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论人文科学的现状和未来 李幼蒸
本文简目 0。五月大陆行的背景和日程表 1。初步印象 2。大陆人文学术基本问题 3。海外华裔人文学术性质 4。哲学本位主义和跨学科的理论方向问题 5。学科本位主义和跨学科的“融会贯通” 6。作为求知工具的外语之特殊过去及合理未来 7。再谈仁学心术学 8。尾声：商业化“力”与伦理学“理”的张力关系 0。五月大陆行的背景和日程表 为了赶上订购便宜机票的最后时机，我和妻子遂于今年4月 底一同返国探亲访友。这是十年来我们第一次一同返国旅行，妻子要求我陪她一起去杭州参加大学、中学老同学最后组织的两次聚会。此时我刚完成一本有关胡塞尔 现象学导论的翻译初稿，正待一鼓作气，完成定稿，因此并非动身旅行的恰当时间。由于妻子催促甚急，只好决定同行。为了“不虚此行”，我开始想到是否可以象 往常一样利用回国4周的机会也做一些与学术活动有关的安排。这时想起了早先华东师大中文系老师建议我过沪时前去讲学的建议，我曾答应，如果什么时候再有江南行，我会顺便往访。去杭州，一定要过沪、宁。半年多来，自去秋西班牙国际符号学大会上南京师大获得了2012第11届 国际符号学大会的主办权以来，作为该校符号学研究所顾问，我们之间一直在商议相关准备事宜。那么，此次赴杭途中，岂非正好是顺便会谈的机会？加以妻子也要 在宁探视姐妹，南京自然必须停留。由于和妻子同行，去杭州，就近的宁波就也必须纳入行程。我和宁波诸友的“间接友谊”已长达四十余年，虽不无一种近似“近 乡情怯”之感，却也到了不可再拖延的时候。时间不够怎么办？最后决定：杭州四天，宁、沪、甬各两天。时间短暂，毕竟聊胜于无。行程框架定下来后，动身前一 个月来，如何“充实”此次行程的念头开始“纷至沓来”。不想最终“演变成”四周间的8讲2谈的密集学术之旅。 我那么喜欢讲演么？非也！不仅毕生没有正式上过课堂讲坛，口呐语急，不善铺叙，友朋皆知。打算借讲演之机宣传个人学术么？是也不是。80年 代我正在对新知新学全力“补课”阶段，时当学界需学孔急，各处不少邀讲，却都是能推则推。今日大陆学术出版日趋宽松，思想表达已有正规渠道安排，加以网路 四通八达，可以随时直接面对千百读者，又何需在小范围内宣讲？不想，华东师大的早先个别建议竞成了此次回国密集讲演的“导火线”。为什么？目的有四：了解 今日大陆高校文科的学术现状和理论思维的特点；了解高校文科师生对我三十多年来推进新知新学的反应；了解高校文科师生对符号学学术接受的可能性；动员高校 文科师生参加2012南京国际符号学大会的可能性。四者一个比一个的目的性更具体，也就一个比一个更重要地丰富了我为此行节目“加码”的动机。于是最后终于成就了此次南北四周“8讲2谈”大陆行。（参见所附行程表）清华国学院刘东先生在我讲演时曾插问年龄几何，答称：实足年龄整73矣（到了南方可再虚长2岁，遂可避过“第一关”了），可谓不知“老之将〔已〕至”！ 此次回国印象正面远多于负面：通关便捷之极，海外旅馆定位方便性世界第一，公路桥梁的规模和质量，与我从前印象相比，惊叹莫已，铁路“动车”系统与几十年前 作者南来北往时的经验更不可同日而语，……在在看到了一个巨大有效的“秩序组织力”的存在和运作。另外一方面，大都市触目所及都是“从前”少见的交通混 乱，治大而不能治小，这说明了什么？饮食方面丰富无比（上海第一食品商店的货品种类之丰富，不知世界各地有可相比者否？1988年 在西柏林最大食品店卡迪维所见丰富无比的陈列，规模与豪华自然远过之，而就华人喜爱之食品言，则又远不能和上海此店相比）。此外，凡档次饭店的“酒席”质 量多乏善可陈（重要的是：菜色普遍地“华而不实”），与之对比，小吃一类普通饮食店则多可发现价廉物美餐饮。酒店的豪华布置和旗袍小姐的队伍，恰可与饮食 内容的“名实不符”形成对照。这又说明了什么？当然，由于行程局限，所见不多，个人印象可能并无关于整体之实际。期间：南京街路之梧桐，石婆婆庵妻子出生 地及我幼年戏耍地慕慈医院之遗址，48年前与妻子同住过的南京东路东亚饭店，宁波桂井巷谢全山之故 居，三、四十年前曾经住过的东钱湖畔残留之陶公山村，阴雨日之西湖龙井茶社，于家父战前曾主持校政的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之讲演，以及重登北京居庸关 （“初访”可能已在五十多年前上初中时了），今均已融入大陆五月行之温馨记忆。 为了安排各次讲演的内容，我曾预先设计了各讲的内容和重点，尽量避免重复。同时，为了使此次系列讲演不至于只有一次性效果，决定将其作为日后撰写一部“讲演 集”的基础和准备。关于各讲的内容及将来在讲演集中的相关引申，却并非本文主题。我只拟借题发挥，略陈此次回国学术访问所引生的一些相关“学术感想”。 首先让我将五月大陆讲演行的日程表列此，以反映此行见闻之范围。 2012年5月回国讲演座谈行程表 1。5-5（三）：2 – 5 pm 清华大学 伟清楼 心理学系 学术报告厅 “符号学作为人文科学跨学科整合的方法论” 2。5-6（四）：4：30-6：30 北京大学 中文系 北大五院，二楼讲演厅 3。5-10（一）：3 – 6 pm 上海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和哲学所 校本部B401 4。5-11（二）：9：45-11：45 am 华东师大 思勉研究院 5．5-17（二）：2：00-4：00 浙江大学人文学院 西溪校区 （徐亮教授研究班） 6。5-17（一）：19：00 -21：00 浙江大学 紫金岗校区会议厅 7。5-18 （二）：9：30-11：30 am 浙江大学人文学院 西溪校区 8。5-20（四）：4：30-6：30 pm 北京大学中文系 （龚鹏程教授研究班） 9。5-24（一）： 2：30-5：00 pm 北师大历史学院 师大主楼600会议厅 10。5-25（二）：2：30-5；00 pm 清华大学国学院 立斋 11.5-27（四） 搭机返旧金山 必 须承认，今日大陆南北大学在文科学术方面的宽松气氛令我耳目一新，不仅是学术内容几乎毫无限制地“趋向和世界接轨”，而且在学术活动方面也日趋自主和开 放。即如对我这样一个在“世界体制之外”的独立学人，也表现出（在我的经验范围内的）“空前的开放性”。当然，也有例外，此次与大陆学界联系访问中唯一的 负面经验竟然发生在我自己长年参与的一个领域内：现象学。北大哲学系现象学研究所竟然是此行中唯一拒绝我往访的单位，其拒绝的理由是：我须先提交一封“组 织介绍信”，并补加上一句：即使提交了介绍信，也只不过是“一种可能性”而已。令人大为惊诧的是：让我以为回到了“从前”的这封拒访信，竟然是出自一位不 仅与我有多方面专业关系者之手，而且是留学西方并常年与自由世界西人来往的人士。我不得不佩服一些中国知识分子兼有的“两面灵活性”：中方的组织性和西方 的自由性。该所频频接待西方现象学学者，却拒绝原本中国的现象学学者，而且他们曾从后者学到过重要的现象学知识！我所建议的讲题本来是：“论现象学和符号 学的关系”。看来这个学术领域已把“排李条款”列为学会内定政策了。过去我以为只是南方如此，这次才知道北方亦然。然而他们却已不知“今夕何夕”！今日岂 是90年代初他们企图借 组织之力“垄断”此域时的局面？他们延用的旧时期“介绍信”制度今日大概只能有效于“两系一所”吧！由于这个题目的重要性，本来是很希望能有机会和北大哲 学系师生进行讨论的。看来他们的目的正是要阻碍我与哲学系师生见面！我倒应该感谢他们让我有机会认识了他们，并进一步认识到今后中国的现象学研究必须进一 步开放的必要性，对此我会日后专文讨论。在此则必须让中国广大读者先了解此学界动态：他们欢迎西方现象学家，却拒斥中国现象学家；正像几年前发生过的：他 们要在那里举办西方人参加的（用英文进行的）“东西比较哲学会议”，却反对我作为该“国际比较哲学学会顾问”向时任此会会长的这位今日拒我访闻者所提出的 举办全由中国人参加的（用中文进行的）比较哲学会议的建议。 ～～～～～～～～～～～～～～～ 本 文的内容和意图虽然源于此次大陆的学术访问，但却并非讲演与座谈的内容简述，而是着眼于中国人文科学现状和前景的一般问题。由于这些问题是历史全局性的， 与全体人文知识分子相关的，所以其“批评的尖锐性”是针对“一般情境”的，个人则仅为此一般情境之“个别角色”。希望学界读者不必多从个人角度解读此文， 而能超脱个人地关注本文提到的整体性问题。应当说，今日持有此种批评意见者，可能仅为作者一人（这相关于作者数十年海内外独立的学术经历和立场），正因如 此，本文才值得“好学深思之士”予以关注，用以深化对中国人文科学现状及其根源的认知。为此，读者应当首先区分两种可能的“阅读角度”：从个人功利角度和 从集体发展角度。如据前者，可能会视其为“责人以自高”之作，如据后者则可能会认同：民族学术欲前进必须先知自身现存之缺点。如是，才会本集体主义立场有 “闻过心喜”之反应，因为批评之目的端在集体学术前途之改进。集体的改进和个人的改进属于完全不同的思考和实践层次。个人在客观历史中累积的学术实践弱 点，可能因人生短暂而致改进空间有限；民族代代延续，学术必大有改进空间。本文的目的在于后者，当然也希望读者能够多从集体角度思考和关心民族人文学术总 体发展问题。个人如何有效维持和加强自身“利益”为一种思路（A），个人如何有效理解和参与集体学术改进则为另一种思路（B）。A与B是学者“心脑”运作中的两个“键钮”，各自通向不同的心态选择。因此，我们在“谈论”人文学术“改进”问题时，读者要先区分A与B这两种不同的思考和判断立场，不能混淆；不能把个人学术改进的具体方法论问题和集体学术改进的一般认识论问题混为一谈，而学者个人当然可以也应当同时关注A线和B线的展开，却不能使二者发生逻辑性的“混乱交叉”：自己的改进和学术社会的改进，各属不同的思考和运作层次。在阅读本文时，则请读者首先专注于B线之逻辑。 1。初步印象 ～学术环境：新世纪十年来大陆人文科学的学术环境，总体来说，逐年趋于活跃和宽松，教学和出版的条件，和80年代不可同日而语。80年 代当我们全力进行当代西方学术思想绍介工作时，大部分时间都处于“反精神污染和自由化”的阴影下，可谓举步唯艰（当然比起从前的不能“举步”来，也已是两 个根本不同的局面了）。近年来，凡与大陆学界出版界有来往者都知道，现在学界的“西化和古化”的倾向已经活跃到了让外界不可理解的地步。以至于今日已有必 要提醒大陆学界不可一味“唯洋是问”和“唯古是问”。 ～ 文科师生的心态：先说正面印象。中国到底是文明古国，这个“古代文明”是指人文传统，因此此传统必然是“野火吹不尽，春风吹又生”：到处都可“感觉到” “总体书生气质”的存在。中国知识分子的确爱好“文史”！我提出一个“爱”字，是在抛开环境限制、职业限制、教育限制后所“感觉”到的一种“中国文人精 神”的潜存，这个民族性的精神和气质与各种外在局限、各种生计计虑无关，而是在“直面思想活动”时产生的一种“理解和质疑”之纯智性的活跃性。我的讲演与 许多国外名流回国讲演不同，并无任何与有关职业功利思考相关的内容，许多来听讲者都确知此一“聚会”无关于任何“好处”，因为大家皆知讲演人本人即未拥有 任何“好处”。