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1977年我的学术思考
1977这个年头是中国当代史发生断裂式改变的大转折年，也是我个人生涯逆转之年，这一年我已到了41岁。这一年我的所思所想为何呢？对于一贯将个人精神追求与现实状态加以脱钩的我来说，只希望自己当前“苟且的”生活状态得以延续，以便有时间继续“读书自娱”即可，根本想不到个人未来命运一类问题。毕竟文革10年过去了，日子不至于再坏下去吧。这一年夏初由江浙返京后，时在北京电影学院资料室工作的姐夫周传基找我，问我是否愿意为他选编的国外电影理论资料集（油印版）翻译理论性文章，因他知道我在家私自阅读现代西方哲学读物，也许我可承担理论性文字翻译。因为十多年的资讯隔离后，电影研究界突然发现西方电影理论刊物的写作风格大变，都是一些过于抽象的表述，而当时的国内资深研究人员多出身于老英语系，加以长期不接触国外理论读物，所以难以掌握理论细节。为此他借给我学校集体借书证，我持此证件即被允许进入北京图书馆。当暌违十年后重新进入我曾在那里独立自学6-7年时光的“精神圣殿”后，眼前为之一亮，从新图书展示厅和新书目录中似乎发现了全新的精神世界：现当代西方人文科学理论世界。其风格主要表现为跨学科性和理论性，此一方向性革新非常符合我多年来自己探寻的对新知识论的期盼，这就是：追求人文学术认知中的经验因果分析细密性和理论概括适切性。这两点恰恰是西方古典哲学和古典理论所欠缺者。因自50年代末开始，在比较现代思维和古典思维异同时，我之所以从十九世纪文学文化进入到现代哲学文化而不是还原到希腊-德国古典哲学文化，即因出于追求因果分析与逻辑分析的精密性提升的需要。其中首先关系到现代人文科学语词选配的适当性问题。在进入北图之后，多年来研习的各种外语阅读能力立即发生了作用。现代西方哲学知识的准备和多种外语的结合，使我可立即进入当代西方各域的理论表述。那时的想法是这样：一方面完成北影译文的工作，一方面迅速外借国外各类综述性当前理论前沿书籍，日夜间读，因不知此外借证何时会被取回，所以要抢先纵览一遍国际人文理论大势。在研读和翻译电影理论时，在诸多理论背景知识中最为突出的就是符号学和结构主义。除此之外，最为相关的是现象学和解释学，并涉及哲学、心理学、精神分析学、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语言学等各学科。几个月下来后，看到社会上的意识形态控制趋缓，我遂立即选定一部列入1974年美国认识论丛书的比利时《结构主义》加以翻译，打算向文革前有所接触的商务印书馆投稿。在数十本各国讨论结构主义的书中选中布洛克曼这本，乃因其视野和框架含括哲学，语言学，文学理论，政治意识形态。其中最主要的是其展现了与中国学界那时较为熟悉的现代英美经验主义的文学批评的不同风格，其美学思维方向也完全不同于当时学界熟悉的（大而无当的）古典哲学美学的风格。这部一开始（1980）就印行了数万本的小册子，要到10年后文学界才对其略微有所消化。因其思维方式不仅不同于英美（百年来中国留学生多来自英美），也不同于5-6十年代大陆已经（受到当时西欧左翼思潮泛滥的影响）略知的法国萨特存在主义等的政治意识形态类文学潮流。我之所以一开始就注意到罗兰巴尔特，就是因为他的文学思想可成为萨特的理论对立面。战后法国文学思潮曾时风靡世界，特别是在美国校园里，其中的政治性意涵明显地与当前人文科学性理论要求不合，所制造的战后西方左翼思想界，也令当时的我深感不安。现在回顾，我那时的理论性感觉已然朝向广义“政教分离”及其分支“经验与遐想分离”的区隔方向，这 两方面不可混为一谈。这样的理论感觉也与我十年文革间观察到的文斗武斗大混乱体验一致。对于百分之百与“文革”无染的我这位“看山看水自由身”来说，文革当然是在有组织的操纵下的愚民游戏。这条控制着大好河山的政治生态线，自然与精神世界无关，我们当然地生存于两条虽显性交叉却隐性平行的历史河流中。本论语“君子素其位而行之”原则，所可关心与实践者当然只在隐性的精神世界。所以当新时期伊始，不断涌出控诉、批判文革及极左运动的社会大反省时期，本着同一生活态度，我当然也是绝不介入，而是抓紧难得时机朝向如何恢复民族精神生命的方向，从头做起，不是向后看，而是必须向前看。
《结构主义》以及我在进入单位后从事的各种引介新知新学新理活动，恰恰与官方也在引导的理论思想开放政策一致，其直接效果就是摆脱列-斯教条主义，首先是由斯大林重新定位的哲学教条主义。当我陪同杜老参加北大外哲所召开的哲学理论研讨会时，我当然意识到参会的理论局负责人，北大老教授，党内开明派学者，以及北大和社科院两处中年学者们，人人都在一起努力，意在“破除迷信”，首先即试探性地瓦解列宁的哲学教条紧箍咒。我作为新近工作者自然也参与了由杜老、北大和现代外国哲学室等承担的各种外国思想理论开禁作为（以前多有相关回顾文），但我和大家的想法并不相同。在我看来，大家都是将“思想”与“政治”混为一谈，打算用思想改造政治。（作为杜老的助理，深悉老干部一代都是抱着相当乐观的态度。杜老曾对我幽默地说“童话中的妖怪已经出瓶了，回不去了”）而我那时却已明确意识到，不仅政教要分析，理论思想与政治现实也应该分离。所以在其后整个所谓“思想解放的80年代”中，虽然我照旧仔细体察社会政治变迁实态，却完全不曾卷入大批右派人士翻案后率先涉及的各种文革及极左批判热潮。也就是，我将那个时期的所谓思想解放，所谓理论解放等等都看作是一种政治现象，而非人文科学现象。二者的展开逻辑并不相同（那时的“感觉”成为我后来从事的历史双轨论研究的经验性基础之一）。我所关注的是如何为中华民族精神现代化发展提出方向性、方法性的学术准备。我们必须从头做起，甚至白手起家，因为文革十年将青少年一代的基本教育彻底荒废，而学术与思想完全被文革极左政治裹胁，广大知识青年毫无古今中外人文基本知识。此一现象当然是当局和大家所共同关心并通过开放政策正在加以改进的。如何为青年“知识补课”以及如何“批判过去”都是一个政治性课题，与我没有关系。新时期开始后，我们根本不知道开放性政策的持续性如何，所以只能抓紧时机先将事关民族及人类精神文化发展的思想大方向问题呈现出来。也就是设法在“务虚的”层次上展示人文学术认识论轮廓，瓦解两岸自民国以来人文学术界残留的保守势力和买办思想。由于自己的广义“政教分离”认识论实践观立场，我的直接负面理论参照物倒不是几十年的极左思潮，而是促成极左思潮产生的民国时期中国思想现代化中的优缺点。（所以我与后来国内那些一味倡导返归民国时期的中文系朋友不同）此一反省态度，又自然地与对再前帝王时期的学术思想状态相连接。这些民族思想史应该与全世界现代人文科学思想有意义的汇通，不能将之含含混混归类为“传统文化”而照单全收。（所以我与80年代将王国维、陈寅恪、钱钟书等作为新楷模的学术主流，态度并不相同，他们的共同学术倾向即沿自考据学传统的非理论性。这一学术主流具有明显意识形态理由，因当局在谨慎放宽理论思考界限的同时，生怕直接触及基本哲学理论问题。所以当时所倡导的学术典范都是非理论性方向的，难怪后来更由书法家和古文字学家来最安全地作为中国人文界之学术代表。）为此，我们必须重新深入研究现当代西方社会人文科学，攻坚其核心部分，朝向于人文科学理论前沿。在此想法下，虽然在理论普及的层面上，我设法将各学科的理论发展一一引介，但当时心中最高的愿望是将现代西方理论中最重要、百年来国内留洋学者加以忽略的经典翻译过来。这在当时出版上已经有了可能，而我首先将胡塞尔《通论》翻译出来的直接动机，是让国内学者们意识到，现代理论思维的细密化状态，以阻拦其后任何欲借理论话语忽悠国人的企图。而在理论性普及层次上的工作，则是以结构主义符号学为框架展现人文话语内科学性思维的样貌。
从80年代开始有了工资和有限稿酬，也自然地开始购置正在陆续出版的中国古籍。虽然那时集中于西方思想研究工作，但按照我的学术战略观，中西学术思想全面汇通是未来不仅是中国的而且是人类的人文科学现代化发展所必需的精神文明发展阶段（而这个阶段绝对不能由国际汉学界或比较文学界加以引导，因为二者都欠缺对现当代西方哲学理论的知识）。这当然意味着自己对各类国粹派的返古思潮方向不以为然。（后来对港台系统的各类国学研究局限性的批评，纯粹是从现代认识论立场提出的，而他们的国学经验主义与西方古代哲学的“实用主义式混谈方式”，在我看来是未来中国学术现代化发展的严重认识论阻力。因为他们对现代西方理论大多是浅尝辄止，却人人染就一身“儒家”的自大狂毛病。其依古自重生活实践观完全违背孔孟人生观，他们对于国际社会现实、学术理论发展、世界文化大势，均略有了解就仅根据自身民族历史的博大精深来进行自我陶醉，完全违背着仁学的“察其所安”的自反态度）。
纯粹出于偶然，一部小册子翻译，一张借书卡，十多年来未深入入任何专业的独立学术实践，以及遇到曾经秦城坐牢多年的杜任之先生，个人一生的命运得以彻底改变；这也是自己开始系统研习学术理论的开始。也由于坚守“隔离原则”，对于社会现实的巨大波动不敢怀有任何一厢情愿想法。所以在二度出国之前，先将《通论》译稿复印件存于北京朋友处，以便风向有变时得以设法保护译稿。这就是在“风波”突然到来之际决定首先将该译稿先交予台湾出版社出版的缘由。回顾个人跨学科思考的兴趣，其实涉及方方面面，越来越发觉社会、文化、历史、学术、思想各类话语都具有既交叉又分划的性质，为了对此类语义模糊话语进行较细密的分析，符号学的语义辨析功能遂愈加显得重要无比，虽然我发现国际同行已经在学术职场化环境内纷纷依重不同学科学派以求职场成功为其治学方向，因而（特别是不善精细思维的实用主义和行为主义各派）多未遵从此一符号学语义辨析本质来发展其学术。关于我如何借助国际符号学机制进行双向批评性思考（促进国内新知新学新理认知和激发西方同行的跨学科跨文化认识论革新）的经历，则是一个重大的话题，希望未来有机会再加以回顾吧。
【注】因明日本人要去诊所拔掉多颗牙齿以便安装新假牙（以前都在北京诊所匆匆定做）。作为三高患者，又如此高龄，不知风险如何。手边进行的长篇学术经历回顾分析文，是否可陆续顺利进行，对此实无法预知，遂突然想到不如先用此类短篇回忆文，来表达自己学术思想形成的一些片段过程。2024-4-25于湾区（时当美国常春藤诸高校大批学生正在占领校园，并遭逮捕，颇有68年复来之势！和这些青年学子能够进行理性讨论吗？青年人到底懂得多少社会现实呢？） 回顾1977年我的学术思考
1977这个年头是中国当代史发生断裂式改变的大转折年，也是我个人生涯逆转之年，这一年我已到了41岁。这一年我的所思所想为何呢？对于一贯将个人精神追求与现实状态加以脱钩的我来说，只希望自己当前“苟且的”生活状态得以延续，以便有时间继续“读书自娱”即可，根本想不到个人未来命运一类问题。毕竟文革10年过去了，日子不至于再坏下去吧。这一年夏初由江浙返京后，时在北京电影学院资料室工作的姐夫周传基找我，问我是否愿意为他选编的国外电影理论资料集（油印版）翻译理论性文章，因他知道我在家私自阅读现代西方哲学读物，也许我可承担理论性文字翻译。因为十多年的资讯隔离后，电影研究界突然发现西方电影理论刊物的写作风格大变，都是一些过于抽象的表述，而当时的国内资深研究人员多出身于老英语系，加以长期不接触国外理论读物，所以难以掌握理论细节。为此他借给我学校集体借书证，我持此证件即被允许进入北京图书馆。当暌违十年后重新进入我曾在那里独立自学6-7年时光的“精神圣殿”后，眼前为之一亮，从新图书展示厅和新书目录中似乎发现了全新的精神世界：现当代西方人文科学理论世界。其风格主要表现为跨学科性和理论性，此一方向性革新非常符合我多年来自己探寻的对新知识论的期盼，这就是：追求人文学术认知中的经验因果分析细密性和理论概括适切性。这两点恰恰是西方古典哲学和古典理论所欠缺者。因自50年代末开始，在比较现代思维和古典思维异同时，我之所以从十九世纪文学文化进入到现代哲学文化而不是还原到希腊-德国古典哲学文化，即因出于追求因果分析与逻辑分析的精密性提升的需要。其中首先关系到现代人文科学语词选配的适当性问题。在进入北图之后，多年来研习的各种外语阅读能力立即发生了作用。现代西方哲学知识的准备和多种外语的结合，使我可立即进入当代西方各域的理论表述。那时的想法是这样：一方面完成北影译文的工作，一方面迅速外借国外各类综述性当前理论前沿书籍，日夜间读，因不知此外借证何时会被取回，所以要抢先纵览一遍国际人文理论大势。在研读和翻译电影理论时，在诸多理论背景知识中最为突出的就是符号学和结构主义。除此之外，最为相关的是现象学和解释学，并涉及哲学、心理学、精神分析学、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语言学等各学科。几个月下来后，看到社会上的意识形态控制趋缓，我遂立即选定一部列入1974年美国认识论丛书的比利时《结构主义》加以翻译，打算向文革前有所接触的商务印书馆投稿。在数十本各国讨论结构主义的书中选中布洛克曼这本，乃因其视野和框架含括哲学，语言学，文学理论，政治意识形态。其中最主要的是其展现了与中国学界那时较为熟悉的现代英美经验主义的文学批评的不同风格，其美学思维方向也完全不同于当时学界熟悉的（大而无当的）古典哲学美学的风格。这部一开始（1980）就印行了数万本的小册子，要到10年后文学界才对其略微有所消化。因其思维方式不仅不同于英美（百年来中国留学生多来自英美），也不同于5-6十年代大陆已经（受到当时西欧左翼思潮泛滥的影响）略知的法国萨特存在主义等的政治意识形态类文学潮流。我之所以一开始就注意到罗兰巴尔特，就是因为他的文学思想可成为萨特的理论对立面。战后法国文学思潮曾时风靡世界，特别是在美国校园里，其中的政治性意涵明显地与当前人文科学性理论要求不合，所制造的战后西方左翼思想界，也令当时的我深感不安。现在回顾，我那时的理论性感觉已然朝向广义“政教分离”及其分支“经验与遐想分离”的区隔方向，这 两方面不可混为一谈。这样的理论感觉也与我十年文革间观察到的文斗武斗大混乱体验一致。对于百分之百与“文革”无染的我这位“看山看水自由身”来说，文革当然是在有组织的操纵下的愚民游戏。这条控制着大好河山的政治生态线，自然与精神世界无关，我们当然地生存于两条虽显性交叉却隐性平行的历史河流中。本论语“君子素其位而行之”原则，所可关心与实践者当然只在隐性的精神世界。所以当新时期伊始，不断涌出控诉、批判文革及极左运动的社会大反省时期，本着同一生活态度，我当然也是绝不介入，而是抓紧难得时机朝向如何恢复民族精神生命的方向，从头做起，不是向后看，而是必须向前看。
《结构主义》以及我在进入单位后从事的各种引介新知新学新理活动，恰恰与官方也在引导的理论思想开放政策一致，其直接效果就是摆脱列-斯教条主义，首先是由斯大林重新定位的哲学教条主义。当我陪同杜老参加北大外哲所召开的哲学理论研讨会时，我当然意识到参会的理论局负责人，北大老教授，党内开明派学者，以及北大和社科院两处中年学者们，人人都在一起努力，意在“破除迷信”，首先即试探性地瓦解列宁的哲学教条紧箍咒。我作为新近工作者自然也参与了由杜老、北大和现代外国哲学室等承担的各种外国思想理论开禁作为（以前多有相关回顾文），但我和大家的想法并不相同。在我看来，大家都是将“思想”与“政治”混为一谈，打算用思想改造政治。（作为杜老的助理，深悉老干部一代都是抱着相当乐观的态度。杜老曾对我幽默地说“童话中的妖怪已经出瓶了，回不去了”）而我那时却已明确意识到，不仅政教要分析，理论思想与政治现实也应该分离。所以在其后整个所谓“思想解放的80年代”中，虽然我照旧仔细体察社会政治变迁实态，却完全不曾卷入大批右派人士翻案后率先涉及的各种文革及极左批判热潮。也就是，我将那个时期的所谓思想解放，所谓理论解放等等都看作是一种政治现象，而非人文科学现象。二者的展开逻辑并不相同（那时的“感觉”成为我后来从事的历史双轨论研究的经验性基础之一）。我所关注的是如何为中华民族精神现代化发展提出方向性、方法性的学术准备。我们必须从头做起，甚至白手起家，因为文革十年将青少年一代的基本教育彻底荒废，而学术与思想完全被文革极左政治裹胁，广大知识青年毫无古今中外人文基本知识。此一现象当然是当局和大家所共同关心并通过开放政策正在加以改进的。如何为青年“知识补课”以及如何“批判过去”都是一个政治性课题，与我没有关系。新时期开始后，我们根本不知道开放性政策的持续性如何，所以只能抓紧时机先将事关民族及人类精神文化发展的思想大方向问题呈现出来。也就是设法在“务虚的”层次上展示人文学术认识论轮廓，瓦解两岸自民国以来人文学术界残留的保守势力和买办思想。由于自己的广义“政教分离”认识论实践观立场，我的直接负面理论参照物倒不是几十年的极左思潮，而是促成极左思潮产生的民国时期中国思想现代化中的优缺点。（所以我与后来国内那些一味倡导返归民国时期的中文系朋友不同）此一反省态度，又自然地与对再前帝王时期的学术思想状态相连接。这些民族思想史应该与全世界现代人文科学思想有意义的汇通，不能将之含含混混归类为“传统文化”而照单全收。（所以我与80年代将王国维、陈寅恪、钱钟书等作为新楷模的学术主流，态度并不相同，他们的共同学术倾向即沿自考据学传统的非理论性。这一学术主流具有明显意识形态理由，因当局在谨慎放宽理论思考界限的同时，生怕直接触及基本哲学理论问题。所以当时所倡导的学术典范都是非理论性方向的，难怪后来更由书法家和古文字学家来最安全地作为中国人文界之学术代表。）为此，我们必须重新深入研究现当代西方社会人文科学，攻坚其核心部分，朝向于人文科学理论前沿。在此想法下，虽然在理论普及的层面上，我设法将各学科的理论发展一一引介，但当时心中最高的愿望是将现代西方理论中最重要、百年来国内留洋学者加以忽略的经典翻译过来。这在当时出版上已经有了可能，而我首先将胡塞尔《通论》翻译出来的直接动机，是让国内学者们意识到，现代理论思维的细密化状态，以阻拦其后任何欲借理论话语忽悠国人的企图。而在理论性普及层次上的工作，则是以结构主义符号学为框架展现人文话语内科学性思维的样貌。
从80年代开始有了工资和有限稿酬，也自然地开始购置正在陆续出版的中国古籍。虽然那时集中于西方思想研究工作，但按照我的学术战略观，中西学术思想全面汇通是未来不仅是中国的而且是人类的人文科学现代化发展所必需的精神文明发展阶段（而这个阶段绝对不能由国际汉学界或比较文学界加以引导，因为二者都欠缺对现当代西方哲学理论的知识）。这当然意味着自己对各类国粹派的返古思潮方向不以为然。（后来对港台系统的各类国学研究局限性的批评，纯粹是从现代认识论立场提出的，而他们的国学经验主义与西方古代哲学的“实用主义式混谈方式”，在我看来是未来中国学术现代化发展的严重认识论阻力。因为他们对现代西方理论大多是浅尝辄止，却人人染就一身“儒家”的自大狂毛病。其依古自重生活实践观完全违背孔孟人生观，他们对于国际社会现实、学术理论发展、世界文化大势，均略有了解就仅根据自身民族历史的博大精深来进行自我陶醉，完全违背着仁学的“察其所安”的自反态度）。
纯粹出于偶然，一部小册子翻译，一张借书卡，十多年来未深入入任何专业的独立学术实践，以及遇到曾经秦城坐牢多年的杜任之先生，个人一生的命运得以彻底改变；这也是自己开始系统研习学术理论的开始。也由于坚守“隔离原则”，对于社会现实的巨大波动不敢怀有任何一厢情愿想法。所以在二度出国之前，先将《通论》译稿复印件存于北京朋友处，以便风向有变时得以设法保护译稿。这就是在“风波”突然到来之际决定首先将该译稿先交予台湾出版社出版的缘由。回顾个人跨学科思考的兴趣，其实涉及方方面面，越来越发觉社会、文化、历史、学术、思想各类话语都具有既交叉又分划的性质，为了对此类语义模糊话语进行较细密的分析，符号学的语义辨析功能遂愈加显得重要无比，虽然我发现国际同行已经在学术职场化环境内纷纷依重不同学科学派以求职场成功为其治学方向，因而（特别是不善精细思维的实用主义和行为主义各派）多未遵从此一符号学语义辨析本质来发展其学术。关于我如何借助国际符号学机制进行双向批评性思考（促进国内新知新学新理认知和激发西方同行的跨学科跨文化认识论革新）的经历，则是一个重大的话题，希望未来有机会再加以回顾吧。
【注】因明日本人要去诊所拔掉多颗牙齿以便安装新假牙（以前都在北京诊所匆匆定做）。作为三高患者，又如此高龄，不知风险如何。手边进行的长篇学术经历回顾分析文，是否可陆续顺利进行，对此实无法预知，遂突然想到不如先用此类短篇回忆文，来表达自己学术思想形成的一些片段过程。2024-4-25于湾区（时当美国常春藤诸高校大批学生正在占领校园，并遭逮捕，颇有68年复来之势！和这些青年学子能够进行理性讨论吗？青年人到底懂得多少社会现实呢？） 回顾1977年我的学术思考
1977这个年头是中国当代史发生断裂式改变的大转折年，也是我个人生涯逆转之年，这一年我已到了41岁。这一年我的所思所想为何呢？对于一贯将个人精神追求与现实状态加以脱钩的我来说，只希望自己当前“苟且的”生活状态得以延续，以便有时间继续“读书自娱”即可，根本想不到个人未来命运一类问题。毕竟文革10年过去了，日子不至于再坏下去吧。这一年夏初由江浙返京后，时在北京电影学院资料室工作的姐夫周传基找我，问我是否愿意为他选编的国外电影理论资料集（油印版）翻译理论性文章，因他知道我在家私自阅读现代西方哲学读物，也许我可承担理论性文字翻译。因为十多年的资讯隔离后，电影研究界突然发现西方电影理论刊物的写作风格大变，都是一些过于抽象的表述，而当时的国内资深研究人员多出身于老英语系，加以长期不接触国外理论读物，所以难以掌握理论细节。为此他借给我学校集体借书证，我持此证件即被允许进入北京图书馆。当暌违十年后重新进入我曾在那里独立自学6-7年时光的“精神圣殿”后，眼前为之一亮，从新图书展示厅和新书目录中似乎发现了全新的精神世界：现当代西方人文科学理论世界。其风格主要表现为跨学科性和理论性，此一方向性革新非常符合我多年来自己探寻的对新知识论的期盼，这就是：追求人文学术认知中的经验因果分析细密性和理论概括适切性。这两点恰恰是西方古典哲学和古典理论所欠缺者。因自50年代末开始，在比较现代思维和古典思维异同时，我之所以从十九世纪文学文化进入到现代哲学文化而不是还原到希腊-德国古典哲学文化，即因出于追求因果分析与逻辑分析的精密性提升的需要。其中首先关系到现代人文科学语词选配的适当性问题。在进入北图之后，多年来研习的各种外语阅读能力立即发生了作用。现代西方哲学知识的准备和多种外语的结合，使我可立即进入当代西方各域的理论表述。那时的想法是这样：一方面完成北影译文的工作，一方面迅速外借国外各类综述性当前理论前沿书籍，日夜间读，因不知此外借证何时会被取回，所以要抢先纵览一遍国际人文理论大势。在研读和翻译电影理论时，在诸多理论背景知识中最为突出的就是符号学和结构主义。除此之外，最为相关的是现象学和解释学，并涉及哲学、心理学、精神分析学、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语言学等各学科。几个月下来后，看到社会上的意识形态控制趋缓，我遂立即选定一部列入1974年美国认识论丛书的比利时《结构主义》加以翻译，打算向文革前有所接触的商务印书馆投稿。在数十本各国讨论结构主义的书中选中布洛克曼这本，乃因其视野和框架含括哲学，语言学，文学理论，政治意识形态。其中最主要的是其展现了与中国学界那时较为熟悉的现代英美经验主义的文学批评的不同风格，其美学思维方向也完全不同于当时学界熟悉的（大而无当的）古典哲学美学的风格。这部一开始（1980）就印行了数万本的小册子，要到10年后文学界才对其略微有所消化。因其思维方式不仅不同于英美（百年来中国留学生多来自英美），也不同于5-6十年代大陆已经（受到当时西欧左翼思潮泛滥的影响）略知的法国萨特存在主义等的政治意识形态类文学潮流。我之所以一开始就注意到罗兰巴尔特，就是因为他的文学思想可成为萨特的理论对立面。战后法国文学思潮曾时风靡世界，特别是在美国校园里，其中的政治性意涵明显地与当前人文科学性理论要求不合，所制造的战后西方左翼思想界，也令当时的我深感不安。现在回顾，我那时的理论性感觉已然朝向广义“政教分离”及其分支“经验与遐想分离”的区隔方向，这 两方面不可混为一谈。这样的理论感觉也与我十年文革间观察到的文斗武斗大混乱体验一致。对于百分之百与“文革”无染的我这位“看山看水自由身”来说，文革当然是在有组织的操纵下的愚民游戏。这条控制着大好河山的政治生态线，自然与精神世界无关，我们当然地生存于两条虽显性交叉却隐性平行的历史河流中。本论语“君子素其位而行之”原则，所可关心与实践者当然只在隐性的精神世界。所以当新时期伊始，不断涌出控诉、批判文革及极左运动的社会大反省时期，本着同一生活态度，我当然也是绝不介入，而是抓紧难得时机朝向如何恢复民族精神生命的方向，从头做起，不是向后看，而是必须向前看。
《结构主义》以及我在进入单位后从事的各种引介新知新学新理活动，恰恰与官方也在引导的理论思想开放政策一致，其直接效果就是摆脱列-斯教条主义，首先是由斯大林重新定位的哲学教条主义。当我陪同杜老参加北大外哲所召开的哲学理论研讨会时，我当然意识到参会的理论局负责人，北大老教授，党内开明派学者，以及北大和社科院两处中年学者们，人人都在一起努力，意在“破除迷信”，首先即试探性地瓦解列宁的哲学教条紧箍咒。我作为新近工作者自然也参与了由杜老、北大和现代外国哲学室等承担的各种外国思想理论开禁作为（以前多有相关回顾文），但我和大家的想法并不相同。在我看来，大家都是将“思想”与“政治”混为一谈，打算用思想改造政治。（作为杜老的助理，深悉老干部一代都是抱着相当乐观的态度。杜老曾对我幽默地说“童话中的妖怪已经出瓶了，回不去了”）而我那时却已明确意识到，不仅政教要分析，理论思想与政治现实也应该分离。所以在其后整个所谓“思想解放的80年代”中，虽然我照旧仔细体察社会政治变迁实态，却完全不曾卷入大批右派人士翻案后率先涉及的各种文革及极左批判热潮。也就是，我将那个时期的所谓思想解放，所谓理论解放等等都看作是一种政治现象，而非人文科学现象。二者的展开逻辑并不相同（那时的“感觉”成为我后来从事的历史双轨论研究的经验性基础之一）。我所关注的是如何为中华民族精神现代化发展提出方向性、方法性的学术准备。我们必须从头做起，甚至白手起家，因为文革十年将青少年一代的基本教育彻底荒废，而学术与思想完全被文革极左政治裹胁，广大知识青年毫无古今中外人文基本知识。此一现象当然是当局和大家所共同关心并通过开放政策正在加以改进的。如何为青年“知识补课”以及如何“批判过去”都是一个政治性课题，与我没有关系。新时期开始后，我们根本不知道开放性政策的持续性如何，所以只能抓紧时机先将事关民族及人类精神文化发展的思想大方向问题呈现出来。也就是设法在“务虚的”层次上展示人文学术认识论轮廓，瓦解两岸自民国以来人文学术界残留的保守势力和买办思想。由于自己的广义“政教分离”认识论实践观立场，我的直接负面理论参照物倒不是几十年的极左思潮，而是促成极左思潮产生的民国时期中国思想现代化中的优缺点。（所以我与后来国内那些一味倡导返归民国时期的中文系朋友不同）此一反省态度，又自然地与对再前帝王时期的学术思想状态相连接。这些民族思想史应该与全世界现代人文科学思想有意义的汇通，不能将之含含混混归类为“传统文化”而照单全收。（所以我与80年代将王国维、陈寅恪、钱钟书等作为新楷模的学术主流，态度并不相同，他们的共同学术倾向即沿自考据学传统的非理论性。这一学术主流具有明显意识形态理由，因当局在谨慎放宽理论思考界限的同时，生怕直接触及基本哲学理论问题。所以当时所倡导的学术典范都是非理论性方向的，难怪后来更由书法家和古文字学家来最安全地作为中国人文界之学术代表。）为此，我们必须重新深入研究现当代西方社会人文科学，攻坚其核心部分，朝向于人文科学理论前沿。在此想法下，虽然在理论普及的层面上，我设法将各学科的理论发展一一引介，但当时心中最高的愿望是将现代西方理论中最重要、百年来国内留洋学者加以忽略的经典翻译过来。这在当时出版上已经有了可能，而我首先将胡塞尔《通论》翻译出来的直接动机，是让国内学者们意识到，现代理论思维的细密化状态，以阻拦其后任何欲借理论话语忽悠国人的企图。而在理论性普及层次上的工作，则是以结构主义符号学为框架展现人文话语内科学性思维的样貌。
从80年代开始有了工资和有限稿酬，也自然地开始购置正在陆续出版的中国古籍。虽然那时集中于西方思想研究工作，但按照我的学术战略观，中西学术思想全面汇通是未来不仅是中国的而且是人类的人文科学现代化发展所必需的精神文明发展阶段（而这个阶段绝对不能由国际汉学界或比较文学界加以引导，因为二者都欠缺对现当代西方哲学理论的知识）。这当然意味着自己对各类国粹派的返古思潮方向不以为然。（后来对港台系统的各类国学研究局限性的批评，纯粹是从现代认识论立场提出的，而他们的国学经验主义与西方古代哲学的“实用主义式混谈方式”，在我看来是未来中国学术现代化发展的严重认识论阻力。因为他们对现代西方理论大多是浅尝辄止，却人人染就一身“儒家”的自大狂毛病。其依古自重生活实践观完全违背孔孟人生观，他们对于国际社会现实、学术理论发展、世界文化大势，均略有了解就仅根据自身民族历史的博大精深来进行自我陶醉，完全违背着仁学的“察其所安”的自反态度）。
纯粹出于偶然，一部小册子翻译，一张借书卡，十多年来未深入入任何专业的独立学术实践，以及遇到曾经秦城坐牢多年的杜任之先生，个人一生的命运得以彻底改变；这也是自己开始系统研习学术理论的开始。也由于坚守“隔离原则”，对于社会现实的巨大波动不敢怀有任何一厢情愿想法。所以在二度出国之前，先将《通论》译稿复印件存于北京朋友处，以便风向有变时得以设法保护译稿。这就是在“风波”突然到来之际决定首先将该译稿先交予台湾出版社出版的缘由。回顾个人跨学科思考的兴趣，其实涉及方方面面，越来越发觉社会、文化、历史、学术、思想各类话语都具有既交叉又分划的性质，为了对此类语义模糊话语进行较细密的分析，符号学的语义辨析功能遂愈加显得重要无比，虽然我发现国际同行已经在学术职场化环境内纷纷依重不同学科学派以求职场成功为其治学方向，因而（特别是不善精细思维的实用主义和行为主义各派）多未遵从此一符号学语义辨析本质来发展其学术。关于我如何借助国际符号学机制进行双向批评性思考（促进国内新知新学新理认知和激发西方同行的跨学科跨文化认识论革新）的经历，则是一个重大的话题，希望未来有机会再加以回顾吧。
【注】因明日本人要去诊所拔掉多颗牙齿以便安装新假牙（以前都在北京诊所匆匆定做）。作为三高患者，又如此高龄，不知风险如何。手边进行的长篇学术经历回顾分析文，是否可陆续顺利进行，对此实无法预知，遂突然想到不如先用此类短篇回忆文，来表达自己学术思想形成的一些片段过程。2024-4-25于湾区（时当美国常春藤诸高校大批学生正在占领校园，并遭逮捕，颇有68年复来之势！和这些青年学子能够进行理性讨论吗？青年人到底懂得多少社会现实呢？） 回顾1977年我的学术思考
