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仍想再一次说明有关网上回忆和评论文字的性质；借以表明网上文章准备和写作的“必然”不完善性。如果要麽不写、要麽写好的原则仍然正确，我怕今后难以动笔了。因为在动笔之前已经明了准备的不充分和 “不可能”求其充分。作为“网文”，也许还有另一个原则：适度的写作比不写要好。“维基百科”的方式在此起到鼓励的作用。一方面我固然不同意他们鼓励任意填改百科条目的“大民主”写作方式，但却接受其“文章应在初次发表后不断修改和补充”的原则。也就是，文章不再是“一次定稿”了。为什么在本记开头要加上这段前言呢？首先因为身边存在有大量相关资料，而我却不可能抽出时间来整理和消化这些资料。这样，在仅凭眼下回忆叙述时，就得忍受自知资料欠充分、欠准确的不安之感。我的补救办法是，尽量在一般性、总结性的层次上落笔；我虽不能确记言谈内容和时间地点的细节，但我或可较好地记注“当时的总体印象。”

泰米尼卡（Tymienicka）是美国波裔独立学者，自创“国际现象学学会”的会长。我与她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末交往几二十年。她是我“改革开放”伊始主动结交的外国学者之一。她当时吸引我的注意，不是因为其现象学学术成就或其照片上的优雅风度，而是因为她是一个国际现象学活动的积极女性组织者。大约从1980年起，我曾与美国东西部许多著名现象学家们建立通信关系，他们均表示欢迎与我建立联系和前往访问。等到1982年赴美后我也一一与之沟通，但多限于通信，并没有安排专门见面，因为经费有限，只能把现象学访问和教育部公派的条件结合起来。（后来借开会之便我终于在西部见到了德莱福斯和辛提卡，在东部见到了依狄，史皮格波格则始终未见成）由于在国内时与泰米尼卡通信较多，对其独立学人身份十分好奇，当时竞把她看作更能代表“现象学家精神”的范例。泰米尼卡的“家庭式联谊”风格自然也使我倍感亲切，何况她本人是六十年代初新移民，了解“两个世界”，彼此容易沟通。另外一个促成我们彼此迅速接近的实际因素是，她正热心于开展亚洲现象学活动，对于发现了我这样一个竟然对她的老师茵格尔顿的现象学美学有所论述的中国人，也十分好奇。这样，我遂于1982年 7月自多伦多参加国际结构和符号学会议后回程时访问了住在波士顿剑桥的泰米尼卡夫妇。泰氏甫从台湾东海大学讲演返家，与我见面后，马上驱车把我带到她在佛蒙特乡间的农庄。当晚又引我沿幽深小径和湖边漫步，一路谈个不停，十分兴奋。可惜她的浓重波兰口音听起来太过吃力。就这样，她把我带到了“现象学之家”。当时我也对其经营的独立哲学事业充满了好奇。农庄才是她的国际现象学“总部”，波士顿不过是个接待处。在农庄的现象学“俱乐部”内有古色古香的会议室和楼上楼下的若干间小客房。在美两个月来经历的人生“剧变”，使我不想放弃任何观察和体验的机会。在这里我见证了一个独立妇人如何撑起了一个国际学会。次日早餐后，泰氏特意引我去看院子内教皇保罗二世在农庄过夜后留下的一个小纪念碑。泰氏告我她与教皇均为波兰现象学家茵格尔顿的学生，并快速地讲出一大串她和教皇关于出版问题的个人间纠葛。从那时起，我就体会到泰米尼卡是个不怕与人起冲突的女强人。在她心目中，没有几个美国哲学家是她佩服的。而在经济上和精神上始终支持她的是她的北欧裔夫婿，哈佛大学的经济学教授。

我对泰米尼卡的兴趣源于以下诸因素：现象学学术，国际规模的现象学组织，东欧美籍背景，以及对亚洲学者的友好和支持。她的学会不隶属任何校园，表现出一种为哲学而哲学的志趣表象，故对我极有吸引力。至于她本人的学术方向和风格，从一开始我就并不大注意（我曾一度重视过克莉斯特娃学术，却从来没重视过泰氏学术）。那时我是胡塞尔和利科的崇拜者，标准已然确立。我在西方交往的方式是：兼顾学人的学术性成就和组织性成就。学界本来就需要这两方面的人才。1980年时，我的“茵格尔顿的现象学美学”文章在《美学》期刊发表了，她当然对此也很好奇。我到美后，她去中国社科院访问，主要讲题之一就是茵格尔顿现象学；我也为她访问北京提供了各种建议和介绍了联络人士。我写该文时虽然颇多根据当时仅能获得的二手资料完成，但自认为眼光和准确性比这位波兰“现象学大师”的高徒不在以下。原因有二：我的现象学方向是纯胡塞尔的；我的茵格尔顿论的主旨是结构论的。泰氏的所谓现象学是“本体论的”，而她对茵氏的结构论方向（乃至于任何结构论方向）似乎从不着意。泰氏当然不很了解彼此的立场区别，而把我看作她在亚洲推广学会事业的备选伙伴之一而已。

