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伊格尔斯交流历史理论思想 *        

                                                            -----兼析国际人文学术交流之倾向

                                                            李幼蒸

概要

1。商业化时代的国际人文学术交流

2。具体理论和一般理论的联系

3。与伊格尔斯的学术交流过程

4。人文学术交流问题申论

5。附录：伊格尔斯和法叶的来信

后记


本文概要

学术职业化、专业化和个人本位化，导致人类人文科学知识难以有效汇通和“激活”。跨学科、跨文化虽然是新世纪人类学术知识全面整合的不二法门，但其实际运行离不开学者个人的“动机结构”。本文强调，学者如坚持目前全球通行的个人本位主义，把学术交流和国际同行仅视作推销个人“学术产品”的工具和渠道，学术整合和汇通的目标将难以达成。作者1980年曾将伊格尔斯历史理论思想介绍到中文地区，其后因跨学科实践渐增，个人的历史理论观也就超出了“历史理论专业”范围，并在新世纪进而提出跨文化的新历史理论观念（见本人今夏芬兰符号学大会讲演文），以与西方主流学界商榷。现将问题产生的背景和过程叙述如次，以供读者了解。

1。商业化时代和人文学术交流

学术全球化和中西比较研究，都涉及到一个了解国际学术交流的过程、背景和目标的问题。本来这些都是在现行学术制度内的常规行为，似乎在“体制内”“照章办事”即可，何须另行思考学术交流的方式方法的问题？本人在国内外参与符号学国际学术交流的经验，使我觉得有必要对此中外共同运作的“体制内”学术交流方式，表达独立的意见。学术全球化，也就是全球学术机构的合作运营事业，其运营结果必然直接关系到人文学术的方向和前途。从符号学观点看，如果学术交流只能按“制度内渠道”进行，就必然受到现行体制内前提条件的限制。这个“限制”自然会与学者个人的“个人主义动机结构”有关。在今天的学术制度市场化局面下，学者个人的动机和目标都是追求个人学术在学术市场内的成功（即知名度的扩大）；所谓学术交流也就成为在此交流“市场”上的名利交换行为，这到底是否有利于人文学术水准的提升呢？这是一个摆在今日西方人文学界和学者面前的根本问题。如果所谓学术交流仅成为“名气”大一方向名气小一方面的学术商品流通和流向的问题，那么直到二次大战前还存在的西方人文学术界以“寻求真理”为目标的共识，就不大可能存在了，人文学术实践的性质就会发生了质的改变。持个人主义生存目标和学术目标的教授们，结果只有一件事要做：不断在体制渠道内追求个人学术影响的扩大（有如商人在商业法规制度内寻求商品的成功）。在今日中外学术交流具有高倾斜性的互动关系中，这不免就是外国教授向中方单向输出学术思想和影响力的活动。但是，另一方面，我们皆知，学术交流的真义是“争论是非、辨别异同、获取真知”。这就决不是只能以一家、一派、一刊之言（权威之言）为绝对标准来进行的单向流通，而应是多元、多层学术互动的问题。那末，如果教授个人对这样的交流不感兴趣呢？过去，当我“最终”发现了一些国外同行并无平等学术交流之意，而只有打算通过“外国同行”的中介来扩大自己在他国的知名度时，往往非常失望。这对于符号学所提倡的跨学科、跨文化交流事业来说，更不啻成为根本性障碍。我通过二三十年的国际学术交流经验才最终体认到，国际学术交流中还真存在着一个“体制外思考”的必要：这就是一个学术伦理学的问题（现在甚至于可将其具体化为学术心术学问题）；也就是：学术个人主义和学术集体主义的问题。（这个问题由我提出，实在充满了嘲讽意味：由体制外的独立个人来提倡“集体主义”，而由体制内的权威来〔实质上、隐而不宣地〕提倡“个人主义”！）。如果外国学者不把中国学者当作平等学术交流的伙伴，而只当作他们向中国“推销”自己学术商品的“媒介”（另一种“中间商”。过去国人有时讽刺靠西学在国内谋名利者为“二道贩子”。我此处也可以反过来以此批评外国人，他们不应该把中国研究西学者如是看待。），只把中国学者当作一枚有用的“棋子”，这首先就是由于他们没认识到自己也有向中方学者“倾听”的必要。今日西方学者并未认识到，中方学者的西学水准并非处处在其之下，不可把中方学者都看作相当于他们培养出来的中国留学生的水准（后者往往被自然地认为是永远须要在“老师”之下的，而一些人也的确以为只要能在国人之上即可安于“老二”位置。）但这会导致什么结果呢？西方学界的根本利益，应该是以培养“东方诤友”为最高目标，还是应当以培养“东土宣传员”为最终目标呢？）实际上，在各地中文学区正在形成一些渐有深度的西学研究者和比较学术研究者。中西学术交流问题，不能被还原为单方向知识灌输的问题（因为今日之“知识质量”不再是以量相衡，而是以“质”相衡，此“质”主要指知识之结构和功能的运用）。必须指出，这决不是为了争取什么中国人的“尊严”，也不是相关于外国学者不了解中方的研究质量问题。而是指：专业化、职业化、功利化使“专家们”不再有“余力”、“余兴”注意个人固有专业以外的课题。他们的目的似乎主要成为；推销个人一生几十年确定下来的“学术产品”及其“生产程序”（教学之计划和实行步骤）。所谓学术交流不再可能是“重新检讨或改革”自己的产品性能和生产程序，其交流目标似乎化简为一个“准商品”的推销学问题。其他种种就不免只是“门面话”了（如多元文化主义，本质上成了西方理论和东方材料之间的共存合作现象）。外国专家不是不知道自己的专长何在、局限何在，但问题是他们因为持功利主义学术观，故对自身专业之外的“继续投资”没有兴趣或动机。那么这时该怎么办呢？