1977这个年头是中国当代史发生断裂式改变的大转折年，也是我个人生涯逆转之年，这一年我已到了41岁。这一年我的所思所想为何呢？对于一贯将个人精神追求与现实状态加以脱钩的我来说，只希望自己当前“苟且的”生活状态得以延续，以便有时间继续“读书自娱”即可，根本想不到个人未来命运一类问题。毕竟文革10年过去了，日子不至于再坏下去吧。这一年夏初由江浙返京后，时在北京电影学院资料室工作的姐夫周传基找我，问我是否愿意为他选编的国外电影理论资料集（油印版）翻译理论性文章，因他知道我在家私自阅读现代西方哲学读物，也许我可承担理论性文字翻译。因为十多年的资讯隔离后，电影研究界突然发现西方电影理论刊物的写作风格大变，都是一些过于抽象的表述，而当时的国内资深研究人员多出身于老英语系，加以长期不接触国外理论读物，所以难以掌握理论细节。为此他借给我学校集体借书证，我持此证件即被允许进入北京图书馆。当暌违十年后重新进入我曾在那里独立自学6-7年时光的“精神圣殿”后，眼前为之一亮，从新图书展示厅和新书目录中似乎发现了全新的精神世界：现当代西方人文科学理论世界。其风格主要表现为跨学科性和理论性，此一方向性革新非常符合我多年来自己探寻的对新知识论的期盼，这就是：追求人文学术认知中的经验因果分析细密性和理论概括适切性。这两点恰恰是西方古典哲学和古典理论所欠缺者。因自50年代末开始，在比较现代思维和古典思维异同时，我之所以从十九世纪文学文化进入到现代哲学文化而不是还原到希腊-德国古典哲学文化，即因出于追求因果分析与逻辑分析的精密性提升的需要。其中首先关系到现代人文科学语词选配的适当性问题。在进入北图之后，多年来研习的各种外语阅读能力立即发生了作用。现代西方哲学知识的准备和多种外语的结合，使我可立即进入当代西方各域的理论表述。那时的想法是这样：一方面完成北影译文的工作，一方面迅速外借国外各类综述性当前理论前沿书籍，日夜间读，因不知此外借证何时会被取回，所以要抢先纵览一遍国际人文理论大势。在研读和翻译电影理论时，在诸多理论背景知识中最为突出的就是符号学和结构主义。除此之外，最为相关的是现象学和解释学，并涉及哲学、心理学、精神分析学、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语言学等各学科。几个月下来后，看到社会上的意识形态控制趋缓，我遂立即选定一部列入1974年美国认识论丛书的比利时《结构主义》加以翻译，打算向文革前有所接触的商务印书馆投稿。在数十本各国讨论结构主义的书中选中布洛克曼这本，乃因其视野和框架含括哲学，语言学，文学理论，政治意识形态。其中最主要的是其展现了与中国学界那时较为熟悉的现代英美经验主义的文学批评的不同风格，其美学思维方向也完全不同于当时学界熟悉的（大而无当的）古典哲学美学的风格。这部一开始（1980）就印行了数万本的小册子，要到10年后文学界才对其略微有所消化。因其思维方式不仅不同于英美（百年来中国留学生多来自英美），也不同于5-6十年代大陆已经（受到当时西欧左翼思潮泛滥的影响）略知的法国萨特存在主义等的政治意识形态类文学潮流。我之所以一开始就注意到罗兰巴尔特，就是因为他的文学思想可成为萨特的理论对立面。战后法国文学思潮曾时风靡世界，特别是在美国校园里，其中的政治性意涵明显地与当前人文科学性理论要求不合，所制造的战后西方左翼思想界，也令当时的我深感不安。现在回顾，我那时的理论性感觉已然朝向广义“政教分离”及其分支“经验与遐想分离”的区隔方向，这 两方面不可混为一谈。这样的理论感觉也与我十年文革间观察到的文斗武斗大混乱体验一致。对于百分之百与“文革”无染的我这位“看山看水自由身”来说，文革当然是在有组织的操纵下的愚民游戏。这条控制着大好河山的政治生态线，自然与精神世界无关，我们当然地生存于两条虽显性交叉却隐性平行的历史河流中。本论语“君子素其位而行之”原则，所可关心与实践者当然只在隐性的精神世界。所以当新时期伊始，不断涌出控诉、批判文革及极左运动的社会大反省时期，本着同一生活态度，我当然也是绝不介入，而是抓紧难得时机朝向如何恢复民族精神生命的方向，从头做起，不是向后看，而是必须向前看。
《结构主义》以及我在进入单位后从事的各种引介新知新学新理活动，恰恰与官方也在引导的理论思想开放政策一致，其直接效果就是摆脱列-斯教条主义，首先是由斯大林重新定位的哲学教条主义。当我陪同杜老参加北大外哲所召开的哲学理论研讨会时，我当然意识到参会的理论局负责人，北大老教授，党内开明派学者，以及北大和社科院两处中年学者们，人人都在一起努力，意在“破除迷信”，首先即试探性地瓦解列宁的哲学教条紧箍咒。我作为新近工作者自然也参与了由杜老、北大和现代外国哲学室等承担的各种外国思想理论开禁作为（以前多有相关回顾文），但我和大家的想法并不相同。在我看来，大家都是将“思想”与“政治”混为一谈，打算用思想改造政治。（作为杜老的助理，深悉老干部一代都是抱着相当乐观的态度。杜老曾对我幽默地说“童话中的妖怪已经出瓶了，回不去了”）而我那时却已明确意识到，不仅政教要分析，理论思想与政治现实也应该分离。所以在其后整个所谓“思想解放的80年代”中，虽然我照旧仔细体察社会政治变迁实态，却完全不曾卷入大批右派人士翻案后率先涉及的各种文革及极左批判热潮。也就是，我将那个时期的所谓思想解放，所谓理论解放等等都看作是一种政治现象，而非人文科学现象。二者的展开逻辑并不相同（那时的“感觉”成为我后来从事的历史双轨论研究的经验性基础之一）。我所关注的是如何为中华民族精神现代化发展提出方向性、方法性的学术准备。我们必须从头做起，甚至白手起家，因为文革十年将青少年一代的基本教育彻底荒废，而学术与思想完全被文革极左政治裹胁，广大知识青年毫无古今中外人文基本知识。此一现象当然是当局和大家所共同关心并通过开放政策正在加以改进的。如何为青年“知识补课”以及如何“批判过去”都是一个政治性课题，与我没有关系。新时期开始后，我们根本不知道开放性政策的持续性如何，所以只能抓紧时机先将事关民族及人类精神文化发展的思想大方向问题呈现出来。也就是设法在“务虚的”层次上展示人文学术认识论轮廓，瓦解两岸自民国以来人文学术界残留的保守势力和买办思想。由于自己的广义“政教分离”认识论实践观立场，我的直接负面理论参照物倒不是几十年的极左思潮，而是促成极左思潮产生的民国时期中国思想现代化中的优缺点。（所以我与后来国内那些一味倡导返归民国时期的中文系朋友不同）此一反省态度，又自然地与对再前帝王时期的学术思想状态相连接。这些民族思想史应该与全世界现代人文科学思想有意义的汇通，不能将之含含混混归类为“传统文化”而照单全收。（所以我与80年代将王国维、陈寅恪、钱钟书等作为新楷模的学术主流，态度并不相同，他们的共同学术倾向即沿自考据学传统的非理论性。这一学术主流具有明显意识形态理由，因当局在谨慎放宽理论思考界限的同时，生怕直接触及基本哲学理论问题。所以当时所倡导的学术典范都是非理论性方向的，难怪后来更由书法家和古文字学家来最安全地作为中国人文界之学术代表。）为此，我们必须重新深入研究现当代西方社会人文科学，攻坚其核心部分，朝向于人文科学理论前沿。在此想法下，虽然在理论普及的层面上，我设法将各学科的理论发展一一引介，但当时心中最高的愿望是将现代西方理论中最重要、百年来国内留洋学者加以忽略的经典翻译过来。这在当时出版上已经有了可能，而我首先将胡塞尔《通论》翻译出来的直接动机，是让国内学者们意识到，现代理论思维的细密化状态，以阻拦其后任何欲借理论话语忽悠国人的企图。而在理论性普及层次上的工作，则是以结构主义符号学为框架展现人文话语内科学性思维的样貌。
从80年代开始有了工资和有限稿酬，也自然地开始购置正在陆续出版的中国古籍。虽然那时集中于西方思想研究工作，但按照我的学术战略观，中西学术思想全面汇通是未来不仅是中国的而且是人类的人文科学现代化发展所必需的精神文明发展阶段（而这个阶段绝对不能由国际汉学界或比较文学界加以引导，因为二者都欠缺对现当代西方哲学理论的知识）。这当然意味着自己对各类国粹派的返古思潮方向不以为然。（后来对港台系统的各类国学研究局限性的批评，纯粹是从现代认识论立场提出的，而他们的国学经验主义与西方古代哲学的“实用主义式混谈方式”，在我看来是未来中国学术现代化发展的严重认识论阻力。因为他们对现代西方理论大多是浅尝辄止，却人人染就一身“儒家”的自大狂毛病。其依古自重生活实践观完全违背孔孟人生观，他们对于国际社会现实、学术理论发展、世界文化大势，均略有了解就仅根据自身民族历史的博大精深来进行自我陶醉，完全违背着仁学的“察其所安”的自反态度）。
纯粹出于偶然，一部小册子翻译，一张借书卡，十多年来未深入入任何专业的独立学术实践，以及遇到曾经秦城坐牢多年的杜任之先生，个人一生的命运得以彻底改变；这也是自己开始系统研习学术理论的开始。也由于坚守“隔离原则”，对于社会现实的巨大波动不敢怀有任何一厢情愿想法。所以在二度出国之前，先将《通论》译稿复印件存于北京朋友处，以便风向有变时得以设法保护译稿。这就是在“风波”突然到来之际决定首先将该译稿先交予台湾出版社出版的缘由。回顾个人跨学科思考的兴趣，其实涉及方方面面，越来越发觉社会、文化、历史、学术、思想各类话语都具有既交叉又分划的性质，为了对此类语义模糊话语进行较细密的分析，符号学的语义辨析功能遂愈加显得重要无比，虽然我发现国际同行已经在学术职场化环境内纷纷依重不同学科学派以求职场成功为其治学方向，因而（特别是不善精细思维的实用主义和行为主义各派）多未遵从此一符号学语义辨析本质来发展其学术。关于我如何借助国际符号学机制进行双向批评性思考（促进国内新知新学新理认知和激发西方同行的跨学科跨文化认识论革新）的经历，则是一个重大的话题，希望未来有机会再加以回顾吧。
【注】因明日本人要去诊所拔掉多颗牙齿以便安装新假牙（以前都在北京诊所匆匆定做）。作为三高患者，又如此高龄，不知风险如何。手边进行的长篇学术经历回顾分析文，是否可陆续顺利进行，对此实无法预知，遂突然想到不如先用此类短篇回忆文，来表达自己学术思想形成的一些片段过程。2024-4-25于湾区（时当美国常春藤诸高校大批学生正在占领校园，并遭逮捕，颇有68年复来之势！和这些青年学子能够进行理性讨论吗？青年人到底懂得多少社会现实呢？） 回顾1977年我的学术思考
1977这个年头是中国当代史发生断裂式改变的大转折年，也是我个人生涯逆转之年，这一年我已到了41岁。这一年我的所思所想为何呢？对于一贯将个人精神追求与现实状态加以脱钩的我来说，只希望自己当前“苟且的”生活状态得以延续，以便有时间继续“读书自娱”即可，根本想不到个人未来命运一类问题。毕竟文革10年过去了，日子不至于再坏下去吧。这一年夏初由江浙返京后，时在北京电影学院资料室工作的姐夫周传基找我，问我是否愿意为他选编的国外电影理论资料集（油印版）翻译理论性文章，因他知道我在家私自阅读现代西方哲学读物，也许我可承担理论性文字翻译。因为十多年的资讯隔离后，电影研究界突然发现西方电影理论刊物的写作风格大变，都是一些过于抽象的表述，而当时的国内资深研究人员多出身于老英语系，加以长期不接触国外理论读物，所以难以掌握理论细节。为此他借给我学校集体借书证，我持此证件即被允许进入北京图书馆。当暌违十年后重新进入我曾在那里独立自学6-7年时光的“精神圣殿”后，眼前为之一亮，从新图书展示厅和新书目录中似乎发现了全新的精神世界：现当代西方人文科学理论世界。其风格主要表现为跨学科性和理论性，此一方向性革新非常符合我多年来自己探寻的对新知识论的期盼，这就是：追求人文学术认知中的经验因果分析细密性和理论概括适切性。这两点恰恰是西方古典哲学和古典理论所欠缺者。因自50年代末开始，在比较现代思维和古典思维异同时，我之所以从十九世纪文学文化进入到现代哲学文化而不是还原到希腊-德国古典哲学文化，即因出于追求因果分析与逻辑分析的精密性提升的需要。其中首先关系到现代人文科学语词选配的适当性问题。在进入北图之后，多年来研习的各种外语阅读能力立即发生了作用。现代西方哲学知识的准备和多种外语的结合，使我可立即进入当代西方各域的理论表述。那时的想法是这样：一方面完成北影译文的工作，一方面迅速外借国外各类综述性当前理论前沿书籍，日夜间读，因不知此外借证何时会被取回，所以要抢先纵览一遍国际人文理论大势。在研读和翻译电影理论时，在诸多理论背景知识中最为突出的就是符号学和结构主义。除此之外，最为相关的是现象学和解释学，并涉及哲学、心理学、精神分析学、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语言学等各学科。几个月下来后，看到社会上的意识形态控制趋缓，我遂立即选定一部列入1974年美国认识论丛书的比利时《结构主义》加以翻译，打算向文革前有所接触的商务印书馆投稿。在数十本各国讨论结构主义的书中选中布洛克曼这本，乃因其视野和框架含括哲学，语言学，文学理论，政治意识形态。其中最主要的是其展现了与中国学界那时较为熟悉的现代英美经验主义的文学批评的不同风格，其美学思维方向也完全不同于当时学界熟悉的（大而无当的）古典哲学美学的风格。这部一开始（1980）就印行了数万本的小册子，要到10年后文学界才对其略微有所消化。因其思维方式不仅不同于英美（百年来中国留学生多来自英美），也不同于5-6十年代大陆已经（受到当时西欧左翼思潮泛滥的影响）略知的法国萨特存在主义等的政治意识形态类文学潮流。我之所以一开始就注意到罗兰巴尔特，就是因为他的文学思想可成为萨特的理论对立面。战后法国文学思潮曾时风靡世界，特别是在美国校园里，其中的政治性意涵明显地与当前人文科学性理论要求不合，所制造的战后西方左翼思想界，也令当时的我深感不安。现在回顾，我那时的理论性感觉已然朝向广义“政教分离”及其分支“经验与遐想分离”的区隔方向，这 两方面不可混为一谈。这样的理论感觉也与我十年文革间观察到的文斗武斗大混乱体验一致。对于百分之百与“文革”无染的我这位“看山看水自由身”来说，文革当然是在有组织的操纵下的愚民游戏。这条控制着大好河山的政治生态线，自然与精神世界无关，我们当然地生存于两条虽显性交叉却隐性平行的历史河流中。本论语“君子素其位而行之”原则，所可关心与实践者当然只在隐性的精神世界。所以当新时期伊始，不断涌出控诉、批判文革及极左运动的社会大反省时期，本着同一生活态度，我当然也是绝不介入，而是抓紧难得时机朝向如何恢复民族精神生命的方向，从头做起，不是向后看，而是必须向前看。
《结构主义》以及我在进入单位后从事的各种引介新知新学新理活动，恰恰与官方也在引导的理论思想开放政策一致，其直接效果就是摆脱列-斯教条主义，首先是由斯大林重新定位的哲学教条主义。当我陪同杜老参加北大外哲所召开的哲学理论研讨会时，我当然意识到参会的理论局负责人，北大老教授，党内开明派学者，以及北大和社科院两处中年学者们，人人都在一起努力，意在“破除迷信”，首先即试探性地瓦解列宁的哲学教条紧箍咒。我作为新近工作者自然也参与了由杜老、北大和现代外国哲学室等承担的各种外国思想理论开禁作为（以前多有相关回顾文），但我和大家的想法并不相同。在我看来，大家都是将“思想”与“政治”混为一谈，打算用思想改造政治。（作为杜老的助理，深悉老干部一代都是抱着相当乐观的态度。杜老曾对我幽默地说“童话中的妖怪已经出瓶了，回不去了”）而我那时却已明确意识到，不仅政教要分析，理论思想与政治现实也应该分离。所以在其后整个所谓“思想解放的80年代”中，虽然我照旧仔细体察社会政治变迁实态，却完全不曾卷入大批右派人士翻案后率先涉及的各种文革及极左批判热潮。也就是，我将那个时期的所谓思想解放，所谓理论解放等等都看作是一种政治现象，而非人文科学现象。二者的展开逻辑并不相同（那时的“感觉”成为我后来从事的历史双轨论研究的经验性基础之一）。我所关注的是如何为中华民族精神现代化发展提出方向性、方法性的学术准备。我们必须从头做起，甚至白手起家，因为文革十年将青少年一代的基本教育彻底荒废，而学术与思想完全被文革极左政治裹胁，广大知识青年毫无古今中外人文基本知识。此一现象当然是当局和大家所共同关心并通过开放政策正在加以改进的。如何为青年“知识补课”以及如何“批判过去”都是一个政治性课题，与我没有关系。新时期开始后，我们根本不知道开放性政策的持续性如何，所以只能抓紧时机先将事关民族及人类精神文化发展的思想大方向问题呈现出来。也就是设法在“务虚的”层次上展示人文学术认识论轮廓，瓦解两岸自民国以来人文学术界残留的保守势力和买办思想。由于自己的广义“政教分离”认识论实践观立场，我的直接负面理论参照物倒不是几十年的极左思潮，而是促成极左思潮产生的民国时期中国思想现代化中的优缺点。（所以我与后来国内那些一味倡导返归民国时期的中文系朋友不同）此一反省态度，又自然地与对再前帝王时期的学术思想状态相连接。这些民族思想史应该与全世界现代人文科学思想有意义的汇通，不能将之含含混混归类为“传统文化”而照单全收。（所以我与80年代将王国维、陈寅恪、钱钟书等作为新楷模的学术主流，态度并不相同，他们的共同学术倾向即沿自考据学传统的非理论性。这一学术主流具有明显意识形态理由，因当局在谨慎放宽理论思考界限的同时，生怕直接触及基本哲学理论问题。所以当时所倡导的学术典范都是非理论性方向的，难怪后来更由书法家和古文字学家来最安全地作为中国人文界之学术代表。）为此，我们必须重新深入研究现当代西方社会人文科学，攻坚其核心部分，朝向于人文科学理论前沿。在此想法下，虽然在理论普及的层面上，我设法将各学科的理论发展一一引介，但当时心中最高的愿望是将现代西方理论中最重要、百年来国内留洋学者加以忽略的经典翻译过来。这在当时出版上已经有了可能，而我首先将胡塞尔《通论》翻译出来的直接动机，是让国内学者们意识到，现代理论思维的细密化状态，以阻拦其后任何欲借理论话语忽悠国人的企图。而在理论性普及层次上的工作，则是以结构主义符号学为框架展现人文话语内科学性思维的样貌。
从80年代开始有了工资和有限稿酬，也自然地开始购置正在陆续出版的中国古籍。虽然那时集中于西方思想研究工作，但按照我的学术战略观，中西学术思想全面汇通是未来不仅是中国的而且是人类的人文科学现代化发展所必需的精神文明发展阶段（而这个阶段绝对不能由国际汉学界或比较文学界加以引导，因为二者都欠缺对现当代西方哲学理论的知识）。这当然意味着自己对各类国粹派的返古思潮方向不以为然。（后来对港台系统的各类国学研究局限性的批评，纯粹是从现代认识论立场提出的，而他们的国学经验主义与西方古代哲学的“实用主义式混谈方式”，在我看来是未来中国学术现代化发展的严重认识论阻力。因为他们对现代西方理论大多是浅尝辄止，却人人染就一身“儒家”的自大狂毛病。其依古自重生活实践观完全违背孔孟人生观，他们对于国际社会现实、学术理论发展、世界文化大势，均略有了解就仅根据自身民族历史的博大精深来进行自我陶醉，完全违背着仁学的“察其所安”的自反态度）。
纯粹出于偶然，一部小册子翻译，一张借书卡，十多年来未深入入任何专业的独立学术实践，以及遇到曾经秦城坐牢多年的杜任之先生，个人一生的命运得以彻底改变；这也是自己开始系统研习学术理论的开始。也由于坚守“隔离原则”，对于社会现实的巨大波动不敢怀有任何一厢情愿想法。所以在二度出国之前，先将《通论》译稿复印件存于北京朋友处，以便风向有变时得以设法保护译稿。这就是在“风波”突然到来之际决定首先将该译稿先交予台湾出版社出版的缘由。回顾个人跨学科思考的兴趣，其实涉及方方面面，越来越发觉社会、文化、历史、学术、思想各类话语都具有既交叉又分划的性质，为了对此类语义模糊话语进行较细密的分析，符号学的语义辨析功能遂愈加显得重要无比，虽然我发现国际同行已经在学术职场化环境内纷纷依重不同学科学派以求职场成功为其治学方向，因而（特别是不善精细思维的实用主义和行为主义各派）多未遵从此一符号学语义辨析本质来发展其学术。关于我如何借助国际符号学机制进行双向批评性思考（促进国内新知新学新理认知和激发西方同行的跨学科跨文化认识论革新）的经历，则是一个重大的话题，希望未来有机会再加以回顾吧。
【注】因明日本人要去诊所拔掉多颗牙齿以便安装新假牙（以前都在北京诊所匆匆定做）。作为三高患者，又如此高龄，不知风险如何。手边进行的长篇学术经历回顾分析文，是否可陆续顺利进行，对此实无法预知，遂突然想到不如先用此类短篇回忆文，来表达自己学术思想形成的一些片段过程。2024-4-25于湾区（时当美国常春藤诸高校大批学生正在占领校园，并遭逮捕，颇有68年复来之势！和这些青年学子能够进行理性讨论吗？青年人到底懂得多少社会现实呢？） 回顾1977年我的学术思考
1977这个年头是中国当代史发生断裂式改变的大转折年，也是我个人生涯逆转之年，这一年我已到了41岁。这一年我的所思所想为何呢？对于一贯将个人精神追求与现实状态加以脱钩的我来说，只希望自己当前“苟且的”生活状态得以延续，以便有时间继续“读书自娱”即可，根本想不到个人未来命运一类问题。毕竟文革10年过去了，日子不至于再坏下去吧。这一年夏初由江浙返京后，时在北京电影学院资料室工作的姐夫周传基找我，问我是否愿意为他选编的国外电影理论资料集（油印版）翻译理论性文章，因他知道我在家私自阅读现代西方哲学读物，也许我可承担理论性文字翻译。因为十多年的资讯隔离后，电影研究界突然发现西方电影理论刊物的写作风格大变，都是一些过于抽象的表述，而当时的国内资深研究人员多出身于老英语系，加以长期不接触国外理论读物，所以难以掌握理论细节。为此他借给我学校集体借书证，我持此证件即被允许进入北京图书馆。当暌违十年后重新进入我曾在那里独立自学6-7年时光的“精神圣殿”后，眼前为之一亮，从新图书展示厅和新书目录中似乎发现了全新的精神世界：现当代西方人文科学理论世界。其风格主要表现为跨学科性和理论性，此一方向性革新非常符合我多年来自己探寻的对新知识论的期盼，这就是：追求人文学术认知中的经验因果分析细密性和理论概括适切性。这两点恰恰是西方古典哲学和古典理论所欠缺者。因自50年代末开始，在比较现代思维和古典思维异同时，我之所以从十九世纪文学文化进入到现代哲学文化而不是还原到希腊-德国古典哲学文化，即因出于追求因果分析与逻辑分析的精密性提升的需要。其中首先关系到现代人文科学语词选配的适当性问题。在进入北图之后，多年来研习的各种外语阅读能力立即发生了作用。现代西方哲学知识的准备和多种外语的结合，使我可立即进入当代西方各域的理论表述。那时的想法是这样：一方面完成北影译文的工作，一方面迅速外借国外各类综述性当前理论前沿书籍，日夜间读，因不知此外借证何时会被取回，所以要抢先纵览一遍国际人文理论大势。在研读和翻译电影理论时，在诸多理论背景知识中最为突出的就是符号学和结构主义。除此之外，最为相关的是现象学和解释学，并涉及哲学、心理学、精神分析学、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语言学等各学科。几个月下来后，看到社会上的意识形态控制趋缓，我遂立即选定一部列入1974年美国认识论丛书的比利时《结构主义》加以翻译，打算向文革前有所接触的商务印书馆投稿。在数十本各国讨论结构主义的书中选中布洛克曼这本，乃因其视野和框架含括哲学，语言学，文学理论，政治意识形态。其中最主要的是其展现了与中国学界那时较为熟悉的现代英美经验主义的文学批评的不同风格，其美学思维方向也完全不同于当时学界熟悉的（大而无当的）古典哲学美学的风格。这部一开始（1980）就印行了数万本的小册子，要到10年后文学界才对其略微有所消化。因其思维方式不仅不同于英美（百年来中国留学生多来自英美），也不同于5-6十年代大陆已经（受到当时西欧左翼思潮泛滥的影响）略知的法国萨特存在主义等的政治意识形态类文学潮流。我之所以一开始就注意到罗兰巴尔特，就是因为他的文学思想可成为萨特的理论对立面。战后法国文学思潮曾时风靡世界，特别是在美国校园里，其中的政治性意涵明显地与当前人文科学性理论要求不合，所制造的战后西方左翼思想界，也令当时的我深感不安。现在回顾，我那时的理论性感觉已然朝向广义“政教分离”及其分支“经验与遐想分离”的区隔方向，这 两方面不可混为一谈。这样的理论感觉也与我十年文革间观察到的文斗武斗大混乱体验一致。对于百分之百与“文革”无染的我这位“看山看水自由身”来说，文革当然是在有组织的操纵下的愚民游戏。这条控制着大好河山的政治生态线，自然与精神世界无关，我们当然地生存于两条虽显性交叉却隐性平行的历史河流中。本论语“君子素其位而行之”原则，所可关心与实践者当然只在隐性的精神世界。所以当新时期伊始，不断涌出控诉、批判文革及极左运动的社会大反省时期，本着同一生活态度，我当然也是绝不介入，而是抓紧难得时机朝向如何恢复民族精神生命的方向，从头做起，不是向后看，而是必须向前看。
《结构主义》以及我在进入单位后从事的各种引介新知新学新理活动，恰恰与官方也在引导的理论思想开放政策一致，其直接效果就是摆脱列-斯教条主义，首先是由斯大林重新定位的哲学教条主义。当我陪同杜老参加北大外哲所召开的哲学理论研讨会时，我当然意识到参会的理论局负责人，北大老教授，党内开明派学者，以及北大和社科院两处中年学者们，人人都在一起努力，意在“破除迷信”，首先即试探性地瓦解列宁的哲学教条紧箍咒。我作为新近工作者自然也参与了由杜老、北大和现代外国哲学室等承担的各种外国思想理论开禁作为（以前多有相关回顾文），但我和大家的想法并不相同。在我看来，大家都是将“思想”与“政治”混为一谈，打算用思想改造政治。（作为杜老的助理，深悉老干部一代都是抱着相当乐观的态度。杜老曾对我幽默地说“童话中的妖怪已经出瓶了，回不去了”）而我那时却已明确意识到，不仅政教要分析，理论思想与政治现实也应该分离。所以在其后整个所谓“思想解放的80年代”中，虽然我照旧仔细体察社会政治变迁实态，却完全不曾卷入大批右派人士翻案后率先涉及的各种文革及极左批判热潮。也就是，我将那个时期的所谓思想解放，所谓理论解放等等都看作是一种政治现象，而非人文科学现象。二者的展开逻辑并不相同（那时的“感觉”成为我后来从事的历史双轨论研究的经验性基础之一）。我所关注的是如何为中华民族精神现代化发展提出方向性、方法性的学术准备。我们必须从头做起，甚至白手起家，因为文革十年将青少年一代的基本教育彻底荒废，而学术与思想完全被文革极左政治裹胁，广大知识青年毫无古今中外人文基本知识。此一现象当然是当局和大家所共同关心并通过开放政策正在加以改进的。如何为青年“知识补课”以及如何“批判过去”都是一个政治性课题，与我没有关系。新时期开始后，我们根本不知道开放性政策的持续性如何，所以只能抓紧时机先将事关民族及人类精神文化发展的思想大方向问题呈现出来。也就是设法在“务虚的”层次上展示人文学术认识论轮廓，瓦解两岸自民国以来人文学术界残留的保守势力和买办思想。由于自己的广义“政教分离”认识论实践观立场，我的直接负面理论参照物倒不是几十年的极左思潮，而是促成极左思潮产生的民国时期中国思想现代化中的优缺点。（所以我与后来国内那些一味倡导返归民国时期的中文系朋友不同）此一反省态度，又自然地与对再前帝王时期的学术思想状态相连接。这些民族思想史应该与全世界现代人文科学思想有意义的汇通，不能将之含含混混归类为“传统文化”而照单全收。（所以我与80年代将王国维、陈寅恪、钱钟书等作为新楷模的学术主流，态度并不相同，他们的共同学术倾向即沿自考据学传统的非理论性。这一学术主流具有明显意识形态理由，因当局在谨慎放宽理论思考界限的同时，生怕直接触及基本哲学理论问题。所以当时所倡导的学术典范都是非理论性方向的，难怪后来更由书法家和古文字学家来最安全地作为中国人文界之学术代表。）为此，我们必须重新深入研究现当代西方社会人文科学，攻坚其核心部分，朝向于人文科学理论前沿。在此想法下，虽然在理论普及的层面上，我设法将各学科的理论发展一一引介，但当时心中最高的愿望是将现代西方理论中最重要、百年来国内留洋学者加以忽略的经典翻译过来。这在当时出版上已经有了可能，而我首先将胡塞尔《通论》翻译出来的直接动机，是让国内学者们意识到，现代理论思维的细密化状态，以阻拦其后任何欲借理论话语忽悠国人的企图。而在理论性普及层次上的工作，则是以结构主义符号学为框架展现人文话语内科学性思维的样貌。
从80年代开始有了工资和有限稿酬，也自然地开始购置正在陆续出版的中国古籍。虽然那时集中于西方思想研究工作，但按照我的学术战略观，中西学术思想全面汇通是未来不仅是中国的而且是人类的人文科学现代化发展所必需的精神文明发展阶段（而这个阶段绝对不能由国际汉学界或比较文学界加以引导，因为二者都欠缺对现当代西方哲学理论的知识）。这当然意味着自己对各类国粹派的返古思潮方向不以为然。（后来对港台系统的各类国学研究局限性的批评，纯粹是从现代认识论立场提出的，而他们的国学经验主义与西方古代哲学的“实用主义式混谈方式”，在我看来是未来中国学术现代化发展的严重认识论阻力。因为他们对现代西方理论大多是浅尝辄止，却人人染就一身“儒家”的自大狂毛病。其依古自重生活实践观完全违背孔孟人生观，他们对于国际社会现实、学术理论发展、世界文化大势，均略有了解就仅根据自身民族历史的博大精深来进行自我陶醉，完全违背着仁学的“察其所安”的自反态度）。
纯粹出于偶然，一部小册子翻译，一张借书卡，十多年来未深入入任何专业的独立学术实践，以及遇到曾经秦城坐牢多年的杜任之先生，个人一生的命运得以彻底改变；这也是自己开始系统研习学术理论的开始。也由于坚守“隔离原则”，对于社会现实的巨大波动不敢怀有任何一厢情愿想法。所以在二度出国之前，先将《通论》译稿复印件存于北京朋友处，以便风向有变时得以设法保护译稿。这就是在“风波”突然到来之际决定首先将该译稿先交予台湾出版社出版的缘由。回顾个人跨学科思考的兴趣，其实涉及方方面面，越来越发觉社会、文化、历史、学术、思想各类话语都具有既交叉又分划的性质，为了对此类语义模糊话语进行较细密的分析，符号学的语义辨析功能遂愈加显得重要无比，虽然我发现国际同行已经在学术职场化环境内纷纷依重不同学科学派以求职场成功为其治学方向，因而（特别是不善精细思维的实用主义和行为主义各派）多未遵从此一符号学语义辨析本质来发展其学术。关于我如何借助国际符号学机制进行双向批评性思考（促进国内新知新学新理认知和激发西方同行的跨学科跨文化认识论革新）的经历，则是一个重大的话题，希望未来有机会再加以回顾吧。
【注】因明日本人要去诊所拔掉多颗牙齿以便安装新假牙（以前都在北京诊所匆匆定做）。作为三高患者，又如此高龄，不知风险如何。手边进行的长篇学术经历回顾分析文，是否可陆续顺利进行，对此实无法预知，遂突然想到不如先用此类短篇回忆文，来表达自己学术思想形成的一些片段过程。2024-4-25于湾区（时当美国常春藤诸高校大批学生正在占领校园，并遭逮捕，颇有68年复来之势！和这些青年学子能够进行理性讨论吗？青年人到底懂得多少社会现实呢？） 回顾1977年我的学术思考
1977这个年头是中国当代史发生断裂式改变的大转折年，也是我个人生涯逆转之年，这一年我已到了41岁。这一年我的所思所想为何呢？对于一贯将个人精神追求与现实状态加以脱钩的我来说，只希望自己当前“苟且的”生活状态得以延续，以便有时间继续“读书自娱”即可，根本想不到个人未来命运一类问题。毕竟文革10年过去了，日子不至于再坏下去吧。这一年夏初由江浙返京后，时在北京电影学院资料室工作的姐夫周传基找我，问我是否愿意为他选编的国外电影理论资料集（油印版）翻译理论性文章，因他知道我在家私自阅读现代西方哲学读物，也许我可承担理论性文字翻译。因为十多年的资讯隔离后，电影研究界突然发现西方电影理论刊物的写作风格大变，都是一些过于抽象的表述，而当时的国内资深研究人员多出身于老英语系，加以长期不接触国外理论读物，所以难以掌握理论细节。为此他借给我学校集体借书证，我持此证件即被允许进入北京图书馆。当暌违十年后重新进入我曾在那里独立自学6-7年时光的“精神圣殿”后，眼前为之一亮，从新图书展示厅和新书目录中似乎发现了全新的精神世界：现当代西方人文科学理论世界。其风格主要表现为跨学科性和理论性，此一方向性革新非常符合我多年来自己探寻的对新知识论的期盼，这就是：追求人文学术认知中的经验因果分析细密性和理论概括适切性。这两点恰恰是西方古典哲学和古典理论所欠缺者。因自50年代末开始，在比较现代思维和古典思维异同时，我之所以从十九世纪文学文化进入到现代哲学文化而不是还原到希腊-德国古典哲学文化，即因出于追求因果分析与逻辑分析的精密性提升的需要。其中首先关系到现代人文科学语词选配的适当性问题。在进入北图之后，多年来研习的各种外语阅读能力立即发生了作用。现代西方哲学知识的准备和多种外语的结合，使我可立即进入当代西方各域的理论表述。那时的想法是这样：一方面完成北影译文的工作，一方面迅速外借国外各类综述性当前理论前沿书籍，日夜间读，因不知此外借证何时会被取回，所以要抢先纵览一遍国际人文理论大势。在研读和翻译电影理论时，在诸多理论背景知识中最为突出的就是符号学和结构主义。除此之外，最为相关的是现象学和解释学，并涉及哲学、心理学、精神分析学、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语言学等各学科。几个月下来后，看到社会上的意识形态控制趋缓，我遂立即选定一部列入1974年美国认识论丛书的比利时《结构主义》加以翻译，打算向文革前有所接触的商务印书馆投稿。在数十本各国讨论结构主义的书中选中布洛克曼这本，乃因其视野和框架含括哲学，语言学，文学理论，政治意识形态。其中最主要的是其展现了与中国学界那时较为熟悉的现代英美经验主义的文学批评的不同风格，其美学思维方向也完全不同于当时学界熟悉的（大而无当的）古典哲学美学的风格。这部一开始（1980）就印行了数万本的小册子，要到10年后文学界才对其略微有所消化。因其思维方式不仅不同于英美（百年来中国留学生多来自英美），也不同于5-6十年代大陆已经（受到当时西欧左翼思潮泛滥的影响）略知的法国萨特存在主义等的政治意识形态类文学潮流。我之所以一开始就注意到罗兰巴尔特，就是因为他的文学思想可成为萨特的理论对立面。战后法国文学思潮曾时风靡世界，特别是在美国校园里，其中的政治性意涵明显地与当前人文科学性理论要求不合，所制造的战后西方左翼思想界，也令当时的我深感不安。现在回顾，我那时的理论性感觉已然朝向广义“政教分离”及其分支“经验与遐想分离”的区隔方向，这 两方面不可混为一谈。这样的理论感觉也与我十年文革间观察到的文斗武斗大混乱体验一致。对于百分之百与“文革”无染的我这位“看山看水自由身”来说，文革当然是在有组织的操纵下的愚民游戏。这条控制着大好河山的政治生态线，自然与精神世界无关，我们当然地生存于两条虽显性交叉却隐性平行的历史河流中。本论语“君子素其位而行之”原则，所可关心与实践者当然只在隐性的精神世界。所以当新时期伊始，不断涌出控诉、批判文革及极左运动的社会大反省时期，本着同一生活态度，我当然也是绝不介入，而是抓紧难得时机朝向如何恢复民族精神生命的方向，从头做起，不是向后看，而是必须向前看。
