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学）人本主义伦理学和符号学的未来

——南京第11届国际符号学大会上的大会发言

（2012年10月7日）

李幼蒸

本文包括：

1．台湾大学外文系蔡秀枝教授为李幼蒸大会发言所致引介词

2．李幼蒸的大会发言全文

3．李幼蒸的大会闭幕式致词

1

“引介李幼蒸先生的大会发言：

‘人本主義倫理學和符號學的未來’”

蔡秀枝

    各位尊敬的貴賓：

    今天這個場次的第一位演講者為國際符號學學會副會長李幼蒸教授。李幼蒸教授對於符號學在國內與世界華語文區域的引進與推廣，扮演著極其重要、而且不可取代的角色。他所翻譯的作品與著作種類甚多，而其所涵蓋的內容，包含現象學、符號學、結構主義和詮釋學等各方面，讓眾多華語文讀者對西方哲學與文化有進一步理解，同時也引發大家學習與採用符號學作為方法論研究人文科學的風潮。經由他熱誠、奉獻與持續不懈的努力，符號學在華語文地區因而得以風行、同時也豐富了許多積極尋求現代方法，以解決其各自問題的知識份子的心靈。1990年代，深刻考慮到以哲學為中心的基本教義主義的限制性與排他性，李幼蒸教授在學術與公眾閱讀領域內有了第一次的轉向——從哲學轉向更為完整的、立基於機構性泛語意分析、以跨學科為導向的符號學理論。此後，他主張以古典認識論的態度，面對現實的諸多層面，例如：歷史、文化、社會與學術現實，並重返原初符號學實踐對科學與理性的訴求。近年來，持續不斷強化研究實力與批判分析能力，並將之擴展到當代人文科學的許多項目上的李幼蒸教授，開始了他的第二次轉向：此次，是由學術體制內泛語意分析跨步邁向以人為主的倫理學。這個新主張強調知識分子必須了解，他們對增進人類福祉的社會責任，以及他們的探求與立基於以符號學和詮釋學為導向的跨文化歷史理論的新人文倫理學之間的關係。

    今天李幼蒸教授將與我們分享他有關新人文倫理學的主張。他的演講題目為：〈人本主義倫理學和符號學的未來〉。歡迎李幼蒸先生。

  （2012，10，7，上午，引介者以中英文双语先后发言，英文稿从略）

2

（仁学）人本主义伦理学和符号学的未来

（南京第11届国际符号学大会大会发言稿）

  此次南京国际符号学大会，作为历史上第一次真正的全球化符号学大会，将成为系统地重新检讨和重估现代符号学运动的一个论坛；论坛将同时反思现代符号学运动百年来的成绩和缺点，并在此一思想上扩大的环境内考虑如何更具创造性地继续推动国际符号学前进。众所周知，在各种具体人文学术领域内，当代一切应用符号学研究已然取得了显著成就，并已成为我们毫无异议地予以继承和发展的基础。在符号学领域内至今仍然成为问题的则是所谓“一般符号学”或“符号学理论”。至于为什么一般符号学对于我们始终具有重要性，至少存在有两方面的问题。首先，一切现代符号学实践都或者相关于哲学理论或者相关于语言学理论；其次，当前符号学的思维方式相关于人文科学的全局。换言之，考虑到其起源和未来的发展，符号学的问题是与一种更具一般性的理论背景相联系的，后者又直接规定着符号学本身的“身份”和前景。这就是“一般符号学”何以在过去几十年中始终成为国际符号学活动中的中心议题之原因。此外，一般符号学的重要性也缘于这样的事实：在国际符号学学会（IASS）的学术经验中，也一直存在着许多不同方向的一般符号学理论，这类基本理论的分歧性要求我们对其进行不断的澄清。此外，当IASS的活动扩展到非欧美地区后，特别是当其扩展到中华文明地域后，一般符号学的身份问题甚至于变得更具有重要性和挑战性了，因为这些问题直接相关于中国传统人文学术的现代化发展方向问题，后者又直接相关于中国学界如何深入理解当前西方人文科学理论现状和前途的问题。

  本文企图根据当前中国的思想学术的和历史的背景讨论若干关键性问题。大致来说，本文包括三个部分：A．对一般符号学的再定义问题；B．保卫科学理性的问题；C．面对全球商业化、职业化局势论述重建伦理学主体性的必要性问题。