另一方面，应该看到，存在着学术商品国际推销活动的全球化，但也可能存在着“以文会友、相互切磋”的学术理想主义全球化。前者是按既定生产程序推销既定产品，后者是讨论产品理念、产品革新和生产程序革新的必要性问题。两个“全球化”的本质如此不同，有无沟通和合作的可能性呢？国际学者之间应当是学友、诤友、畏友的“共求真理”关系呢？还是只能是相互利用、党同伐异的商业竞争或合作分利的关系呢？

不过，本年芬兰会议之后，我又根据最新经验换了一个思维角度：我可能“错怪了”外国同事。他们的“心态结构”已然成为全球化的客观现实。他们参加学术交流，目的正在于、只在于“宏扬”他们每一个人的个人学术（个人学术商品品牌），这不是非常公平合理么？不是每一个商人都在市场上追求他个人的利益扩大化么？有何不可？学术交流场合不就是学术商品市场化运作的一环么？至于交流方向的问题似乎只在于：看谁的知名度大，谁的地位高。知名度大的，地位高的自然“发言权”就大，“众星拱月”（知名品牌）岂非天经地义？这样想过以后，知道了学术权威的真实心理，固然可以减少个人关系层面的“不适感”（彼此的关系成了纯利益交换关系，如是，与商人何异？），并接受人际关系的“唯势主义”之现实。那么，在此情况下还存在学术真理事业乎？还存在符号学的跨学科、跨文化的学术革新目标乎？跨学科、跨文化岂非正是逆（商业化之）势而动？的确，“仁学”理想主义根本不敌全球商业化大潮，但仍有一事可为：讲出人文学术交流之真实结构和功能。世界上毕竟有人（天生来）对“识真”比“求利”更感兴趣。外国学术个人主义者，也读过古典理想主义时代的文字。因此应该也让他们认识自己的真实心态与所宣表的目的，并不一致。我们更对尚处于“前商业化”阶段的青年学人的“良知潜能”抱有期待。“阳明学”是让你在社会现实中（而不是在古代社会想象中） “身体力行”的，不是仅让你将其当作“学术古玩商品”去参与国际学术商品市场竞争的。

本文打算根据最近与美国史学理论家伊格尔斯教授的一段学术思想交流，来再一次表达个人对今日国际人文（而不是指正常进行中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交流）学术交流性质的看法，以便使持理想主义的中国学者了解所处的真实学术交流环境。我曾期待伊格尔斯能够超出自己的学术实践轨道，来主持或协助搭建一个能带来“百家争鸣”局面的国际史学理论平台；而不只是维持一个体制内的常规交流渠道。伊氏也许以为我在中国，所以把我视作中方学术交流可能“成员”之一，遂建议在他今秋访华时可在中国一会。我告他自己定居加州，不久将赴纽约一周，建议或许可在他住家的纽约州一会。伊格尔斯了解情况后，对此不再答复。也许他因年事已高，无意于安排会见；也许他仅愿意和“史学体制内”的中国人按既定渠道在中国打交道，而无兴趣与史学体制外的人在美国打交道。而我的芬兰历史理论讲演却正是从体制外视角立论的，他读后的反应不是也反应着彼此的“实践机制”非常不同么？

那么伊格尔斯所建议的在他访华时与我一会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既然他并无兴趣与

我就近见面直接“交流”，却又建议“见一面”，这是什么意思呢？这种并不进行思想“交流”（具体讨论）而只安排“会晤”的节目有何意义呢？结果，“学术交流”被当成了“商品交换”的仪式，而非作为思想交流的机会。我再重复一遍更深刻的原因：外国专家并非不知道自己的学术缺欠（伊格尔斯和罗蒂都知道他们对法国符号学细节不能掌握会多么影响他们对当代法国理论思想的认识，但他们都不打算重新“知识投资”，而是有意回避自己的“欠缺”。而我们却有“入太庙，每事问”、“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古训。）但他们均陷入学术实践的定式渠道和模式，把“交流”当作了“单流”。也就是并不具备“交流”（交换思想）的动机。即：其思考范围已经确定于固定格式里了。结果专业化使他们失去了真正的“自由化”。（西方的人文思想本来以liberal为特点，而今的liberal在那里？当然我们也看到另外一个极端：文学系的“安纳奇主义”。此为另一话题，暂不论。）伊氏也完全误解了我告他是我最先将他的《欧洲史学理论新方向》讯息介绍到中国的事实，也许以为我在向他“邀功”。我不过是让他了解过程真相：为什么那些从我这里最早了解他的学说的人不愿意我参加他们的交流活动呢？这种隐蔽心态又暗示着什么样的未来学术交流的可能性呢？至于伊格尔斯本人学术，我之所以一再想“和他交流”，不是要向他“当面致敬”，而是要面告他的专业化本位的学术之“局限”（也就是跨学科、跨文化必然带来对专业化藩篱的批评）及其后果。这是我的责任所在。因为他们“居其位”，所以其学识范围问题已不是个人问题，而已成为公共问题。这次我虽又未达到“交流”的目的，却再次体会到国际学术交流的“结构性障碍”：他们无此交流动机。和伊格尔斯进行再次“交流”的愿望虽未得实现，却有助于继续显露相关问题之存在，岂非仍是“一得”？（30年来我的国际学术交流经历中遂充满两类“成绩”：积极之得和消极之得。后者也可让我从反面获得对真相的认知。）现将此经历公之于众，以丰富学界的见闻。体验是个人的，意义是公共的。