《结构主义》以及我在进入单位后从事的各种引介新知新学新理活动，恰恰与官方也在引导的理论思想开放政策一致，其直接效果就是摆脱列-斯教条主义，首先是由斯大林重新定位的哲学教条主义。当我陪同杜老参加北大外哲所召开的哲学理论研讨会时，我当然意识到参会的理论局负责人，北大老教授，党内开明派学者，以及北大和社科院两处中年学者们，人人都在一起努力，意在“破除迷信”，首先即试探性地瓦解列宁的哲学教条紧箍咒。我作为新近工作者自然也参与了由杜老、北大和现代外国哲学室等承担的各种外国思想理论开禁作为（以前多有相关回顾文），但我和大家的想法并不相同。在我看来，大家都是将“思想”与“政治”混为一谈，打算用思想改造政治。（作为杜老的助理，深悉老干部一代都是抱着相当乐观的态度。杜老曾对我幽默地说“童话中的妖怪已经出瓶了，回不去了”）而我那时却已明确意识到，不仅政教要分析，理论思想与政治现实也应该分离。所以在其后整个所谓“思想解放的80年代”中，虽然我照旧仔细体察社会政治变迁实态，却完全不曾卷入大批右派人士翻案后率先涉及的各种文革及极左批判热潮。也就是，我将那个时期的所谓思想解放，所谓理论解放等等都看作是一种政治现象，而非人文科学现象。二者的展开逻辑并不相同（那时的“感觉”成为我后来从事的历史双轨论研究的经验性基础之一）。我所关注的是如何为中华民族精神现代化发展提出方向性、方法性的学术准备。我们必须从头做起，甚至白手起家，因为文革十年将青少年一代的基本教育彻底荒废，而学术与思想完全被文革极左政治裹胁，广大知识青年毫无古今中外人文基本知识。此一现象当然是当局和大家所共同关心并通过开放政策正在加以改进的。如何为青年“知识补课”以及如何“批判过去”都是一个政治性课题，与我没有关系。新时期开始后，我们根本不知道开放性政策的持续性如何，所以只能抓紧时机先将事关民族及人类精神文化发展的思想大方向问题呈现出来。也就是设法在“务虚的”层次上展示人文学术认识论轮廓，瓦解两岸自民国以来人文学术界残留的保守势力和买办思想。由于自己的广义“政教分离”认识论实践观立场，我的直接负面理论参照物倒不是几十年的极左思潮，而是促成极左思潮产生的民国时期中国思想现代化中的优缺点。（所以我与后来国内那些一味倡导返归民国时期的中文系朋友不同）此一反省态度，又自然地与对再前帝王时期的学术思想状态相连接。这些民族思想史应该与全世界现代人文科学思想有意义的汇通，不能将之含含混混归类为“传统文化”而照单全收。（所以我与80年代将王国维、陈寅恪、钱钟书等作为新楷模的学术主流，态度并不相同，他们的共同学术倾向即沿自考据学传统的非理论性。这一学术主流具有明显意识形态理由，因当局在谨慎放宽理论思考界限的同时，生怕直接触及基本哲学理论问题。所以当时所倡导的学术典范都是非理论性方向的，难怪后来更由书法家和古文字学家来最安全地作为中国人文界之学术代表。）为此，我们必须重新深入研究现当代西方社会人文科学，攻坚其核心部分，朝向于人文科学理论前沿。在此想法下，虽然在理论普及的层面上，我设法将各学科的理论发展一一引介，但当时心中最高的愿望是将现代西方理论中最重要、百年来国内留洋学者加以忽略的经典翻译过来。这在当时出版上已经有了可能，而我首先将胡塞尔《通论》翻译出来的直接动机，是让国内学者们意识到，现代理论思维的细密化状态，以阻拦其后任何欲借理论话语忽悠国人的企图。而在理论性普及层次上的工作，则是以结构主义符号学为框架展现人文话语内科学性思维的样貌。
从80年代开始有了工资和有限稿酬，也自然地开始购置正在陆续出版的中国古籍。虽然那时集中于西方思想研究工作，但按照我的学术战略观，中西学术思想全面汇通是未来不仅是中国的而且是人类的人文科学现代化发展所必需的精神文明发展阶段（而这个阶段绝对不能由国际汉学界或比较文学界加以引导，因为二者都欠缺对现当代西方哲学理论的知识）。这当然意味着自己对各类国粹派的返古思潮方向不以为然。（后来对港台系统的各类国学研究局限性的批评，纯粹是从现代认识论立场提出的，而他们的国学经验主义与西方古代哲学的“实用主义式混谈方式”，在我看来是未来中国学术现代化发展的严重认识论阻力。因为他们对现代西方理论大多是浅尝辄止，却人人染就一身“儒家”的自大狂毛病。其依古自重生活实践观完全违背孔孟人生观，他们对于国际社会现实、学术理论发展、世界文化大势，均略有了解就仅根据自身民族历史的博大精深来进行自我陶醉，完全违背着仁学的“察其所安”的自反态度）。
纯粹出于偶然，一部小册子翻译，一张借书卡，十多年来未深入入任何专业的独立学术实践，以及遇到曾经秦城坐牢多年的杜任之先生，个人一生的命运得以彻底改变；这也是自己开始系统研习学术理论的开始。也由于坚守“隔离原则”，对于社会现实的巨大波动不敢怀有任何一厢情愿想法。所以在二度出国之前，先将《通论》译稿复印件存于北京朋友处，以便风向有变时得以设法保护译稿。这就是在“风波”突然到来之际决定首先将该译稿先交予台湾出版社出版的缘由。回顾个人跨学科思考的兴趣，其实涉及方方面面，越来越发觉社会、文化、历史、学术、思想各类话语都具有既交叉又分划的性质，为了对此类语义模糊话语进行较细密的分析，符号学的语义辨析功能遂愈加显得重要无比，虽然我发现国际同行已经在学术职场化环境内纷纷依重不同学科学派以求职场成功为其治学方向，因而（特别是不善精细思维的实用主义和行为主义各派）多未遵从此一符号学语义辨析本质来发展其学术。关于我如何借助国际符号学机制进行双向批评性思考（促进国内新知新学新理认知和激发西方同行的跨学科跨文化认识论革新）的经历，则是一个重大的话题，希望未来有机会再加以回顾吧。
【注】因明日本人要去诊所拔掉多颗牙齿以便安装新假牙（以前都在北京诊所匆匆定做）。作为三高患者，又如此高龄，不知风险如何。手边进行的长篇学术经历回顾分析文，是否可陆续顺利进行，对此实无法预知，遂突然想到不如先用此类短篇回忆文，来表达自己学术思想形成的一些片段过程。2024-4-25于湾区（时当美国常春藤诸高校大批学生正在占领校园，并遭逮捕，颇有68年复来之势！和这些青年学子能够进行理性讨论吗？青年人到底懂得多少社会现实呢？） 回顾1977年我的学术思考
1977这个年头是中国当代史发生断裂式改变的大转折年，也是我个人生涯逆转之年，这一年我已到了41岁。这一年我的所思所想为何呢？对于一贯将个人精神追求与现实状态加以脱钩的我来说，只希望自己当前“苟且的”生活状态得以延续，以便有时间继续“读书自娱”即可，根本想不到个人未来命运一类问题。毕竟文革10年过去了，日子不至于再坏下去吧。这一年夏初由江浙返京后，时在北京电影学院资料室工作的姐夫周传基找我，问我是否愿意为他选编的国外电影理论资料集（油印版）翻译理论性文章，因他知道我在家私自阅读现代西方哲学读物，也许我可承担理论性文字翻译。因为十多年的资讯隔离后，电影研究界突然发现西方电影理论刊物的写作风格大变，都是一些过于抽象的表述，而当时的国内资深研究人员多出身于老英语系，加以长期不接触国外理论读物，所以难以掌握理论细节。为此他借给我学校集体借书证，我持此证件即被允许进入北京图书馆。当暌违十年后重新进入我曾在那里独立自学6-7年时光的“精神圣殿”后，眼前为之一亮，从新图书展示厅和新书目录中似乎发现了全新的精神世界：现当代西方人文科学理论世界。其风格主要表现为跨学科性和理论性，此一方向性革新非常符合我多年来自己探寻的对新知识论的期盼，这就是：追求人文学术认知中的经验因果分析细密性和理论概括适切性。这两点恰恰是西方古典哲学和古典理论所欠缺者。因自50年代末开始，在比较现代思维和古典思维异同时，我之所以从十九世纪文学文化进入到现代哲学文化而不是还原到希腊-德国古典哲学文化，即因出于追求因果分析与逻辑分析的精密性提升的需要。其中首先关系到现代人文科学语词选配的适当性问题。在进入北图之后，多年来研习的各种外语阅读能力立即发生了作用。现代西方哲学知识的准备和多种外语的结合，使我可立即进入当代西方各域的理论表述。那时的想法是这样：一方面完成北影译文的工作，一方面迅速外借国外各类综述性当前理论前沿书籍，日夜间读，因不知此外借证何时会被取回，所以要抢先纵览一遍国际人文理论大势。在研读和翻译电影理论时，在诸多理论背景知识中最为突出的就是符号学和结构主义。除此之外，最为相关的是现象学和解释学，并涉及哲学、心理学、精神分析学、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语言学等各学科。几个月下来后，看到社会上的意识形态控制趋缓，我遂立即选定一部列入1974年美国认识论丛书的比利时《结构主义》加以翻译，打算向文革前有所接触的商务印书馆投稿。在数十本各国讨论结构主义的书中选中布洛克曼这本，乃因其视野和框架含括哲学，语言学，文学理论，政治意识形态。其中最主要的是其展现了与中国学界那时较为熟悉的现代英美经验主义的文学批评的不同风格，其美学思维方向也完全不同于当时学界熟悉的（大而无当的）古典哲学美学的风格。这部一开始（1980）就印行了数万本的小册子，要到10年后文学界才对其略微有所消化。因其思维方式不仅不同于英美（百年来中国留学生多来自英美），也不同于5-6十年代大陆已经（受到当时西欧左翼思潮泛滥的影响）略知的法国萨特存在主义等的政治意识形态类文学潮流。我之所以一开始就注意到罗兰巴尔特，就是因为他的文学思想可成为萨特的理论对立面。战后法国文学思潮曾时风靡世界，特别是在美国校园里，其中的政治性意涵明显地与当前人文科学性理论要求不合，所制造的战后西方左翼思想界，也令当时的我深感不安。现在回顾，我那时的理论性感觉已然朝向广义“政教分离”及其分支“经验与遐想分离”的区隔方向，这 两方面不可混为一谈。这样的理论感觉也与我十年文革间观察到的文斗武斗大混乱体验一致。对于百分之百与“文革”无染的我这位“看山看水自由身”来说，文革当然是在有组织的操纵下的愚民游戏。这条控制着大好河山的政治生态线，自然与精神世界无关，我们当然地生存于两条虽显性交叉却隐性平行的历史河流中。本论语“君子素其位而行之”原则，所可关心与实践者当然只在隐性的精神世界。所以当新时期伊始，不断涌出控诉、批判文革及极左运动的社会大反省时期，本着同一生活态度，我当然也是绝不介入，而是抓紧难得时机朝向如何恢复民族精神生命的方向，从头做起，不是向后看，而是必须向前看。
《结构主义》以及我在进入单位后从事的各种引介新知新学新理活动，恰恰与官方也在引导的理论思想开放政策一致，其直接效果就是摆脱列-斯教条主义，首先是由斯大林重新定位的哲学教条主义。当我陪同杜老参加北大外哲所召开的哲学理论研讨会时，我当然意识到参会的理论局负责人，北大老教授，党内开明派学者，以及北大和社科院两处中年学者们，人人都在一起努力，意在“破除迷信”，首先即试探性地瓦解列宁的哲学教条紧箍咒。我作为新近工作者自然也参与了由杜老、北大和现代外国哲学室等承担的各种外国思想理论开禁作为（以前多有相关回顾文），但我和大家的想法并不相同。在我看来，大家都是将“思想”与“政治”混为一谈，打算用思想改造政治。（作为杜老的助理，深悉老干部一代都是抱着相当乐观的态度。杜老曾对我幽默地说“童话中的妖怪已经出瓶了，回不去了”）而我那时却已明确意识到，不仅政教要分析，理论思想与政治现实也应该分离。所以在其后整个所谓“思想解放的80年代”中，虽然我照旧仔细体察社会政治变迁实态，却完全不曾卷入大批右派人士翻案后率先涉及的各种文革及极左批判热潮。也就是，我将那个时期的所谓思想解放，所谓理论解放等等都看作是一种政治现象，而非人文科学现象。二者的展开逻辑并不相同（那时的“感觉”成为我后来从事的历史双轨论研究的经验性基础之一）。我所关注的是如何为中华民族精神现代化发展提出方向性、方法性的学术准备。我们必须从头做起，甚至白手起家，因为文革十年将青少年一代的基本教育彻底荒废，而学术与思想完全被文革极左政治裹胁，广大知识青年毫无古今中外人文基本知识。此一现象当然是当局和大家所共同关心并通过开放政策正在加以改进的。如何为青年“知识补课”以及如何“批判过去”都是一个政治性课题，与我没有关系。新时期开始后，我们根本不知道开放性政策的持续性如何，所以只能抓紧时机先将事关民族及人类精神文化发展的思想大方向问题呈现出来。也就是设法在“务虚的”层次上展示人文学术认识论轮廓，瓦解两岸自民国以来人文学术界残留的保守势力和买办思想。由于自己的广义“政教分离”认识论实践观立场，我的直接负面理论参照物倒不是几十年的极左思潮，而是促成极左思潮产生的民国时期中国思想现代化中的优缺点。（所以我与后来国内那些一味倡导返归民国时期的中文系朋友不同）此一反省态度，又自然地与对再前帝王时期的学术思想状态相连接。这些民族思想史应该与全世界现代人文科学思想有意义的汇通，不能将之含含混混归类为“传统文化”而照单全收。（所以我与80年代将王国维、陈寅恪、钱钟书等作为新楷模的学术主流，态度并不相同，他们的共同学术倾向即沿自考据学传统的非理论性。这一学术主流具有明显意识形态理由，因当局在谨慎放宽理论思考界限的同时，生怕直接触及基本哲学理论问题。所以当时所倡导的学术典范都是非理论性方向的，难怪后来更由书法家和古文字学家来最安全地作为中国人文界之学术代表。）为此，我们必须重新深入研究现当代西方社会人文科学，攻坚其核心部分，朝向于人文科学理论前沿。在此想法下，虽然在理论普及的层面上，我设法将各学科的理论发展一一引介，但当时心中最高的愿望是将现代西方理论中最重要、百年来国内留洋学者加以忽略的经典翻译过来。这在当时出版上已经有了可能，而我首先将胡塞尔《通论》翻译出来的直接动机，是让国内学者们意识到，现代理论思维的细密化状态，以阻拦其后任何欲借理论话语忽悠国人的企图。而在理论性普及层次上的工作，则是以结构主义符号学为框架展现人文话语内科学性思维的样貌。
从80年代开始有了工资和有限稿酬，也自然地开始购置正在陆续出版的中国古籍。虽然那时集中于西方思想研究工作，但按照我的学术战略观，中西学术思想全面汇通是未来不仅是中国的而且是人类的人文科学现代化发展所必需的精神文明发展阶段（而这个阶段绝对不能由国际汉学界或比较文学界加以引导，因为二者都欠缺对现当代西方哲学理论的知识）。这当然意味着自己对各类国粹派的返古思潮方向不以为然。（后来对港台系统的各类国学研究局限性的批评，纯粹是从现代认识论立场提出的，而他们的国学经验主义与西方古代哲学的“实用主义式混谈方式”，在我看来是未来中国学术现代化发展的严重认识论阻力。因为他们对现代西方理论大多是浅尝辄止，却人人染就一身“儒家”的自大狂毛病。其依古自重生活实践观完全违背孔孟人生观，他们对于国际社会现实、学术理论发展、世界文化大势，均略有了解就仅根据自身民族历史的博大精深来进行自我陶醉，完全违背着仁学的“察其所安”的自反态度）。
纯粹出于偶然，一部小册子翻译，一张借书卡，十多年来未深入入任何专业的独立学术实践，以及遇到曾经秦城坐牢多年的杜任之先生，个人一生的命运得以彻底改变；这也是自己开始系统研习学术理论的开始。也由于坚守“隔离原则”，对于社会现实的巨大波动不敢怀有任何一厢情愿想法。所以在二度出国之前，先将《通论》译稿复印件存于北京朋友处，以便风向有变时得以设法保护译稿。这就是在“风波”突然到来之际决定首先将该译稿先交予台湾出版社出版的缘由。回顾个人跨学科思考的兴趣，其实涉及方方面面，越来越发觉社会、文化、历史、学术、思想各类话语都具有既交叉又分划的性质，为了对此类语义模糊话语进行较细密的分析，符号学的语义辨析功能遂愈加显得重要无比，虽然我发现国际同行已经在学术职场化环境内纷纷依重不同学科学派以求职场成功为其治学方向，因而（特别是不善精细思维的实用主义和行为主义各派）多未遵从此一符号学语义辨析本质来发展其学术。关于我如何借助国际符号学机制进行双向批评性思考（促进国内新知新学新理认知和激发西方同行的跨学科跨文化认识论革新）的经历，则是一个重大的话题，希望未来有机会再加以回顾吧。
【注】因明日本人要去诊所拔掉多颗牙齿以便安装新假牙（以前都在北京诊所匆匆定做）。作为三高患者，又如此高龄，不知风险如何。手边进行的长篇学术经历回顾分析文，是否可陆续顺利进行，对此实无法预知，遂突然想到不如先用此类短篇回忆文，来表达自己学术思想形成的一些片段过程。2024-4-25于湾区（时当美国常春藤诸高校大批学生正在占领校园，并遭逮捕，颇有68年复来之势！和这些青年学子能够进行理性讨论吗？青年人到底懂得多少社会现实呢？） 回顾1977年我的学术思考
1977这个年头是中国当代史发生断裂式改变的大转折年，也是我个人生涯逆转之年，这一年我已到了41岁。这一年我的所思所想为何呢？对于一贯将个人精神追求与现实状态加以脱钩的我来说，只希望自己当前“苟且的”生活状态得以延续，以便有时间继续“读书自娱”即可，根本想不到个人未来命运一类问题。毕竟文革10年过去了，日子不至于再坏下去吧。这一年夏初由江浙返京后，时在北京电影学院资料室工作的姐夫周传基找我，问我是否愿意为他选编的国外电影理论资料集（油印版）翻译理论性文章，因他知道我在家私自阅读现代西方哲学读物，也许我可承担理论性文字翻译。因为十多年的资讯隔离后，电影研究界突然发现西方电影理论刊物的写作风格大变，都是一些过于抽象的表述，而当时的国内资深研究人员多出身于老英语系，加以长期不接触国外理论读物，所以难以掌握理论细节。为此他借给我学校集体借书证，我持此证件即被允许进入北京图书馆。当暌违十年后重新进入我曾在那里独立自学6-7年时光的“精神圣殿”后，眼前为之一亮，从新图书展示厅和新书目录中似乎发现了全新的精神世界：现当代西方人文科学理论世界。其风格主要表现为跨学科性和理论性，此一方向性革新非常符合我多年来自己探寻的对新知识论的期盼，这就是：追求人文学术认知中的经验因果分析细密性和理论概括适切性。这两点恰恰是西方古典哲学和古典理论所欠缺者。因自50年代末开始，在比较现代思维和古典思维异同时，我之所以从十九世纪文学文化进入到现代哲学文化而不是还原到希腊-德国古典哲学文化，即因出于追求因果分析与逻辑分析的精密性提升的需要。其中首先关系到现代人文科学语词选配的适当性问题。在进入北图之后，多年来研习的各种外语阅读能力立即发生了作用。现代西方哲学知识的准备和多种外语的结合，使我可立即进入当代西方各域的理论表述。那时的想法是这样：一方面完成北影译文的工作，一方面迅速外借国外各类综述性当前理论前沿书籍，日夜间读，因不知此外借证何时会被取回，所以要抢先纵览一遍国际人文理论大势。在研读和翻译电影理论时，在诸多理论背景知识中最为突出的就是符号学和结构主义。除此之外，最为相关的是现象学和解释学，并涉及哲学、心理学、精神分析学、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语言学等各学科。几个月下来后，看到社会上的意识形态控制趋缓，我遂立即选定一部列入1974年美国认识论丛书的比利时《结构主义》加以翻译，打算向文革前有所接触的商务印书馆投稿。在数十本各国讨论结构主义的书中选中布洛克曼这本，乃因其视野和框架含括哲学，语言学，文学理论，政治意识形态。其中最主要的是其展现了与中国学界那时较为熟悉的现代英美经验主义的文学批评的不同风格，其美学思维方向也完全不同于当时学界熟悉的（大而无当的）古典哲学美学的风格。这部一开始（1980）就印行了数万本的小册子，要到10年后文学界才对其略微有所消化。因其思维方式不仅不同于英美（百年来中国留学生多来自英美），也不同于5-6十年代大陆已经（受到当时西欧左翼思潮泛滥的影响）略知的法国萨特存在主义等的政治意识形态类文学潮流。我之所以一开始就注意到罗兰巴尔特，就是因为他的文学思想可成为萨特的理论对立面。战后法国文学思潮曾时风靡世界，特别是在美国校园里，其中的政治性意涵明显地与当前人文科学性理论要求不合，所制造的战后西方左翼思想界，也令当时的我深感不安。现在回顾，我那时的理论性感觉已然朝向广义“政教分离”及其分支“经验与遐想分离”的区隔方向，这 两方面不可混为一谈。这样的理论感觉也与我十年文革间观察到的文斗武斗大混乱体验一致。对于百分之百与“文革”无染的我这位“看山看水自由身”来说，文革当然是在有组织的操纵下的愚民游戏。这条控制着大好河山的政治生态线，自然与精神世界无关，我们当然地生存于两条虽显性交叉却隐性平行的历史河流中。本论语“君子素其位而行之”原则，所可关心与实践者当然只在隐性的精神世界。所以当新时期伊始，不断涌出控诉、批判文革及极左运动的社会大反省时期，本着同一生活态度，我当然也是绝不介入，而是抓紧难得时机朝向如何恢复民族精神生命的方向，从头做起，不是向后看，而是必须向前看。
《结构主义》以及我在进入单位后从事的各种引介新知新学新理活动，恰恰与官方也在引导的理论思想开放政策一致，其直接效果就是摆脱列-斯教条主义，首先是由斯大林重新定位的哲学教条主义。当我陪同杜老参加北大外哲所召开的哲学理论研讨会时，我当然意识到参会的理论局负责人，北大老教授，党内开明派学者，以及北大和社科院两处中年学者们，人人都在一起努力，意在“破除迷信”，首先即试探性地瓦解列宁的哲学教条紧箍咒。我作为新近工作者自然也参与了由杜老、北大和现代外国哲学室等承担的各种外国思想理论开禁作为（以前多有相关回顾文），但我和大家的想法并不相同。在我看来，大家都是将“思想”与“政治”混为一谈，打算用思想改造政治。（作为杜老的助理，深悉老干部一代都是抱着相当乐观的态度。杜老曾对我幽默地说“童话中的妖怪已经出瓶了，回不去了”）而我那时却已明确意识到，不仅政教要分析，理论思想与政治现实也应该分离。所以在其后整个所谓“思想解放的80年代”中，虽然我照旧仔细体察社会政治变迁实态，却完全不曾卷入大批右派人士翻案后率先涉及的各种文革及极左批判热潮。也就是，我将那个时期的所谓思想解放，所谓理论解放等等都看作是一种政治现象，而非人文科学现象。二者的展开逻辑并不相同（那时的“感觉”成为我后来从事的历史双轨论研究的经验性基础之一）。我所关注的是如何为中华民族精神现代化发展提出方向性、方法性的学术准备。我们必须从头做起，甚至白手起家，因为文革十年将青少年一代的基本教育彻底荒废，而学术与思想完全被文革极左政治裹胁，广大知识青年毫无古今中外人文基本知识。此一现象当然是当局和大家所共同关心并通过开放政策正在加以改进的。如何为青年“知识补课”以及如何“批判过去”都是一个政治性课题，与我没有关系。新时期开始后，我们根本不知道开放性政策的持续性如何，所以只能抓紧时机先将事关民族及人类精神文化发展的思想大方向问题呈现出来。也就是设法在“务虚的”层次上展示人文学术认识论轮廓，瓦解两岸自民国以来人文学术界残留的保守势力和买办思想。由于自己的广义“政教分离”认识论实践观立场，我的直接负面理论参照物倒不是几十年的极左思潮，而是促成极左思潮产生的民国时期中国思想现代化中的优缺点。（所以我与后来国内那些一味倡导返归民国时期的中文系朋友不同）此一反省态度，又自然地与对再前帝王时期的学术思想状态相连接。这些民族思想史应该与全世界现代人文科学思想有意义的汇通，不能将之含含混混归类为“传统文化”而照单全收。（所以我与80年代将王国维、陈寅恪、钱钟书等作为新楷模的学术主流，态度并不相同，他们的共同学术倾向即沿自考据学传统的非理论性。这一学术主流具有明显意识形态理由，因当局在谨慎放宽理论思考界限的同时，生怕直接触及基本哲学理论问题。所以当时所倡导的学术典范都是非理论性方向的，难怪后来更由书法家和古文字学家来最安全地作为中国人文界之学术代表。）为此，我们必须重新深入研究现当代西方社会人文科学，攻坚其核心部分，朝向于人文科学理论前沿。在此想法下，虽然在理论普及的层面上，我设法将各学科的理论发展一一引介，但当时心中最高的愿望是将现代西方理论中最重要、百年来国内留洋学者加以忽略的经典翻译过来。这在当时出版上已经有了可能，而我首先将胡塞尔《通论》翻译出来的直接动机，是让国内学者们意识到，现代理论思维的细密化状态，以阻拦其后任何欲借理论话语忽悠国人的企图。而在理论性普及层次上的工作，则是以结构主义符号学为框架展现人文话语内科学性思维的样貌。
从80年代开始有了工资和有限稿酬，也自然地开始购置正在陆续出版的中国古籍。虽然那时集中于西方思想研究工作，但按照我的学术战略观，中西学术思想全面汇通是未来不仅是中国的而且是人类的人文科学现代化发展所必需的精神文明发展阶段（而这个阶段绝对不能由国际汉学界或比较文学界加以引导，因为二者都欠缺对现当代西方哲学理论的知识）。这当然意味着自己对各类国粹派的返古思潮方向不以为然。（后来对港台系统的各类国学研究局限性的批评，纯粹是从现代认识论立场提出的，而他们的国学经验主义与西方古代哲学的“实用主义式混谈方式”，在我看来是未来中国学术现代化发展的严重认识论阻力。因为他们对现代西方理论大多是浅尝辄止，却人人染就一身“儒家”的自大狂毛病。其依古自重生活实践观完全违背孔孟人生观，他们对于国际社会现实、学术理论发展、世界文化大势，均略有了解就仅根据自身民族历史的博大精深来进行自我陶醉，完全违背着仁学的“察其所安”的自反态度）。
纯粹出于偶然，一部小册子翻译，一张借书卡，十多年来未深入入任何专业的独立学术实践，以及遇到曾经秦城坐牢多年的杜任之先生，个人一生的命运得以彻底改变；这也是自己开始系统研习学术理论的开始。也由于坚守“隔离原则”，对于社会现实的巨大波动不敢怀有任何一厢情愿想法。所以在二度出国之前，先将《通论》译稿复印件存于北京朋友处，以便风向有变时得以设法保护译稿。这就是在“风波”突然到来之际决定首先将该译稿先交予台湾出版社出版的缘由。回顾个人跨学科思考的兴趣，其实涉及方方面面，越来越发觉社会、文化、历史、学术、思想各类话语都具有既交叉又分划的性质，为了对此类语义模糊话语进行较细密的分析，符号学的语义辨析功能遂愈加显得重要无比，虽然我发现国际同行已经在学术职场化环境内纷纷依重不同学科学派以求职场成功为其治学方向，因而（特别是不善精细思维的实用主义和行为主义各派）多未遵从此一符号学语义辨析本质来发展其学术。关于我如何借助国际符号学机制进行双向批评性思考（促进国内新知新学新理认知和激发西方同行的跨学科跨文化认识论革新）的经历，则是一个重大的话题，希望未来有机会再加以回顾吧。
【注】因明日本人要去诊所拔掉多颗牙齿以便安装新假牙（以前都在北京诊所匆匆定做）。作为三高患者，又如此高龄，不知风险如何。手边进行的长篇学术经历回顾分析文，是否可陆续顺利进行，对此实无法预知，遂突然想到不如先用此类短篇回忆文，来表达自己学术思想形成的一些片段过程。2024-4-25于湾区（时当美国常春藤诸高校大批学生正在占领校园，并遭逮捕，颇有68年复来之势！和这些青年学子能够进行理性讨论吗？青年人到底懂得多少社会现实呢？） 回顾1977年我的学术思考
1977这个年头是中国当代史发生断裂式改变的大转折年，也是我个人生涯逆转之年，这一年我已到了41岁。这一年我的所思所想为何呢？对于一贯将个人精神追求与现实状态加以脱钩的我来说，只希望自己当前“苟且的”生活状态得以延续，以便有时间继续“读书自娱”即可，根本想不到个人未来命运一类问题。毕竟文革10年过去了，日子不至于再坏下去吧。这一年夏初由江浙返京后，时在北京电影学院资料室工作的姐夫周传基找我，问我是否愿意为他选编的国外电影理论资料集（油印版）翻译理论性文章，因他知道我在家私自阅读现代西方哲学读物，也许我可承担理论性文字翻译。因为十多年的资讯隔离后，电影研究界突然发现西方电影理论刊物的写作风格大变，都是一些过于抽象的表述，而当时的国内资深研究人员多出身于老英语系，加以长期不接触国外理论读物，所以难以掌握理论细节。为此他借给我学校集体借书证，我持此证件即被允许进入北京图书馆。当暌违十年后重新进入我曾在那里独立自学6-7年时光的“精神圣殿”后，眼前为之一亮，从新图书展示厅和新书目录中似乎发现了全新的精神世界：现当代西方人文科学理论世界。其风格主要表现为跨学科性和理论性，此一方向性革新非常符合我多年来自己探寻的对新知识论的期盼，这就是：追求人文学术认知中的经验因果分析细密性和理论概括适切性。这两点恰恰是西方古典哲学和古典理论所欠缺者。因自50年代末开始，在比较现代思维和古典思维异同时，我之所以从十九世纪文学文化进入到现代哲学文化而不是还原到希腊-德国古典哲学文化，即因出于追求因果分析与逻辑分析的精密性提升的需要。其中首先关系到现代人文科学语词选配的适当性问题。在进入北图之后，多年来研习的各种外语阅读能力立即发生了作用。现代西方哲学知识的准备和多种外语的结合，使我可立即进入当代西方各域的理论表述。那时的想法是这样：一方面完成北影译文的工作，一方面迅速外借国外各类综述性当前理论前沿书籍，日夜间读，因不知此外借证何时会被取回，所以要抢先纵览一遍国际人文理论大势。在研读和翻译电影理论时，在诸多理论背景知识中最为突出的就是符号学和结构主义。除此之外，最为相关的是现象学和解释学，并涉及哲学、心理学、精神分析学、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语言学等各学科。几个月下来后，看到社会上的意识形态控制趋缓，我遂立即选定一部列入1974年美国认识论丛书的比利时《结构主义》加以翻译，打算向文革前有所接触的商务印书馆投稿。在数十本各国讨论结构主义的书中选中布洛克曼这本，乃因其视野和框架含括哲学，语言学，文学理论，政治意识形态。其中最主要的是其展现了与中国学界那时较为熟悉的现代英美经验主义的文学批评的不同风格，其美学思维方向也完全不同于当时学界熟悉的（大而无当的）古典哲学美学的风格。这部一开始（1980）就印行了数万本的小册子，要到10年后文学界才对其略微有所消化。因其思维方式不仅不同于英美（百年来中国留学生多来自英美），也不同于5-6十年代大陆已经（受到当时西欧左翼思潮泛滥的影响）略知的法国萨特存在主义等的政治意识形态类文学潮流。我之所以一开始就注意到罗兰巴尔特，就是因为他的文学思想可成为萨特的理论对立面。战后法国文学思潮曾时风靡世界，特别是在美国校园里，其中的政治性意涵明显地与当前人文科学性理论要求不合，所制造的战后西方左翼思想界，也令当时的我深感不安。现在回顾，我那时的理论性感觉已然朝向广义“政教分离”及其分支“经验与遐想分离”的区隔方向，这 两方面不可混为一谈。这样的理论感觉也与我十年文革间观察到的文斗武斗大混乱体验一致。对于百分之百与“文革”无染的我这位“看山看水自由身”来说，文革当然是在有组织的操纵下的愚民游戏。这条控制着大好河山的政治生态线，自然与精神世界无关，我们当然地生存于两条虽显性交叉却隐性平行的历史河流中。本论语“君子素其位而行之”原则，所可关心与实践者当然只在隐性的精神世界。所以当新时期伊始，不断涌出控诉、批判文革及极左运动的社会大反省时期，本着同一生活态度，我当然也是绝不介入，而是抓紧难得时机朝向如何恢复民族精神生命的方向，从头做起，不是向后看，而是必须向前看。
