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中海（哲学圣地与宗教圣地）访古归来

——宗教，哲学，符号学，仁学

         李幼蒸

      1。行前准备与《圣经手册》

      在我的年龄上，一方面要“不知老之将至”地继续各种计划中的项目，同时另一方面要“确知老之已至”地尽先插入担心突然离世时来不及做而只有自己能做的（哪怕是私人性的）需做之事。这样，在今夏酷暑西北西南行归来后不久而另一地中海游马上要到来之前，就先赶写出来我俩生平小记，以示本人学术思想形成之历程与历史背景；同时，西北西南行中亲知仁学提倡不可行之于体制内后，转而以“知不可为而为之”方式决诉诸于网络，并于欧洲行之前匆忙安排了新网站的建设事项。此外，同样在此中国行、欧洲行之间的一个月间，还未忘于“符号学事业的强弩之末”鼓最后之余勇将残存的跨学科事业的微弱希望也寄托于网络：符号学论坛网站的设立。（是符合实际的合理选择还是仅为心理自慰之解脱？）当诸多事务完毕后，我才意识到欧洲行已在即。如此漫不经心的长途旅行准备，大不同于一二十年前动身旅行前的心情。行前我竟未想起本来照例会带的一本欧洲旅行指南！就在动身前一天才想起还应该带一本四周间旅途中适读的书。这是几十年来必然要做的事。但是这次地中海10日游和欧洲行中估计空暇时间有限，游轮将于夜间行驶而白日完全用于沿海城市自由行，和十年前的北部10日游不同，那时游轮于白日在海上行驶时间很长，颇适于读书。和其他学人不同，我的习惯不是在旅行中读休闲书或小说，而是带上一两本未列入平常工作参考书内的重要理论性读物。（这样，在加拿大行那次记得带的是重读的格雷马斯《词典》；2010年回国时带过德里达关于胡塞尔的“几何学起源”的导读书，2012年带的是海德格尔的《形上学导论》）这一次呢？实在不会有完整时间细读理论书了，所以直到前一天还没有决定带哪本书。就在不得不马上决定的前一天晚上，在随便扫过一排书架时突然看到一本以前翻阅过却未详读的《全本圣经手册》（L.O.Richards: Complete Bible Handbook）.当时选择此书的直感大概是此一类型的书可断断续续阅读，而我也正需要对《圣经》的章节结构及主旨进一步了解（以往几十年不知看过多少解释、分析圣经的书，但因从来没有能够有耐心及时间细读经文的“叙事体”文字本身，所以始终欠缺相关“理论分析与文本实际间有效关联”的体悟）。此外一个并非无关的偶然原因是，我那一段时间夜里的枕边书中正好有本中文圣经，每晚也会抽二三十分种读几段未知其所以然的“新约”故事。这样，我的“旅行书”就偶然地选择了那本分析圣经文本的书。从搭上去柏林的飞机起我就开始了重读此书。而且，我也刚好在三周后小居女婿家农庄前一字一句地最终看完了此一800多页的圣经手册。必须承认，由于哲学和各种宗教学的关系如此密切，以往不知道看过多少种神学类书籍，但从来就难以把握其确义。特别是从符号学要求精细化文本读解的立场来看时，对故事类文体和物件描述性文体的把握，就比对论述性文体的把握，要困难得太多了。（最近对一位虔诚基督徒朋友谈到读旧约“利未记”时不懂其义的话。她立即回信说“很多人都觉得这一章难读”，并附贴一分导读文章来。但我竟然对她所说的“难读”是什么意思也没有把握住。）

      2。重返柏林和德国哲学

      原来今日大柏林的机场“依然故我”，属于全世界国际机场内最小之一吧？按照女儿的全程安排，我才知道原先想象的“柏林寻旧记”是难以实现的了。到达和离开前后两次都只有各一天半时间的停留。在外国听到的新柏林将成为新欧洲之“首都”的传言还远非事实。作为欧洲首富的德国似乎并没有将其成就充分显示于大柏林首都，虽然东西柏林的差异性的确在缩小中。20年前在柏林墙拆除后我所见的东柏林市面还很破败萧条，今天那里市貌已经颇多变化，并建立起了金融商业街。但柏林也成了四面八方难民拥入之地。我在老火车站就见到不少流浪汉和各色难民在排队买便宜食物。女儿也带我们去了新火车站，果然大多了，宽畅明亮，兼做大商场之用。不管怎样，总算又见柏林！到达那天当晚就全体步行去餐馆。柏林不似其他欧洲大都会，其实并没有什么“高楼大厦”，而且不少房屋物都是战后所建。但是走在柏林街道上，我对女儿说，就感觉到那么一种“大气”。柏林大气！朴素而大方，有大都会的气派，而无需现代化的豪奢装饰。次日在巴塞罗那短期租赁的单元房寓所处，我从女儿带的一份Zeit报纸上看到一张珍贵的照片：一次大战开始德军出征前的1914年8月1号那日老柏林街头民众争抢号外的照片，各人的表情都非常平静。我遂马上将照片剪下来作为纪念（老照片里的人物看起来都比新照片里的人物“面善”的样子）。柏林，特别是世纪初的柏林，就是有那么一种深邃之美。那也是里尔克与托玛斯曼的时代。（二次大战后这种“纯粹文学气氛”消失了。谁会去为战后德国文学动真心呢？例如格拉斯的小说？）

      到柏林的第二天的第一个节目就是由女儿带领乘S-Bahn和U-Bahn去看我们25年前由波斯纳教授介绍的旧寓所：13 Calvinstr。1988年我们在这里接待了在美国读书的女儿，那时我是向导，我们还一同穿越国境到东柏林看博物馆。在那里吃过快餐的亚历山大广场，如今已是大柏林的中心之一。现在由已经是半个柏林人的女儿带领我们穿过大街小巷，自己已经什么都不认得了。我们终于找到了旧居。街道还是那么安安静静，每天傍晚我们都曾沿附近街道和施波丽河畔散布，街道上总是空荡荡的。我们指着4层楼的某间屋子我对女儿说，那年法国电影学家克里斯丁-麦茨就是拖着他的矮胖身躯爬上4楼来我们住处的。他带来了一份法国高等社科院客座研究员推荐参选表格要我填写。之后我请他到附加近一家小泰国馆晚餐。他是趁来柏林开德法学术交流会机会来我处的，谈话间对德国人文学术理论几乎嗤之以鼻。他如此热心地为一个与他没有什么关系的中国学者推荐，就为了肯定我那时能够把握连美国著名电影理论家安德鲁还未曾实际把握的电影符号学问题而愿意“邦你一把”。今天还有这样的西方推荐者吗？然而想不到，仅只几年后，在安排我访问巴黎高等社科院的大约两年后，当代第一电影理论家就匆匆离别此世了！而这就是我们相遇后第一次并排走过的街道。

      中午我们在东柏林一家已被“改造得不成样子的”中式饺子馆再次与外孙及他的好友共餐。这次来德探亲，遂离开了平日独居的环境，有了和已经长大成人的第三代相处的机会。这是本次欧洲行的另一体验：所谓“亲属”之间既存在着年龄上也存在着国别上的“鸿沟”。这次的体验，使我们不得不再次庆幸我们不须两代或三代“同堂”。没有共同话题，什么都没有！他们不懂得我们在干什么，我们也不懂得他们在干什么。这个代沟的特征是什么？不读文史书！是时代前进了还是时代退后了？难道这不是科技压倒人文的一个明确的世纪性标记？科技在有力地、全面地、从幼小开始就塑造着人的心灵，影响所及，不仅科技，而且人文？因为人文艺术也已经需要全面适应于科技工商主导的文化市场才能存活下去。

