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秋故地两周行（补充版）

                                                     ---心之旅：从良知阳明学到重读胡塞尔

                                                                                   李幼蒸

在75周岁前最后两周，趁中国社科院历史所中国思想史研究室邀约（并告已经院外事局“政审”通过）参加十月底余姚阳明学研讨会之便，相当意外地完成了本年二度返国学术行。其间颇多见闻，现录于此，以供读者比较学者间意见和感受之异同。

自年初甫成立的山东高等儒学研究院院刊在所安排的访谈中将本人列为“新”儒学研究者之后，此次历史所和余姚“国际阳明学研究中心”通过与会邀请再次“确认”了我的“儒学研究者”身份，从而使本人似乎在中国大陆学界被“正式”接纳为“国学界”、“儒学界”一员。本人对此自然倍感欣慰。其实，2006年《文史哲》主持的“顾颉刚研讨会”、去年5月份北大中文系、清华国学院、浙大“浙东论坛”、以及今年初川大“文学与传播学院”等单位历次为我安排的有关“国学”问题的讲演和发言，也都是大陆广义国学界内“开明人士”对本人“国学研究者”身份确认之标志；这也就相当于国学界开明人士对“现代西方理论和中国古典思想”汇通方向的一种确认。此一演变充分说明了大陆新一代学界的“认识论眼界”，三十年后，已经明确超越了海外华人国学界（实即当代海外哲学、史学“新儒家”潮流和台湾中研院文史学界）。此无他，海外“汉学-新儒家-中研院派”实乃海外广义汉学制度内之特殊学术形态，其学术寄生性质和功利主义目标，根本不同于作为泱泱大国之中国正在朝向世界学术主流前进的远大目标。这也就难怪九十年代时余英时、杜维明等海外国学名流拒绝本人参加他们在美主持的、与我之研究关系密切的会议和活动了（详见他文）。我们或许可以原谅他们没有容忍不同学术思想的雅量，因为他们的“汉学”制度化教育背景根本使他们没有知识条件悟解本人在中国新时期所倡导的中西思想融贯的学术新方向。但我仍然希望（在此国内提倡新阳明学之际）他们能够存有一些起码的“良知”，不要再以不知为已知，继续以其狭隘的汉学之“井底”，来忽悠大陆一些一心慕外的国学界师生们了（把西方“汉学”当作国学之“国际化实施”，实乃中国学界的最大“自我窄化”）。也就是，不要再把中国传统思想资料作为追求西方名利的工具了。今日大陆新一代学人的觉醒，必将朝向中国古典和现代西方的各种“良知”理念本身，而不可能再肤浅地跟随海外非属世界学术主流的、思想理论落伍的“退休人士”，来自我欺瞒和虚擲光阴了（一种最大的“国学---汉学界”之“反讽”在于：表面上以颂扬中华学术为目的，实际上却以能否有“洋资历”和能否说流利的“洋文”为资格；换言之，今日国学的发展，竟然要以其“国际汉学化”的程度来衡量。张光直等则公然要把“中研院”办成世界“汉学中心”，此等欠缺基本人文认识论常识者主导着那里的“国学”，竟然还自以为在保持着纯正的中国文化！今日华人学界的商业化已经发展到了何等鱼目混珠地步！）。

本人此次回国两周间共在北京、余姚、上海、兰州等地进行了6次讲演和一次会议发言（同时提供书面会议论文；材料另文发）。希望能趁国内提倡阳明学“致良知”、“讲真话”精神之际，对于中国新世纪的中国人文科学再造事业之方向，提供建言：即重温“义利之辨”之今意。仁学无他，义利之辨而已。而利字多以义字为掩饰，即“用义以行利”，此所以真仁学无不反乡愿。特别是，60年来国学、儒学真是充满着“以孔违孔”之徒。他们大搞拉邦结派、党同伐异，伪造道德传承系谱，利用历史客观条件，假仁假义而行，而其最终动机和目的无非是为个人及帮派树碑立传，希图通过人造思想史以达个人声名不朽之目的。可惜国内具相同动机之士，早已“迎候”于国门，彼此遂迅即联姻，相互提携，以合作谋取彼此国际之功名，殊不知，却正因此而阻碍着中国新世纪人文科学朝向世界主流前进之步伐。有鉴于此，今日真儒学者或真仁学者，能够不勇承“余非好辩也”之教乎？。此所以本人不顾年迈体衰，决据良知以直对乡愿。余姚阳明学研讨会则为本人再次提供了剖析学术思想上义利之辨的机会。两周来体验丰富，对各地新一代学人悟解力之提升，印像尤为深刻；遂信，今后海内外乡愿辈要想长期忽悠下去，大概也并非那么容易得逞了。

