，他宁肯相信那些不懂哲学而崇拜西学的中国人作为其“中国引路人”）为此，首先，你必须内心不惧（孟子教你的就是一个“勇”字）！不要为任何权势和威胁吓倒，然后才能审时度势，当机立断。如果你处处“趋炎附势”“贪图小利”，你必不敢、不能独立思考和判断。再举另一类型的例子。在80年代，我突然落入一批通通来自上山下乡、‘少年老成’的知识精英群的“势力”范围内，那时我对他们虽然感觉风格不同于正统人士，但究竟是什么江湖路数，还拿不准。但是，我是一贯通过“察言观行”来判断虚实的。当我察觉对方“路子”颇野（不似“真读书人”）之后，立即开辟该出版地上的“第二战场”，以免为其“出版绑架”。我与三联书店的出版关系即为一例，因为我不打算听任一向倾向于垄断的出版方对我的签约著译随意操纵，所以当发觉情景复杂后立即采取额外措施，保证了及时出版。一位台湾出版业者后来告诉我说，三联书店负责人曾对他说：“李幼蒸难弄！”这是在学术活动和出版领域第一次直接“遭遇了”红卫兵一代人文精英！从美国刚返国的我，最初以为将与青年一代更易合作，却不久就认识到：他们属于中国历史上的另类人士，与我的“属类”完全不一样！

在国外的几十年，当然几乎也是每一步都得‘动脑筋，想办法’，也就是不能被动地听信随意的许诺。周礼全先生通过移民子女也移民来美后，去世前与我不时交谈。这位哲学所的学术委员会主任竟首先表示“佩服”我的独立生存能力！为什么呢？原来周先生长期在大陆生存于体制内，优哉游哉，什么都是由组织上照顾得好好的，不用自己操心。而我几十年来都是处处、事事靠自己想办法解决一切的。所以我就不被国内外各方看做“自己人”，因为我不随意听别人的“安排”。90年代在德国遇到和德国人的麻烦时，见到中国人不免发牢骚。一次一位在东亚系临时任教的年轻中国老师劝告我说：拿德国人的钱总得为他们办事。我的原则却是：德国人的钱应该用来为人类共同事业办事，不是为哪个德国私人办事。但实际情况是：德国的爱国主义就体现在：只有为我们具体德国人办事，才是为德国办事。更不要说我遇到的海外那么多华裔汉学家了，他们就想着怎么利用自以为具有的“高你一头的优越性”来支配你，可我偏偏一眼就看出了他们具有的学术文化上的寄生性格。这些理论上“较低的”想控制理论上“较高的”，这是一种是什么心思呢？只有无知学术官僚才会仅凭借洋人表面名势受其忽悠，自然这也是形成“国际利益互惠关系”的途径之一。苦的则是中华民族的学术文化事业前途了！官僚们关心的就是自身利益，所以今日“反腐运动”须如此如火如荼般展开！而学术界的反腐必要性难道会少些吗？只不过没什么社会重要性而已。在国内外知识分子堆里，不管他打的是什么左中右旗号，先得看清他的招牌背后的“真货”是什么再说。知识分子并非都是可信的！也许正相反，他们读了书后，就进一步增加了“勾心斗角”的智慧。我们的先秦法家和术士者流早就树立了唯利是图的智慧学传统！】

