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情况如是，我们为什么还要对符号学大会在中国的召开如此看重呢？理由很简单：由于中国学界的职业制度化还没有象国外那样严格化，所以还存在着在学术制度内按照中国传统伦理思想追求科学真理认知的“余地”，从而有可能超越流行的国际等级制度偏见来把握国外学术理论的“实情”。一方面我们要向其学习各种技术性知识，另一方面要认真评估其优缺点并亟思在此基础上进行自我学术改进。因此，我们所关注的，不应是如何借西方现存符号学知识来增加我们的“学术花样”，而是关注着“中国人文科学”朝向真正科学方向发展的可能性。我们已经认识到，所谓中国人文科学的发展问题，绝对不是简单化地模仿（a）传统学术、（b）现代前期学术和（c）西人学术，而是在三者的知识积累和经验之上为人文科学系统重新设计真正科学化的目标、内容、方法的问题。为此，首先就得客观地掌握此三类学术资源的优缺点，而不能将三者视之为已趋完善的“学术资源”对其盲目追随，并借其满足于任何职业功利主义的需求。为什么在强大西方现代人文科学面前我们中国学者反而有可能这样反功利地进行独立思考呢？正因为我们生长于数千年的中华文明体内，一些人自然可能具有朝向高级精神目标的意识和意志。此种我们可泛称之为“仁学精神”的传统意识，遂有可能使我们在此全球唯物质主义时代不致肤浅地跟随各种功利主义（它必然是机会主义）目标前进，而有可能像阳明精神所要求的那样“反躬自省”，朝向真理价值，秉持义利之辨的古训而投身于真正的人文科学建设事业中去。为此，我们的学术研究态度必然是批评性的，而批评性态度不仅不是要我们削弱对国外人文知识的研习，反而是要进一步强化之，首先是强化学习其方法论技术知识。我们欢迎国外符号学家们到中国来，使我们获得向他们直接学习的机会。此为一。其次，我们要邀请他们一道来共同面对和检讨人类人文科学理论以及特别是符号学理论的基本问题和有待克服的困难所在。其中又包含着两个方面：西方符号学的问题和全世界符号学的问题。对于后者，由于涉及到非西方思想学术传统，他们对此未必熟悉，我们有责任协助他们了解相关问题的性质和意义。最后，我们要（有违西方学术实用主义风格地）使符号学和人文科学的关系问题，成为符号学界的关注点，以此来扩大今日跨学科跨文化的新世纪符号学的研究范围。我们对“符号学”重要性的增强的和扩大的认知，也会是超出外国专家的职业性共识的。因为，这种扩大的符号学认识论表明我们不会将西方符号学在现行职业制度内形成的“教学内容”，即当作符号学的“标准性”内容。我们还要进而检讨西方符号学学术教学科研制度的运作方式本身。因为，有什么样的“操作制度程序”就有什么样的“学术产品”。这样，我们将不仅是不满足于他们现有的学术内容和方式，不满足于他们的学术传统规范，而且干脆不满足于他们的学术制度本身。而一切学术功利主义者必然以选择现存具方便可行性的制度性渠道作为其急功近利实践的方向。 

       谈到这里，人们可能会对本文立场产生一种疑问：当中国符号学事业正在起步阶段时，我们有必要使自己的学术实践如此复杂化吗？即正当我们急需向西方符号学成就广泛深入学习之时，为什么要特意复杂化自己的研习和教学的内容呢？回答是，我们在此宏观视野内的设问，正是为了使论坛各单位组织者对于此一活动获得多层面的、全局性把握（所谓广义的“务虚”），以便更明确地了解相关具体工作在此“全局”中之位置和作用。符号学家与其他学科学者不同，他们自然地具有着自发组织者的职能，因为符号学的跨学科、跨文化特征使其学术活动必然超出单一学科领域，因此有待于学者学生主动地进行跨行业、跨领域的动员和组织工作。我们的教育与科研制度都是按行业分别组织的，因此欠缺现成的跨学科合作科研渠道。这是从符号学活动的具体特点考虑的。如果深一步看，符号学作为人文科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之主要研究课题，它也自然地关系到人文科学各个领域，因此符号学家不仅需要以本专业为基地开展与其他学科的合作，而且从理念上说也须关注人文科学整体性的理论问题。