自2004年在社科院参与组织“人文科学和符号学国际研讨会”之后，抵京次日再次进入社科院大楼历史所，与中国思想史研究室和部分史学史研究室学者聚会。研究室中有颇多对西方理论有浓厚兴趣者，因而在进行关于“解释学和中国史学理论”的讲演后，也有不少不同意见提出质正，相互辩驳间，坦率而友好，确实增进了彼此的了解。参与聚会的所、室负责人则较一般学者对我的学术意见抱更开放的态度。此一态度在余姚研讨会总结中继续表露出来，因余姚会议的参加者多为文献学者，主办方所持此一学术观点的开放态度，遂使人印像尤为深刻。

1。50年代杭州南山路，60年代四明山梁弄镇：浙东精神的地缘学

对我而言，实存着两个浙东：历史和思想史上的“浙东”，个人生存史上接触过的“杭、绍、甬”一线的生活经历。历史上，“浙东精神”突现于两宋，灿烂于宋明，悲壮于明清。作为北方人，杭州不知不觉间早已成为我的精神故乡。高中时期不知道往南山路“杭师”寄出过多少封书信，而我后来亲见到了南山路，才知道这条路竟然如此美丽，路边浓密的梧桐，面对着西湖的“柳浪闻莺”。此次趁赴余姚之便，决定在杭小留一两日，再享去年五月在龙井茶社读书之乐。在网上搜寻旅店时，偶然发现了南山路上一家旧式小楼旅馆，名“杰欣世纪酒店”。妻子确认，旅馆小楼旁边的浙江美院正是杭师旧址，我于是立即定下了房间，然后一心想着要在南山路上重温50年代涂写过无数遍“南山路”时的心绪了。那是50年前的“故地”，而实际的南山路确实美丽如昔。我乘“京杭高铁”下午抵城站后，入住旅馆，然后沿南山路寻索“五十年代”的蛛丝马迹。不可得后，再绕进柳浪闻莺，在湖边茶社饮茶读书，直至黄昏离去。晚间，像往常过杭时一样，先去“知味观”吃小吃。次日，在出租车司机建议下，决定到云栖、梅家坞一带饮茶。云栖竹林密布，果然幽深如昔，却无茶水供应，而梅家坞已然旅游化，毫无意趣。在路人指点下乘公车到不远处的小芽坞试农家饭和饮下午茶，面对“重山峻岭”，继续昨日湖边读书之乐。向晚乘公车回城至黄龙洞，途径早年熟悉的地名“道古桥”、“松木场”等“杭大”故地，遂记起它们也都是五十年代曾经“心向往之”的地名了。

2。40年前余姚龙山行：良知为心学、非物学

十月末正是“三秋桂子，十里荷花”时节。进“四明”之前先入“临安”，浙东风物，可称之为我之永久精神故乡。一早乘火车至余姚，在会议宾馆报到后，立即赶赴四明山入口处梁弄镇。出租车司机，一路上谈兴甚佳，我则告知六、七十年代妻子在宁波师范、宁波师院工作期间曾多次经由梁弄进入四明山山区深处“支教”，因此通信时必先写上“梁弄”二字，因此而记住了地名。今日梁弄镇仍然存留着一些旧建筑，司机又特意带我至四明湖及附近农舍观览，可惜没有时间入山了。回城时将我放在龙山脚下，于是重游阔别了40年的“中天阁”。