不要把此种不易细察的心态痕迹当作无关紧要，而是要从中瞥见三千年“隐伏”下来的读书“种子”之存在。此行中我有是感，我有是愿，这也符合 于我对中国学界应该成为世界上另一人文科学中心（而非张光直等所说的“汉学中心”）的期盼。这就是：到处都存在着人文知识份子对人文思想的“喜爱”和“献 身愿望”。这样普遍存在的民族心理倾向，就是中华民族在全球化全新环境内未来精神生命发展的“历史种子”。 ～趋炎附势风气：新世纪十年来，自从我于2000年被原单位拒绝给予退休待迂以来，恰恰都是逢双年度回国，至今已经回国6次。 这十年，也恰恰是人类资讯世界发生了历史性巨变的十年：互联网的全球普及盛行。十年来国内外网上关于大陆学界的“黑暗面”报导极多，这对于经历了文革前后 几十年的本文作者来说，可谓司空见惯，远不如一些青年人对之如此愤激。制度性遗产中最突出的当属“官本位制”的无处不在，一切人都纳入一个统一的分划严格 的“等级制度系统”。人际关系之间的交往规范亦均在此系统内蠡定。等级制度和等级意识，甚至于超越了意识形态和国内外藩篱，而可“接轨于”世界等级系统。 于是，甚至于可能发生以往革命年代不可想象的“等级已大于意识形态”的全球化共识。在此历史性演变下，人文学术受其影响处，一在制度，一在态度。在此“大 系统”的环境下，随着改革开放，竟然也形成了在各个领域中出现的“超意识形态的”、“崇洋慕外的”习气。其必然结果是社会文化各个领域出现的一种人间“绝 对真理”：即“趋炎附势”。即任何“炎”，任何“势”，都可成为学者“心言行”方向的“吸铁石”。这个朝向“势力”的心态，不仅是指人事上、制度上的实质 性势力，也是指文化和学术上的“人物和潮流”之精神上的势力。人文学术如果以朝向各种“学术势力”为“指南针”，学术理论还能够朝向学术理想吗？我于是在 此体会到：人文学术目前的问题还不是学术方法上的问题，而是学者心态的问题。然而，也要看到，表面上的功利追求之下，流露出来的精神奋进的“潜能”。时代 毕竟在变，精神传统的生发力可能已在“蕴酿”之中；我们可以从大陆人文知识分子对学术思想问题的兴趣表现中瞥见一种民族灵性之火花。我愿称之为仁学精神传 统的之萌芽。 ～接待方的普遍友好态度： 然而就我这次南北7校的学术访问的观察而言，不仅没感受到任何意识形态性质的“压力”，竟然也没看见任何“势利心”的流露（除了北大哲学系以外），包括各访问单位的中级学术领导们。这一学界风格和气氛的演变，无关于个人之“荣辱感”（以本人旧时期20年 的“底层历练”，当然不会对此有一丝一毫的“在意”），却可成为国内人文学术界本身变化的一种间接“指号”。重要的是，大家都对我这个不属于世界上任何 “单位”、因此不拿任何单位“工资”的人之背景一清二楚。也就是说，这些所迂高校师生们既已无以前难免的“组织性顾虑”，也已无不久之前还曾感觉到的“势 利性估量”了。正当大陆学界对国际名校趋之若鹜之时，一些文科师生竞能有兴趣来关注一下 “学术思想本身”，这是何等可贵的、哪怕是一时性的“仁学良知”之流露！ 当我看到所到各校文科界都有这么多中青年学人热心于人文思想理论知识研习时，当我在人文出版社看见这么多年轻人在认真忙碌地编辑文科理论书稿时，不得不感受 到一种民族传统性的精神力量的实际存在。今日投身于物质财富追求的大多数“炎黄子孙”之旁，仍然存在着热爱人文思想理论的“炎黄子孙”中之“少数”，我不 得不对此“人文少数”抱有巨大而强烈的期望。因为他们不仅是炎黄子孙中的少数，也是全人类中“人文少数派”中的一部分，其未来责任不再仅限于本土而是必然 要扩展到全球。在此历史上空前重大的人文学术更新的任务面前，没有充份的知识准备怎么成呢？而认真的知识准备必然首先要求他们“正视”自身的现有正反面条 件，然后才能力求改进和进取。这就要求大家敢于首先正视自身的“缺点”和“不足”。因此，本文以下就学界现存问题中主要者加以简述，以供学人“借鉴”。详 论则有待于未来拟议中的“讲演录”的完成。在此“简述”中，主要是提出人文学术全局的基本问题和条件限制，以及造成这种结构性学术发展限制的历史性根源和 人性根源。 2。大陆人文学术的基本问题 今日大陆人文科学的根本问题在哪里？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首先正视自己的“客观环境和条件”。今日的人文学术是新时期三十年来形成的，其形成的“条件 构成”直接相关于今日人文科学的现状。当然，如果专注于个人的利得问题，就不须正视此客观历史性事实，而只须“操弄”此现有条件以有效“追名逐利”即可。 如果关心全体人文学术的有效改进和提升，就不得不首先认识个人和集体的学术条件之现实。中国新人文科学形成的这三十年内，头10年是“打基础”的时期，而那时的学术教育条件是什么呢？现试列举其主要者于下： + 文革十年师生们的教育学术的全面停顿； + 文革前旧时期的人文学术方向、教育制度、教育政策等，在新时期已被基本改变，因此学人前一时期积累的种种业务条件，难以再“现成地”在新时期发挥原有的作用； + 上 世纪头几十年为中国学术教育现代化初起时期，一切只是在学习摸索之中。加以战争耽误，真正有现代人文科学学术“积累”的时间不过二三十年，其中西学理论部 分不过是仅只达至初级阶段。也就是，此一中国现代人文学术的“黄金时代”，相比于西方学术来源国，其新知新学方面的积累还相当。今日也应将那个时期的新知 新学的初始简陋状况视之为受到了一种“历史性”耽误（无关于上世纪上半叶优秀人文知识份子本身表现出来的惊人才智及其杰出成就）； + 百 年来既是西方人文科学空前发展时期也是其对自身“危机”和“问题”不断反省和批评的时期。中国人文科学学界对于西方理论内容的了解固然颇多局限，对于西方 人文科学前沿性的问题则了解更加有限。也就是对于现代西方人文科学的“危机”和“问题”，对其学术和心术的负面状况，尚欠缺全面或深入的认知。这种情况大 大限制了中国学者的眼界和窄化了中国学者的判断标准。这也是新时期中国学界在引进新知新学方面仅能“亦步亦趋”的知识背景方面的原因。 + 新时期头10年的人文学界师生精英们都经历过上述四项“层累性学术耽误”。因此应当区分精英人文知识分子在当时全国条件下具有的相对意义上的“最高水平”和在世界学术条件下具有的绝对意义上的“较低”学术水平。此中名实之间具有着历史结构性的差距，并非直接相关于个人天资与努力程度； +80年代的青年精英们到了90年代均“论资排辈地”成为人文学术的主力，但他们在80年 代求学时期受到的多方面的内在“层累性的学术耽误”，在文科教学系统内部并“不容易”显露。加以职业性的功利需要，学者“下意识地”一贯忽略自身的“固有 缺欠”（只有具仁学心志者才能不断自行考验自身的主客观条件：自我提升的“诚意”首先体现于学者“自诚明”的意志）。到了新世纪客观学术质量考验渐渐增多 的时期，文科学界师生才越来越难以回避这个历史性“共业”的问题了。 以上大陆学术史背景的一个直接后果是，尽管中青年学人新时期以来努力“补课”，相当多人的新知新学积累呈现出“过早的”范围局部化、方法定型化、来源固定化 的倾向。因为个人只有限制了自己治学的范围和方向才易于产生“学术成效”和解决职业性问题。而当此一“成效”在职业圈内取得了“共识”后，就会最终“集同 成真”；现实的“共识”就被圈内普遍地认定为“学术的官方标准”了。一恍可能就这样几十年过去了。上述“层累性学术耽误”造成的学术条件弱点遂可在职业 化、程序制度化的过程中被深深掩盖埋下来。 总体来看，一方面，中国学界对于把握西方人文学术理论主体存在有多重“知识性耽误”，绝非可以短期克服，而另一方面还面对着这样一个西方学术理论主流群体其本身也正面临着全面革新的时代。因此中国人文科学的理论现代化任务是双倍的困难。 此外，还存在有一个第三类障碍。 这 就是，当急于追赶而远未成功之际，却已积累了越来越多的浮表“相似物”，从而产生了另一种负面效果：误导认知方向和阻碍学术提升。因为大量西学名词概念的 无序堆积，一方面混乱了中国人文学术的思想清晰力，另一方面又蒙蔽了学界以为自己已对西学理论具有了相当的认知，从而继续忽略自身理论和思想革新的必要。后者对中国人文科学的现代化的前进损害更大。这种现象今日正在明显地产生效果。如 果这样，中国的学术事业将可能长期走向机会主义发展的道路。此一可能性还因为国内外的商业化社会大环境与此是格调一致的，甚至于在更深的层次上此一客观大 环境对于人文科学的“唯势主义”还会持鼓励和扶持的态度，从而使已饱受自身缺欠阻碍的中国人文科学事业再受到学术界之外更大力量的不当干扰。 3。海外华裔人文学术的性质 改革开放时期的最具体成就就是中国知识分子大量地“走出去”和海外华人知识分子大量地“走进来”。在人文学术领域内，由于语言和学术内容方面的限制，中国人 文科学的“国际接轨”首先指与海外各地华人学术的密切交流。国内学界最初只注意到国内长期闭关锁国造成的学术条件欠缺和海外华人学术存在于西方先进学术圈 内的有利事实，却未注意到“双方”在所谓人文学术的构成和目标上的本质差异。 今日我们看到，导致上节所谈问题长期以来未受关注的另一外在理由竟然是：海外华人文科学界长期以来对当代西方人文科学界采取职业制度性“依附”的态度，并一 贯回避西方人文科学主流理论的知识压力。无论在西方还是在港台，华人人文学界的学术理论水平并不比大陆高多少，知识分子却长期满足于自身对国际主流的“依 附”和“从属”地位。足以掩盖他们对自身“学术弱点”关注的竟然是“对比于大陆及其学界的各种历史负面表现”而诉诸于这样的表面理由：“我未有此负面经 历，故我比你高”。他们不正面诚实思考自身同样未能进入西方人文科学理论主流的状况，反而通过“转移衡量标准”来“自满自足”（先是用社会性标准取代学术 性标准，然后是用准资料性学术标准取代理论性学术标准）。由于同样的急功近利，他们中间一些人不从民族学术思想前途的“大义”和“大志”出发，思考如何协 助或至少尊重大陆人文科学理论的自强努力，反而是协同大陆学界一些急功近利之徒共谋制造跨域学术利益互惠之事。这样，他们就必须不顾事实地掩盖海外人文学 术性质之实际，并期待用其“依附型”弱理论化学术作为未来中国人文科学发展的“楷模”。也就是，对大陆学界一些拒绝中国人文科学追求“全球性大目标”而坚 持追求“地域性小目标”的保守学术势力，给予“国际支持”，从而至少是客观上参与阻碍了中国人文科学事业朝向人类总体改进的大目标之树立；自然也就是公然 违背仁学“以天下为己任”的故训，而是鼓励炎黄子孙在全球化时代坚持“地域性的抱残守缺”了。其客观效果最终是：导致人文科学在强大自然科学面前不能成为 科学力量，而是使之颇有可能沦为艺术性玩赏品一类（遂与海外后现代主义思潮协同一致了）。 海外华裔人文学术长期回避高阶理论实践而满足于“少数族裔民族资料性”学术的方向，之所以能够在新时期对大陆学界长期产生作用，首先因为前述大陆学人的“多 重学术耽误”所造成的学术空白和判断力严重弱化，学者对什么是“水平”和“判准”的观念模糊不清（今日海内外华人反对新知新学方向的一个首要原因当然还不 是心术学方面的，而是自身知识局限性方面的）。此外还有赖于另一种因素：混淆“文化”、“学术”、“知识分子”、“紧急问题”诸概念间的不同类别，将“海 外科技”和“国内科技”的高低对比模式，直接借用为“海外人文”和“国内人文”之间的对比模式，以至于接受了“凡海外的均高于国内的”简单化判准。