等到交上申办说明并外加各种附带文件后，律师楼就没有理由再拖延了。而律师的一项关键性贡献是把文字改写得非常漂亮，而且在法律相关的术语和用词技巧方面的改进更是我所不能的。由于了解律师楼小姐总是能拖就拖一阵，我也就顾不得礼貌一直到办公室等候最后签字寄出。那日周五下午，快下班了，她说可以下周再寄出。我则强调应该尽快于下班前寄出，律师见我着急就说：那你愿不愿意自己到邮局寄出呢？我一听，正中下怀，决定替代那位小姐亲自寄件去。此一处理还带来一个方便：律师本来不赞成我随申办件把自己的两本一套英文儒学-仁学书附上，说“没有移民官会有时间翻阅你的书”（律师本人在最后结束委托关系后却私自扣下了我最初交他了解的英文书）。那时离下班时间只有半小时了，在问清路线后我快步奔向附近邮局，将全部文件和两本英文书放入一个小纸箱中挂号寄出。直到此时我才一块石头落地，即我已完成了“尽其在我”部分，至于是否成功就不再思虑了（在准备文件过程中不知做了多少搜集文件、分类、复印、拍照、起草、改稿的琐碎工作，对此今日足可以“不堪回首”形容之，仅此繁杂性本身就是令人望之却步的了）。实际上那时我和方对于批准的可能性并未高估，而是接着就在准备当申请失败后如何马上返德和运送书箱回北京的问题，因为客观上说，成功的机率不高，这是其他律师和大家的共同看法。可没想到就在1-2个月后的12月24号圣诞夜那天，我竟收到了移民局的绿卡批准书。（从表面上看，或从象征层面看，我竟然是以我的“新仁学”申请到了居留权！）我们的下一步生活方向就这样确定了。女儿女婿同意代为支付每月千元左右的房租，我们则需要考虑在未来等待拿到绿卡之前以及其后如何生存的问题。但那是另一个阶段的故事了。这样，我们就留在了美国。从德到美这七八个月过程处处都是偶然和侥幸，总算穿越过了一道道“窄门”。而被“绑在”我的战车上的方，也必须放弃回国静享退休安逸生活的日子而从此投入了移民奋斗的“新生活”。

那么，这一切是为了什么？为了我的学术事业？这到底是什么事业？怎么这么不像我们熟知的国内外学者的某种“事业追求”？在通常的的意义上，我哪里是在追求什么事业。我追求的是人们所谓的学术事业中的“真相”，寻求之道正好对立于国内外学界通行之道！职业化就是功利化，功利化就是鼓励和安排学者急功近利或追求名利。而我的毕生研究的结论，此种鼓励学者追名逐利的世界学术制度化发展，适足以结构性地阻碍人文学术的“正能量”发展！我，作为体制外的个人，能够螳臂当车地纠正这个全球化时代的大方向吗？但是，这样一种错误的全球化人文学术大方向实乃技术化、商业化时代的必然产物。天下人文学者遂可通通“入我彀中”，此“我”不再是唐太宗这样的儒教君主，而是遍及全球的客观环境总趋势。但是，与以往不同，客观环境虽如此，而人类的认知生命中还潜在着另一种动力：认知真相的内在热情。此客观环境也不可能消灭此认知真相的热情。不过，要想维持和正向发挥此热情，思想者本人必须主观上不受客观制度的限制！“限制”即名利诱惑本身。天下极少人能够抵制此一符合人性需要的名利之诱惑。而偏偏北京府右街旁的大杂院“养育”了我这么一个把认识真相本身当做人生第一要务之人，又偏偏在我的生活中出现了这样一个“不问青红皂白”支持我如此生存的伴侣。这样的追求目的何在？问这样的问题的人仍然是陷在体制内窠臼内的一般名利归趋论者，以为无名利目标（=社会承认）即无意义（一位新近与我通信的朋友就曾突然问我这样的我觉得不成问题的问题）。而互联网时代又偏偏为我这个不懂技术的人提供了足以“表达和留存”认知结果的技术性手段。于是，就在我一而再、再而三失败于国内外体制内渠道时，最终认识到必须在体制外寻求最终的“表达机制”。就在我撰写本文此段的此刻，我正在建设着一个独立的“仁学研究中心”网站，将其作为“表达的工具”，而非将其作为道到任何外部效果的工具（自古至今人文学术理论大多被当成某种“实用”工具）。本忆往叙实回忆文最终要表达的是：直到最后，在穿越了最后几道窄门后，我仍然幸运地具有着一种进行“最后坚持”的主客观条件！仅此而已，仅此而已！在虚假充斥于全球人文学术领域并为绝大多数学人信奉的时代，能达此境，岂非已是一生中最大之幸运？