有趣的是，次日开会时，一位“余姚日报”副刊编辑竟然在年初刊登了我的旧文“1971年余姚露宿一夜记”，并赠我一份该日报纸和稿费50元。另一位余姚文物局青年则对我说：“那时田里有狼出没，你只注意躲避田间民兵查夜了，如遇到野狼今日就不能来此开会了”。幸也！40年后重游，我仍然爬到了龙山顶，在中天阁逗留多时，亲切体会到彼时中天阁讲学与今日读书论学，真是貌似实异的“两重天”。阳明精神感召下的“读书”和今日“奔名利”的读书，可谓全无共同之处。而今人利用古人“历史价值”来创造经济性的文物价值，歪曲古人精神，不遗余力。此次我为阳明学研讨会准备的发言摘要中首先提出，不可将阳明学“文物化”、“商业化”，更不可将其作为为今人“评功摆好”的工具。本人发言必定令一些与会者不快；幸而大多数与会者来自史学界而非哲学界，虽然多为文献学家，却也可减少惯于“以今曲古”的学术思想界之弊端。而时当全球文化商业化泛滥之际，阳明精神其实应被视为针对今日“物欲横流”世界的一支清醒剂，而不应被视为借古人大名发今人“利市”之“生意经”。

我的发言安排在下午场的第一位。由于与会者中大多数人不知道我的背景，我遂首先表示，值此国际会议，我愿代表国际符号学学会向研讨会致敬，并告诉听众，临行前曾通告国际学会会长此行内容，他对于我可能将符号学方法带到此国学会议上感到高兴，但我尚未告他我还将把阳明学精神带到国际符号学大会去的设想。余姚会议的外国代表中可谓全部为文献学者（汉学界人士），与阳明学思想和相关伦理学理论并无多大关系。我的这段开场白意在表达：阳明学精神是思想性、伦理学性和理论性的，而非文献学性质的。我也切盼余姚阳明学中心的主持者能够注意文献学和思想学之间的区别。

      3。重访26年前复旦哲学院：物变时移，哲人永逝

1985年夏，正值“反对精神污染”运动行将结束之际，上海文化学术界反西方腐朽思想的势头较其他地方尤烈。我陪同理查罗蒂夫妇访学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和复旦大学哲学系，前后受到“密集陪同”，从杭州、苏州至上海，接待人之“殷勤”颇令罗蒂夫妇惊诧。而26年后的今日重访哲学系（哲学学院），就哲学而言，已犹如天地之别。因今日对西方现代哲学之热中，国内各单位已经到了“走火入魔”地步。对西方传统思想批评甚厉的罗蒂已逝，如健在，不知对此将作何感想？颇令我意外的是复旦哲学系新老朋友们一律热情友好，对于我多年来对国内哲学界学风的坦率批评，并无任何不悦反应。讲演会期间，尽管彼此观点不尽相同，而绝无“党同伐异”之态。谁曰沪上学人多重功利乎？对比之下，去岁北大哲学系和现象学研究所拒绝我往访的“特例”就显得更为突兀了。我因在近译中提出“重读胡塞尔”口号并在明年南京国际符号学大会节目单设计中强调“重批海德格尔”的必要性，主持人希望我就此做专题讲演。我则因此次来访目的主要在于推动复旦哲学界同仁关注和参与国际符号学大会，所以只是略微谈及“重读胡塞尔”口号的意义而已（复旦哲学系的重心正是现当代欧陆哲学）。自然，作为当代欧陆哲学研究中心之一，符号学和哲学的关系也是他们应该关注的方面。

短短上海20小时行，收获甚丰。那么，为什么同是治现象学，北大和中国现象学学会就如此“党同伐异”，复旦则可“不避异同”呢？次日两位现象学家主持人坚持派学生送至机场，同学又邀请其男友同行。后来阅名片才发现那位衣装朴实的年轻男友原来已是出版社的主任，怪不得其学术见识如此不同凡响。参照去年对上大、华师大中青年教师及学生的印像，上海新一代学人思想活跃的状态，确实令人印像深刻。岂只上海学人，偏远如余姚，深思好学的青年学子，可谓无处无之。惜乎他们必须在面对生活压力时饱受理想和现实冲突之煎熬，对此则须有另一种应世智慧来加以克服了。