语词混 淆和概念含混，永远是“乡愿者”运作之温床。殊不知今日海外“广大知识分子”多是科技工商人士，他们与现代人文科学没有任何关系，这就是为什么海外华人大 报根本不设（哪怕世纪初时中国连小报都刊载的）“人文学术思想”栏目的根本原因。上世纪初时读报者多为人文知识分子，而今日读报者多为科技工商知识分子， 二者完全是“两码事”。除了彼此的知识结构和职业方式不同外，二者之间更大的不同还表现在：一者拥有庞大资源与势力，另一者“无权无势”。因此海外人文学 者的职业“依附型”的含义还有另一面：对科技工商势力的间接依附。不管学术内容的区别，只管级别和势力的大小。这是中国知识分子一贯“趋炎附势”的另一种 海外形态。而且，“学术国际化”，也慢慢蜕变成：还不是一切“金钱化”，而是一切“等级制全球化”：不分地域和类别，一切纳入全球化的统一而多元的等级序 列。这是中国人文科学发展问题中虽属“二线性的”、却是更深刻的国际学术社会学背景。 本人经常谈及的海外华人人文学术问题，表面上看，似乎是要大陆学人与其“争长短”，实际上完全不是（正如本人批评新一代知识精英并非因为“妒忌”他们的实际 上还相当有限的现实影响力，而是针对他们中间一些人的“党同伐异”的学术心态和行为）。对海外几十年华人学术的观察，实属对二十世纪一切中国人文知识分子 整体观察的一部分。可以说，“海内外”知识分子之间本质上没什么区别。所谓区别，完全是外在的，即彼此只因环境不同而“客观际遇”与“反应策略”不同而 已。彼此的内在“倾向”则完全一样。因此那些在海外“嘲笑”大陆知识分子的人，却不知自己也有另一类可资“嘲笑”之处。对自己的“问题”不加检讨，而面对 大陆人时自以为“高出一等”，这一现象反而暴露了知识分子的一种更严重的错误：不面对西方高于自己者以迎头赶上，而是面对大陆低于自己者以自满自足。如果 不对此加以检讨，它将成为中国人文知识分子下一波学术思想偏误的新种苗。功利主义，必定趋炎附势，趋炎附势，必定拉邦结派，拉邦结派，必定排斥异己，排斥 异己，必定颠倒黑白。这就是我们今日仍须强调“心术学”的根本原因。（网上不时有人著文〔往往是一些文理不通而趋炎附势的网上“低级写手”〕对本人提出之 “心术学”概念不以为然，似乎不知道今日所说的“学术腐败”之根源正在于学者之“心术”，否则“腐败”何来？） 在思考人文科学现代化的问题上，之所以要首先分辩大陆和海外两个地理地区，其实道理十分明显。大陆尽管和海外一样，均以科技工商发展为首要任务，但不同的 是，大陆甚大，“海外”甚小，大陆仍有相当大的人文学术发展潜力和条件，而海外各华人社区则已成为纯然工商社会，其人文学术资源不仅日益短缺，而且其“人 文学理成分”也日趋单薄；可以说，今日已不足以成为深入全面发展新人文科学的地盘（仅因某种学术之外的原因，此类“老海归学术”才享有象征性的特权地 位）。海外人士对此明显事实不予注意，而是一味利用一些大陆学界权威人士招睐海外华人人文学术资源的政策以图利自身。海外华人人文学术的保守势力的主要负 面影响，还不在于其自身“名实不符”的“伪示范作用”方面，甚至于也不在于其面对西方人文科学主流时的无能为力，而在于其根本没有高阶理论判断能力。他们 把中国人文科学事业往人类学术“支流”上带，以期自己可以在中国学界有“用武之地”，却因此而可能使中国人文科学“避开”了西方人文科学主流，失去或弱化 了向后者学习、质询、合作以及参与改进的机会。中国人文科学的发展，首先就应该“致其大者”！要知道今日人类学界的“大是大非”究竟为何？真仁者哪里会像 几十年来的“新儒家”那样斤斤计较于如何让洋人“瞧得起”？（这是软弱的现代学术民族主义的真实心理）由于乏真实智仁勇素质，遂一味“扬长避短地”寻找廉 价的精神自慰之策。 同样不是学术复古主义者所能领会的是：强调重视现代西方理论主流，不是为了“争强斗胜”，而首先是为了“学术自强”的需要：真正的运动员一定会寻找强而有力 的竟赛对手。所以，正是“真仁学”能导致我们大力面对西方理论主流，而“假儒学”则通过“乡愿式大言”以避重就轻，卒至最终成就了他们的实质上的学术“趋 炎附势”，从而使得初进学界的青年学子们可能混淆于“古今中外”的语言谜团内，错乱了个人进学的“合理次序”，以至于不能分辨学术上的“轻重缓急”。 4。哲学本位主义和跨学科的理论方向问题 为 什么我们说，哲学反可成为现代理论思维的严重障碍？读王阳明而不能效法其志行的大有人在，读胡塞尔而不能效法其真纯者也大有人在。原因在于：学术本身之 “性质和目的”为一事，学人对此学术之“性质”的运作目的与方向为另一事。人们毕竟可以利用“哲学”来达到任何目的，却绝不一定要达到原哲学家固有的目 的。这就叫：“利用”。古代有权势的“小人”要利用“君子”的清名，道理也是一样：正因为你“好”，所以我要利用你这个“好”，以便更有效地达到自己可能 “并非好”的目的。所以我们首先应该把学科和学术历史上具有的“性质”和后人对该性质的“利用”加以严格分离。 本节我们先举出一个具体现象以作说明：为什么一些哲学家“不喜欢”、“不重视”符号学家的问题。从较深的原因看，一些哲学家对符号学的误判乃因读书未广，不 知道还应当从其他角度来看待理论思维问题。而较直接的原因则是；一些哲学家思虑不周，心志不坚，往往率尔将不过刚刚熟悉的一套“哲学话语”当作长期“职业 性运作”的基础，以期从此而可一劳永逸地不再“旁鹜”。之所以有此自信，还可能源于两项误解。一是以为自己选中的哲学家声名足够响亮，即足以作为个人“赖 以寄托”的对象。二是以为任何选择的哲学家的“哲学类话语”即相当于“足够有身份的”理论成果本身。对他而言，任何“理论性话语”，如果“身份”足够高， 都可视之为某种可资利用的“理论类思想”。这样，哲学职业者，就已经“拥有”了一套现成合法的“理论成果”，因此也就不再感觉到还需要接触更多的“理论成 果”。（好象一切“理论”都差不多，有如一切“水果”都差不多，因此何需“多备”？）其结果是此类“哲学工作者”可能成为哲学类话语的某种“机械性”操弄 者。其所致力者，理论话语的机械性操弄也，只要完成其机械性程序即可，何需他求。结果，可能到头来反而是哲学工作者最欠缺真正的“理论兴趣”或真正的“理 论思维能力”，如果他只知道遵循如下治学程序的话：寻找名家，选择名家话语，熟悉此话语，概述此话语，视之为“有地位的”理论话语，用以和其他理论话语按 照所选名家的知名度大小来比高比低。在此程序中所欠缺者，恰恰是学者的主动性理论思索。结果：职业哲学家反而可能成为最欠缺主动思想能力者。因为他至多只 是一位机械“读书家”而已。又由于此种幼稚的哲学高傲心，他反而“不屑于”学习其他哲学和其他学科的理论知识。的确，我发现，国内外很多“哲学家”的知识 反而比较单薄，特别因为如果他对某种选中哲学话语施以足够的技术性运作后，更加会以“理论专家”自居，从而以为远不需要再接触其他理论形态了；因为他已经 机械地把“哲学理论话语”看成“最高级别的”理论话语了，他已经“在职业上”处于理论的“最高峰”了，还“犯得上”去花时间了解“地位低于”自己职业的理 论类型吗？至于那类最初由于偶然原因厕身哲学专业而本身本来没有多大理论志趣者，就更谈不到对学术的理论性判断了。于是“理论”不是被他们理解为某种能动 的、生产性的眼光和能力，而是被理解为某种学术话语商品类别的“标签”：凡可纳入此话语类别的就算是“理论”，至于其“高低”问题，则“外推”至市场化运 作：让“社会影响大小”来判定吧。 哲学当然是现代人文理论科学的主要基础和来源之一，虽然此既成的哲学话语其实还只是理论思维的“起点”之一，是刺激学者继续思考和发展的“材料”和方法之 一。但如仅视之为“机械性操弄”的对象，那就未勉太容易完成此类智性活动了。并且，成功哲学话语的“理论性吸引力”可以成为“功利主义利用”的对象，哲学 家的“人格吸引力”同样也可以成为“功利主义利用的”对象。同理，那些把选择了任何美学话语、历史哲学话语就当成了在处理美学和史学理论的根本理论问题的 人，可能同样为相关“哲学名目”所误。对于自己选用的哲学理论话语，不是根据有效相关学术思考，而是根据所引用哲学家的“名气”大小，来进行判定的。这就 是为什么国内外曾有那么多凡庸的“哲学工作者”（哲学话语的机械性操弄者）都挤在黑格尔、康德、朱熹、王阳明的大旗下自满自足的缘故！ 此外，从操作技术上说，哲学特别容易提供“拒斥新知新学”的理由和手段。因为其各种抽象性论述正因其抽象性反而易于避开徵实性考验，而使自家“理论”处于长 期“安全”地带（这就是国内外“玄学”总是立于不败之地的原因之一）。按照机械性方式去把握一种抽象话语只需要中级智力即可，而且因为话语构成单纯易于 “直线读解”，欲使其成为一种职业工具可能反较其他理论学科易为。哲学职业者可以满足于不断重复“古旧话语”，等到记诵越来越精熟后，遂可能把此机械性的 “文献精熟性”当成了某种“哲学思考能力提升”的证明。一方面，学术实践如此机械化，另一方面，哲学对象在学术等阶结构内的身份又获得了历史和社会的公 认，从而有助于巩固哲学工作者的自信，并有助于贯彻其惯性运作和产生相应社会性效果。二者的合力导致了一种“危险的自瞒”状态：向学界提供着无思想实效、 却有着社会实效的理论文化的装饰性替代品。本来，哲学应该成为人文理论探索中前进的“第一冲锋”，如果它能够成为一种积极的、创造性的、有生的精神力量的 话。但是，哲学的职业化、机械化发展，导致它也易于成为在文化学术界争名夺利的“方便”。不要忘了，在二战期间，德国和日本两地大批哲学家积极参与“辩 护”的往事。这一历史现象明确说明：道义话语完全可以成为反道义实践的工具！而仁学就是要通过“紫朱之际”来辨析于“真伪之际”。 需要指出，我并非在此反对“哲学本身”或“现象学本身”，或反对“汉学本身”。正相反，按照认识论研究策略，首先应该维持各学科对象的“构成纯粹性”，也就 是维持“学科的纯粹性”。这意味着，我所强调的跨学科策略是指：我们应该先分层次、分领域、分方面地进行学科研究，然后才跨越层次、领域、方面进行跨学科 研究。这样才能使思维有序，思维清晰，才能同中见异，异中见同，才能完成有意义的、既有宏观又有微观的、“分界明晰的”“思想网络”。这也就是我一贯关注 哲学及其本身发展以及其与符号学间“合作”可能性的理由所在。所须提醒的是：既不要先把哲学当作僵化的“理论基础”，也不要之后又把它与他学“随意”相混 合。（如把哲学和小说混合，把史学和历史哲学混合，或把任何两套没有逻辑性关联的话语随意搀合，其实此正因“搀合者”本人欠缺细密思维和逻辑组织的能力之 故！）因此，符号学不仅不应也不能“瓦解”常规学科及哲学学科，反而要立足于常规学科之上，包括哲学，但在学术实践的“下一步”时，则须思考“跨域合理关 联”的问题。然而现在，现实上，我们遭遇的则是来自两方面的“本位主义”：哲学只想固守本域（却又因哲学家可能欠缺积极思考能力而随意胡乱“越界”），而 符号学由于“符号学家”想实际获竟争之利又倾向于使其成为一门新的“学科”，从而破坏了自身的生命力（我与国际符号学界的长期辨析在此）。读者注意：在这 里我们要区分两个思考层面：学科本身的学术运作正当范围（内），以及学科在“学术界”内的“学科社会学”性质的影响力问题（外）。