2。具体理论和一般理论的联系

    学者对学术的关心涉及三个类别：专学，专业理论，一般理论。学术交流也同时相关于学者学术实践类别选择的问题。我们以上所论，当然也须考虑到这个方面。因此当然不是认为多数学者都应该来关心一般性、基本性、前瞻性的学术问题。不过，新世纪学术的发展显示出，具体学术的目标和方法，越来越与一般性层次上的问题相关了。在“符号学界”，这一点特别突出。在“历史理论界”也是如此。

    虽然确有少数人记忆力和思维力过人，一生期间成就了卓越学术事业，但大多数学者的资质和知识相互差别不大，彼此知识“素质”之别，在于学术方向、维面、层次上的选择差别。所谓新思想和新方法，从形式和功能上说，主要指知识之方向和结构安排上的区别。一位“历史学者”，在与“历史”相关的方面可以（简言之）涉及：专业（历1）、专业理论（历2）、一般理论（历3）这三个领域和层次，以及三者之间的搭配和关系。（其他学科亦然）或者说：部门史学专业、一般史学理论和广义历史理论。此义我在几年前发表的“历史理论的三个层次”论文中已经谈及。因此并不存在一个一切史学家都须采取的统一学术目标和知识结构范型，这相关于学者的知识兴趣选择问题。对理论没兴趣的史学家，当然不必要过多涉猎理论课题。上述三种不同类别的“史学关切”，与历史理论的关系也各有不同。但应当共同承认：每一种历史学关切都有自身的正当性。当前西方史学理论界也面对着这个学术实践分类学问题。大致来说，人们在历2和历3之间易于混淆。特别当历3被进一步扩大到承担人文科学认识论革新大任之时，历史理论家的“抱负”就遇到了新的挑战。（历3的功能，以前由“历史哲学”承担，现在则必须彻底改造和扩展。美国《历史与理论》杂志的编辑部对此差别尚无明确认知。这是他们对我文未能接受的原因之一）然而历史哲学家和历史理论家，正因为还未曾从学术全局着眼观察这个时代性学术挑战的意涵，所以囿于职业藩篱而不能“自广”。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情况。这样，中外学术交流关系中，除了前述那种视学术交流为准商品推销的问题外，又增加了一个学术实践的眼界和目标方面的差异性问题。这种来自跨学科、跨文化的人类全局层次上的纯学术探讨的需要，也就更加难以为学术功利主义者所接受了。跨学科、跨文化事业，要求的是对未知物进行“真理探索”，不是对已知物进行“产品推销”。彼此在动机和目标上可能南辕北辙。

   尽管三个层次的学术实践可以或应该彼此区隔，但是三者之间也存在着一个“跨层”沟通的问题。所以学者如果打算有效参与理论性讨论，就有一个采取多层次视角的问题。对于历2问题，不能只在历1层次上思考，对于历3的问题，不仅不能仅在历1层次上思考，而且也不能仅限于历2层次上的思考。学者之间讨论的分歧也与彼此选择的学术实践和理论思考的层次不同相关。当学术交流涉及跨文化领域后，这一理论层次划分问题，就又加倍复杂化了。本文插入本节说明，以作为识者对本文论题进一步思考的参照点。但是，对一切人文学者而言，尽管不一定需要对历3层次上的问题有兴趣，但如至少了解其一般内容则是有百利无一害的。每个学者都应该至少“大致”了解本领域所处其内的大范围环境的特点。这样会有助于更合理地确定本领域的框架、课题和方向。