4。重归“故里”兰州：66年前的十里店

尽管城固和兰州为我幼年记忆之源，居留陕甘8年之久的这个“抗战时期”，也正是我生命最初形成的时段。这是多么重要的人生起点：人类灾难，国家大难，生存于艰困的大西北！然而其后几经周折，那一段重要经历竟然离我远去，我后来似乎人为地将“我的幼年”起点定位在开始具有连续性记忆的南京了。此次余姚行确定后，才像今年初一样，开始考虑如何安排其他顺访之地。这才想到何不计划一次西北游？兰州和十里店遂在我的预期中逐日成为“已被现实化了的”目的地。此行的定位当然只是“个人旅游”，学术访问并非必需，但万万没有想到，开始的一小步，竟然发展为其后的一大步：开拓了另一次的“精神故土游”，认识到我原来也是“西北人”，“黄河人”。8年居于斯，长于斯，还不能以西北人自居吗？此行只在兰州，更具体的目标则是“十里店”，家父李蒸参与创建的西北师范学院旧址，附近的黄河边以及土房宿舍后的大片枣树林（今日必已不存在了）。具体的记忆已虽已荡然无存，模糊性记忆则有：城内水西门送水马车的叮噹声，黄河边的羊皮筏和巨型水车，土墙外壁上涂画的防狼白灰圈，以及晚间月下游戏时对邻家小女孩可能到来的期盼。至于师院附小和课堂模样，则绝无半点印像。我在十里店附小上学到3年级，应当说，是黄河边的十里店开启了我的生命记忆之链，而我竞如此长久地将其深埋于心底，几近遗忘。当飞机降落在中川机场时，播音员告“兰州到了”。此时我才突然进入“角色”，意识到岂非正是“少小离家老大归”？虽然已经是归来迟矣。

自2日学校派车接机至6日派车送机，4 日间无时无刻不在校院领导的“关照”之中，出乎意料，也出乎期待。由于有去年五月北师大历史学院讲演的“敬而远之”的经历，本人对西北师大并无任何“关照”的期待。然而4天下来才渐渐体会到：在西北师大校园，我已摆脱不掉与家父的关联性了。即使“京师大学堂”脉绪多舛，而与师大历史上任职最久的家父，在教育精神上最为相通者仍然是曾被陈立夫予以降格的“西北师院”，而非今日之北京师大。原因无他，后者因地缘关系深染了各时期的政治色彩，历史形像塑造中也充满了学术势力争夺的因素。对比之下，今日西北师大师生对家父于艰苦条件下创校的往事，则充满着真挚的感念，以至于难免有“移情于子”之意，反而令我有承担不起之感了。父亲一生最后15年与我朝夕相处，对我之“我行我素”听之任之，遂成就了我学术上的特立独行。我于父亲故世36年后偶然地重访其创学之地，突然浸入师生领导对其赞誉有加的热情表白之中。尽管今日物欲横流，人们心底仍然对教育理想怀有崇敬之心。校院领导和三院师生对我的关照和热情，还流露出西北人的耿直和朴实心态。抵兰州前，托出版社先行寄达两套五种本人最近著译；返京后并将存留的百余本80年代版的本人著译书分送三个学院，以供研究生使用。正由于父亲为我的20年独立“文史哲研究”提供了长期“资助”，我才能有条件在新时期为中国、为人类的人文理论事业做出一己贡献。现在，我也亲自来到师大图书馆前与父亲的塑像和题词合影，并向父亲致意。顺便一提，在参观完校史馆被馆长要求题词时，我才突然陷入另一尴尬境地：既怯于当众露书法之丑，又一时找不到恰当题词。大概足足耽误了大家好几十秒（如果不是一两分钟的话）时间，才勉强凑出四个字“源远流长”。当大家齐声鼓掌“称赞”之时，我则确知那只意味着让大家跟着我松了一口气：“总算交了差”！

在师大文史学院、外语学院、政法学院分别做的三次讲演（有关仁学儒学、西方文艺理论、西方哲学）均济济一堂，虽然其间必有“创校校长之子”的号召力因素，而学生提问素质之高，丝毫不逊于京沪高校。从其提问内容看，互联网时代实已将地域差别拉平，边远地区师生对现当代人文理论讯息的掌握，原来能够如此跟进。我印像最深刻的是，一些学生落落大方地自动走到台前致意和提问，其认真和礼貌明显与大都会曾遇到的一些“油滑学子”的心态有别。兰州两日最后的晚间一讲在兰州大学，由文学院和外语学院共同主持，学生的积极和踊跃一如师大，会后一些学生围住讲台不去，令我饱受“西北风”的温暖，而竞不觉自忖到：今后人文学术应自西北始乎？因为，人文学术生命之“根”在于致良知，在于诚学，而非在于变相商业化的资料性炒作，有其心，方能有其实。这哪里是今日大都会随处可见的“学术十里洋场”内能够产生的呢？