     A．关于符号学的新概念：学术全球化时代的符号学和符号学成分

  符号学的本质在于从不同的现代学科中寻索更适当的、相对独立的理论因素，并将它们在各种专门设计的研究项目中重新加以组配。这也就是所谓的跨学科方法论实践。跨学科方向的本质其实就是科学化方向的展开；此一趋向非常类似于我们在自然科学的发展中所看到的情况：自然科学的进步主要体现在各专门学科的内部深化和诸学科间的横向沟通二者交相为用的发展过程中。人文学术中类似的科学性进步的一个方面，因此首先也应体现为克服传统学术系统内的制度性藩篱，而此系统长期以来都是通过传统哲学式理论加以控导的。不难理解，当世界上不同的人文学术传统相互交融时，此一跨学科实践的必要性即会成倍地强化，其表现就是跨文化符号学的产生。因此我们说，当前跨文化符号学开始了现代符号学运动的新时代，它要求着创造性地强化跨文化方向的跨学科学术实践。此外，在现代西方社会人文科学世界内，过去几十年来，我们也看到了空前发展的跨学科学术实践趋向，其典型表现即为当代结构主义运动。这两种不同的人文学术跨学科趋向的强化，已然改变了当前全球化符号学的图景。首先，基本改变了的符号学情境迫使我们有必要重新定义符号学学术，此一事实一方面阻止着当前符号学在职业化竟争条件下倒退至单学科的发展方向，另一方面也阻止着符号学重新反归某种哲学理论以作为符号学的理论基础。此两种逆反性的符号学活动的直接结果似乎均内在地倾向于导致符号学坚守着实际上过时的、僵化的传统符号学定义：符号学为关于记号或符号的研究。实际上，当前符号学实践的多方面演变已经使其不再能符合此一基于语言学和记号历史学的符号学定义了。今日的符号学理论的前沿发展使我们认识到：符号学已成为有关一般语义学生产和交流学生产的形成、运作和实行的、“被制度化的”（institutionalized）及“使制度化的”（institutionalizing）综合机制研究。此一符号学定义的更新建议，反映了本世纪全球化人文科学的一般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发展现实。或者，换言之，符号学实践应该被看作是全部世界人文科学事业的组成部分。正是因为二者之间具有此种内在必然的联系，符号学今日才可能具有如此重大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意义。因此，符号学实践意味着人文科学的科学现代化历程中的一个划时代的转折点。这才是我们大家不远万里来到此金陵古城进行学术交流的意义所在：我们在此要处理的是现代符号学运动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这类大方向的问题。

  按照此一更具灵活性的符号学新定义，符号学可以说包含着两个不同的层面：一个是更为具体性的、策术性的、方法论的、运作性的程序方面，这正是今日在各部门符号学内广泛应用的各种符号学分析法；而另一个是更为一般性的、抽象性的、认识论的、策略性的模式方面，后者则相连于人文科学的全体情境，后者既包括西方的也包括东方的人文学术传统。

    B．保卫理性：后现代主义是全球商业化时代的典型哲学观

  上述符号学的新科学任务首先要求在其理论实践中维持和强化一种充分的理性精神。当前符号学运动的第一原则就是保卫理性精神，此一理性精神今日应该理解为在跨学科、跨文化的变化了的学术世界内所体现的一种多层次、多维面的理性系统，而不应再简单化地理解为传统的、简单化的、自然科学式的单维理性模式。换言之，对于科学理性的不断强化的要求应该在区分高端理论层次和学术职场内应用性理论层次的框架内加以实现。就此符号学更新的任务而言，我们不应局限于当前符号学理论职业化模式内所实行的运作方式，如果后者已经表明在促进我们真正的科学研究项目方面较不具有创造性的话。我们甚至于应该认识到，当前跨学科、跨文化的符号学学术使我们有可能，根据人类全部思想史资源所建立的新型多维理性原则，来重新组织我们的符号学策略学。