 3。与伊格尔斯的学术交流过程

伊格尔斯是中国史学理论界人人皆知的国际著名学者。其著作中最为中国人所熟悉的当是已译成中文的《欧洲历史理论新方向》。中国学界最早知道该书，则是从我发表于1980年《世界历史》的文章“法国‘年鉴派’的历史思想”中对该书资料的引用中知悉的。这本书之所以引起两岸中国学者的兴趣，显然因为中国学者对当代欧洲更有深度的学术理论思想比较重视之故。我相信，我那篇文章对于当时一些中国史学界青年其后特别接近于伊氏的学术,起到了一定的引介作用。1983年我还曾将我的这篇文章寄给耶鲁中国历史教授余英时先生，后来我们在耶鲁面晤时，我特别向他介绍了伊氏这部书，并向他表示中西史学必须在理论层次上，特别是解释学层次上，进行交流的必要。余氏重视我的意见，要求我继续向他寄赠著译。他并在1984年收到我如约寄给他的关于德法解释学的论文后，在夏威夷关于中国古代哲学家朱熹的研讨会上提交的论文中，援引了西方解释学资料。10年之后，余氏以他任职的蒋经国基金会背景，复又资助在水牛城举办了一个“中西史学研讨会”，并适巧安排伊氏和余氏分任主讲人，参与会议者中也包括有几位两岸跟随伊氏的青年史学家。遗憾的是，该会不仅没有邀请我参加，而且在我主动提出自费与会后，亦加以拒绝。这一事件，我虽然已谈过多次，但由于它颇可反映一些中西学术交流中隐在的问题（究竟什么人应该选择什么人作为交流对手，关系到学者的动机心态问题），在此重新提及。这样，中西双方与会者，竟然决定把我这个最初的“引介人”，排除于会议之外。事件过程列举如下；
 
           纽大中西历史理论研讨会：

～1998年我访问水牛城纽大哲学系和东亚系时知有此会，表示参加意愿，东亚系主任要我直接与伊氏商量；

～我与时在德国的伊氏通话时，告他这样的研讨会应该有一名中国大陆学者参与发言，仅只安排北大张芝联教授担任评论员是不够的，伊氏表示完全同意我的意见，但要我与会议组织者直接沟通；

～我直接与会议预定开幕主持人许倬云和会议中方总结发言人余英时去信，要求与会。两人均不复信。（此前，许氏曾在给我回信中表示过对符号学研究的支持；余氏则曾当面要求过我向其寄赠个人著译）

～最后纽大东亚系主任来公函，（以不清楚的理由）拒绝了我与会，但说这一决定是伊氏做出的。我当时并不相信伊氏真会改变心意，做出拒绝大陆《历史理论》一名前编委与会的决定。

～这次会议也拒绝了在论文集中收入我的关于中国古代史学结构分析的论文。而该文曾受到伊氏在《history and theory》的同事Fay主编的重视，他并在长达4页的复信中建议我扩充和修改后再刊登。此文后改投汉堡亚洲学刊发表。

 “中国古代历史论文”的后果：

 ～由于不相信拒绝我与会真是伊氏之意，我在该文于汉堡刊出后曾寄伊氏，问是否可纳入伊氏主编的论文集，以丰富中西史学理论对话内容。伊氏在收到该文后表示很感兴趣，并请我将该文转寄论文集执行编辑---他的学生历史系王晴佳主任。

～王君在80年代上海读书时，想必也是读过我在《世界历史》和《历史理论》发表过的长短文的，也就是对我有所了解的。但在阅我文后却告我当初纽大会议拒绝我参加，乃因经费问题。（虽然我的要求是“自费与会”）。但是他对于论文集是否可收入我文一事未予答复。

     两次芬兰符号学大会讲演文：

鉴于历史理论和符号学关系密切，我觉得仍然应该不顾西方同行的“冷淡”，继续促进可能的学术交流，因为我总觉得交流的困难根本上是因为意见沟通不畅。（这与一些学者故意排斥异己的“心术”，应该不是一回事）

～我于是将在2006年《semiotica》上发表的芬兰大会讲演文寄给伊氏。蒙伊氏回信，并告已将该文转发《history and theory》编辑部了，因伊氏自称 “对符 号学不大了解”。

～伊氏的回信，被我视为一种善意，并期待伊氏作为该刊顾问也许能起到促进该刊关注中西史学理论交流新方向的任务。

～2006年山大顾颉刚研讨会上我的关于中国古史和符号学方法的观点受到会议主持人的重视，主编并告我，我“肯定已将符号学带入史学理论界了”。在此会议鼓励下，我于是将那篇关于符号学身份应该革新的论文寄给伊氏。伊氏本人虽然未予回应，但向《history and theory》转发该文，似乎预示着一种 协助学术交流的 可能性。

～在此背景下，我遂将今年芬兰符号学大会讲演稿《符号学和古代历史》预先寄给Fay主编和伊氏推荐的那位执行编辑。但我未将该文稿寄给伊氏，一来伊氏 谦称不 了解符号学，二来伊氏作为该刊顾问，编辑部如觉得有必要时，他们当然会转给伊氏，这样我似不宜再主动寄文打扰。

～当Fay主编回信拒绝刊载并予以简评后，我回复了一信，也对这位主持西方历史理论论坛者，表达我的批评性意见。这封信我却也转发给了伊氏，希望伊氏了解我对中西史学理论交流的一般原则的看法，虽然我并未曾将该文寄伊氏。

～后来意外地收到了伊氏的一封来信，告因忙碌非常，到现在才有时间注意此事，并告“我如收到此文会加以关注”。伊氏是在阅读过我对《历史与理论》编辑部的坦白批评意见后、在了解我的符号学立场后、并在了解我对中西学术交流困境的意见后，主动给我来信表示愿意读我的论文的，我于是猜想，伊氏也许接受了我对西方同行提出的总的建议：接受不同学术意见，鼓励跨学科学术讨论，也许还会利用自己的地位和声望协助此文的发表。我于是将该文补寄给伊氏。