我们本节的重点是后者， 而不是前者；是一些哲学工作者如何利用“哲学”的大名来不当“取利”和“排他”的问题；是如何利用“哲学学科”的传统“第一学”地位来谋求外在的“名利” 的问题，既无关于优秀哲学学理本身的问题，也无关于学人本身的知识条件问题（学人的知识程度各有短长，此乃学界之常态，学人之能力和水平并非心术学的“相 关性”对象）。有之，则是一些人故意将哲学“静态”学理加以“伪圣化”，以便拿它当作“武器”用以党同伐异的问题。那么为什么我们又要指出一些学人的真实 知识程度问题呢？因为如果名实不符，一些名利心强盛的学人就有了党同伐异、排斥异己的积极动机（因为担心学界“强手”妨碍自己的名利获取，所以想办法事先 排斥之）。今日人文科学的大业其实为：首先，在哲学内部“正本清源”，强调哲学专业的纯正化与深入化；其次在人文科学整体内，提倡跨学科的理论资源开发。 要两条腿走路，而不是一条腿走路，何况今日主要的矛盾是连“一条腿”也并没在好好走！ 我们谈到哲学的问题，遂提出了“哲学家”的作用来，却并不是说哲学家比其他“学家”个人的问题更多，而是说他们造成的“社会效果”更多，因为他们因社会历史 的惯习而一向处于“理论当关”地位；学科本身有助于他们在学界发挥作用；学科名号较它科更多地能够鼓励他们的“私心”，因此对学界可能产生更多的负面作 用。哲学专业人士如果因学科享有的“学术社会内的传统支配地位”而以为已在理论上“高人一等”了，就会易于满足于任何现成哲学话语操作实践，从而忽略其他 相关理论类型的追求。同时，此种作为和心态还会直接影响学术社会的集体理论认知方向。 在国内外符号学界，我的长期努力的重点之一在于：一方面把哲学尽量多地“拉进来”，以使其“哲学理论资源”进入符号学界，以强化符号学理论思维的力度；另一 方面把符号学拉进哲学，来促使哲学关注其他主流正规学科的理论成就。哲学和符号学的“积极互动”是对双方均大有益处的事，而此推动意图的障碍是：双方面的 功利主义和本位主义。（符号学界的问题另文谈）然而事情的复杂性还在于，哲学和符号学的互动如果方式不正当，哲学不仅不是在帮助符号学，反而可以阻碍符号 学的发展。原因同样在于人们对哲学的理论性认识偏误。如果把任何偶然获得的哲学话语都当成可资依据的符号学理论根据，反而会妨碍人们对“符号学理论”乃至 人文科学任何“跨学科理论”的正当理解。例如，不仅在许多人文学科内学者会把自己熹爱的任何哲学理论就看作是本学科的“理论基础”（如史学、文学、艺术 等），而且在符号学领域内许多“符号学家”不是投入符号学内复杂的理论探索工作，而是随意选择“容易接受的”某些哲学知识当作自己的“符号学理论”，而实 际上不过是为自己的所谓符号学研究加上“哲学理论”妆饰而已。这种情况不仅在美国符号学界常见，就是连一些德国大哲学家的“符号学理论”（如迦达默尔、阿 贝尔等）也因其哲学本位主义而难以掌握“结构语言学”的符号学贡献。其实至今在国际符号学界仍然有极多的主要符号学家分不清哲学和符号学理论的关系，这就 是我近年来几度在国际会议场合提醒国际同行注意此问题的原因。（参见本人《理论符号学导论》新版）此一问题的更重要影响在于：跨文化的符号学扩展，相当地 取决于人们对“符号学的跨学科理论”把握的程度。如果仅仅是把任何一种哲学话语拿来妆饰中国符号学的论述话语，我们就在理论思考上没有真正前进。在人文科 学各个领域内大有人被此误导：以为自己偶然获得的一套哲学语言，就“证明了”自己在本学科内具有了某种“理论基础”，或者干脆因为自己读过一些哲学书，就 以为自己拥有了对本学科进行“理论思维”的基础，殊不知：“此一理论，非彼一理论也”！不是什么“抽象性话语”都可以搀合到一起“乱交配”的！值得注意， 在人文科学的非哲学诸学科内的理论选择，也同样易于产生类似的结果：学者按照偶然地或容易接受的某种理论模型长期将其贯彻下去，使之形成为自身专业内的主 要理论基础。对其而言，其理论需要问题似乎“相当于已经解决”（以为只要“掌握”了一种具有理论身份的“理论话语”，就可以之“填充”任何一种人文科学的 理论需要），如果学者没有独立的认识论思考需求的话。学者主动的理论思维冲动和学者被动的掌握一种理论话语操作习惯，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事。后者包括那种虽 有理论思维冲动却只能按固定的思维路线进行者。为什么会这样？正因为当初的知识准备未足，人们并未经过对学理问题进行有效独立选择和判断的阶段就仓促间选 定某个理论（此理论如果正好是容易掌握的，哪怕是字面上易于把握的，再加上比较有名的或影响大的〔因此学界势力大的，让人看得起的〕，就更易于选择该理 论）。这样的理论化实践，往往会透露出学者把并未吃透的理论概念加以随意堆积串联，只要是呈现一套抽象性名词概念（往往又是：用抽象新颖概念表达的原本平 常的认知就更受大家欢迎）就以为自己进入了理论思维阶段。（不要说中国学者，就是西方学者中也有不少这类时髦“理论”，其流行速度的快捷，恰因为其实质性 意思与常识相差不愿，不过是换了一套表达语言而已）为什么学人不能“反省”？因为这取决于学者的心态和气质了（孔子早言的“学为己”和“学为人”）。学界 仁者会把“自检”、“自伐”当成家常便饭，绝不手软，绝不自欺，因其根本人生目的在于自身“求道”，自然会严格认真地不断选择、替换“利器”，这就是出于 “学为己”。反之，如果“学为人”（获取名利以让人“瞧得起”）就会采取机会主义策略而“因势利导”，也就是利用环境的具体条件以制造个人“名利效果”。 如果新知新学的研习只停留在名词概念堆积和排列上，就相当于用抽象名词玩弄 “搭 积木游戏”，其结果是游戏人并未因掌握了一定理论知识而增加了思考和分析能力。往往一离开专业地盘字面，其人之言论立即显露出平庸无奇。结果，抽象理论话 语往往仅成为或主要成为一些学者及其派系借著名流派之名义以博取学界名利和权势的手段。所谓罗列术语和理论话语，就是按照主题予以分类“罗列”或堆积，结 果不少相当于我们说的变相“以译代研”方式或前述“移录”方式。将他人之“思想材料”一一按类排列，以“丰”取胜，而材料间欠缺“条理”和“主线逻辑”。 须知，学理和思想的本质或精神为其“论证逻辑线”（作为文本躯体之“筋骨”），而非在于材料（=诸 学科内理论话语文段本身）之陈示。此种因无足够学力而满足于陈列名词术语者，固然暴露出其学之无根，更说明了这样一来为什么人文学术的“表面光的理论化” 未能有效提升学者或知识分子的“任何一类”理论分析能力的事实。他们不能“学以致用”，即除了在本业学术话语中进行移录式操作以“制作门面”外，在其他领 域即无法表现出其“理论分析”能力，除了在平庸论述中不时插入一些“不相干的”抽象名词以“炫博”之外，可能就乏善可陈了。也就是说，这样的急功近利的治 学方向，既难于其专，又难于其广。后者也许是更严重的社会文化层面上的负面后果。重要的是，这样的学风将会在学界产生严重的影响，使得学术理论界长期陷入 理论思维上“徒有其表”的局面。这对于中国人文科学的理论建设来说是多么危险的事！ 另一方面，我们又看到另一种类型 的“隐性急功近利”表现。这就是，在满足了“走向国际”的形式标准后（即从国际学界“有影响的”、“有权威的”学派思想中），选取智性上“易接受的”（往 往是自然科学方向的，即单线逻辑性的）知识类型，作为主攻方向。其后，通过同业人士群体的互动、合作和“集体主持”下形成的“共识”，继而为此学术方向的 选择增加“社会性的”支持。80年 代“新、老三论派”理论的大流行即为此种倾向的最初表现。区别是，那时资料来自苏东地区，如今资料来自西方。二者的明显共同处是：诸“科学式人文科学”的 思想路线和方式，均直接来自自然科学。而我们的学生时代并不欠缺的就是自然科学教育。这就叫另一种“扬长避短”。那么问题在哪里？忽略了人文科学的特殊复 杂性，未能先为此巨大任务充份准备知识条件，却迅即选择了一种既有“主流”名号又有现实社会“可行性”（容易理解）的国外学术形态，并几十年地贯彻下去， 以为找到了正确方向（学人往往分不清学术方向的“理论正确性”和“可操作性”，以为凡可在环境内加以“运作”的西方著名学说就是正确的）。实际上，正因为 学者们从此就进一步忽略了人文科学领域内百分之90的未知领域，因为学者欠缺一种“不断自我检讨和 自我改进”的求知欲，而是急于落实在某一“可行的”知识类型上，以利于其功利主义操作。此一现象在符号学界内部亦然，甚至于变得日渐突出。人们不是积极探 索符号学一切相关领域的理论价值，而是急于按照一种选定的较易理解的主题范围和思想方式来“争夺自身和本派的符号学话语权”！顺告读者诸君。此倾向不自今 日始，可以说几千年都是如此：“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那么学界的情况则是：“你有原则，我有对原则的误导”！“义利之辨”问题可谓无处不在。人的惰性或 名利心总会找到各种“方便借口”来“避难求易”。 5。学科本位主义和跨学科的“融会贯通” 哲学的偏差主要发生在其脱离现实的过分抽象性方面，这并非就是说偏于现实关注的人文学科就更不会发生认识论偏差的问题。跨学科的思考方向相关于一切学科。偏 于经验性学科具有的经验性和技术性特点，也会导致学人难以仅据单一学科知识来进行“跨学科”课题研究。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层次上有效的经验科学，如超出其 界限则会同样发生思考偏差，而“任何一种技术性专家”对此却不一定“感觉”或认知。但是，由于学者“好强”而又无相关的专业外知识和观点的准备，往往会因 对本领域内科学经验判断正确性的自信，而不自觉地扩大了其适当判断范围，从而发生了偏误。这种情况不难发生在任何优秀专家身上，也包括一些特别富于专业批 评精神的专家。因为“批评精神”必须辅以相关知识和技术才能进行有效的“批判”，而专家们往往不意识到自己的相关知识的欠缺性，而把甲类知识就当成了乙类 知识。例如，二十世纪中史学界最富批评精神的“古史辨”一派，在其文献文本分析方面多有特殊贡献，但因为当时尚无充份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准备，即使他 们的研究中，也可以不难发现各种过当推断的地方。原因之一恰在于其“疑古”工作的方法论根据主要是常识性层级的经验理性，那时他们对于现代史学理论尚乏充 份接触。具体来说，他们的主要问题，仍然发生在未必能够在文本溯源学分析和史实认定之间形成清晰的区分意识和维持充份的平衡。也还没有进展到今日了解“史 学”和“史学理论”的可能的全面范围，其中文献学、考据学、辨伪学都是重中之重，但不过是全部史学学科内的几分之一而已。此外，史学理论还得与许多相临学 科配合以处理各种史学性问题了。在今日跨学科、跨文化的人文科学全面革新时代，史学是如此重要的、甚至于是核心性质的人文科学内的综合领域，中国直到现在 所拥有的“现代历史科学”知识，不过是在起步阶段而已，尽管其本身的历史资料积累无比丰富，但材料本身不能就等于是“科学”。而牵连的各种“理论”如果无 关于有效建立新史学科学，也不能被错认为是史学的理论资源。