      下午我决定“告假”要求自由行。但是女儿实在不放心我对柏林还能认识多少路，等到知道我想去书店后，就主动告我我以前常去的柏林工大旁边那家学术书店已经关闭了（1989年离开柏林去波鸿前，我在那里以及柏林一家法文书店终于用完了一万马克购书费，法文书中包括福科的3卷《性史》）。原来如此。然后她介绍我去库丹大道附近的Dussmann“书城”（让我在此按照中国到处喜欢浮夸名号的习惯，将此“文化书店”如此称呼之，因为它是我曾见过的德国最大书店），告诉了我路线，并约好下午5点左右在书店大厅见。据说这是柏林最大的书店，而不少其他学术性书店都在陆续关闭中。旅行中每次进入书店都要先打量一下书店布局，计算着该如何在有限时间内可有最佳收获。在查看了四层楼的示意图后，就先在各层快速查看一遍，最后决定在三楼哲学区集中翻阅。在德文书店里会马上感觉到与法国的书店不同。在法文图书中，最先需要查考的不是哲学类书，而是史学类、人类学、社会学、文学理论、艺术类等，最后才是哲学类。因为法国的“理论文化”是体现在人文科学的各个部门的。所要选购的，除了必要的参考书外，主要希望发现近几年的有思想理论创新性的著作。在杜斯曼诺大个书店里，却恰恰是这类书不多，而且有的也是翻译自法国的。在德国居留9年中我深深感觉到战后德国思想理论创新性的疲软。最后决定停留在哲学书区。因为我还不知道以后还有没有时间再来了，要想买，就得马上决定（在巴黎时因为每次都停留几天，有时间于第一天收集名单，回去研究一下，第二天再决定）。在几排哲学书类中我先看个大概。当然今日学术书籍都已改为网购，书店的书架上只选最有销路和最重要的部分。不过，德法两国到底文化水平较高（妻子已经发现，公车上常有人捧着书本看，而在美国公车上都是玩手机。注意，今日世界上追求美式生活方式最快的就是中国人！中国人路上玩手机者的比例大概还要超过美国），专业书柜上的图书大体可以反映时下专业领域内的某种“时尚”，也可据以见学术趣味之一般。结果，（按照这次三小时的逗留和临行前一天的五小时的逗留观察）我的印像是：分析哲学和科学哲学类图书较少，除照例要摆出的德国及各国古典哲学书外，最突出的仍然是所谓“大陆哲学”，马克思研究当然是重点之一，但最显眼的是本杰明和阿多尔诺的全集。极为有趣的是看到，竟然把罗兰-巴尔特的十来部译本列在“哲学类”！此一现象对于我颇有意谓。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的是德国学界认为巴尔特的理论性分析“够得上”哲学的深度（在中国的书店里这样处理大概要算作错类了），“忧”的是德国的文学理论类别何在？【我自己就很少看战后德国的文艺理论书，1988年波斯纳介绍我会见一位德国著名电影理论家，谈话中就知道他虽然近在咫尺却还未能领悟比邻法国电影理论“革命”为何意？〔如果连法国的德勒兹等哲学美学派都还在贬低麦茨的理论创新的意义的话〕美国的电影理论家也一样！在美两年来往最多的先锋派电影理论家西特尼就进入不了符号学。现在巴尔特的德译本多了，难道这是说他们“懂得”巴尔特要这么晚？当然人人都知道法国人的大名，但他们的情况可能类似于中国学界的赶时髦青年：把读懂字面就当成了“理解文意”。按我的观察，他们的读解限制之一源于有了德国最早发明的“电影哲学”以及哲学美学的框架】同样有趣的是，胡塞尔书很少，就是几本经典的，总量比巴尔特的还少，这自然是因为胡塞尔的文字难，但也反映：胡塞尔远不如本杰明、阿多尔诺等流行。自然书架上的“地位”也远不如海德格尔。不过，回过来看，这大致反映着什么样的“精神局面”呢？为什么科学类哲学不受欢迎？（因此属于技术上“另类的”、更难的“大陆式科学类”的胡塞尔也不流行。）欧洲学人对于人生观、世界观的思索兴趣永远大于纯粹理智分析的兴趣。为什么本杰明这样的并无多少深度的浪漫主义者会被人们喜爱至今？因为他们提供了较易进入的“精神自由驰骋”的空间，而非一定是提供了什么人生哲理的可靠解答。科学哲学类学者呢？他们多无内在精神性张力，所以可“安心地”去处理技术性程序性一类的问题了。战后德国学院派对于美国科学类思潮多所借鉴（哈贝马斯的思想之所以不能算作是“批判哲学”正统，正因为夹杂了太多美国行为主义、实用主义学术），而美国哲学最欠缺的就是欧洲大陆传统上所有的“心灵动荡”之冲击，难怪海德格尔会在两次大战间脱颖而出。

      匆忙选择的几部书中，当时毫无犹豫就选定的有2011年出版的700页的《本杰明手册》（Metzler著），从丹麦文翻译的《克尔凯格尔大传》（因为接近1000页，Garff著）。还有几经斟酌后买下的2011年新版三卷本《哲学基本概念手册》。后者大开本2600多页。我曾经翻阅再三，考虑其购买必要性。因为我已有全套十多卷的德文《哲学历史词典》，此一手册的深度不会大于历史词典。但是。不仅因为系新编，而且我非常欣赏每个词条开头列有本条文本的词义类别详目，将一个概念的可能含义类别在词条前先罗列出来，非常可爱。可是，妻子千瞩付万瞩付不要买什么书了，如买就需要邮寄。可是我不放心邮寄，打算随身带，因此不能太重。三卷本精装书的确有些重了。可是正像收藏家为了收藏品寝食难安一样，“寡人之疾”在于一向“锺情于词典手册”类图书。【我已在他文中描述过几年前在巴黎为了六卷本哲学百科，因经费不足，而分两次购齐的故事。在那时不敢进餐馆的经济条件下硬要买下法国教授们都嫌贵的套书，自然是在图书馆借出后翻来复去看了多少遍才决定的。当然这种“决意”的强度还比不上我在大陆旧时期卖了两件唯一没破的、两个妹妹分别送的的确良衬衫才去八面槽外文书店买下影印的德文词典和法文词典时曾经表现出来的“气概”。而且今日已经想不清楚那时旧衣服怎么会是那么“值钱”。如今都是连送破烂都送不出去的东西】不是因为“爱”词典类图书本身，我这个最不喜欢外语的人，怎么会喜欢上词典呢？因为词典，手册都是通向知识的必要途径。而如不用外语和词典来求知，花时间学外语就成了纯粹生命浪费。

      柏林书店游突然把我引向了今日哲学这个传统上的“理论大本营”。它仍然是理论之“源薮”，但不再是理论之“基础”。这是我在一个月前西北师大讲演时的主张，这个主张不可能被西方哲学家们认同，因为他们生存于分划严格的“专业”领域。所以，当代西方哲学家们还并非都“理解”在哲学外的其他人文学科内发生了什么理论性的革命进展。而另一方面，哲学又岂可被轻忽？它仍然是我们的理论知识的第一重要来源。列维斯特劳斯和巴尔特等都要“摆脱”哲学以追求各自的“理论”，而哲学理论也必须与其他门类理论“对话”才能变成有新生命力的智慧。我们的“符号学理论”就是二者之间对话的“桥梁”。但我们的西方符号学家们对此了解吗？前两天寄到的南京师大英文版《符号学研究》刊出了我的南京大会讲演稿。感谢南师大编辑部乐意刊出我的与西方学术主流不一致的文章。其中提到符号学应该与哲学加强互动，哲学也必须与其他人文科学理论门类加强互动。实际上，那次会议上我已为“符号学”提出了全新的定义，在明年的保加利亚大会上，如有机会，我将再申新意。在我看来，符号学运动到了必须改弦更张的时代！否则将会被美国实用主义俗文化传统煽起的所谓传媒符号学彻底庸俗化了。

      3。巴塞罗那和造型艺术

      女儿安排了三天巴塞罗那游。我们租赁了市内单元房，我单独住一室因为夜起后都要再看书后才能再入睡。这样也就有时间继续看那本“圣经手册”了。早就做好“功课”的女儿将重点放在了建筑师高地的几处建筑艺术。首先就是大教堂，果然华丽壮观，而且为近人之作，不得不佩服世纪之交艺术家为艺术而艺术的纯洁而执着，此类艺术家尔今安在哉。可惜排队进入教堂参观的队伍太长不得不放弃进入念头。那天也去了那处著名的高地宾馆建筑物。次日则首先参观了毕加索美术馆，特别珍贵的是看到初起时期从偏于写实到渐渐抽象的毕加索的过渡期作品。看到说明才知道那时的“乡下人”毕加索还不知道巴黎的印象派画风。巴塞罗那不愧是艺术名城，而时当商业化时代也可明显感觉到已故艺术家作品是如何演变为今人之“商品”的（全球大亨们对梵高的“消费”与梵高本人的艺术生涯有何干系？），而今人忙于赚钱之余怎么都会怀有如此雅兴呢？商业化和视觉艺术的相关性应该是文化符号学的一个重要的课题。在卡塔卢尼亚国家美术馆，我们看到了几个世纪前西班牙作为基督教最活跃地区之一（也是宗教裁判所最活跃地区之一）的宗教圣画展，画家虔诚的宗教情怀和现代画家彻底抛弃精神表现的新风真成了两个世界。而在现代艺术博物馆，却令人惊异地发现这个现代美术之都的抽象派绘画部分则相当薄弱。总体而言，西班牙盛产视觉艺术家，这是南欧的特色，虽然最初都须前往巴黎，之后移师美国。结果，与商业化时代文化最能相容的岂非就是视觉艺术，包括没有思想内容的抽象艺术。此种自古即不须文字今又连“思想内容”全部删除的艺术品类，正与商业化时代不需备有人文知识的科技新贵们的“精神需求”趋于一致？的确，我望着几处展览馆外各地来此耐心排着队的民众长龙，顿时直感到技术化时代真是不再需要“观念”而只需要“形象”了。