  在人类历史上，两千多年前出现过两次不同的重大理性精神始源：前基督教的希腊人本理性主义和前儒教的先秦人本理性主义。希腊理性主义体现于其逻辑性的思维方式上，先秦理性主义体现于其人本主义的伦理学经验主义中。前者后来转化为不同的展开阶段，包括其种种近代西方科技文明类型；后者，尽管具有其复杂的历史变形，却始终“曲线地”表现在其丰富持久的文化思想史中。理性的基本特点即其科学性，此科学性包含着原始理性精神的两个必要的组成部分：逻辑性思维方式和经验性现实对象。应该说，这两个因素一直包含在西方科学实践中，除了涉及到作为实践者的主体性领域问题之外。

  当我们说符号学是一种科学时，也自然应该以此两种基本理性原则为基础而加以检验。我们在今日检验、反思、再建合乎时代发展要求的新符号学理性时，应该勇于越过百年来积累的符号学实践惯例而上溯至理性主义之原始型态，并据以重新组配我们的新符号学理性型态。换言之，我们不应该机械主义地、功利主义地拘束于现成流行的诸符号学学派所提供的现成学术模式。为此，让我在此列举四种人类理性精神的最高历史型态：

  1．实践归纳性经验主义理性原则，主要体现于近现代英国思想史中；

  2．演绎逻辑性的系统理性原则，主要体现于近现代德语国家思想史中；

  3．社会与文化层面的实证主义理性原则，主要体现于近现代法国思想史中；

  4．人本经验主义的伦理理性精神，主要体现于中国古今文化思想史中。

  以上前三种理性原则均可不同程度上溯源于古希腊罗马思想传统，其近现代历史上的典型表现即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第四种理性原则来自中华古老文明传统，而且今日显示出了一种奇特的“现代性”：即它可以并应该与前三种理性原则相结合，以形成更完全的人类人文社会科学理性运作的基础。换言之，以上四种理性原则可成为符号学和人文科学理论的现代化发展的指导原则。质言之，人本主义伦理学为人文科学理论提供了一种经验性的和真正伦理学的理性精神。此种经验主义导向的人本主义伦理学，先天地不具有任何超越论的（神话学的、形上学的、虚无论的）因素，足以充分地与各种科学理性运作相协调，并为各种科学理性实践奠定人本主义价值学的伦理学大方向。当然，这些理性原则本身不应该与这些理性原则表现于其中的具体历史内容相混淆。今日我们更应该按照更适切的学术实践智慧，选择性地、辩证组配地，有效运用这些相互关联的理性原则，以使其产生充分的科学实践力。例如，在哲学作为一个职业整体内，其不同的部门包含有各种有用的理性因素；哲学作为一个传统学术制度机构和其所包含的各种科学性因素二者是不同的学术性存在。当我们说符号学理论的“对立面”是“哲学理论”时，我们所说的“哲学”是指哲学学术传统整体及其各学派的制度性整体，而绝对不是指其所包含的各种重要的科学理论性因素本身。符号学理论和哲学理论的辩证关系，几乎是未来符号学理论发展的关键所在。不言而喻，符号学对于哲学传统的最大警惕性表现在哲学的形上学和形上本体论部分内。我们始终需要注意一个极其重要的事实：自然科学的顺利发展首先表现在其彻底排除了传统哲学的形上学和本体论教条的努力上。我们或者可以这样说，我们应该将包含在哲学学术中的科学理性因素和植根于传统学术框架内的哲学制度化格局加以区分。按此，我们必然应该将今日西方人文学界内各种后现代主义的本体论修辞学从科学理性方向的符号学实践中加以排除。顺便指出，任何后现代主义的虚无主义或极端相对主义已经成为中国新时期人文科学现代化前进的主要理论性障碍之一。

  如果选择性地运用上述四种理性原则作为我们的人文科学实践基础，我们就更能够保证符号学的和人文科学的现代化学术实践的理性大方向。于是，人文科学，及其组成部分符号学，即可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相互一致，因为它们均采取了类似的理性原则，并以俗世化世界现实和经验主义逻辑为基础。科学性实践的本质即是朝向现实和逻辑。如果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不允许任何超越性因素进入其组成内容，人文科学也应该同样采取此种态度，因为只有采取这种现实主义的理性态度，学术实践才能够发挥效用。难道人文科学可满足于自身长期以来欠缺效用而使自身听任大有效用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力势之左右吗？当德里达反对“人文科学”概念本身时，他实际上就是在反对科学精神本身；他想通过使人文学术“艺术化”的方式来彻底颠覆人文学术的理性主义，并从而使“人文科学”永远不成其为科学，也就是因此而使其不具有任何思想的和实践的力量。