《结构主义》以及我在进入单位后从事的各种引介新知新学新理活动，恰恰与官方也在引导的理论思想开放政策一致，其直接效果就是摆脱列-斯教条主义，首先是由斯大林重新定位的哲学教条主义。当我陪同杜老参加北大外哲所召开的哲学理论研讨会时，我当然意识到参会的理论局负责人，北大老教授，党内开明派学者，以及北大和社科院两处中年学者们，人人都在一起努力，意在“破除迷信”，首先即试探性地瓦解列宁的哲学教条紧箍咒。我作为新近工作者自然也参与了由杜老、北大和现代外国哲学室等承担的各种外国思想理论开禁作为（以前多有相关回顾文），但我和大家的想法并不相同。在我看来，大家都是将“思想”与“政治”混为一谈，打算用思想改造政治。（作为杜老的助理，深悉老干部一代都是抱着相当乐观的态度。杜老曾对我幽默地说“童话中的妖怪已经出瓶了，回不去了”）而我那时却已明确意识到，不仅政教要分析，理论思想与政治现实也应该分离。所以在其后整个所谓“思想解放的80年代”中，虽然我照旧仔细体察社会政治变迁实态，却完全不曾卷入大批右派人士翻案后率先涉及的各种文革及极左批判热潮。也就是，我将那个时期的所谓思想解放，所谓理论解放等等都看作是一种政治现象，而非人文科学现象。二者的展开逻辑并不相同（那时的“感觉”成为我后来从事的历史双轨论研究的经验性基础之一）。我所关注的是如何为中华民族精神现代化发展提出方向性、方法性的学术准备。我们必须从头做起，甚至白手起家，因为文革十年将青少年一代的基本教育彻底荒废，而学术与思想完全被文革极左政治裹胁，广大知识青年毫无古今中外人文基本知识。此一现象当然是当局和大家所共同关心并通过开放政策正在加以改进的。如何为青年“知识补课”以及如何“批判过去”都是一个政治性课题，与我没有关系。新时期开始后，我们根本不知道开放性政策的持续性如何，所以只能抓紧时机先将事关民族及人类精神文化发展的思想大方向问题呈现出来。也就是设法在“务虚的”层次上展示人文学术认识论轮廓，瓦解两岸自民国以来人文学术界残留的保守势力和买办思想。由于自己的广义“政教分离”认识论实践观立场，我的直接负面理论参照物倒不是几十年的极左思潮，而是促成极左思潮产生的民国时期中国思想现代化中的优缺点。（所以我与后来国内那些一味倡导返归民国时期的中文系朋友不同）此一反省态度，又自然地与对再前帝王时期的学术思想状态相连接。这些民族思想史应该与全世界现代人文科学思想有意义的汇通，不能将之含含混混归类为“传统文化”而照单全收。（所以我与80年代将王国维、陈寅恪、钱钟书等作为新楷模的学术主流，态度并不相同，他们的共同学术倾向即沿自考据学传统的非理论性。这一学术主流具有明显意识形态理由，因当局在谨慎放宽理论思考界限的同时，生怕直接触及基本哲学理论问题。所以当时所倡导的学术典范都是非理论性方向的，难怪后来更由书法家和古文字学家来最安全地作为中国人文界之学术代表。）为此，我们必须重新深入研究现当代西方社会人文科学，攻坚其核心部分，朝向于人文科学理论前沿。在此想法下，虽然在理论普及的层面上，我设法将各学科的理论发展一一引介，但当时心中最高的愿望是将现代西方理论中最重要、百年来国内留洋学者加以忽略的经典翻译过来。这在当时出版上已经有了可能，而我首先将胡塞尔《通论》翻译出来的直接动机，是让国内学者们意识到，现代理论思维的细密化状态，以阻拦其后任何欲借理论话语忽悠国人的企图。而在理论性普及层次上的工作，则是以结构主义符号学为框架展现人文话语内科学性思维的样貌。
从80年代开始有了工资和有限稿酬，也自然地开始购置正在陆续出版的中国古籍。虽然那时集中于西方思想研究工作，但按照我的学术战略观，中西学术思想全面汇通是未来不仅是中国的而且是人类的人文科学现代化发展所必需的精神文明发展阶段（而这个阶段绝对不能由国际汉学界或比较文学界加以引导，因为二者都欠缺对现当代西方哲学理论的知识）。这当然意味着自己对各类国粹派的返古思潮方向不以为然。（后来对港台系统的各类国学研究局限性的批评，纯粹是从现代认识论立场提出的，而他们的国学经验主义与西方古代哲学的“实用主义式混谈方式”，在我看来是未来中国学术现代化发展的严重认识论阻力。因为他们对现代西方理论大多是浅尝辄止，却人人染就一身“儒家”的自大狂毛病。其依古自重生活实践观完全违背孔孟人生观，他们对于国际社会现实、学术理论发展、世界文化大势，均略有了解就仅根据自身民族历史的博大精深来进行自我陶醉，完全违背着仁学的“察其所安”的自反态度）。
纯粹出于偶然，一部小册子翻译，一张借书卡，十多年来未深入入任何专业的独立学术实践，以及遇到曾经秦城坐牢多年的杜任之先生，个人一生的命运得以彻底改变；这也是自己开始系统研习学术理论的开始。也由于坚守“隔离原则”，对于社会现实的巨大波动不敢怀有任何一厢情愿想法。所以在二度出国之前，先将《通论》译稿复印件存于北京朋友处，以便风向有变时得以设法保护译稿。这就是在“风波”突然到来之际决定首先将该译稿先交予台湾出版社出版的缘由。回顾个人跨学科思考的兴趣，其实涉及方方面面，越来越发觉社会、文化、历史、学术、思想各类话语都具有既交叉又分划的性质，为了对此类语义模糊话语进行较细密的分析，符号学的语义辨析功能遂愈加显得重要无比，虽然我发现国际同行已经在学术职场化环境内纷纷依重不同学科学派以求职场成功为其治学方向，因而（特别是不善精细思维的实用主义和行为主义各派）多未遵从此一符号学语义辨析本质来发展其学术。关于我如何借助国际符号学机制进行双向批评性思考（促进国内新知新学新理认知和激发西方同行的跨学科跨文化认识论革新）的经历，则是一个重大的话题，希望未来有机会再加以回顾吧。
【注】因明日本人要去诊所拔掉多颗牙齿以便安装新假牙（以前都在北京诊所匆匆定做）。作为三高患者，又如此高龄，不知风险如何。手边进行的长篇学术经历回顾分析文，是否可陆续顺利进行，对此实无法预知，遂突然想到不如先用此类短篇回忆文，来表达自己学术思想形成的一些片段过程。2024-4-25于湾区（时当美国常春藤诸高校大批学生正在占领校园，并遭逮捕，颇有68年复来之势！和这些青年学子能够进行理性讨论吗？青年人到底懂得多少社会现实呢？） 回顾1977年我的学术思考
1977这个年头是中国当代史发生断裂式改变的大转折年，也是我个人生涯逆转之年，这一年我已到了41岁。这一年我的所思所想为何呢？对于一贯将个人精神追求与现实状态加以脱钩的我来说，只希望自己当前“苟且的”生活状态得以延续，以便有时间继续“读书自娱”即可，根本想不到个人未来命运一类问题。毕竟文革10年过去了，日子不至于再坏下去吧。这一年夏初由江浙返京后，时在北京电影学院资料室工作的姐夫周传基找我，问我是否愿意为他选编的国外电影理论资料集（油印版）翻译理论性文章，因他知道我在家私自阅读现代西方哲学读物，也许我可承担理论性文字翻译。因为十多年的资讯隔离后，电影研究界突然发现西方电影理论刊物的写作风格大变，都是一些过于抽象的表述，而当时的国内资深研究人员多出身于老英语系，加以长期不接触国外理论读物，所以难以掌握理论细节。为此他借给我学校集体借书证，我持此证件即被允许进入北京图书馆。当暌违十年后重新进入我曾在那里独立自学6-7年时光的“精神圣殿”后，眼前为之一亮，从新图书展示厅和新书目录中似乎发现了全新的精神世界：现当代西方人文科学理论世界。其风格主要表现为跨学科性和理论性，此一方向性革新非常符合我多年来自己探寻的对新知识论的期盼，这就是：追求人文学术认知中的经验因果分析细密性和理论概括适切性。这两点恰恰是西方古典哲学和古典理论所欠缺者。因自50年代末开始，在比较现代思维和古典思维异同时，我之所以从十九世纪文学文化进入到现代哲学文化而不是还原到希腊-德国古典哲学文化，即因出于追求因果分析与逻辑分析的精密性提升的需要。其中首先关系到现代人文科学语词选配的适当性问题。在进入北图之后，多年来研习的各种外语阅读能力立即发生了作用。现代西方哲学知识的准备和多种外语的结合，使我可立即进入当代西方各域的理论表述。那时的想法是这样：一方面完成北影译文的工作，一方面迅速外借国外各类综述性当前理论前沿书籍，日夜间读，因不知此外借证何时会被取回，所以要抢先纵览一遍国际人文理论大势。在研读和翻译电影理论时，在诸多理论背景知识中最为突出的就是符号学和结构主义。除此之外，最为相关的是现象学和解释学，并涉及哲学、心理学、精神分析学、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语言学等各学科。几个月下来后，看到社会上的意识形态控制趋缓，我遂立即选定一部列入1974年美国认识论丛书的比利时《结构主义》加以翻译，打算向文革前有所接触的商务印书馆投稿。在数十本各国讨论结构主义的书中选中布洛克曼这本，乃因其视野和框架含括哲学，语言学，文学理论，政治意识形态。其中最主要的是其展现了与中国学界那时较为熟悉的现代英美经验主义的文学批评的不同风格，其美学思维方向也完全不同于当时学界熟悉的（大而无当的）古典哲学美学的风格。这部一开始（1980）就印行了数万本的小册子，要到10年后文学界才对其略微有所消化。因其思维方式不仅不同于英美（百年来中国留学生多来自英美），也不同于5-6十年代大陆已经（受到当时西欧左翼思潮泛滥的影响）略知的法国萨特存在主义等的政治意识形态类文学潮流。我之所以一开始就注意到罗兰巴尔特，就是因为他的文学思想可成为萨特的理论对立面。战后法国文学思潮曾时风靡世界，特别是在美国校园里，其中的政治性意涵明显地与当前人文科学性理论要求不合，所制造的战后西方左翼思想界，也令当时的我深感不安。现在回顾，我那时的理论性感觉已然朝向广义“政教分离”及其分支“经验与遐想分离”的区隔方向，这 两方面不可混为一谈。这样的理论感觉也与我十年文革间观察到的文斗武斗大混乱体验一致。对于百分之百与“文革”无染的我这位“看山看水自由身”来说，文革当然是在有组织的操纵下的愚民游戏。这条控制着大好河山的政治生态线，自然与精神世界无关，我们当然地生存于两条虽显性交叉却隐性平行的历史河流中。本论语“君子素其位而行之”原则，所可关心与实践者当然只在隐性的精神世界。所以当新时期伊始，不断涌出控诉、批判文革及极左运动的社会大反省时期，本着同一生活态度，我当然也是绝不介入，而是抓紧难得时机朝向如何恢复民族精神生命的方向，从头做起，不是向后看，而是必须向前看。
《结构主义》以及我在进入单位后从事的各种引介新知新学新理活动，恰恰与官方也在引导的理论思想开放政策一致，其直接效果就是摆脱列-斯教条主义，首先是由斯大林重新定位的哲学教条主义。当我陪同杜老参加北大外哲所召开的哲学理论研讨会时，我当然意识到参会的理论局负责人，北大老教授，党内开明派学者，以及北大和社科院两处中年学者们，人人都在一起努力，意在“破除迷信”，首先即试探性地瓦解列宁的哲学教条紧箍咒。我作为新近工作者自然也参与了由杜老、北大和现代外国哲学室等承担的各种外国思想理论开禁作为（以前多有相关回顾文），但我和大家的想法并不相同。在我看来，大家都是将“思想”与“政治”混为一谈，打算用思想改造政治。（作为杜老的助理，深悉老干部一代都是抱着相当乐观的态度。杜老曾对我幽默地说“童话中的妖怪已经出瓶了，回不去了”）而我那时却已明确意识到，不仅政教要分析，理论思想与政治现实也应该分离。所以在其后整个所谓“思想解放的80年代”中，虽然我照旧仔细体察社会政治变迁实态，却完全不曾卷入大批右派人士翻案后率先涉及的各种文革及极左批判热潮。也就是，我将那个时期的所谓思想解放，所谓理论解放等等都看作是一种政治现象，而非人文科学现象。二者的展开逻辑并不相同（那时的“感觉”成为我后来从事的历史双轨论研究的经验性基础之一）。我所关注的是如何为中华民族精神现代化发展提出方向性、方法性的学术准备。我们必须从头做起，甚至白手起家，因为文革十年将青少年一代的基本教育彻底荒废，而学术与思想完全被文革极左政治裹胁，广大知识青年毫无古今中外人文基本知识。此一现象当然是当局和大家所共同关心并通过开放政策正在加以改进的。如何为青年“知识补课”以及如何“批判过去”都是一个政治性课题，与我没有关系。新时期开始后，我们根本不知道开放性政策的持续性如何，所以只能抓紧时机先将事关民族及人类精神文化发展的思想大方向问题呈现出来。也就是设法在“务虚的”层次上展示人文学术认识论轮廓，瓦解两岸自民国以来人文学术界残留的保守势力和买办思想。由于自己的广义“政教分离”认识论实践观立场，我的直接负面理论参照物倒不是几十年的极左思潮，而是促成极左思潮产生的民国时期中国思想现代化中的优缺点。（所以我与后来国内那些一味倡导返归民国时期的中文系朋友不同）此一反省态度，又自然地与对再前帝王时期的学术思想状态相连接。这些民族思想史应该与全世界现代人文科学思想有意义的汇通，不能将之含含混混归类为“传统文化”而照单全收。（所以我与80年代将王国维、陈寅恪、钱钟书等作为新楷模的学术主流，态度并不相同，他们的共同学术倾向即沿自考据学传统的非理论性。这一学术主流具有明显意识形态理由，因当局在谨慎放宽理论思考界限的同时，生怕直接触及基本哲学理论问题。所以当时所倡导的学术典范都是非理论性方向的，难怪后来更由书法家和古文字学家来最安全地作为中国人文界之学术代表。）为此，我们必须重新深入研究现当代西方社会人文科学，攻坚其核心部分，朝向于人文科学理论前沿。在此想法下，虽然在理论普及的层面上，我设法将各学科的理论发展一一引介，但当时心中最高的愿望是将现代西方理论中最重要、百年来国内留洋学者加以忽略的经典翻译过来。这在当时出版上已经有了可能，而我首先将胡塞尔《通论》翻译出来的直接动机，是让国内学者们意识到，现代理论思维的细密化状态，以阻拦其后任何欲借理论话语忽悠国人的企图。而在理论性普及层次上的工作，则是以结构主义符号学为框架展现人文话语内科学性思维的样貌。
从80年代开始有了工资和有限稿酬，也自然地开始购置正在陆续出版的中国古籍。虽然那时集中于西方思想研究工作，但按照我的学术战略观，中西学术思想全面汇通是未来不仅是中国的而且是人类的人文科学现代化发展所必需的精神文明发展阶段（而这个阶段绝对不能由国际汉学界或比较文学界加以引导，因为二者都欠缺对现当代西方哲学理论的知识）。这当然意味着自己对各类国粹派的返古思潮方向不以为然。（后来对港台系统的各类国学研究局限性的批评，纯粹是从现代认识论立场提出的，而他们的国学经验主义与西方古代哲学的“实用主义式混谈方式”，在我看来是未来中国学术现代化发展的严重认识论阻力。因为他们对现代西方理论大多是浅尝辄止，却人人染就一身“儒家”的自大狂毛病。其依古自重生活实践观完全违背孔孟人生观，他们对于国际社会现实、学术理论发展、世界文化大势，均略有了解就仅根据自身民族历史的博大精深来进行自我陶醉，完全违背着仁学的“察其所安”的自反态度）。
纯粹出于偶然，一部小册子翻译，一张借书卡，十多年来未深入入任何专业的独立学术实践，以及遇到曾经秦城坐牢多年的杜任之先生，个人一生的命运得以彻底改变；这也是自己开始系统研习学术理论的开始。也由于坚守“隔离原则”，对于社会现实的巨大波动不敢怀有任何一厢情愿想法。所以在二度出国之前，先将《通论》译稿复印件存于北京朋友处，以便风向有变时得以设法保护译稿。这就是在“风波”突然到来之际决定首先将该译稿先交予台湾出版社出版的缘由。回顾个人跨学科思考的兴趣，其实涉及方方面面，越来越发觉社会、文化、历史、学术、思想各类话语都具有既交叉又分划的性质，为了对此类语义模糊话语进行较细密的分析，符号学的语义辨析功能遂愈加显得重要无比，虽然我发现国际同行已经在学术职场化环境内纷纷依重不同学科学派以求职场成功为其治学方向，因而（特别是不善精细思维的实用主义和行为主义各派）多未遵从此一符号学语义辨析本质来发展其学术。关于我如何借助国际符号学机制进行双向批评性思考（促进国内新知新学新理认知和激发西方同行的跨学科跨文化认识论革新）的经历，则是一个重大的话题，希望未来有机会再加以回顾吧。
【注】因明日本人要去诊所拔掉多颗牙齿以便安装新假牙（以前都在北京诊所匆匆定做）。作为三高患者，又如此高龄，不知风险如何。手边进行的长篇学术经历回顾分析文，是否可陆续顺利进行，对此实无法预知，遂突然想到不如先用此类短篇回忆文，来表达自己学术思想形成的一些片段过程。2024-4-25于湾区（时当美国常春藤诸高校大批学生正在占领校园，并遭逮捕，颇有68年复来之势！和这些青年学子能够进行理性讨论吗？青年人到底懂得多少社会现实呢？） 回顾1977年我的学术思考
1977这个年头是中国当代史发生断裂式改变的大转折年，也是我个人生涯逆转之年，这一年我已到了41岁。这一年我的所思所想为何呢？对于一贯将个人精神追求与现实状态加以脱钩的我来说，只希望自己当前“苟且的”生活状态得以延续，以便有时间继续“读书自娱”即可，根本想不到个人未来命运一类问题。毕竟文革10年过去了，日子不至于再坏下去吧。这一年夏初由江浙返京后，时在北京电影学院资料室工作的姐夫周传基找我，问我是否愿意为他选编的国外电影理论资料集（油印版）翻译理论性文章，因他知道我在家私自阅读现代西方哲学读物，也许我可承担理论性文字翻译。因为十多年的资讯隔离后，电影研究界突然发现西方电影理论刊物的写作风格大变，都是一些过于抽象的表述，而当时的国内资深研究人员多出身于老英语系，加以长期不接触国外理论读物，所以难以掌握理论细节。为此他借给我学校集体借书证，我持此证件即被允许进入北京图书馆。当暌违十年后重新进入我曾在那里独立自学6-7年时光的“精神圣殿”后，眼前为之一亮，从新图书展示厅和新书目录中似乎发现了全新的精神世界：现当代西方人文科学理论世界。其风格主要表现为跨学科性和理论性，此一方向性革新非常符合我多年来自己探寻的对新知识论的期盼，这就是：追求人文学术认知中的经验因果分析细密性和理论概括适切性。这两点恰恰是西方古典哲学和古典理论所欠缺者。因自50年代末开始，在比较现代思维和古典思维异同时，我之所以从十九世纪文学文化进入到现代哲学文化而不是还原到希腊-德国古典哲学文化，即因出于追求因果分析与逻辑分析的精密性提升的需要。其中首先关系到现代人文科学语词选配的适当性问题。在进入北图之后，多年来研习的各种外语阅读能力立即发生了作用。现代西方哲学知识的准备和多种外语的结合，使我可立即进入当代西方各域的理论表述。那时的想法是这样：一方面完成北影译文的工作，一方面迅速外借国外各类综述性当前理论前沿书籍，日夜间读，因不知此外借证何时会被取回，所以要抢先纵览一遍国际人文理论大势。在研读和翻译电影理论时，在诸多理论背景知识中最为突出的就是符号学和结构主义。除此之外，最为相关的是现象学和解释学，并涉及哲学、心理学、精神分析学、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语言学等各学科。几个月下来后，看到社会上的意识形态控制趋缓，我遂立即选定一部列入1974年美国认识论丛书的比利时《结构主义》加以翻译，打算向文革前有所接触的商务印书馆投稿。在数十本各国讨论结构主义的书中选中布洛克曼这本，乃因其视野和框架含括哲学，语言学，文学理论，政治意识形态。其中最主要的是其展现了与中国学界那时较为熟悉的现代英美经验主义的文学批评的不同风格，其美学思维方向也完全不同于当时学界熟悉的（大而无当的）古典哲学美学的风格。这部一开始（1980）就印行了数万本的小册子，要到10年后文学界才对其略微有所消化。因其思维方式不仅不同于英美（百年来中国留学生多来自英美），也不同于5-6十年代大陆已经（受到当时西欧左翼思潮泛滥的影响）略知的法国萨特存在主义等的政治意识形态类文学潮流。我之所以一开始就注意到罗兰巴尔特，就是因为他的文学思想可成为萨特的理论对立面。战后法国文学思潮曾时风靡世界，特别是在美国校园里，其中的政治性意涵明显地与当前人文科学性理论要求不合，所制造的战后西方左翼思想界，也令当时的我深感不安。现在回顾，我那时的理论性感觉已然朝向广义“政教分离”及其分支“经验与遐想分离”的区隔方向，这 两方面不可混为一谈。这样的理论感觉也与我十年文革间观察到的文斗武斗大混乱体验一致。对于百分之百与“文革”无染的我这位“看山看水自由身”来说，文革当然是在有组织的操纵下的愚民游戏。这条控制着大好河山的政治生态线，自然与精神世界无关，我们当然地生存于两条虽显性交叉却隐性平行的历史河流中。本论语“君子素其位而行之”原则，所可关心与实践者当然只在隐性的精神世界。所以当新时期伊始，不断涌出控诉、批判文革及极左运动的社会大反省时期，本着同一生活态度，我当然也是绝不介入，而是抓紧难得时机朝向如何恢复民族精神生命的方向，从头做起，不是向后看，而是必须向前看。
《结构主义》以及我在进入单位后从事的各种引介新知新学新理活动，恰恰与官方也在引导的理论思想开放政策一致，其直接效果就是摆脱列-斯教条主义，首先是由斯大林重新定位的哲学教条主义。当我陪同杜老参加北大外哲所召开的哲学理论研讨会时，我当然意识到参会的理论局负责人，北大老教授，党内开明派学者，以及北大和社科院两处中年学者们，人人都在一起努力，意在“破除迷信”，首先即试探性地瓦解列宁的哲学教条紧箍咒。我作为新近工作者自然也参与了由杜老、北大和现代外国哲学室等承担的各种外国思想理论开禁作为（以前多有相关回顾文），但我和大家的想法并不相同。在我看来，大家都是将“思想”与“政治”混为一谈，打算用思想改造政治。（作为杜老的助理，深悉老干部一代都是抱着相当乐观的态度。杜老曾对我幽默地说“童话中的妖怪已经出瓶了，回不去了”）而我那时却已明确意识到，不仅政教要分析，理论思想与政治现实也应该分离。所以在其后整个所谓“思想解放的80年代”中，虽然我照旧仔细体察社会政治变迁实态，却完全不曾卷入大批右派人士翻案后率先涉及的各种文革及极左批判热潮。也就是，我将那个时期的所谓思想解放，所谓理论解放等等都看作是一种政治现象，而非人文科学现象。二者的展开逻辑并不相同（那时的“感觉”成为我后来从事的历史双轨论研究的经验性基础之一）。我所关注的是如何为中华民族精神现代化发展提出方向性、方法性的学术准备。我们必须从头做起，甚至白手起家，因为文革十年将青少年一代的基本教育彻底荒废，而学术与思想完全被文革极左政治裹胁，广大知识青年毫无古今中外人文基本知识。此一现象当然是当局和大家所共同关心并通过开放政策正在加以改进的。如何为青年“知识补课”以及如何“批判过去”都是一个政治性课题，与我没有关系。新时期开始后，我们根本不知道开放性政策的持续性如何，所以只能抓紧时机先将事关民族及人类精神文化发展的思想大方向问题呈现出来。也就是设法在“务虚的”层次上展示人文学术认识论轮廓，瓦解两岸自民国以来人文学术界残留的保守势力和买办思想。由于自己的广义“政教分离”认识论实践观立场，我的直接负面理论参照物倒不是几十年的极左思潮，而是促成极左思潮产生的民国时期中国思想现代化中的优缺点。（所以我与后来国内那些一味倡导返归民国时期的中文系朋友不同）此一反省态度，又自然地与对再前帝王时期的学术思想状态相连接。这些民族思想史应该与全世界现代人文科学思想有意义的汇通，不能将之含含混混归类为“传统文化”而照单全收。（所以我与80年代将王国维、陈寅恪、钱钟书等作为新楷模的学术主流，态度并不相同，他们的共同学术倾向即沿自考据学传统的非理论性。这一学术主流具有明显意识形态理由，因当局在谨慎放宽理论思考界限的同时，生怕直接触及基本哲学理论问题。所以当时所倡导的学术典范都是非理论性方向的，难怪后来更由书法家和古文字学家来最安全地作为中国人文界之学术代表。）为此，我们必须重新深入研究现当代西方社会人文科学，攻坚其核心部分，朝向于人文科学理论前沿。在此想法下，虽然在理论普及的层面上，我设法将各学科的理论发展一一引介，但当时心中最高的愿望是将现代西方理论中最重要、百年来国内留洋学者加以忽略的经典翻译过来。这在当时出版上已经有了可能，而我首先将胡塞尔《通论》翻译出来的直接动机，是让国内学者们意识到，现代理论思维的细密化状态，以阻拦其后任何欲借理论话语忽悠国人的企图。而在理论性普及层次上的工作，则是以结构主义符号学为框架展现人文话语内科学性思维的样貌。
从80年代开始有了工资和有限稿酬，也自然地开始购置正在陆续出版的中国古籍。虽然那时集中于西方思想研究工作，但按照我的学术战略观，中西学术思想全面汇通是未来不仅是中国的而且是人类的人文科学现代化发展所必需的精神文明发展阶段（而这个阶段绝对不能由国际汉学界或比较文学界加以引导，因为二者都欠缺对现当代西方哲学理论的知识）。这当然意味着自己对各类国粹派的返古思潮方向不以为然。（后来对港台系统的各类国学研究局限性的批评，纯粹是从现代认识论立场提出的，而他们的国学经验主义与西方古代哲学的“实用主义式混谈方式”，在我看来是未来中国学术现代化发展的严重认识论阻力。因为他们对现代西方理论大多是浅尝辄止，却人人染就一身“儒家”的自大狂毛病。其依古自重生活实践观完全违背孔孟人生观，他们对于国际社会现实、学术理论发展、世界文化大势，均略有了解就仅根据自身民族历史的博大精深来进行自我陶醉，完全违背着仁学的“察其所安”的自反态度）。
纯粹出于偶然，一部小册子翻译，一张借书卡，十多年来未深入入任何专业的独立学术实践，以及遇到曾经秦城坐牢多年的杜任之先生，个人一生的命运得以彻底改变；这也是自己开始系统研习学术理论的开始。也由于坚守“隔离原则”，对于社会现实的巨大波动不敢怀有任何一厢情愿想法。所以在二度出国之前，先将《通论》译稿复印件存于北京朋友处，以便风向有变时得以设法保护译稿。这就是在“风波”突然到来之际决定首先将该译稿先交予台湾出版社出版的缘由。回顾个人跨学科思考的兴趣，其实涉及方方面面，越来越发觉社会、文化、历史、学术、思想各类话语都具有既交叉又分划的性质，为了对此类语义模糊话语进行较细密的分析，符号学的语义辨析功能遂愈加显得重要无比，虽然我发现国际同行已经在学术职场化环境内纷纷依重不同学科学派以求职场成功为其治学方向，因而（特别是不善精细思维的实用主义和行为主义各派）多未遵从此一符号学语义辨析本质来发展其学术。关于我如何借助国际符号学机制进行双向批评性思考（促进国内新知新学新理认知和激发西方同行的跨学科跨文化认识论革新）的经历，则是一个重大的话题，希望未来有机会再加以回顾吧。
【注】因明日本人要去诊所拔掉多颗牙齿以便安装新假牙（以前都在北京诊所匆匆定做）。作为三高患者，又如此高龄，不知风险如何。手边进行的长篇学术经历回顾分析文，是否可陆续顺利进行，对此实无法预知，遂突然想到不如先用此类短篇回忆文，来表达自己学术思想形成的一些片段过程。2024-4-25于湾区（时当美国常春藤诸高校大批学生正在占领校园，并遭逮捕，颇有68年复来之势！和这些青年学子能够进行理性讨论吗？青年人到底懂得多少社会现实呢？） 回顾1977年我的学术思考
1977这个年头是中国当代史发生断裂式改变的大转折年，也是我个人生涯逆转之年，这一年我已到了41岁。这一年我的所思所想为何呢？对于一贯将个人精神追求与现实状态加以脱钩的我来说，只希望自己当前“苟且的”生活状态得以延续，以便有时间继续“读书自娱”即可，根本想不到个人未来命运一类问题。毕竟文革10年过去了，日子不至于再坏下去吧。这一年夏初由江浙返京后，时在北京电影学院资料室工作的姐夫周传基找我，问我是否愿意为他选编的国外电影理论资料集（油印版）翻译理论性文章，因他知道我在家私自阅读现代西方哲学读物，也许我可承担理论性文字翻译。因为十多年的资讯隔离后，电影研究界突然发现西方电影理论刊物的写作风格大变，都是一些过于抽象的表述，而当时的国内资深研究人员多出身于老英语系，加以长期不接触国外理论读物，所以难以掌握理论细节。为此他借给我学校集体借书证，我持此证件即被允许进入北京图书馆。当暌违十年后重新进入我曾在那里独立自学6-7年时光的“精神圣殿”后，眼前为之一亮，从新图书展示厅和新书目录中似乎发现了全新的精神世界：现当代西方人文科学理论世界。其风格主要表现为跨学科性和理论性，此一方向性革新非常符合我多年来自己探寻的对新知识论的期盼，这就是：追求人文学术认知中的经验因果分析细密性和理论概括适切性。这两点恰恰是西方古典哲学和古典理论所欠缺者。因自50年代末开始，在比较现代思维和古典思维异同时，我之所以从十九世纪文学文化进入到现代哲学文化而不是还原到希腊-德国古典哲学文化，即因出于追求因果分析与逻辑分析的精密性提升的需要。其中首先关系到现代人文科学语词选配的适当性问题。在进入北图之后，多年来研习的各种外语阅读能力立即发生了作用。现代西方哲学知识的准备和多种外语的结合，使我可立即进入当代西方各域的理论表述。那时的想法是这样：一方面完成北影译文的工作，一方面迅速外借国外各类综述性当前理论前沿书籍，日夜间读，因不知此外借证何时会被取回，所以要抢先纵览一遍国际人文理论大势。在研读和翻译电影理论时，在诸多理论背景知识中最为突出的就是符号学和结构主义。除此之外，最为相关的是现象学和解释学，并涉及哲学、心理学、精神分析学、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语言学等各学科。几个月下来后，看到社会上的意识形态控制趋缓，我遂立即选定一部列入1974年美国认识论丛书的比利时《结构主义》加以翻译，打算向文革前有所接触的商务印书馆投稿。在数十本各国讨论结构主义的书中选中布洛克曼这本，乃因其视野和框架含括哲学，语言学，文学理论，政治意识形态。其中最主要的是其展现了与中国学界那时较为熟悉的现代英美经验主义的文学批评的不同风格，其美学思维方向也完全不同于当时学界熟悉的（大而无当的）古典哲学美学的风格。这部一开始（1980）就印行了数万本的小册子，要到10年后文学界才对其略微有所消化。因其思维方式不仅不同于英美（百年来中国留学生多来自英美），也不同于5-6十年代大陆已经（受到当时西欧左翼思潮泛滥的影响）略知的法国萨特存在主义等的政治意识形态类文学潮流。我之所以一开始就注意到罗兰巴尔特，就是因为他的文学思想可成为萨特的理论对立面。战后法国文学思潮曾时风靡世界，特别是在美国校园里，其中的政治性意涵明显地与当前人文科学性理论要求不合，所制造的战后西方左翼思想界，也令当时的我深感不安。现在回顾，我那时的理论性感觉已然朝向广义“政教分离”及其分支“经验与遐想分离”的区隔方向，这 两方面不可混为一谈。这样的理论感觉也与我十年文革间观察到的文斗武斗大混乱体验一致。对于百分之百与“文革”无染的我这位“看山看水自由身”来说，文革当然是在有组织的操纵下的愚民游戏。这条控制着大好河山的政治生态线，自然与精神世界无关，我们当然地生存于两条虽显性交叉却隐性平行的历史河流中。本论语“君子素其位而行之”原则，所可关心与实践者当然只在隐性的精神世界。所以当新时期伊始，不断涌出控诉、批判文革及极左运动的社会大反省时期，本着同一生活态度，我当然也是绝不介入，而是抓紧难得时机朝向如何恢复民族精神生命的方向，从头做起，不是向后看，而是必须向前看。