      自然必须介绍她们前往海边一睹哥伦布塑像。我告诉她们1989年春我第一次来此开符号学大会时首先来看的就是哥伦布当年乘风破浪勇探新大陆时出发的海港。由于女儿习惯于走路，我们也就大街小巷看到了也许是欧洲最漂亮的、纵横交错的“小巷网络”。这是我那年来时没有机会看到的。在巴塞罗那大学门前我想起了那年第一次在学校大厅里听艾柯讲演时的情境。好像格雷马斯本来也要参会却最终没有来。几天后大会移至法国南部佩皮尼昂（那里一座古城堡令人印象深刻，在那里还与来自南京的一位留学生同游）。我也再一次遇到本来准备在中国迎接的西比奥克，他那时是世界“符号学帝国”最积极的“推手”，对于我这个唯一到会的中国人非常热情（正是他一年前就聘请我担任了《符号学学会会刊》优秀论文评委之一）。而组织了亚洲符号学圆桌会议的日本逻辑学家会长板本在会议中明显流露出要将初生中国符号学置于日本间接“控制”之下的意图，却偏偏遇到了我这个不买账的中国人。我们的姿态冲突也为一些在座的欧洲人注意到。一家德国出版社参会代表在观察到此一插曲后，遂特意邀请我回柏林后去出版社参观。甚至于谈到愿意协助我出一本英文书，他们可以代把文字观。后来因为我的任务是向国内全面介绍当代西方符号学而没有接受这个后来觉得实在难得的建议。（等到几年后有此需要时，该负责人已经离开了出版社）我那时引起西方同行注意的主要是两部均待出版的译稿：《野性的思维》和《纯粹现象学通论》。

      【随想：这也正是此前一年我在中国社科院组织“京津地区符号学座谈会”时的思想背景之一。从改革开放一开始我的目标就是尽先迻译现代西方理论经典〔后来对此最为不服气的就是美籍华人学者。很快我就懂了：不摆脱这些靠洋资历唬人者，中国人文科学无法前进！怎么到处的中国知识分子都一个脾气？都表现出来那么明显的势利心？〕。在国内，那时我需同时“对付”来自逻辑学和比较文学两方面的“抢摊”者。其后则需一直“对付”这两家有时联合“攻我”有时相互冲突而需由我加以调节的中国当代符号学发展史〔今天那些写中国符号学发展史的大多歪曲事实，后来的公平写者不要看他们的由（来自文革的）导师控到下写出的歪曲性报导〕。为什么？因为他们都是来自“文革时代”的，“争抢”也就成为那时养成的习惯了。我这个“非文革人”则需与这些学界“文革人”不时交遇。解释学，现象学，符号学，这些新知新学的引进都是在此一具有中国特色的人际关系大环境内展开的。他们共同的性向与策略就是：既要“窃”你之知，又要利用新获得的小权势来直接间接“压”你。我于1977年底“入世”后的第一桩此类体验或“遭遇战”就是这样开其端绪的：我平生的第一件译作“电影结构主义”成为了“难产”之物。稿子是预约的，译好后约稿人在迟迟不印发油印稿件后终于明确提出“交易”条件：给你每千字3元稿酬，译者属他的名字！我当即痛骂其无耻。而且平生第一次知道知识分子〔何况还是极为熟悉的摘帽右派〕经改造后可以如此无耻！没想到此一学术生涯的开端竟然成为此后几十年无数遭遇战的总象徵：我遇到了来自文革的、被改造过的知识分子〔整人者和被整者生存于同一文化革命世界，呼吸着同样的空气，所以流淌着类似的血液。在上位时他们整人，在下位时被人整。“易地皆然”〕。他们的手法或如此直接或相对隐蔽，但其“斗争智慧”竟如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

      第一夜，女儿请我们在寓所附近一条晚间排满露天餐桌的长巷里吃西班牙皮萨一类的东西（不记得名字），而老板竟然是温州人；最后一夜则到附近另一家温州人开的中餐馆用餐。妻子祖藉也是（但自己从来没去过的）温州，也就和老板娘问讯了温州人在此的情况。次日下午女儿送我们上了游轮，她自己还要多待两天看各处美术馆。我们在甲板上望着巴塞罗那渐渐远去。今日离港乘船游赏，昔日古人出港则是要去搏命。期间不过是几百年而已。

      4。尼斯小镇和超现实主义

      开船后才注意到我们突然落入了一个三千人的国际小社会，十多层的中型游轮所见似乎都是白人。我们的舱位是底层最便宜的，小巧灵珑，倒也足够舒适。服务生送来了每日晚餐固定餐桌号码。当晚就见到了要一同聚餐9日的同桌旅客，两对北美白人商人夫妇和一对韩裔美国工程师夫妇。此次10日游只沿地中海西侧行，到伊斯坦布尔为止，但规划合理，基本上（除一日白天海上行之外）夜间行驶，白天上岸游览。第一天是在尼斯附近港口古镇Villfrancher sur Mer靠岸。依山而建的南法港边小镇真是可爱，我们在山坡小路上上下穿行，看过圣彼得小教堂，随意漫步到了小镇著名的隧道路已关闭的老咖啡馆。隧道墙壁上残留有曾由著名画家、作家、电影家考克多绘制的图像。我注意到壁上20年代考克多的题词：将此地称之为“艺术与知识分子文化中心”。特别是加注的“世界文化中心”。的确，二三十年代是法国现代派文艺运动的高峰，现代派思想主要体现在文艺品的创作上。考克多视法国现代派文艺舞台为世界思想文化的中心，可反映那时极其活跃的法国知识分子的一般精神面貌。从巴塞罗那的高地、毕加索到法国考克多，思想和文艺混而为一，此一思潮到了战前三十年代我们于是看到了黑格尔哲学和超现实主义诗歌在巴黎的某种“合流”，它酝酿了二十世纪西方非理性主义浪漫思潮，直到战后存在主义大为风行。看着考克多关于“世界文化中心”的豪言壮语，也就马上想到了当年在德国铁蹄下法国一夕崩溃的历史往事。【什么是“人文思想”？这就是非理性主义的历史后果。而艺术品可不是都是非理性主义的吗？将此类文化视为人类文化主流，这是怎么回事？而全球化科技工商势力不是正在这样规划着人类的文化文艺形态吗？】可他们在被拯救了的战后竟然依然故我，俨然怀抱着成为世界思想中心的野心，并也的确再次以其浪漫想像力风靡过世界。法国文艺知识分子是怎么了？他们在被占领期间却也都老老实实地继续埋头创作，以便在被拯救后继续成为世界的“精神向导”吗？今日事过境迁，二十世纪法国文艺创作式思维的这种总体浪漫主义，能够为人类提供什么生命启示吗？幸好，结构主义运动至少完成了一项重要的历史使命：打断了萨特一代营造的文艺虚无主义思潮的势头！即使其后后现代主义续起，而我们已经在先有了结构主义提供的思想解剖利器。前、中期巴尔特的贡献超出他人，正因为他的分析性怀疑主义有助于我们辨析历史文本与现代文本的真实构成为何。【精于广告宣传术的行为主义派符号学家们则永远把握不住此一精义, 当然永远成不了符号学气候，因其冒用“符号学名号”，符合市场化时代的“行为规律”，却足以阻碍真实符号学学术的健康发展。当一地文教市场被商业化制度化后，符号学就会迅速蜕化为一种纯粹供利益追求用的商品。自然此后也就像其他商品一样流行后不久就为其他新商品取代。文教的商业化发展足以从灵魂深处败坏一国之精神气质。】

      之后我们乘沿海小火车去了独立小王国摩纳哥，这个作为金融中心的白色城市成了旅游圣地，因为旁边就是著名赌城蒙地卡罗。我们沿着上坡道路爬到山顶皇宫时已经筋疲力尽。尽管从山顶可以俯瞰海景，旅游区游人如织却惹人厌烦。在返回停泊港口的路上，由于地理无知，竟然一直乘到了尼斯城。此时离登船截止时间已近，又不会说法语问路，在慌乱中竟然遇到态度极好的一位男售票员，他用英文详细告知该如何往回乘车并在哪一站下。我们这才有惊无险地安全返回。回到舱房记日记时，重新想到的只是考克多在二十年代的壁上格言了：世界文化中心！现代艺术被当成了“文化中心”！白色豪华旅游城〔国〕才真地成为当代文化活动中心之标志：对精深文化丧失了求知欲的人类却将到处旅游当成了技术性专业外的最重要文化活动！（古老中华文明呢？看看古人饮宴赋诗的风雅和今人以敬酒交换利益的庸俗，大陆反倒成了“逐利文化”的后来居上者）