  符号学和人文科学的理性主义现代化的主要障碍存在于两大思想根源内：存在论的虚无主义和窄化的科学主义。前者倾向于使符号学看起来像是艺术性游戏，而后者倾向于使符号学失去其真正适用的人文理性因素。简言之，后者机械性地按照自然科学的模型来构想符号学问题。二者各以不同的方式损及符号学和人文科学的真实的理性潜力。结果，客观地说，二者所反映的薄弱理性思想倾向均可服务于全球化时代商业技术化势力的物化支配。

  C．为主体性辩护：在人文科学世界重建伦理学主体性的逻辑必要性

  以上A节和B节的讨论都有关于重新认识符号学实践的身份和性质的问题，而本节C则是关于一种符号学的实践论的；也即，如何组织我们的学术性努力以实现上述理性任务？全球化的技术商业化世界的当前条件，是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正常发展一致的，却是与人文科学的理性化目标具有着本质上的歧异性，而符号学正是人文科学自我改进的主要理性武器之一。在此完全商业化的世界上，一切学术性职业都不得不遵从市场化的支配规则。因此，人文科学学者和符号学家们，生存于这样的职业化世界内，自然倾向于放弃传统哲学的追求客观真理的人生观，取而代之的是追求纯粹职业性成功或物质性利得。此种在社会层面客观上固定的倾向，是在结构上违背于促进人文科学理性化发展的科学性目标的。因为科学实践正意味着追求客观真理目标。这是我们对当前符号学运动进行认识论反思中的另一个侧面。人文学者生存于不同的人生哲学之间的冲突性张力场中：究竟是为追求真理而治学还是为了追求名利而治学？另一方面，我们必须清晰认识到，当代西方哲学潮流的共同特征是摆脱或瓦解主观性理论和主体伦理学。在当前技术性支配的社会逻辑的压力下存在的理性的和非理性的思想方式，却都采取着相同的反主体性的认识论立场。反之，按照人本主义伦理学，如无主体性自足域的存在，失去主体意志力的学者就必然也失去独立的价值学选择能力。此外，同样按照人本主义伦理学认识论，主体伦理学层面和社会客观性道德层面分别属于不同的理论性和实践性领域。简言之，在伦理学中存在有三种不同的范畴：个人幸福问题，人际间公平正义问题，以及对待前二者的主体个人的态度学问题。后者正是属于主体性伦理学范畴的。因此，从逻辑上说，我们不可能排除作为一种“态度伦理学”的主体伦理学。中国历史上的人本主义伦理学，在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地创生了和保持着一种主体伦理学的实践论智慧，此一东方历史性、民族精神性的智慧学，于此人类新世纪伊始，竟然突现于人类人文科学现代化改造的普适性目标之中。人文科学的现代化学术实践首先需要学者本身的一种主体态度学革新，因此需要一种主体性伦理学，以提供学者一种足以独立掌控其学术方向的主体伦理意志力。

  海德格尔，作为上世纪首屈一指的人类理性之敌，毕生怀抱着摧毁胡塞尔理性主义现象学的野心，而令人遗憾的是，甚至于如此众多的西方现象学的哲学家们也会为其本体论修辞学所误导。更有甚者，竞连许多胡塞尔学专家们也倾向于忽略了胡塞尔学所内含的主体性伦理学意义。事实上，胡塞尔在还未达到其最后伦理学阶段时曾经提前企图为伦理学提供一坚实的逻辑学基础。尽管胡塞尔对于历史现实、政治现实、甚至于社会道德现实都还欠缺有效的体察，却已准确地认识到没有坚实的主体性意志，伦理学就不可能成立。