很快她就使我有机会领教了她浪漫天真外表下的“策略性智慧”的一面：运作人性的嫉妒和竞争以造成向她本人或学会倾斜的态势。八十年代初时，华裔汉学界还相当闭塞，难得参与主流学术活动。泰米尼卡趁机在各种场合组织多种跨文化圆桌会议，邀请港台出身的华裔哲学家参与。她并向我讲述他们之间互不相让的故事（如因讲演次序先后的争执而拒绝与会之类），而她本人作为组织者则自然地形成了“居高临下”的姿态。讲述的目的呢？显示她的事业“规模”和个人“能量”。现在回想起来，她之所以花很多时间讲述见闻琐事，均有言外之意：让我体会她的实力和地位。她这麽作，一定是因为发觉我并非已然对其“就范”；我在她面前大谈我的哲学计划时，她也根本没有兴趣细听。与我“周旋”的真正目的：企图逐步让我真最终“懂事”而能对其“输诚”。但是很快地我就熟习了对方的风格，也就甚少谈我的学术观点了。我发觉，她似乎并不看书。她是一位“自言自语的”学术交际家。

泰米尼卡夫妇待客的亲切和慷慨，与学院教授的矜持风格形成对比。这使得彼此的关系可以在不同的层次上展开，而不至于在固定的渠道上轻易“短路”。彼此的“分歧和矛盾”也就被掩盖住了。在另一次访问时，泰米尼卡夫妇要到农庄去，邀请我为他们看家。等到他们离开后，我在桌子上发现一封完全摊开的信纸，信纸上熟习的英文手书原来是我在京的同事所写。内容是对她极表尊崇之意。这位同事是经我介绍在京与其结识的，我们共同的心意是通过她的到访深化国人对茵格尔顿学术的认识。但我在信上错愕地发现一段文字，友人向其表示：泰米尼卡在京的讲演才是第一次使中国学界了解了什么是茵格尔顿哲学。而这位同事和泰氏都清楚我和泰氏结识的缘由，正是我的那篇有关茵格尔顿的中国“第一篇”文章。这麽一来，不就等于由一位中国人否定了我的最早贡献了麽？就算是他真地这麽认为，似乎也无必要将“朋友”推到这样一个尴尬境地。这是一封明显通过贬乙抬甲以“自荐”的信。这位朋友受我之惠多矣，而竞因妒忌和贪图而有此作为，我对此除了觉得“可怜”之外倒也不往心理去。令我好奇的是，泰米尼卡为什么要把这张信纸放在这麽一个显眼的地方让我看到？是友好的暗示：别轻信你的朋友；是暗示自己的能耐；你不“输诚”，自有其他人在。从此我反而对泰氏增加了警惕：在她一支眼睛朗读哲理诗时，另一支眼睛正盯著人际是非。

 泰氏知道我的行事独立，在美活动涉及各个方面，显然没有明确倒向学会之意。不过在与我的通信中也了解了我对哲学界“重利轻义”风习的不满。这就意味著，我在外一定是属于“没有办法”的一群，因此到头来还得重视她的友谊和她提供的机会。不久她又约我作为学会客人去波士顿参加学会会议，这次访问期间还见到了汉学家史华兹和加达默尔，并与泰氏之间发生了第一次冲突。我乘灰狗长途汽车抵达泰氏居所后不久，我们曾对有关哲学家之间应该如何治学应世的问题，进行了激辩。泰氏终于忍不住了，公然嘲笑我的“迂腐”和不解世情。她教诲我说：哲学家必须结成共利关系以谋求团体成功。“不为成功，哲学何为！”我则直斥此非哲学家当有态度，并告道不同不相为谋，次晨我即要返回纽约哥大宿舍去，彼此没什么好谈的了。没想到第二天一大早，泰氏敲我房门，满脸笑容地对我说：昨日她所谈种种乃针对一般人情，至于她自己则是纯然一个例外，与我一样的持理想主义。看到她转变了态度，我当然也就改变了主意。（这样，我后来才在她的介绍下，在波士顿大学拜访到加达默尔；并为我几个月后在海德堡再次与加氏讨论解释学问题作了准备）