      5。重访比萨和与中国基督徒相遇

      游轮路线的重点是意大利，一共停留四次，也就是四天都在意大利地区，从北部比萨到南部那不勒斯、西西里，中经重点中的重点佛罗伦萨和罗马。由于十年前一同去过了这两处古都，就决定不再去了。（本来妻子说如果还去凡蒂冈，一定要再到附近的皮萨小店吃一次刚出炉的皮萨饼，那是她吃过的最好的皮萨。记得是我们两人坐在公车站坐椅上慢慢品尝的）比萨斜塔是我整三十年前来过的地方。我一提到斜塔就要讲述那年是如何从慕尼黑购买到8日游的德意火车票去“穷游”的往事【我是此中“先行者”，几年后当出来越来越容易后，才见到和我当初一样心理的中老年人的类似行为。记得1988年在西柏林就遇到一位比我年龄还大许多的科学院访问教授告诉我他是如何日夜兼行、“奋不顾身”地乘火车“穷游东西欧”的。为什么？那时出去的人都认为不知道此生还有没有这样的机会了，都想趁机“捞回点失去的青春”】。因为意大利火车太挤，幅员又小，难以像在德国火车DB〔此次在柏林重见火车站上这个简写字母符号感觉特别亲切。因为在德国各城市徒步行时最后都是问路到DB怎么走。一看见DB字样才放下心来，所以会开心一笑〕上那样可安排在火车上过夜，所以8天来几乎没有睡过长觉。后来到了比萨斜塔下实在困倦难当，就铺上雨衣在塔旁的草地上足足补睡了几个小时，恢复了精神，这才又搭车去了罗马。在罗马火车站，找到用小钱可淋浴的地方，把身上冲洗干净，才去徒步游览。那年已经四十六、七岁，还以为自己很年轻呢。

      比萨斜塔也是人山人海，真杀风景。在此却万万没想到遇见几位乘同一游轮来比萨游玩的中国人，他们来自纽约。相互打招呼后，突然觉得其中一位女士面善，在相互问讯后都同时惊呼起来：原来是你！是三十年前哲学所科研处的邓女士，今已定居纽约。一路谈话中才知道是邓宝珊将军的千金。也才知道是祖藉天水人，而邓先生后来一直在兰州，至今在兰州还有一处邓家花园纪念馆。我于是马上告知自己一个月前正好从兰州、天水来，于是更感亲切，告诉她有机会一定要回父亲故乡看一下。我并说如果早知道此事，就会在兰州、天水两地的邓先生纪念处所去看一下了。谈话中也知道她已是基督徒了。与她同行的一对来自河南科学院的夫妇如今也已定居纽约，也谈到回国办退休未果之事。在相互问讯目前生活后知我还有工作在做，十分惊讶：“像你这样年龄的人还在工作的人真不多了”。因为作为科学家离开了单位就无所事事了。与他们同时来的还有两对较年轻的台湾夫妇，他们都是属于一个教会的，都是理工人士，这次结伴而行。不想邓女士回去就和几位教友们谈到了我们夫妇，也提到“李竟然还在读书写作”。回到船上后有一次在甲板上，妻子在泡澡，我在旁边继续看那本圣经手册。“原来李还在看圣经”！等到后来与两对台湾夫妇相遇后，他们马上开玩笑地告知“已闻大名”。这是指我在船上旅途中还在用功读圣经。这是多么虔诚的表现呢？（几年前我在湾区公车上专心读一本分析圣经结构的小书，被一位白人传教士看见，坚持要留电话联系，可能视我为确有“善根”者，是培养的“苗子”，哪里知此一读经非彼一读经也。此类事在德国时也曾遇到过，非常有趣）我于是就在与他们见面之前预先有了这个读圣经的小名声。而他们都是基督徒。

      6。罗马港口和美军登陆滩头

      次日在放弃去罗马的计划后就决定留在离罗马不远的港口小城Civitavecchia（永远不知道怎样发音）了。小城海滨沙滩上矗立着一座美军登陆水兵拥吻女郎的塑像。那应该是1943年吧。我们在小城闲逛，并在咖啡馆上网（船上上网费很贵）查邮。中午也在皮萨点吃了现烤的比萨。此前还去了一处大农贸市场，一边是廉价衣物摊位。在那里又遇到一对温州夫妻在卖中国制便宜鞋，彼此聊了一会儿。下午提早回到船上就陪妻子泡泳池了，我照例在旁看书（几年前已经放弃游泳了）。大概就是这一天又遇到了纽约那批中国朋友。邓女士告诉我其中一对夫妇可说是是更为虔诚的基督徒，特别是其妻子，她向他们也介绍过我。

      7。那波里斯和庞倍遗址

      次日在那波里斯上岸，大家都先忙著去庞倍古城遗址。这也是我三十年后的故地重游。之后去了附近旅游名胜索伦托城。返回那波里斯已是傍晚，传说那波里斯的皮萨饼是全意大利最好的，但吃完后也没觉得有任何特殊的地方。由于时间已晚，竟然错过了让妻子游览那波里斯的机会。三十年前我曾到那时共产党执政的那波里斯市内参观，市内看起来较破败，与北部城市不能比。而这次连海边大城堡都因修整而关闭了。

      8。西西里和沿海小火车行

      下一站是西西里的卡塔尼亚。而大家都想先去附近的名城陶斯米纳。在火车上又遇到了纽约中国朋友一行，其中两对台湾夫妇都是大陆背景，一位还是将军之子，如今都在纽约从事理工行业。在火车上大家遂有了机会交谈。陶斯米纳非常漂亮，而且颇多罗马帝国时代的遗迹。大家一起游览，彼此谈话也就多了起来，也谈到信仰问题。在美国社交场合有两个话题最好避谈：宗教和政治。不过基督徒往往喜欢主动传教，这类事多年来遇到过不知多少次了，所以总要礼貌地避开会引发对话者信仰激情的话头。西西里沿岸飘逸着地中海海风，来回在便宜的小火车上望海及海边的一处处简朴屋舍，别有一番意趣。那日可能是周末，车上突然涌进一大批出游的本地男女中学生，车箱里顿时热闹起来，我们这些老者突然被意大利中学生散发出来的青春气息所笼罩。我竟然有了五十年代看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影片时的感觉：一个反差镜头：青春热情突然到来冲刷着老朽的死气沉沉。背景是窗外的地中海海滨，几个坐着的中国年长游客“怪怪地”被众多站着的意大利少男少女包围着，车箱里满是听不懂的热热闹闹嘈杂声。

      9。全天海上行

      全天在海上。邓女士对妻子说，那位台湾虔诚的基督徒女士想找我坐下来好好谈一下信仰问题。这天我正好全天在船上读书。知道此约后，本来应该躲避这类业余传教士谈话的我，却突然感觉到一种必要性。因为对方的虔诚性是真实的，也就具有另类重要价值资源：直接感觉一下其虔诚性的根由。这当然是受到我正在读的圣经研究手册的影响：使徒时代信仰的热情和坚强意志本身永远是具有感染力的。我偶然带了一本圣经手册来读，不想因此“美丽的误会”而打动了来自海峡对岸的虔诚基督徒同胞。不过那天并没有见面，邓女士来电话告知因有事等以后再约吧。结果，比可能的谈话更重要的一个“消息”次日亲自传达给我了，结果这位虔诚信徒成为了传递“信息”的使者，即我本不知的基督教圣地之一即将到来了。而传递之地却是哲学故乡雅典。“宗教”信息在“哲学”故乡传递给我，多么富有浪漫意境！自柏林哲学书店以来我已经在思索宗教和哲学的关联，现在进一步体验的时刻到来了。

      10。雅典和巧获哲学大会文献

      终于到了对于我们来说的此次地中海游的重点：雅典。地球真是不大，在汽车站妻子竟然遇到了当初曾有工作联系的北京电大未曾谋面的老师。那位老师知道妻子的姓名后非常热情，马上合影留念。我在等车时在旁边摊头买了一块雅典大饼和大家分尝。这次终于见到了雅典神庙遗址，在博物馆里也惊讶于古希腊艺术对人像雕塑的特殊兴趣：视觉的诸神像和心灵的观念系统的一种历史性“共在”。堂堂雅典博物馆展厅内几乎没有他类展品，也少有显示古希腊历史性存在之遗存。