  有趣的是注意到，在古老的中国历史上出现过一种另类的伦理学主体性“理论”，一种直观的和实践的“理论”，所谓王阳明心学，其基础根源于前述中国先秦人本主义孔孟伦理学。按此学说，伦理行动的真实动力，存在于人的真实觉醒或一种伦理性意识的“触发”（Affektion）中，而并非存在于纯理智性知识实践中。换言之，王阳明心学确实探讨着如何可以形成一种真正有效的主体性，它足以实现独立的伦理性选择；或者换言之，按照此心学，没有此具意志力生产性的活生生的主体性，伦理学实践是不可能发生的。顺便指出，我们可以借此机会指出，西方学界信奉的古典理性主义伦理学信条---康德的“绝对命令观”，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都是不可能成立的：按照中国仁学人本主义伦理学，只有少数人才可能实行真正的伦理性选择（“好仁者稀”），而多数人的道德行为都只能是通过外在政治、法律、社会等制约性条件才能够维持的。而这些能够在人文学术领域达到伦理学理想主义的学者们，正是今日我们期待于人文科学理论学者的。主体伦理学不再能被设想为应用于社会大众层面，却是必须被设想为应该实行于人文科学理论实践层面。可以说，今日没有此种主体伦理学，就没有人文科学理论的真正科学化的发展。的确，在人文科学理论内部不存在客观的真理标准，但在学者主体内肯定存在有对待科学真理的态度学的客观标准。如果人文学者偏好于职业性成功而视人文学术真理的探求为可有可无，他当然也就甘愿于受到社会市场竟争化机制的控制，满足于成为一名成功的“商人化学者”。

  胡塞尔和王阳明，根据不同的思想路径，均追求着真正有效的伦理学主体性。此种主体性方向的伦理学，在今日学术职业化、商业化大局下，似乎正辩证地恢复着其传统的精神力量。此一态势的动力不是来自西方学者们简单化的社会改进愿望中，而是相当逻辑性地来自人文科学理论科学化改进的客观必要性中。此种伦理学的必要性由于直接相关于全球化时代人类人文科学理论重建的必要性，从而使其具有了一种实践学的科学性。此种伦理学要求今日更突出地表现于符号学运动之内。学者为什么而治学？为集体真理还是为个人名利呢？这才是今日人文科学世界普遍存在的最为关键性的问题。

  按照“重读胡塞尔”口号，我们企图强化胡塞尔学的主体性探讨，而同时通过跨学科的符号学认识论来排除其形上学、本体论的教条主义；按照“重读王阳明”口号，我们企图通过符号学-解释学的理解方式，排除儒教主义的社会性和学术性意识形态，以使得一种历史上证明为有效的主体伦理学获得现代化的思想活力。有趣的是，正是当前符号学认识论迫使我们将人文科学理论和主体伦理学再次联系了起来。我的发言结束了。

（2012年10月7日上午宣读于南京第11届符号学大会，作者译自英文原稿）

3

南京第11届国际符号学大会闭幕式发言

李幼蒸

  从技术上说，中国符号学研究与许多其他国家的符号学研究相比，还很薄弱。但是我们可以实事求是地说，中国符号学在不久的将来必将成为最重要的符号学大国之一。在许多其他国家，符号学仍然相当于单一的学科，而在中国，从理念上说，符号学将扩及和深入一切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包括古今中外各域。中国，除了其35年来在物质性建设方面取得的巨大成绩之外，不久之后必将也应参与世界高端思想理论交流。