泰米尼卡永远呈现着两幅迅速交替的形象：学术主持和波兰贵妇。当我们在她的农庄小居时，她一派古典庄园主妇的典雅形态，喜欢为学术交谈布置一片田园闲适氛围，时而在树下长凳上读诗，时而围著披肩在湖边漫步。以学术话题作为交际媒介，岂非正是我年青时小说中读到的“女性沙龙”。但在各种表面上随意的“节目” 中，都可感觉到其“实用性”的底色。但对于亚洲人而言，学会不失为一种在西方学界“退而求其次”的交流场地。同时，学会也的确为我提供了观察和分析西方学术活动方式和性质的机会。十年下来，我们之间从学术到风格都已了解对方，都知道“合作”空间有限。但她倒也始终没有“放弃”我。并曾企图安排我参与她在胡塞尔逝世五十周年在西班牙组织的世界现象学大会学术委员会。她的学会通报里也预告了我翻译的《纯粹现象学通伦》的消息。

等到几年后我到了德国，彼此仍然保持书信来往。她仍希望我能够重视她个人的哲学本体论创见，而对我所从事的研究方向却从不关注。1992年夏我们再次相遇于波士顿，并和友人等一同去他们农庄度周末。在此之前我刚在她主编的《现象学年鉴》上发表一篇有关茵格尔顿结构主义的文章，在此文章里我再次把结构论和本体论对立起来，指出茵氏思想的这一张力关系。在农庄的几日间，我们谈到了合作开展跨文化学术交流的可能性。她再一次让我感觉到“现象学之家”的家庭式气氛。那次农庄之旅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我们忽略了彼此治学方向上的诧异，她也没在意我不曾在她争取诺贝尔和平奖的推荐书上签字的旧事。彼此的学术关系似乎提升了一步。

我们最后一次见面则是三年后的巴黎会议上。我在另文中谈到了那次巴黎行及与利科见面之事。泰米尼卡一方面高唱学术民主，为学界“边缘”人物提供学术“曝光” 机会；另一方面，不忘维持“资产阶级的”气派。我特别注意到每次会议通知上她都注明高级酒店地址，而为青年与会者又准备好经济住处。在巴黎会议结束当晚，我请她在一家中餐馆晚饭，感谢她的邀请和上次农庄的款待。餐后我们徒步穿过巴黎夜间的大街小巷，回到她借宿的亲戚家寓所。此时她告我，她不得不注意公开的 “排场”，但她本人并非享受奢侈之人。那晚气氛极佳，她并告我已受约参加大陆哲学所主导的现象学学会成立会议，并奇怪我怎么没受到邀请或参与其事。她那里知道大陆学界盛行“远交近攻”谋略。为了推进中国现象学研究，我当然也预祝她大陆行成功。

我专程赴巴黎与会；我的讲演在会上受到较多的回应；利科表现出对我的伦理学实证论的兴趣；我与泰氏在巴黎友好地共进过晚餐。一切似乎在延续着1992年佛蒙特农庄上加强的友谊。但是，一场“暴风雨”在蕴酿中：她在巴黎几日密切接触和观察中终于断定了我乃“非我族类”。长期以来她看轻了或容忍着我的“特立独行”。现在通过我们在会议上的公开辩论，她发现我的“结构实证论”和她正待宣扬的形上本体论竞是“截然对立”。也许在与我单独晚餐之时她已作了决断。等到看到我的论文定稿后，她竟然悍然拒绝收入会议文集，理由是不符主题。我于是立即把此事“捅到”作为大会顾问的利科处。利科立即向泰米尼卡去信要求她信守会议承诺。泰米尼卡看见利科帮我说话，竟然突然变成了“村妇”：利科要是感兴趣可以在利科自己的杂志上发表。（该杂志只登法文）我并将论文直接寄到我有过接触的荷兰出版社编辑处。这位女编辑对我极表同情，说她也有过在外国受到不公正对待的经验，但因合同关系，她不可能进行干预。在已往十多年间泰米尼卡总是想方设法发表我的质量肯定弱于本篇的文章，这次却突然“铁了心”，从大陆回来后，决定和我“摊牌”。也就是不再在乎彼此的关系应否维持的问题了。究竟是她在大陆单位领略了“行情”，还是我的哲学观点真的使她不快到这种地步，当然难以判定。事后我设法将该文另行发表，并寄利科一份。对于泰米尼卡的“不道德” 姿态（拒绝发表观点不同的会议邀请文章）则极表轻蔑。但是后来想到与此人交往的前前后后，其投机性格岂非一向如是，不过是千百个哲学家之一而已，又何必与 “妇人家”计较。

