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理析真系列-6：论国外符号学运动中“符号帝国”绰号之空疏及其潜在副作用
文前警语：“学科”（discipline）今日含有二义，或作为具相对统一性的“学术性目标/方法系统”之实践基地(如一些传统常规学科)，或作为在动机/策略上具相对一致性的“学术职业化营建系统”之基地；前者的本质为追求集体学术进步，后者的本质是追求集体职场收益，而二者可利用同一套学术材料体系进行各自方式不同的分别操作，因而二者最终“成果”并不相同。职场功利主义操作者们则善于将二者混合（“紫朱之辨”现代例），并通过日益更新的媒体式煽发，以“求真”之名行“求利”之实（“义利之辨”现代例）。实则，以学求利和以学求真，二者各有其理，应该各行其是，不必厘定是非曲直。但有一客观中性道理必应共同遵循：将两个路径的真实目的之不同分别清楚，使不致相互混淆：一者勿妄图阻碍另一者之“财路”，后者亦勿妄图虚沾前者之“清誉”。笔者最近即曾本此原则对于个人已于2014退出之国际学会宣表了此一态度。
简目 1）第一阶段（20年）的观察 2）第二阶段（20年）的观察 3）符号学理想与符号学现实分裂的原因 4）两个IASS历史上的分水岭：2012南京大会/2014索菲亚大会 5）人文学术职业制度化导致的学术思想僵化和固化 6）“符号帝国观”：隐含着其后国际符号学运动趋于学术衰微的一个总标志 7）文明冲突论的更深背景 8) 结语
** ** ** ** **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是西方人文科学界活跃发展的时期，其中最为突出者即为随着六十年代末“国际符号学学会”（IASS）成立以来兴起的“现代符号学运动”。其中大致包含着三大类参与者：a) 以法国和意大利人为主的泛结构主义思潮（如无此思潮则不可能成立该国际学会，“符号学运动”的主要内容即此部分），b)由其思想史背景完全不同的美国实用主义为主形成的泛符号思想传统（自称为该传统当代代表思想者为所谓“生物学符号学家”西比奥克，尽管其人欧美学术影响力极其微弱，却因其特具组织能力而成为国际学会主要的“组织力中心”，其名字并一度成为国际学会之“商标”。如无美国符号学派的介入，此国际学会也将不可能长期运作下去。因此，国际学会的“生存要素”有二：法国当代理论思想和美国组织力量），c) 以及在六十年代末欧美学运高潮后“趁势爆发”的欧洲新一代人文学界投机风格甚著的青年学人一代【他们的一般特点是：成长于“批判传统学术势力”的学界氛围中，标榜着理论化、多元化的思想方式革新，善于运作“拉帮结派”技巧和占据机构地位，并在欧美六十年代末突然发生的高校职业化膨胀大潮中趁势而起】。尽管迄今为止，上述第一类参与者始终是学会或运动的“学术资源”之中心（所谓“参与”，指其学术成果为学会始终奉为经典的材料，而其中重要学者本人从不参加学会；这就等于是：不参与学会的第一流学者，为参与学会的第二、三流学者准备了基本学术理论材料），但随着结构主义思潮本身的逐渐式微（主要学者的学术实践随其本人逝去而一一结束，后继乏人），此部分对于学会1980年后的发展关联性甚小。由美国符号学界为主形成的北美力量一直成为学会的主要参与者。因为其组成的杂多性，多元性特点，随着美国高等教育的空前膨胀，学术形态的多样化，作为“四不管人文学界”的、边界极为开放的“符号学”，遂渐渐成为高校文科理论新兴力量，在此，青年们的理论化思维兴趣和功利主义治学观密切结合（学术理论与社会实践的异质性结合）为新的“思想‘商品’集散地”。于是，在现当代西方符号学思潮流行中我们看到两大平行存在的现象：结构主义思潮展现的人文科学理论统一化理想主义冲动，和在包括结构主义在内的各种“学际边缘地带”出现的“后学运期”青年学者中的“以理论化学术方式谋求学界声名营建的”、较前辈学者远为世故而又更善于经营的、以学谋利的集体冲动。正是在后一类思潮运动参加者中间，人文学界新秀们，主要趁着法国结构主义思潮和美国“皮尔士-莫里斯实用主义哲学传统”两大“新潮”新秀们（尽管后学运青年一代本身的“新论”，几十年来始终难成气候），忘乎所以地提出了（由正面提倡者和反面讽刺者同时煽发出的）的口号“符号帝国”时代的到来。一个既平常又“神秘”的词“符号或记号”（sign），遂成为此一主要由青年一代运动参与者们所高标的“时代新思想口号（号角？）”。尽管此一兼含褒贬两义的口号颇显大而无当，但却至少潜在地成为人数加倍膨胀的欧美高校文科理论新秀们热衷于国际符号学运动的实质推动力之一。这个一度流行而其后广招诟病的口号，在西方主流学界导致人们对“符号学”的学术价值之评估反而日渐降低，以至于“符号学家”名称几乎类同于“学术万金油”之代称。不言而喻，此一负面现象也成为掩盖了人们对符号学运动含有的真正价值部分的认知。“良莠不齐”可谓国际符号学职业圈的组成特点，而随着结构主义一代大师一一去势，国际符号学运动的学术身份也日渐缩水。自九十年代初法国格雷马斯去世和意大利艾柯放弃了符号学理论努力以来（这正是我正式加入学会的时期），学会如其说是“新兴学术理论推动者”，不如说成为了“壮大职业圈声势的组织者”。
此外，本文不可能涉及的一个更为有趣而复杂的相关因素为：所谓“国际符号学形成学”中的早先“苏东阵营学界”的奇特介入历史。人人皆知，作为联合国教科文基地的巴黎，也曾经是“东西两阵营社会科学界沟通”的主要桥梁地；主要由美国基金会支持的巴黎“人文科学之家基金会”即是促进此东西思想沟通的运作机构之一【该机构之学术标志为在东西双方皆享盛名的法国新史学泰斗布劳戴尔。我本人于“苏东坡瓦解”前的1989年首次成为该机构访问学者，其后十余年遂有幸对该国际学术联谊气氛有所体验。记得1989年初次访问时即赶上该机构与中国社科院计划联合举办的“现代化研讨会”，我曾受邀参加法方的相关筹备会，准备介绍中方学界情况。后来6月事件突起，此计划遂被放弃】。在此，我仅指出冷战期所谓国际符号学运动中的两个值得回顾的特征： a) 符号学学科，不仅成为被当时东欧诸国允许存在的学科，而且为意识形态限制甚严的前苏联允许存在的学科，并成为允许苏东学者参与国际学术会议的场合。【早在1988年我就在芬兰意马特拉一处紧靠列宁格勒的芬兰国际符号学基地首次好奇地经验到“东西符号学家友好聚会”的场面，当然更早在1982年多伦多符号学夏令营我已遇到不少“东欧符号学家”，包括后来成为学会主席的波兰逻辑学家佩尔慈。记得那时他还在我做了“当前中国符号学研究现状”的报告会后，代表组织方付我一百加元讲演费并问我“在此生活费用是否够？”。有趣的是，次年在蒙特利尔第十七届国际哲学大会上又遇到了他，遂知道他是一位允许“自由进出国门”的波兰特殊学者。后来他被推选为下一届国际符号学学会会长，而实际运作基地则是维也纳的秘书处。我后来即是在该秘书处积极鼓动下参加了国际学会的】； b) 在（概括而言）作为“结构语言学-社会学和实用主义哲学-逻辑学”“大拼盘”的学会风格中我发现：在纳粹劫余之后的西德人文学界，与苏联控制之下的东德人文社会科学，均与战前德国人文学术不可同日而语；我在对西德高校长期访学中发现，西德的人文科学主流远远没有真正进入国际符号学主流（从伽达默尔和哈贝马斯两大哲学派系对当代符号学精神的陌生中均可发现），而积极于参与国际符号学活动的德国学界新秀们，其理论认识论眼光竟然与东德地区大体类似，可见战后西德的“精神科学”传统之式微。【1988年我刚到西柏林不久曾参与会见一位西德著名电影理论家。刚刚出版了《当代西方电影美学思想》的我，惊讶地发现这位西德电影理论家竟然基本未注意到紧邻法国电影符号学理论的重要贡献；同样的，在我撰写该小册子时也曾再次惊讶发现美国的主要电影理论家们也根本未曾“消化”法国意大利结构主义符号学电影理论；的确，重实用甚于重理论的美国电影理论，似乎不喜欢理论性思考，以至于其所谓“理论”的构成往往异于欧洲大陆】。而主要由“后学运一代”出身的德国符号学界，日后却成为国际符号学活动的另一重要组织力量。我与该组织团体负责人，自1982年起至今，前后交往已愈三十多年了，彼此相知甚深。
然而，五十年来国际符号学学会毕竟奇迹般地延存下来。其主因有二：a）学会的实际身份越来越脱离人文学理有效交流的目标而成为了各国均有所需的学术职业交流场和联谊场；b）然而，从深层次看，由于结构主义符号学思潮一度形成的“跨学科方向的人文科学新思考势头”本身有其坚实的学理根据，遂隐然成为学会参与者的潜在精神鼓舞力的权威性象征（尽管学会主要人物甚少沿着该路线发展下去，甚至于美方符号学一些人[特别是西比奥克本人]日后成为对其坚决的“批判者”，虽然他们并非不知道，如无法意符号学，国际学会根本不可能存在）。
1）第一阶段（20年）的观察
我于正式进入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现代外国哲学室的1978年所撰写的毕生首二篇学术性文章—“列维斯特劳斯”和“胡塞尔”，竟可象征着我其后40年间介入现代西学理论的两大领域：符号学和现象学。至于我在七十年代末的三年期间（自1977年夏北图开放起）所进行的西理翻译工作，则完全是结构主义符号学方向的。自1982年夏参加多伦多大学的符号学-结构主义夏令营与IASS建立了联系直到2014索菲亚大会退出IASS后，我算是今日IASS成员中“资格”最老的成员之一，即与现今该国际学会大多数（也许是全部）理事会成员相比，也是与IASS关系最长久的学人之一。
1988年我因承担德国大众汽车基金会中国部的一个“符号学写作计划”赴柏林工业大学语言学部工作（研究所计划负责人是德国符号学学会创始人和其后成为IASS前会长的波斯纳），一年后转赴波鸿大学哲学所继续该写作项目（负责人是胡塞尔《逻辑研究》卷一编者和雅克布森语言符号学专家霍伦斯坦）。完成的作品《理论符号学导论》（中文）于1993年在该德国基金会赞助下于北京出版。（就其相关于当代符号学多元理论内容的深广度言，可以客观地说，超出了西方出版的、内容往往偏于一个学派介绍的符号学导论性作品甚多）。1992年开始在同一基金会支持下进行了长达5年的新的“跨文化符号学”英文专著写作计划（基金会提供了英文编辑和出版费用），并于1997年出版于法兰克福，其两卷本的总名为《解释学-符号学研究：1.中国伦理学的原型；2.汉代儒学的意识形态》（2013年复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推荐再版于新加坡）。在德的前一中文专著为本人关于当代西方符号学理论主流的述评（2007年人大扩大版添加了本人的符号学论著部分），在德的后一英文专著为本人关于跨文化符号学的分析。此外我还于在德另一基金会支持的第三个研究项目“当前西方汉学学术方向分析”结束后，结集了一部十年间发表的英文论文集加以出版，用以呈现中国学者以现代理论开展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跨学科新方向。