      雅典短暂游毕竟对此西方哲学发源地有了些直接感受。我们在乘游览车观看市容时，我则努力想像着这处今日经济凋敝的城市和其古代辉煌之间是否还有任何微小的联系。自然，我也想到了西方哲学，从古到今，从当初古人的哲学纯粹真理探求热情到今日哲学被全面纳入职业教育系统，主要成为了职业化工具，因此也就失去了传统的哲学精神动力。二者之间是否还有共同之处呢？哲学今日的目的究竟应该是什么？而且和在柏林书店时的感觉相似，我仍然意识到哲学正是我今日探讨符号学理论的第一参照点，最尖锐的理论探讨焦点：哲学和符号学的关系问题？我们中国人一行后来专门到一处著名露天大卖场嫌逛后一同回到观光车站候车。站边附近都是旧书摊，当然差不多全是不认识的希腊文书，也就不会仔细看什么了。我站在紧靠近车站的一家书摊候车时，随意问一下老板娘他们是否有英文或德法的的书。老板娘见我随便问也就简单地回答说没有。看来当然没有。我也根本没有意思要买什么，即使真有什么其他欧洲文字的旧书的话。此时老板娘突然又回了一句：你脚下也许有几本。我向下一看，赫然发现若干本旧书上竟然摊着一本全新的书，原来是上个月刚开完的第23届世界哲学大会的文摘汇编。我这才想起来的确大会是要在雅典开的。我们邀请来南京参会的爱尔兰的莫兰那时正在筹备此会，我怎么给忘记了？我拿起这本印制相当精美的（因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资助下印制的）818页的文摘汇编，看到这部非卖品背页铅笔写出的价格是13欧元。我于是顺口问她能否打折，她回答说那就10元吧。我回说：8元吧？老板娘看了我一眼说8元就8元吧。并随手将数额改为8字。我付了钱后，极为兴奋地告诉大家这是多么奇怪的巧遇：竟然是“万绿丛中一点红”！在几乎全是希腊文的旧书摊上，正在我的脚下，会突然出现这么一本多种文字的哲学大会书，这个大会的组织人之一正是我特意邀请来南京担任现象学分组会的莫兰，而我也正是在观览神庙后继续想到今日哲学的意义问题。而且，联想是一连串的：世界哲学大会在哲学故乡雅典举行，今日哲学已经功能尽失，作为前沿理论的符号学正在挑战哲学的地位，莫兰作为西方哲学的代表者之一正在负责大会，现象学家莫兰专程到南京来观察符号学和哲学的关系，我刚译完他的两部书稿，而在哲学、现象学、胡塞尔、符号学等相关关系方面我的看法完全不能和今日西方科班哲学一致，而且，甚至于更为重要的，难道哲学和宗教的关系不是到了另一个需要重新思考的时候吗？我极其偶然带出的圣经手册不是也正促使我进一步在思考哲学和基督教的关系问题吗？而且兰州宗教学老师不是在评价我的仁学观时说其中有着马丁路德新教改革的“气势”吗？仁学新论不是必然要同时思考宗教和哲学的关系问题吗？此一关系的思考不是必然要依赖符号学工具吗？凡此种种，不夸张地说，都在瞬间层次不等地出现在脑际。我竟然忍不住地告诉正在车站候车的一行人刚才发生的此一颇为奇巧之事，并特意幽默地说：如果我是信徒，一定会将此一“突然”落在脚下的这本哲学书看作是来自“未知神祉”之赐予，以向我突显一个重要的课题：今日哲学的意义问题！（不是此书本身的学术价值，而是本书代表的最新哲学世界性活动所象徵的哲学今日之全球化意义？）基督徒朋友们当然乐意奉合，台湾信徒朋友们更是不乏此类“意象联想”的习惯的。对于他们，就可惜那不是一本神学书而我也不是一名基督徒。而对于我，值得啧啧称奇的是此一“巧合”本身：书正好在我脚下, 而此一堪称印制华美的开本甚宽的全新书籍，我在书摊老板娘提示之前竟然会没有扫见？哲学，一方面对峙于宗教，另一方面对峙于符号学！此一双料精神对峙性才是我对此“哲学之时代象徵物”突生奇巧之感的心理因素。

      大会参会者约两三千人，“第三世界”参会者特多，中国人，从文摘汇编看，多到似可达百十人（可见哲学大会已具有了“大庙会”的热闹性），语言什么都有，中国人的文章没有那么“傻”的，所使用的都是西方文字，而仅用希腊文、西班牙文和俄文的大有人在，不知道他们的“爱国主义”怎么会愚蠢到这个地步。从我现在翻过的三分之一篇幅看，真是什么“论文”都可“民主地”自由呈现，凡交费者都可榜上有名。活活一个国际大市集！这不是在进行哲学思维，而是在进行职业交际和商品宣传。今日学术商业化发展已经把哲学活动变成什么了呢？

      【随想：1997年墨西哥会议上拉美地区人士为自己争取到西班牙语的大会官方语言后全体雀跃的样子，曾让我大感不解：他们的脑子跑到哪里去了？你们到国际大会上干什么来了？果然，每次他们都“骄傲地”在国际大会上自处一室，用西班牙语高谈阔论，自得其乐。几十年来拉美地区也是德国人和法国人常去开辟符号学基地之处，很快他们就骄傲起来，以为符号学可成为他们特有的新学术理论，颇欲到处炫耀一番，却经常使用着本地语言。尽管在那里德国学派和格雷马斯学派逐渐成形，我实在看不出那种学术有什么价值：舶来学术而已！我遂由此猛醒：“符号学”竟可能从内里伤害一国之学术元气，如果学者欠缺认真态度而热衷于追逐时髦的话。因为，大家会把此类简易“理论万灵丹”当作了一种能力，实际上其学术热情类似于教徒的盲目热情，其实质是因被纳入了某种集团势力圈而徒徒增加了“归属于权势的”骄傲感。其方式呢？领导者给出的一套异于他派的“理论标志”（市场化商标），以此作为自身已从此可“不同凡俗”，因此简明易行的“理论药方”而可提升其学术社会的身份。可叹，职业化渠道却可据其宣传技巧而被归入“某学派”，如后者已成为学术市场认可的“商标”了的话！可叹，青年学子就这样因不得不盲从而浪费着光阴：他们干脆没有知识和判断能力来辨析真伪！这使我马上联想到八十年代的“三论”大时髦。那样一种纯粹因为创学者的新知新学不足而被阐发起来的学界时髦，就这样被史学界爱好理论而又不具备知识判断条件的一代人加以吹捧（纯粹因为它提供了一种不同于传统理论话语而又可在意识形态风格上与其相容的理论替代品而被一时“信以为真”）。我后来常想这难道不是导致史学界年轻一代后来如此缺乏真实历史理论意识的原因之一吗？等到现代西方思想理论被大量输入后，学人开始追逐新的时髦形态。重要的是，这些“时髦话语追逐行为”本身确实可以成为学术职业渠道内行之有效的“媒介”。人们就把此类具有可行性的任何“学术话语媒介”当成了自身足可依托的认知基底，而根本进入不到理论话语本身的正误研究领域！今日国内外庸俗符号学潮流岂非正是在重蹈故辙？（“三论”最初是先流行于前苏联的、最初来自特定的“西方思想”）

      符号学作为非主流学术，在其发展初期有待于推动、宣传，所以不得不尽量敞开，少加限制。但是符号学比哲学的危险更多的原因在于更没有“标准”，更不需要多读书，只需要跟着体制内建立的“学派”所提供的公式去集体闯牌子即可得逞（职场利得原则）。哲学到底须根据历经几百年学术检验才能站住脚的经典去“人云亦云”，其重复者虽无创建倒也可传播他人的有用知识，而可能作为“四不像”的（庸俗“跨学科的”）符号学却可能成为纯然无根之萍，以其难以检验的“特色”所具有的品牌价值（传媒符号学特别善于制作此类品牌效应）去凭空占领学术市场。还有什么比这样的浮薄学术玩意儿更能有效伤害一国之学术的吗？这又是在我们初步引发国内学界关注符号学的几十年后同时要加以慎重提醒的可能风险：其知识程度不足之危害尚在其次，其因夺取“符号学”名号而对正确符号学发展，乃至于对人文科学理论的健康发展，进行阻挠的效果才是更严重的问题。