重要的不是知识积累了多少，而是学人的心志状态如何。人文学术最忌“油滑”二字。西北民风朴实，正是治学最佳的主观条件之一。兰大讲演间一学生提问转向“今日我等该如何做？”的实际性问题，同学们竟然接以热烈掌声。我于是答称：同学们是期待我作为讲演人能够对此给予较具体的回答吧？同学们又是一阵掌声回应。然而“只善辩难不善诱导”的我，答复似乎并不切题。其实我的意思是：人人可以做到“尽其在我”及“学为己”。绝不可依赖客观条件及与他人攀比。攀比之风胜炽，足证世风浮薄，读书人反其道立志而行，岂非正在此时？何时何代真正读书种子不是逆势而动的呢？

此次南北两周行，讲题始于阳明学之仁学致良知，终于人文科学理论必以主体伦理学为基础之主张。兰州位于两山一水之中，气势雄伟，自有其人杰地灵之资，父亲抗战期间经营西北教育，也许确实遗留下了“实事求是”的某种精神种子。

5。重入华家岭：70年前记住的途中地名，我为“西北人”

返国前曾与兰州联系人商量如何度过学术活动后的最后一日，最终选择了去定西山间贫脊农村。此一想法却引起师大接待方的犹豫，因为山区路远途艰，有安全方面的顾虑。我正在思忖如何说服院长同意此一计划时，突然听到联系人说出“华家岭”三字，并知悉待访的农村正是位于华家岭山坳内，不禁说出“如是，则必得有此行矣”，所附加理由是：此为整70年前随学校由城固搬迁至兰州时所经之地，大概也正是乘坐的卡车翻车之地（恕我地理无知，至少在我的想像记忆中，翻车与华家岭的崎岖山路有所联系；而我始终对四、五岁时的此次翻车事故有所记忆），所以我才牢记住了这个含有某种“神秘色彩”的名字：华家岭（奇怪的是我在以前写的幼年回忆中竟然未想起这个名字，直到此次由这位来自华家岭、曾在华家岭山区任教多年的老师口中偶然说出来）。原来是华家岭“故地”！行程于是排定。院方只好安排了有经验的司机和办公室主任同行，以成就我的重温“华家岭之梦”。这样就有了来回400公里的华家岭山路行。如果学校特意将对我的“照顾”和“老院长”联系起来，倒也可将此次华家岭行视作1941年那次学校西迁故事片段的忆旧之旅。黄土高原上的重山深谷，遂成为此次学术两周行之真正高潮：重归苍凉壮伟的华家岭怀抱！我深埋在记忆中的重山峻岭的名字，竞于迟暮之年重现于现实中了。生于北平的我，原来先已是“西北人”，然后才是“浙东人”，是生命血液里已兼有“东西”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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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学就是心学，心学就是良知学，就是诚学！我向西北师生郑重宣称，中华文明中最伟大的遗产是由良知学代表的仁学精神；物质文明遗产仅是精神遗产之“附庸”而已。精神为主，物质为辅，如加颠倒，则属本末倒置。后代子孙如置精神于不顾，纷纷奔向“物质财”，并进而欲将“良知学”“物质财化”，这才是真正的“数典忘宗”（徐复观等对此成语完全误用）！此“宗”何谓？非指“帝王将相国师谱系”，而应指“对峙于帝王将相”的“仁人志士”谱系。后者亦并非指为帝王将相“尽忠尽孝”者，而是指百折不挠地、以孤身（如文天祥、黄宗羲，作为伦理实践意志力主体）坚定地朝向仁学理念本身者。但不应对任何“准超人”（“素王”，“圣人”，“国父”，“权威”等）进行个人崇拜；永恒存在的只有理念、理想本身。仁学，则是人类历史上唯一存在过的现世伦理性、经验合理性的信仰体系。中华子孙不崇敬此本身固有的精神信仰体系，反而是要将此精神信仰遗产作为全球化时代追逐物利成就的“工具”，可乎？

李幼蒸，记于“11-11-11”75周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