～后来伊氏回复了一封信（见附件），谈了对该文评论意见，并表示了同情，说《history and theory》未刊登我文一事反映了“他们的 局限，而不是你 的局 限 ”。但显然伊氏既无协助文章发表之意，也无与我交流之意，他只不过想看看我究竟在芬兰符号学大会上谈了些什么。

根据伊氏的前后做法，我现在最终理解到，不可能希望伊氏超出史学界专业领域来思考历史理论问题。他仍然认为：由职业性西方理论家和职业性汉学史学家共同主持论坛是对的。但是，这样“并置”西方理论家话语和（广义）汉学文史家话语，真能够促进中西学术思想交流么？这种中西“比较研究”态度，仍然是基于职业性考虑安排的：他们都是“史学家”，他们都在谈论着“史学论题”。但是，问题正是发生在这里：今日必须超越职业分化、专业分化藩篱来组织理论对话。（对此我已谈论多次，兹不赘述。）

4。历史理论国际交流问题申论

在我们引介西方学术理论到中国时，不应混淆人与言，有一得之见，均可予以介绍，但这并不等于说我们把每一个被介绍的西方教授都当成了“权威”。也要看到，由于中西学术交流的历史特点，一些外国学者未必均认识到，他们的著作被译成中文，反映着中译者对他们的多大善意和帮助。而一些洋人却往往会把此类帮助看作 “理所当然”。我多年前在和汉学家罗泰谈到此事时，他说中国学者实际上是在抢着译西文书，因此不是一个中国人“帮助”西方人的问题，而是西方人给中国人机会的问题。对此我立即反驳说，这要看中译者的身份问题了（刚毕业的外语系青年，欠缺知识准备，草率翻译，这属于另一种情况，此处不论）。我遇到的西方人都是愿意本人之书被译成中文的，甚至是在“恳求”中译者承担翻译的（多数人虽有此愿望，但不好意思提出，他们当然明白翻译要花费人家大力气的）。但中方合格的译者要花费多大心力和劳作来完成此事呢？究竟是谁在帮助谁呢？我们当然只能选择确有价值的书来翻译。但也有时承担翻译，是为了“报答”对方因地位自然 “优越”而为你提供的在西方参与学术活动的方便。我们以具体劳务来交换对方的因职位而顺手给予的方便，其结果当然是西方作者“受益”更大，应该表示感谢的首先应该是西方作者（费力的是中译者，给予“回报”的西人并没有“费力气”。他们当然也不知道合格翻译与不合格翻译，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而不应将中译者的劳作视为理所当然。但有些名利心、商业化意识特别强的西方学者，对此欠缺自知之明。实际上每个西方学者的学术局限也是显而易见的。只有那些根本不研读西方书籍的中方假权威、以及那些因不学无术而妒忌同胞才能的崇洋媚外者，才会故意“高抬”西方同行，以作为他们打压严肃中国学者的手段。这样，一方面他们也的确对洋人学术没有研究，二来他们又不肯让国内确有研究能力者在中西交流场合有机会表达学识。结果两岸学界颇有人推波助澜，故意高抬海外学人（甚至区分：纯洋人、假洋人、港台人、大陆人。在大陆人内部再进一步依例分等），以制造学术界的“高低贵贱”（这也是他们和海外“权威”交换和合作垄断学术声誉的一种策略）。在此气氛下一些外国学者受到“特权”待遇，其做法固然对西方学界不至于有任何实质影响，却对两岸学界产生莫大方向误导：人们不是通过中西交流来追求学术真理，而是通过此类“交流”建立和巩固彼此利益关系。国内一些借洋人压国人之权威及其帮派，不是鼓励外国学者平视中国学者，共同探讨学术，而是通过权权交易与外国名人共同结成“跨国共治”局面，从而阻止了真正研究学术的中国学者有在国际学术交流中充分贡献己力的机会。

我所说的“跨学科”方向，是特别相关于西方历史理论的。中国当代的历史理论研究大致是以西方当代理论为重要参照系的。但是当中国当代西方理论研究水平大幅提升后，中国学人对西方理论越来越有独立评论的资格和必要。例如，当代西方历史理论界主流，对现象学、解释学、符号学等当代西方前沿理论，并非都给予充分关注或具有了知识准备（这也恰好是伊氏历史理论知识中的薄弱环节），对“历史符号学”方向更是相当生疏。因此国际历史理论学者对当代西方历史理论思想前沿的综述工作，发生了片面倾向。对此国外历史理论界未曾注意；问题是：如果这类对当代西方理论思维的反省是来自非西方的西学研究者时，西方学者是不是应该表示欢迎和支持呢？除此之外，再加上晚近以来中国传统思想史研究开始在理论层次上介入中西学术比较，此亦非西方理论家有条件独立处理的。（西方学界今日实际上遇到双倍理论上的挑战：跨学科和跨文化）在此情况下，国际学者是否应秉持开放眼光和胸襟，欢迎不同族裔、不同身份、不同学术见解的学者，平等民主地加入人类共同人文学术探讨事业呢？