      不论是哲学还是符号学，都相当于药剂，各有药性，不仅有一个须对症下药的问题，也有一个更高级的“配方”的问题。此一针对性和搭配性都取决于医生的水平。现在，积存的理论资源在那里，怎么用这些资源则是另一回事。如果医生医术不精，就会乱点鸳鸯谱，任意配方，只要其结果可在“受取方终端”产生“使信效果”即可，而后者对于青年学生来说是不难办到的。药剂库，配方，和受方效果，三者之间没有必然一致性。要点就在这里。但如配方得宜“药效”就可大增。这就是我们要安排哲学家“开导”符号学家，又安排符号学家“开导”哲学家的理由。在超出上述低质量学术水准后，他们都需要在此前进过程中的上一层，接受他科的知识启迪。在南京大会上我们安排了哲学家到会，而在雅典哲学大会上我深感他们需要特定“符号学”的冲刷，如果后者可被视为学科语义和功能结构的分析器的话。爱尔兰的莫兰来到南京大会“观战”，他以及其他哲学家还以为中国符号学需要回归西方哲学的基础呢？殊不知他们也正要借机反省自身的问题。他们当然不会这样做。越来越严格的职业制度化已经使其思维框架固化，他们生存于此固化的框架内，可“察其所安”于此。但是，今日哲学却依据同一职场商业化的客观环境可以继续利用其传统上的“名号与声势”（作为可为学术市场现成接受的“老字号商标”）发挥同样的作用，却失去了历史上曾经有过的学术理论上的积极意义。

      以上的“反反复复之言”，未必能够让读者理解道理究竟何在。殊不知人文学术理论本来就是几千年间形成的大杂烩，其中脉络错纵复杂，可谓治丝益纷。符号学中最重要的的成就反映在作为分析器、组合器、显微器的功能上。作为工具，它需要有对象，这就是各专业内的文史资料。如果没有资料对象，只学工具本身，就如同只学习制作锯子而不用之于木材，这不就成了无的放矢？而要有对象，你得下工夫学习掌握其他各种学问。工具本身不能成为独立的学问，但如同今日西方一些流行的所谓符号学理论，不仅欠缺对象，而且欠缺有价值的符号学工具本身，结果所提供的不过是“改装的”却在哲学水平上降低了的哲学话语。他们选择存留于“符号学界”维持其学术运作的可行性，并据以占居职业位置。如果盲目地学这些东西，对于我们有用吗？如果按照现行五花八门的符号学理论，统统收入以显示其丰富性，这是科学的态度吗？最重要的是，学界领导与学生能对其判断虚实吗？符号学的“水份”正在于其语词的“新颖性”本身。但是，如果正向选择了符号学方法，符号学正是我们清理传统学术资料的有用工具，其中当然特别包括哲学资料。如果一切依崇洋媚外资历及职场运作可行性为据，自然什么样的被在日益活跃的网路上成功阐发起来的学术系统，都可摆脱真正的科学性检验而在学术市场上大行其道。这就是我反复指出的今日以“求成”代替“求真”的学风将从根本上伤害一国人文科学理论建设事业的理由所在。】

      哲学至今仍然是人文科学领域内的第一理论资源。我在哲学之乡，于此全球人文科学危机时刻，突遇此当前世界哲学活动之象徵性记录。哲学与符号学的现代关联为其一，而哲学与宗教的传统性关联则为另一。果然，就在同一天，那位虔诚基督徒女士亲自给我带来了有趣的信息。她突然问我是否知道下一站土耳其的库达萨西港旁边的古城遗址以弗所（采用旧译圣经地名）就是圣保罗当初从小亚西亚来欧洲传道时的主要“中转地”？对宗教历史地理极为无知的我，在雅典书摊偶获“哲学书”之后，又“突遇”另一冲击波，心中猛然产生了某种异样感觉。她还告我新约有一章的名字就是“以弗所”（以前我看圣经从来不注意各章章名）。感谢了她的指教之后当晚就赶紧把相关材料仔细看了一遍。领悟到这个突然到来的信息牵扯到以下一系列课题：哲学和宗教（雅典和以弗所），新约和旧约，保罗和基督，基督和耶和华，希腊现世性智慧和伯利亨超世性神话，中华仁学和西方哲学，仁学和基督教，保罗的“一次宗教改革”和马丁路德的“二次宗教改革”，以及基督教和佛教。这一连串联想都在大船夜间航行中凝聚于我的《圣经手册》阅读上。没想到这本书还真带对了。我于是在满怀对明日参访古城遗址的期待中入眠了。

      11。以弗所和保罗使命

      这是我第一次到土耳其来，古代这里曾属于马其顿帝国。船停靠在库达萨西港。我们和其他中国人一样都不加入昂贵的陆地导游团，这样每次只花费导游团十分之一、二的费用即可参访同样的地方，当然免除了所谓在当地会有一顿大餐的招待。作为中国人中年龄最长者，我们决定不和他们集体行动，而是自行设法寻找路线。这是我三十年前访欧时“练就”的本领（穷人的本领）。然而从问讯处出发后还真是费了不少口舌才一段段摸索到了汽车站。这样每人3美元票价就到了靠近以弗所的路口。对于土耳其的异国风光的兴趣尚在其次，而是也想像着在此一古代商旅、信徒行走之地上那时会有的风情。到了停车站才知道离目的地还有一段不算太近的路，而且是上坡路。此地有些兜生意的马车，我曾建议搭乘以节省体力，妻子照旧不肯，强调自己走的动。我们就决定徒步前行了。后来才知道游客中这样徒步走上去的并不多，我俩就这样在烈日照耀下沿着古路慢慢前行。此时突然有了一种奇妙感觉：我们正走在古代朝圣者走过的同一道路上，而两千年一恍就这样过去了。以弗所如今成为纯粹旅游区，在入口处我买了一本印有以弗所字样的雅致的小本子和一只刻有以弗所字样的圆珠笔。以弗所的遗迹包括露天剧场，宫室，图书馆等，建筑物残存的面积似乎比雅典还多。我每到一处都仔细阅读了介绍文，应当承认这里竟然是此行中最让我感觉兴奋的地方。昨天台湾朋友的简单提示竟直接影响到我的心绪，连以弗所这个本来生疏的地名都充满了神秘兮兮的美感。这是圣保罗的故地，他从这里渡海去了希腊，之后去了罗马，据说从此基督教才“吾道西矣”！多神教的希腊文化才与一神教的基督文化连接起来，此后才为其后的欧洲大陆文明开辟了新方向。我特别在古图书馆遗址上照了几张像。

      为什么保罗那么重要？对于我他是一个更值得注意的宗教史人物，如果基督的神话色彩太重，那么保罗和其他使徒的“历史真实性”就颇有增加。新约的神秘兴起增加了基督教的人本主义方向。等到返回旧金山湾区寓所，我从第二日起一连几天除了把使徒行传再通读一遍外，还打开两部大英百科全书中有关这些宗教人物的条目一一比对，特别是关于保罗的部分。当然，正像中国儒家的先秦史说中充满着未经证实的传说以及神人不分的故事一样，比我们更具科学性头脑的西方现代史学家们谁也“说不清”与基督教或犹太教有关的那段古代史的“资料来源”问题。（正是九十年代在德国发现了这件奇怪的西方古史学特点后，我才会于2006年顾颉刚研讨会提交的论文中说：顾氏的古史辨精神与方法也完全可以并应该应用于西方古代史学研究）然而毕竟关于保罗等使徒的资料的似真度较前有所增加。而且史学理性观察角度是一回事，我的此次兴奋点却在别处：人类价值信仰问题。那位虔诚基督徒女士在我们离船的前一天特别再来电话说打算介绍我认识一位湾区的牧师朋友：“他会对于你接近神有帮助”。我听后连忙敬谢不敏，知道她误解了我对以弗所和保罗如此动心的深层原因。当然我也知道，不管何时都要有智慧避免卷入和信徒的“辩论”。他们千人一面地背诵着同样的“义理”，而且奇怪的是人人都表现出那么一种在某方面“高人一等”的自信，但还不知我这个非信徒看过的相关资料比那位专业牧师都可能更多呢。