  符号学世界在两个运作层面上由两种思想力量组成：种种学科内的策术性程序和跨学科的策略性程序。此种学术性混合的存在一方面为符号学实践所要求的一种自然现象，另一方面也成为符号学活动内部学术性分歧的根源之一。此种符号学倾向，由于当前不断增加的职业化竟争和制度化发展，而趋于强化。这种新的学术学的社会情境迫使我们重新考虑符号学的本质何在，也即：为什么要有符号学？如果，在对其主题范围加以窄化之后将符号学变成众多独立学科之一，这只不过相当于名目上的更换而已。例如，如果我们今日把认知科学当成符号学“本身”的组成部分，这正相当于我们在现代符号学历史上一向对语言学和逻辑学所采取的同样做法那样；我们可能因此而面临着某种范畴学的混乱。是的，所有这些科学学科都是重要的并可成为现代符号学世界的组成部分之一；这意味着它们的专门知识在上述策术学层次上均可成为众多符号学研究项目中有用的工具之一。然而这些有用的相关学科本身本来就是常规学科世界内的独立成员，它们并不一定要求“加入”符号学大家庭内的学术项目。如果将这些自身组织完备的学科称作符号学世界的主要部分，反而有可能促成符号学内单学科中心主义的发展，也就是会倾向于以其单学科倾向影响符号学内各种正当的跨学科方向的探索。此处所谈种种，并非要贬低这些符号学相关独立学科本身的学术重要性，而是关注于符号学运作中的不同策术学之间的策略性安排合理性的问题。显然，上述学术运作二分法中的策略性部分主要相关于那些本身内容特别要求跨学科处理的传统人文学领域，特别是非西方的传统人文学领域，因此这类学科类别含混性将会因此而造成更消极的学术后果。传统人文学术，由于其构成上较少具有科学性而特别适宜于成为今日符号学研究的主要对象。归根结蒂，符号学实践的目的正在于澄清语义学的和构成性的含混性。因此，不言而喻，当前符号学实践的中心任务即在于处理与跨学科探讨有关的项目。后者特别为传统人文学术的现代化目标所要求，例如哲学，历史，文学，艺术和宗教。不同于上述现代化的科学学科（如逻辑学，语言学，认知科学等，它们肯定在各自固定的渠道内正常发展着），现代人文学术仍然包含着它们的传统上语义学的和构成性的复杂含混因素，这种古今混杂的特点使得人文学术极难对于解决人类基本精神问题和思想问题提供有效的知识性手段。因此，尽管过去几个世纪来科技工商大为发展，有关人类生存中价值和信仰的问题仍然难以获得有效的解决。新世纪伊始，我们迫切需要一种更合理的/现代化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用以改进和革新我们传统的人文学术系统。

  在几百年的学科专深化发展之后，人文学术正面临着一个要求彻底调整自身发展方向的全新时代：即强化横向的或跨学科的知识交流。如果这一断言正确，此一重大任务正好落在符号学的肩上。“符号学”只是一个名称，它可被用于任何内容。如果我们想要不嫌多余地用其称呼一种已然正规存在的学科，此一定义必然使其远离上述真正“符号学的”精神；但是，如果我们用其称呼此一更具综合性的学术革新实践论整体，那么就可使其与一远为重大的人类精神目标联系起来：在全球化层次上促进人文学术的现代化。符号学作为推动传统人文学术革新的中心力量仍然处于其开始阶段；它并未太老，而是仍然年轻。让我们国际人文学者共同努力，从各学科深化和跨学科沟通这两个角度来追求我们的符号学理想主义。

  此外，此次成功举行的南京国际符号学大会还包含着一种附加的历史性意义：它是在最古老的文明地区之一举行的，此一地区刚于百年前告别其漫长的封建主义历史时期，进入了其现代化历程。它极其需要一种新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来进行民族精神和思想的建设。可以说，我们的符号学对此目标提供了进行多方面贡献的可能性。

  现在，作为国际大会和中国符号学论坛的设计人之一，让我向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张杰教授和国际符号学学会会长塔拉斯梯教授表达真诚的感谢。发起于6年前的此一大会动议，如无他们的长期创造性的努力与合作，是不可能在当今复杂的世界局面下成功举办的。也让我对一向致力于国际符号学学会和中国符号学合作事业的两位荣誉会长波斯纳教授和维塔教授表示敬意。

  让我们感谢南师大大会筹备会的工作，筹备会在张杰院长、辛斌、严志军副院长的领导下顺利进行；我们特别要感谢筹备会的顾晓梅老师、季海宏副秘书长和王永祥秘书长所付出的辛勤努力。

  最后，谢谢从世界各地不远万里前来南京参加大会的符号学学者们！

  ～～～～～

  在辛斌副院长作大会总结发言前，请允许我建议我们的两位国际符号学大会荣誉会长（德国）罗兰-波斯纳教授和（奥地利）格罗利亚-维塔教授上台发表简短感言，借以显示国际符号学学会长期以来致力于学会和中国符号学学术交流的历史连续性。

（2012，10，9，上午。作者自译自英文原稿）

〔李幼蒸，1936年生于北平，1959-1978年间居家自学，1978年考入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现代外国哲学研究室，现为旅美独立学人，国际符号学学会副会长，南京师大第11届国际符号学大会筹备会顾问，中国社科院世界文明中心特邀研究员，贵州师范大学仁学研究所顾问及特聘教授〕