我详细追述了50年来的曲折经历是为了向读者表示一种“欣慰”或“期待”吗？不是！而是要表达我是如何安排自己的“尽其在我”仁学目标的。尽其在我本身就是目的，而非达成其他目的的“手段”。虽然抽象地说尽其在我原则确为达成学术思想目标的心理步骤，而实际上，此“心理步骤”本身才是仁学实践者的真实目的。因为实践者所可能在道路上的瞭望到的不是实在的目标，而是自己内心的“目标”，实践者是朝向后者而非朝向前者而向前奔跑的。“仁至义尽”也为此意。这才是仁学伦理学教导的真意。而另一方面，如果你做到了真正的、按照智仁勇三维各个方面的（而不是自我欺瞒的选择性的尽力而为）尽其在我。我在本文中无非表达了这样一种追求“尽其在我”目标的一生历程，而方则是忠诚地、不计成败地，在风风雨雨50年中，支持我实现这一内心目标而已。仁学者哪里能够计虑世界上无穷无尽的现实目标，对此也只有坚守“无可无不可”之教地随机处置而已，岂有他哉！如果能够最终安于此，即为“成功”！这也就是古语所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10．回顾和总结

50年来的共同生活，总算有始有终。回顾50年来的生活经历，不可讳言，我们之间并非志趣相投！我更越来越意识到彼此的兴趣实不相合，而此种认定反而让我暗中进一步认识到她的“伟大”，因志趣不合而显露出来的“平凡中的伟大”（我怕我没有机会公开这一结论，所以决定发表此文，而她照例是不会主动读我写的任何文字的，除非是当我不再了之后），如果“伟大”主要由本身的“克己或牺牲”来衡量的话。如果她也像我一样“好学”，我们就是共同享受着学习的乐趣了，就谈不到什么“牺牲”或“伟大”了。但原来不是。方谦不是学者类型的女子。这样几十年来我们之间就形成了这样一种特殊的稳固结合体：她这个自幼被同学认为“非常骄傲”的方小姐是在一生中过着“克己复理”的日子。为了成全我的志愿，她决定为我“献身”，即我家一切以我的治学为第一目标！这种情境如果拿到今日西方社会来看，特别是让女权主义者来看，我该被视为何等自以为是、何等自私自利的大男子主义？此种人生观，对于今已入德藉的女儿来说就是不可接受的。她常说：“妈的话越来越少，话都是被爸说完了！”有一点可能确实如此：自从以我为中心后，从中学到大学其作文往往被老师当成范文宣读的她，就很少写作了。我的“大男子主义”的表现之一或许是：我的学问重要性高于一切的观点压制了她的一般文学写作的欲念。80年代初在酝酿方调职北京时，她的几篇散文材料曾被美学室朱狄称赞，后来一些不喜欢我的文字的哲学所人甚至于怀疑过我的一些著译文字是方代劳或润色的。

“牺牲”还意味着各个方面的向我“靠拢”。这个靠拢，当然就意味着她自己的多方面的“自我放弃”，不只是承担着全部家务（这是最遭一些同事为她“抱不平”的），而且默认着我的“分分秒秒”都得放在治学上的“专断”要求（“岂非自私”，如果按照今日西方价值观看。一句话，我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是和今日西方学者绝对格格不入的）。她将我的志趣当作家中最主要的方向选择根据，自己就甘愿放弃自身的选择。这有时却是不得已的，特别是自新时期以后，当我越来越更加忙碌之后，简直没有了正常家庭生活。她也曾不时流露出共同过些正常生活的本能愿望。而一旦觉得在我这个工作狂这里行不通后（见我没日没夜“只争朝夕”的样子）就放弃了原来的要求。

纵观其一生，本来天性“骄傲”（自尊）的她，在一旦意识到情境的必要性时，就可立即改变习惯来“适应”现实。五十年代初已经“家道中落”，不得不有时穿“补钉”衣衫，并非不爱漂亮的方却立即滋生一种“绝不因此而自觉低人一头”的心态。结婚后我每年探亲时等于一家三口靠她的工资度日（我的月钱须用作来回车费），她对此毫无怨言，而是只想着如何节约和合理安排花销；在国外当我没有了收入后，我只想着如何利用有限储蓄回到从前节约度日方式，而她心中盘算着不能这样下去，就立即放下架子，甚至于一开始瞒着我按照报纸广告去寻找打工的机会。她并非没有普通的虚荣心，甚至于有时还很强烈，但一旦觉得有必要就可立即放下“虚荣心”主动承担起家中的责任来。而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要求我做同样的事，她就这样觉得我有此“特权”似的。当然也因为她已深切了解我是一个可以牺牲一切以最大限度地“保卫”自己时间的人。我的这种反常的“急迫感”并非与急功近利有关，如她在与我争吵时偶尔也会略加讥讽的那样，而是觉得人生之最大“真实”在于求知，而知的范围岂有终止之时。以不学为“耻”（社会上以其他项目为“耻”的种种规范则不一定为我认可）的本能就这样“如芒在背”般刺激着我的生存节奏。