      是的，我的兴奋点在另一方面，我在使徒行传中觅索与仁学义理相通的字句，我须在仁学百分之百的“人间话语”和宗教的“半神半人话语”间找到确实“有效的”沟通点。【1988年刚到柏林不久我就对德国宗教符号学大感兴趣，并复印了若干资料，却没有从中看到什么值得关注之处。后来在两次访问法国里昂大学宗教符号学研究所后也曾对其成果下过点工夫，但也仍然是收获有限。我并因此进一步感觉格雷马斯弟子们的“语义方阵分析法”的诸多应用实践，可能导致了另类教条主义。】此外，我在历史话语中获得的义理感一定要和历史资料的考据学联系在一起。这却是中国现代史学大师们没有涉及的领域。像钱穆那样的史学家是与现代历史科学无缘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不久前对于收到旧友李耀宗博士（早年就读哥大英语系，师从萨依德，专研中世纪文学史）的关于古代和中世纪期间早期基督教和北欧原始诗歌关系的著作极感兴趣的原因之一。因为不懂希腊文和拉丁文，我对于那个时期的原始资料非常生疏。（后来我在对该著赞赏之后曾劝李君转治早期基督教史，惜遭其婉拒。）按照尚无充分史学文献学支持的说法，从保罗遭难于罗马到后来罗马帝国改宗基督教，从此彻底改变了西方思想史大方向（从希腊罗马的现世主义向中世纪超世主义的转变几乎具有某种讲不清的神秘性：转变的历史事实绝对真实，而此转变的过程细节却是多所阙如）。我们也就看到了从奥古斯丁到阿奎纳的著作中的希腊罗马和基督信仰之间混合文体的存在，而在其中竟然仍旧始终一贯地隐伏着西方特有的那种逻辑主义精神！西方文明就是以这种特有的、来自古希腊的逻辑思维方式为根基的。然而也须更深一步存疑的是：希腊逻辑精神最初不是来自地中海文明的另一侧的吗？北非古老的实用性几何学原型和其后来在希腊的形式主义升华，能够如此严格分离吗？所谓西方文明的起源，难道不应该扩大到整个地中海文明带？在这里同时产生了一神教和一元推理逻辑。

告别了！保罗的以弗所。次日我们的最后一站是东正教昔日首都拜占庭。

      12。古拜占庭：权势与信仰

      按照女儿的计划，我们提前一天离船，与她会合。她已在城市欧陆地区租好了单元房。【她非常得意地告诉我们自己国外旅行都在网上租赁单元房，价钱比旅馆便宜一半，还更为自由。而且一见面就告诉我们，我们离开巴塞罗那后，房东〔必须补记：这是一位一看就是艺术家的长发英俊青年，他有7套公寓房出租给外国游客。这样他可以继续作画。自得其乐。〕网上定房中心上留言说女儿一家是他遇到的最好客人之一】房主亲自陪她到码头接我们一同去寓所。当晚我们到附近非常热闹的街市便饭，后来的三日晚间外出时也是人山人海，像大陆城市一样。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欧亚混合建筑群，次日乘游览车大致扫描了城市部分地区。

伊斯坦布尔的重点参访地方当然是两大寺院、皇宫和大巴扎商场。等到进入圣索菲亚大教堂，看到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先后拥有的这处雄伟壮观、美轮美奂的大教堂（比巴黎圣母院和科隆大教堂都要雄伟壮观），固然可以感觉到两大宗教势力在此消长的痕迹，而且可以遥想罗马中心和拜占庭中心时代基督教东西分裂的历史后果。自然还有原始基督教理念和后来教会组织形成之间的历史联系为何？不，更重要的联想是信仰与权力的合二为一之历史现象。这才是最重要的史学话题。基督教史后来成为教会史，这与保罗当初的理念不是一回事。（所以一千年后才有了新教改革）我们下午接着就去参观了兰色清真寺。据说此一大都会有一百座清真寺，每日我们都可听见全市祈祷的锺声。在这座十分华丽的欧亚大都会中可以感觉到土耳其是如何将宗教文化与现代商业文化加以成功结合的。这里的本地人也和我们在德国到处所见的土耳其侨民不同，看起来更有教养和文化。毕竟是欧洲人统治过的地方。最后一夜我们到难得一见的一家中餐馆用餐（此地和巴塞罗那的中餐馆都非常少），老板娘又是温州人。次日告别古拜占庭帝国首都时我心中最后存留的余像就是象征着信仰和权力融合的大教堂和清真寺。保罗那时对此后来的发展当然一无所知。保罗对于我们被当成了历史人物，虽然从历史科学角度我们还找不到有关充分证据。拜占庭的大教堂和大寺院成为历史上信仰与权力融合唯一的最突显象徵。此一宗教学问题则应划归入宗教政治学和社会学范畴了。

      13。德国乡居和幸获保罗书

      飞机抵杜塞多夫机场，在看见跑道远处的一排树木时我想到了整30年前从纽约私自跑到德国来时所见德国第一站就是此地。那次的“德国感觉”竟然和后来长居时非常不同，特别是慕尼黑玛利亚方场，慕尼黑大学，郊区新小区寓所清晨起来前往地铁站时呼吸到如此清新的空气，而天空正是万里无云，真是感觉到落入了另一明媚世界。那次获得的新鲜感可以说是独此一次：从杜塞多夫机场（包括高大帅气身穿绿制服的警察）到玛利亚方场，到走出郊区寓所时眼前的阳光灿烂大地。在柏林，那是一种历史沧桑感，更为深邃，更具有文化与历史厚度。南德施瓦茨地区的浓郁巴伐利亚风情当然更具有浪漫气氛，而柏林则可令人立即联想起此地曾是十九世纪欧洲思想之都。我这个据说出生在北平德国医院里的中国人，就这样与德国结下了万里奇缘，而最终于十几年前被德国赶了出去（却在美国收到了德国前驻北京大使费舍教授的致歉信），女儿却永远地留在了德国。其愈见熟练的德语怕要会超过中文了。

      由于机票关系，未买到离家中更近的帕德本机场票，只有在此下机。女婿从农庄派人开车来接，我们就也有机会再次看到十几年前常见的沿途连绵不断的德国小镇风光（后来住在农庄时也多次乘女儿开的车在附近行驶，也是触目所及都是绿色森林和田野上的一处处小村镇，每个都那么干净整齐，而且街上极少行人，到处安安静静。）我们甚至于途径当初常住的波鸿市，因为时间有限不好绕道大学去看看了。到了农庄所在的村子里，我见到农庄大院前路边的小标志牌，上面写着8百多的数字，提示农庄原址的最早记录是第九世纪。这在古老中国不算什么，在欧洲就算是相当古老了。女婿告诉我房舍的实际基址不过五百年左右，而现存的石筑楼房不过只有两百年，是在拿破仑当初侵德时法人在此驻军后所重建。我们当晚就住在1997年离德前也住过的房间里，不过壁上悬挂的某代祖先夫妇的画像因房屋正待粉刷而临时摘除了。我们也就再次进入一个与我们自己的生活没有实质关联的环境之内。在此一周的居留期间我们是在“客观地”观察女儿一家的生活方式，那是一种我们当然并未也并不愿融入其中的“德式家庭生活”。

      此次村居期间最值得一叙的是两件事【此外，去附近极为优美的Warzburg小城〔我因不耐当地气候骤冷在此小城内买了件红绒衣〕和参观一家网购旧书店的书库都有可记，篇幅关系就从略了。只是提一下书店老板具有强烈的收藏欲，故于人文书买卖不景气时代仍然乐此不疲。其夫人则是年轻得多的中国留学生，原来还是我天津大学“校友”，计算机系出身】：这次终于将家族两百来年所藏旧书整理后排列在单独的书房内；以及森林内开办不久的“林葬墓地”。每周前来整理图书的退休图书馆馆员正在作分类编目的工作，我和她交谈时发现她也是对于书籍收藏极为投入的爱好者。旧书中的卢梭全集和伏尔泰全集都是18世纪末旧版。我却一日在家独自翻看他们准备放入他处的非古书类图书时发现了几十册二次大战期间以及战前的德文出版物。其中较多的是一次大战前后关于军事历史方面的图书，已经不是花体字了。我顺手翻阅了一本一次大战前后德国学者评论德国备战有理、准备大战的论文集，那时离希特勒上台还很远，而德国教授们的爱国主义却已经很高涨了。（不要忘记一次大战德国人的普遍爱国心，连胡塞尔也是坚定的爱国主义者，并以其儿子战场殉国为荣）后来我将书架上的二次大战期间出版物都拉出半寸作为标志，告诉女婿这些图书珍贵不可轻弃。他问我为什么？我答称“历史价值”。他们还以为只有古旧之书才具有历史价值。

      树葬墓地是我原先一无所知的事物。女儿带我们走进林木蔽日的森林深处，看到了墓地的介绍和一处处“林葬”树杆上贴的死者信息。价格随人数和树木的大小有所不同，期限是99年。林间深处设有三排木头搭起的长凳和两根木条结成的十字架。如此简陋摆设就是供送葬者寄哀思之处。然而此一林中简朴的树葬形式给人的感觉反而是安葬地笼罩在极富诗意的静谧之美中。基督教送葬的简朴性岂非更令人有气氛肃穆之感？中国的豪奢葬礼仪式则已蜕化为一种“排场”，岂非暴露了另一种自古以来传承着的俗气：连哀葬场合都被视为炫耀之机？