1989年在列维斯特劳斯推荐下访法期间，得以参加IASS的巴塞罗那/佩皮尼昂大会，并以个人身份当选为代表中国的理事之一（另一为当时因日本符号学学会的逻辑学家会长推荐参会的中国逻辑学会符号学分会的李宪琨会长），自此之后的二十几年间遂一直以学会成员身份参与国内外的符号学推动工作。在此期间对于国外符号学和人文学术界的情况逐渐加深了直接体验，并不断与其各方面观点不同的学者产生“矛盾”，并进行了“西方绅士”们所不习惯的“直来直去批评”。诸多插曲以往多有论述，兹不赘。
2）第二阶段（20年）的观察
在九十年代德国长期承担基金会多个长期写作项目的我，曾接获原单位通知因“长期未归”拟以“自动离职”处理。2000年我在争取到美国绿卡回国后，即开始了我在国内进行长期推广符号学研究的另一学术活动阶段。在回国前电话中被前单位领导允诺代办退休而卒至落空后，我仍然在我当时相当看重其作为符号学活动可能组织者的社科院，做了一次关于国际符号学现状的报告，希望作为具有最完全的跨学科条件的社科院能够领导这一学术创新活动。在此报告中我不得不公开提及二十年来一直未曾明言的一桩困惑：即，我所说的“符号学事业”与当前国际符号学界人士的“实际作为”根本是两回事！但是我不得不灵活地处理“需要一个运作地盘”和“维持与这个地盘支配者观点不同”此二者之间的矛盾关系。因为通过十年来的密切接触和多次中外合作活动的筹划，我已经对IASS的实际情况相当了解，特别是最经常交往者都是其各阶段的各国“领导人”，并不时了解他们彼此之间的“利益冲突故事”。详情在此亦无需多言，只须谈及一个基本的结论：该学会的平均学术水平，在当前国外人文学理界只能相当于三流而已，而其各级“负责人”中的一些头面人物的学术“素质”不仅不敢恭维，而且其急功近利心态更是使我极其失望。我几十年来所说的“符号学”是指二十世纪具有最高理论成就的一些西方人文科学理论家的创新成果，而他们大多数均未参加学会，其杰出贡献则成为支持学会运作的稳定学术理论基础，但几十年来学会内部极少出现可与前者相提并论的理论创新（这是一个参加国际学会者应该清晰牢记的事实。记得1988年夏与波斯纳一同乘机前往芬兰参加其符号学研究所成立大会时，他在对我提到艾柯时坦承“他比我们这些人水平高一级！”）。准确来说，的确人人都在“创新”，但其学术品质基本上停留在“模仿重复”水平上。只要谁的论说中按照“写作规范”出现了“大师著作”的引语或经典出处，即可视为有效的“符号学研究”。但是，学会主要人物的学术平平并不是我对其感到失望的主因（人人皆有学术长短，何能对同行苛求？），不断使我感到失望的是其“学风”。他们为什么要组织学会？他们如何运作学会？他们之间是什么关系？一个“利”字足以概括之。于是，当我在有几个研究所的人士参加的社科院报告会上推荐“符号学”时，我是在推荐“符号学学会”呢？还是在推荐“符号学理想”呢？这是两个本质上非常不同的问题，也是我其后十几年在国内参与符号学推广活动时，时时陷入其中的“实践学矛盾”（遗憾，国内追逐新学者大多朝向于“时髦人物”，较少热衷于“学术理想”；大多想要拉国际关系，较少想要钻研学理）。因为，虽然在观念上，当然可以将二者分别清楚。事实上我也在报告中点出了二者的区别：“我说的‘符号学’是指一些‘公认大师们’的著作，根本不是指学会的‘同仁’们”的任何著作（我也根本未曾引介过他们中间任何人的学术作品），但是，学术理念的客观陈述为一事，学术活动的实践为另一事。按照我个人其前10年在西方学界的经历，当然希望完全在国内建立独立的符号学团体，一方面期望避免国际学会的弊端，另一方面（更主要地）以期避免中国符号学发展被我实际上瞧不大上的老外们牵着走（遗憾，国内朋友不大有兴趣深入辨析学理高低，而更关心谁在国际上有势力）。但是我当然也知道国内学界“崇洋媚外”气氛根深蒂固，如不“拉洋旗”忽悠就几乎寸步难行。不仅在国内必然需要“有势力的国际学术组织”的支持才能行得通，就是在国外，如此多职场人都需要“国际组织”以作为个人学术职场竞争的“组织力奥援”（即使此类“奥援”基本上不过是“忽悠”，而对他们有个“忽悠”比没有“忽悠”要踏实些）。这是当代泛市场化时代的“学术社会学”的基本特色之一（尽管是令人十分遗憾的“学术职场之现实”）。
本文不拟详述几十年来我的国内外符号学活动的诸多细节，本文主题主要在于论述国际符号学学会同仁的学术水平实态及其学会活动风格。以上说明，应该可以暂时使读者明了为什么我总是也要用此使用相当庸俗化的“学科标志词‘符号学’”来表示我所认为的符号学创新学术方向之“理念”，而同时又不得不用同一词指其作为学会集体及其带头人组成之机构及其活动之“现实”。前者用以表达我的学术思想方向所指，后者用以表达我在促进学术活动时采取的学术实践场地及步骤：即不得不通过“现实学术组织活动”来表达“未来学术理念”。但必须明了：具体学术组织并不等于学术理念！遗憾的是，国内外学界很少有人将二者时时分别清楚，而国内学界因为追逐时髦，更是毫无兴趣区分二者，甚至于其“最真实的志趣”恰恰在于介入“后者”（“加入国际学术集体”），而非在于朝向“前者”（追求高端学术理想）。因为，前者甚易，后者甚难！此类现象，十几年来我已经积累了大量记忆和经验，终于最终认识到今日国内外大多数人文学者其“第一兴趣” 在于“以学谋利”（不否认其存在有部分地、但难以充分践行的“第二兴趣：以学求真”，而后者却并非其行为选择的决定性因素）。在国内，曾经有过“一穷二白”经历的“后文革”学界新人，其学风“未健”尚有其可宽谅的一面（客观历史的作用结果），而国外人呢？正是我这个青少年时代必然“向慕西学”者在亲身对其体认了几十年后，在发现了其中的“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巨大分裂时，才会因此对之产生如此深刻的遗憾！相关问题我在以往几十年的文章中多有阐发，此处也不再多论了。
3）符号学理想与符号学现实分裂的原因
需要指出的一种“符号学吊诡”是：国际“职场符号学”其平均水平如今仅能相当于国际三流水平，在国际主流人文理论界可谓声势大跌（与六七十年代相较），其中许多最为活跃的“积极分子”，其学术水平可能连说三流都勉强。因为和各常规学科学界相比，所谓“国际符号学界”几乎是一个“边界无限开放学界”，即几乎没有学术资格限制，凡有钱交注册费和国际交通住宿费的，均受到欢迎，均立即成为此“国际组织成员”，没有学术资格限制，也没有语言限制。国际会议主办方要的是人数纪录和“场面”（给校领导和资助方看的“成功证据”）。固然这样的国际聚会也像其他国际人文学术会议一样提供着国际学者间建立关系、交流信息的方便性，但对于国外职场学者最主要的作用仅在于“依托国际学术合作名号”来向本国单位领导和学界同仁呈报个人学术成绩和影响力的“资格凭证”【他们并非真地关心个人学术成就在“被引介国学界“内的实质影响力，他们所在乎的只是“参与过国际学术交流、受到欢迎的事件记录（文字报道和照片影像）”：这就是所引介的内容质量不管多低，他们不仅本来就看不懂译文，而且也根本不在乎其质量和影响力！一个全球化时代人文学术交流中的怪现象是：老外与老外作品的他国绍介成果之质量问题竟然都是“双方都不在乎者，只要见到可充作‘标志’用的正式印刷品和联谊公章即可！”其可能的副作用仅作用于广大读者身上（向大众提供本身质量不高、译文又不合格的读物，还冠以“国际符号学”大名。青年本科生对此何能辨别优劣高低！）。但同样的，“双方”都对此实质性学术效果并不关心，所真切关心的就是在学术市场上具有运行效果的各种职场“使用价值”！】。换言之，对此功能和目的而言，国际会议的目的并不真地在于推进学术或创新理论（这些只不过是学会集体“对上、对外”夸张宣扬以获名利的手段之一），而在于制造声势，维持门面。过了几十年，我才懂得，以下二者“是一码子事”：学术交际方式和学术趋于滞后！为什么，一方面“后冷战以来”国际人文学术理论乏善可陈，国际学术活动虽日新月异，无限扩大，此种“学术排场”爱好扩大化的国际倾向，是随着六十年代以来人文学术教育成倍扩增的后果之一。自那以后，人文学术越来越改变其“主功能”：不再是古典时代的“追求真理”，而成为现代“就业资格手段”之提供，此即“借学术知识以作为谋生之道的治学观”。功能与目的的历史性改变，当然就导致其“手段方式”的应变：最终的人文学术的成绩判准不再是“获得科学真知”，而成为：“通过满足人为规定的游戏规则以达至竞争取胜目的各种制度化操作技巧”。这样的历史性人文学术生态演变，不言而喻，正是全球化时代文化泛商业化发展的自然结果。国外学者们生存于学术文教职场，自然“与时俱进”，其治学观当然是紧密追随“职场学术游戏规则”的变迁而变迁的（不再与客观真理相关），而游戏规则方式则随着“赢利策略计算结果”而变迁。有如苹果手机须时时使其操作简便以作为竞争取胜的原则一样，人文学术职场的竞争规则自然也会如此。这就是为什么四十年来IASS的理论水平“日趋简化”（或变相地“抄袭哲学”，或讲求“媒体造势技术”）的一个简单解释之一。（当然还有更深刻的原因，此处从略）更为本质性的历史文化演化体现在：游戏规则制定权的“掌控策略”：谁是游戏规则的制定者（谁制定胜负标准）？。谁掌握着游戏规则制定权，谁就成为“胜败判准”的决定者。而此类“掌控策略”的最方便选择，自然是以拉帮结派、党同伐异方式为学界聚势之捷径。那么谁又是此类游戏规则策略制定的策略操盘手呢？其背后的决定性机制自然是随境而异的。
4）两个IASS历史上的分水岭：2012南京大会/2014索菲亚大会
