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伦理精神和学术思想精神都是强调学者以“立志”为先的。我们的学术实践之“志”，按照中国仁学精神传统，必然相关于民族文化精神、民族思想方向、民族理论方向以及人文社会科学的大方向。在此“人能弘道”的民族人本主义理性精神的鼓舞下，我们的人文科学和符号学的“志向”必然不应该是模仿性的，而应该是有其精神深广度的，是敢于面对今日世界最前端的人文科学论题的，是必然在艰难复杂的思想挑战面前勇于迎难而上的。 

       就“符号学”作为一种实际的学术领域而言，我们的符号学理论思维角度还可进一步深化和拓广。我们不是仅能或必须按照当前西方理论符号学界的规范和方式来思考符号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问题。由于中华仁学伦理学精神之滋养，中国学者必然在对符号学的潜质深入了解后有勇气超越其国内外现实运作渠道，以探索更合乎科学理想的“新世纪符号学”之构成问题。这就是，我们要根据历史上符号学在人类知识全体中所发挥的各种实际作用来重新反思“符号学”今日“应该”包含有哪些积极方面，并相应地将其纳入我们的学术运作规划内。于是，考虑到人文社会科学的现状和发展需要，我们发现今日不必也不能再把符号学狭隘地看作是“有关符号或记号的研究”了。这样的西方符号学史上的定义已经不能涵括今日已大为发展了的“符号学理论系统”全体了。我本人在最近向比利时列日大学提交的论文中正式提出了这样的符号学新“定义”的问题，认为semiotics可扩大为有关“意义、文本、通讯”的生产制度和读解制度的结构性研究。（这样也就可以解决一个在中国逻辑学界、符号学界和语言学界存在的译名分歧问题：如sign应译为“符号”还是“记号”的问题）有关记号或符号（实际上这类意义单元的类别名称极其繁多）的研究自然也被包括在内。我们这样的提法，其实也相关于对西方理论家提出一个关键性问题：我们符号学家应该使“符号学”发挥较大的理论性作用还是发挥较少的理论性作用呢？如果按照传统的说法----符号学是关于符号的研究，我们就必然要大大窄化符号学的功能和潜力。这一expanded semiotics（扩大的符号学）范畴的提出必然使一些西方专家不快，特别是基于行为主义、科学主义、实用主义的符号学家们感到不快。其中的原因固多，最主要的却是功利主义动机方面的：他们太自以为是，特别是在非西方学者面前！此外，他们担心这会影响到他们在目前采取的学术程序和制度内所自诩具有的那种权威性。而此学科权威性直接相关于他们的职业性利益（他们都是带有这样的职业性利益关怀来中国参加大会的）。而按照仁学的科学伦理学原则（原始的提法是：只计其义不计其功），我们只关心科学真理的正误问题，不考虑科学职业的利害问题。此外，此一倡议还牵扯到一个对于非西方符号学界更为重要的方面：如果把符号学只按照此类窄化定义加以采取和运用，将难以对中国传统文化学术进行真正富于生产性的理论应用。也就是，如果只按照国外一些符号分类学教条主义来描述中国传统文化对象，我们往往不过是对同一学术性表述赋以不同的描述词语而已。结果，一些“袭用者”就会满足于此类肤浅的“中学西化法”并接着根据“西学高于中学”（今日海外学界普遍认为在西方的中学比在中土的中学在学术等级上必然要高）的偏见而进一步地阻碍中国自身人文科学的独立发展。中国的现代人文科学事业，要朝向高远，敢于独立探讨，而非仅只是急功近利地追求所谓的“国际认可”标准。今日两岸人文科学发展的共同问题正是要避免制度性地崇洋媚外和趋炎附势（不是根据学者的学术成就本身而是根据其在职业机构内所占据的等级地位来进行学术价值判断）。二者均有违阳明学精神。如果我们一方面在强调学习本民族传统的思想精神，另一方面又强调要依附于“国际学术等级制度”，那不是在自我制造矛盾吗？我们是应该跟着阳明仁学伦理学原则走（求知求真），还是应该跟着国外学术等级制度走（求利求名）呢？ 

       我们希望此次南京国际符号学大会的参加者们（特别是各级组织者们）能够高瞻远瞩，超越个人性计虑，而能关心于民族性、国家性、人类性的精神性大目标。我们虽然起步甚晚，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只能自限精神抱负，仅只满足于个人性利得。我们“符号学家”们将以多重性身份（个别学者，学术组织者，人文科学推进者，以及文化前途关注者）介入此一国际学术活动，借机了解人文科学的世界大势，以激发自身的参与革新人文学术的热情，并在全世界只重物财和感官享乐时代，勇于体会和参与民族和人类的人文科学理论革新事业。这个世界的文化学术事业不是只能由不懂人文科学的科技工商大老及代表其利益的媒体势力来判断和支配的，而是应该有新一代人文科学理论知识分子的积极参与。这正是我们符号学界学者义不容辞之事。 

       符号学学者作为跨学科跨文化的学术推动者、组织者，作为中国人文科学现代理论化事业的前导者，直接参与着中国文化和学术的层次提升的重要任务。中国未来的高端人文理论的发展完全依赖于学者的主动创发精神。而中国未来高端理论创发事业不仅相关于中华文明未来的走向，而且相关于中国社会文化未来的走向。中国文化未来是沿着商业化、庸俗化、娱乐化、迷信化方向发展，还是沿着精神化、思想化、理性化方向发展，这样的有关中国文化前途的特大问题，基本上取决于中国人文科学理论事业的未来成就。而这个高端人文理论化的发展目标是不可能按照无论是本土的还是西方的常规制度化渠道来批量产生的。西方商业化导向的、本质上是寄生性（寄生于科技工商势力）的文教制度，不可能为中国学术发展提供全面科学性的模型（虽然在技术性层次上必然是我们的楷模）。中华文明的未来精神建设和理论创新事业有赖于发扬中国本有的伦理精神传统，这就是高倡个人主体创发意志力的仁学精神传统（智仁勇三维的“价值学三角”），它更体现在中国各地最近提倡的“阳明精神”之内。所以我们符号学家们以及人文科学理论家们，也应该秉承阳明学精神，将“致良知”意识应用到人文学术事业中来，将此伦理精神转化为理论探索的促动力。没有这样独立于常规制度的主体自发创造精神，我们将长期陷于学术职业化窠臼，结果不过是沿着西方次级寄生性人文学术轨道亦步亦趋而已。如是，符号学不过成了另一种“标新立异”之具。(责任编辑：李幼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