在德国9年因为生活并不安定，我们的生活一直非常节约。头一年，月费仅2000马克，由于还要考虑在美读书女儿前来探亲，生活更是相当拮倨。例如1988年秋我们去瑞士讲学旅行时，来回都不敢住旅馆。一次在从伯尔尼返德时错过火车无法前行，最后抵达圣昆丁这座古城。秋夜寒冷，我们前半夜围绕着空无一人的大教堂散步，还勉强自己想像着是在月光下享受着古教堂的浪漫气氛，后来寒冷难当，又跑回车站。可惜车站候车室已经关闭，无处暖身。最后我们就干脆走进电话亭内铺上报纸卷缩在一起过了后半夜，次晨火车来后我们才回到慕尼黑，并在那里参加了那年举行的国际比较文学大会。

【联想：关于慕尼黑大会，我也是5月到柏林知道此消息后主动将自己的材料寄至慕尼黑大学会议筹备处的，结果获得全额资助，包括旅馆费，这样我们才在慕尼黑住下来。顺便一谈，我的柏林邀请人波斯纳非常不喜欢我自行联系参加会议，但也无可奈何。我到柏林不久，此前特意任命我为Semiotica优秀论文评委的美国西比奥克又主动告知和推荐我去芬兰参加国际符号学研究所成立大会，波斯纳知道后也是满脸不高兴却也没办法，后来我们竟然来回同行。我自1982年首次认识波斯纳后，前后交往数十年，真有无数趣事可谈。一般来说，我到了西方尤其不喜欢西方主人对我的任何“役使”行为，此后麻烦不断，我也得一次次克服之，并终于认识到，全球到处都显示出知识分子喜欢利用权势役使其他知识分子的倾向。在该慕尼黑大会上我宣读了“茵格尔登美学和昆曲艺术的比较分析”。】

作为从前的“方家四小姐”，她当然也真有自己“傲气”的一面，这就是不肯将“弱势或委屈”流露出来。在大方向上她“承认和接受”我的理念后，也就在其他方面逐渐向我“靠拢”或“让步”了。客观上看，我也常“自责”，因为让别人不得已而“屈就于自己”，不是让人高兴的事，但因“敝人有疾”（我的求知方向完全是现代化的，我的人生观却相当地是古典式的），自己的生活方式又无法稍作改变；特别是，客观上，当我“体察”到她从开始不情愿到渐渐顺应的“心理轨迹”后，遂更加能够“设身处地”地体会到她的“委屈状态”。而当这个委屈感最后在理智上和习惯上转变为习惯成自然后，“和谐的结果”却导致一种作为“压服者”之不快。当然这种自我抱愧感也是不能加以公然流露的（如绝对不能公开为此向她表示“歉意”或“感谢”，那会形成彼此之间的另类尴尬）。此外，进一步观察还可发现，由于这样长期的对我让步必然某一方面有违其天生自尊性格，到了晚年她也常常流露气恼情绪，但事端都发生于其“辖区”。此时，如果外人看见（如舍妹在德时就发生这种误判，以为哥哥经常受到嫂子的“呵斥”，一时极为不满），还以为方“盛气凌人”：她也常因为生活上的小事而情绪上“小题大做”，发泄一通。我因“自知理亏”（意识到在其辖区内我的“违规”以及在我的家庭生活辖区内始终用“道义”迫使她放弃自我兴趣而以我的生活方式为主的“专断”）大多听其“训斥”，并以此方式让她有一个发泄情绪的机会。（在大的方面她大大地“让着”我，我还不该在小的方面也“让让”她吗？）反之，如果我不当心在生活小事上一时情绪发作而表现疾言厉色，她的反应则极其强烈：她不能忍受我的任何一种“态度激烈”！幸好这样的事并不经常发生，但也可间接反映出两人世界中是有“问题”存在的。我绝非一个按照正常规范值得称赞的“好丈夫”。“学术实践”是要支付代价的。