2012南京大会是南京主办方，IASS负责方，和我本人这三方面，耗费六年复杂互动过程后所产生的结果。但是三方面合作者各自的目的并不相同。其间的发展过程和背景也非本文相关主题，在此我只想重复指出，在此一突破性的进展中【那时新的“外宣政策”尚未出台，在国内举办人文理论的国际会议，不用说，在北京是难以办到的，我本人曾试图鼓励中国社科院、清华大学以及其他几个北京高校科系带头筹划的努力一一失败。在南师大，此一筹办国际会议的设想自2006年起，到了2008年的预备性国际会议时[作为2012年会议的“热身赛”] ，记得那时首先还需要将国外数十位教授的简历一一上报，先进行“政审”】。而我作为“中间人”这方面的重头戏，则是如何“deal with”老外方面的各种犹豫心态（他们那时虽然大方向上希望向中国学界转输其学术思想，但如何安排为妥的问题，尚因缺乏经验而处于犹豫之中，即生怕最后被中方白白利用一把）。我的次要“辅助戏”才是相关于国内学界的。与当事方可能“担心”我作为长期游学国外者是否会“过渡地”向国内“宣扬西方思想”相反，他们那时绝不会想到，我的“担心”反而是：国内主办方不要由于“崇洋媚外”大环境而被老外牵着走。六年来，彼此的合作断断续续，我则一直在观察其中是否出现了我所担心的“崇洋媚外”因素。时过境迁，现在可以说，2012大会最终得以成功举办的“具体原因”是，我的“合作方”不属于英语文学理论系或比较文学系系统。为什么？正因如此，对方可不具有“直接”被老外“专家”进行“理论俘获”之动因，或受到老外学术外交策略的“影响”而在学术方向上被对方牵着走的“客观条件”（搞“文论”者因后文革时代必然导致的学有未实，一方面易于被老外认为是“知西派”，另一方面却因欠缺深入辨别理论虚实的能力[他们自己绝不承认]而易于为“西理的花里胡哨所惑”）。不过，问题不在于个人关系问题，而相关于一个国内学者毕竟未曾深思的复杂背景问题：如果你一方面未曾深入了解对方的学术思想内容，另一方面你却满嘴说着流利的实用英语，二者的“合力”恰足以使你成为“对方”便于加以组织驾驭和学术忽悠的最佳对手方（最需防止的交流副作用是：因时代急功近利而培养出一大批新“学术理论买办”来）。加以百年来崇洋媚外的强大社会习俗的存在，接待方必然易于偏向于顺从老外的学术意志（对方可聪明地发现通过廉价的“恭维话”和国外加予的虚衔即可满足国人的虚荣心，使对方有意愿想将自己的“学界前程”部分地挂靠到老外的势力源上，用以增加个人在国内外学界的“分量”！），而最终由此双方形成一个彼此需要的（由主办方出钱的）“中外欢聚一堂”效果。这样的以营造场面为目的的学术交流结果，当然不是我参与三方合作的目的所在。即使我知道由于主办方属于外语界，他们对于国外人文理论的深广度远远未曾把握，国际会议的召开难以形成实质性学术交流效果。但我的目的是让其产生有力的“象征性效果”。对于国内，此象征性效果的目的在于：值此中国现代化百周年之际向国内外学界显示：几千年的中华精神文明系统今日应该具有深入掌握世界人文科学知识的抱负和眼界；对于国外，这样的中西人文理论聚会的象征性效果则在于，对耽于“西方文明中心论”的老外人文理论学者显示：“a）人类历史上一个与西方文明系统平行发展的“中华文明”的庞然大物，你们对其几乎一无所知; b) 你们普遍陷于学科本位论的知识范围，于是出于实用目的竟然将一个本应是跨学科方向的‘符号学平台’办成了一个‘杂拌式的、职业化的单一‘符号学学科’”。实际上，学会标榜的所谓“符号学理论学派”远远比不上西方哲学主流理论，却一一躲在“四不管的符号学大家庭”内自拉自唱。此外，2012大会在一个在全球化时代环境内可显示：跨文化符号学的新时代，将自2012大会后，在象征性层次上历史地到来。（这是只能在大会后才可宣布的“筹办秘密”，一旦宣布了这个“秘密”，我将立即成为国际学会内一些“老外积极分子”眼中的“颠覆西理中心主义”者。）为什么，因为按照我的主张，在这个人文科学发展新时代中担任主角者中将必须包括中方理论学者，而在此真正创新的跨文化中西理论汇通的革新事业中，却将没有西人 的什么事！（君知否：这将是一个未来对于长期片面自信的老外理论家们的“残酷”挑战：当他们意识到，原来在此必须开展的人类“跨文化理论创新领域”内没有老外什么事时！）因为他们不通中文（略通中文者又不通本国高端理论）。顺便在此揭示一个小秘密：一方面老外把不会西文当做是国际做学问者“低了一等”，而从不感到不会中文有朝一日更加可能是“低了一等”。如果你能逻辑性地向他们展示这一“潜在风险”时，其中有识之士将会突然陷入“惶恐”之中！他们的所谓“多元文化论”要的是（也只能要的是）粗浅的异国文化ABC，这正是西方汉学给他们展示的。如果你向他们展示了“现代化后[即深入掌握西学理论后]、理论深入化后”的跨文化理论方向的“科学必要性”，让他们意识到了自身学养中其实欠缺着今日学术全球化时代的一个必要技术性语言工具，他们的逻辑思维能力会使他们有理由意识到自身理论思维中“固有着”严重不足的一面【补充一点：对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而言，仅英文即足以满足一切从业者的需要；而对于人文科学而言，不仅德文与法文为必不可缺，就是中文也是在更高的层次上必不可缺！】。更因为这一代老外无不以职场内个人主义利得为其治学目的，不懂得什么叫“见贤思齐”（竞争主义就是“你上我下或我上你下”；学术竞争主义的本质就是学术商业化的必然后果），这对他们的自尊心打击会相当严重！对此一事实可能给他们带来“负面”效果的、最有前瞻性感觉的即一些理论权威家。长期以来，当东方仍然局限于其几千年传统的前科学性、前理论逻辑性历史文化阶段时，他们自然以其文明传统中所创发的科学与理论的优越性为傲；而当东方文明渐渐掌握了来自西方的科技工商技能甚至于可与其在此领域并驾齐驱时，仍然可以保持其在精神文化领域内独具的自信心和自傲心。何况东方的科技工商文明发展后还可以与西方共同营造互利共赢格局，未尝不也是西方文明在全球化时代引领人类思想大方向之助力。而在精神文化领域，其本质或其高端形态，正是社会人文科学理论现代化的发展，这才是他们最感自信和以为非欧美人无法动摇其至高地位的领域（在他们看来，物利大小，历史久暂，文物多少等，均与体现现当代最高精神文化的人文理论高度无关）。正是此一领域体现着价值观和认识论的理论性基础，而现代东方文明学者如出于虚荣心和认知误区，像海外新儒家和传统国学家那样，打算以其东方特有的独一无二文史资料，作为与西方精神文明“对峙”的本钱，则正是中了西方深思者之下怀。（这就是为什么他们特别喜欢褒奖可为其所用的各式各样的东方“国粹资料主义文化贡献”之缘故，以至于客观上可导致东方文明在社会人文科学领域永远处于落后的水平上。更为深刻的认知则是他们看透了一种隐蔽心理：东方越不搞现代人文理论并热衷于宣扬自身前科学时代的“文化历史传统”，他们就越加感到心安！“你们再聪明，也不过是施展于低端物质化建设领域，在高端精神价值领域你们将始终难等大雅之堂”）。【最为不智的粗浅学术民族主义策略是：为了赢取老外的文化称赞，发明一些可将粗浅传统ABC层级的文化资料用西方人易于接受的方式向西人招徕，以获得“最擅长恭维他人的”老外之赞赏，来作为中外文化交流之成绩证明。不论是东方歌舞还是文物展示等，因属于视觉直观类并采取了“洋包装”而易于为老外大众所“欣赏”，就以为是宣扬了“文化国威”。如将此类“物质玩赏类文化”再说成是“传统之精华”，岂非反让生怕东方理性精神发扬的西学中心论者大感宽慰乎？此外，在中外人文学术交流中，中方如为了获得国际承认，即实际引发其可能的欣赏，因而降低文化品位以迎合老外之“东方无知”，反把这样的“迎合老外喜爱”的方式视为国际文化学术交流的策略，那岂非在从结构上强化上述国际文化交流舞台上的中西不平等现实乎？参与国际符号学交流的所谓中国符号学如果也采取这样的策略应对之，智乎？】
只是通过数十年的诸多“交往磨合”，我才“看穿”其隐而不言的真实心态：他们最乐意与之关联的东方学专家，或者是自己培养出的“博士学生”（后者必然按照国际标准在次级水平上按照西方权威制定的“游戏规则”回国继续运作，以便继续依托国际规则来引导国内学术方向），或者是粗知西学而外语流利的“东方中间人”，二者均可作为其“进入异他文化领域”的最佳引导。而只因当代中国的特殊历史发展环境下，像我这样一个具有独立个人治学背景者才被老外们最初“误判”为适任者，我也才会对他们的这类“偏爱动机”进行了我这方面对他们的长期误判：以为他们在尊重我的“才学”和“治学精神”，所以他们才会惠助我以各种机会。他们“希望”我会遵照他们的规则和需要进行合作，而当我必然不会盲目遵行其旨意时，他们也会耐心地给与一定的宽谅，期待我在真正明确了自己的“客观依附地位”后（即明白自己实际上“是老几”？），会自动随大流地“转向正确方向”。慢慢地，慢慢地，当其有朝一日突然感觉我这个“对手”不如他们当初估计地那么简单时（照例容易被“利诱”时），遂“幡然醒悟”。（的确，致使他们长期维持着“误解和期待”的是我的“客观弱势”[他们一贯忽略的则是我的来自民族精神传统的“主观强势”]：不流畅的英语口语，未经“标准博士训练程序”，不具备“等级结构中的地位”等等）往事一幕幕展开，并不时重复着同一“故事”，我遂惊诧：他们怎么是如同同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呢？这就是我在《忆往叙实》中声称将续写数十个“海外经历”故事的缘由（卒因同类故事层出不穷，一旦“看穿”，最后反而失去了续写的冲动）；这也是为什么我经常提及少数几位老外学者的“无私帮助”并对之深表感激的缘由（特别是在2012南京大会发言后答辩期间，借受邀大会主讲人瓦登菲尔斯提问之机，“突然脱序”地对其“高尚人格”表达感佩的缘由）。老外学者的一般共性多是“相互利用”（或同义词“互相帮助”，“互通有无”，“交换利益”），作为基金会委托的计划监管人（访学邀请人），瓦氏毫无所求地“容许”我在其研究所内独立研习了7年。这是世界上任何地方的教授们能够办到的吗，虽然他所须做的只是为我提供一间办公室和每年为我签发一张新邀请信而已。（这张“邀请信”如按今日“行情”，我该“进贡多少银子”？而我当时所“花费”者仅是一年一度地一次晚餐招待：或他骑着自行车来我寓所接受妻子的中式菜肴，或在大学小餐馆受我一二十马克的“感谢晚餐”！此外他只偶尔提醒我向额外为我服了务的、极其友善的女秘书赠送几枚中国邮票而已。）我在此再次举出此例子，则是为了反衬：大多数情况下所遇都是相反的情况，但为了判断彼此合作关系的“虚实”，不知道要耗费我多少“羁旅思量”，直到最后对方才亮出了“底牌”。（他们的厉害处是“该出手时就出手，绝无情面一说”！这其实是正常的，因为他们已经businessman化了。商人之间难道在出手前会打招呼吗？）但是这些恼人的亲身经历，却也带来了正面效果：让我有机会看透对方的“治学心态”和“可塑性限度“，这有助于我判断其学理路径，并较准确知道其“思维”之走向及疏漏之所在。
5）人文学术职业制度化导致的学术思想僵化和固化