（胡适，郭沫若，傅斯年等一些五四时代的学者都曾因其各自不成熟的“理论知识”部分而干扰了自 己的史学研究方向和结果） 我们前面提出的新时期学人面对的多重性学术知识的“耽误”观点，其要点还不是说相关知识的数量不足，而是特别指学者因未具备不同阶段的知识准备而难以随着相 关领域和课题的不同而灵活有效地选择和搭配针对所选课题的“方法论组合”。他们往往能很好地理解课题的一面，却因跨学科知识的欠缺而不能理解同一课题的其 他方面。又因为不知道一个课题可以有多个方面，因此需要不同的方法论来应对，所以大家也同样地以自己一偏之“确知”，来对相邻领域的牵连问题进行不恰当的 “论证”。（特别是一些传统文献学型的老学者，往往会以自己在“本学科”〔实为该学科领域的一小部分〕的材料熟悉性作为其在整个学科领域内进行学术判断的 根据）例如，如果“史学”可涵括百种细目，从考古到理论，而每一门的史学专家最多熟知其五分之一范围，那么当问题涉及到自己所并非熟悉的另外五分之四时该 持什么态度？如果此专家在本业内属于权威性最高级，其专业性自信和学界威望极易被不当地扩大到本业以外去。此时虽然其课题范畴习惯上仍然“属于史学”，这 个“史学”仅为一个大范围学术共同体的总称或泛称，该专家能不能因为在其中五分之一范围内成为了权威就被看作是“史学科的权威”呢？从习惯上看，完全会是 这样，但其中夹杂的“水份”（并不熟知史学学科内的另外五分之四）就往往被公众和他本人所忽略（不要说胡适，就是钱钟书也有一个在“文学学科”内的地位问 题；又如费孝通在“社会学学科”内的地位问题，这类现象比比皆是。其本质皆是：以五分之一“权威”资格有时充当五分之五的“权威”）。如果他在学科职业圈 内施展其权威性影响，甚至于与史学学科该五分之四内地位、名气不如他的人辩论学术，人们往往就不考虑学者间的知识长短的细节而只按“学科”内的一般地位品 评学术辩论之是非了。问题还特别在于，该五分之四内的史学课题颇多可能与相邻学科学术相关，因此本来宜于联合处理，那时该五分之一内的权威可能更欠缺相关 知识加以应对了。但他和其追随者可能简单化地武断说：“史学就是史学”，而采取对凡不熟悉的材料均加以排除于“正规”史学的态度。这个例子实际上在人文社 会科学的一切学科内均到处存在，而学者如心态“功利”，必然将学科内自己已获得的知识、成绩、声誉、影响视为个人生存之“基”，而绝不轻易承认其缺失方面 （绝不示人以“弱”），也就是决不乐意在学科内开放不同的思想观点。这就是跨学科思考方向在人文科学内特别难以开展的技术性原因之一，也同样是人文科学难 以进步的心术学原因之一。别忘了，该专家权威绝非“名实不符”之辈，而是一因自己知识不可能完备，二因因职业性保护主义作祟。如果此态度问题还关系到职位 和待迂等利益问题，学者还能够仅以“求真”为生存目的吗？何况，人们完全可以以该专家在五分之一内的卓越成绩来“伪证明”其已成为“史学界泰斗”之类（如 称艾柯为今日国际符号学界的“泰斗”，虽然对于许多符号学界的理论问题，他的知识背景并远不足以处理）。由此不难理解，为什么国内外的人文科学会在在思想 理论革新事业上举步唯艰了。原因在于：相当多人不想“革新”，如果此革新妨碍到其学界利益的常规获取的话。中国学界如此，西方学界也如此，只不过程度有别 罢了。 总而言之，如果从学术战略性的高度来看，全部人文科学的现实积累，只相当于大批“资料级”的研究存储（可以说可涉及全部中国传统文化学术思想研究领域），均 有待于按照新的角度、新的方法、新的知识予以系统地再开发，再组织。如果不进一步加以“提炼”、“分析”、“整合”，是难以发挥积极作用的（包括学术性和 社会性的作用这两方面的有效说明作用和评价作用）。如果只从表面看，百年来的现代中国人文科学已是一个“庞然大物”，如果深入看，其实均处于待发展、可发 展的过渡期状态。学科学者，如果只从个人角度、学科本位角度思考问题，则会安于现状，以为“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其实，大家不关心人文科学革新的问 题，在于不关心人文科学是否可以具有“科学的力量”。自然科学家都知道什么叫科学的力量，社会科学家也知道。因为“没用的”（不能有效理解、解释、说明、 预测、评价的学术就叫做“没用的”）学术不能算是合格的“科学”。遗憾，人文科学家对此严重缺欠却往往听之任之。 一般而言，学术进步百分之90靠 得是专业分工，学科制度是学术进步的“操作性”保障。但当此制度操作性方式和目标朝向于阻碍学科本身提高的物质性条件时，制度化反而就成了保障少数参与者 特权和妨碍创新性发展的“硬体设备”。因此，符号学的跨学科学术理论方向直接面对着的，还不是学术本身得失的问题，而是学者间“利害纠葛”的问题。那些不 打算或没能力费力参与提升本学科学术而又享受着当下制度性特权和名利者，就可能会利用其制度性特权来阻碍新知新学的传播。利用制度性的特权的人士自然可以 找到各种口实排斥与自己保守学术方向不一致的学术革新企图，于是人文学术问题也就必然归结为学者间的人际关系问题了。 由此可以推知，为什么我们也应重估“五四学人”的学术价值，而不是把他们当作另类“历史古玩”来炒作其今日的文化市场价值。上例中专科和跨学科之间的关系说 明，也完全可以用来看待上世纪中国人文学术各科专家优秀成果的评价问题。即便五四学人的贡献均相当于上举权威专家例，其学科性“局限”仍然是存在的。这就 是说，他们的学术成果中，按照各种不同学术角度的可能要求来说，都存在有改进和批评的空间。而且这也是必然的。因为他们属于现代中国学术初起时代，其中国 古典学术修养方面固然必超过今人，而其一般人文社会科学训练显然还只属于初级阶段，均有待于后人继续发展和改进。如果我们不从学术本身需要看待前人学术积 累而是从思想史的功利主义出发只关心如何“继续美化”前人成就，而不鼓励批评性研究，也就同样犯了反仁学的偏误。仁学学术是为了“求道”的，不是为了替各 代具体学人“树碑立传”的。不懂得求真求道，只懂得为名人树碑立传，中国人文科学事业将根本不可能前进。另一方面，如果连五四时代优秀学人的成果都应当如 是看待，就不要说新时期阶段的学术成果了。因为新时期学人面对的问题比五四时代学人更复杂，更困难，更属于须待不断改进之列，也就是须不断加以检讨和纳入 批评范围之列。总而言之，问题根本不在于学者在本学科内确实做出的积极贡献，更不在于学者在专业内产生的各种技术性成果（人们往往仅据此“实在的”技术性 成果来争攀社会的承认度和对个人生存价值的肯定），而是在于如何将其扩大到整体学术思想范围以提升深入的理解和促进其发展。后者却必须借助相关的其他学科 知识才能够办到。“跨学科”和“专科”之间的辨证互动关系，正是符号学思维所特别关注者。而这样的思考观点却是直接与“以学求利”的“专业技术性本位”的 观点对立的。思想性和技术性的对立，往往相当于跨学科思维和专科思维之间的对立。 长期以来，专科学者往往“逞一技之长”，以期立于“不败之地”。须知，任何技术性、技艺性的智性操作都会带来一定“快感”（有如文革时期许多知识分子闲散无 事，都成了各种业余手艺人：木匠，裁缝等，也各自均能从新获得的“一己之长”中找到“技术性操作的快感”），此技艺性快感也就成为职业性需要的某种“情绪 性支持”，有助于维持学者对自己“行业”的自信（=有 真才实学）。更不用说，如果自身的成绩已经受到了社会的制度性认可的话（获得了“合法的”等级认定的话）。这些“外在的因素”（学科职业性需要，情绪性支 持，社会性保障，自我肯定的心理性、社会性需要）一方面成为使学科活动得以运行的实际力量，另一方面却也成为学科内容“革新”的潜在阻力。因为学科制度本 身具有多方面的惯性和惰性：学科靠其惯性而运作，也因其惰性而形成藩篱。专家在面对跨学科知识压力时，首先就会凭其惯性和惰性本能加以“抗拒”，以确保自 身“社会价值”的安全性，对他而言，学术思想之类完全是次要之事，而其“借口”首先就是他的“看得见、摸得着”的、具有社会等级地位的“技艺资格”。他以 他的“实”对照于你的“虚”，自然他会貌似言之有“据”，而且此判准之“根据”正是安插在社会等级制度之内的。 专科学者以其专业性之“实”来否证跨学科学术之“虚”，正因为坚守着固有的学科分划渠道和职业化惯性，而非朝向于思想理论本身的创造性需要。其实，即使就其 “技术性知识”而言，如今也必须经受跨学科的“实学方法论”的改进了，包括，例如，最具有实学性的史学中，语言学、文献学、图书分类学、考古学、器物学 （有什么比器物学更适合符号学方法论的么？）、文本分析学、图书辨伪学，等等，等等。“古史辨”一代的学术思想由于两岸四地长期对之共同的冷落或排斥，长 期不能受到关注。今日在史学界竞被青年学人视为“新学”。长期“学术外的”影响力却直接影响着学生的眼界，其中多数人对其不能理解，而少数人对其持正面态 度者，又因欠缺足够的当代世界史学理论眼光，而可能对其又做了过当期许。古史辨派的空前贡献在于典籍文本辨析学，但远远未能涉入许多相关史学文献学问题。 前面已提及，那也是顾颉刚一代尚无知识条件处理的问题。所以我们应该从学术思想大局出发，努力将中国原有各种学术资源纳入世界学术总资源库内使其参与多方 面的继续化合作用和朝向更积极、更具“生产性”的前沿史学目标。 学如溺水行舟，不进则退。我们的各科专家个人耽误了几十年，古老社会的现代化人文学术，相比于世界人文学术先进，也“历史地滞后”了上百年，专家们有没有想 到自己也应该先进行“补课”的问题呢？还是一律“以不变应万变”，满足于既定学术技术性操作，自信于在自己选定的“领域”内已达“无人可及”就“心安理 得”了呢？（这是不是也会有违孔子“君子不器”之教？）当然，在现代中国学术史上，正如在中外学术思想史的任何阶段上一样，著名书籍文本（如同前述哲学文 本）都可加以非学术性利用，只要该文本含有基本的“技术性上”值得操作的特点（表面上合格学术文本因具有足够“内在价值”而具此资格，实际上其所谓“固有 价值”乃基于相关技术性属性上）。也就是先将具备此基本条件的文本加以“不断拔高”，将一种“知名度价值”附着其上，然后使其逐渐增加“使用价值”（市场 价值）。经此过程，任何“合格”文本都可因具备此不难形成的“技术性特点”而成为市场化操作的材料；也就是任何“著作”都可以因被称作是“名著”而被加以 不断炒作。于是我们就达到了有关学术评价方面“泯是非”的地步。当一个学术社会按照此种“民主竟争规则”对各种传承著作均采技术性操作态度时，学术活动就 变成了“八仙过海，各显其能”的市场化境界。此市场化之“能”可以具有任何一种有效形态。学术是非的关心，也就演变为“名利策略性的关心”了。 6。作为求知工具的外语之特殊过去和合理未来 人文学术的“学术水平”（不是作品数量）提高缓慢，根本的原因在于根基未固，所以虽有“初起之功”，却可能后继乏力。凭“初起”过程而获得了职业地位为一 事，以此地位在学业上争取进一步学术提升和创造则为另一事（所以不少人只能选择在量上不断重复积累来“充数”）。就西学而言，“初起”的方便助力自然是外 语，而凭外语助力仅可以以“移录”为功，并继续在不同的材料上重复此“移录”动作，其“成品”的累积就成为了学术的“成就”。此成就当然是“有用的”，因 为原著本身本来是有用的。于是原著的价值通过移录转化为由另一种语言来承载的价值。