1948年我们在刀茅巷海星小学的同班同学丁兰生于1956年来京探视父母时曾与我同游香山。当我问到她对方谦的看法时，她曾坦率地说方谦的兴趣似乎与我并不一致。后来才体会到，大概就是指方谦不是喜爱钻研学术之人。50年过去了。我们之间就算有始有终了，而这个始，这个终，虽说皆有“缘头”，而此命运线中大有偶然之“结点”。如果我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读者会觉得奇怪吗？唯其因我们之间并非“志同道合”、并非“志趣相投”，所以此一稳定的婚姻结合才显出她的另一种难能可贵的精神特质，才显示出某种（因无法以常理解释可称之为）“命运性”的含义。如果在此幼年“初恋”之际我曾被对方某种程度上“接受”，我的源自本身对love itself的、形成期尝试性的内在需求获得了某种“心理满足”，此一本能的情绪波澜可能立即松弛下来。我在1949年春随家赴沪时此一青春早期的“冲动波”也会渐渐退去。Love是什么？是一种根植于自己身心机制的“自我冲动”，所谓被爱者对象，只是满足你自己内在身心冲动的一种偶然出现的“触媒”。这个对象原本可以是任何人，任何偶然接遇者，虽然实际接遇的这个具体人必然是独一性的。当所谓“爱上”时，该心理状态虽然是靠对方“引动”（触发）的，而“根源”仍然在自己本身。当此一最初的“接触”演变为一个“持续发展”过程后，许多其他因素开始陆续“渗入”此“加工过程”内，这些因素有些是正面的，有些是负面的，这些其后加入的外界因素及其相互作用，成为影响彼此关系的实际“形成因”，使其巩固或使其瓦解。完全可以推测，当初如果有过一段“青梅竹马”，分手之后彼此都会不久就减弱了“好奇心”。毫无疑问，就实际因果线索分析，1948秋-1949春之际，如果她也早熟到某种程度上“领受”了我于战乱时期莫名其妙发生的、如此持续性存在的青春初萌期之冲动，杭州的故事必定就此结束了。但是命运没有这样直线地安排故事发展的线索，而是让这个一时受到莫名其妙“骚扰”的小姑娘不仅是拒斥而且是对之反感了好几年时间，之后才在另一个时间点上对我敞开了心扉。1954年家住西华门外小院，每日下学就去附近护城河旁的西城图书馆看翻译小说，正是在那段日子里，某个雨天无聊，我又再次提笔向刀茅巷76号发出“信号”〔呼吁？〕，时已进入杭州师范的方谦，终于在事隔5年、天下已大变后，第一次回复了我的信（读者可以想像，5年后才获得的这封回信会对我产生多么大的心理冲击！我至今保存着这位高一女生的信笺。方不热心于“怀旧”，而“往事”对于我却有着既独立于又联系于现实的存在意义。

以上这段描述的意旨何在呢？让我再重复一遍：在“平凡”中见其“伟大”，如果我可用“伟大”这个词于细小而难能可贵之事的话。她自己绝对不会这样自视，也从来不会翻来复去地分析自己的一生，而一直只是自自然然地走下去。两人关系中正合了一个她父亲取名的“谦”字（岳父也就据此为外孙女起名为“益”字，因为“谦受益”。上月在天水“副宪第”宅院横匾上看见“谦受益”三字，遂摄影留念。）如果是本能的志同道合，那就是相互自然的顺应。而如今是在性格“违逆”中的顺应，遂表现出理想精神克服天然本性的认知力和实践力意志。本质上是她向“理念”的“屈顺”；在理智上先曾认同了理念，然后才是本能习惯的自我克服过程。她认识到在此认同中自己的“位置”为“助者”或“护者”，于是她决定相应地承担起这一“责任”。她的最难得的品格就是在各种压力面前勇于承担此一“利他性的责任”。于是，当我们婚后她“正式地”承担起此“助者与护者”的责任后，就一下子变得更为坚强起来。“骄傲的她”遂进一步选择了一种与世俗不同的“骄傲标准”（在挑战世俗标准中长期勇敢地生存下去），而当世俗的压力到来时，反而会进一步刺激了此种坚定信念。其“伟大处”正是在此平凡世态内呈现的、实现的时时“挺身而出”的勇气。这样一种今日看似平凡的心态，在那个时代则是万里挑一之个例了。