《结构主义》以及我在进入单位后从事的各种引介新知新学新理活动，恰恰与官方也在引导的理论思想开放政策一致，其直接效果就是摆脱列-斯教条主义，首先是由斯大林重新定位的哲学教条主义。当我陪同杜老参加北大外哲所召开的哲学理论研讨会时，我当然意识到参会的理论局负责人，北大老教授，党内开明派学者，以及北大和社科院两处中年学者们，人人都在一起努力，意在“破除迷信”，首先即试探性地瓦解列宁的哲学教条紧箍咒。我作为新近工作者自然也参与了由杜老、北大和现代外国哲学室等承担的各种外国思想理论开禁作为（以前多有相关回顾文），但我和大家的想法并不相同。在我看来，大家都是将“思想”与“政治”混为一谈，打算用思想改造政治。（作为杜老的助理，深悉老干部一代都是抱着相当乐观的态度。杜老曾对我幽默地说“童话中的妖怪已经出瓶了，回不去了”）而我那时却已明确意识到，不仅政教要分析，理论思想与政治现实也应该分离。所以在其后整个所谓“思想解放的80年代”中，虽然我照旧仔细体察社会政治变迁实态，却完全不曾卷入大批右派人士翻案后率先涉及的各种文革及极左批判热潮。也就是，我将那个时期的所谓思想解放，所谓理论解放等等都看作是一种政治现象，而非人文科学现象。二者的展开逻辑并不相同（那时的“感觉”成为我后来从事的历史双轨论研究的经验性基础之一）。我所关注的是如何为中华民族精神现代化发展提出方向性、方法性的学术准备。我们必须从头做起，甚至白手起家，因为文革十年将青少年一代的基本教育彻底荒废，而学术与思想完全被文革极左政治裹胁，广大知识青年毫无古今中外人文基本知识。此一现象当然是当局和大家所共同关心并通过开放政策正在加以改进的。如何为青年“知识补课”以及如何“批判过去”都是一个政治性课题，与我没有关系。新时期开始后，我们根本不知道开放性政策的持续性如何，所以只能抓紧时机先将事关民族及人类精神文化发展的思想大方向问题呈现出来。也就是设法在“务虚的”层次上展示人文学术认识论轮廓，瓦解两岸自民国以来人文学术界残留的保守势力和买办思想。由于自己的广义“政教分离”认识论实践观立场，我的直接负面理论参照物倒不是几十年的极左思潮，而是促成极左思潮产生的民国时期中国思想现代化中的优缺点。（所以我与后来国内那些一味倡导返归民国时期的中文系朋友不同）此一反省态度，又自然地与对再前帝王时期的学术思想状态相连接。这些民族思想史应该与全世界现代人文科学思想有意义的汇通，不能将之含含混混归类为“传统文化”而照单全收。（所以我与80年代将王国维、陈寅恪、钱钟书等作为新楷模的学术主流，态度并不相同，他们的共同学术倾向即沿自考据学传统的非理论性。这一学术主流具有明显意识形态理由，因当局在谨慎放宽理论思考界限的同时，生怕直接触及基本哲学理论问题。所以当时所倡导的学术典范都是非理论性方向的，难怪后来更由书法家和古文字学家来最安全地作为中国人文界之学术代表。）为此，我们必须重新深入研究现当代西方社会人文科学，攻坚其核心部分，朝向于人文科学理论前沿。在此想法下，虽然在理论普及的层面上，我设法将各学科的理论发展一一引介，但当时心中最高的愿望是将现代西方理论中最重要、百年来国内留洋学者加以忽略的经典翻译过来。这在当时出版上已经有了可能，而我首先将胡塞尔《通论》翻译出来的直接动机，是让国内学者们意识到，现代理论思维的细密化状态，以阻拦其后任何欲借理论话语忽悠国人的企图。而在理论性普及层次上的工作，则是以结构主义符号学为框架展现人文话语内科学性思维的样貌。
从80年代开始有了工资和有限稿酬，也自然地开始购置正在陆续出版的中国古籍。虽然那时集中于西方思想研究工作，但按照我的学术战略观，中西学术思想全面汇通是未来不仅是中国的而且是人类的人文科学现代化发展所必需的精神文明发展阶段（而这个阶段绝对不能由国际汉学界或比较文学界加以引导，因为二者都欠缺对现当代西方哲学理论的知识）。这当然意味着自己对各类国粹派的返古思潮方向不以为然。（后来对港台系统的各类国学研究局限性的批评，纯粹是从现代认识论立场提出的，而他们的国学经验主义与西方古代哲学的“实用主义式混谈方式”，在我看来是未来中国学术现代化发展的严重认识论阻力。因为他们对现代西方理论大多是浅尝辄止，却人人染就一身“儒家”的自大狂毛病。其依古自重生活实践观完全违背孔孟人生观，他们对于国际社会现实、学术理论发展、世界文化大势，均略有了解就仅根据自身民族历史的博大精深来进行自我陶醉，完全违背着仁学的“察其所安”的自反态度）。
纯粹出于偶然，一部小册子翻译，一张借书卡，十多年来未深入入任何专业的独立学术实践，以及遇到曾经秦城坐牢多年的杜任之先生，个人一生的命运得以彻底改变；这也是自己开始系统研习学术理论的开始。也由于坚守“隔离原则”，对于社会现实的巨大波动不敢怀有任何一厢情愿想法。所以在二度出国之前，先将《通论》译稿复印件存于北京朋友处，以便风向有变时得以设法保护译稿。这就是在“风波”突然到来之际决定首先将该译稿先交予台湾出版社出版的缘由。回顾个人跨学科思考的兴趣，其实涉及方方面面，越来越发觉社会、文化、历史、学术、思想各类话语都具有既交叉又分划的性质，为了对此类语义模糊话语进行较细密的分析，符号学的语义辨析功能遂愈加显得重要无比，虽然我发现国际同行已经在学术职场化环境内纷纷依重不同学科学派以求职场成功为其治学方向，因而（特别是不善精细思维的实用主义和行为主义各派）多未遵从此一符号学语义辨析本质来发展其学术。关于我如何借助国际符号学机制进行双向批评性思考（促进国内新知新学新理认知和激发西方同行的跨学科跨文化认识论革新）的经历，则是一个重大的话题，希望未来有机会再加以回顾吧。
【注】因明日本人要去诊所拔掉多颗牙齿以便安装新假牙（以前都在北京诊所匆匆定做）。作为三高患者，又如此高龄，不知风险如何。手边进行的长篇学术经历回顾分析文，是否可陆续顺利进行，对此实无法预知，遂突然想到不如先用此类短篇回忆文，来表达自己学术思想形成的一些片段过程。2024-4-25于湾区（时当美国常春藤诸高校大批学生正在占领校园，并遭逮捕，颇有68年复来之势！和这些青年学子能够进行理性讨论吗？青年人到底懂得多少社会现实呢？） 回顾1977年我的学术思考
1977这个年头是中国当代史发生断裂式改变的大转折年，也是我个人生涯逆转之年，这一年我已到了41岁。这一年我的所思所想为何呢？对于一贯将个人精神追求与现实状态加以脱钩的我来说，只希望自己当前“苟且的”生活状态得以延续，以便有时间继续“读书自娱”即可，根本想不到个人未来命运一类问题。毕竟文革10年过去了，日子不至于再坏下去吧。这一年夏初由江浙返京后，时在北京电影学院资料室工作的姐夫周传基找我，问我是否愿意为他选编的国外电影理论资料集（油印版）翻译理论性文章，因他知道我在家私自阅读现代西方哲学读物，也许我可承担理论性文字翻译。因为十多年的资讯隔离后，电影研究界突然发现西方电影理论刊物的写作风格大变，都是一些过于抽象的表述，而当时的国内资深研究人员多出身于老英语系，加以长期不接触国外理论读物，所以难以掌握理论细节。为此他借给我学校集体借书证，我持此证件即被允许进入北京图书馆。当暌违十年后重新进入我曾在那里独立自学6-7年时光的“精神圣殿”后，眼前为之一亮，从新图书展示厅和新书目录中似乎发现了全新的精神世界：现当代西方人文科学理论世界。其风格主要表现为跨学科性和理论性，此一方向性革新非常符合我多年来自己探寻的对新知识论的期盼，这就是：追求人文学术认知中的经验因果分析细密性和理论概括适切性。这两点恰恰是西方古典哲学和古典理论所欠缺者。因自50年代末开始，在比较现代思维和古典思维异同时，我之所以从十九世纪文学文化进入到现代哲学文化而不是还原到希腊-德国古典哲学文化，即因出于追求因果分析与逻辑分析的精密性提升的需要。其中首先关系到现代人文科学语词选配的适当性问题。在进入北图之后，多年来研习的各种外语阅读能力立即发生了作用。现代西方哲学知识的准备和多种外语的结合，使我可立即进入当代西方各域的理论表述。那时的想法是这样：一方面完成北影译文的工作，一方面迅速外借国外各类综述性当前理论前沿书籍，日夜间读，因不知此外借证何时会被取回，所以要抢先纵览一遍国际人文理论大势。在研读和翻译电影理论时，在诸多理论背景知识中最为突出的就是符号学和结构主义。除此之外，最为相关的是现象学和解释学，并涉及哲学、心理学、精神分析学、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语言学等各学科。几个月下来后，看到社会上的意识形态控制趋缓，我遂立即选定一部列入1974年美国认识论丛书的比利时《结构主义》加以翻译，打算向文革前有所接触的商务印书馆投稿。在数十本各国讨论结构主义的书中选中布洛克曼这本，乃因其视野和框架含括哲学，语言学，文学理论，政治意识形态。其中最主要的是其展现了与中国学界那时较为熟悉的现代英美经验主义的文学批评的不同风格，其美学思维方向也完全不同于当时学界熟悉的（大而无当的）古典哲学美学的风格。这部一开始（1980）就印行了数万本的小册子，要到10年后文学界才对其略微有所消化。因其思维方式不仅不同于英美（百年来中国留学生多来自英美），也不同于5-6十年代大陆已经（受到当时西欧左翼思潮泛滥的影响）略知的法国萨特存在主义等的政治意识形态类文学潮流。我之所以一开始就注意到罗兰巴尔特，就是因为他的文学思想可成为萨特的理论对立面。战后法国文学思潮曾时风靡世界，特别是在美国校园里，其中的政治性意涵明显地与当前人文科学性理论要求不合，所制造的战后西方左翼思想界，也令当时的我深感不安。现在回顾，我那时的理论性感觉已然朝向广义“政教分离”及其分支“经验与遐想分离”的区隔方向，这 两方面不可混为一谈。这样的理论感觉也与我十年文革间观察到的文斗武斗大混乱体验一致。对于百分之百与“文革”无染的我这位“看山看水自由身”来说，文革当然是在有组织的操纵下的愚民游戏。这条控制着大好河山的政治生态线，自然与精神世界无关，我们当然地生存于两条虽显性交叉却隐性平行的历史河流中。本论语“君子素其位而行之”原则，所可关心与实践者当然只在隐性的精神世界。所以当新时期伊始，不断涌出控诉、批判文革及极左运动的社会大反省时期，本着同一生活态度，我当然也是绝不介入，而是抓紧难得时机朝向如何恢复民族精神生命的方向，从头做起，不是向后看，而是必须向前看。
《结构主义》以及我在进入单位后从事的各种引介新知新学新理活动，恰恰与官方也在引导的理论思想开放政策一致，其直接效果就是摆脱列-斯教条主义，首先是由斯大林重新定位的哲学教条主义。当我陪同杜老参加北大外哲所召开的哲学理论研讨会时，我当然意识到参会的理论局负责人，北大老教授，党内开明派学者，以及北大和社科院两处中年学者们，人人都在一起努力，意在“破除迷信”，首先即试探性地瓦解列宁的哲学教条紧箍咒。我作为新近工作者自然也参与了由杜老、北大和现代外国哲学室等承担的各种外国思想理论开禁作为（以前多有相关回顾文），但我和大家的想法并不相同。在我看来，大家都是将“思想”与“政治”混为一谈，打算用思想改造政治。（作为杜老的助理，深悉老干部一代都是抱着相当乐观的态度。杜老曾对我幽默地说“童话中的妖怪已经出瓶了，回不去了”）而我那时却已明确意识到，不仅政教要分析，理论思想与政治现实也应该分离。所以在其后整个所谓“思想解放的80年代”中，虽然我照旧仔细体察社会政治变迁实态，却完全不曾卷入大批右派人士翻案后率先涉及的各种文革及极左批判热潮。也就是，我将那个时期的所谓思想解放，所谓理论解放等等都看作是一种政治现象，而非人文科学现象。二者的展开逻辑并不相同（那时的“感觉”成为我后来从事的历史双轨论研究的经验性基础之一）。我所关注的是如何为中华民族精神现代化发展提出方向性、方法性的学术准备。我们必须从头做起，甚至白手起家，因为文革十年将青少年一代的基本教育彻底荒废，而学术与思想完全被文革极左政治裹胁，广大知识青年毫无古今中外人文基本知识。此一现象当然是当局和大家所共同关心并通过开放政策正在加以改进的。如何为青年“知识补课”以及如何“批判过去”都是一个政治性课题，与我没有关系。新时期开始后，我们根本不知道开放性政策的持续性如何，所以只能抓紧时机先将事关民族及人类精神文化发展的思想大方向问题呈现出来。也就是设法在“务虚的”层次上展示人文学术认识论轮廓，瓦解两岸自民国以来人文学术界残留的保守势力和买办思想。由于自己的广义“政教分离”认识论实践观立场，我的直接负面理论参照物倒不是几十年的极左思潮，而是促成极左思潮产生的民国时期中国思想现代化中的优缺点。（所以我与后来国内那些一味倡导返归民国时期的中文系朋友不同）此一反省态度，又自然地与对再前帝王时期的学术思想状态相连接。这些民族思想史应该与全世界现代人文科学思想有意义的汇通，不能将之含含混混归类为“传统文化”而照单全收。（所以我与80年代将王国维、陈寅恪、钱钟书等作为新楷模的学术主流，态度并不相同，他们的共同学术倾向即沿自考据学传统的非理论性。这一学术主流具有明显意识形态理由，因当局在谨慎放宽理论思考界限的同时，生怕直接触及基本哲学理论问题。所以当时所倡导的学术典范都是非理论性方向的，难怪后来更由书法家和古文字学家来最安全地作为中国人文界之学术代表。）为此，我们必须重新深入研究现当代西方社会人文科学，攻坚其核心部分，朝向于人文科学理论前沿。在此想法下，虽然在理论普及的层面上，我设法将各学科的理论发展一一引介，但当时心中最高的愿望是将现代西方理论中最重要、百年来国内留洋学者加以忽略的经典翻译过来。这在当时出版上已经有了可能，而我首先将胡塞尔《通论》翻译出来的直接动机，是让国内学者们意识到，现代理论思维的细密化状态，以阻拦其后任何欲借理论话语忽悠国人的企图。而在理论性普及层次上的工作，则是以结构主义符号学为框架展现人文话语内科学性思维的样貌。
从80年代开始有了工资和有限稿酬，也自然地开始购置正在陆续出版的中国古籍。虽然那时集中于西方思想研究工作，但按照我的学术战略观，中西学术思想全面汇通是未来不仅是中国的而且是人类的人文科学现代化发展所必需的精神文明发展阶段（而这个阶段绝对不能由国际汉学界或比较文学界加以引导，因为二者都欠缺对现当代西方哲学理论的知识）。这当然意味着自己对各类国粹派的返古思潮方向不以为然。（后来对港台系统的各类国学研究局限性的批评，纯粹是从现代认识论立场提出的，而他们的国学经验主义与西方古代哲学的“实用主义式混谈方式”，在我看来是未来中国学术现代化发展的严重认识论阻力。因为他们对现代西方理论大多是浅尝辄止，却人人染就一身“儒家”的自大狂毛病。其依古自重生活实践观完全违背孔孟人生观，他们对于国际社会现实、学术理论发展、世界文化大势，均略有了解就仅根据自身民族历史的博大精深来进行自我陶醉，完全违背着仁学的“察其所安”的自反态度）。
纯粹出于偶然，一部小册子翻译，一张借书卡，十多年来未深入入任何专业的独立学术实践，以及遇到曾经秦城坐牢多年的杜任之先生，个人一生的命运得以彻底改变；这也是自己开始系统研习学术理论的开始。也由于坚守“隔离原则”，对于社会现实的巨大波动不敢怀有任何一厢情愿想法。所以在二度出国之前，先将《通论》译稿复印件存于北京朋友处，以便风向有变时得以设法保护译稿。这就是在“风波”突然到来之际决定首先将该译稿先交予台湾出版社出版的缘由。回顾个人跨学科思考的兴趣，其实涉及方方面面，越来越发觉社会、文化、历史、学术、思想各类话语都具有既交叉又分划的性质，为了对此类语义模糊话语进行较细密的分析，符号学的语义辨析功能遂愈加显得重要无比，虽然我发现国际同行已经在学术职场化环境内纷纷依重不同学科学派以求职场成功为其治学方向，因而（特别是不善精细思维的实用主义和行为主义各派）多未遵从此一符号学语义辨析本质来发展其学术。关于我如何借助国际符号学机制进行双向批评性思考（促进国内新知新学新理认知和激发西方同行的跨学科跨文化认识论革新）的经历，则是一个重大的话题，希望未来有机会再加以回顾吧。
【注】因明日本人要去诊所拔掉多颗牙齿以便安装新假牙（以前都在北京诊所匆匆定做）。作为三高患者，又如此高龄，不知风险如何。手边进行的长篇学术经历回顾分析文，是否可陆续顺利进行，对此实无法预知，遂突然想到不如先用此类短篇回忆文，来表达自己学术思想形成的一些片段过程。2024-4-25于湾区（时当美国常春藤诸高校大批学生正在占领校园，并遭逮捕，颇有68年复来之势！和这些青年学子能够进行理性讨论吗？青年人到底懂得多少社会现实呢？） 回顾1977年我的学术思考
1977这个年头是中国当代史发生断裂式改变的大转折年，也是我个人生涯逆转之年，这一年我已到了41岁。这一年我的所思所想为何呢？对于一贯将个人精神追求与现实状态加以脱钩的我来说，只希望自己当前“苟且的”生活状态得以延续，以便有时间继续“读书自娱”即可，根本想不到个人未来命运一类问题。毕竟文革10年过去了，日子不至于再坏下去吧。这一年夏初由江浙返京后，时在北京电影学院资料室工作的姐夫周传基找我，问我是否愿意为他选编的国外电影理论资料集（油印版）翻译理论性文章，因他知道我在家私自阅读现代西方哲学读物，也许我可承担理论性文字翻译。因为十多年的资讯隔离后，电影研究界突然发现西方电影理论刊物的写作风格大变，都是一些过于抽象的表述，而当时的国内资深研究人员多出身于老英语系，加以长期不接触国外理论读物，所以难以掌握理论细节。为此他借给我学校集体借书证，我持此证件即被允许进入北京图书馆。当暌违十年后重新进入我曾在那里独立自学6-7年时光的“精神圣殿”后，眼前为之一亮，从新图书展示厅和新书目录中似乎发现了全新的精神世界：现当代西方人文科学理论世界。其风格主要表现为跨学科性和理论性，此一方向性革新非常符合我多年来自己探寻的对新知识论的期盼，这就是：追求人文学术认知中的经验因果分析细密性和理论概括适切性。这两点恰恰是西方古典哲学和古典理论所欠缺者。因自50年代末开始，在比较现代思维和古典思维异同时，我之所以从十九世纪文学文化进入到现代哲学文化而不是还原到希腊-德国古典哲学文化，即因出于追求因果分析与逻辑分析的精密性提升的需要。其中首先关系到现代人文科学语词选配的适当性问题。在进入北图之后，多年来研习的各种外语阅读能力立即发生了作用。现代西方哲学知识的准备和多种外语的结合，使我可立即进入当代西方各域的理论表述。那时的想法是这样：一方面完成北影译文的工作，一方面迅速外借国外各类综述性当前理论前沿书籍，日夜间读，因不知此外借证何时会被取回，所以要抢先纵览一遍国际人文理论大势。在研读和翻译电影理论时，在诸多理论背景知识中最为突出的就是符号学和结构主义。除此之外，最为相关的是现象学和解释学，并涉及哲学、心理学、精神分析学、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语言学等各学科。几个月下来后，看到社会上的意识形态控制趋缓，我遂立即选定一部列入1974年美国认识论丛书的比利时《结构主义》加以翻译，打算向文革前有所接触的商务印书馆投稿。在数十本各国讨论结构主义的书中选中布洛克曼这本，乃因其视野和框架含括哲学，语言学，文学理论，政治意识形态。其中最主要的是其展现了与中国学界那时较为熟悉的现代英美经验主义的文学批评的不同风格，其美学思维方向也完全不同于当时学界熟悉的（大而无当的）古典哲学美学的风格。这部一开始（1980）就印行了数万本的小册子，要到10年后文学界才对其略微有所消化。因其思维方式不仅不同于英美（百年来中国留学生多来自英美），也不同于5-6十年代大陆已经（受到当时西欧左翼思潮泛滥的影响）略知的法国萨特存在主义等的政治意识形态类文学潮流。我之所以一开始就注意到罗兰巴尔特，就是因为他的文学思想可成为萨特的理论对立面。战后法国文学思潮曾时风靡世界，特别是在美国校园里，其中的政治性意涵明显地与当前人文科学性理论要求不合，所制造的战后西方左翼思想界，也令当时的我深感不安。现在回顾，我那时的理论性感觉已然朝向广义“政教分离”及其分支“经验与遐想分离”的区隔方向，这 两方面不可混为一谈。这样的理论感觉也与我十年文革间观察到的文斗武斗大混乱体验一致。对于百分之百与“文革”无染的我这位“看山看水自由身”来说，文革当然是在有组织的操纵下的愚民游戏。这条控制着大好河山的政治生态线，自然与精神世界无关，我们当然地生存于两条虽显性交叉却隐性平行的历史河流中。本论语“君子素其位而行之”原则，所可关心与实践者当然只在隐性的精神世界。所以当新时期伊始，不断涌出控诉、批判文革及极左运动的社会大反省时期，本着同一生活态度，我当然也是绝不介入，而是抓紧难得时机朝向如何恢复民族精神生命的方向，从头做起，不是向后看，而是必须向前看。
《结构主义》以及我在进入单位后从事的各种引介新知新学新理活动，恰恰与官方也在引导的理论思想开放政策一致，其直接效果就是摆脱列-斯教条主义，首先是由斯大林重新定位的哲学教条主义。当我陪同杜老参加北大外哲所召开的哲学理论研讨会时，我当然意识到参会的理论局负责人，北大老教授，党内开明派学者，以及北大和社科院两处中年学者们，人人都在一起努力，意在“破除迷信”，首先即试探性地瓦解列宁的哲学教条紧箍咒。我作为新近工作者自然也参与了由杜老、北大和现代外国哲学室等承担的各种外国思想理论开禁作为（以前多有相关回顾文），但我和大家的想法并不相同。在我看来，大家都是将“思想”与“政治”混为一谈，打算用思想改造政治。（作为杜老的助理，深悉老干部一代都是抱着相当乐观的态度。杜老曾对我幽默地说“童话中的妖怪已经出瓶了，回不去了”）而我那时却已明确意识到，不仅政教要分析，理论思想与政治现实也应该分离。所以在其后整个所谓“思想解放的80年代”中，虽然我照旧仔细体察社会政治变迁实态，却完全不曾卷入大批右派人士翻案后率先涉及的各种文革及极左批判热潮。也就是，我将那个时期的所谓思想解放，所谓理论解放等等都看作是一种政治现象，而非人文科学现象。二者的展开逻辑并不相同（那时的“感觉”成为我后来从事的历史双轨论研究的经验性基础之一）。我所关注的是如何为中华民族精神现代化发展提出方向性、方法性的学术准备。我们必须从头做起，甚至白手起家，因为文革十年将青少年一代的基本教育彻底荒废，而学术与思想完全被文革极左政治裹胁，广大知识青年毫无古今中外人文基本知识。此一现象当然是当局和大家所共同关心并通过开放政策正在加以改进的。如何为青年“知识补课”以及如何“批判过去”都是一个政治性课题，与我没有关系。新时期开始后，我们根本不知道开放性政策的持续性如何，所以只能抓紧时机先将事关民族及人类精神文化发展的思想大方向问题呈现出来。也就是设法在“务虚的”层次上展示人文学术认识论轮廓，瓦解两岸自民国以来人文学术界残留的保守势力和买办思想。由于自己的广义“政教分离”认识论实践观立场，我的直接负面理论参照物倒不是几十年的极左思潮，而是促成极左思潮产生的民国时期中国思想现代化中的优缺点。（所以我与后来国内那些一味倡导返归民国时期的中文系朋友不同）此一反省态度，又自然地与对再前帝王时期的学术思想状态相连接。这些民族思想史应该与全世界现代人文科学思想有意义的汇通，不能将之含含混混归类为“传统文化”而照单全收。（所以我与80年代将王国维、陈寅恪、钱钟书等作为新楷模的学术主流，态度并不相同，他们的共同学术倾向即沿自考据学传统的非理论性。这一学术主流具有明显意识形态理由，因当局在谨慎放宽理论思考界限的同时，生怕直接触及基本哲学理论问题。所以当时所倡导的学术典范都是非理论性方向的，难怪后来更由书法家和古文字学家来最安全地作为中国人文界之学术代表。）为此，我们必须重新深入研究现当代西方社会人文科学，攻坚其核心部分，朝向于人文科学理论前沿。在此想法下，虽然在理论普及的层面上，我设法将各学科的理论发展一一引介，但当时心中最高的愿望是将现代西方理论中最重要、百年来国内留洋学者加以忽略的经典翻译过来。这在当时出版上已经有了可能，而我首先将胡塞尔《通论》翻译出来的直接动机，是让国内学者们意识到，现代理论思维的细密化状态，以阻拦其后任何欲借理论话语忽悠国人的企图。而在理论性普及层次上的工作，则是以结构主义符号学为框架展现人文话语内科学性思维的样貌。
从80年代开始有了工资和有限稿酬，也自然地开始购置正在陆续出版的中国古籍。虽然那时集中于西方思想研究工作，但按照我的学术战略观，中西学术思想全面汇通是未来不仅是中国的而且是人类的人文科学现代化发展所必需的精神文明发展阶段（而这个阶段绝对不能由国际汉学界或比较文学界加以引导，因为二者都欠缺对现当代西方哲学理论的知识）。这当然意味着自己对各类国粹派的返古思潮方向不以为然。（后来对港台系统的各类国学研究局限性的批评，纯粹是从现代认识论立场提出的，而他们的国学经验主义与西方古代哲学的“实用主义式混谈方式”，在我看来是未来中国学术现代化发展的严重认识论阻力。因为他们对现代西方理论大多是浅尝辄止，却人人染就一身“儒家”的自大狂毛病。其依古自重生活实践观完全违背孔孟人生观，他们对于国际社会现实、学术理论发展、世界文化大势，均略有了解就仅根据自身民族历史的博大精深来进行自我陶醉，完全违背着仁学的“察其所安”的自反态度）。
纯粹出于偶然，一部小册子翻译，一张借书卡，十多年来未深入入任何专业的独立学术实践，以及遇到曾经秦城坐牢多年的杜任之先生，个人一生的命运得以彻底改变；这也是自己开始系统研习学术理论的开始。也由于坚守“隔离原则”，对于社会现实的巨大波动不敢怀有任何一厢情愿想法。所以在二度出国之前，先将《通论》译稿复印件存于北京朋友处，以便风向有变时得以设法保护译稿。这就是在“风波”突然到来之际决定首先将该译稿先交予台湾出版社出版的缘由。回顾个人跨学科思考的兴趣，其实涉及方方面面，越来越发觉社会、文化、历史、学术、思想各类话语都具有既交叉又分划的性质，为了对此类语义模糊话语进行较细密的分析，符号学的语义辨析功能遂愈加显得重要无比，虽然我发现国际同行已经在学术职场化环境内纷纷依重不同学科学派以求职场成功为其治学方向，因而（特别是不善精细思维的实用主义和行为主义各派）多未遵从此一符号学语义辨析本质来发展其学术。关于我如何借助国际符号学机制进行双向批评性思考（促进国内新知新学新理认知和激发西方同行的跨学科跨文化认识论革新）的经历，则是一个重大的话题，希望未来有机会再加以回顾吧。
【注】因明日本人要去诊所拔掉多颗牙齿以便安装新假牙（以前都在北京诊所匆匆定做）。作为三高患者，又如此高龄，不知风险如何。手边进行的长篇学术经历回顾分析文，是否可陆续顺利进行，对此实无法预知，遂突然想到不如先用此类短篇回忆文，来表达自己学术思想形成的一些片段过程。2024-4-25于湾区（时当美国常春藤诸高校大批学生正在占领校园，并遭逮捕，颇有68年复来之势！和这些青年学子能够进行理性讨论吗？青年人到底懂得多少社会现实呢？） 回顾1977年我的学术思考
1977这个年头是中国当代史发生断裂式改变的大转折年，也是我个人生涯逆转之年，这一年我已到了41岁。这一年我的所思所想为何呢？对于一贯将个人精神追求与现实状态加以脱钩的我来说，只希望自己当前“苟且的”生活状态得以延续，以便有时间继续“读书自娱”即可，根本想不到个人未来命运一类问题。毕竟文革10年过去了，日子不至于再坏下去吧。这一年夏初由江浙返京后，时在北京电影学院资料室工作的姐夫周传基找我，问我是否愿意为他选编的国外电影理论资料集（油印版）翻译理论性文章，因他知道我在家私自阅读现代西方哲学读物，也许我可承担理论性文字翻译。因为十多年的资讯隔离后，电影研究界突然发现西方电影理论刊物的写作风格大变，都是一些过于抽象的表述，而当时的国内资深研究人员多出身于老英语系，加以长期不接触国外理论读物，所以难以掌握理论细节。为此他借给我学校集体借书证，我持此证件即被允许进入北京图书馆。当暌违十年后重新进入我曾在那里独立自学6-7年时光的“精神圣殿”后，眼前为之一亮，从新图书展示厅和新书目录中似乎发现了全新的精神世界：现当代西方人文科学理论世界。其风格主要表现为跨学科性和理论性，此一方向性革新非常符合我多年来自己探寻的对新知识论的期盼，这就是：追求人文学术认知中的经验因果分析细密性和理论概括适切性。这两点恰恰是西方古典哲学和古典理论所欠缺者。因自50年代末开始，在比较现代思维和古典思维异同时，我之所以从十九世纪文学文化进入到现代哲学文化而不是还原到希腊-德国古典哲学文化，即因出于追求因果分析与逻辑分析的精密性提升的需要。其中首先关系到现代人文科学语词选配的适当性问题。在进入北图之后，多年来研习的各种外语阅读能力立即发生了作用。现代西方哲学知识的准备和多种外语的结合，使我可立即进入当代西方各域的理论表述。那时的想法是这样：一方面完成北影译文的工作，一方面迅速外借国外各类综述性当前理论前沿书籍，日夜间读，因不知此外借证何时会被取回，所以要抢先纵览一遍国际人文理论大势。在研读和翻译电影理论时，在诸多理论背景知识中最为突出的就是符号学和结构主义。除此之外，最为相关的是现象学和解释学，并涉及哲学、心理学、精神分析学、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语言学等各学科。几个月下来后，看到社会上的意识形态控制趋缓，我遂立即选定一部列入1974年美国认识论丛书的比利时《结构主义》加以翻译，打算向文革前有所接触的商务印书馆投稿。在数十本各国讨论结构主义的书中选中布洛克曼这本，乃因其视野和框架含括哲学，语言学，文学理论，政治意识形态。其中最主要的是其展现了与中国学界那时较为熟悉的现代英美经验主义的文学批评的不同风格，其美学思维方向也完全不同于当时学界熟悉的（大而无当的）古典哲学美学的风格。这部一开始（1980）就印行了数万本的小册子，要到10年后文学界才对其略微有所消化。因其思维方式不仅不同于英美（百年来中国留学生多来自英美），也不同于5-6十年代大陆已经（受到当时西欧左翼思潮泛滥的影响）略知的法国萨特存在主义等的政治意识形态类文学潮流。我之所以一开始就注意到罗兰巴尔特，就是因为他的文学思想可成为萨特的理论对立面。战后法国文学思潮曾时风靡世界，特别是在美国校园里，其中的政治性意涵明显地与当前人文科学性理论要求不合，所制造的战后西方左翼思想界，也令当时的我深感不安。现在回顾，我那时的理论性感觉已然朝向广义“政教分离”及其分支“经验与遐想分离”的区隔方向，这 两方面不可混为一谈。这样的理论感觉也与我十年文革间观察到的文斗武斗大混乱体验一致。对于百分之百与“文革”无染的我这位“看山看水自由身”来说，文革当然是在有组织的操纵下的愚民游戏。这条控制着大好河山的政治生态线，自然与精神世界无关，我们当然地生存于两条虽显性交叉却隐性平行的历史河流中。本论语“君子素其位而行之”原则，所可关心与实践者当然只在隐性的精神世界。所以当新时期伊始，不断涌出控诉、批判文革及极左运动的社会大反省时期，本着同一生活态度，我当然也是绝不介入，而是抓紧难得时机朝向如何恢复民族精神生命的方向，从头做起，不是向后看，而是必须向前看。
《结构主义》以及我在进入单位后从事的各种引介新知新学新理活动，恰恰与官方也在引导的理论思想开放政策一致，其直接效果就是摆脱列-斯教条主义，首先是由斯大林重新定位的哲学教条主义。当我陪同杜老参加北大外哲所召开的哲学理论研讨会时，我当然意识到参会的理论局负责人，北大老教授，党内开明派学者，以及北大和社科院两处中年学者们，人人都在一起努力，意在“破除迷信”，首先即试探性地瓦解列宁的哲学教条紧箍咒。我作为新近工作者自然也参与了由杜老、北大和现代外国哲学室等承担的各种外国思想理论开禁作为（以前多有相关回顾文），但我和大家的想法并不相同。在我看来，大家都是将“思想”与“政治”混为一谈，打算用思想改造政治。（作为杜老的助理，深悉老干部一代都是抱着相当乐观的态度。杜老曾对我幽默地说“童话中的妖怪已经出瓶了，回不去了”）而我那时却已明确意识到，不仅政教要分析，理论思想与政治现实也应该分离。所以在其后整个所谓“思想解放的80年代”中，虽然我照旧仔细体察社会政治变迁实态，却完全不曾卷入大批右派人士翻案后率先涉及的各种文革及极左批判热潮。也就是，我将那个时期的所谓思想解放，所谓理论解放等等都看作是一种政治现象，而非人文科学现象。二者的展开逻辑并不相同（那时的“感觉”成为我后来从事的历史双轨论研究的经验性基础之一）。我所关注的是如何为中华民族精神现代化发展提出方向性、方法性的学术准备。我们必须从头做起，甚至白手起家，因为文革十年将青少年一代的基本教育彻底荒废，而学术与思想完全被文革极左政治裹胁，广大知识青年毫无古今中外人文基本知识。此一现象当然是当局和大家所共同关心并通过开放政策正在加以改进的。如何为青年“知识补课”以及如何“批判过去”都是一个政治性课题，与我没有关系。新时期开始后，我们根本不知道开放性政策的持续性如何，所以只能抓紧时机先将事关民族及人类精神文化发展的思想大方向问题呈现出来。也就是设法在“务虚的”层次上展示人文学术认识论轮廓，瓦解两岸自民国以来人文学术界残留的保守势力和买办思想。由于自己的广义“政教分离”认识论实践观立场，我的直接负面理论参照物倒不是几十年的极左思潮，而是促成极左思潮产生的民国时期中国思想现代化中的优缺点。（所以我与后来国内那些一味倡导返归民国时期的中文系朋友不同）此一反省态度，又自然地与对再前帝王时期的学术思想状态相连接。这些民族思想史应该与全世界现代人文科学思想有意义的汇通，不能将之含含混混归类为“传统文化”而照单全收。（所以我与80年代将王国维、陈寅恪、钱钟书等作为新楷模的学术主流，态度并不相同，他们的共同学术倾向即沿自考据学传统的非理论性。这一学术主流具有明显意识形态理由，因当局在谨慎放宽理论思考界限的同时，生怕直接触及基本哲学理论问题。所以当时所倡导的学术典范都是非理论性方向的，难怪后来更由书法家和古文字学家来最安全地作为中国人文界之学术代表。）为此，我们必须重新深入研究现当代西方社会人文科学，攻坚其核心部分，朝向于人文科学理论前沿。在此想法下，虽然在理论普及的层面上，我设法将各学科的理论发展一一引介，但当时心中最高的愿望是将现代西方理论中最重要、百年来国内留洋学者加以忽略的经典翻译过来。这在当时出版上已经有了可能，而我首先将胡塞尔《通论》翻译出来的直接动机，是让国内学者们意识到，现代理论思维的细密化状态，以阻拦其后任何欲借理论话语忽悠国人的企图。而在理论性普及层次上的工作，则是以结构主义符号学为框架展现人文话语内科学性思维的样貌。
