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来利科哲学遗产意义的问题不时涌塞心间，实须再写若干长文来续陈未尽之意。这些待写的文章将是从各种不同角度、针对各种不同对象及其观点而作；首先是针对西方主流观点。这将涉及当今世界“哲学”究为何物这样的根本问题，对此十年来我不时须反复质询于西方哲学主流。笔者明天即将远行。在我为芬兰“符号学全球化”大会准备的论文中，中心的议题即为哲学和符号学的关系。讨论中我必引利科哲学为例(对我来说解释学和符号学是密切相通的)，以之切入主题：哲学与人文科学理论的关系问题。利科的跨学科理论倾向，使其毕生哲学进入到了西方哲学认识论旋涡的中心。虽然努力维持住哲学本位立场，利科另一方面却能够认真地迎接各种非哲学根源的人文理论之“挑战”。但是在这篇短文中，我却要谈一下利科哲学对于中国未来学术发展的意义问题。不知我们注意到没有，利科的“文史哲艺”综合学术是全部朝向理论思维的，而二十世纪由“两岸四地”公认的中国人文学术主流形态，则是“准考据学方向(泛资料学方向)”的(不论海内外，不论文史哲)？西方学术主流是理论性的，中国学术主流是非理论性的。为什么会如此？为什么应该如此？如果我们对了，那就是西方错了。当然世故的国师们会说：让他们去搞理论，让我们来稿历史，以便各以民族文化的强项来分执中西学术之牛耳。(80年代初时就有华裔史学家建议在美应搞“干嘉考据”等民族性强项，以便在美国学界可不输于西人)
     如果中国当世学者不治现代理论，只是热衷于延续“国故”史料学，中国文明未来会是一个什么样子？请大家想一下，如果海内外一致公认的现代时期文史哲大师们竟处于这样一种状态：哲学家读不懂利科哲学理论，史学家读不懂利科历史理论，文学理论家读不懂利科文学理论，其含义究竟为何？利科学术生涯已经超过50年了，不是什么标新立异之学。中国学者对利科理论话语的隔膜，反映了对战后西方人文科学发展的巨大间距，从而表明我们的理论主流是与西方理论主流之间没有沟通关系的。这一事实却直接相关于中国未来学术和文化的发展方向。利科学术对于我们是一面镜子，可用于让我们趁此时机彻底反省一下中国学术的 结构和性质。
   1983年我所写的“保罗利科”一文发表了。1981年完稿时我推测，该文和另一篇解释学文章“迦达默尔”将引起国内外人文学界的强烈兴趣。同时我竟不期然中突然觉察，在此之前并没有海内外其他中国学者能够在此水准上理解和论述利科哲学，虽然一些海内外学界名流本其一贯势利加世故，决不会公开承认受益于此文，特别是那些在美国有学位或港台出身者(他们总是要和大陆出身者比较高低，不肯平等相待。我将以后再撰文谈谈当初引介解释学到中国来时的前因后果)。我在回顾利科哲学时如此提到个人经历，非为自我表功，而是为了指出这一现象反映了一种具有重要意义的社会文化背景。利科解释学相当于一面时代学术之镜，可折射出人文科学整体的现状，并列示出思想危机中隐伏的问题所在。当今之世，有效的发现认识论和方法论的严肃问题，就是一种重大的学术贡献。反观中土权威学人，时代理论性问题似乎是与他们无关的。中国学术如果不面对时代理论核心，而仅只关心如何“复兴古代辉煌”，我们就算是选择了自愿退出地球村上思想理论竞争的事业了。
   如果一个民族不能在现代思想和理论的层次上发展其新文化，产生其有世界规模吸引力的精神作品，这个民族的世界成就必然是有限的。今日人文学理认知乃人类全体任务，怎能以只占人类总信息量一小部分的“国学”为足？如果这样，我们中土当今之“士”是不是也太没出息了？表面上的尊祖恰成为实质上的背祖。在这里谈及利科学术遗产的意义，实涉及西学理论及中西学术关系问题的各个方面。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本处于一个过渡时期，从两千年传统时代骤落入现代环境，大家都在学习补课阶段。如此忙于在传统学术实践中“封圣”自得，反映了我们什么样的“读书人”器度？我们这些被封圣的现代圣贤们却又纷纷读不通现代理论，这究竟是怎么回事？难道中国学者只能成为会赏鉴“文本类古玩”(旧籍)而不知如何探索科学因果真理的大师们么？
   利科象一面“镜子”折射出人文学术理论世界的局势和危机。利科求全求新倾向被一些学者视为欠缺独创性，但利科的重要意义恰在于此。利科决非好高骛远、标新立异之辈，之所以于衰暮之年“勇于”向新，乃本“知不可为而为之”之义，尽其在我而已。在特定的问题上一些杰出分析哲学家会表现出更多的“独创性”，但他们中间极少有人能具备如此全局性视野。1981年秋自西安参加现代外国哲学研讨会后，益知中国哲学界的“带头人”的知识能力均受限于其文革前教育体系。于是决意在次年预定出国前抢译出利科为联合国教科文丛书绘制的这份现代哲学地形图<哲学主要趋向>，以为青年学生提供一份有关今日哲学之范围、问题和相互关系的有用引导。我当时虽然不可能被安排走上会议讲台，却可以通过着译直接在社会上传布真知。