1997年到美后，三本英文伦理学书刚刚出版，想到泰米尼卡以前曾多次在她的学会通讯上刊登我的书讯，我于是再向该通讯编辑寄去三书的介绍资料。不久我收到泰米尼卡寄来的一封友好回信，祝贺我的新书出版，并答应马上刊出书讯，此时她还不清楚我的处境。后来我在并未收到通讯刊物而给她去电话询问时，她竞坦率告我：“我们不打算刊登你的书讯了，你们单位有人电话告我你已不是该单位人了”。（几年后我在京将此事告社科院同事，他们说“泰米尼卡怎么会这样？”）果然是社会主义波兰培养出来的“哲学异议份子”，对这个拒刊的理由我倒并未惊诧。因为在此事发生的不久前，纽约州大一家哲学系刚刚拒绝了我的自费访问该系的申请。对于实用主义的美国人来说，只可能是出于同一个理由：你已经不是单位的人了！（因此“照顾”你已经对我们没用了）原来在西方比在东方更在乎“组织关系！”背后缘由则是：在去该系讲演时，一位在该系任教的同胞“后进”一见我就对我说：“你们单位一个人已经电话告诉我你的情况了。”我虽然对这句见面语感到怪怪的，当时还不解何意。后来知道他曾在系务会议上力阻我成为该系访问学者，这是他的“地盘”，岂能容我在此“试验”中西哲学。他这位红卫兵年代出身、其后在西方获得学位的人，竞可以此方式实现了一次中西策略结合。（命运就这麽奇怪，到头来我还真得感谢他。正因为这位八十年代曾听过我在北京讲演的青年哲学家的有效阻挠，我才没因当地屋价便宜而在迟暮之年误落脚在东北部的冰天雪地里。）

泰米尼卡极以其贵族出身为荣，并喜谈二战后经历过的甜酸苦辣。其师茵格尔顿的存在使得当时波兰哲学界延续着一线生机。会说多种外语的泰氏五六十年代到了美国后发现当时美国哲学界对欧洲思想的普遍隔膜。“现象学”立即成为一个凝聚各种现代欧陆思想的“总标志”；同时胡塞尔正足以成为在美“抗衡”萨特通俗哲学的招牌。六十年代末以后，海德格尔和胡塞尔研究渐渐在几处大学发展起来。泰氏对教授“原典”并无兴趣，而是喜欢“活学活用”现象学，企图在学院势力外建立以己为中心的学术文化“潮流”。其手段就是“见缝插针”：在主流学术势力外支持“较弱一方，”以此作为“聚势的手段”。在中青年学者难于“出头”的情况下，她为他们创立“讲坛”；在非西方哲学家难于进入主流之时，她对他们表示尊重，在“主流讲坛”边上为他们安排发言机会；在退休名哲学家受到现任掌权哲学家冷落和排挤之时，她为他们“摆庆功宴”；当哲学在社会上一无影响之时，她为哲学家们创造整体“曝光”机会。中国社科院哲学代表团1983年参加第十七届哲学大会时，泰氏又成为大会主席为中国与会者举办party的促成人。她是现代妆扮的十九世纪哲学沙龙女主人，以谈论抽象、诗意话语为乐。生活上她有务实的教授丈夫支持，也有无人能知其详的出版业的过硬关系。所以她存在着。近二十年的断断续续交往中，她也为我提供了了解西方哲学运作的内里一面。至于现象学本身，如其说她促进了国际现象学的进展，不如说她扩展了它的知名度。学院派人士不免嘲笑她的不够专业，而学院派人士中又有多少人是作着类似的事呢？“现象学”成了一个大口袋，甚麽沾边不沾边的都可以放入，只要有助于促进“集体”名势。三十年来现象学遂成为最乏真正思想提升的哲学学派之一。恰当的现象学方向本应兼顾两个方面：向后深入胡塞尔精神世界；向前朝向整体人文世界。这却并不是急功近利的商业化时代人士易于选择的方向；泰米尼卡辈对此见之深义则连理解都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