从80年代开始有了工资和有限稿酬，也自然地开始购置正在陆续出版的中国古籍。虽然那时集中于西方思想研究工作，但按照我的学术战略观，中西学术思想全面汇通是未来不仅是中国的而且是人类的人文科学现代化发展所必需的精神文明发展阶段（而这个阶段绝对不能由国际汉学界或比较文学界加以引导，因为二者都欠缺对现当代西方哲学理论的知识）。这当然意味着自己对各类国粹派的返古思潮方向不以为然。（后来对港台系统的各类国学研究局限性的批评，纯粹是从现代认识论立场提出的，而他们的国学经验主义与西方古代哲学的“实用主义式混谈方式”，在我看来是未来中国学术现代化发展的严重认识论阻力。因为他们对现代西方理论大多是浅尝辄止，却人人染就一身“儒家”的自大狂毛病。其依古自重生活实践观完全违背孔孟人生观，他们对于国际社会现实、学术理论发展、世界文化大势，均略有了解就仅根据自身民族历史的博大精深来进行自我陶醉，完全违背着仁学的“察其所安”的自反态度）。
纯粹出于偶然，一部小册子翻译，一张借书卡，十多年来未深入入任何专业的独立学术实践，以及遇到曾经秦城坐牢多年的杜任之先生，个人一生的命运得以彻底改变；这也是自己开始系统研习学术理论的开始。也由于坚守“隔离原则”，对于社会现实的巨大波动不敢怀有任何一厢情愿想法。所以在二度出国之前，先将《通论》译稿复印件存于北京朋友处，以便风向有变时得以设法保护译稿。这就是在“风波”突然到来之际决定首先将该译稿先交予台湾出版社出版的缘由。回顾个人跨学科思考的兴趣，其实涉及方方面面，越来越发觉社会、文化、历史、学术、思想各类话语都具有既交叉又分划的性质，为了对此类语义模糊话语进行较细密的分析，符号学的语义辨析功能遂愈加显得重要无比，虽然我发现国际同行已经在学术职场化环境内纷纷依重不同学科学派以求职场成功为其治学方向，因而（特别是不善精细思维的实用主义和行为主义各派）多未遵从此一符号学语义辨析本质来发展其学术。关于我如何借助国际符号学机制进行双向批评性思考（促进国内新知新学新理认知和激发西方同行的跨学科跨文化认识论革新）的经历，则是一个重大的话题，希望未来有机会再加以回顾吧。
【注】因明日本人要去诊所拔掉多颗牙齿以便安装新假牙（以前都在北京诊所匆匆定做）。作为三高患者，又如此高龄，不知风险如何。手边进行的长篇学术经历回顾分析文，是否可陆续顺利进行，对此实无法预知，遂突然想到不如先用此类短篇回忆文，来表达自己学术思想形成的一些片段过程。2024-4-25于湾区（时当美国常春藤诸高校大批学生正在占领校园，并遭逮捕，颇有68年复来之势！和这些青年学子能够进行理性讨论吗？青年人到底懂得多少社会现实呢？） 回顾1977年我的学术思考
1977这个年头是中国当代史发生断裂式改变的大转折年，也是我个人生涯逆转之年，这一年我已到了41岁。这一年我的所思所想为何呢？对于一贯将个人精神追求与现实状态加以脱钩的我来说，只希望自己当前“苟且的”生活状态得以延续，以便有时间继续“读书自娱”即可，根本想不到个人未来命运一类问题。毕竟文革10年过去了，日子不至于再坏下去吧。这一年夏初由江浙返京后，时在北京电影学院资料室工作的姐夫周传基找我，问我是否愿意为他选编的国外电影理论资料集（油印版）翻译理论性文章，因他知道我在家私自阅读现代西方哲学读物，也许我可承担理论性文字翻译。因为十多年的资讯隔离后，电影研究界突然发现西方电影理论刊物的写作风格大变，都是一些过于抽象的表述，而当时的国内资深研究人员多出身于老英语系，加以长期不接触国外理论读物，所以难以掌握理论细节。为此他借给我学校集体借书证，我持此证件即被允许进入北京图书馆。当暌违十年后重新进入我曾在那里独立自学6-7年时光的“精神圣殿”后，眼前为之一亮，从新图书展示厅和新书目录中似乎发现了全新的精神世界：现当代西方人文科学理论世界。其风格主要表现为跨学科性和理论性，此一方向性革新非常符合我多年来自己探寻的对新知识论的期盼，这就是：追求人文学术认知中的经验因果分析细密性和理论概括适切性。这两点恰恰是西方古典哲学和古典理论所欠缺者。因自50年代末开始，在比较现代思维和古典思维异同时，我之所以从十九世纪文学文化进入到现代哲学文化而不是还原到希腊-德国古典哲学文化，即因出于追求因果分析与逻辑分析的精密性提升的需要。其中首先关系到现代人文科学语词选配的适当性问题。在进入北图之后，多年来研习的各种外语阅读能力立即发生了作用。现代西方哲学知识的准备和多种外语的结合，使我可立即进入当代西方各域的理论表述。那时的想法是这样：一方面完成北影译文的工作，一方面迅速外借国外各类综述性当前理论前沿书籍，日夜间读，因不知此外借证何时会被取回，所以要抢先纵览一遍国际人文理论大势。在研读和翻译电影理论时，在诸多理论背景知识中最为突出的就是符号学和结构主义。除此之外，最为相关的是现象学和解释学，并涉及哲学、心理学、精神分析学、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语言学等各学科。几个月下来后，看到社会上的意识形态控制趋缓，我遂立即选定一部列入1974年美国认识论丛书的比利时《结构主义》加以翻译，打算向文革前有所接触的商务印书馆投稿。在数十本各国讨论结构主义的书中选中布洛克曼这本，乃因其视野和框架含括哲学，语言学，文学理论，政治意识形态。其中最主要的是其展现了与中国学界那时较为熟悉的现代英美经验主义的文学批评的不同风格，其美学思维方向也完全不同于当时学界熟悉的（大而无当的）古典哲学美学的风格。这部一开始（1980）就印行了数万本的小册子，要到10年后文学界才对其略微有所消化。因其思维方式不仅不同于英美（百年来中国留学生多来自英美），也不同于5-6十年代大陆已经（受到当时西欧左翼思潮泛滥的影响）略知的法国萨特存在主义等的政治意识形态类文学潮流。我之所以一开始就注意到罗兰巴尔特，就是因为他的文学思想可成为萨特的理论对立面。战后法国文学思潮曾时风靡世界，特别是在美国校园里，其中的政治性意涵明显地与当前人文科学性理论要求不合，所制造的战后西方左翼思想界，也令当时的我深感不安。现在回顾，我那时的理论性感觉已然朝向广义“政教分离”及其分支“经验与遐想分离”的区隔方向，这 两方面不可混为一谈。这样的理论感觉也与我十年文革间观察到的文斗武斗大混乱体验一致。对于百分之百与“文革”无染的我这位“看山看水自由身”来说，文革当然是在有组织的操纵下的愚民游戏。这条控制着大好河山的政治生态线，自然与精神世界无关，我们当然地生存于两条虽显性交叉却隐性平行的历史河流中。本论语“君子素其位而行之”原则，所可关心与实践者当然只在隐性的精神世界。所以当新时期伊始，不断涌出控诉、批判文革及极左运动的社会大反省时期，本着同一生活态度，我当然也是绝不介入，而是抓紧难得时机朝向如何恢复民族精神生命的方向，从头做起，不是向后看，而是必须向前看。
《结构主义》以及我在进入单位后从事的各种引介新知新学新理活动，恰恰与官方也在引导的理论思想开放政策一致，其直接效果就是摆脱列-斯教条主义，首先是由斯大林重新定位的哲学教条主义。当我陪同杜老参加北大外哲所召开的哲学理论研讨会时，我当然意识到参会的理论局负责人，北大老教授，党内开明派学者，以及北大和社科院两处中年学者们，人人都在一起努力，意在“破除迷信”，首先即试探性地瓦解列宁的哲学教条紧箍咒。我作为新近工作者自然也参与了由杜老、北大和现代外国哲学室等承担的各种外国思想理论开禁作为（以前多有相关回顾文），但我和大家的想法并不相同。在我看来，大家都是将“思想”与“政治”混为一谈，打算用思想改造政治。（作为杜老的助理，深悉老干部一代都是抱着相当乐观的态度。杜老曾对我幽默地说“童话中的妖怪已经出瓶了，回不去了”）而我那时却已明确意识到，不仅政教要分析，理论思想与政治现实也应该分离。所以在其后整个所谓“思想解放的80年代”中，虽然我照旧仔细体察社会政治变迁实态，却完全不曾卷入大批右派人士翻案后率先涉及的各种文革及极左批判热潮。也就是，我将那个时期的所谓思想解放，所谓理论解放等等都看作是一种政治现象，而非人文科学现象。二者的展开逻辑并不相同（那时的“感觉”成为我后来从事的历史双轨论研究的经验性基础之一）。我所关注的是如何为中华民族精神现代化发展提出方向性、方法性的学术准备。我们必须从头做起，甚至白手起家，因为文革十年将青少年一代的基本教育彻底荒废，而学术与思想完全被文革极左政治裹胁，广大知识青年毫无古今中外人文基本知识。此一现象当然是当局和大家所共同关心并通过开放政策正在加以改进的。如何为青年“知识补课”以及如何“批判过去”都是一个政治性课题，与我没有关系。新时期开始后，我们根本不知道开放性政策的持续性如何，所以只能抓紧时机先将事关民族及人类精神文化发展的思想大方向问题呈现出来。也就是设法在“务虚的”层次上展示人文学术认识论轮廓，瓦解两岸自民国以来人文学术界残留的保守势力和买办思想。由于自己的广义“政教分离”认识论实践观立场，我的直接负面理论参照物倒不是几十年的极左思潮，而是促成极左思潮产生的民国时期中国思想现代化中的优缺点。（所以我与后来国内那些一味倡导返归民国时期的中文系朋友不同）此一反省态度，又自然地与对再前帝王时期的学术思想状态相连接。这些民族思想史应该与全世界现代人文科学思想有意义的汇通，不能将之含含混混归类为“传统文化”而照单全收。（所以我与80年代将王国维、陈寅恪、钱钟书等作为新楷模的学术主流，态度并不相同，他们的共同学术倾向即沿自考据学传统的非理论性。这一学术主流具有明显意识形态理由，因当局在谨慎放宽理论思考界限的同时，生怕直接触及基本哲学理论问题。所以当时所倡导的学术典范都是非理论性方向的，难怪后来更由书法家和古文字学家来最安全地作为中国人文界之学术代表。）为此，我们必须重新深入研究现当代西方社会人文科学，攻坚其核心部分，朝向于人文科学理论前沿。在此想法下，虽然在理论普及的层面上，我设法将各学科的理论发展一一引介，但当时心中最高的愿望是将现代西方理论中最重要、百年来国内留洋学者加以忽略的经典翻译过来。这在当时出版上已经有了可能，而我首先将胡塞尔《通论》翻译出来的直接动机，是让国内学者们意识到，现代理论思维的细密化状态，以阻拦其后任何欲借理论话语忽悠国人的企图。而在理论性普及层次上的工作，则是以结构主义符号学为框架展现人文话语内科学性思维的样貌。
从80年代开始有了工资和有限稿酬，也自然地开始购置正在陆续出版的中国古籍。虽然那时集中于西方思想研究工作，但按照我的学术战略观，中西学术思想全面汇通是未来不仅是中国的而且是人类的人文科学现代化发展所必需的精神文明发展阶段（而这个阶段绝对不能由国际汉学界或比较文学界加以引导，因为二者都欠缺对现当代西方哲学理论的知识）。这当然意味着自己对各类国粹派的返古思潮方向不以为然。（后来对港台系统的各类国学研究局限性的批评，纯粹是从现代认识论立场提出的，而他们的国学经验主义与西方古代哲学的“实用主义式混谈方式”，在我看来是未来中国学术现代化发展的严重认识论阻力。因为他们对现代西方理论大多是浅尝辄止，却人人染就一身“儒家”的自大狂毛病。其依古自重生活实践观完全违背孔孟人生观，他们对于国际社会现实、学术理论发展、世界文化大势，均略有了解就仅根据自身民族历史的博大精深来进行自我陶醉，完全违背着仁学的“察其所安”的自反态度）。
纯粹出于偶然，一部小册子翻译，一张借书卡，十多年来未深入入任何专业的独立学术实践，以及遇到曾经秦城坐牢多年的杜任之先生，个人一生的命运得以彻底改变；这也是自己开始系统研习学术理论的开始。也由于坚守“隔离原则”，对于社会现实的巨大波动不敢怀有任何一厢情愿想法。所以在二度出国之前，先将《通论》译稿复印件存于北京朋友处，以便风向有变时得以设法保护译稿。这就是在“风波”突然到来之际决定首先将该译稿先交予台湾出版社出版的缘由。回顾个人跨学科思考的兴趣，其实涉及方方面面，越来越发觉社会、文化、历史、学术、思想各类话语都具有既交叉又分划的性质，为了对此类语义模糊话语进行较细密的分析，符号学的语义辨析功能遂愈加显得重要无比，虽然我发现国际同行已经在学术职场化环境内纷纷依重不同学科学派以求职场成功为其治学方向，因而（特别是不善精细思维的实用主义和行为主义各派）多未遵从此一符号学语义辨析本质来发展其学术。关于我如何借助国际符号学机制进行双向批评性思考（促进国内新知新学新理认知和激发西方同行的跨学科跨文化认识论革新）的经历，则是一个重大的话题，希望未来有机会再加以回顾吧。
【注】因明日本人要去诊所拔掉多颗牙齿以便安装新假牙（以前都在北京诊所匆匆定做）。作为三高患者，又如此高龄，不知风险如何。手边进行的长篇学术经历回顾分析文，是否可陆续顺利进行，对此实无法预知，遂突然想到不如先用此类短篇回忆文，来表达自己学术思想形成的一些片段过程。2024-4-25于湾区（时当美国常春藤诸高校大批学生正在占领校园，并遭逮捕，颇有68年复来之势！和这些青年学子能够进行理性讨论吗？青年人到底懂得多少社会现实呢？） 回顾1977年我的学术思考
1977这个年头是中国当代史发生断裂式改变的大转折年，也是我个人生涯逆转之年，这一年我已到了41岁。这一年我的所思所想为何呢？对于一贯将个人精神追求与现实状态加以脱钩的我来说，只希望自己当前“苟且的”生活状态得以延续，以便有时间继续“读书自娱”即可，根本想不到个人未来命运一类问题。毕竟文革10年过去了，日子不至于再坏下去吧。这一年夏初由江浙返京后，时在北京电影学院资料室工作的姐夫周传基找我，问我是否愿意为他选编的国外电影理论资料集（油印版）翻译理论性文章，因他知道我在家私自阅读现代西方哲学读物，也许我可承担理论性文字翻译。因为十多年的资讯隔离后，电影研究界突然发现西方电影理论刊物的写作风格大变，都是一些过于抽象的表述，而当时的国内资深研究人员多出身于老英语系，加以长期不接触国外理论读物，所以难以掌握理论细节。为此他借给我学校集体借书证，我持此证件即被允许进入北京图书馆。当暌违十年后重新进入我曾在那里独立自学6-7年时光的“精神圣殿”后，眼前为之一亮，从新图书展示厅和新书目录中似乎发现了全新的精神世界：现当代西方人文科学理论世界。其风格主要表现为跨学科性和理论性，此一方向性革新非常符合我多年来自己探寻的对新知识论的期盼，这就是：追求人文学术认知中的经验因果分析细密性和理论概括适切性。这两点恰恰是西方古典哲学和古典理论所欠缺者。因自50年代末开始，在比较现代思维和古典思维异同时，我之所以从十九世纪文学文化进入到现代哲学文化而不是还原到希腊-德国古典哲学文化，即因出于追求因果分析与逻辑分析的精密性提升的需要。其中首先关系到现代人文科学语词选配的适当性问题。在进入北图之后，多年来研习的各种外语阅读能力立即发生了作用。现代西方哲学知识的准备和多种外语的结合，使我可立即进入当代西方各域的理论表述。那时的想法是这样：一方面完成北影译文的工作，一方面迅速外借国外各类综述性当前理论前沿书籍，日夜间读，因不知此外借证何时会被取回，所以要抢先纵览一遍国际人文理论大势。在研读和翻译电影理论时，在诸多理论背景知识中最为突出的就是符号学和结构主义。除此之外，最为相关的是现象学和解释学，并涉及哲学、心理学、精神分析学、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语言学等各学科。几个月下来后，看到社会上的意识形态控制趋缓，我遂立即选定一部列入1974年美国认识论丛书的比利时《结构主义》加以翻译，打算向文革前有所接触的商务印书馆投稿。在数十本各国讨论结构主义的书中选中布洛克曼这本，乃因其视野和框架含括哲学，语言学，文学理论，政治意识形态。其中最主要的是其展现了与中国学界那时较为熟悉的现代英美经验主义的文学批评的不同风格，其美学思维方向也完全不同于当时学界熟悉的（大而无当的）古典哲学美学的风格。这部一开始（1980）就印行了数万本的小册子，要到10年后文学界才对其略微有所消化。因其思维方式不仅不同于英美（百年来中国留学生多来自英美），也不同于5-6十年代大陆已经（受到当时西欧左翼思潮泛滥的影响）略知的法国萨特存在主义等的政治意识形态类文学潮流。我之所以一开始就注意到罗兰巴尔特，就是因为他的文学思想可成为萨特的理论对立面。战后法国文学思潮曾时风靡世界，特别是在美国校园里，其中的政治性意涵明显地与当前人文科学性理论要求不合，所制造的战后西方左翼思想界，也令当时的我深感不安。现在回顾，我那时的理论性感觉已然朝向广义“政教分离”及其分支“经验与遐想分离”的区隔方向，这 两方面不可混为一谈。这样的理论感觉也与我十年文革间观察到的文斗武斗大混乱体验一致。对于百分之百与“文革”无染的我这位“看山看水自由身”来说，文革当然是在有组织的操纵下的愚民游戏。这条控制着大好河山的政治生态线，自然与精神世界无关，我们当然地生存于两条虽显性交叉却隐性平行的历史河流中。本论语“君子素其位而行之”原则，所可关心与实践者当然只在隐性的精神世界。所以当新时期伊始，不断涌出控诉、批判文革及极左运动的社会大反省时期，本着同一生活态度，我当然也是绝不介入，而是抓紧难得时机朝向如何恢复民族精神生命的方向，从头做起，不是向后看，而是必须向前看。
《结构主义》以及我在进入单位后从事的各种引介新知新学新理活动，恰恰与官方也在引导的理论思想开放政策一致，其直接效果就是摆脱列-斯教条主义，首先是由斯大林重新定位的哲学教条主义。当我陪同杜老参加北大外哲所召开的哲学理论研讨会时，我当然意识到参会的理论局负责人，北大老教授，党内开明派学者，以及北大和社科院两处中年学者们，人人都在一起努力，意在“破除迷信”，首先即试探性地瓦解列宁的哲学教条紧箍咒。我作为新近工作者自然也参与了由杜老、北大和现代外国哲学室等承担的各种外国思想理论开禁作为（以前多有相关回顾文），但我和大家的想法并不相同。在我看来，大家都是将“思想”与“政治”混为一谈，打算用思想改造政治。（作为杜老的助理，深悉老干部一代都是抱着相当乐观的态度。杜老曾对我幽默地说“童话中的妖怪已经出瓶了，回不去了”）而我那时却已明确意识到，不仅政教要分析，理论思想与政治现实也应该分离。所以在其后整个所谓“思想解放的80年代”中，虽然我照旧仔细体察社会政治变迁实态，却完全不曾卷入大批右派人士翻案后率先涉及的各种文革及极左批判热潮。也就是，我将那个时期的所谓思想解放，所谓理论解放等等都看作是一种政治现象，而非人文科学现象。二者的展开逻辑并不相同（那时的“感觉”成为我后来从事的历史双轨论研究的经验性基础之一）。我所关注的是如何为中华民族精神现代化发展提出方向性、方法性的学术准备。我们必须从头做起，甚至白手起家，因为文革十年将青少年一代的基本教育彻底荒废，而学术与思想完全被文革极左政治裹胁，广大知识青年毫无古今中外人文基本知识。此一现象当然是当局和大家所共同关心并通过开放政策正在加以改进的。如何为青年“知识补课”以及如何“批判过去”都是一个政治性课题，与我没有关系。新时期开始后，我们根本不知道开放性政策的持续性如何，所以只能抓紧时机先将事关民族及人类精神文化发展的思想大方向问题呈现出来。也就是设法在“务虚的”层次上展示人文学术认识论轮廓，瓦解两岸自民国以来人文学术界残留的保守势力和买办思想。由于自己的广义“政教分离”认识论实践观立场，我的直接负面理论参照物倒不是几十年的极左思潮，而是促成极左思潮产生的民国时期中国思想现代化中的优缺点。（所以我与后来国内那些一味倡导返归民国时期的中文系朋友不同）此一反省态度，又自然地与对再前帝王时期的学术思想状态相连接。这些民族思想史应该与全世界现代人文科学思想有意义的汇通，不能将之含含混混归类为“传统文化”而照单全收。（所以我与80年代将王国维、陈寅恪、钱钟书等作为新楷模的学术主流，态度并不相同，他们的共同学术倾向即沿自考据学传统的非理论性。这一学术主流具有明显意识形态理由，因当局在谨慎放宽理论思考界限的同时，生怕直接触及基本哲学理论问题。所以当时所倡导的学术典范都是非理论性方向的，难怪后来更由书法家和古文字学家来最安全地作为中国人文界之学术代表。）为此，我们必须重新深入研究现当代西方社会人文科学，攻坚其核心部分，朝向于人文科学理论前沿。在此想法下，虽然在理论普及的层面上，我设法将各学科的理论发展一一引介，但当时心中最高的愿望是将现代西方理论中最重要、百年来国内留洋学者加以忽略的经典翻译过来。这在当时出版上已经有了可能，而我首先将胡塞尔《通论》翻译出来的直接动机，是让国内学者们意识到，现代理论思维的细密化状态，以阻拦其后任何欲借理论话语忽悠国人的企图。而在理论性普及层次上的工作，则是以结构主义符号学为框架展现人文话语内科学性思维的样貌。
从80年代开始有了工资和有限稿酬，也自然地开始购置正在陆续出版的中国古籍。虽然那时集中于西方思想研究工作，但按照我的学术战略观，中西学术思想全面汇通是未来不仅是中国的而且是人类的人文科学现代化发展所必需的精神文明发展阶段（而这个阶段绝对不能由国际汉学界或比较文学界加以引导，因为二者都欠缺对现当代西方哲学理论的知识）。这当然意味着自己对各类国粹派的返古思潮方向不以为然。（后来对港台系统的各类国学研究局限性的批评，纯粹是从现代认识论立场提出的，而他们的国学经验主义与西方古代哲学的“实用主义式混谈方式”，在我看来是未来中国学术现代化发展的严重认识论阻力。因为他们对现代西方理论大多是浅尝辄止，却人人染就一身“儒家”的自大狂毛病。其依古自重生活实践观完全违背孔孟人生观，他们对于国际社会现实、学术理论发展、世界文化大势，均略有了解就仅根据自身民族历史的博大精深来进行自我陶醉，完全违背着仁学的“察其所安”的自反态度）。
纯粹出于偶然，一部小册子翻译，一张借书卡，十多年来未深入入任何专业的独立学术实践，以及遇到曾经秦城坐牢多年的杜任之先生，个人一生的命运得以彻底改变；这也是自己开始系统研习学术理论的开始。也由于坚守“隔离原则”，对于社会现实的巨大波动不敢怀有任何一厢情愿想法。所以在二度出国之前，先将《通论》译稿复印件存于北京朋友处，以便风向有变时得以设法保护译稿。这就是在“风波”突然到来之际决定首先将该译稿先交予台湾出版社出版的缘由。回顾个人跨学科思考的兴趣，其实涉及方方面面，越来越发觉社会、文化、历史、学术、思想各类话语都具有既交叉又分划的性质，为了对此类语义模糊话语进行较细密的分析，符号学的语义辨析功能遂愈加显得重要无比，虽然我发现国际同行已经在学术职场化环境内纷纷依重不同学科学派以求职场成功为其治学方向，因而（特别是不善精细思维的实用主义和行为主义各派）多未遵从此一符号学语义辨析本质来发展其学术。关于我如何借助国际符号学机制进行双向批评性思考（促进国内新知新学新理认知和激发西方同行的跨学科跨文化认识论革新）的经历，则是一个重大的话题，希望未来有机会再加以回顾吧。
【注】因明日本人要去诊所拔掉多颗牙齿以便安装新假牙（以前都在北京诊所匆匆定做）。作为三高患者，又如此高龄，不知风险如何。手边进行的长篇学术经历回顾分析文，是否可陆续顺利进行，对此实无法预知，遂突然想到不如先用此类短篇回忆文，来表达自己学术思想形成的一些片段过程。2024-4-25于湾区（时当美国常春藤诸高校大批学生正在占领校园，并遭逮捕，颇有68年复来之势！和这些青年学子能够进行理性讨论吗？青年人到底懂得多少社会现实呢？） 回顾1977年我的学术思考
1977这个年头是中国当代史发生断裂式改变的大转折年，也是我个人生涯逆转之年，这一年我已到了41岁。这一年我的所思所想为何呢？对于一贯将个人精神追求与现实状态加以脱钩的我来说，只希望自己当前“苟且的”生活状态得以延续，以便有时间继续“读书自娱”即可，根本想不到个人未来命运一类问题。毕竟文革10年过去了，日子不至于再坏下去吧。这一年夏初由江浙返京后，时在北京电影学院资料室工作的姐夫周传基找我，问我是否愿意为他选编的国外电影理论资料集（油印版）翻译理论性文章，因他知道我在家私自阅读现代西方哲学读物，也许我可承担理论性文字翻译。因为十多年的资讯隔离后，电影研究界突然发现西方电影理论刊物的写作风格大变，都是一些过于抽象的表述，而当时的国内资深研究人员多出身于老英语系，加以长期不接触国外理论读物，所以难以掌握理论细节。为此他借给我学校集体借书证，我持此证件即被允许进入北京图书馆。当暌违十年后重新进入我曾在那里独立自学6-7年时光的“精神圣殿”后，眼前为之一亮，从新图书展示厅和新书目录中似乎发现了全新的精神世界：现当代西方人文科学理论世界。其风格主要表现为跨学科性和理论性，此一方向性革新非常符合我多年来自己探寻的对新知识论的期盼，这就是：追求人文学术认知中的经验因果分析细密性和理论概括适切性。这两点恰恰是西方古典哲学和古典理论所欠缺者。因自50年代末开始，在比较现代思维和古典思维异同时，我之所以从十九世纪文学文化进入到现代哲学文化而不是还原到希腊-德国古典哲学文化，即因出于追求因果分析与逻辑分析的精密性提升的需要。其中首先关系到现代人文科学语词选配的适当性问题。在进入北图之后，多年来研习的各种外语阅读能力立即发生了作用。现代西方哲学知识的准备和多种外语的结合，使我可立即进入当代西方各域的理论表述。那时的想法是这样：一方面完成北影译文的工作，一方面迅速外借国外各类综述性当前理论前沿书籍，日夜间读，因不知此外借证何时会被取回，所以要抢先纵览一遍国际人文理论大势。在研读和翻译电影理论时，在诸多理论背景知识中最为突出的就是符号学和结构主义。除此之外，最为相关的是现象学和解释学，并涉及哲学、心理学、精神分析学、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语言学等各学科。几个月下来后，看到社会上的意识形态控制趋缓，我遂立即选定一部列入1974年美国认识论丛书的比利时《结构主义》加以翻译，打算向文革前有所接触的商务印书馆投稿。在数十本各国讨论结构主义的书中选中布洛克曼这本，乃因其视野和框架含括哲学，语言学，文学理论，政治意识形态。其中最主要的是其展现了与中国学界那时较为熟悉的现代英美经验主义的文学批评的不同风格，其美学思维方向也完全不同于当时学界熟悉的（大而无当的）古典哲学美学的风格。这部一开始（1980）就印行了数万本的小册子，要到10年后文学界才对其略微有所消化。因其思维方式不仅不同于英美（百年来中国留学生多来自英美），也不同于5-6十年代大陆已经（受到当时西欧左翼思潮泛滥的影响）略知的法国萨特存在主义等的政治意识形态类文学潮流。我之所以一开始就注意到罗兰巴尔特，就是因为他的文学思想可成为萨特的理论对立面。战后法国文学思潮曾时风靡世界，特别是在美国校园里，其中的政治性意涵明显地与当前人文科学性理论要求不合，所制造的战后西方左翼思想界，也令当时的我深感不安。现在回顾，我那时的理论性感觉已然朝向广义“政教分离”及其分支“经验与遐想分离”的区隔方向，这 两方面不可混为一谈。这样的理论感觉也与我十年文革间观察到的文斗武斗大混乱体验一致。对于百分之百与“文革”无染的我这位“看山看水自由身”来说，文革当然是在有组织的操纵下的愚民游戏。这条控制着大好河山的政治生态线，自然与精神世界无关，我们当然地生存于两条虽显性交叉却隐性平行的历史河流中。本论语“君子素其位而行之”原则，所可关心与实践者当然只在隐性的精神世界。所以当新时期伊始，不断涌出控诉、批判文革及极左运动的社会大反省时期，本着同一生活态度，我当然也是绝不介入，而是抓紧难得时机朝向如何恢复民族精神生命的方向，从头做起，不是向后看，而是必须向前看。
《结构主义》以及我在进入单位后从事的各种引介新知新学新理活动，恰恰与官方也在引导的理论思想开放政策一致，其直接效果就是摆脱列-斯教条主义，首先是由斯大林重新定位的哲学教条主义。当我陪同杜老参加北大外哲所召开的哲学理论研讨会时，我当然意识到参会的理论局负责人，北大老教授，党内开明派学者，以及北大和社科院两处中年学者们，人人都在一起努力，意在“破除迷信”，首先即试探性地瓦解列宁的哲学教条紧箍咒。我作为新近工作者自然也参与了由杜老、北大和现代外国哲学室等承担的各种外国思想理论开禁作为（以前多有相关回顾文），但我和大家的想法并不相同。在我看来，大家都是将“思想”与“政治”混为一谈，打算用思想改造政治。（作为杜老的助理，深悉老干部一代都是抱着相当乐观的态度。杜老曾对我幽默地说“童话中的妖怪已经出瓶了，回不去了”）而我那时却已明确意识到，不仅政教要分析，理论思想与政治现实也应该分离。所以在其后整个所谓“思想解放的80年代”中，虽然我照旧仔细体察社会政治变迁实态，却完全不曾卷入大批右派人士翻案后率先涉及的各种文革及极左批判热潮。也就是，我将那个时期的所谓思想解放，所谓理论解放等等都看作是一种政治现象，而非人文科学现象。二者的展开逻辑并不相同（那时的“感觉”成为我后来从事的历史双轨论研究的经验性基础之一）。我所关注的是如何为中华民族精神现代化发展提出方向性、方法性的学术准备。我们必须从头做起，甚至白手起家，因为文革十年将青少年一代的基本教育彻底荒废，而学术与思想完全被文革极左政治裹胁，广大知识青年毫无古今中外人文基本知识。此一现象当然是当局和大家所共同关心并通过开放政策正在加以改进的。如何为青年“知识补课”以及如何“批判过去”都是一个政治性课题，与我没有关系。新时期开始后，我们根本不知道开放性政策的持续性如何，所以只能抓紧时机先将事关民族及人类精神文化发展的思想大方向问题呈现出来。也就是设法在“务虚的”层次上展示人文学术认识论轮廓，瓦解两岸自民国以来人文学术界残留的保守势力和买办思想。由于自己的广义“政教分离”认识论实践观立场，我的直接负面理论参照物倒不是几十年的极左思潮，而是促成极左思潮产生的民国时期中国思想现代化中的优缺点。（所以我与后来国内那些一味倡导返归民国时期的中文系朋友不同）此一反省态度，又自然地与对再前帝王时期的学术思想状态相连接。这些民族思想史应该与全世界现代人文科学思想有意义的汇通，不能将之含含混混归类为“传统文化”而照单全收。（所以我与80年代将王国维、陈寅恪、钱钟书等作为新楷模的学术主流，态度并不相同，他们的共同学术倾向即沿自考据学传统的非理论性。这一学术主流具有明显意识形态理由，因当局在谨慎放宽理论思考界限的同时，生怕直接触及基本哲学理论问题。所以当时所倡导的学术典范都是非理论性方向的，难怪后来更由书法家和古文字学家来最安全地作为中国人文界之学术代表。）为此，我们必须重新深入研究现当代西方社会人文科学，攻坚其核心部分，朝向于人文科学理论前沿。在此想法下，虽然在理论普及的层面上，我设法将各学科的理论发展一一引介，但当时心中最高的愿望是将现代西方理论中最重要、百年来国内留洋学者加以忽略的经典翻译过来。这在当时出版上已经有了可能，而我首先将胡塞尔《通论》翻译出来的直接动机，是让国内学者们意识到，现代理论思维的细密化状态，以阻拦其后任何欲借理论话语忽悠国人的企图。而在理论性普及层次上的工作，则是以结构主义符号学为框架展现人文话语内科学性思维的样貌。