我译书一向只能尊奉信达原则，遗憾不能及“雅”(如果为了“雅”，工作时间可能加倍，这个时间不如用于其它方面。因为翻译不是要为译者树碑立传，而是为了客观传达原作的真知灼见)。故翻译文字多半一笔落定，在稿纸上略加润色而已。<哲学主要趋向>为报告类文字，广而不专，较易处理。走前仓促之际，为了赶完其中占全书五分之四正文部分的翻译工作，每日完成的定稿翻译量常近万字，这样终于在出国前赶译完毕。此书的价值在于提供了一份比当代一切哲学概论类书籍更“完备”的哲学学术地形图。这正是当时中国哲学界和人文理论界所最急需的。同时我也通过翻译利科绘制的这份地形图重绘了我自己的“哲学地形图”(请参照我为该书中译本新旧版所写前言)。当我到了美国后却发现美国哲学同行大多数不知此书(罗蒂即不知此书)。他们不知道，这份“报告‘的价值正在于其全局性视野或学术关系结构的论述。

   罗蒂当时是我在普大的访问邀请人，我是通过王浩认识他的。王浩以其分析哲学出身而对分析哲学的狭隘性颇多批评。其人性情直率，改革开放后率先把长期禁忌中的现代美国哲学带到中国来。作为美国科学院院士的王浩先生对我在哲学上如此持有己见，最初有所不悦(也因为一件具体的误会，将来我会在回忆和王浩交往的文章中再论)，但对我谈到他并不熟悉的利科哲学时却十分有兴趣，有一次并要我陪他一起到学校图书馆查找<哲学主要趋向>这本书。但是这本书的意义并非分析哲学人士能够欣赏的，因为其主旨是处理哲学和其它社会科学理论的关系问题。而分析哲学家认为这根本不是问题。那时我在普大和哥大的哲学交往中，第一话题就是解释学，第一哲人就是利科。但是我发现利科在这两处作为分析哲学重镇的系所中并无多大影响，他们熟悉的当代欧陆哲学首为萨特(如丹托)，其次为海德格(如罗蒂)。利科的全局观和我通过符号学所涉及的另外一种全局观是和美国哲学的专业化倾向相当不同的。至于那里的汉学界，既不重视西方理论，更不了解利科解释学，也谈不上顾及中西理论交流的方法论问题。利科哲学思想虽然仍然持哲学本位，但已具有哲学家中最广泛的跨学科观点，也就是在理论层次上注意到“贯通”文史哲艺各域的必要。而且利科从一开始就是将哲学和历史这两个不同精神世界并置于其视野的。这就是为什么正是利科主持了后来列维-斯特劳斯<野性的思维>讨论会，从而成为把结构主义 “带进”哲学界 的哲 学家。哲学事业是由专家和通才共同组成的。和十八，十九世纪不同，二十世纪不仅自然科学已全面“翻新”，又出现了全新的社会科学系统。传统上哲学就是“通学”，但如今哲学学科已难对人类知识进行全面贯通的工作了。除此之外，百年来又形成了现代的人文科学。社会人文知识的信息量今已超出古典时代百倍，然而专科学者对此现已大变的学术世界往往有视无睹，乐于以专科之不变应全局之大变。今日西方绝大多数哲学家们或是安于本专业规范和程序的技术型学者，或是诗化修辞学式的畅想家。利科在存在主义夸夸其谈时代勇于投入学术思想研究的各个领域，把复杂多面的人文理论问题逐一梳理，其哲学探索不安于技术性之深，而安于 “义理性”之当。利科所涉及的存在哲学，心理哲学，语言哲学，精神分析学，历史理论，文学理论等等知识领域都是今日治中西哲学者和治中西人文科学各科理论者所均应了解的。利科的解释学即人文科学各科理论关系学。今日“解释学”(诠释学)已成为人人熟悉的一个名词，而又有多少人钻研其确义呢？至于那些在国学传统中寻找所谓中国解释学根源者，不过是玩弄换名游戏而已(有许多学者占据地位后就以为可以和必须无所不谈，以示弘通，却并无用功之决意)。利科及其学术不是供我们借机炫示博学和附庸风雅的手段，而是供我们深刻反省和努力向学的机会。尽管政治立场不同，今日各地华人公认的人文学术权威们，多为读不懂利科及其它相关西学论著的“国学大师”，此一现象意味着什么呢？仅仅是分工不同么？历史学不朝向理论认知算是成熟学术么？哲学理论和文学理论亦然。王国维早言学术不分中西，只论真伪。如是，利科及其它现代西方理论难道不是扬言走向世界的中国人文学者所须研读的么？如果权威们只考虑用汉字汉学的特殊性到世界上去弘扬其“五千年”的博大精深，利科理论对他们不过是聊供点缀之具而已。但是利科解释学的确也是与我们东方人文学术有关的，在此领域我们先得作学生，即诚实地尊从孔子之教：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三人行必有我师；以及，最重要的，君子以不知为耻。利科学术对我们中土学人的意义是：将视野扩及全世界学术，努力学习全世界的知识，特别是理论层次的知识，然后再努力于实现中西学术的融合会通。努力程度和学习时间长短，人人相同，所不同者是知识结构的选择安排。个人如此，民族亦如此。但愿利科解释学的遗产可成为我们从战略性高度检讨民族学术理论方向的一个新契机。(2005年6月7日于欧行前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