如果以上所述偏重于令人遗憾的战后及冷战时代后人文理论学者的学风和生活态度 问题，那么更为严重的负面发展，则是国外人文学术教育和就业方式所导致的专业化教育的视域窄化和思路固化问题。这样的演变固然对于学科内部的技术性方面的发展或许反而有其助益（人文思想开始偏重于技术面上的精化），但在其无论是本学科内部的理论性创发还是在学际间、文化界、社会界等相关领域内的观察、分析、判断上的适当理智思索力方面，均暴露出各种失当、错位、浮表等缺欠。但是由于其学术生存位于本学科、本学派、本团体之准封闭圈内，在“界域”内大家的状态类似，因而形成了本行帮派内部适用的共同价值观和方法论判准，“球员”和“裁判”趋于一体化，因而专家们不再容易体察到自身的真实缺欠（因为其“印证方”不是相关的客观对象，而是帮派内部的人为规定的主观共识）；此外再加上已被“以学求成”治学观控导的人生态度，正是以不断维护和提升个人的自我认同、业界认同和牢固自信为生存目的的，故本能上即倾向于“闪避”自身弱点和朝向于自我肯定的观察思考角度。因此，在判断本专业之外的课题时，就会在个人的判断倾向与对象的客观真实之间存在着多层次、多方面、难以弥合的“保护性差距”。结果，专家们对各个问题的“评点是非”上，可能客观上充满了纰漏而绝不自知（在职场竞争主义环境内，你如好心批评其缺欠，他会视之为对其“贬低”和消弱其职场竞争地位；因为其目的本不在于求真而专在于求胜：任何一种争利之胜！）。因为其自我验证标准是学科本位主义固化的，也即带有先在偏见性的。而当其学术活动涉及跨学科的符号学领域时，上述思惟背景也就必然成倍地严重化和复杂化了。
另一方面，其本业即选择为所谓跨学科方向的“符号学家”们，作为职场人，只要加入了此“四不管领域”（各个专业其知识范围都不足以检视跨学科课题的方方面面，故提供了学者“随意游走学界”[打游击]的广大空间）的方便性，即可不再受到任何专业的常规的、技术性严格的标准之检验（课题与方法两方面的检验）。这样，就在此时髦学科“符号学”领域内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其本来学养尚不足以成为任何常规或传统学科内专家的、潜在学术机会主义者（有如一些国外批评家指出的：今日文学系研究生们是如何倾向疏略于传统经典研习，而纷纷偏爱于游谈无根的“理论话语编织”）。对于国际符号学界内大批这类“票友式或沙龙式”会员，其个人的“符号学思想”可以采用任何标新立异方式，邀名取利，党同伐异，从而根本上败坏了符号学思维本来的初衷。我们于是看到结果是：今日国际符号学专家们对于西方主流人文理论界影响极其有限，并受到各科专家们的轻视，往往视之为借助新颖形式以躲避坚实学理研究的学界哗众取宠者。该学界今日之“分量”与巴尔特时代可谓已成天壤之别。本质之本质是，“符号学家”们根本欠缺了巴尔特一代人的真切创新冲动和理论思维爆发力。而其职业化、制度化发展早已使符号学学术成为了业界“求成”之技术或工具，此种蜕化导致符号学界不再需要判断真假学术价值问题了。【补充一点：为了强化职场竞争力而相应强化了的文教程序制度化，导致了学人主体独立创造力潜能的“普遍去势化”！游戏规则的智力玩弄者运作于“棋盘”规则网络内，于是或弱化了、或失去了其精神价值创造的主动性！】
学术理论思维方式僵化的一个制度上的原因，则相关于此处不拟深论的更为根本性的方面：现代国外人文理论的博士培养程序本身以及文科职业制度本身内在的问题。其结果是：在从学习到就业、再到升等的一条龙过程中，首先是“专业化”导致的“博士”知识储备必然趋于窄化；其次，学界专业化的权威化、标准化带来的认知和思考方向的准固定化；再其次，科研标准化带来的研读对象范围的“文本对象系列”固定化，将专业的教学和研究“对象”具体地凝聚为“文本学化”（纯粹以“操作书面文本”为实践方式），而不再是将思想朝向于各类现实对象本身。这类现代化人文教育后果当然是职场同一化施作的结果，师生从此都成了“寄生于”文本系统上的“读书人”，此即其职业化的物质性体现。结果，所谓人文理论家不再成为相关于“科学、文化、社会等现实”的思想家，而是文本游戏规则的“各类棋手”：即按照共同游戏规则进行的相互竞争“赛手”（也即：学者们均以“职业制度上不断升等”作为其学术实践的真正目的，而此过程是通过游戏规则操作过程中的优胜劣汰结果进行的；本质上，思想理论过程演变为规则操作技巧过程）。以上诸特征在“符号学教学事业”中则成倍强化了，因为此领域形成历史甚短而其中人为操作因素过于密集，也即因脱离了主流学术界而越加欠缺扎实的科研基础。参加者相当程度上受到商业化时代广告学风气影响，倾向于学术标新立异，热衷于寻觅市场成功捷径，并因善于人为建构团体势力而相互缠结为学界的“山头自治区”，从而失去了客观验证自身学术条件的实践环境。“形式化游戏”和“华而不实”则成为界外对其怀疑的主要特点之一。
符号学界的“理论知识”和“掌握理论”的方式，只是国外人文科学理论失焦化发展中极端性例子之一，此种“玩弄理论话语”的势头之所以在国际符号学界更为明显，乃因此一学界内容组成之日趋杂乱性的膨胀，既然什么理论形态都可塞入“符号学界”，参与者在“组编其特有理论话语”时就具有了更大的任意性，而其“合法性”可纯粹从其引用的话语类别本身在符号学界的“人为共识标准”加以认定。其结果必然是促使此类学术活动方式愈益类似于“形式游戏化”。“学科”组成的杂多性自然带来标准的多元性，后者则必然强化了“符号学实践方式”的非科学性。因为最后的学术实践判准是业界的“成功”，而导致成功的有力因素，不再需要是纯粹学术性的（而往往等同于追随权威话语的有效度）。这就是为什么善于市场宣传炒作的媒体界，可以升等为当前符号学活动的主战场之一。国际符号学事业遂与学术文化市场“集团经营炒作术”连接为一体。几十年来我亲眼目睹了此类倾向的发生和壮大，其自毁学术前途之迹象也渐趋明显，但就其本质本在于职场求胜而言，则本与“学术进步”无关，而仅与“职场成功”有关。
本节讨论的理论话语“职场游戏化”趋向即使在学科构成单纯和正当的领域，也会随着学术商业市场化的无所不在而不知不觉间“歪曲着”理论话语的编织规则。商业化-职业化趋向，特别对于人文学术的发展产生着难以克服的普遍歪曲化作用。除了自然与社会科学本身的理论话语构成具有较强科学性外，外界现实的客观存在也可成为限管和校正理论建构的“法官”。人文科学理论由于欠缺了以上两种“客观性”自然易于成为被商业化力量“诱拐或歪曲”的对象。即使是（客观）逻辑性较强的话语，由于欠缺第二种客观现实的限定，逻辑性话语（包括哲学逻辑话语）也可蜕化为失去其真理指涉性的“纯规则游戏”，一如今日随处可见的电脑游戏特点：其中的确存在着客观的游戏规则，此人为制定的游戏规则仅以“游戏编程效力”（影响力）为其成败判准。陷于既定“逻辑哲学”语言域内的学者，成了由逻辑哲学产生的规则之技术性操作者，哲学家遂可成为“理论话语组编运作员”，学者遂把话语组编的“学场内判定之成效”视为学术实践成功之标志。学者的“爱学”被还原为“爱好游戏操作技巧”（如棋手般）。对象，场域，目的等都可由外在学术市场支配者（由学术山头和权威所控制）加以规定和判决胜负（成败）。不管是规则较松散的学科还是规则较严格的学科，作为在此学术市场竞争化机制内的规则“操作员”，都会将“思想和思维”转化为“对既定游戏规则操作技术及技巧”的关注。哲学思维不再是针对于各类“现实与真实”，而是朝向于“权威性规定的文本系统”，后者形成之当初或许曾相关于某种当时之现实，但此种创学当初的现实相关性，会在历史巨变后和市场化支配下的今日，失去其今日有效的现实针对性。
当这类学术市场标准化、国际共治权威化，在全球化时代继续膨胀后，所谓人文学术理论（非理论性人文学术较少受到影响）的“国际化”即“国际权威标准化”，也即“理论话语游戏规则的普世化”，也就是人文学术理论的国际标准化；不言而喻，这就是在国际学术交流规模上对人文理论的合理性、科学性、真理性潜力的一种全面“去势化”。传统的“真善美理念”的真理思维，也就蜕化为“市场游戏规则思维”，其极端化发展可类比于每季变动不居的“时装文化”中的“形式化游戏波动性”。时装家“玩弄”视觉形式因素，人文理论家“玩弄”理论修辞学技巧，即语义语法单位的拆解与组合游戏。二者共同的目的都是创造市场上验证其新颖变化性效力的“时髦形式”（学界所谓“学派”，学术商品的制作集体（科系中心）则相当于“制作公司”）。
一个本质性的人类文明史上的“跨时代变化”就体现在：人文学理话语的功能可能演变为职业化实践过程的“介质”；理论的思想内容，其功能不再承担着探讨科学真理的“介质作用”，而是成为履行职业化过程的“材料作用”。思想内容当然在人心中存在着，重复地存在着，并被主体意识到其存在，但促动其产生、展开和朝向目标者，不再是积极主动的主体现实真理探索意志，而是由职场实用主义逻辑支配的“市场取利”智慧。此一演变可以部分地说明，为什么在今日国际人文学理交流中任何一种违反科学逻辑和目标的非理性实践立场和方式（如公然反理性的各种“自由学艺”和各种机械科学主义）可以在学术市场内行之有效，并可一直如此重复地延存下去。更进一步看，学术实践的职业化-商业化发展的一个关键性效果是有力地摧毁了独立主体意志机制，使得学者主体蜕化为单纯的准机械性步骤的操作员，如同棋手和电子游戏手般仅只成为“纯理智性规则技巧运作者”。机器人的功能岂非也正是如此？这样的“比喻”，还可以使人文学者理论家感到安心吗？
6）“符号帝国观”：隐含着其后国际符号学运动趋于学术衰微的一个总标志
学界共知，导致“符号帝国”一词流行的最有影响力的提出人，反而是文学结构主义者巴尔特。但曾经在某一领域内使用过此名号为一事，将此名号扩大忽悠并在学界市场煽发为另一事。另外，本来就存在着两个巴尔特：一个是，作为通俗化的媒体文化人，通过形式化结构分析法对商业化文化社会的“功能”和本质进行批评性解剖者；另一个是作为文学现象理论家，他完成了划时代的文学理论新形态的建构。二者尽管都很重要，但各自的任务很不相同。文化界和文学界往往以为了解了其作为大众文化批评家的一面，就算是“巴尔特学者”了，虽然他们可能根本没有进入巴尔特的（即没有知识基础进入，如大批喜爱“巴尔特1”的艺术家们爱谈艺术理论，却对于思想史上的“理论思维形态”甚少系统研究）极其严肃的新文学理论领域（从《写作的零度》开始的）。事实是：符号帝国主义观（或“符号学无限扩张主义观”）的直接间接煽发者不仅是肤浅地利用着巴尔特的名词，而且是机会主义地利用着符号学跨学科方向涉及的多学域特点，生硬地把“跨学科必要性”曲解为“学域扩张主义”有用性，可谓实行着一种最庸俗、最低廉的“名实不符偷换概念技法”。其所以能够流行于一时，正因为文化商业化的极度发展造成的人文学术急速“去实质化”和“增形式化”效果。大家遂以为可以不再受各常规学科规范的约束，而可利用符号学的专业术语进行形式上的“扩大学域覆盖面游戏”，竟然以为：凡可利用常人不熟悉的一套“新术语”对各学科的论题进行任意的形式化“编排”，就算是完成了“符号学的写作”。这是多么肤浅的认识论呢？但这又是时代职场急功近利风习全球化扩张以来严重误导青年人文学子的“观念流行品”！