移录工作者成为此类“媒介转换”的技术性人员。他可以永远这样操作下 去，材料不难不断翻新（因原著源源不绝），并使人误以为他在进行着“学术性创造”，而实际上不过是在进行着机械性的“思想转移”劳作而已。就此种可能性而 言，具有一定外语基础的学人，实则一则以喜，一则以忧；虽有一定程度上客观“传播”西学之功，却可能也同时成为个人和集体学术理论进一步有效提升和深化的 障碍：技术上和心理上的双重障碍。 在此谈到学界外语问题，是不是有些轻重不分？因为外语问题似乎只是一个技术性问题。一方面，我们要反复指出“外语出身者”可能发生的先天“偏差”：即借外语 之便，通过快速“移录”国外名人名著以形成“借他人之财增自己之光”的社会效果。固然其移录工作的结果也有利于社会文化，而对他本人而言，却可能养成一种 “轻浮气质”。此种气质会随着此辈通过移录事业而轻易获得的社会名声产生着越来越大的社会影响；也就是个人轻浮气质会逐渐转化为社会浮躁风气。再由于根本 上的名利主义人生观，其运作策略必定通向国际学术垄断化趋势（这是党同伐异倾向在全球化时代的发展），必定容易成为国际文化“推销商”而最终满足于成为实 现国际性的“学术等级支配关系”中的结构性一环。这样，其结果就成为社会性的、结构性的、系统性的、长期性的了。那么，难道社会上就没有正面的纠正或抵制 力量？此时“后工业化时代”存在的另一种时代因素却可以为此类“国际垄断学术生产链”提供变相的“保护”：这就是，结构性地将人文科学降低为次要文化妆 饰。科技工商可因此确保其绝对支配地位，而相关人文学术（由于其轻浮性格）必定甘愿“屈居”，以确保其在第二线上维持与己相关的一定特权利益。此处所论在 于：外语实践如何反而可能成为此类严重负面发展之最初的“方便引线”，如果掌握者不能端正心术的话（不能“学为己”而是“学为人”的话）。 那么非外语背景者又如何呢？人文学术理论的研习当然离不开外语。而人生有限，何能充份掌握一门外语？对于理论工作者来说，最重要的是具有有效阅读外语文献的 能力。本来这是不难办到的，但是我发现，尽管多年来提倡外语，大陆青年学人中真正可以用外语进行研习的还并不多。结果这成为一种不难克服而竟然克服不力的 难点。为什么？学生在校园里、课堂上没有感觉到“真有必要”强化外语阅读。一方面学校图书馆欠缺外语专业书，另一方面学生学业中并无必要大量、经常地参考 外文资料。而另一方面又常听到学生告我他已基本掌握了外语阅读，却不知此种“掌握”可能只相当于要求的几分之一而已。为什么学生没有此“自知之明”？又是 因为没有客观验证的机会，因为阅读外语只是为了“聊备一格”或“应付局面”，并非是因为研习需要。如果外语阅读熟练，今日网上的资料就可满足相当一部分资 讯需要，而不至于往往提出一些不难查找到的一般性问题。 于是，我们看到学界外语不足所反映出来的另一类偏误：相关于学人的学术实践素质问题；还不是一个人的工作能力问题，而是由此反映的学者个人的整体心态问题： 即学者还没有真正进入“实战状态”！外语不熟，反映着学人没有经常使用外语，或者反映着平常不需要使用外语。而今日专攻托福成绩者却比比皆是（托福考试和 学术阅读是并不相同的两件事）。此一现象反映着一代青年的某种“心志构成”特点：表面上在追求“上进”（=出 国），实际上在追求“功利”。结果上进就等于功利了。（当然这也是和古代读书做官论一脉相承的，古代的“伪儒”一点也不少！这就是为什么理学家大骂千余年 无真儒的缘故，虽然骂人者并不等于自身就是正确的）如果学子们不那么功利，不那么“实际”，而肯花时间提升专业外语阅读能力的话，也早就大大增强了阅读能 力了。此处论述的关键在于：不是学生的能力不成，而是他的“心态”成问题。他宁肯跟随“看得见”的社会大潮去夺取名利，而不肯费工夫去阅读没有名利收益的 “专科文典”。也就是：他的心态导致他面对“文典”时没有学术激情出现，所以才不肯为此花力气！等到工作压力到来时又到处寻找可立竿见影的轻便办法，以对 付学分和论文。国外文科留学生也一样，虽然其外语及阅读能力会自然地水涨船高，而其阅读范围高度地限定在狭窄学分领域和求职需要领域，哪里有时间、有兴致 “博览”和深思？所以即使是文科留学生，只要不是“ABC”，我不时会发现，他们的文科词汇量仍然是有限的，并不一定能顺利阅读本专业以外的各种文科书籍。因为，其心志也是高度实用主义的，不是直接面对“学术思想问题本身”，而是仅面对着有关于自身职业“实利”的特定学术资料。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此中“先”到什么程度，“利”到什么程度，这个程度问题就反映着阳明学所说的人格“成色”问题。也就是，学人的智仁勇之“成色”的 问题。一个人大言“千里之行”，却不肯从“足底起步”，此种志大才疏不是真地指其人之“无能”，而是指其人之“无志”。此“志”，又是有一个成色及其构成 的问题在的。换言之，学人之志只是朝向低层次的、追求“实利”之志（如做生意之志）而已，因此不能提升其志之“精神高度”。这就是百年来中国人文知识分子 的根本问题所在。这当然也就不只是当前学生的问题了；我们此处特别谈到学生，乃因今日他们的外在条件较前已经大大改善，而却不能善加利用。为什么？永远存 在有一个学人“面对势力和压力”时的选择问题，此选择的过程和结果就反映着其人的性格“素质”和未来实践可能性。文化与学术，同样是一个巨大的势力网。学 者以一己之“孤”面对众多潮流之“势”时，何去何从？如何判断和决定？所以一切在于自己的选择，选择取决于个人的意志，意志取决于磨练，磨练取决于认知， 认知取决于朝向真的初始心态。所以，连宣称有教无类的孔子也要补充说：不愤不启。区区外语阅读能力问题，最后竟须相关于“不愤不启”之教！
今日外语学习问题，实相关于中国人文科学未来健康发展的技术性基础。今日“外语工具”已不再是“外语界”的专利，而已成为人文科学各学科学人的必备学术资 格。如果今日还达不到期待的程度，青年学人则须马上将其置于首要地位！但不是指用其考托福出国，而是指用其读专业书。这个任务还不是仅为了青年学人自身的 需要考虑，而且尤其是为了民族学术发展的集体性需要。如果有一天学生在中学毕业后即可粗通外文阅读，到了大学就可尽快读外文专业书了，那么前述“外语界的 学术偏误”问题就可立即迎刃而解：“外语”不必再象旧时期那样成为一种“特殊的专业”（这和外语文学系并不相同），而可仅成为一切专业所需要的普通技能。 学人有了外语阅读能力就能够独立研读国外典籍，而使自己的求知活动直接挂接到学术“原典”，而不必通过各种中介环节了。由旧时期纯粹实用性外语教学制度在 新时期伊始所衍生出来的“移录式”学术理论方式，也就没有必要存在了。因为青年学人可以一入大学就使用外文来攻读“专业知识”，而不是须先花费大量宝贵青 春年月于此纯技能性的学习了。 7。再谈仁学心术学 为 什么许一些年轻人，特别是对人文学术仅一知半解而即自以为是的年轻人会如此反对心术学议题？因为他们根本不懂《论语》为何物，不知道“论语学”就是心术 学。另一方面，又由于商业化社会散播着普遍而浓烈的“势利心”，一些青年已习惯于趋炎附势，而又根本不具备学术理解和判断能力，这种“无知状态”反而反过 来有助于他们自以为可以“理直气壮”地品评学术是非：而此“理”字对他们来说实为一“力”字。他们谩骂言论中的“义愤填膺”实乃代表着：你敢跟我们的“老 板”（即学术有势力者）叫板？另一方面，今日互联网时代已能使任何“小学层级”的写手随意上网发表匿名意见而不须任何顾虑，所以无聊、无厘头的胡乱议论之 言可以要多少就有多少。互联网“介质”是平面的，而其“内容”是立体的（分文化层次的）；结果，几种不同文化层级的意见语言均可展布于“同一平面”，虽然 各自属于不同“价值层次”。但是介质的平面性却也可以不时扰乱读者对内容立体性的分辩，从而使得各种“低层阶的”、“跨层级”的肤浅甚至恶意言论有可能窜 扰网路平面而成为网路内容之“噪音”。（这些噪音级的信息倒也反映着商业社会的一般价值观：无知识之论者，只知道判断谁的大腿粗，却根本没条件判断价值与 意义。结果反而是：无知者最大胆！）。他们当然不懂得什么叫人文科学精神，所知道的仅只是人与书的“知名度”而已。电视连续剧常见的情节是“商界黑邦”如 何需要私家“打手”，学界有意成为“学阀”者或许也想跟进？因为他们的为学本质本来也和商人相差无几：名利而已。所以他们必定需要“帮派子弟兵”为其站岗 布哨。连续剧又告诉我们，“记者”如欲揭示黑商的“内幕”，其“下场”如何？正因为内幕相当于其“财路”的策略性保障。所以一切“实践”均须“暗箱操 作”：算计是一套，说话是另一套，行事又是第三套（凡是长期表现出有这“三套”重叠性“行为”习惯者，其心术必有可议之处）。把这样的策略习惯带到学界 来，对于社会、民族、国家的文化精神将带来何种严重结果，还不谈直接的学术结果了。学界时有揭发的“抄袭”现象，只是学术腐败中的“较轻者”，学界的严密 “帮派经营”（特别是其国际“托拉斯”式化的经营）才是戕害民族人文学术复兴生机的最大可能污染源。所以，我们必须反复强调说：学术学首先就是心术学。 仁学的实践策略是按照正反两个方向安排的。正向是指智仁勇三达德的培育，反向是指紫朱之辨，乡愿与仁者之辨。乡愿者有两大掩饰术略。首先：扮作古今圣贤的拥 护者和追随者，利用贤者大名作为自身前进的“挡箭牌”，而绝无履践圣贤志行之真意。日久天长，己身就可和圣贤名号在学界舆论上“习惯成自然地”连成一片， 不仅袭取其“学问”，也袭取其“道德名号”。“读书”遂成为邀名取利的方便法门。但是还有更高明的：点评各种客观环境中的负面现象，在舆论上树立“批评 家”形象。要点不在于成为批评家，而在于由此而易于转化为“正面现象之当然代表”。然而，“批评家素质”与“好人素质”本来风马牛不相及，而此种代换策略 的效果则是：正确批评他人错误者，即等于自己成为了被批评内容的之“反面”：也即“正面”。而个人的批评能力和个人之品质其本来是两码事，实际上不能“互 为证明”。但是甚至于几千年来二者之间都习惯地被误认为存在着一种（邻近性）“证明”关系（通过“负负相加”在话语场内“相邻”而产生的“因果关系错 觉”），于是这就成为了一种容易进行的“自我美化”手段。（等到时机成熟遂可随时“变脸”）要点并不在于批评家之批评内容的“对错”，甚至于此处强调的 是：批评内容的确“相当正确”，但此批评内容的正确性与批评家自身其他言行的“正误性”其实毫无关系（“坏人可以打另一坏人；坏人也可以被另一坏人欺 负”，“被欺负”和“被欺负者之好坏”二者之间无因果关系，如此等等）。实际上，有时“批评的正确性反而更有利于掩饰自己心言行的隐蔽错误性”！这样的人 事策略，几千年来历史上见得还少吗？然而不少人就是喜欢“短式、直式的简单化思维”，遂使得狡黠之士总容易得逞。 仁学含有反乡愿部分。当然，“乡愿性”本于人性自然，无时无处不在，自古已然。不同的是那时社会商业化因素稀薄，乡愿术之表现比较简单。《论语》虽然是“批 乡愿之学”，但人性的巧妙表现在：孔孟后的乡愿们正是要利用“孔孟”以行其大乡愿（“正是要利用“警察”来作“盗匪”之掩护“）。《论语》的精华从古至今 都在被许多“大儒们”误读着，此书的误读恰可成为乡愿辈借孔子大名实行其乡愿庸俗学以追求名利之工具！这就是为什么还须另增加一个“心学”的缘故。