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什么是现代人文科学中有效的科学价值标准呢？如果百年来中国社会文化现代化过程中形成的尚不成熟的人文科学并不足以成为可靠的学术价值标准，那么现代国外现代化程度远高于中国的人文科学学术价值标准，就可视为现成可靠的学术价值标准了吗？在此我们可能遇到一个更为严重的学术价值观挑战。如果把现代西方人文科学制度及其产物看作是绝对可靠的科学价值标准，就会首先混淆了两类不同的西方学术现象：科技学术和人文学术。现代西方科技学术必可称之为可资遵循的科学标准之来源，现代西方人文科学的情况则完全不一定如此，或者根本不如此。因为，西方人文科学和东方人文科学的科学价值性差别可能仅是“百步”与“五十步”之间的差别，二者均经受着同一“人类人文科学尚非真正科学”现实之拖累。这样，我们受到两种人文科学认识之误区：一种是把古往今来任何著名人文作品传承均当作是“现代人文科学”之主要内容，即将“历史材料”当成了学术成品，从而忽略了人文科学的理论现代化标准问题；另一种是把西方当前人文科学事业当作现成之典范，对之亦步亦趋，并以此满足于“与世界接轨”之渴望。实际上，人文学术上的“文物古玩化”和“全盘西化”倾向，均会阻碍中国人文科学发展的事业。在人文领域不提倡科学和理性，其结果之一必然是各类迷信泛滥（80年代各类迷信盛行，正因为那时人文科学认知几乎一穷二白）。因为科技工商知识分子尽管具有高级专业知识却只有低级人文科学知识，二者之“合力”恰恰有利于各类社会迷信之滋长。现代化科技时代世界各地迷信事业反而盛行，一方面缘于科技工商没有知识条件对其进行科学理性判断（自然科学之“科学理性”不同于人文科学之“科学理性”，所以科技人士反而容易为迷信思想所蛊惑），另一方面正是缘于科技工商财力也乐意为其进行着错误判断的迷信活动（迷信活动最害怕的就是现代人文科学理论，最喜欢的就是自然科学技术）提供支持。

       只有同时深化对传统人文学术和西方人文学术的研究和判断水平，才能做到既对其认真学习又对其客观评估；即既学习之又批评之，二者必兼而有之，方为今日中国人文科学工作者应有的态度。面对着这样的问题，中国学者三十多年来从不同渠道和不同方面接触和研习了现代西方符号学学术。正是这一最前沿、最无所不包的人文科学领域，使我们得以进一步观察和反省当前人文科学的根本问题。符号学，不是什么形式化游戏，而是从现代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发展经验中产生的学术批评思想和理论分析技术。符号学不是众学之“一门”，而是众学之“关系学”，是“学际关系学”，是相关于人文科学古今中外各个领域学术方法理论革新之学，也因此是与中国新时代新人文科学发展战略息息相关的认识论、方法论的认知对象。如果世人对此一直未能领悟，正因为长期以来世人把“人文学术”范畴浅解为“文学艺术”之类（不能区别“研究”和“创作”这两个不同的文化范畴），因此误认其为人人“不学而能”者。自然，今日人文科学内容多数仍然滞留于其前科学化阶段。一种严重的偏见正表现于视自然科学的理论化为当然，视人文科学的理论化为并非必要！一个直接的证明是：世人往往把“小说故事”形式和人文学术研究的功能不加区分，好像深刻人文思想表达仅通过“编故事或抒情文字”（以及加上今日媒体上的“叙事化宣传报导”）等手段即可加以实现。结果，主要担任现代“思想表达”者的，竟然主要是欠缺人文学术知识和理论的各类传统型的文士们！殊不知，其结果是将民族文化的高层人文科学建设目标，与“大众文娱消遣和感性发泄”的通俗文化目标混为一谈，社会文化的整体水平必然因此难以提升。今日为科学化时代，所谓“知识就是力量”其知识乃指“科学知识”，不是指“常识”；对于人文科学的知识本来也应如是看待。而此“知识”的核心今日必然应指其“科学性理论”部分。自然科学知识要理论，人文科学知识不要理论，那不就等于甘愿让后者“不能成其为力量”吗？人文科学不能成为像自然科学一样的“知识力量”，正因为其还没有完成从传统时代的知识型态向现代型态的过渡。此外，不要忘记：在不同的程度上，中外情况皆然！古今中外的人文学术“知识”，其科学性程度远远不能相比于自然科学，因此也就成为欠缺“理性力量”之学。二十世纪的符号学运动正是针对着人文学术如何进行科学化提升的目的而兴起的。联想到后现代主义欲将人文科学和符号学变成“准艺术类学术”的主张，其目的岂非正是要颠覆现代符号学的原初科学理性目标从而使其长期“没有效用”吗？ 

       但是，我们的国际人文科学工作者们大多数并不这么看。当前国内外人文科学事业的发展问题，首先还不是科学化程度的问题，而是学者治学的态度问题。在由西方文明开其端绪的全球物质化、商业化大趋势下，人文学术的“求真”准则已经全面地为“求成”（求利）准则所取代。新时代的人文科学事业正处在全面地商业化、职业化、制度化过程中；在此过程中，人文学术的内容仅成为职业化运作的工具。因此人文科学的职业制度化体系内之“成功”，主要取决于学术和文教市场的“决定机制”，而不再取决于什么“客观学术真理”了。几十年来国际人文科学知识分子及其理论家的学术态度普遍朝向着学术市场机制决定论方向转移。几十年前还曾存在的各种富有创造性的人文科学思想，冷战前后的几十年间，已成为过去。当前西方人文理论界正遭遇着全面的理论停滞化，其主要原因即为此社会结构内普遍强化了的制度化机制：一切决定于学术文教职业的市场化机制。我们的“国际符号学领域”也完全如此。百年来两次符号学运动高潮（世纪初和6、7十年代）产生的主要理论成果，今日西方已难有可与之相比的进一步发展。由于相当机械化的博士培养制度和市场化决定的就业制度的制约，按照“预定制度化程序”受训的学生一代，其自由思想创发力必然受到结构性的限制。当然，我们的国际符号学界的朋友们并不这么看。他们也“不能”这么“自我贬低”，因为他们生存于“职场竟争”中，谁“敢说：我的理论不成！”而且，不仅是个人性问题，也是集体性共识问题：教授们必然倾向于集体地维护其学术权威地位和形象。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对其学术技术性方面大大超过我们的国外人文科学理论进行“挑剔”呢？这首先是为了我们自己人文学术发展的需要。我们必须首先对于“老师”的学术理论“实情”具有正确的判断，然后才知道应该如何向其学习和与其合作。困难在于，此一“实情”却不可能仅从其在职场制度内的地位和学界名声来了解和判断。(责任编辑：李幼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