      就在拜占庭的宗教权势建筑展和参观了林葬墓地的基督教风俗之后，我又突然经历了另一次（只有我个人会有的）惊异感。一天在（晚间会用木材烧热其壁炉的）餐厅窗台上我突然看见乱放的几本闲书的表面摆着一本颇新的精装书，拿起来一看，原来又是关于保罗的书！书名是：Paulus zwischen Damaskus und Antiochien（保罗在大马士革和安提阿之间）。由一位叫Hengel的宗教史学者所写，出版于1998年。看了目录后让我更加对内容有兴趣的是全书结尾一章：“一个年代学的比较：保罗和路德”。书籍开头几十页上还有彩笔勾勒处。我于是马上问在厨房忙碌的女儿这是谁在看的书？她看了一眼说不知道，而且从来没注意过窗台有这样一本书放着。家里的来自本村的“小时工”（当地当然不这样称呼）在打扫时从来不触动各处本来摆放着的物件。我于是在餐厅里翻阅一下内容，觉得这本历史学考据的书正是我眼前感兴趣的：保罗其人的历史真实性问题。而且和一千多年后另一宗教革命家马丁路德的对比研究更是我急欲一赌为快的。由于不知道此书属于谁，也不好冒然拿去看，就搁了下来。次日吃饭前看见女婿从院内另一角的办公室回来，待他进屋后稍立定，我就又从窗台原处拿起那本书问他是否知道书是谁的？他接过来看一眼后竟然也说不知道，还问我从哪里找到的？等到翻了几页后他猜测说恐怕是已故父亲留下的。父亲以前晚间也常在此处壁炉前看书（据说其父生前最大愿望是到尼泊尔一游，对于东方神秘宗教颇有兴趣。此外他也曾是德国乡村至今保留着传统生活方式的一位“男爵”，每晨都到琴室里弹曲自娱）。此时女婿见我如此关注此书，突然说“你如有兴趣就拿走吧！”我听见后马上毫不客气地接受下来，并立即告诉他这将是我此次农庄行获得的最佳礼物。等到几天后回到美国家中我也尽先看完了这本书，把其父未曾勾画的以后大部分都用兰笔勾勒下去。虽然阅读后保罗的神秘性依然如故。我才知道欧洲古代史的史料同样的稀少。而且和中国历史资料一样，首先都有一个区分原本和抄本的年代学问题，这是不能仅用书籍内容的时间记录加以衡量的。欠缺印刷术的古代是靠手抄传承书籍的，而且在欧洲这主要是由寺院僧侣为之。不管如何，在女婿家中突然见此地中海游以来进入心中兴奋区的保罗以及连带着路德（因为这当然是无可怀疑的历史人物了）之书。而且奇怪的是其父故世已经多年，一本厚厚的精装书就这么放在窗台上一动不动，竟然谁也不注意到它过？

      14。重回柏林和杜斯曼书店

      农庄访问结束，女婿开车载大家去柏林。沿途告知经过了当初东西盟军会师之地的易北河。最有趣的是在进入原东德境域时指给我们看留下的“岗楼”遗迹。我们于是闲聊起东德解体的往事以及那个时代巨变的因果关系。我和这个做过记者的西方女婿毕竟看法不同，甚至于有所辩论，后来意识到彼此的认知背景不同，争辩下去没有意思才停了下来。抵达柏林后当晚在寓所附近的小小意大利皮萨店吃皮萨。原来柏林的食品价格比别处都便宜。次日最后一晚还到较远的一家中餐馆为我们践行。这家餐馆不仅是在欧洲吃到的最可口餐馆，而且比湾区中餐馆不在以下。

      这最后一天我只好明确告知大家我又要自由行了。这样我得以再次到杜斯曼书店足足待上了5个小时。这次先是有充分时间查找了其他人文类书籍，在社会学栏买了几本最新出版的书。文学理论栏，还真是没有什么看得上的新书。最后仍然回到宗教类和比邻的哲学类区，选出好几本待购的书坐在沙发上仔细斟酌值不值得买，一方面是质量和价格问题，更主要的是重量问题。因为我已经决定亲自携带，以免寄失。最后挑选了总共十几本书，包括一本《路德手册》，这才罢手。结算时欧元不足付账。我将书存在柜台，匆忙跑到事先发现的兑换处换了欧元才回来。这次因为没有太重的书，可以携带着走一段路。本想到附近大公园去看一眼。但竟然搞错了方向。二十五年前的微弱记忆已经无效了。因为和家中人约定的是下午5点回去，时间也不够了。我就把剩余时间用来到附近的柏林工大大楼去看一眼。幸好还记得大楼前广场的名字。乘地铁两站路过去就到了。出站到了地面，于是柏林工大大楼赫然在目。我曾经在那里工作了整一年。基本完成了《理论符号学导论》初稿。那一年中，从那里我去过芬兰和瑞士，参加过慕尼黑比较文学大会，访问过巴黎高等社科院，在巴黎卢佛宫前惊闻“六四”消息，以及参加了麦茨电影符号学国际讨论会。

      15。回到湾区：宗教，哲学，符号学，仁学

      此次德国及地中海行，本来是纯粹的休闲旅游，不想一路走来竟渐渐增添了如许多精神“份量”，过程最初的“头绪”又是如此琐细之事：一本无意间的旅行阅读书的选择！为什么期间诸偶然事端会引起一连串联想？琐细之事却关联着我们的大千世界：信仰和理性的关系问题。为什么偏偏是基督教最值得关注？因为正是在此两千年的西方文明史上基督教的“信”和西方思想的“理”合流了这么久，而二者本来各自的性质如此不同，可以说纯粹是异质性的“文本叠合”：想像故事与现实逻辑。自启蒙时代以后，政教彻底分离，宗教仍然存在，而且继续扩展，可见它起着科学之外的人生重要功能。值得注意的新发展则是，随着科技工商的全球化铺伸，宗教在人文知识分子以外的诸群体内获得了被加以接受的新理由，并可于全球商业化时代迅即与贬斥人文科学研究的科技工商势力开始了异质性“合流”。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的“始祖”是希腊罗马哲学，哲学曾经被基督教视为“宗教之敌”（哲学讲“疑”，宗教讲“信”，而疑被认为是瓦解信的）。而宗教被政权势力制度化后很快成为西方社会统治的中坚，直到文艺复兴和启蒙时代到来。在其排斥原始哲学后而得以支配千年的中世纪历史上，却恰恰是各路宗教智者在以另类方式传承着原始哲学，这就是西方经院哲学的神学传统。这个尚有待深入开掘的极其丰富的神学形式，竟然也是其后颠覆基督教意识形态绝对控制的近代西欧哲学的根源之一。神学与逻辑学的奇妙融合竟然一直影响到二十世纪西方哲学。等到现代符号学思想运动出现后，符号学作为“文本内外制度解剖器”（现代西方符号学理论家中很少有人如此明确地意识到我所概括的此一符号学思维的新特点），才使我们首先有条件对于哲学和宗教的“关系”本身进行微观考察。我们的现代符号学分析工具，由于是与现代人文科学跨学科理论密切相联的，也就形成了一个新的问题和研究领域：人文科学理论和宗教信仰的关系问题？如果人文科学理论与仁学伦理学之间存在着实践逻辑性关联，那么仁学和宗教之间就存在着一种双重关系：理性与信仰的关系问题，以及现世信仰与超世信仰的关系问题。那么在基督教历史上为什么保罗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呢？他其形象不仅具有半宗教性和半历史性，而且他是传说中将基督教带往希腊罗马理性世界的基督教开拓者，甚至于还被看作是促进了小亚细亚宗教信仰和希腊罗马理性合流的关键人物之一，虽然我们在新约里还看不到其中的明显痕迹。可是，他带来了基督教本身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重大革命性转变：将旧约的“惧而信主义”转换为新约的“爱而信主义”。一千多年后，当教会势力无所不在之时，主要在保罗精神的启发下，马丁路德继续阐发了基督教的人本主义内涵。而任何人本主义都自然增添了宗教信仰的现世性因素。于此，我们也可找到东方仁学和西方宗教在人本主义伦理学层面上进行有效对话的基点，虽然二者的“认识论前提”完全不同。回到湾区不久接到纽约那位基督徒船友的电邮及附贴信仰资料。我回邮表示了感谢，并告之作为学者我极为关心宗教与仁学的关系问题，也特别对保罗和路德的传承关系感兴趣，我将对这些课题持续研究下去。

（写于2013，11，16-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