就伊氏本人的历史理论史研究而言，其专业范围内（“西方历史理论史”这个专业领域）的杰出贡献，有目共睹。此一知识成果是我们大家要继续借重和参与发展的。但“一般历史理论”（即前述历3）和“历史理论史”(属于历2)不是相同的范围，前者的思想学术关联要比后者广泛的多,也就是相关于人文社会科学整体范围,特别是其中的跨学科方向的发展方面.但是,“专业化”(西方历史理论专业)和“职业化”(‘历史系’)性格,妨碍着他们注意这个相关于人类人文理论发展新方向的广义历史理论问题.（“历3”的问题）。伊氏把今日历史理论问题，主要放在百年来西方历史学职业界内的相关学术变迁内来做纵向的考察,自然难以顾及需要广泛横向思考的历3的问题.也可以说，今日历史理论发展的问题，主要相关于从“历2中心论”层次向“历3扩大论”层次提升或推广的问题。

本来，我很想与西方历史理论界谈一下，为什么今日西方历史理论研究，不应再满足于再仅沿著历史学科专业史方向来处理的道理所在；也想谈一下他们并非较好了解的当代法国结构主义符号学思潮对历史理论发展的旨趣所在（这和怀特等的相关解读不是一回事）。这一提醒根本没有对他们的历史理论专业知识不够重视之意，而是强调学际间思想交流的多元化发展的必要性。这正如我1987年和一位来华参加会议并担任主讲的德国解释学专家Geldsetzer在讨论“解释学”身份问题时，所持的立场一致。西方人文学专家大多以为和中方学术交流即单方面向中国对话者介绍本人思想。一般以为，这是外国专家专业知识本来高于中国同行的自然现象。但我想指出的是一个更根本的原因：他们欠缺超越专业框架去交流思想的知识和心理准备。这是一个内嵌于专业化结构的问题。其实，任何西方专家的专业知识都是我们知识思想的基本材料来源，但我们同时也需要考虑专家不一定熟悉的其他相关领域的知识，以促进更具综合性的理论思考（这更是我多年来反复和罗蒂谈过的观点：在你们的“专业领域”内，你们的知识信息量高于我们多少倍，这毫无问题。但是在我们的“领域”内又有多少是高于你们的呢？何况今日的问题不是谁的信息量份量大的问题，而是知识结构合理化的问题。）我们关心和重视西方学术之高明处，并努力学习和传播之，西方学界却不关心中国学界理论新实践中的“高明处”，更谈不到协助传播，这到头来到底对谁有利呢？因为每个人都有知识类别和程度方面的强项和弱项，学术交流的目的是取长补短、相互切磋，而不是“众星拱月”“偶像崇拜”（非常遗憾，今日学术商业化的结果，学界对学星的“崇拜”方式颇接近于歌迷对歌星的崇拜方式：心态、目的、方式，均趋于一致）。换言之，国际学术交流活动不应是互比知识高低的“体育竞技”，或通过学术交流增加学者个人的“知名度”。正如哈佛、耶鲁、斯坦福等大学校训所言：学术是为了“无私地”促进人类知识真理，这一精神与孔孟的“义利之辨”原则，完全一致，而与今日全球学术商业化方向却截然相反。

以上涉及的主要问题有二：专业化和跨学科的冲突妨碍着当前西方人文理论的发展；地球村的各国学者应该秉持一种什么样的态度来对待国际学术交流：是“交换利益”还是“辩论是非”？“跨学科”的深意是，如今所谓“人文学术”不应再是指任何一种“博闻强记”（天才崇拜）和“循阶升等”（功名主义）。不应再是指借学术手段以比高比低。任何人花费同样的时间，均大致有相似的学术信息量储积，如果搞学术就指比谁的“学问大”（好象比体育竞技中谁的本事大），那就真地成了“谁也不怕谁”。人文学术今日的任务是提升人文知识的“合理性”部分之比重，而不是比谁更能在学术市场上“吸引人”，更具有“知名度”。为此你必须知道什么是“合理性”，什么是知识朝向合理性的结构化革新。合理性或“增加可理解性”并不自然存在于每门学科的专业学术史内部，因此不论多大的“专家”或“权威”都不能成为绝对的学术尺度了。