尽管这样的公然宣导属于极端之例，但其潜在的“形式化扩张主义”意识，实际上成为国际学会几十年来最能“蛊惑人心”的潜在性“野心共识”：即以为仅需熟悉一套术语使用规则及引用公认大师作品，就可在各个学科领域加以套用（美之为“跨学科”）。一些符号学运动的主要推动人还真地就是这样做的，由此产生了欧美地区最为无聊的“符号学史建构学”【此类肤浅认识论以为今日“符号学力量”的根源来自“神秘的”概念sign，以为可以从此概念的历史应用过程中探索到什么重要的“符号学密码”似的；艾柯正因为其同样陷入此一肤浅学术实用主义才难以继续其理论构建，虽然其媒体界出身背景已经在思维潜力上限制了其自我理论知识更新的可能性。】以及各式各样的“科学符号学”。一些人甚至于将符号学方法和术语塞进一些自然科学学科（用符号学术语装饰各种科普学），既然“数学文本”都是符号之堆积，岂非连高贵之数学均可视为 “我符号学帝国”之“属民”乎？而所谓“生物符号学”更是直接伤害着生物学的科学身份本身，自身明明是生物学上的“科普寄生者”，竟然狂妄地以为“我们符号学家”已在对科学家们提出着符号学的思考补充或建言！严格来说，一些人已然达到“狂妄无知”之极点。那么为什么他们仍然“行得通”呢？我们不妨在此反问：什么叫“行得通”？如今在商业化竞争时代，何人不是“老子天下第一，我创新说我怕谁”？这些所谓符号学运动的积极分子们，也都是善于在严肃学术研究之外营造派系和声势资源者，只要能够在校园内“制造出”一定的听课学生人数，他就算成功了；只要花钱出版了书籍，他就有了合法存在的凭证，接下来的问题只是如何不断炒作，不断经营，不断借助营建的人脉系统进行四方宣传的技术性问题了！等到开成了“大会”，形成了“场面记录”，就算大功告成，有谁会去纠缠学术品质问题呢？尽管人人都可以容易地提出一个疑问：所谓“国际会议”如果就是说着不同语言的各国参加者，各自在自己的会场内“自言自语”，而数十个会场彼此之间毫无沟通，这就叫“国际会议”吗？人们已经对此习以为常：国际会议，特别是跨学科、跨国别的国际人文理论会议，可不就是一个大party吗？party开成了就是办完了事，就是皆大欢喜，此与“巴西嘉年华”本质上类似。（所以今日真地出现了颇有市场的国际性“符号学嘉年华组织”）归根结底，这当然是人文学术越来越趋于职业化、市场化、媒体化的必然后果。1997年我参加墨西哥大会时，最后大会通过了西班牙语作为学会官方语言之一的结论（因为那次拉美地区参加者多，表决自然占多数，而参加表决者即大会注册者，可谓投票人没有资格限制）。我大感不解，遂与旁边一位英语地区参加者交谈到：花这么多钱出国参加国际大会，本国人在一间教室里用本国语言“自说自话”，然后回国后说“我们参加了国际大会，并获得了‘国际承认’”，这是在干什么？这样的学术态度还能期待其有什么认真的学术发展吗？我们由此例子中可见三事：国际学会（或符号学运动）的内容大拼盘特征和所利用的“商标人物”大名（如列维斯特劳斯和巴尔特；当然不会是皮尔士和西比奥克。如果不是出现了“国际学会”，这位只完成了“半成品”的sign思想家，是难以在欧美产生实质性学术影响的）具有着大众文化领域内的忽悠力，文化学术初期地区易于滋生大批不耐研学而喜爱投机的“中小知识分子”，以及正是在文化学术初起地区，通过“聚众起哄”方式来倡教立说，这是最易获得“成功”的（因“信众”大多欠缺基本知识准备，故其“信仰坚实度”反而最大！）。这样，仗着人多势众到“国际场合”以最轻便方式（使本国语言成为国际“公认”语言）获得此“荣誉”（即被大会允许到国际场合关起们来用本国语言“自说自话”），即会造成集体的 “文化骄傲”和“为国争光感”！（反过来看，主办方可用此便宜方式促使自费报名者增加，以利学会扩大声势之效果，岂非最便宜的“交易”！参加者越多，就证明“影响力越大”，就可证明“学术越成功”！）。顺便指出，在是次国际大会期间我因与主办方发生冲突（对方毁约不再邀请原允诺的中方逻辑学会负责人与会，并不协助解决10位台湾符号学学者参加“中国符号学圆桌会议”的入境问题），差一点“拂袖而去”（类似于我2008年在与国际学会商谈2012大会时发觉对方突显傲慢无理而当场予以驳斥，几乎中断了继续协商之念）。结果，墨西哥主办方只在酒店大厅中安排了我们的圆桌会议，而且未提供一间会议室。（是次圆桌会议却引致不少国际学者参与并提问。包括前后会长，一位中英文流利的德国汉学家作为翻译。此事件我几年前已报道过）
几十年的亲身观察下，我相信在国际学会内部的一些颇具“符号扩张主义意识”者，都是假学术之名，热衷于学派势力扩张之徒。即使是木工和商贩也有其对本业之技术性智慧之“喜爱”，此即学者对学术话语之“喜爱”，但正如木工小贩确知其“手艺实践”之真实目的乃为市场取胜（获利），而非“为了”对手艺本身之爱，同理，市场化时代人文学术学者实践的“真实动机”同样也演变为 “市场取胜”，而非因“喜爱学术理论”（试想中外历史上，在前学术职业化时代有多少人都是无私利地在追求真实学理的爱好者呢？）。后者仅成为附带性个人收益，可有可无（有如犯人被迫劳动期间也会对操作的技术本身产生技术性钻研“乐趣”，而其为此进行技术性实践，乃因为了生存而不得不为之。此种“乐趣”并非真实的业务热爱）。几十年来的人类文明的泛市场商业化发展已经极其有效地改造了人文学者学生的“人生观”和“治学观”，读书、就学、就业乃成为一条龙线上的诸阶段，各阶段上的努力目的都是朝向于谋职取利目标的。在此社会性条件下，人文学者自然更易于屈顺学术市场化转变的大环境。国外这样的学者人生观大转变，仅仅在四五十年间就完成了，高校青年学子遂于1960年代的“貌似为集体性真理而生存”的“革命献身者群体”，演化到今日成为“赤裸裸为个人性利益而生存的功利主义一代新人”。
人文学术全面职业化-制度化后，接着就是技术化和市场化。这些“学术实践背景因素”遂体现为诸多学术以外的影响性、支配性因素的出现。学术界和职场界各有不同的制约性制度化因素，二者的合力遂成为导致人文学术朝向职业功利主义化发展的决定性力量：聚集学界势力，宣传学派声望，占据权威山头，经营诸山头间的“合纵连横术”，以最终达到“国际共管”、“互利双赢”之目的，这岂非是全球化时代市场竞争化在人文学界内的必然衍生后果？他们最后看重的则是在学会中学者本人和本派人占据的地位和大会参加者的人数问题（作为衡量帮派势力大小之指标）。这些“资讯”最后均转输到国内学界和单位作为自身和本派成就的“凭证”。我甚至于不能完全排除其中个别人明明知道“个中究竟”而偏乐意为之，因其根本兴趣本不在于学术认知之提升，而在于借助于“学术渠道”以达成职业化市场上的准商业化收益目标。而多数认真参与者的情况则更难以“恭维”，因为这样一来他们岂非某种意义上成为了“学术上的自欺欺人者”？如果他们真地相信符号学这么“伟大”，而且其“信仰”还建基于一个“有血有肉的”大符号“sign”之上，有如历史上不少教派对于“本派象征性标志”的崇拜，他们就成了“学术型‘教派信徒’”。的确，存在着不少sign迷拜者，他们围绕着这个词一生打转转，真以为自己在干着什么学术大事件，从而暴露出了自己理论认知方面的深度肤浅性，盲从性！【不过，又是受时代功利竞争主义观念之赐，职场人只要权势在手，还不是成了“我说自己第一就是第一！”，试看哪个商家打广告不是自鸣“天下第一”的？】
我承认，自从我最初令他们惊诧地加入了这个大家庭后，甚至于一时加重了一些无知老外的“学术自信心”：“连远在异国他乡的东方人都在艰难的条件下刻苦专研此学，并如此费心费力地要将其传播到东方去”，可见“符号学”本身的学术性价值有多大了。但他们哪里知道我的想法与他们竟然甚少共同之处！这就是为什么一旦我的真实想法“暴露”了，即会遭致其中“鲁莽者”的“攻击”（在2004年北京国际研讨会和2008年南京国际大会上我均经验到并当场“回应了”洋人的“愚昧性傲慢”。自然我也照例同样“尴尬地”需要反过来处理国内主办方生怕“搞坏了国际聚会场面”者的顾虑心。）“符号迷拜”的愚人作用的确不可小觑。多少才智有限却以为在此领域发现了可大展宏图者，遂成为时代人文学术理论泡沫化发展的参与者。上述与我“隔空交手”的老外曾经为另一老外编辑了一本反映毕生成就的论文集。后者一定要我作为中国人为他写一段扉页广告称赞语，我在一连三次婉拒之后，考虑到日后“学术联谊”的需要，也就最后勉强凑了一句（因为我根本不认可其“哲学符号学”方向）。尤其是，该编辑者在编序中竟然称作者为x国“最伟大的当代哲学家”。此一提法不仅明显不符该国学界实际，而且再次暴露了该欠缺基本哲学知识的该编辑对于何谓“真正的哲学”欠缺基本理解。正是在此事件中了解到该编辑的无知与狂妄，我才会在2012年如此迅即对其“再次无知表现”给与公开回击，以纠正国际符号学同仁有关南京大会宗旨之视听。后来，又在该符号哲学家一再要求下，以及碰巧认识一位在美任教的中国外语工作者有意通过翻译哲学类联系来增加理论翻译经验，我遂介绍两人联系并翻译其一部符号学导论作品。（考虑到这毕竟可以向国内读者介绍该地区符号学学术实况之一）等到中译本完成，该人又通过译者要求我为其写一篇序言。此时我只得果断谢绝了。我从此一系列事件推断出，这位不久前已过世的该国著名符号学哲学家的一个极具代表性的治学特征：在学术商业化、职业化时代，基于个人主义人生观形成的“自我学术认知”中含有着多么大的水分！【该类自我夸张态度，岂非正源于该人不在该国哲学界“工作”，却一直留在“符号学界”工作，才敢于借助国际学派声势凭空拔高自己的学术水平吗。其人又在东欧解体后热衷于到该长期隔膜于现代西方哲学的苏东地区去“谈西方哲学”。此例并非孤证，而是在符号学界颇有一些“不敢”到主流学界谈理论却宁肯留在大多数人不搞哲学理论的符号学界“谈理论”！这就是实用主义人生选择策略之一？】。无论如何，不难明了为什么，sign崇拜和“符号学教”（请允许我如此调侃一下）特别易于成为人文学术全面商业化、市场化、职业化时代中“行之有效”的学界流行品牌。实际上，“它”反而成为了阻碍人文科学现代化发展的、颇具其负面性的“学术庸俗化利器”！这样的副作用之所以值得主流学界关注，乃因此类新学科虽然“名实不符”，却可借助于学界商业化生态和媒体界新的技术性条件加以煽发，以增强其文化学术界的“知名度”（商品畅销度），后者足以对于广大欠缺经验的学界青年产生学术评价上的误导，并反而可因此肤浅的煽发而“真实地”掩盖住人文科学理论在朝向真正科学化发展中的学术缺欠性和革新必要性。【同样的，在国际现象学运动中我们可看到类似的倾向，即所含单词“现象”（phenomenon）可发挥类似的“引生情绪性信仰”功能，从而可用之来强化学术派系的聚合力。而“分析哲学”则难以产生这样的附带作用，因为意涵明确的“分析”是动词，不易发挥“符号”与“现象”这类象征性“实词”的情志因素刺激作用】
