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符号学新论坛”功能再定位的声明

——从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撤销2015年符号学研讨会的筹办谈起

昨日电话中黄华新院长告知，该院在原定4月份商讨2015年符号学研讨会筹备之际察觉，该院以及哲学系内原来根本没有人愿意承办此会，大家都不感兴趣，为此只得取消。我也即遗憾地表示只得同意，黄院长对此结果也一再表示歉意。我本人最近以来对于浙江大学人文学院主客观条件的错误判断和一厢情愿的寄望，再次证明自己对于国内学术体制内的生态了解还很肤浅。但是此一最新“失败”结果，倒使我能够更加明确地认识了现实学术环境以及须马上相应调节学术规划目标的必要性。此一挫折引生的一个积极后果竟并非是负面的：我们最近改称的‘新论坛’，今可进一步证明改名是完全合理的，其对象范围不仅已经收缩，而且其学术组织功能已经事实上（并理论上也应该）加以改变了。我最终认识到，（在历经2012南京首届论坛会议、2013贵阳二届会议以及2015-2016会议筹备等一系列努力后）在目前中国学界组织全面人文科学跨学科聚会是不具备主客观条件的（尽管在每一学术活动计划中自信都做到了“尽其在我”，包括在确知浙大会约撤销后的一天之内，我仍然将“知不可为而为之”发挥到了“不忍遽舍二十多年努力之极致”，直至“梦醒”为止），因此应该将此学术理想性层面的长期以来的实践暂时加以放弃。我们的“新论坛”今后将致力于举行各种地区性、专题性的小型会议。原先以为此类小型会议仅为新论坛活动之“支流”，大型会议才是其“主流”；昨日突来的浙大撤约消息竟使我得以“顿悟”：“新论坛”未来应有的工作方式正在于组织各种地区性、专题性小型会议。正如我们已经在这样做的那样。