一方面，从理论上说，新世纪的“新学术”、“新思维”积50年之发展，实已成就不可阻挡的变革之势，也就是说，人类传统人文学术面临的认识论、方法论“挑战”，已越来越为有识者所承认；而另一方面，从实际上说，全球商业化大潮却已把人文学术活动“裹胁”在内，人文学术已接近于成为直意上的“商品”；学术活动已成为“学术商品生产的制度、程序、市场和消费”。学者也就成为各式“准商人”。既然已经成为商人，当然变成“唯利是图”，岂有主动“让利”他人之事？二十多年来的国内外学界观察，对此的体会已经多不胜数。如果一个专家因为“不解”新学术的价值所在，因而产生对新学的抵触，我们倒该充分谅解和继续期待；而当对方明确感受到新学的“价值”，但因其不属自己的强项而设法排斥，这就过渡到了另一问题领域：心术学。重要的是，这个心术学，必以“假仁假义”方式呈现，学界大众岂能尽解？加以商业全球化已经无孔不入，文化学术都已成为争名夺利的场地和材料，学者的“心思”也就和商人距离不远了。二十世纪人类思想史研究上，应该不应该有一个“知识分子自我批判”的课题呢？如果海德格和萨特这些世界顶尖大哲学家，虽然世界影响无人能及，都早以成为有识者严厉检讨批判的对象，名气大大小于他们的各国“学星们”就没有须待检讨的“问题”了么？（哲学话语成为哲学家趋炎附势之资本，自古至今，比比皆是）这类自我批判中，应该既包括认知方面，也包括心术方面。人类学术的进步就是自我批判的过程和结果，如果只知道虚誉和颂扬，反成了阻碍学术进步的原因。学术的目的是追求人类学术总体质量的提升，这完全是一个集体事业，知识当然来自每一个有成就的人。世人应当全力以赴地着眼于推进人类整体知识水平，而不是制造各种“学星”（而今日“冠军”、“首富”、“影后”、“选美”、“五百强”、“诺贝尔奖”、“好莱坞奖”、“年度封面人物”等争比名目，早已深入人心，遂以为人生常态在此，人生目标在此。学界也就难免有样学样了。学者商人化〔成为以文字求名利者〕也就理所当然了〔几年前，我曾在给一位美国朋友的电邮中表态如下：“今日学人是否都已成了学术商人？而胡塞尔时代西方学者并不如此。这一现象对不对？好不好？”对方读后，默不做答〕今日后现代主义其主要实践学特征，就是在个人动机层次上“泯是非”。“后现代主义”系统地消除了“真理”标准，遂成为全球商业化时代的“典型商人哲学思潮”。但是，人类精神传统中尚有“不识“实”务”的“仁学”，其人生观不可能被商业大潮吞没，此所以历史上永远有不畏寂寞者，永远会出现“德不孤、必有邻”。而今日仁学则必须在“技术性层面”上现代化，这是现代“诚学”的主要标志（经学必以小学为标志，由此可见彼也）。未来中西人文学术交流的大方向，将是促进西方知识论和中方伦理学的有机结合。对此“高义”，西人识否？吾有待矣！

5。附录：《历史和理论》主编及顾问对我的芬兰讲演文的简短评论

现将两位美国历史理论专家在电邮信中对我的芬兰讲演文的相关评论录后，以供读者了解彼此观点的异同。由于所提观点我以前各种文章中曾多次谈过，在此就不予说明和翻译了。

～美国《历史与理论》主编对本人芬兰讲演文的评论

（关于本人对此信的回应，请参见以前文章“历史理论芬兰行”）

July-6--2007

Dear Youzheng Li,
    I’m sorry for taking so long to reply to your email message, but things have been very busy and I just haven’t had time to read the essay on “Semiotics and Ancient History” that you sent me. I hope that this gets to you before the Helsinki Conference. I found the essay interesting, but in two respects thought it might elicit some questions or criticisms at the Conference: (1) it doesn’t spell out very much the role that semiotics plays in the conclusions it draws about ancient and modern history; (2) it operates with a view of the possibilities of a scientific history that many will question. In this regard, it’s not that the essay is wrong to insist on the importance of what it calls “causal networks” as an important ingredient of history, but on its failure to pay sufficient attention to other aspects of history—aspects that might render the idea that history can be a totalizing science problematic. Here I am thinking of the notion that historians, even modern ones, aren’t just interested in causal networks per se, but in significant ones, where significance is partly a function of the historians’ sense of what is importa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where we seem to be today. Thus, for instance, histories of World War II may depict that conflict in very different ways depending on whether they are writte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old War, or the end of Imperialism, or the the destruction of the Jews, or what have you; all these histories will consist of depicting causal networks, but the networks on which they focus will vary from perspective to perspective. And, as perspectives will continue to change, in part as a result of the effects of World War II continuing to work themselves out, new histories of that war will continue to be written. 
I don’t believe that your concept of modern history pays sufficient attention to the concept of significance understood in this way—a way that has no direct counterpart in more straightforwardly scientific disciliplines.
    I hope these remarks are useful to you, and in any case that your visit to Helsinki is a successful one. I’m pleased, too, to learn of the other ways that yopur work has been positively greeted.
Yours.
Brian Fay

～伊格尔斯来信希望看到芬兰讲演文

July  22          ,2007

Dear Prof. Li:
I must apologize that I did not write you sooner. I was very busy the last few
months, first completing the manuscript of "A Global History of Modern
Historiography" which I wrote together with Q(ingjia) Edward Wang and which is
scheduled to appear in late January, and then making revisions and additions
for a new edition of my Geschichtswissenschaft im 20,. Jahrhundert. I am now
preparing to return from Goettingen to Buffalo. I have gone over your paper
when I received it but shall read it carefully now and write you. Best wishes,
Georg Iggers

～伊格尔斯对芬兰讲演文的评论

Aug。17，2007

Dear Prof. Li:

Pardon my delay in answering you. I was very busy during my move from Germany back to Buffalo. I found your paper very interesting but also had problems with it. I very much sympathized with your call for a globalization of academic discourse to overcome established interdisciplinary borders. This is very important particularly in the world of today where the older Euro- or Western centric orientation have dominated Western thought from Classical antiquity until well into the second half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and to an extent still do. We must now realize the much greater  multiversity of the world and as you stress recognize the need to find forms of communication which overcome the traditional limits between the civilizations. I myself have tried, particularly in my recent work with Qingjia Edward Wang “ A Global History of Modern Historiography,” to
mediate between disciplines and cultures. I also agree with you about the need, or rather the desirability, of “a universally intelligible language.” This was, of course, the aim of the Vienna Circle and of some logical positivists. But can this be done? You point out rightly that the Chinese tradition – and the same holds for other traditions – “consisting of philosophical, historical, literary and artistic discourses provides a different kind of intellectual sources of sources that could complement, enrich, and even impact the knowledge of the Western humanities as long as the former has been suitably translated to the universally intelligible language at first.” But all this seems to me too Western oriented, even if coming from a Chinese scholar. The Chinese tradition can be  approached even by translation into non-universal but existing languages, such as English – and Western traditions can be approached through Chinese. However,
there will be losses, because basic Chinese concepts cannot be full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and vice versa. Even a translation from a language much more closely related to English, like German and French, creates difficulties. How can one translate the concepts Wissenschaft or Geist. And even if there should be a “universal intelligible language” it could fully transmit the cultural diversity inherent in traditional languages. Of course, there can be cultural exchanges without suppressing the other cultures, as Westernization tends to do. Today there is universality in the natural sciences – but at the expense of scientific traditions in other cultures; so that modern science is Western science. The same is not the case in the humanities although even there, there is a trend to shared outlooks, towards what may be considered modern cultures, which may transcend
older Western traditions. You recognize the diversity in the human sciences in which “knowledge is characterized by its traditional blurry formulation and arbitrary way of reasoning.” How can this be overcome. Unlike Hayden White I believe that to an extent, but only to an extent, it can be overcome. There are standards of rational inquiry which can be applied to the test of historical accounts so that there is a division between fiction and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s.  Your concept of semiotics suggests that there are such standards. Nevertheless I have some difficulties with your conception of semiotics. You see semiotics as well institutionalized and universal, but semiotics in my opinion is much more diverse and not clearly institutionalized. I think that you oversimplify the US and French traditions which are actually quite diverse and difficult to reduce to a common denominator.

I found the paper stimulating but can also understand why History and Theory decided against it. From their perspective it has little to do with historical theory, which they understand in a more limited and in your language academic sense. This in some ways is their and not your limitation. And except for the references to the current process of globalization it deals with semiotics from a relative static, not historical approach. Nevertheless I very much hope that your paper will be published. It has an important message. But I believe, as I just suggested, that there is need for a more complete definition of semiotics. You assume in my opinion too much that it is generally
understood internationally and interdisciplinary what semiotics means. But there have been very different applications of semiotics since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in very diverse fields – John Locke already used the term - primarily in the West, but I suspect under different names also in other cultures, including China.
I shall be in China – Shanghai, Nanjing, and Beijing – between October 25 and November 9. Perhaps we can meet.
With best wishes,
Georg Iggers

后记：

在处理这段体例特殊的文字过程前后，我多次打算再向他们去一“总结性”表态信，再一次明确告知他们“问题”在那里。但每当打算动笔时，旋即放弃想法。因为非常清楚：绝对没有任何效用！问题和困难是结构性的。结果，我宁肯给和中文读者谈此体验，而不打算再和西方专家谈了。可以说，他们对于超出本身“专业”范围以外的思想交流没有兴趣！一切都已纳入“程序”和“规范”。（所以我只能在跨学科的“符号学”领域偶尔“交流”一下，亦属知不可为而为之之意）这才是根本的根本，而他们对此一尖锐事实，真可能并不意识！希望读者不要把这些个人经历看作是情绪发泄。这些个人经历虽然均属细枝末节，但可反映或折射客观的结构性事实。这些个别性表现，主要源于学术制度和惯习。现在我把这些“客观结构”通过“折射”方式呈现出来，使其成为读者思考和观察的对象，也就是使其“非自然化”或“非当然化”；也就是在认识论层次上（当然不是在学者无能为力的实践论层次上）和价值论层次上，使读者心中出现一个在制度外、“力势关系”外的是非观念和正误观念，以朝向“致良知”境界（制度要你顺客观之势，良知要你顺主观之心）。这也是本人提倡“学术仁学”精神的具体步骤：真实认识世界人文学术实践的结构和功能。一方面固然有学科分化导致的跨学科困难，另一方面也有学科内的跨学派困难。学术实践藩篱，是“多维”的：向上和向下、向外和向内，制度性分化也就是思想和学术方式的分化。结果必然是，按照制度分化“地图”各行其事，彼此“老死不必往来”，而各以本身学术团体、机构、产物“共存共荣”（学术利益平衡）。这就是学术功利主义的实践方式和背景。其所谓学术价值形态，如“是非、荣誉、潮流”等共识，都是此制度化机构和程序的“产物”。当（中西）跨文化学术打算开创“新局”和进行“探索”时，所面对的不是什么思想层次上的互动关系，而是力势层次上的互动关系。学术交流也就不是如古人般思想对思想的关系，而是势力对势力的关系。国际学术交流活动遂充斥着势力的“交流”（较量）。而孔孟精神的本质则是与任何权势观对立的。

（2007，9，12 完稿，9，13修改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