“符号帝国”名号，即使后来被视为或具有调侃性或具有讽刺性的名称，却始终隐约地、“幽灵般地潜伏于”国际学会几十年，成为支持其职场延存的精神力量（时代的学者人格矛盾在于：大家依仗着早先创学大师们的学理之名号为学，却具体遵行着职场市场化的规则；其情态正如同今日国际现象学思潮一般！）。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因是，他们人为地用此“无限扩张地盘主义”将各界“大师”名号纳入（仅仅纳入即可，人人可背上一串大师名号，却极少人继续创造性地、批评性地深研其学，发展其学）。在此集体学术浮夸的基础上，却在另一层面上（社会交际性的聚众结势层面）玩弄着党同伐异和广告宣传技巧。由于至少是潜在的这种“假借跨学科之名行其扩大势力之实”的心态作祟，在学术方向上自然采取着“多多益善、高低不分”的成员资格开放性，一切学会政策得失均衡之以“参与人数的多寡”。有鉴于此，自从我着手促进中外符号学交流活动起，最关心的则是防止学会内蔓延的“非理性主义思潮”对国内初起的人文学界产生负面传染作用。不过，实际上最担心的是：海外学会的“功利主义作风”可能助长国内对口方的“拉帮结派”之风，国内外双方，如果利用此“符号帝国”商标相互煽发和变相“结盟”，就可能导致海外学界的帮派势力最终间接地支配着国内合作者的学术方向与风格。这就直接与我长期以来为之努力的人文理论正向重建事业相互抵触了。符号学首先就是促进跨学科的平等横向合作，为此任何一科的“权威”（主事者）都不应企图“支配，领导”其他学科的“权威”，否则合作事业根本无从谈起。海外学会的所谓跨学科活动徒有其表，根本形成不了诸主流学科主力间的诚心合作，所以最终被压缩至按照职业化原则（而非学术性原则）形成了一个组成庞杂的“符号学学科”，从而断送了其真实的跨学科理论交流之路。尽管促进跨学科事业的平等合作在世界各地都很困难，其主因固然是出于既定学科分类死板化的限制，而学术职业化引致的学术山头主义和权威势力膨胀，才是更为直接的原因：学科主事者生怕“横向合作”会消弱自身在跨学科活动中原有的本学科内的“势力”, 此种势头又是根植于今日学界的个人主义的。但是当此类努力扩大到国际规模后，就会变本加厉发展，即当国内人士得悉这也是国外学界的共同趋向时，跨国合作将必然变成“跨国山头势力合作”（“合作共赢”，学界霸权共享等），其策略必定导致学术上的“党同伐异”之势无限蔓延。如此，符号学的真正跨学科努力将必付之东流！
2012年南京国际符号学大会的最终举行，由于上述学界“以学谋势”的国际格局，一方面成为国内外符号学队伍“合流”之契机，同时逻辑地也成为我长达数十年推动人文科学理论跨学科努力的终结。这也是我与国际学会长期以来“貌合心不合”最终分道扬镳的、个人整三十年（从1982参加多伦多符号学夏令营开始）参与国际符号学实践历程的终结。终结的本质在于国际学会长期采取的职业化功利主义和我本人遵奉的符号学理想主义二者之间的本质分裂性（虽然表面上是认识了的分裂性，但本质上是价值观的分裂性）。其中国际学会最大的障眼法和自欺欺人术为：宣传以人为方式虚构的“符号学单学科”为基地进行的任何活动都算是在进行“跨学科符号学”研究。因为，如常规单学科学者对于他学科没有深入研究而仅在肤浅层次上进行所谓“跨学科研究”，必然产生华而不实的、形式主义的、杂乱无章的拼凑型学术。三十年来，我在不同场合均宣表过我所主张的“符号学实践观”【例如在：1988京津地区符号学座谈会，1992/1996年在台湾台湾大学、辅仁大学、中兴大学、文化大学、佛光大学等校哲学系、历史系、比较文学系推动符号学思想；1997年与逻辑学界组成的墨西哥大会上的中国符号学圆桌会议；2004年在里昂大会上与中国逻辑学会和台湾外语界组成的中国符号学圆桌会议；2007年与南师大外院在芬兰组成的中国符号学圆桌会议；2008年在首次南京大会上将川大符号学人士介绍给国际学会并促成川大和南师大符号学的合作；2012年与南师大合作举办的国际大会；数年来与南开、华东师大、贵州师大等中文系的“符号学活动”；以及多年来与浙江大学、中国社科院、北京师大历史学院、西北师大马院、兰州大学社会科学院、西北大学中国思想史所、海南大学人文中心、贵州大学哲学系等机构的哲学、史学、文学、社会学、宗教学等等举办的学术活动等。】然而，正是在2012大会举办之际，我竟亲自见证了本人以往数十年宣传的跨学科符号学理念是如何被彻底“瓦解”的。以往，我反复和中国逻辑学会同仁（特别是与前会长周礼全先生）说明为什么符号学不可能仅建立在逻辑学单学科基础上；后来我也曾经与中国外语界、中文界、和比较文学界人士反复谈，为什么不可能仅以外语系和文学系等单学科（更谈不到根本算不上正规学科的“媒体学”了）为基地来凭空发展符号学，除非所谓“基地”仅只是作为多学科交流的公平组织者，即甘愿为各学科“服务者”，而非“学术领导者”【我曾向若干符号学组织者单独多次宣扬过“蔡元培范例”，即不应以（在国内）个人突出学术成就、或以（在国外）个人“搞钱能力”来作为人文学术组织者的资格，而应以公平聚拢不同学科优秀学者的“组织力”并为其诚心服务，来作为“跨学科学术领导”的资格。简言之，不是以你个人的“学术水平”来压服他科学人的学术水平，来“领导”他学科的精英们。否则就是在通过“搞跨学科合作名堂”来变相“辟疆扩土”了】。因此，当一开始须以单学科作为组织基地时，跨学科方向的活动就是将“学科带头人”的单学科权威性身份，改变为诸学科间的公平跨界组织者的身份。符号学活动的“带头人”，意味着“公正组织者”，而不应意味着要在本学科形成对他学科的“跨界”学术“理论领导”力或跨界控导他科学人的势力！各学科的带头人各有长短，凭什么要由一个学科头头在本学科理论领域来“领导”其他学科的理论实践呢？不过，时过境迁，全面反思后也得承认，我的中方合作者之所以不愿意做我不断呼吁其做的“学界蔡元培”，并非完全是其本位主义作祟，也许是基于学术体制化本身的客观限定性。对此，我只能间接推想，而直接的判断经验尚且不多。另一个事后反省是：为什么在2012以前我曾经“成功地”运作过一个真正跨学科、跨领域、跨地域的“中国符号学论坛”，几年来还曾获得过不少单位学界带头人的合作？看来那是因为我提出的真正跨学科理念并非不被诸科带头人所认同，而他们因体制限制之故，自己难以牵头罢了。因此，本身不具有任何“学科权力”的我本人，反而可在一定程度上履行“纯粹学术交流、聚会组织者”的功能。【早在1988-1989年我们在筹办京津符号学学会时，作为倡议者的我本人首先宣布：在未来的学会中本人将不担任任何职务，仅作为学术性顾问。后来南开大学哲学系一位主任答应承担组会任务而（通过张智庭先生告知）明言条件是：他须成为学会的负责人。这是明显地要以哲学学科“领导”其他学科的学术精英（这是堂堂哲学家者在公然地“就地开价”！）。我当即表示反对，我的原则是：参会者须包括人文科学各学科，公平选举负责人，负责人只是纯粹组织者，不具有任何其他特权。结果筹划失败。后来到了国际学会上，才知道几乎人人都想“以权谋私”，即通过其作为组织者的方便性来某种程度上实现其“影响和控制”他国、他科学术的愿望！】当南京大会结束后，立即出现了某种以外语界为主的诸符号学团体的“准联合” 组织。表面上这似乎是在南京大会激发下中国符号学事业的发展，实际上不过是原有外语界诸组织的扩大化经营，即本质上仍然是以单学科为基地的所谓的“跨学科”学会。实际上它至今与人文科学界其他主要学科的主力没有任何关联【也永远不会有任何实质性联系，因此也永远不可能对主流学术产生任何实质性影响。哪个有志气的学科学者不能自己钻研符号学文献，非要通过某个“学会组织”来搞符号学呢？就国外经验看，特别当一些学会组织的主事者们自己根本不认真研究、也根本拿不出什么高端学术作品之时？】。这样也就不可能真正推进跨学科的符号学学术事业。况且外语界还含有自身的组成性特点：它连“单学科”都不是，不过，“外语训练”虽不可能成为一个“学术性学科”，却当然是职场内的“职业性学科”。“学科”一词的两义性，在我们的符号学发展事业中遂发挥了它的积极舆论影响作用。而当由多学科组成的国际学会及其维持的符号学运动多年来正在朝向“组建‘单一符号学学科’职业圈”发展时，双方的“学术职业性运作目的论”竟然产生了一种“相互认同”作用：职业性组建的“符号学领域”遂被解释为一个“国际符号学学科”的可操作性身份，虽然这样的“领域”与中外人文科学主流没有任何重要的关联，甚至于成为实质上阻碍真正的跨学科符号学事业发展的一个“以紫乱朱的障碍”！有一点是绝对肯定的：与我的符号学理念不同的前中外合作者所经营的“符号学”，既然甘愿成为一个封闭自存的职场本位主义领域，也就永远不可能影响到国内外主流学术界【我一直劝说各科符号学组织者勇于承担真正跨学科的组织工作，理由之一就是：如果只在本学科内运作所谓“符号学”，你将永远不可能与主流学科理论界进行对话。因为，你的“学会凝聚力”是基于学科职场化共利原则的，他学科学者自然无法“分享”你这种“学科本位的集体谋利原则”！结果，“符号学”就蜕化为一种永远止于学科内部的一种“成员互利游戏”！】。自然，你可以通过职业制度化和国际交际术“抢占名号”，但一位严肃学者耽于此类“沽名钓誉”游戏有意思吗？中国学者以为获得了国外亚流学术组织的“加持”就真地自以为个人的学术成就获得了“国际承认”吗？其中含有多少虚夸水分以及背后又含有多少“算计因素”，想到过吗？
于是，有鉴于海内外均属“事不可为”（早知国际学会的实情，不过是借其为实行本人宣导真正跨学科符号学的“行为艺术演员”罢了！），我只能模仿“概念股”和“行为艺术”模式，满足于继续在国内外学界提出“符号学理念”本身，不断为之正名，以供其后有识者参考。我所谓的“理论符号学理念”（我在国际学会刊物上称之为“符号学-2”；最近我进而明确宣称，符号学-2必须脱离国际学会的符号学-1而开始其与人文学术主流理论积极有效对话的任务），这包含三大主要方面：a）学者心术学（作为我的仁学和阳明学研究之附带结论）为基础之基础（用“以学求真”态度取代全世界人文学理界流行的“以学求利”观）；b）人文科学发展大方向之认知（作为正确跨学科方法之框架；如本人在西北师大讲演中提出的“西学理论研习三段论”）；c）一门新学科理念：“中国国学符号学”专门领域“概念”之提出。