但同 理，马上又须同时增加一门“心学防伪学”。因为读书人最爱说一套作一套：一方面阅读圣典时表现出激情满怀，另一方面日常行事时依然名利当先！论语、孟子和 阳明学（我所说的“仁学三书”）都不应仅将成为阅读玩赏之具，而应成为学者“知行合一”之法：学者必须实现其仁学于各种有价值的“体践”上，而不是停留在 文典的字面读解上。不能在社会文化具体实践中体现仁学的价值义理，仅只是空洞地宣讲经典文本，这是不能产生任何仁学实践效果的。（所以强调现代“读经教 育”者，不是投机主义者就是浅学之士。那些满脑子荣华富贵之念的家长们送孩子去读经，正如送孩子去学西方“淑女经”者一样的无聊） 和其他文明传统中的“圣典”不同，此中国“圣典”属人间之“典范”，字面上虽浅显易懂，而履践实行甚难。而且其中含蕴着多个目标等级和实践层次，针对于不同 的“人格成色”，为远古千百年间的集体人世经验之总结，所以充份切合“人事”和“人际正义”。我们的人文科学发展大计今日竟然必须依赖于中国学者的仁学履 践的深度。没有此学人的主体心志学，人文学术就永远只能亦步亦趋，名利是问了。为什么我们会“小题大做”地关注一些学者间的“无聊小动作”？因为此个人动 作之“小”实反映着、关系着集体事业之“大”（见微而知著）。此所以历来仁学者不轻易放过学人“心术不正”的问题，因心术直通学术。更具体的说，所谓乡愿 学，其要点在一个“伪”字，还不是仅指学者言行违仁，而是特别指学者善于“掩饰”自己的“违仁”（双倍违仁！）。此掩饰技术的习惯，遂根植于其内心，而使 其人倾向于一切言行“趋伪”，为达此目的，其人反须处处“示人”以在“为仁”，其实却因此而成倍地实现着其“大伪”。“伪善”遂成为仁学之大敌，此所以孔 孟特重“辨伪学”。 为什么仁学、心学体践为难？因为，此中不是如何读书识字的问题，而是面对多方面压力、势力时的个人价值选择和贯彻意志的问题（所以历代读书求利之腐儒们何能 致此境界！）；关系到出处进退、甚至于关系到更极端的两难选择境地；其考验不是智性和趣味方面的，而是关系到“取难拒易”的意志力和勇气方面的。这一点使 得“仁学哲学”和西方形上学的纯“智性追求”之精神性格完全不同。固然在高端智维上过去我不如人，而在义理勇决方面则一向人不如我。而历史的辩证法竟然导 致今日西方的纯理智性的人文科学事业面临着一种与东方仁学相关的意志性要求：这就是，在世界学术思想层面上以义抗势之意志力的时代要求。因为，人文科学， 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几百年兴起而彻底改变了人类生存方式之后，正面临着同样的根本刷新之科学需要。而与此同时却也面对着各种反人文科学的压力和势力。当 西方人文科学面对此历史性挑战之时，中国的新兴人文科学，在适当的中西思想结合之后，或有可能汇入世界人文科学世界而有望成为新世纪新人文科学之另一中流 砥柱！此种眼界绝非复古主义者和舶来主义者所可想象和实践的，因为二者（其实此二者正在相反相成，共同“走向世界”，甚至于正在联手合作，因其功利主义目 标本来一致，不过是手段有异罢了。现在他们认识到了：何妨取长补短，争取“双嬴”。于是怨家最后可能成为伴侣）共同的性格是：通过不同途径来对抗仁学心术 学。 【续补： 上述功利主义人文学术之所以行之不远，根本原因在于其为学往往“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为什么？因为为了求快以致“速闻”，因此就“来不及”花多倍时间 进而掌握其“所以然”；因为在当时的有关新知新学的学术环境下，“获闻”可因外语之“移录”唾手可得，故也无知“所以然”之客观压力。如此循环往复遂成习 惯。因为大名已在此过程中积成，“闻”之目的已达，遂亦将求“所以然”之需要束之脑后。非因其“无能”，实因其“无志”，于此再填一例。但是，不要以为此 种倾向为外语界出身者之“专利”，“复古主义者”又何其不然？况且，就西学言，中国学者所需之“所以然”多半已经现成存在于国外文献，查找起来，有章可 循。而国学之“所以然”多半并不现成存在于古代大师文中，因今日求国学之深解必须参照世界新学，此所以可能“难上加难”。也不要以为此种倾向只表现于此两 大领域内，其实广义而言，岂非不同程度上表现于新时期众多人文学术各科研究中？“知其然”易，知其“所以然”则大难，而恰恰是前者更直接相关于“闻”之目 的，后者才不同程度上较比相关于“达”之目的。求达则必出于“学为己”之动机，求闻则必出于“学为人”动机，故与社会文化环境千丝万缕地纠缠在一起，相互 制约，而共同成为中国人文科学产品任何“可行性”与其“市场化”的决定因素。学术思想水平及其创造力遂也受到了客观限制。不幸，有这么多此类学人厌恶本人 提出之“心术论”，并通过“倒打一耙”方式自辩，从而进一步暴露其原始“求闻”之心已多么深固，因为其几十年来的成功生存方式都是在此心态指导下安排的， 在“闻”的实践方向上素来行之有效，“何须改变”。再者，为了扩大此功利主义实践效果再将此治学方式与国外“专家”挂钩（复古派与舶来派均然），形成国际 性互惠关系网，于是就更加振振有词、有恃无恐了。而其最初开始形成的“求闻”实践大方向，遂成不可动摇之势。当我们从中国人文科学创造性发展的战略性高度 批评学术时弊和提出改进建议时，一些数十年习惯于功利主义学术实践的学术集团根本“听不懂”此类讨论的伦理涵义，而是将其视之为向该学术集团“叫板”，视 之为在“损害”他们长期积累的利益！他们根本没有一个对自身学术作风及其学术影响客观公正反省的意念；他们没有相关于“大我”的“大是大非”观念，只有小 我的“利害得失”观念；他们不愿意承认自己的学术条件的明显缺点，而将别人对此缺点的批评与建言视之为“破坏”他们的形象和利益。再者，他们并进一步转移 话题，开始与你“比高比低”，企图通过比资历、比地位、比关系、比知名度来贬低你的批评之效力。他们这些人似乎只懂得“利害与势力”语言，却根本听不进道 义语言。他们绝无“见贤思齐”之念，而只有“对我是否有用”之念。只有当你在“地位”和“势力”上超过了他们〔有如“打架输了”才会“服软”〕，才会让 步，不是向道义正确让步，而是向“比我力大”者让步。所以他们决然要唯洋是从，因为他们直感到洋人比他们“势力”大多了！学者而怀有这样的人生观、处事 观，加以将自身“力势圈”经营强固了，这对未来中国人文精神会是什么样的影响？这样普遍存在的唯势是从的人生观究竟是从哪里来的？我只能推测说是来自文革 时期，那正是他们的失学期和成长期。丰富的社会历练让他们到了新时期后立即找到了追求自利实惠的新方向和新方法，当此志向与洋社会结合后，遂变得一发不可 收拾！】 为什么要青年人读《论语》？首先是为其自己准备一个自我不断据以反省的“规条系列”。《论语》就是“治心之学”，就是“态度之学”。有什么态度，才有什么行 为！如果你对自己的学业不满意或希望改进，首先就须反省自己的“态度学”。而这决不是表面工夫，你须在每一个层面上、角落里不断地“敲打自己”，然后发现 问题，用力改进。你如办不到这个，那就难怪会有夫子“不愤不启”之警告了，难怪会有“中人不可语上”之劝戒了。如果所谈是如何取得个人“成功”？那就与本 文所谈没有关系了，而且今日如何“成功”的问题，任何人都比本人更有资格作答。学生中却是大多数分不清自己的问题本身是什么。表面上是为了“求知”，实际 上可能是为了“求成（功）”。是为了求成功而到处“找窍门”。夫子“闻达之辨”一语，足以照耀千古，指明万世。学人要不断辨析本心是在求闻还是在求达？如 要求闻，请去找媒体可也。本人所提倡的人文科学跨学科革新事业完全针对的是学术上之“达”。也只有那些对“达”“有感觉”（有如“对女友有感觉”；因此有 夫子“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之叹）的学人，才能不仅自求达而且助人以求其达（独善兼济）。为什么一些现代“大儒”于关键时刻“变为”实质上的“背孔者”？ 其实不是“变为”，而是“暴露出”，因为这只证明他根本上是现代“乡愿”，不过是长期掩盖着自己“借圣以求名”的真实动机。时机到来，遂“一跃而起”。乡 愿就是学术思想上的“投机份子”，即是“求闻者非求达者”也。孔学属人性论，对人性“正反”（“阴阳”）两方面均能合情合理对待。原始孔学绝不蔑视“色与 性”，却高视“义与理”，此所以有“泛爱众而亲仁”之原则。同理，“闻”如色、如财，皆人之所欲，而须在行践规划整体中求其“当位”，也就是随境而异地将 其纳入行践的合理次序，以确保最高目标追求的畅通。此所以有孟子的“鱼与熊掌之辨”。同理，闻不必拒而亦不必求，达则须梦寐以求之。因此“闻”或“成”不 能是仁学者的目的“选项”，否则仁行岂能致远。
孔 子从学者“急于求成”的行迹中看出其“求闻”非求达的隐蔽动机。今人对此仁学教诲岂非应该深思之？同样是孔子在《论语》开篇章关于“学与思”的关系所言虽 似平庸而实包含着极深意涵？“死学”而不善思，与“硬思”而不善学，其失相等。前者易见可不必谈，后者尤其发人深省。因为，今日我们到处存在的媒体文化人 岂非最易犯这个“毛病”？学界学者多学而乏思，媒体知识人多思而乏学。两种倾向在学生阶段均已有其初步反映。学思相长，正是今日学术文化界应该普遍遵行的 至理名言。而总起来说，今日主要是“已有思矣！”（和旧时期相比），但到处仍然是“学之不足！”（80年 代文化、社会、学术活动各方面的关键缺失就是“学之不足”；而更大的缺失则是：无人以为自己与他人知之不足！）。为什么不着急？因为大家都如此，因为 “学”不直接相通于“闻”！（至少是“闻于老师”，因此今日全世界都蔓延着学生进行网上抄袭以速求闻之事）如果学生主要用自己的外在处境内的效果来衡量自 己该学到什么程度，就不是在认真面对学的问题。孔子又说了：不是不能也，而是“不为”也！“能而不为”，才是今日学人之大病！为什么？因为：仍然反映着自 身心术：“是求闻者也”！求闻者必难树立大志，因求闻心切而必转向投机主义！
学 虽不足而在讨论学术问题时盲目坚持己见则是“意必固我”；思不足而在学术问题讨论时盲目坚持己见也是“意必固我”。而青年们往往不能妥善辨析其中的分寸， 以为任何“坚持己见”都是代表“有主见”，而如其人学之不足却过于自信，此种自信并非属于正当。反之，当思之不足时，结果也是一样。试想80年 代的“启蒙时代”，那些前沿人士中有哪些会认为自己是“知识不足”的？大众中又有哪些人在质疑精英们的知识足也不足也？甚至于直到今日，又有哪些知识分子 肯于正视当初自己的知识条件是否已足以进行深刻事理判断的呢？（知识分子而无兴趣求深知！这也可以说是那个“后文革”时代的知识分子之特色吧）为什么？因 为人们诉诸于一种技术性的“范畴偏误”来进行自我欺瞒：通过对“他者”在A方面（如社会性方面）的负面进行“正确的批评”来产生在B方面（如学术性方面）能力高明的印象；也就是：用社会性实践取代学术性实践，从而“轻而易举地”通过A型运作来获得B型声誉。由此“原理”导出的一个“定理”是：通过对他人在B领域的负面表现进行的可能为正确的批评，来赢得自身在B领 域内“自然”具正面资格的“替代性证明”。后者并可进一步确实起到自信人信的目的，因为此时运作都安排在同一领域内了。这种行为倾向有助于继续其“意必固 我”：“自己没问题，问题是他人的”；其结果是：自己不需什么改进，需改进的是他人，从而大大放松了自己的改进。这是一种典型的（甚至于是民族性的）“弱 者”表现，因为即使弱者也是需要给自己提供先使自己相信的理由的。于是，“正确的（不正确的不算）批评他人”，反可能在一定条件下，成了耽误自己的理由（=本 人自信寄生于他人错误之存在上）。当此“定理”、“原理”在社会层面上也奏效从而获得了社会性知名度后（批评行为于是成为获得“双重清名”〔道德性的和学 术性的〕的一种廉价手段，此又以海外对海内方向的施作更为有效），“集体认可”更成为坚定自信的客观保障。此一民族性惯习（源于“范畴混淆”；当然因此而 更具有传染性，于是效法者不绝，因效果奇著。特别是当还有存在另一拨人欲对此现象进行“二次性操作或鼓动”之时）。