从80年代开始有了工资和有限稿酬，也自然地开始购置正在陆续出版的中国古籍。虽然那时集中于西方思想研究工作，但按照我的学术战略观，中西学术思想全面汇通是未来不仅是中国的而且是人类的人文科学现代化发展所必需的精神文明发展阶段（而这个阶段绝对不能由国际汉学界或比较文学界加以引导，因为二者都欠缺对现当代西方哲学理论的知识）。这当然意味着自己对各类国粹派的返古思潮方向不以为然。（后来对港台系统的各类国学研究局限性的批评，纯粹是从现代认识论立场提出的，而他们的国学经验主义与西方古代哲学的“实用主义式混谈方式”，在我看来是未来中国学术现代化发展的严重认识论阻力。因为他们对现代西方理论大多是浅尝辄止，却人人染就一身“儒家”的自大狂毛病。其依古自重生活实践观完全违背孔孟人生观，他们对于国际社会现实、学术理论发展、世界文化大势，均略有了解就仅根据自身民族历史的博大精深来进行自我陶醉，完全违背着仁学的“察其所安”的自反态度）。
纯粹出于偶然，一部小册子翻译，一张借书卡，十多年来未深入入任何专业的独立学术实践，以及遇到曾经秦城坐牢多年的杜任之先生，个人一生的命运得以彻底改变；这也是自己开始系统研习学术理论的开始。也由于坚守“隔离原则”，对于社会现实的巨大波动不敢怀有任何一厢情愿想法。所以在二度出国之前，先将《通论》译稿复印件存于北京朋友处，以便风向有变时得以设法保护译稿。这就是在“风波”突然到来之际决定首先将该译稿先交予台湾出版社出版的缘由。回顾个人跨学科思考的兴趣，其实涉及方方面面，越来越发觉社会、文化、历史、学术、思想各类话语都具有既交叉又分划的性质，为了对此类语义模糊话语进行较细密的分析，符号学的语义辨析功能遂愈加显得重要无比，虽然我发现国际同行已经在学术职场化环境内纷纷依重不同学科学派以求职场成功为其治学方向，因而（特别是不善精细思维的实用主义和行为主义各派）多未遵从此一符号学语义辨析本质来发展其学术。关于我如何借助国际符号学机制进行双向批评性思考（促进国内新知新学新理认知和激发西方同行的跨学科跨文化认识论革新）的经历，则是一个重大的话题，希望未来有机会再加以回顾吧。
【注】因明日本人要去诊所拔掉多颗牙齿以便安装新假牙（以前都在北京诊所匆匆定做）。作为三高患者，又如此高龄，不知风险如何。手边进行的长篇学术经历回顾分析文，是否可陆续顺利进行，对此实无法预知，遂突然想到不如先用此类短篇回忆文，来表达自己学术思想形成的一些片段过程。2024-4-25于湾区（时当美国常春藤诸高校大批学生正在占领校园，并遭逮捕，颇有68年复来之势！和这些青年学子能够进行理性讨论吗？青年人到底懂得多少社会现实呢？） 回顾1977年我的学术思考
1977这个年头是中国当代史发生断裂式改变的大转折年，也是我个人生涯逆转之年，这一年我已到了41岁。这一年我的所思所想为何呢？对于一贯将个人精神追求与现实状态加以脱钩的我来说，只希望自己当前“苟且的”生活状态得以延续，以便有时间继续“读书自娱”即可，根本想不到个人未来命运一类问题。毕竟文革10年过去了，日子不至于再坏下去吧。这一年夏初由江浙返京后，时在北京电影学院资料室工作的姐夫周传基找我，问我是否愿意为他选编的国外电影理论资料集（油印版）翻译理论性文章，因他知道我在家私自阅读现代西方哲学读物，也许我可承担理论性文字翻译。因为十多年的资讯隔离后，电影研究界突然发现西方电影理论刊物的写作风格大变，都是一些过于抽象的表述，而当时的国内资深研究人员多出身于老英语系，加以长期不接触国外理论读物，所以难以掌握理论细节。为此他借给我学校集体借书证，我持此证件即被允许进入北京图书馆。当暌违十年后重新进入我曾在那里独立自学6-7年时光的“精神圣殿”后，眼前为之一亮，从新图书展示厅和新书目录中似乎发现了全新的精神世界：现当代西方人文科学理论世界。其风格主要表现为跨学科性和理论性，此一方向性革新非常符合我多年来自己探寻的对新知识论的期盼，这就是：追求人文学术认知中的经验因果分析细密性和理论概括适切性。这两点恰恰是西方古典哲学和古典理论所欠缺者。因自50年代末开始，在比较现代思维和古典思维异同时，我之所以从十九世纪文学文化进入到现代哲学文化而不是还原到希腊-德国古典哲学文化，即因出于追求因果分析与逻辑分析的精密性提升的需要。其中首先关系到现代人文科学语词选配的适当性问题。在进入北图之后，多年来研习的各种外语阅读能力立即发生了作用。现代西方哲学知识的准备和多种外语的结合，使我可立即进入当代西方各域的理论表述。那时的想法是这样：一方面完成北影译文的工作，一方面迅速外借国外各类综述性当前理论前沿书籍，日夜间读，因不知此外借证何时会被取回，所以要抢先纵览一遍国际人文理论大势。在研读和翻译电影理论时，在诸多理论背景知识中最为突出的就是符号学和结构主义。除此之外，最为相关的是现象学和解释学，并涉及哲学、心理学、精神分析学、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语言学等各学科。几个月下来后，看到社会上的意识形态控制趋缓，我遂立即选定一部列入1974年美国认识论丛书的比利时《结构主义》加以翻译，打算向文革前有所接触的商务印书馆投稿。在数十本各国讨论结构主义的书中选中布洛克曼这本，乃因其视野和框架含括哲学，语言学，文学理论，政治意识形态。其中最主要的是其展现了与中国学界那时较为熟悉的现代英美经验主义的文学批评的不同风格，其美学思维方向也完全不同于当时学界熟悉的（大而无当的）古典哲学美学的风格。这部一开始（1980）就印行了数万本的小册子，要到10年后文学界才对其略微有所消化。因其思维方式不仅不同于英美（百年来中国留学生多来自英美），也不同于5-6十年代大陆已经（受到当时西欧左翼思潮泛滥的影响）略知的法国萨特存在主义等的政治意识形态类文学潮流。我之所以一开始就注意到罗兰巴尔特，就是因为他的文学思想可成为萨特的理论对立面。战后法国文学思潮曾时风靡世界，特别是在美国校园里，其中的政治性意涵明显地与当前人文科学性理论要求不合，所制造的战后西方左翼思想界，也令当时的我深感不安。现在回顾，我那时的理论性感觉已然朝向广义“政教分离”及其分支“经验与遐想分离”的区隔方向，这 两方面不可混为一谈。这样的理论感觉也与我十年文革间观察到的文斗武斗大混乱体验一致。对于百分之百与“文革”无染的我这位“看山看水自由身”来说，文革当然是在有组织的操纵下的愚民游戏。这条控制着大好河山的政治生态线，自然与精神世界无关，我们当然地生存于两条虽显性交叉却隐性平行的历史河流中。本论语“君子素其位而行之”原则，所可关心与实践者当然只在隐性的精神世界。所以当新时期伊始，不断涌出控诉、批判文革及极左运动的社会大反省时期，本着同一生活态度，我当然也是绝不介入，而是抓紧难得时机朝向如何恢复民族精神生命的方向，从头做起，不是向后看，而是必须向前看。
《结构主义》以及我在进入单位后从事的各种引介新知新学新理活动，恰恰与官方也在引导的理论思想开放政策一致，其直接效果就是摆脱列-斯教条主义，首先是由斯大林重新定位的哲学教条主义。当我陪同杜老参加北大外哲所召开的哲学理论研讨会时，我当然意识到参会的理论局负责人，北大老教授，党内开明派学者，以及北大和社科院两处中年学者们，人人都在一起努力，意在“破除迷信”，首先即试探性地瓦解列宁的哲学教条紧箍咒。我作为新近工作者自然也参与了由杜老、北大和现代外国哲学室等承担的各种外国思想理论开禁作为（以前多有相关回顾文），但我和大家的想法并不相同。在我看来，大家都是将“思想”与“政治”混为一谈，打算用思想改造政治。（作为杜老的助理，深悉老干部一代都是抱着相当乐观的态度。杜老曾对我幽默地说“童话中的妖怪已经出瓶了，回不去了”）而我那时却已明确意识到，不仅政教要分析，理论思想与政治现实也应该分离。所以在其后整个所谓“思想解放的80年代”中，虽然我照旧仔细体察社会政治变迁实态，却完全不曾卷入大批右派人士翻案后率先涉及的各种文革及极左批判热潮。也就是，我将那个时期的所谓思想解放，所谓理论解放等等都看作是一种政治现象，而非人文科学现象。二者的展开逻辑并不相同（那时的“感觉”成为我后来从事的历史双轨论研究的经验性基础之一）。我所关注的是如何为中华民族精神现代化发展提出方向性、方法性的学术准备。我们必须从头做起，甚至白手起家，因为文革十年将青少年一代的基本教育彻底荒废，而学术与思想完全被文革极左政治裹胁，广大知识青年毫无古今中外人文基本知识。此一现象当然是当局和大家所共同关心并通过开放政策正在加以改进的。如何为青年“知识补课”以及如何“批判过去”都是一个政治性课题，与我没有关系。新时期开始后，我们根本不知道开放性政策的持续性如何，所以只能抓紧时机先将事关民族及人类精神文化发展的思想大方向问题呈现出来。也就是设法在“务虚的”层次上展示人文学术认识论轮廓，瓦解两岸自民国以来人文学术界残留的保守势力和买办思想。由于自己的广义“政教分离”认识论实践观立场，我的直接负面理论参照物倒不是几十年的极左思潮，而是促成极左思潮产生的民国时期中国思想现代化中的优缺点。（所以我与后来国内那些一味倡导返归民国时期的中文系朋友不同）此一反省态度，又自然地与对再前帝王时期的学术思想状态相连接。这些民族思想史应该与全世界现代人文科学思想有意义的汇通，不能将之含含混混归类为“传统文化”而照单全收。（所以我与80年代将王国维、陈寅恪、钱钟书等作为新楷模的学术主流，态度并不相同，他们的共同学术倾向即沿自考据学传统的非理论性。这一学术主流具有明显意识形态理由，因当局在谨慎放宽理论思考界限的同时，生怕直接触及基本哲学理论问题。所以当时所倡导的学术典范都是非理论性方向的，难怪后来更由书法家和古文字学家来最安全地作为中国人文界之学术代表。）为此，我们必须重新深入研究现当代西方社会人文科学，攻坚其核心部分，朝向于人文科学理论前沿。在此想法下，虽然在理论普及的层面上，我设法将各学科的理论发展一一引介，但当时心中最高的愿望是将现代西方理论中最重要、百年来国内留洋学者加以忽略的经典翻译过来。这在当时出版上已经有了可能，而我首先将胡塞尔《通论》翻译出来的直接动机，是让国内学者们意识到，现代理论思维的细密化状态，以阻拦其后任何欲借理论话语忽悠国人的企图。而在理论性普及层次上的工作，则是以结构主义符号学为框架展现人文话语内科学性思维的样貌。
从80年代开始有了工资和有限稿酬，也自然地开始购置正在陆续出版的中国古籍。虽然那时集中于西方思想研究工作，但按照我的学术战略观，中西学术思想全面汇通是未来不仅是中国的而且是人类的人文科学现代化发展所必需的精神文明发展阶段（而这个阶段绝对不能由国际汉学界或比较文学界加以引导，因为二者都欠缺对现当代西方哲学理论的知识）。这当然意味着自己对各类国粹派的返古思潮方向不以为然。（后来对港台系统的各类国学研究局限性的批评，纯粹是从现代认识论立场提出的，而他们的国学经验主义与西方古代哲学的“实用主义式混谈方式”，在我看来是未来中国学术现代化发展的严重认识论阻力。因为他们对现代西方理论大多是浅尝辄止，却人人染就一身“儒家”的自大狂毛病。其依古自重生活实践观完全违背孔孟人生观，他们对于国际社会现实、学术理论发展、世界文化大势，均略有了解就仅根据自身民族历史的博大精深来进行自我陶醉，完全违背着仁学的“察其所安”的自反态度）。
纯粹出于偶然，一部小册子翻译，一张借书卡，十多年来未深入入任何专业的独立学术实践，以及遇到曾经秦城坐牢多年的杜任之先生，个人一生的命运得以彻底改变；这也是自己开始系统研习学术理论的开始。也由于坚守“隔离原则”，对于社会现实的巨大波动不敢怀有任何一厢情愿想法。所以在二度出国之前，先将《通论》译稿复印件存于北京朋友处，以便风向有变时得以设法保护译稿。这就是在“风波”突然到来之际决定首先将该译稿先交予台湾出版社出版的缘由。回顾个人跨学科思考的兴趣，其实涉及方方面面，越来越发觉社会、文化、历史、学术、思想各类话语都具有既交叉又分划的性质，为了对此类语义模糊话语进行较细密的分析，符号学的语义辨析功能遂愈加显得重要无比，虽然我发现国际同行已经在学术职场化环境内纷纷依重不同学科学派以求职场成功为其治学方向，因而（特别是不善精细思维的实用主义和行为主义各派）多未遵从此一符号学语义辨析本质来发展其学术。关于我如何借助国际符号学机制进行双向批评性思考（促进国内新知新学新理认知和激发西方同行的跨学科跨文化认识论革新）的经历，则是一个重大的话题，希望未来有机会再加以回顾吧。
【注】因明日本人要去诊所拔掉多颗牙齿以便安装新假牙（以前都在北京诊所匆匆定做）。作为三高患者，又如此高龄，不知风险如何。手边进行的长篇学术经历回顾分析文，是否可陆续顺利进行，对此实无法预知，遂突然想到不如先用此类短篇回忆文，来表达自己学术思想形成的一些片段过程。2024-4-25于湾区（时当美国常春藤诸高校大批学生正在占领校园，并遭逮捕，颇有68年复来之势！和这些青年学子能够进行理性讨论吗？青年人到底懂得多少社会现实呢？） 回顾1977年我的学术思考
1977这个年头是中国当代史发生断裂式改变的大转折年，也是我个人生涯逆转之年，这一年我已到了41岁。这一年我的所思所想为何呢？对于一贯将个人精神追求与现实状态加以脱钩的我来说，只希望自己当前“苟且的”生活状态得以延续，以便有时间继续“读书自娱”即可，根本想不到个人未来命运一类问题。毕竟文革10年过去了，日子不至于再坏下去吧。这一年夏初由江浙返京后，时在北京电影学院资料室工作的姐夫周传基找我，问我是否愿意为他选编的国外电影理论资料集（油印版）翻译理论性文章，因他知道我在家私自阅读现代西方哲学读物，也许我可承担理论性文字翻译。因为十多年的资讯隔离后，电影研究界突然发现西方电影理论刊物的写作风格大变，都是一些过于抽象的表述，而当时的国内资深研究人员多出身于老英语系，加以长期不接触国外理论读物，所以难以掌握理论细节。为此他借给我学校集体借书证，我持此证件即被允许进入北京图书馆。当暌违十年后重新进入我曾在那里独立自学6-7年时光的“精神圣殿”后，眼前为之一亮，从新图书展示厅和新书目录中似乎发现了全新的精神世界：现当代西方人文科学理论世界。其风格主要表现为跨学科性和理论性，此一方向性革新非常符合我多年来自己探寻的对新知识论的期盼，这就是：追求人文学术认知中的经验因果分析细密性和理论概括适切性。这两点恰恰是西方古典哲学和古典理论所欠缺者。因自50年代末开始，在比较现代思维和古典思维异同时，我之所以从十九世纪文学文化进入到现代哲学文化而不是还原到希腊-德国古典哲学文化，即因出于追求因果分析与逻辑分析的精密性提升的需要。其中首先关系到现代人文科学语词选配的适当性问题。在进入北图之后，多年来研习的各种外语阅读能力立即发生了作用。现代西方哲学知识的准备和多种外语的结合，使我可立即进入当代西方各域的理论表述。那时的想法是这样：一方面完成北影译文的工作，一方面迅速外借国外各类综述性当前理论前沿书籍，日夜间读，因不知此外借证何时会被取回，所以要抢先纵览一遍国际人文理论大势。在研读和翻译电影理论时，在诸多理论背景知识中最为突出的就是符号学和结构主义。除此之外，最为相关的是现象学和解释学，并涉及哲学、心理学、精神分析学、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语言学等各学科。几个月下来后，看到社会上的意识形态控制趋缓，我遂立即选定一部列入1974年美国认识论丛书的比利时《结构主义》加以翻译，打算向文革前有所接触的商务印书馆投稿。在数十本各国讨论结构主义的书中选中布洛克曼这本，乃因其视野和框架含括哲学，语言学，文学理论，政治意识形态。其中最主要的是其展现了与中国学界那时较为熟悉的现代英美经验主义的文学批评的不同风格，其美学思维方向也完全不同于当时学界熟悉的（大而无当的）古典哲学美学的风格。这部一开始（1980）就印行了数万本的小册子，要到10年后文学界才对其略微有所消化。因其思维方式不仅不同于英美（百年来中国留学生多来自英美），也不同于5-6十年代大陆已经（受到当时西欧左翼思潮泛滥的影响）略知的法国萨特存在主义等的政治意识形态类文学潮流。我之所以一开始就注意到罗兰巴尔特，就是因为他的文学思想可成为萨特的理论对立面。战后法国文学思潮曾时风靡世界，特别是在美国校园里，其中的政治性意涵明显地与当前人文科学性理论要求不合，所制造的战后西方左翼思想界，也令当时的我深感不安。现在回顾，我那时的理论性感觉已然朝向广义“政教分离”及其分支“经验与遐想分离”的区隔方向，这 两方面不可混为一谈。这样的理论感觉也与我十年文革间观察到的文斗武斗大混乱体验一致。对于百分之百与“文革”无染的我这位“看山看水自由身”来说，文革当然是在有组织的操纵下的愚民游戏。这条控制着大好河山的政治生态线，自然与精神世界无关，我们当然地生存于两条虽显性交叉却隐性平行的历史河流中。本论语“君子素其位而行之”原则，所可关心与实践者当然只在隐性的精神世界。所以当新时期伊始，不断涌出控诉、批判文革及极左运动的社会大反省时期，本着同一生活态度，我当然也是绝不介入，而是抓紧难得时机朝向如何恢复民族精神生命的方向，从头做起，不是向后看，而是必须向前看。
《结构主义》以及我在进入单位后从事的各种引介新知新学新理活动，恰恰与官方也在引导的理论思想开放政策一致，其直接效果就是摆脱列-斯教条主义，首先是由斯大林重新定位的哲学教条主义。当我陪同杜老参加北大外哲所召开的哲学理论研讨会时，我当然意识到参会的理论局负责人，北大老教授，党内开明派学者，以及北大和社科院两处中年学者们，人人都在一起努力，意在“破除迷信”，首先即试探性地瓦解列宁的哲学教条紧箍咒。我作为新近工作者自然也参与了由杜老、北大和现代外国哲学室等承担的各种外国思想理论开禁作为（以前多有相关回顾文），但我和大家的想法并不相同。在我看来，大家都是将“思想”与“政治”混为一谈，打算用思想改造政治。（作为杜老的助理，深悉老干部一代都是抱着相当乐观的态度。杜老曾对我幽默地说“童话中的妖怪已经出瓶了，回不去了”）而我那时却已明确意识到，不仅政教要分析，理论思想与政治现实也应该分离。所以在其后整个所谓“思想解放的80年代”中，虽然我照旧仔细体察社会政治变迁实态，却完全不曾卷入大批右派人士翻案后率先涉及的各种文革及极左批判热潮。也就是，我将那个时期的所谓思想解放，所谓理论解放等等都看作是一种政治现象，而非人文科学现象。二者的展开逻辑并不相同（那时的“感觉”成为我后来从事的历史双轨论研究的经验性基础之一）。我所关注的是如何为中华民族精神现代化发展提出方向性、方法性的学术准备。我们必须从头做起，甚至白手起家，因为文革十年将青少年一代的基本教育彻底荒废，而学术与思想完全被文革极左政治裹胁，广大知识青年毫无古今中外人文基本知识。此一现象当然是当局和大家所共同关心并通过开放政策正在加以改进的。如何为青年“知识补课”以及如何“批判过去”都是一个政治性课题，与我没有关系。新时期开始后，我们根本不知道开放性政策的持续性如何，所以只能抓紧时机先将事关民族及人类精神文化发展的思想大方向问题呈现出来。也就是设法在“务虚的”层次上展示人文学术认识论轮廓，瓦解两岸自民国以来人文学术界残留的保守势力和买办思想。由于自己的广义“政教分离”认识论实践观立场，我的直接负面理论参照物倒不是几十年的极左思潮，而是促成极左思潮产生的民国时期中国思想现代化中的优缺点。（所以我与后来国内那些一味倡导返归民国时期的中文系朋友不同）此一反省态度，又自然地与对再前帝王时期的学术思想状态相连接。这些民族思想史应该与全世界现代人文科学思想有意义的汇通，不能将之含含混混归类为“传统文化”而照单全收。（所以我与80年代将王国维、陈寅恪、钱钟书等作为新楷模的学术主流，态度并不相同，他们的共同学术倾向即沿自考据学传统的非理论性。这一学术主流具有明显意识形态理由，因当局在谨慎放宽理论思考界限的同时，生怕直接触及基本哲学理论问题。所以当时所倡导的学术典范都是非理论性方向的，难怪后来更由书法家和古文字学家来最安全地作为中国人文界之学术代表。）为此，我们必须重新深入研究现当代西方社会人文科学，攻坚其核心部分，朝向于人文科学理论前沿。在此想法下，虽然在理论普及的层面上，我设法将各学科的理论发展一一引介，但当时心中最高的愿望是将现代西方理论中最重要、百年来国内留洋学者加以忽略的经典翻译过来。这在当时出版上已经有了可能，而我首先将胡塞尔《通论》翻译出来的直接动机，是让国内学者们意识到，现代理论思维的细密化状态，以阻拦其后任何欲借理论话语忽悠国人的企图。而在理论性普及层次上的工作，则是以结构主义符号学为框架展现人文话语内科学性思维的样貌。
从80年代开始有了工资和有限稿酬，也自然地开始购置正在陆续出版的中国古籍。虽然那时集中于西方思想研究工作，但按照我的学术战略观，中西学术思想全面汇通是未来不仅是中国的而且是人类的人文科学现代化发展所必需的精神文明发展阶段（而这个阶段绝对不能由国际汉学界或比较文学界加以引导，因为二者都欠缺对现当代西方哲学理论的知识）。这当然意味着自己对各类国粹派的返古思潮方向不以为然。（后来对港台系统的各类国学研究局限性的批评，纯粹是从现代认识论立场提出的，而他们的国学经验主义与西方古代哲学的“实用主义式混谈方式”，在我看来是未来中国学术现代化发展的严重认识论阻力。因为他们对现代西方理论大多是浅尝辄止，却人人染就一身“儒家”的自大狂毛病。其依古自重生活实践观完全违背孔孟人生观，他们对于国际社会现实、学术理论发展、世界文化大势，均略有了解就仅根据自身民族历史的博大精深来进行自我陶醉，完全违背着仁学的“察其所安”的自反态度）。
纯粹出于偶然，一部小册子翻译，一张借书卡，十多年来未深入入任何专业的独立学术实践，以及遇到曾经秦城坐牢多年的杜任之先生，个人一生的命运得以彻底改变；这也是自己开始系统研习学术理论的开始。也由于坚守“隔离原则”，对于社会现实的巨大波动不敢怀有任何一厢情愿想法。所以在二度出国之前，先将《通论》译稿复印件存于北京朋友处，以便风向有变时得以设法保护译稿。这就是在“风波”突然到来之际决定首先将该译稿先交予台湾出版社出版的缘由。回顾个人跨学科思考的兴趣，其实涉及方方面面，越来越发觉社会、文化、历史、学术、思想各类话语都具有既交叉又分划的性质，为了对此类语义模糊话语进行较细密的分析，符号学的语义辨析功能遂愈加显得重要无比，虽然我发现国际同行已经在学术职场化环境内纷纷依重不同学科学派以求职场成功为其治学方向，因而（特别是不善精细思维的实用主义和行为主义各派）多未遵从此一符号学语义辨析本质来发展其学术。关于我如何借助国际符号学机制进行双向批评性思考（促进国内新知新学新理认知和激发西方同行的跨学科跨文化认识论革新）的经历，则是一个重大的话题，希望未来有机会再加以回顾吧。
【注】因明日本人要去诊所拔掉多颗牙齿以便安装新假牙（以前都在北京诊所匆匆定做）。作为三高患者，又如此高龄，不知风险如何。手边进行的长篇学术经历回顾分析文，是否可陆续顺利进行，对此实无法预知，遂突然想到不如先用此类短篇回忆文，来表达自己学术思想形成的一些片段过程。2024-4-25于湾区（时当美国常春藤诸高校大批学生正在占领校园，并遭逮捕，颇有68年复来之势！和这些青年学子能够进行理性讨论吗？青年人到底懂得多少社会现实呢？） 回顾1977年我的学术思考
1977这个年头是中国当代史发生断裂式改变的大转折年，也是我个人生涯逆转之年，这一年我已到了41岁。这一年我的所思所想为何呢？对于一贯将个人精神追求与现实状态加以脱钩的我来说，只希望自己当前“苟且的”生活状态得以延续，以便有时间继续“读书自娱”即可，根本想不到个人未来命运一类问题。毕竟文革10年过去了，日子不至于再坏下去吧。这一年夏初由江浙返京后，时在北京电影学院资料室工作的姐夫周传基找我，问我是否愿意为他选编的国外电影理论资料集（油印版）翻译理论性文章，因他知道我在家私自阅读现代西方哲学读物，也许我可承担理论性文字翻译。因为十多年的资讯隔离后，电影研究界突然发现西方电影理论刊物的写作风格大变，都是一些过于抽象的表述，而当时的国内资深研究人员多出身于老英语系，加以长期不接触国外理论读物，所以难以掌握理论细节。为此他借给我学校集体借书证，我持此证件即被允许进入北京图书馆。当暌违十年后重新进入我曾在那里独立自学6-7年时光的“精神圣殿”后，眼前为之一亮，从新图书展示厅和新书目录中似乎发现了全新的精神世界：现当代西方人文科学理论世界。其风格主要表现为跨学科性和理论性，此一方向性革新非常符合我多年来自己探寻的对新知识论的期盼，这就是：追求人文学术认知中的经验因果分析细密性和理论概括适切性。这两点恰恰是西方古典哲学和古典理论所欠缺者。因自50年代末开始，在比较现代思维和古典思维异同时，我之所以从十九世纪文学文化进入到现代哲学文化而不是还原到希腊-德国古典哲学文化，即因出于追求因果分析与逻辑分析的精密性提升的需要。其中首先关系到现代人文科学语词选配的适当性问题。在进入北图之后，多年来研习的各种外语阅读能力立即发生了作用。现代西方哲学知识的准备和多种外语的结合，使我可立即进入当代西方各域的理论表述。那时的想法是这样：一方面完成北影译文的工作，一方面迅速外借国外各类综述性当前理论前沿书籍，日夜间读，因不知此外借证何时会被取回，所以要抢先纵览一遍国际人文理论大势。在研读和翻译电影理论时，在诸多理论背景知识中最为突出的就是符号学和结构主义。除此之外，最为相关的是现象学和解释学，并涉及哲学、心理学、精神分析学、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语言学等各学科。几个月下来后，看到社会上的意识形态控制趋缓，我遂立即选定一部列入1974年美国认识论丛书的比利时《结构主义》加以翻译，打算向文革前有所接触的商务印书馆投稿。在数十本各国讨论结构主义的书中选中布洛克曼这本，乃因其视野和框架含括哲学，语言学，文学理论，政治意识形态。其中最主要的是其展现了与中国学界那时较为熟悉的现代英美经验主义的文学批评的不同风格，其美学思维方向也完全不同于当时学界熟悉的（大而无当的）古典哲学美学的风格。这部一开始（1980）就印行了数万本的小册子，要到10年后文学界才对其略微有所消化。因其思维方式不仅不同于英美（百年来中国留学生多来自英美），也不同于5-6十年代大陆已经（受到当时西欧左翼思潮泛滥的影响）略知的法国萨特存在主义等的政治意识形态类文学潮流。我之所以一开始就注意到罗兰巴尔特，就是因为他的文学思想可成为萨特的理论对立面。战后法国文学思潮曾时风靡世界，特别是在美国校园里，其中的政治性意涵明显地与当前人文科学性理论要求不合，所制造的战后西方左翼思想界，也令当时的我深感不安。现在回顾，我那时的理论性感觉已然朝向广义“政教分离”及其分支“经验与遐想分离”的区隔方向，这 两方面不可混为一谈。这样的理论感觉也与我十年文革间观察到的文斗武斗大混乱体验一致。对于百分之百与“文革”无染的我这位“看山看水自由身”来说，文革当然是在有组织的操纵下的愚民游戏。这条控制着大好河山的政治生态线，自然与精神世界无关，我们当然地生存于两条虽显性交叉却隐性平行的历史河流中。本论语“君子素其位而行之”原则，所可关心与实践者当然只在隐性的精神世界。所以当新时期伊始，不断涌出控诉、批判文革及极左运动的社会大反省时期，本着同一生活态度，我当然也是绝不介入，而是抓紧难得时机朝向如何恢复民族精神生命的方向，从头做起，不是向后看，而是必须向前看。
《结构主义》以及我在进入单位后从事的各种引介新知新学新理活动，恰恰与官方也在引导的理论思想开放政策一致，其直接效果就是摆脱列-斯教条主义，首先是由斯大林重新定位的哲学教条主义。当我陪同杜老参加北大外哲所召开的哲学理论研讨会时，我当然意识到参会的理论局负责人，北大老教授，党内开明派学者，以及北大和社科院两处中年学者们，人人都在一起努力，意在“破除迷信”，首先即试探性地瓦解列宁的哲学教条紧箍咒。我作为新近工作者自然也参与了由杜老、北大和现代外国哲学室等承担的各种外国思想理论开禁作为（以前多有相关回顾文），但我和大家的想法并不相同。在我看来，大家都是将“思想”与“政治”混为一谈，打算用思想改造政治。（作为杜老的助理，深悉老干部一代都是抱着相当乐观的态度。杜老曾对我幽默地说“童话中的妖怪已经出瓶了，回不去了”）而我那时却已明确意识到，不仅政教要分析，理论思想与政治现实也应该分离。所以在其后整个所谓“思想解放的80年代”中，虽然我照旧仔细体察社会政治变迁实态，却完全不曾卷入大批右派人士翻案后率先涉及的各种文革及极左批判热潮。也就是，我将那个时期的所谓思想解放，所谓理论解放等等都看作是一种政治现象，而非人文科学现象。二者的展开逻辑并不相同（那时的“感觉”成为我后来从事的历史双轨论研究的经验性基础之一）。我所关注的是如何为中华民族精神现代化发展提出方向性、方法性的学术准备。我们必须从头做起，甚至白手起家，因为文革十年将青少年一代的基本教育彻底荒废，而学术与思想完全被文革极左政治裹胁，广大知识青年毫无古今中外人文基本知识。此一现象当然是当局和大家所共同关心并通过开放政策正在加以改进的。如何为青年“知识补课”以及如何“批判过去”都是一个政治性课题，与我没有关系。新时期开始后，我们根本不知道开放性政策的持续性如何，所以只能抓紧时机先将事关民族及人类精神文化发展的思想大方向问题呈现出来。也就是设法在“务虚的”层次上展示人文学术认识论轮廓，瓦解两岸自民国以来人文学术界残留的保守势力和买办思想。由于自己的广义“政教分离”认识论实践观立场，我的直接负面理论参照物倒不是几十年的极左思潮，而是促成极左思潮产生的民国时期中国思想现代化中的优缺点。（所以我与后来国内那些一味倡导返归民国时期的中文系朋友不同）此一反省态度，又自然地与对再前帝王时期的学术思想状态相连接。这些民族思想史应该与全世界现代人文科学思想有意义的汇通，不能将之含含混混归类为“传统文化”而照单全收。（所以我与80年代将王国维、陈寅恪、钱钟书等作为新楷模的学术主流，态度并不相同，他们的共同学术倾向即沿自考据学传统的非理论性。这一学术主流具有明显意识形态理由，因当局在谨慎放宽理论思考界限的同时，生怕直接触及基本哲学理论问题。所以当时所倡导的学术典范都是非理论性方向的，难怪后来更由书法家和古文字学家来最安全地作为中国人文界之学术代表。）为此，我们必须重新深入研究现当代西方社会人文科学，攻坚其核心部分，朝向于人文科学理论前沿。在此想法下，虽然在理论普及的层面上，我设法将各学科的理论发展一一引介，但当时心中最高的愿望是将现代西方理论中最重要、百年来国内留洋学者加以忽略的经典翻译过来。这在当时出版上已经有了可能，而我首先将胡塞尔《通论》翻译出来的直接动机，是让国内学者们意识到，现代理论思维的细密化状态，以阻拦其后任何欲借理论话语忽悠国人的企图。而在理论性普及层次上的工作，则是以结构主义符号学为框架展现人文话语内科学性思维的样貌。
从80年代开始有了工资和有限稿酬，也自然地开始购置正在陆续出版的中国古籍。虽然那时集中于西方思想研究工作，但按照我的学术战略观，中西学术思想全面汇通是未来不仅是中国的而且是人类的人文科学现代化发展所必需的精神文明发展阶段（而这个阶段绝对不能由国际汉学界或比较文学界加以引导，因为二者都欠缺对现当代西方哲学理论的知识）。这当然意味着自己对各类国粹派的返古思潮方向不以为然。（后来对港台系统的各类国学研究局限性的批评，纯粹是从现代认识论立场提出的，而他们的国学经验主义与西方古代哲学的“实用主义式混谈方式”，在我看来是未来中国学术现代化发展的严重认识论阻力。因为他们对现代西方理论大多是浅尝辄止，却人人染就一身“儒家”的自大狂毛病。其依古自重生活实践观完全违背孔孟人生观，他们对于国际社会现实、学术理论发展、世界文化大势，均略有了解就仅根据自身民族历史的博大精深来进行自我陶醉，完全违背着仁学的“察其所安”的自反态度）。