7）文明冲突论的更深背景
尽管外在的历史变革千姿万态，中华传统精神文明几千年积累下来的主体精神生命形态（其直观形式为古代抒情文艺）始终在不同程度上潜在地连续延存着，客观条件一旦具备即会“春风吹又生”。在当代中西人文学理交流活动中，中方的此一民族性倾向也会适时地流露出来，并本着学术天下为公原则期待于国际学人的善意理解和理性应和。这正是本人四十年来参与中西人文学理交流中一贯具有的态度。当此一交流行动遇挫时，总以为是源于文化差异或业界个人的利己主义，为此或者曾尝试启发其“理性良知”，或者曾企图说服以“共利原则”。在一般的事态中也的确往往可以奏效。然而直到2012年南京大会之前我才将类似体验做了“大胆提纯”，即几乎难以令人置信地碰触到了当代中西学理交流中的最内在的“铁板”：不同文明史形态上的等级意识障碍。按照国外流行的多元文化观，表面上的“文化平等主义”其实掩盖着一种史地场域的传统性区分。国外高校中的所谓多元文化观其实仅只相对于今日水平起点甚低的大学阶段而言。多元文化舞台从来不需要涉及高端理论思想层级，正如今日海内外所谓“东方文化”主要指宗教性、物质性、民俗性等大众性、物质性文化，并非指理论性、学术性、思想性的高端精神文化【海外众多根本对于中华古典一知半解者，动辄自言代表着“五千年文化”，此一自欺欺人惯习之所以“行得通”，既因老外对于中国历史一无所知，二因大多数华人业属科技工商，对于本国古典也是一知半解。而此二者都可因其带着一个“外”字，反而便于任情忽悠，反而阻遏了人们对中华精神文化真实价值的认知可能性】。国外高端人文社会科学界的共识当然是西方中心主义的。按照古典视角，可以说的确如此，因为三类“科学理论”（自然、社会、人文）均起源于西方文明传统。当自然科学及其理论已被非西方学人充分掌握后，或者当“科技工商文化”已为非西方世界高度掌握后，其效果不仅也有利于西方社会文化本身的未来共同发展，而且归根到底，科技工商成就会被老外视为一种泛技术类的社会文化成就，后者并不涉及高端人类价值信仰和历史意义等精神思想性层面。为什么他们将莎士比亚和牛顿在价值评估上并列，为什么他们把柏拉图和康德等视为惟西方文明特有的理性精神价值的最高创造者？一般来说，物的文化和心的文化对比中，后者更相关于人类和民族的灵魂，更为其高级知识分子所看重。如果一个民族只有“物力成就”，那就等同于机器人世界的成就。此精神性灵魂的中心虽包含着自古以来的信仰习俗，但更包含着在其之上建构的理性思想的“上层建筑”（体现为现代人文科学）。况且事实是，百年来的世界现代化历史大体即西方文明的物化文明扩展史，直至晚近几十年非西方文明地区的现代人文学理研究才渐上轨道，而其最佳发展形态显然不过是对于西方学理的亦步亦趋而已。（其中最发达者包括印度和日本，东南亚地区在这方面则还谈不到有所规模）
现代符号学运动的出现突然将此一人类文明史发展前景的观念本身改变了。一来，跨学科的方向也直接预示着以学科本位主义为基础的现代西方人文科学本身的发展也自动“降级”，因专业深化本身不再能够成为绝对有效性标准，而横向理论沟通事业则意味着专家们的认知力有待“横向集体补充”，即专家们，哪怕是哲学大师们，其知识体系也是不可能完备的；另一方面，西方符号学理论家最近以来才认识到，符号学的跨学科含蕴着一个丰富无比的跨文化“历史分支”，这却是他们根本无从指导或驾驭的领域。一向以来，他们生存于“视而不见”或“掩耳盗铃”（非指贬义，而是指兴趣关注面的下意识片面性）：在此领域跨文化符号学当然要“服从”于跨学科符号学的，因为后者必须从前者获得其理论指导。这是对的。但怎么知道东方后来者不能迅速获得这类高端理论知识呢（有如在自然科学领域上可证明者），一旦社会现代化的眼光扩大到掌握了传统文明现代化的全方位性时？而当西方的同行有朝一日突然意识到他们长期以来在国际学术交流实践中其实“大意了”，即发现其东方同行已然在此本来绝对由西人獨擅的人文理论界也正在取得长足进步，并正在将其创造性地汇通于本传统学术中时，才较切实地“感觉”到了东方同行正在向他们展示着一个已然现代化的思想理论“新大陆”。尽管此新大陆尚处于其作为“概念股”的初始阶段，但如东方后起者有朝一日能以西人正在丧失着的“人文真理激情”急起直追，并今已初露进展之端倪时，怎么不会突然产生怅然有失之惑呢？在此也就暴露了全球化时代的世界“高级人文学理事业”中隐藏着本不该有的“文明间的价值观竞争意识”。
从中华精神文明立场看，人类文明史上的理论精神全球化汇通立场，实源于其远古仁学的“天下学”精神，今日介入国际人文学理交流活动也正欲贯彻本身传统上信奉的“人类学术大公”态度。然而历史发展的新阶段，恰恰时当西方人文科学理论发展遭受科技工商全面阻击而趋于滞后时期，人文学界经受着市场化、职业化的全面“改造”，其本质是功利主义和商业化的。此一趋向当然是与两大文明古典时期的以学求真理念背道而驰的。但是西方合作者长期以来（由于非西方世界对其人文学理的自愧不如，表现出一种急于屈顺的态度）的习惯性“理论自信”，有朝一日突然面对着一个有着几千年文明历史的（不是自然生存史的）“合作方”（对手方？）。后者出于科研有效性的需要，要求着国际合作方式中应在理论上“平起平坐”，前者遂（按照其当前信奉的个人主义和功利主义）感觉到一种来自中方的“精神思想挑战性”。就我的国际学会合作经历而言，国际同行们在长达五年的犹豫时期后，终于相信了将国际大会如此带到中土来还是对他们有利的。于是2012大会的筹办正式展开。感谢中外双方组织者当时对我的信任（这也是我乐意参加办会合作的基本条件），最后均采取了基本由我构思的大会学术议程方向和主题划分。不过在最后协商过程中，在一个总标题设置的技术性问题上，再次流露了对方隐蔽的“私心“。他们反对我提出的“东西文明对等交流”的提法，而建议改为后来采取的“世界文明交流”的泛泛提法。我最初的建议是从纯粹学理交流角度设想的：在人类历史上，在西方文明之外唯一可与其在学术思想上“一比”的，当然只有门类包罗完全的（古今与中外，理论与实践）中华精神文明传统。这两大精神文明的学理交流才是人类人文学理全球化发展的真实对手方。但是，他们当然也有道理，并再次证明了此国际学会主要是一个“职业性团体活动”，而非“高端理论思想交流论坛”，从而预示着学会本身固有的理论讨论低端性和学术发展局限性。此外，在来往联系中（由于我几十年来与老外学者交流的体验）我可真切感到对方真正的“动机”是：不愿意承认中西精神文明价值对等的历史事实。特别是当眼见大多数国际学会与会者所使用的理论知识的确都是来自西方的时。而我所构想的南京大会则是全球化时代前瞻性的，是要向西方带头的世界物化文明世界显示：人类人文科学理论的发展应该受到同样的重视，中华精神文明含蕴着深厚强大的理论思惟的历史性潜能（不过是尚待开发而已，而这并不可能由西方汉学界或东方各国初起的符号学界来承担），人类未来人文科学发展必须促进西方理论传统和中方历史文化传统的异质性汇通，用以构建未来全人类的人文科学新形态。南京大会的意义就是展望此一“人类精神文化之前景”。如果没有这样的深刻意涵，我怎么会有兴趣参与在中国大学里为老外们办个大party的活动呢? 虽然我明知道各方参加者与我的想法未必相同，但各自可以通过大家共同参与的同一国际聚会事件来“呈现”各自不同的“事件解释学”。
除此之外，我积极于参与组织两次南京大会还有一个相关于国际符号学发展方向的动机在。虽然促使国内学者关注各种西方理论为大会目的之一，但更主要的目的还是相关于西方同行的，即要向老外们展现着两个他们所欠缺的知识维面：国际符号学学会的理论家们大多出身于哲学系，我通过议程设计令他们意识到他们应该增加与本国西方哲学主流界的交流，而非“躲在”人为营造的“国际符号学界“自留地内来宣表其“成色未免斑杂的”准哲学性议论（言下之意，特别是对其历届学会负责人而言：你们的西方哲学素养是不够的！）；一个更具体地想法是提醒他们：真正的“符号学理论”应该是跨学科方向的理论创新，而非依附于现成流行哲学势力以期在大多数不搞理论的符号学家中间“做理论”（特别是向不少几十年来疏略于现代西方哲学的东欧俄国符号学家们展现现代西方哲学理论）；另一个是，请他们谦逊地、公正地“容许”、“鼓励”他们不懂也无从介入的“中国古典学术文化符号学领域”的形成，有朝一日在国际学会中发挥积极创造性的作用。【现在回顾，那时还残存的对国际学会的“包容性”、“东西学术交流可行性”的愿望，今已彻底消失，因为今已判定：他们根本不具备基本学术资格为此！】
当我把他们“引入”中土学界后，当他们经历了欣喜和反思的犹豫后，同时也是经此事件“看透”了我的真实动机后（他们的个人主义共识把人人都当成了个人主义者，可以说根本不懂得什么是仁学治学精神：并不是任何中国读书人都是会被老外牵着走的！），终于断定我绝非他们的“适当引介人”之类，反而有可能会是“降低”其自信心和公信力者（其实我不过是期待他们成为“国外的蔡元培”而已，但他们的个人利己主义已然根深蒂固，“见贤思齐？”连门儿都没有！）。其实，如前已述，早在南京大会开会前，比利时一处新兴符号学中心即因与我发生符号学观点上的严重分歧而全体放弃了前来参加南京大会的计划；在该次学术观点冲突中，我和该刊物主编所争执的是关于西方符号学理论方向的问题，他们还以为时至如今，中国人文理论家只能像留学生一样对其亦步亦趋呢！一些老外学理投机分子则看准了大陆的崇洋媚外“软肋”，意图借此操纵他们认为更“忠实的、更无经验、但更有经营办法的”中方合作者，于是发现我这样一个曾经被他们看作“引介人”者，竟然突然成为了他们的“绊脚石”。因为他们慢慢发现，只要是洋面孔出现处，就可能会被中方高看上一等，但我却从来把他们的资助和参与视作他们本有义务支持人类共同的学术发展事业，并非可理解为：一方是“施予者”，另一方是“被施者”。