如果再从民族文化发展整体角度看待符号学和人文科学的任务，就会认识到符号学研究相关于人文科学的全面革新目标，而此革新事业又直接相关于未来中华文明文化构成的特大问题，其学术性责任又远非单一学科的专家们可以相比了。因为其他单一学科的内容不会如此广泛地联系到人文科学整体，符号学，由于其跨学科、跨文化特性，内在地迫使它在理论上、理念上必须联系到社会、文化和学术的“全局”。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外国，人文科学基本上都是按部门加以制度化管理的，学者学生都是“生存于”专业制度框架内的。因此所谓的符号学跨学科实践，大多数仍然是以单一学科为基础的某种类型的“跨学科”研究，因此我们有“文学符号学”、“语言符号学”、“艺术符号学”等。但是当考虑到符号学整体的理论性问题时，必然直接涉及到诸学科间的多元理论互动问题。在西方，这样的全面性“跨学科”符号学研究大多数存在于少数哲学系或其他系内的“哲学专业”里。因哲学系和其他人文科系不同，具有其传统的知识范围全面性。这一现象一方面缘于西方哲学界学术发达以及与符号学的传统密切关系（在中国还远远没有发展到这个程度，所以哲学系对符号学反而了解较少），而另一方面其“认识论障碍”也恰恰在此。我们以此为例说明，当代西方人文科学理论、哲学、符号学理论不仅面临着其前述硬体制度性限制，而且面临着软体制度性限制：此即相关于“跨学科的”符号学理论和“单学科的”哲学理论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实际上成为今日阻碍着西方符号学理论发展的关键所在。我们在大会的节目内容中安排了这样的论题项目，就是要关注今日西方人文科学理论和符号学理论关系这个符号学认识论课题领域，以及相当于直接向西方哲学本位的符号学理论提出质疑。顺便指出，这也绝不是西方学者会具有的一种理论意识，不是他们有意愿触及的“职业敏感性”问题。因为这一根本性思考方向可能意味着在向西方学界之“共识”进行“挑战”。顺便指出，西方学者们对于“自我保护”的意识一点不比中国学者为少。注意跨学科的符号学理论和哲学的符号学理论的关系，也就是关注当前西方人文科学理论的基础问题。这样的观察和介入角度也显示着中国人文科学和符号学的治学态度，并不满足于简单化地直接将西方相应学术成果和学术制度照单全收（遗憾，国内颇有一些学术势力在硬性推行这样的“唯西方学术等级制度”马首是瞻的选择方向，表面上是在促进人文学术的发展，实际上在促进一种被动性功利主义的学术实践，其根本原因在于学术上追求“趋炎附势”。这类学术势力因为自身不事研习，所以反而特别不乐意看到中国学者有和西方学者平等相处的局面出现。这类学界“阴暗心理”的存在，自然也与我们符号学所倡导的跨文化的国际学术平等对话方向不一致），而是要促使它们自我反省并与我们共同反省（他们颇不习惯于非西方学者在理论层次上持有独立学术态度，这次大会在中国举行，我们一步步地使他们渐渐习惯于接受这样的文化平等原则：应尊重不同文化传统中产生的独立治学态度，“理论”为天下之公器，不是西方人的“专利”。百年来他们太习惯于留学生制度下两岸四地形成的“我们是你们的学生”、“在西方任职的中国学者学术等级上必然高于本国学者”这样的等级化观念了。殊不知，这样的学术等级化意识形态，正是导致中国人文科学理论难以有效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正是“中国符号学”学术领域的形成，促使我们客观地、理性地认识到：不仅为了中国人文科学理论的发展，而且为了世界人文理论的发展，中国理论工作者绝对不能只对古人和洋人（也就是对由二者构成的学术势力资源）“亦步亦趋”，而要平等、积极地介入理论对话平台（阳明学精神正体现在发扬学者主体能动性、摆脱任何人为的等级制度性限制方面。所以今日提倡阳明学，自然不应该在此名目下再来进一步制造新的学术等级分划）。南京国际符号学大会的举行的深意，正在于此。如果中国人文学者，盲目遵循一些以抄袭古人和抄袭洋人为方向的“双抄袭治学路线”，中国的人文科学必将永远停留在“次级模仿学术”的水平上了。(责任编辑：李幼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