纯粹出于偶然，一部小册子翻译，一张借书卡，十多年来未深入入任何专业的独立学术实践，以及遇到曾经秦城坐牢多年的杜任之先生，个人一生的命运得以彻底改变；这也是自己开始系统研习学术理论的开始。也由于坚守“隔离原则”，对于社会现实的巨大波动不敢怀有任何一厢情愿想法。所以在二度出国之前，先将《通论》译稿复印件存于北京朋友处，以便风向有变时得以设法保护译稿。这就是在“风波”突然到来之际决定首先将该译稿先交予台湾出版社出版的缘由。回顾个人跨学科思考的兴趣，其实涉及方方面面，越来越发觉社会、文化、历史、学术、思想各类话语都具有既交叉又分划的性质，为了对此类语义模糊话语进行较细密的分析，符号学的语义辨析功能遂愈加显得重要无比，虽然我发现国际同行已经在学术职场化环境内纷纷依重不同学科学派以求职场成功为其治学方向，因而（特别是不善精细思维的实用主义和行为主义各派）多未遵从此一符号学语义辨析本质来发展其学术。关于我如何借助国际符号学机制进行双向批评性思考（促进国内新知新学新理认知和激发西方同行的跨学科跨文化认识论革新）的经历，则是一个重大的话题，希望未来有机会再加以回顾吧。
【注】因明日本人要去诊所拔掉多颗牙齿以便安装新假牙（以前都在北京诊所匆匆定做）。作为三高患者，又如此高龄，不知风险如何。手边进行的长篇学术经历回顾分析文，是否可陆续顺利进行，对此实无法预知，遂突然想到不如先用此类短篇回忆文，来表达自己学术思想形成的一些片段过程。2024-4-25于湾区（时当美国常春藤诸高校大批学生正在占领校园，并遭逮捕，颇有68年复来之势！和这些青年学子能够进行理性讨论吗？青年人到底懂得多少社会现实呢？） 回顾1977年我的学术思考
1977这个年头是中国当代史发生断裂式改变的大转折年，也是我个人生涯逆转之年，这一年我已到了41岁。这一年我的所思所想为何呢？对于一贯将个人精神追求与现实状态加以脱钩的我来说，只希望自己当前“苟且的”生活状态得以延续，以便有时间继续“读书自娱”即可，根本想不到个人未来命运一类问题。毕竟文革10年过去了，日子不至于再坏下去吧。这一年夏初由江浙返京后，时在北京电影学院资料室工作的姐夫周传基找我，问我是否愿意为他选编的国外电影理论资料集（油印版）翻译理论性文章，因他知道我在家私自阅读现代西方哲学读物，也许我可承担理论性文字翻译。因为十多年的资讯隔离后，电影研究界突然发现西方电影理论刊物的写作风格大变，都是一些过于抽象的表述，而当时的国内资深研究人员多出身于老英语系，加以长期不接触国外理论读物，所以难以掌握理论细节。为此他借给我学校集体借书证，我持此证件即被允许进入北京图书馆。当暌违十年后重新进入我曾在那里独立自学6-7年时光的“精神圣殿”后，眼前为之一亮，从新图书展示厅和新书目录中似乎发现了全新的精神世界：现当代西方人文科学理论世界。其风格主要表现为跨学科性和理论性，此一方向性革新非常符合我多年来自己探寻的对新知识论的期盼，这就是：追求人文学术认知中的经验因果分析细密性和理论概括适切性。这两点恰恰是西方古典哲学和古典理论所欠缺者。因自50年代末开始，在比较现代思维和古典思维异同时，我之所以从十九世纪文学文化进入到现代哲学文化而不是还原到希腊-德国古典哲学文化，即因出于追求因果分析与逻辑分析的精密性提升的需要。其中首先关系到现代人文科学语词选配的适当性问题。在进入北图之后，多年来研习的各种外语阅读能力立即发生了作用。现代西方哲学知识的准备和多种外语的结合，使我可立即进入当代西方各域的理论表述。那时的想法是这样：一方面完成北影译文的工作，一方面迅速外借国外各类综述性当前理论前沿书籍，日夜间读，因不知此外借证何时会被取回，所以要抢先纵览一遍国际人文理论大势。在研读和翻译电影理论时，在诸多理论背景知识中最为突出的就是符号学和结构主义。除此之外，最为相关的是现象学和解释学，并涉及哲学、心理学、精神分析学、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语言学等各学科。几个月下来后，看到社会上的意识形态控制趋缓，我遂立即选定一部列入1974年美国认识论丛书的比利时《结构主义》加以翻译，打算向文革前有所接触的商务印书馆投稿。在数十本各国讨论结构主义的书中选中布洛克曼这本，乃因其视野和框架含括哲学，语言学，文学理论，政治意识形态。其中最主要的是其展现了与中国学界那时较为熟悉的现代英美经验主义的文学批评的不同风格，其美学思维方向也完全不同于当时学界熟悉的（大而无当的）古典哲学美学的风格。这部一开始（1980）就印行了数万本的小册子，要到10年后文学界才对其略微有所消化。因其思维方式不仅不同于英美（百年来中国留学生多来自英美），也不同于5-6十年代大陆已经（受到当时西欧左翼思潮泛滥的影响）略知的法国萨特存在主义等的政治意识形态类文学潮流。我之所以一开始就注意到罗兰巴尔特，就是因为他的文学思想可成为萨特的理论对立面。战后法国文学思潮曾时风靡世界，特别是在美国校园里，其中的政治性意涵明显地与当前人文科学性理论要求不合，所制造的战后西方左翼思想界，也令当时的我深感不安。现在回顾，我那时的理论性感觉已然朝向广义“政教分离”及其分支“经验与遐想分离”的区隔方向，这 两方面不可混为一谈。这样的理论感觉也与我十年文革间观察到的文斗武斗大混乱体验一致。对于百分之百与“文革”无染的我这位“看山看水自由身”来说，文革当然是在有组织的操纵下的愚民游戏。这条控制着大好河山的政治生态线，自然与精神世界无关，我们当然地生存于两条虽显性交叉却隐性平行的历史河流中。本论语“君子素其位而行之”原则，所可关心与实践者当然只在隐性的精神世界。所以当新时期伊始，不断涌出控诉、批判文革及极左运动的社会大反省时期，本着同一生活态度，我当然也是绝不介入，而是抓紧难得时机朝向如何恢复民族精神生命的方向，从头做起，不是向后看，而是必须向前看。
《结构主义》以及我在进入单位后从事的各种引介新知新学新理活动，恰恰与官方也在引导的理论思想开放政策一致，其直接效果就是摆脱列-斯教条主义，首先是由斯大林重新定位的哲学教条主义。当我陪同杜老参加北大外哲所召开的哲学理论研讨会时，我当然意识到参会的理论局负责人，北大老教授，党内开明派学者，以及北大和社科院两处中年学者们，人人都在一起努力，意在“破除迷信”，首先即试探性地瓦解列宁的哲学教条紧箍咒。我作为新近工作者自然也参与了由杜老、北大和现代外国哲学室等承担的各种外国思想理论开禁作为（以前多有相关回顾文），但我和大家的想法并不相同。在我看来，大家都是将“思想”与“政治”混为一谈，打算用思想改造政治。（作为杜老的助理，深悉老干部一代都是抱着相当乐观的态度。杜老曾对我幽默地说“童话中的妖怪已经出瓶了，回不去了”）而我那时却已明确意识到，不仅政教要分析，理论思想与政治现实也应该分离。所以在其后整个所谓“思想解放的80年代”中，虽然我照旧仔细体察社会政治变迁实态，却完全不曾卷入大批右派人士翻案后率先涉及的各种文革及极左批判热潮。也就是，我将那个时期的所谓思想解放，所谓理论解放等等都看作是一种政治现象，而非人文科学现象。二者的展开逻辑并不相同（那时的“感觉”成为我后来从事的历史双轨论研究的经验性基础之一）。我所关注的是如何为中华民族精神现代化发展提出方向性、方法性的学术准备。我们必须从头做起，甚至白手起家，因为文革十年将青少年一代的基本教育彻底荒废，而学术与思想完全被文革极左政治裹胁，广大知识青年毫无古今中外人文基本知识。此一现象当然是当局和大家所共同关心并通过开放政策正在加以改进的。如何为青年“知识补课”以及如何“批判过去”都是一个政治性课题，与我没有关系。新时期开始后，我们根本不知道开放性政策的持续性如何，所以只能抓紧时机先将事关民族及人类精神文化发展的思想大方向问题呈现出来。也就是设法在“务虚的”层次上展示人文学术认识论轮廓，瓦解两岸自民国以来人文学术界残留的保守势力和买办思想。由于自己的广义“政教分离”认识论实践观立场，我的直接负面理论参照物倒不是几十年的极左思潮，而是促成极左思潮产生的民国时期中国思想现代化中的优缺点。（所以我与后来国内那些一味倡导返归民国时期的中文系朋友不同）此一反省态度，又自然地与对再前帝王时期的学术思想状态相连接。这些民族思想史应该与全世界现代人文科学思想有意义的汇通，不能将之含含混混归类为“传统文化”而照单全收。（所以我与80年代将王国维、陈寅恪、钱钟书等作为新楷模的学术主流，态度并不相同，他们的共同学术倾向即沿自考据学传统的非理论性。这一学术主流具有明显意识形态理由，因当局在谨慎放宽理论思考界限的同时，生怕直接触及基本哲学理论问题。所以当时所倡导的学术典范都是非理论性方向的，难怪后来更由书法家和古文字学家来最安全地作为中国人文界之学术代表。）为此，我们必须重新深入研究现当代西方社会人文科学，攻坚其核心部分，朝向于人文科学理论前沿。在此想法下，虽然在理论普及的层面上，我设法将各学科的理论发展一一引介，但当时心中最高的愿望是将现代西方理论中最重要、百年来国内留洋学者加以忽略的经典翻译过来。这在当时出版上已经有了可能，而我首先将胡塞尔《通论》翻译出来的直接动机，是让国内学者们意识到，现代理论思维的细密化状态，以阻拦其后任何欲借理论话语忽悠国人的企图。而在理论性普及层次上的工作，则是以结构主义符号学为框架展现人文话语内科学性思维的样貌。
从80年代开始有了工资和有限稿酬，也自然地开始购置正在陆续出版的中国古籍。虽然那时集中于西方思想研究工作，但按照我的学术战略观，中西学术思想全面汇通是未来不仅是中国的而且是人类的人文科学现代化发展所必需的精神文明发展阶段（而这个阶段绝对不能由国际汉学界或比较文学界加以引导，因为二者都欠缺对现当代西方哲学理论的知识）。这当然意味着自己对各类国粹派的返古思潮方向不以为然。（后来对港台系统的各类国学研究局限性的批评，纯粹是从现代认识论立场提出的，而他们的国学经验主义与西方古代哲学的“实用主义式混谈方式”，在我看来是未来中国学术现代化发展的严重认识论阻力。因为他们对现代西方理论大多是浅尝辄止，却人人染就一身“儒家”的自大狂毛病。其依古自重生活实践观完全违背孔孟人生观，他们对于国际社会现实、学术理论发展、世界文化大势，均略有了解就仅根据自身民族历史的博大精深来进行自我陶醉，完全违背着仁学的“察其所安”的自反态度）。
纯粹出于偶然，一部小册子翻译，一张借书卡，十多年来未深入入任何专业的独立学术实践，以及遇到曾经秦城坐牢多年的杜任之先生，个人一生的命运得以彻底改变；这也是自己开始系统研习学术理论的开始。也由于坚守“隔离原则”，对于社会现实的巨大波动不敢怀有任何一厢情愿想法。所以在二度出国之前，先将《通论》译稿复印件存于北京朋友处，以便风向有变时得以设法保护译稿。这就是在“风波”突然到来之际决定首先将该译稿先交予台湾出版社出版的缘由。回顾个人跨学科思考的兴趣，其实涉及方方面面，越来越发觉社会、文化、历史、学术、思想各类话语都具有既交叉又分划的性质，为了对此类语义模糊话语进行较细密的分析，符号学的语义辨析功能遂愈加显得重要无比，虽然我发现国际同行已经在学术职场化环境内纷纷依重不同学科学派以求职场成功为其治学方向，因而（特别是不善精细思维的实用主义和行为主义各派）多未遵从此一符号学语义辨析本质来发展其学术。关于我如何借助国际符号学机制进行双向批评性思考（促进国内新知新学新理认知和激发西方同行的跨学科跨文化认识论革新）的经历，则是一个重大的话题，希望未来有机会再加以回顾吧。
【注】因明日本人要去诊所拔掉多颗牙齿以便安装新假牙（以前都在北京诊所匆匆定做）。作为三高患者，又如此高龄，不知风险如何。手边进行的长篇学术经历回顾分析文，是否可陆续顺利进行，对此实无法预知，遂突然想到不如先用此类短篇回忆文，来表达自己学术思想形成的一些片段过程。2024-4-25于湾区（时当美国常春藤诸高校大批学生正在占领校园，并遭逮捕，颇有68年复来之势！和这些青年学子能够进行理性讨论吗？青年人到底懂得多少社会现实呢？） 回顾1977年我的学术思考
1977这个年头是中国当代史发生断裂式改变的大转折年，也是我个人生涯逆转之年，这一年我已到了41岁。这一年我的所思所想为何呢？对于一贯将个人精神追求与现实状态加以脱钩的我来说，只希望自己当前“苟且的”生活状态得以延续，以便有时间继续“读书自娱”即可，根本想不到个人未来命运一类问题。毕竟文革10年过去了，日子不至于再坏下去吧。这一年夏初由江浙返京后，时在北京电影学院资料室工作的姐夫周传基找我，问我是否愿意为他选编的国外电影理论资料集（油印版）翻译理论性文章，因他知道我在家私自阅读现代西方哲学读物，也许我可承担理论性文字翻译。因为十多年的资讯隔离后，电影研究界突然发现西方电影理论刊物的写作风格大变，都是一些过于抽象的表述，而当时的国内资深研究人员多出身于老英语系，加以长期不接触国外理论读物，所以难以掌握理论细节。为此他借给我学校集体借书证，我持此证件即被允许进入北京图书馆。当暌违十年后重新进入我曾在那里独立自学6-7年时光的“精神圣殿”后，眼前为之一亮，从新图书展示厅和新书目录中似乎发现了全新的精神世界：现当代西方人文科学理论世界。其风格主要表现为跨学科性和理论性，此一方向性革新非常符合我多年来自己探寻的对新知识论的期盼，这就是：追求人文学术认知中的经验因果分析细密性和理论概括适切性。这两点恰恰是西方古典哲学和古典理论所欠缺者。因自50年代末开始，在比较现代思维和古典思维异同时，我之所以从十九世纪文学文化进入到现代哲学文化而不是还原到希腊-德国古典哲学文化，即因出于追求因果分析与逻辑分析的精密性提升的需要。其中首先关系到现代人文科学语词选配的适当性问题。在进入北图之后，多年来研习的各种外语阅读能力立即发生了作用。现代西方哲学知识的准备和多种外语的结合，使我可立即进入当代西方各域的理论表述。那时的想法是这样：一方面完成北影译文的工作，一方面迅速外借国外各类综述性当前理论前沿书籍，日夜间读，因不知此外借证何时会被取回，所以要抢先纵览一遍国际人文理论大势。在研读和翻译电影理论时，在诸多理论背景知识中最为突出的就是符号学和结构主义。除此之外，最为相关的是现象学和解释学，并涉及哲学、心理学、精神分析学、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语言学等各学科。几个月下来后，看到社会上的意识形态控制趋缓，我遂立即选定一部列入1974年美国认识论丛书的比利时《结构主义》加以翻译，打算向文革前有所接触的商务印书馆投稿。在数十本各国讨论结构主义的书中选中布洛克曼这本，乃因其视野和框架含括哲学，语言学，文学理论，政治意识形态。其中最主要的是其展现了与中国学界那时较为熟悉的现代英美经验主义的文学批评的不同风格，其美学思维方向也完全不同于当时学界熟悉的（大而无当的）古典哲学美学的风格。这部一开始（1980）就印行了数万本的小册子，要到10年后文学界才对其略微有所消化。因其思维方式不仅不同于英美（百年来中国留学生多来自英美），也不同于5-6十年代大陆已经（受到当时西欧左翼思潮泛滥的影响）略知的法国萨特存在主义等的政治意识形态类文学潮流。我之所以一开始就注意到罗兰巴尔特，就是因为他的文学思想可成为萨特的理论对立面。战后法国文学思潮曾时风靡世界，特别是在美国校园里，其中的政治性意涵明显地与当前人文科学性理论要求不合，所制造的战后西方左翼思想界，也令当时的我深感不安。现在回顾，我那时的理论性感觉已然朝向广义“政教分离”及其分支“经验与遐想分离”的区隔方向，这 两方面不可混为一谈。这样的理论感觉也与我十年文革间观察到的文斗武斗大混乱体验一致。对于百分之百与“文革”无染的我这位“看山看水自由身”来说，文革当然是在有组织的操纵下的愚民游戏。这条控制着大好河山的政治生态线，自然与精神世界无关，我们当然地生存于两条虽显性交叉却隐性平行的历史河流中。本论语“君子素其位而行之”原则，所可关心与实践者当然只在隐性的精神世界。所以当新时期伊始，不断涌出控诉、批判文革及极左运动的社会大反省时期，本着同一生活态度，我当然也是绝不介入，而是抓紧难得时机朝向如何恢复民族精神生命的方向，从头做起，不是向后看，而是必须向前看。
《结构主义》以及我在进入单位后从事的各种引介新知新学新理活动，恰恰与官方也在引导的理论思想开放政策一致，其直接效果就是摆脱列-斯教条主义，首先是由斯大林重新定位的哲学教条主义。当我陪同杜老参加北大外哲所召开的哲学理论研讨会时，我当然意识到参会的理论局负责人，北大老教授，党内开明派学者，以及北大和社科院两处中年学者们，人人都在一起努力，意在“破除迷信”，首先即试探性地瓦解列宁的哲学教条紧箍咒。我作为新近工作者自然也参与了由杜老、北大和现代外国哲学室等承担的各种外国思想理论开禁作为（以前多有相关回顾文），但我和大家的想法并不相同。在我看来，大家都是将“思想”与“政治”混为一谈，打算用思想改造政治。（作为杜老的助理，深悉老干部一代都是抱着相当乐观的态度。杜老曾对我幽默地说“童话中的妖怪已经出瓶了，回不去了”）而我那时却已明确意识到，不仅政教要分析，理论思想与政治现实也应该分离。所以在其后整个所谓“思想解放的80年代”中，虽然我照旧仔细体察社会政治变迁实态，却完全不曾卷入大批右派人士翻案后率先涉及的各种文革及极左批判热潮。也就是，我将那个时期的所谓思想解放，所谓理论解放等等都看作是一种政治现象，而非人文科学现象。二者的展开逻辑并不相同（那时的“感觉”成为我后来从事的历史双轨论研究的经验性基础之一）。我所关注的是如何为中华民族精神现代化发展提出方向性、方法性的学术准备。我们必须从头做起，甚至白手起家，因为文革十年将青少年一代的基本教育彻底荒废，而学术与思想完全被文革极左政治裹胁，广大知识青年毫无古今中外人文基本知识。此一现象当然是当局和大家所共同关心并通过开放政策正在加以改进的。如何为青年“知识补课”以及如何“批判过去”都是一个政治性课题，与我没有关系。新时期开始后，我们根本不知道开放性政策的持续性如何，所以只能抓紧时机先将事关民族及人类精神文化发展的思想大方向问题呈现出来。也就是设法在“务虚的”层次上展示人文学术认识论轮廓，瓦解两岸自民国以来人文学术界残留的保守势力和买办思想。由于自己的广义“政教分离”认识论实践观立场，我的直接负面理论参照物倒不是几十年的极左思潮，而是促成极左思潮产生的民国时期中国思想现代化中的优缺点。（所以我与后来国内那些一味倡导返归民国时期的中文系朋友不同）此一反省态度，又自然地与对再前帝王时期的学术思想状态相连接。这些民族思想史应该与全世界现代人文科学思想有意义的汇通，不能将之含含混混归类为“传统文化”而照单全收。（所以我与80年代将王国维、陈寅恪、钱钟书等作为新楷模的学术主流，态度并不相同，他们的共同学术倾向即沿自考据学传统的非理论性。这一学术主流具有明显意识形态理由，因当局在谨慎放宽理论思考界限的同时，生怕直接触及基本哲学理论问题。所以当时所倡导的学术典范都是非理论性方向的，难怪后来更由书法家和古文字学家来最安全地作为中国人文界之学术代表。）为此，我们必须重新深入研究现当代西方社会人文科学，攻坚其核心部分，朝向于人文科学理论前沿。在此想法下，虽然在理论普及的层面上，我设法将各学科的理论发展一一引介，但当时心中最高的愿望是将现代西方理论中最重要、百年来国内留洋学者加以忽略的经典翻译过来。这在当时出版上已经有了可能，而我首先将胡塞尔《通论》翻译出来的直接动机，是让国内学者们意识到，现代理论思维的细密化状态，以阻拦其后任何欲借理论话语忽悠国人的企图。而在理论性普及层次上的工作，则是以结构主义符号学为框架展现人文话语内科学性思维的样貌。
从80年代开始有了工资和有限稿酬，也自然地开始购置正在陆续出版的中国古籍。虽然那时集中于西方思想研究工作，但按照我的学术战略观，中西学术思想全面汇通是未来不仅是中国的而且是人类的人文科学现代化发展所必需的精神文明发展阶段（而这个阶段绝对不能由国际汉学界或比较文学界加以引导，因为二者都欠缺对现当代西方哲学理论的知识）。这当然意味着自己对各类国粹派的返古思潮方向不以为然。（后来对港台系统的各类国学研究局限性的批评，纯粹是从现代认识论立场提出的，而他们的国学经验主义与西方古代哲学的“实用主义式混谈方式”，在我看来是未来中国学术现代化发展的严重认识论阻力。因为他们对现代西方理论大多是浅尝辄止，却人人染就一身“儒家”的自大狂毛病。其依古自重生活实践观完全违背孔孟人生观，他们对于国际社会现实、学术理论发展、世界文化大势，均略有了解就仅根据自身民族历史的博大精深来进行自我陶醉，完全违背着仁学的“察其所安”的自反态度）。
纯粹出于偶然，一部小册子翻译，一张借书卡，十多年来未深入入任何专业的独立学术实践，以及遇到曾经秦城坐牢多年的杜任之先生，个人一生的命运得以彻底改变；这也是自己开始系统研习学术理论的开始。也由于坚守“隔离原则”，对于社会现实的巨大波动不敢怀有任何一厢情愿想法。所以在二度出国之前，先将《通论》译稿复印件存于北京朋友处，以便风向有变时得以设法保护译稿。这就是在“风波”突然到来之际决定首先将该译稿先交予台湾出版社出版的缘由。回顾个人跨学科思考的兴趣，其实涉及方方面面，越来越发觉社会、文化、历史、学术、思想各类话语都具有既交叉又分划的性质，为了对此类语义模糊话语进行较细密的分析，符号学的语义辨析功能遂愈加显得重要无比，虽然我发现国际同行已经在学术职场化环境内纷纷依重不同学科学派以求职场成功为其治学方向，因而（特别是不善精细思维的实用主义和行为主义各派）多未遵从此一符号学语义辨析本质来发展其学术。关于我如何借助国际符号学机制进行双向批评性思考（促进国内新知新学新理认知和激发西方同行的跨学科跨文化认识论革新）的经历，则是一个重大的话题，希望未来有机会再加以回顾吧。
【注】因明日本人要去诊所拔掉多颗牙齿以便安装新假牙（以前都在北京诊所匆匆定做）。作为三高患者，又如此高龄，不知风险如何。手边进行的长篇学术经历回顾分析文，是否可陆续顺利进行，对此实无法预知，遂突然想到不如先用此类短篇回忆文，来表达自己学术思想形成的一些片段过程。2024-4-25于湾区（时当美国常春藤诸高校大批学生正在占领校园，并遭逮捕，颇有68年复来之势！和这些青年学子能够进行理性讨论吗？青年人到底懂得多少社会现实呢？） 回顾1977年我的学术思考
1977这个年头是中国当代史发生断裂式改变的大转折年，也是我个人生涯逆转之年，这一年我已到了41岁。这一年我的所思所想为何呢？对于一贯将个人精神追求与现实状态加以脱钩的我来说，只希望自己当前“苟且的”生活状态得以延续，以便有时间继续“读书自娱”即可，根本想不到个人未来命运一类问题。毕竟文革10年过去了，日子不至于再坏下去吧。这一年夏初由江浙返京后，时在北京电影学院资料室工作的姐夫周传基找我，问我是否愿意为他选编的国外电影理论资料集（油印版）翻译理论性文章，因他知道我在家私自阅读现代西方哲学读物，也许我可承担理论性文字翻译。因为十多年的资讯隔离后，电影研究界突然发现西方电影理论刊物的写作风格大变，都是一些过于抽象的表述，而当时的国内资深研究人员多出身于老英语系，加以长期不接触国外理论读物，所以难以掌握理论细节。为此他借给我学校集体借书证，我持此证件即被允许进入北京图书馆。当暌违十年后重新进入我曾在那里独立自学6-7年时光的“精神圣殿”后，眼前为之一亮，从新图书展示厅和新书目录中似乎发现了全新的精神世界：现当代西方人文科学理论世界。其风格主要表现为跨学科性和理论性，此一方向性革新非常符合我多年来自己探寻的对新知识论的期盼，这就是：追求人文学术认知中的经验因果分析细密性和理论概括适切性。这两点恰恰是西方古典哲学和古典理论所欠缺者。因自50年代末开始，在比较现代思维和古典思维异同时，我之所以从十九世纪文学文化进入到现代哲学文化而不是还原到希腊-德国古典哲学文化，即因出于追求因果分析与逻辑分析的精密性提升的需要。其中首先关系到现代人文科学语词选配的适当性问题。在进入北图之后，多年来研习的各种外语阅读能力立即发生了作用。现代西方哲学知识的准备和多种外语的结合，使我可立即进入当代西方各域的理论表述。那时的想法是这样：一方面完成北影译文的工作，一方面迅速外借国外各类综述性当前理论前沿书籍，日夜间读，因不知此外借证何时会被取回，所以要抢先纵览一遍国际人文理论大势。在研读和翻译电影理论时，在诸多理论背景知识中最为突出的就是符号学和结构主义。除此之外，最为相关的是现象学和解释学，并涉及哲学、心理学、精神分析学、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语言学等各学科。几个月下来后，看到社会上的意识形态控制趋缓，我遂立即选定一部列入1974年美国认识论丛书的比利时《结构主义》加以翻译，打算向文革前有所接触的商务印书馆投稿。在数十本各国讨论结构主义的书中选中布洛克曼这本，乃因其视野和框架含括哲学，语言学，文学理论，政治意识形态。其中最主要的是其展现了与中国学界那时较为熟悉的现代英美经验主义的文学批评的不同风格，其美学思维方向也完全不同于当时学界熟悉的（大而无当的）古典哲学美学的风格。这部一开始（1980）就印行了数万本的小册子，要到10年后文学界才对其略微有所消化。因其思维方式不仅不同于英美（百年来中国留学生多来自英美），也不同于5-6十年代大陆已经（受到当时西欧左翼思潮泛滥的影响）略知的法国萨特存在主义等的政治意识形态类文学潮流。我之所以一开始就注意到罗兰巴尔特，就是因为他的文学思想可成为萨特的理论对立面。战后法国文学思潮曾时风靡世界，特别是在美国校园里，其中的政治性意涵明显地与当前人文科学性理论要求不合，所制造的战后西方左翼思想界，也令当时的我深感不安。现在回顾，我那时的理论性感觉已然朝向广义“政教分离”及其分支“经验与遐想分离”的区隔方向，这 两方面不可混为一谈。这样的理论感觉也与我十年文革间观察到的文斗武斗大混乱体验一致。对于百分之百与“文革”无染的我这位“看山看水自由身”来说，文革当然是在有组织的操纵下的愚民游戏。这条控制着大好河山的政治生态线，自然与精神世界无关，我们当然地生存于两条虽显性交叉却隐性平行的历史河流中。本论语“君子素其位而行之”原则，所可关心与实践者当然只在隐性的精神世界。所以当新时期伊始，不断涌出控诉、批判文革及极左运动的社会大反省时期，本着同一生活态度，我当然也是绝不介入，而是抓紧难得时机朝向如何恢复民族精神生命的方向，从头做起，不是向后看，而是必须向前看。
《结构主义》以及我在进入单位后从事的各种引介新知新学新理活动，恰恰与官方也在引导的理论思想开放政策一致，其直接效果就是摆脱列-斯教条主义，首先是由斯大林重新定位的哲学教条主义。当我陪同杜老参加北大外哲所召开的哲学理论研讨会时，我当然意识到参会的理论局负责人，北大老教授，党内开明派学者，以及北大和社科院两处中年学者们，人人都在一起努力，意在“破除迷信”，首先即试探性地瓦解列宁的哲学教条紧箍咒。我作为新近工作者自然也参与了由杜老、北大和现代外国哲学室等承担的各种外国思想理论开禁作为（以前多有相关回顾文），但我和大家的想法并不相同。在我看来，大家都是将“思想”与“政治”混为一谈，打算用思想改造政治。（作为杜老的助理，深悉老干部一代都是抱着相当乐观的态度。杜老曾对我幽默地说“童话中的妖怪已经出瓶了，回不去了”）而我那时却已明确意识到，不仅政教要分析，理论思想与政治现实也应该分离。所以在其后整个所谓“思想解放的80年代”中，虽然我照旧仔细体察社会政治变迁实态，却完全不曾卷入大批右派人士翻案后率先涉及的各种文革及极左批判热潮。也就是，我将那个时期的所谓思想解放，所谓理论解放等等都看作是一种政治现象，而非人文科学现象。二者的展开逻辑并不相同（那时的“感觉”成为我后来从事的历史双轨论研究的经验性基础之一）。我所关注的是如何为中华民族精神现代化发展提出方向性、方法性的学术准备。我们必须从头做起，甚至白手起家，因为文革十年将青少年一代的基本教育彻底荒废，而学术与思想完全被文革极左政治裹胁，广大知识青年毫无古今中外人文基本知识。此一现象当然是当局和大家所共同关心并通过开放政策正在加以改进的。如何为青年“知识补课”以及如何“批判过去”都是一个政治性课题，与我没有关系。新时期开始后，我们根本不知道开放性政策的持续性如何，所以只能抓紧时机先将事关民族及人类精神文化发展的思想大方向问题呈现出来。也就是设法在“务虚的”层次上展示人文学术认识论轮廓，瓦解两岸自民国以来人文学术界残留的保守势力和买办思想。由于自己的广义“政教分离”认识论实践观立场，我的直接负面理论参照物倒不是几十年的极左思潮，而是促成极左思潮产生的民国时期中国思想现代化中的优缺点。（所以我与后来国内那些一味倡导返归民国时期的中文系朋友不同）此一反省态度，又自然地与对再前帝王时期的学术思想状态相连接。这些民族思想史应该与全世界现代人文科学思想有意义的汇通，不能将之含含混混归类为“传统文化”而照单全收。（所以我与80年代将王国维、陈寅恪、钱钟书等作为新楷模的学术主流，态度并不相同，他们的共同学术倾向即沿自考据学传统的非理论性。这一学术主流具有明显意识形态理由，因当局在谨慎放宽理论思考界限的同时，生怕直接触及基本哲学理论问题。所以当时所倡导的学术典范都是非理论性方向的，难怪后来更由书法家和古文字学家来最安全地作为中国人文界之学术代表。）为此，我们必须重新深入研究现当代西方社会人文科学，攻坚其核心部分，朝向于人文科学理论前沿。在此想法下，虽然在理论普及的层面上，我设法将各学科的理论发展一一引介，但当时心中最高的愿望是将现代西方理论中最重要、百年来国内留洋学者加以忽略的经典翻译过来。这在当时出版上已经有了可能，而我首先将胡塞尔《通论》翻译出来的直接动机，是让国内学者们意识到，现代理论思维的细密化状态，以阻拦其后任何欲借理论话语忽悠国人的企图。而在理论性普及层次上的工作，则是以结构主义符号学为框架展现人文话语内科学性思维的样貌。
从80年代开始有了工资和有限稿酬，也自然地开始购置正在陆续出版的中国古籍。虽然那时集中于西方思想研究工作，但按照我的学术战略观，中西学术思想全面汇通是未来不仅是中国的而且是人类的人文科学现代化发展所必需的精神文明发展阶段（而这个阶段绝对不能由国际汉学界或比较文学界加以引导，因为二者都欠缺对现当代西方哲学理论的知识）。这当然意味着自己对各类国粹派的返古思潮方向不以为然。（后来对港台系统的各类国学研究局限性的批评，纯粹是从现代认识论立场提出的，而他们的国学经验主义与西方古代哲学的“实用主义式混谈方式”，在我看来是未来中国学术现代化发展的严重认识论阻力。因为他们对现代西方理论大多是浅尝辄止，却人人染就一身“儒家”的自大狂毛病。其依古自重生活实践观完全违背孔孟人生观，他们对于国际社会现实、学术理论发展、世界文化大势，均略有了解就仅根据自身民族历史的博大精深来进行自我陶醉，完全违背着仁学的“察其所安”的自反态度）。
纯粹出于偶然，一部小册子翻译，一张借书卡，十多年来未深入入任何专业的独立学术实践，以及遇到曾经秦城坐牢多年的杜任之先生，个人一生的命运得以彻底改变；这也是自己开始系统研习学术理论的开始。也由于坚守“隔离原则”，对于社会现实的巨大波动不敢怀有任何一厢情愿想法。所以在二度出国之前，先将《通论》译稿复印件存于北京朋友处，以便风向有变时得以设法保护译稿。这就是在“风波”突然到来之际决定首先将该译稿先交予台湾出版社出版的缘由。回顾个人跨学科思考的兴趣，其实涉及方方面面，越来越发觉社会、文化、历史、学术、思想各类话语都具有既交叉又分划的性质，为了对此类语义模糊话语进行较细密的分析，符号学的语义辨析功能遂愈加显得重要无比，虽然我发现国际同行已经在学术职场化环境内纷纷依重不同学科学派以求职场成功为其治学方向，因而（特别是不善精细思维的实用主义和行为主义各派）多未遵从此一符号学语义辨析本质来发展其学术。关于我如何借助国际符号学机制进行双向批评性思考（促进国内新知新学新理认知和激发西方同行的跨学科跨文化认识论革新）的经历，则是一个重大的话题，希望未来有机会再加以回顾吧。
【注】因明日本人要去诊所拔掉多颗牙齿以便安装新假牙（以前都在北京诊所匆匆定做）。作为三高患者，又如此高龄，不知风险如何。手边进行的长篇学术经历回顾分析文，是否可陆续顺利进行，对此实无法预知，遂突然想到不如先用此类短篇回忆文，来表达自己学术思想形成的一些片段过程。2024-4-25于湾区（时当美国常春藤诸高校大批学生正在占领校园，并遭逮捕，颇有68年复来之势！和这些青年学子能够进行理性讨论吗？青年人到底懂得多少社会现实呢？） (责任编辑：李幼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