至于要借助南京大会来象征性地展现中国和世界人文科学发展方向的想法，听起来如此虚夸不实，却是一次与双方合作方共同实现的“行为艺术”。老外群体的出现作为西方人文理论学界的代表，即使他们个人的学术水平在西方主流学界看来层级不高【所以我试图邀请哈贝马斯前来担任主讲人为其在礼貌的回信中所婉拒[1983年我曾在慕尼黑对其访谈有关德国解释学问题；1996年时他还亲自为我写介绍信，寻找其他研究项目机会]；其实即使他如到来，也不过是以其“高知名度”本身可更有效地发挥当前西方理论总代表的象征作用，而非真地要以其哲学作为当前西方哲学之典范，更谈不到中国哲学事业要以其学理为方向了】。多年来与他们来往当中，我从来没有介绍过国际学会带头人本身的什么学术成就（他们也不好意思麻烦我，因为他们知道我翻译过其作品的西方学者的水平远比他们为高），我还生怕国人误以为他们的学术本身就是西方学理之典范呢。当然，几十年来，也遇到不少正派老外学者，他们会公正地看待他人对自身西学理论的批评，或给予观点不同者以发表异见的机会（自然拒绝刊发观点不同的文章之事，则更属常态）。但问题是，跨学科-跨文化方向的理论论述，纯粹因为东方语言和历史知识的局限使其难以判断深浅高低；而更为困难者在于，如果打算以东方学术经验的现代化发展来“补充或校正”西方理论时，他们对之将更感困惑。我由此进一步确信，现代化的中国人文科学理论发展必须立足于本国学界（当然是就理念而言），而不可能在国外学界深入展开。这一意见的贯彻，却又首先要求中方学者能够真实返归传统仁学治学观。我们今日宣扬的新阳明心学，根本上是一种“学术实践心术学”。我甚至于在南京大会的发言末尾真地向西方同行提及此一观点，并提出他们从来没有听说过的“王阳明”大名。虽然他们根本不可能把握其意义。况且没有几个老外理论家会承认其本身“治学态度”有了问题，然而我对此真可以写一40页论文向其论证他们自己都意识不到的“社会性的认知前提局限性”。当然，没有任何一家老外刊物会刊登这类文章，实际上，他们避免刊登任何有具体对象的批评性文章。他们从来不承认什么学术心术学之类的东西。他们都是法制社会的“合法公民”，学术生活上一切依法竞争行事，却意识不到其合法行为依循的规则性本身欠缺着一种主体动机机制（良知机制）作用。正是此一实践主体性欠缺，成为他们克服职场制度性羁绊的最大障碍。 在我离开IASS时最后一次大会讲演中（2014），我的论文在一较高认识论层次上对学会中直接依附于哲学传统的理论家们提出了根本性警告，包括对学会唯一公认的基本理论“大师”所做的根本性分析：即对已故意大利艾柯的以语言哲学为基础的理论方向，以及对符号学理论界的 “海德格尔本体论幼稚病”（更不要谈哪怕在国际学会内部并无实质学术性影响的西比奥克生物学符号学了），进行了公然批评。感谢索菲亚新秘书长公正地将我的讲稿收入大会文集【我不得不记起以往多次被西方学者们因立场不同而违约排除于会议文集的若干往事。此次我作为二十几位国际学者中唯一一位非欧美人的论文被收入所谓“master 系列文集”，而本人的学术立场则是直接批评当前西方主流理论方向的。至于后来他们确信我非可如外语界人士般对其盲目信从而开始对我“疏离”，则为后话。值得一提的是，Semiotica会刊主编肯于预先发表了我文，而索菲亚论文集的正派主编其后又的确按照规则将我的文章与欧美作者的文章并载于同一大会文集中，卒使我对西方理论主流进行批评的文章得以发表】，使我对学会主要理论家们的偏颇方向予以批评一事，我将其视为自己对国际学会的一次重要贡献【又是根据老外们根本不懂的仁学“诤友之义”】，尽管其启迪作用要待长久之后才可能显示出来。因为现在的国际人文教育程式都是对学者人格与思考方向加以“预制化训练”的，目的正在于使学子按照学界权威制定的规则去“有效思维”，所谓“有效者”，乃指其可有效于“沿学术市场化就业轨则”以顺利获职取利之谓。
我在论文中（以及最近在公开信中））向国际符号学学会建议的调和办法是用“符号学1”和“符号学2”区分学会中两个不同的学术活动领域。“一般理论”（符号学-2）代表着更专门的符号学理论探索（其起源的确基于哲学，但它必须在掌握哲学后在跨学科方向上“超越哲学”），应将其从国际学会分出，鼓励其积极介入诸主流理论学科之内进行更复杂、更高端的新的理论思考。“部门符号学”（符号学-1）作为所谓各种“学科符号学”当然可继续在国际学会内加以推进，不过应该克服目前一种倾向：不少人企图在人为形成的、华而不实的“单一符号学学科”领域内活动，而非在某常规主流学科基础上进行跨学科的研究。换言之，即使是部门符号学也本应是由各部门（学科）专长学者进行的跨学科创新活动，而并非仅只在（学界机会主义者努力宣表的）所谓单一符号学学科内进行的特殊研学。不幸，后一倾向在当前国际人文学术职场竞争主义环境中正在迅速强化，以至于按照“竞争逻辑”不得不将“符号学”弄成了一个“职业化的单学科”。【因此国际学会的主体实含两大部分：诸部门符号学学者和新兴“单一符号学学科成员”。】
因此今日国际学会中一些机会主义组织家在运作着三类各不相同的“符号学实践”，除一般理论家外，在“单一符号学学科”名下包含着两套并不相同的参与者。一套是以常规学科为基础的部门符号学学者，另一套则是不以任何常规学科为基础的新兴“符号学职业家”，后者企图不以任何常规学科为其知识准备而欲凭空快捷成为专门的“符号学专业家”。不过平心而论，我又得退后一步承认，这样的国际学界的客观趋向有其“存在”的“职业化生态学上的”理由：如果这样一个人为跨国构建的职业化交流平台，可有助于参与者各自在职场提升其利得，又有什么“错”呢？按照“职场哲学”，任何在学术市场上行之有效的学术形态，都是合理合法的（符合实用主义人生观和治学观之要义），即使其“学术生产品”始终存在于主流人文科学理论之外。因此，面对着几十年变化甚多并构成驳杂的“国际符号学界”名号，真正适当的辨析态度应是：二者应该分道扬镳，各行其是。古言：“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人文学者自然应该是各自选择不同的实践轨道，不应、不可“不着调地”杂聚于一个超大国际团体中失去了正确前进的方向。其实，本文所谈的符号学国际学会文化现象的问题，特不同程度上，不同方式上，存在于其他人文科学国际团体中。全球化时代的国际人文团体，处处都存在着“学术求义”和“学术求利”的二分法现象。本文的衍伸旨意应该是强调，今日国际人文学术交流集体中，均应关注一个同一团体内的不同学术实践方式的“功能性区分”的问题。
8) 结语
本文从现实人文理论实践文化角度讨论海外主流的负面倾向，颇多涉及学者个人学风问题，这些实际学风特征都可印证于现实学术生活的因果分析结论中，似乎可从中引致一个基本的总结论：一切都源于商业化-技术化时代造成的学者个人主义人生观之作用。其实，本文的主旨仅仅是就社会文化表层立论，并未扩及、深入到当代人文科学生态的完整机制及其各个相关层次上的相互制约网络上加以综合分析。根本而言，当然是“存在决定意识”，即“客观存在之结构”决定着个体的心行倾向。就此而言，可以说明，为什么从高标准判为“聚众谋利”的学术行为往往并非学者个人的“有意识行为”，而是“下意识的自动化行为”，即可归之于一种不意识地自发反应：他们在制度化的程序中生存，只能按照既定轨道网络向前行进，职场化学者不可能、无意愿首先进行主体的自由选择思考。虽然他们不是真正的“自由学者”，而至多是“在既定‘选择题’框架中进行‘自由’选题者”，但他们在意识界的确仍感觉到自己是走在职场制度化的正途上（遵行国际人文学界场合上通行的“政治正确”）。执着于有效顺从外界规范与轨则而疏于或放弃自我行为反思，这也应该说是今日国际人文学术职场内的一种普遍倾向。
在此客观条件下，即使从认识论-方法论这样的较具体的学术实践层来看，海外哪怕是大人文学者、大思想家、大理论家们，其行为趋向也是相当地“有前提的”或“方向上被‘预制’的”，而他们对此并无“自知之明”。一个简单明了的解释是：现代逐渐强化的学术实践制度化使得任何学科专业训练过程都是“程序与内容方面双预制的”，他们自小被训练成遵守学科专业的既定程序，而这些诸专业程序网络都依存于、决定于学术圈外的社会性、市场性的更深、更高、更广的决定性制度化条件网络。现代西方人文科学理论的长处是专业内的深刻化和细腻化，而其短处就是学科间、界域间的“人为的边界固化”。这就是为什么，诸多善于专业内理论逻辑编织的理论思想家们的各种社会与学术的现实判断，以及他们在诸多层次上的逻辑推论，看似如此“思维严密”，而当衡诸于各种现实客体时，反而会“错得离谱”， “幼稚地离谱”。一方面，他们在任何客观现实界中的问题判断往往纰漏百出，因其主要着眼于追求本身话语的内在协适性，却不顾其与客观现实的相符性，而另一方面，他们又放弃了未来展望的理想性和超脱学术文化市场化制约进行创造的反思性。明明是已成为市场化时代泛资本势力的多层次的受控者，却误以为（往往对此不自知）独立自由的个人主义者【当代国外人文理论家们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实乃“精致化地被决定主义”】。全球商业化文明大趋向，必然成为沿着物力资本决定论逻辑进展的社会大趋向。在此局面下人文学者个人如何可能不蜕化成广义的“趋炎附势者”呢？
就人文学术世界而言，“现实界”与“理想界”相距甚远。对于人类人文学术思考而言，既须扣紧“眼前诸类‘可触’现实”，又须远眺“未来诸类‘预测’前景”。这也是本系列文一开始所关注的分析系列文之总题：中华新仁学应该兼顾现实基础与宏观视界的辩证性思考逻辑。有鉴于今日国际人文学术走向惟势是求、惟利是图之际，所谓中外学术交流在理想界上岂非正是有关是非标准和人生目的上的原则之辨？如果人文科学不朝向理想的客观真理前进而是朝向现实的得失成败目的前进，那就当然会以盲目“追求国际标准”最称快捷，于是就根本不必考虑自身学术的高低是非问题，一切照旧崇洋媚外即可。因此，中国人文理论家，如能本传统仁学之人本主义的（深植于人性本身的而非依附于外在力势的）伦理人生观，在有效应对国际学术现实的同时，开拓本精神文明体固有的宏观视野，前进中以期：既能脚踏实地（现实），又能眼眺山峦（理想）。为此目的，首先应强化提升独立自主实践的主体性，为此，国际标准只能是参考之一，甚且应该是主要批评对象之一（因其重要，故须批评；而非将其故意高抬后加以廉价利用），绝对不能将自身的人文科学建设事业简单化地挂靠到世界人文科学的现成轨迹之上。此一“战略”不仅不是轻忽国际学术，恰恰是为了更深广、更切实地掌握国际学术，因此我们须要超出国际人文学术理论惯于自我掩盖缺失的基本趋向，在区分了其正误高低之后，得以更准确地理解和运用国际学术之积极成果，为此则必须体察：惟达至“主体性之坚实”，才能把握“客体性之实在”！ 【2018-3-10 于旧金山湾区】 (责任编辑：李幼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