于 是，几十年来，我们到处看到许多“会思”而不会学的精英们。因为“会思”可直接通向“文章”，文章也者，闻也，彰也。有闻有彰，即为有名有成。这是另一种 中国传统型好名的“文士”。古代靠诗词曲赋求闻，今日靠影视报刊求闻。因此，今日向学青年面对着的压力和挑战，首先是对着自己的。有求真、求知、求达的决 心，是一种心态和境界；有求名、求成、求闻的欲望，又是一种境界。此所以说治学术首先在于治心术。有好仁（即真，即达）之心在，才有参与今日人类人文科学 全面革新事业的可能和意义（按前述集体性的B线 思路）。此外，求达（兼含独善兼济）而不求闻，难道只是一个自我兴趣选择的问题吗？如果那样，也许还真不算太难（抗压当然比制欲要难，但“制欲”〔利诱〕 也并非真容易），但学术实践是一种在集体环境中的个人活动，自己的行为选择相关于他人的“利害得失”，当彼此观念不一致时，就可能直接“挡人财路”。华人 社会如此，洋人社会也如此。遗憾，“跨学科”推动事业，往往也相当于“挡人财路”的活动；不仅是一个理解认知的问题，更是一个勇敢实践的问题。
如 果本文所谈种种基本上属实或大致属实，有人会反问，难道我们不应该也视之为历史上的自然现象吗？社会的学术基础如此，有何办法？非也！问题并不在于社会和 个人的现实学术基础问题，而在于学者本身应该可以“自控”的“态度”或“心术”问题。一则是学人该如何面对自己的学术努力方向问题：闻还是达？二则学人该 如何对待他人的学术活动：见贤思齐，合作共进？还是党同伐异，排斥异己？如果那些成天孔孟王阳明康德黑格尔不离口的学人，心里想的只是如何通过“排除异 己”策略以便使自己及同派时时占据前位，这就不仅是一个学术基础如何的问题，而是“人品”的问题了。遗憾，时当全球商业化大潮时代（只认金钱身价的时代， 只以此“身价”衡量人之高低的时代），此处所谈的心术问题，已经在社会上不复引起重视。作为社会“老大哥”的商人必然以钩心斗角（所谓商业机密时代）为处 事之道，作为社会小弟的人文学者难道不“应该”起而效法吗？学人，甚至于在全世界，结果就这样变成了“准商人”。在理查罗蒂去逝前不久，我曾在一封给他的 电邮中提出了这个今日人文科学运作趋于商业化的特大问题。他没有回复【碰巧的是，我不久前将一封致国际符号学学会委员会某同事的批评信转发给了罗蒂夫人， 本来望其有所评论：我言当否。此信稿先曾发给女ㄦ，我并将女ㄦ的评语附上。信中以间接口吻〔实以该阅信人为实例〕尖锐〔因一时急切〕批评了国际符号学界西 方学人的普遍“个人主义”，认为如大家不能关注符号学运动的集体利益，“符号学”必趋于消失。比我更了解西人心理的女ㄦ的评语是：“我佩服你的道义指责勇 气，但他必因此而恨你”。我们三人不久前刚在斯坦福大学餐厅聚会过，故有此向两人转发信之事。结果，罗蒂夫人对此亦未回复。西人是不肯什么都“坦言”的。 西人重视“个人隐私”，东方心术学却要人“袒露心迹”，此所以会发生：中西学人彼此在人生态度上南辕北辙。有趣的是，女ㄦ用了一个hate词， 十分生动。她岂能不知：几十年来我不知道向西方学者朋友发出过多少这样的批评信了〔他们心理会说：你真愿批评人，但我不会让你知道我心里想的是什么！的 确，对于中国人，不管他如何言行，你都能把他的“心意”猜个大概，而对于西人，他可以让你真地“无迹可循”！〕。她曾对我说，你的问题是：总是把他们看得 太高了！也许吧！】。我是想暗示：今日西方哲学家的“以学术职业来合法地求成就与名气”的人生观，是不是类似于商人心态呢？的确，对于法制化社会来说，主 体伦理学已经没有了实践空间。只要“合法”，一切可为，当然这尤其包括合法“追求私利”（虽然“合法化”可立即转化为“钻法律漏洞之技术”）。商业行为不 就是“依法谋私”的行为和生活方式吗？所以我们说的仁学理念，是和很多西方学人讲不通的。
然 而对于人文学术与精神事业而言，这个心术学问题却比任何方法、流派、理论的问题都更根本。因此，在这方面，中国学人不能以西人为榜样。中国人文学者如果不 先检讨自己“待人处事”之道（仁学就是管这个用的），而只借古今中外抽象名词概念以谋未必可即得之个人小利，岂非太过看轻了自己的一生？一些80年代精英们，为什么从来想不到这个问题？对“自己之外”一概从严，对“自己之内”则一概从宽。一些人，对他人对己之不公对待，可以义正辞严回击，对自己对他人之不公对待，却可闭口不谈。在“门外”他要求别人公正，在“门内”他不给别人以公正。这样的知识分子们还少吗？
8。尾声：商业化“力”与伦理学“理”的张力关系
综 上所述，无论是对古人还是对西人，“亦步亦趋”或“移录式学术”自然都可视之为中国人文科学现代化过程初始阶段的自然表现，其实不必苛责。但问题是，此自 然缺点会长期“结构性地”延存下去。对此本文再次强调学者心态革新的必要性。但是另一方面，还有一个现代化时期较短的中国人文科学是否有可能全面消化和积 极参与世界主流人文科学发展的问题。对此本文也拟指出，人文科学发展的一种“辩证法”在于，尽管处于现代化知识初起时期，中国人文科学也须“以另一种方 式”同时开辟“前瞻性”、“批评性”、“创造性”、“战略性”的学术探索。从认识论和方法论上区分出知识思想的“原创者”和“解释者和运用者”这两套不同 的智性程序；也就是，创始者的思想形成过程和目的，不一定须是解释者对同一思想的接受过程和接受目的；“材料对象”和“对材料对象的解释和运用”并非一 体，虽然对同一思想对象的任何“理解”都应该是一样的（理解时忠实于原本），但对其进行的解释和运用时（因为结合到了不同的社会、文化、历史等事实性条 件）并不需要一样，甚至于必然有所差别（甚至于还可能将此差别反过来用于影响原创思想本身，以促使该思想调整其原创形态所根据的事实性和目的性方面的内 容）。
另 一方面，考虑到全球商业化的全面发展，现代商业化求利原则和古典人文“求义”原则是否能够相互协调呢？应该看到，在今日两岸四地的各不同华裔人文科学理论 界中，只有大陆学界在历史、环境、人力、气氛等客观因素方面具有独立发展高端人文科学理论的客观潜力和主观意志。为此，恰恰是在全球商业化大潮时代，我们 更应该提出和发展一门建基于中国传统仁学伦理学之上的主体伦理学，用以使人本主义仁学支持人文科学克服商业化客观环境。此种人本主义仁学伦理学当然与商业 化个人主义直接对立。今日全球化的学界个人本位主义已经深植于职业制度之内。学术的制度化一方面有利于学术的技术性发展，而此同一职业制度化也成为学者巩 固、强化此个人主义的不二法门，并因而可成为阻碍人文学术及符号学学术改进和提高的制度性障碍。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学术，利益，职业，理想”是四件本质 上完全不同又密切交织在一起的社会文化现象。因此参与推动学术进步必然陷入此相互冲突的人际关系纠结网络中。学者是利用职业制度来追求学术理想还是用其追 求个人利益呢？当大多数人都在追求个人利益的时代，还能否合理地追求学术理想？这才是全球化时代的特大问题。和古典时代不同，那时的同一标准是“义”（尽 管思想行为名实不符），今日统一的标准已成义之反面：利。于是人类理想追求进入了这样的怪圈：“以利求义”！可行乎？职业制度的本质是提供学人“自我求 利”生活方式之保障，我们却要用之以求义，可行乎？换言之，当人文学者已经至少是下意识地采行了遵循职业制度轨道以求利的人生观时，你要他改弦更张抑利以 返义，可行乎？至少在西方，这是绝不可行的！二十年来我已无数次向我的各种西方学界朋友宣传此一“学术道义”，结果无不以失败告终。生于现时代，学者的学 术追求最后“实体化为”职业追求，学术本身的目标最后转化为职业运作目标，学术也就职业化了。按照此职业化的转化，学术的“理”的问题就变成了职业的 “力”的问题。职业化实践就实体化为职业“力场”的运作。学者的直接意念相关于学界内“力”（势力和势利两个维度）的消长。学者追求变成了对“力”的追 求，也就是对广义“势力”的追求，也就是对学界学术之威势、影响力、支配力的追求。当此种学术集团的利益与学术理想的目标发生矛盾时，双方的“角力”发生 于不同的“维面”---力维与理维---上。久而久之，学者们产生行为的下意识惯性：只知遵照势力原则，而自然忘却了道义原则；以理对力，形同“鸡同鸭讲”。甚至于其心态完全成为一种条件反射：争夺己利，削弱他利，似已成为一些人文科学职场人员之本能。
于 是，我们也许确实最终达不到学术理想目标，但我们绝对能够明确表达学术理想之是非，并为之确立标准。仁学，某种意义上就是：知不可为而为之！因为如无标 准，广大学人可能对人文学术负面现状习以为常，愈少或不再关心是非问题（各种后现代主义的主要动机就是制造是非混淆以达另类精神权势追求的目标）。我们应 该有勇气和条件来思考中国人文科学整体的发展前途。为此，我们当然需要有“学术天下胸怀”。这样的仁者学术抱负是完全不同于“以学谋利”的各种学术商业化 作风的。为了对中国人文科学未来发展前途获得“正解”，我们却首先需要破除对中外新老学术“权威”的迷信，勇于按仁学教导以学术求真为人生目标。中国学界 必有“读书种子”（“德不孤，必有邻”）。他们处于今日外界条件已大异于从前的学术环境内，资讯已足够丰富，启发已足够充份。复值汰旧换新的“新世纪、新 时期、新30年伊始”， 新一代学人当有越来越健康、越开放的新学术环境。再者，时代在前进，旧的学术权威已去，新的学术权威不容复起。读书种子们应当在世界学术全新的基础上“另 起炉灶”，既不必循历史学术偶像之旧径徜徉，更不可盲从于变革时期昙花一现的新学术偶像。二十世纪的中国学术史曾是一个受到多重历史条件制约的过度时期， 它并不能成为后人模仿的现成榜样；二十一世纪全球化时代，学术新人必须一切从新规划，有勇气和眼力立足于世界东西学术的最前端，最深处。学术为天下之公 器，既不是属于任何古今中外“作者”个人的，更不是属于国内外诸作者之今日“代理人”的。谁能掌握其知识，谁就是该思想之所谓“主人”。如此，我们才能期 待学界代有才人出，前浪也必应不断超越后浪。如此，中国人文科学的现代化更新事业，或有盛大发展于未来之机运！（2010年7月8日定稿于旧金山湾区；8月6日修定稿）
【补注：此稿原为数周间，在统一主题框架下，多次随感记录之“拼合”，目的在于呈现实质材料和观点，而尚无暇于文字篇章整理。因此，此类文章实相当于整理后的资料储积而已】 (责任编辑：李幼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