等到“年老气衰”之后，本能的作用愈趋明显，并不时流露出“平凡而正确的”愿望。而我“顽执”如故，“必有事焉”对于我不是职业上的口头禅，而是在身心正常状态下之不可改变者，是身心生命的本能部分。定居国外后，她于是主动参与着与我毫不相干的华人社区正常的文娱活动，自己寻求积极消遣的方式，自得其乐。对于我的“自我规定的”学术性工作，虽不积极关心，却照旧支持其畅通无阻，一丝一毫没有改变她自己承担的那部分“责任”。结果，我们的海外寄居生活丝毫没有因旅居而降低其物质性条件，反而渐渐形成了平生最好的条件：拥有了足够宽大的置放书架和将图书分类的空间。家务方面，照旧是她的家庭“特权”，几乎不容我插手。不管在外面多么忙，必定包揽各种家务。甚至于每当要在外集体用餐时，也必定要（从来不问一下我的意愿）告诉我中午应该吃什么，东西放在冰箱内什么地方。（我则常常自作主张地吃自己几十年前经常在吃的简单饭食。每次调解麻酱时都忆起当初在府右街口小店内吃麻酱面时暗中期待着“吝啬”的师傅多加一点稀薄如水的麻酱料的往事）我提到此事，因为她好像从来不注意我在生活小事上的意见，那是她的专属治区。

也许我可以如此进一步判断我们之间关系的实质：彼此的兴趣和潜能是一回事，彼此的价值观认同是另一件事。前者尽管不同，后者可以类同，或者“基本上”、“原则上”、“潜在地”类同（这就是说，在具体细节上，因前者未必同而可能时生砥迕，但后者的共同“基础”仍能起着“态度统一化”作用），也就是两种力量产生着两种内外行为支持力之间的张力关系。由于后者的存在，也就是价值观和理想认同的存在，一种作为彼此关系基调的潜在的相互“礼敬性”，除日常口角时外，可以说始终存在着。让我换一种方式想像：如果她也是像我当初极力希望她成为的那类兴趣和我一样的女学者的话，结果会如何呢？更不要说，如果她“才大于德”、不再如此之“谦逊”，而是变为我从前必定要热烈崇拜的“女中英杰”时，那又会怎么样呢？个人历史的命运线没有这样发展，自然也就无需想像下去了。

读至此读者会理解到，我自1949到1954这么多年来一直不忘年年去信联络一位一直决定故意“不理我”、“不喜欢我”、也从来没有和我有过任何密切接触的小女孩时，我的情感“对象”究竟是什么？是我对其一无了解的这位女孩本身么？还是我自己在内心种植的一刻“理想树”（借用40年代上海一位文学界作品上的“名字”）？重要的是，我的生命中那个时段似乎需要提前培植一颗心的理想树，而方那时充当了此心像的模型，或者比喻说方之具体实像“填充”了此心像的位置，促使此理想树活跃起来。内心理想树的一般性就被方的实像具体化了。而偶然发生的重要事件是：填充此一般性理想树虚像者恰为一个别性的具体形象。至于为什么是此独一无二的具体者而非任何其他具体者，就正好名其原因为“命运”。作为个别性少女的方谦就在一段时间内承担起支持该理想树的功能。等到此时间段所需要的心像结束了其青春期的作用，两人就开始在另一现实的层面上重新建立了关联性，后者则转而发展为另一阶段上的伴侣关系了。结果就相当于是：前一阶段的偶然机缘导致了后一阶段的自然结合，虚位转化为实位，少年想象中的偶像后来成为了青年时段另一种生命需要的支柱。二者之间并没有内在的一般的关联性，却有着具体的事实上的关联性。

【今日截稿，我闻到了小院中那颗桂花树散发出来的香气，桂花香总是令我联想到柳永的“三秋桂子，十里荷香”，联想到历史上的杭州。六、七十年代我生存于两宋精神中。65年前的刀茅巷铁门边的偶然一瞥，就这样成为了我日后在杭绍甬追寻那伟大精神时代遗痕的一根“引线”！2013.9.6，午后2时】

11．相关图片（感谢蔡爱梅女士代为编制了本栏以下所列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