我们本仁学实践学的“进亦进、退亦进”精神，在并不放弃学术理想追求总方向的前提下，却要在“战术层面”上能够急流勇退，因时因地制宜，以变求通。特别是，此中还涉及到一个超越国内学界环境的国际学术大环境中出现的问题。本人长期以来推动国内人文理论革新努力过程中，都有一个国际人文理论现状及方向的总认知背景在。对此，国内学界了解甚少。本来，我也曾幻想在今秋索菲亚大会后，在明年浙江大学的符号学会议上，我们能够将全球化时代面对的最尖锐人文科学认识论问题，一并纳入我们中国学者的独立理论讨论会中。看来这样的‘理想主义’心态也是不合时宜的了。根本的根本是，我终于认识到，如果大家不想“动”（不想改变自己），我却要用空洞的“理念”激励大家“动”（朝向新知新学新理），这是行不通的。这就应验了不久前朋友告诫我的话：不要想着去“改动”（她用了“改造”这个词）别人的想法。如果这样，在我看来就是一切学术革新免谈了。大多数人如果只想着或因循守旧或国际跟风的话，此二者的确都不需要学人再具备一个独立的、坚强的“主体意识”了。因为这个“主体性”的建立，首先就需一种“自我更新”的觉醒。我又想起一则趣事。大约二十几年前在哲学所开始推动所内符号学活动时，曾经获得周礼全先生支持，他并以其在逻辑学界的绝对权威性地位要求全室参与。该室一位任学术秘书者以不无讥刺的语气对我抱怨说：“就是你和周先生想搞符号学？”2002年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和社科院文明中心合办的符号学会议上，我一路也想着如何可劝说一向理论视野不宽的逻辑学界克服这个学术眼界上的自我设限，以便能够积极投入到中国符号学事业中来，如果他们能够认识到应该将自己的学术活动组织力和自身的专业知识范围加以区分的话【对于国内学人欠缺此一学术功能区分的普遍倾向，他们自以为有理，却不知这是因为他们生存于体制内凡事“被动而为”的环境内之故，因此失去了为集体学术事业自觉献身的意愿。而我们的“古人”都有这样的意识。今日大家都成了职场内以学谋生者。这也是世界人文学界的共同特点，一个严重伤害人文思想理论创造性发展的全球学术商业化唯利是图倾向之效果】。他们的顾虑似乎是有道理的：自身所学和符号学不是一回事。然而，正是在1988年哲学所的符号学讨论会之后，逻辑学会的符号学专业委员会成立，并在李先琨先生积极组织下成功运作过多次。不过，能够如此，是因为他们根据自己的条件和需要人为地、选择性地限定了“符号学”知识的界域之故。不久之后，90年代以来，比较文学学会和外院学会也都开始了符号学活动，但也都是按照自己的需要，根据国外某种自身可追随的相应学术类型（两岸崇洋媚外学术风气无处不在，凡是西方有的哪怕最不值钱的东西，也因为是来自西方的或留学时期传承于西方导师的，都在国内学界“好使”，即易于获得学界官方的认可），在本学科范围内，形成了适合自己兴趣和用处的符号学范围。直到近几年来，随着大学传媒系如雨后春笋般扩建，形成了更偏重于应用文化风格的、致力于文化市场效应的传媒符号学（这个来自国外实用主义导向的学术界的新学科，正好以其反对“宏观理论化”、也即偏重于文化产业应用性著称）。所谓“符号学”今已成为可以随便命名和运作的学界功利主义追求的新手段。凡此种种，自然都有其国外“标本”，而二十年来西方符号学界其实也正是每况愈下的时期，因为大家都被职场和市场内的商业化运作潮流和市场化规则所推动，只知借学术活动求利，哪管其内容、性质、方向等（符号学中最优秀的部分就和最无谓的部分这样混杂在一起，时人莫之辨也。）。在这样复杂的国内外符号学大环境内，多数人随波逐流而已，凡事均不求甚解，唯势力与时潮是从【我这几年才注意到，我们提倡了几十年外语学习，但是人文学界师生真正运用原文材料研究国际理论的，屈指可数。这件事极为奇怪，因为专业外语并不太困难，可是师生们就是不肯花一两年时间集中“攻关”一下，以便能够真正通过研读原典从事西学理论研究！{朋友向我解释，这是因为职场内竞争激烈与教务繁重，师生不得不计算时间成本，自然一切朝向“多快好省”，因此只得忽略基本功训练。我的反问是：那你读古人书是管什么用的？什么地方体现了你能够在大谈致良知时是自己在致良知的？学人如果什么都求“安逸方便”，遇难即屈，还有什么借口找不到的呢？}而这样一点“瑕疵”却正是国内留学生文化今日造成肤浅追逐西人时髦的实际性原因之一：因为大家没有对原典的直接研读，不能独立判断西学理论话语质量，结果把“以译代研”、“转输西人原话”的“中文作品”误当成了中国转输者本人的创造性思想之表达了！思想转输者也忘了自己只不过是在copy西人原话，一旦被官方“加持，”就真地自以为自己也差不多成了和原著者同一层次上的“哲学家”了。体制内因追求“相互政绩”之人为“加持”措施，其误导性的长期影响力岂容低估？】。我们的符号学如果成了职场内有助于达至取得上下政绩的“实惠主义”材料，自然也就价值缺缺了。那不过是成了追逐新颖名词以形成职场“利得”的一种方便工具而已。

当然，具有着几千年优秀读书人传统的中国人文学界，仍然存在有不少不甘平庸度日的学人。因为历史条件的先天局限，他们自然会以更大的勇气、决心、毅力，在学界追名逐利的风气之外，投入与同好相互砥砺进学的自觉努力中去。我们的新论坛今后即以结合各界有志于学术真理之士，以文会友，以友辅仁，共同探讨如何发展中国人文科学新理论的学术革新事业。对于宁愿采“以学谋生”人生观的学者们来说，自然也会因此理解我们为什么要在符号学领域分道扬镳的理由所在了。古人几千年来早言：道不同不相为谋！

对于一两年来有关中国符号学事业变迁及其意涵的思考，我将在索菲亚大会之后对其做出更全面的总结；那也将是对我自己于1977年夏起开始投入和引介结构主义符号学经历和经验以来所将进行的一次学术史观察和个人人生总结。

李幼蒸  2014-4-27 于加州湾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